【史要】“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蒋介石二次“下野”；南京“珍珠桥惨案”；“国民党四届
一中全会”……
却说，“宁、粤、沪”三方各自忙于各自召开国民党“四大”之时，东北的局势更是恶化了。
“国联”建议的“拟将锦州一带划为‘中立区’”的《方案》，闹腾了一番后却没能落实；所拟组的“国联调查团”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迟迟未见组建成行。
而“日军”却因此加快了侵华的步伐，打算赶在“国联调查团”来华前，将整个“东三省”侵占，以造成既成事实、迫“国际社会”认可。
于是，“关东军司令部”一面派遣铃木美通的“第四旅团”沿“北宁铁路”西进，一面则已着手制订《进攻锦州的方略》，为“攻打锦州”做准备了。
本来，驻在关外的“东北军”有十万之众。虽然，“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为侵华需要向东北有增兵；但至此，“关东军”的总兵力还仍只有四万；所以，“中、日”两军相较，本应仍是中国军队占有绝对的优势。
但由于，张学良为建所谓的“中立区”，原驻于关外的“东北军”已有几支撤入关内；此时，留驻在辽西走廊上的“东北军”已只有张廷枢的“步兵第十二旅”、孙德荃的“步兵第十九旅”、常经武的“步兵第二十旅”、张树森的“骑兵第三旅”及黄显声的“公安骑兵总队”等为数不多的几支部队了。
如此一来，“东北军”在关外原有优势也就没了，锦州的情势显得堪忧。
眼看着“东三省”被“日军”蚕食将尽，国民党各派却只忙于内部的争权夺利而仍置东北于不顾；同时，还传来了“‘东北军’开始向关内撤军”的消息；如此一来，非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已失，而今连锦州也有危了，整个“东三省”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至此，“国人”终于识破了“蒋介石所谓的‘忍痛含愤、逆来顺受’，是在愚弄人”；其实，蒋介石及其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压根儿就不想、也不敢“抗日”。
因此，“国人”再也忍不住了，满腔爱国热忱、血气方刚的“学生”更是义愤填膺。
于是，以北京的“学生”为主导、各地“学生”呼应，又纷纷组团赴南京“请愿”，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学潮”掀起了。
蒋介石见“学潮”又起，恐难收拾；赶紧致《电》张学良告诫：“锦州关系东省存亡，万勿大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
因为，张学良十分敬重蒋介石，对于蒋介石的话可谓是言听计从；且“撤军”之事，经顾维钧劝阻后已停止。于是，张学良也赶紧“回复”蒋介石，言：“辽西与锦州仍有‘东北军’驻防，不会再失。”
蒋介石得此“回复”后，遂授意向社会辟谣，指出：“有关‘东北军撤出锦州’乃谣传，不可以讹传讹。”
同时，《宣称》；“欲在锦州设置‘中立区’是日本提出的，如若‘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欲以此谎言欺瞒“国人”。
然而，“东北军”已从锦州撤回了部分驻军是明摆着的事实，如何瞒得了？因此，请愿的“学潮”仍不息。
而此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见新的“学潮”来势汹汹，唯恐冲了他们的好事。
于是，赶紧于十二月五日再次下达《禁令》：“禁止结队到南京请愿，无论何种团体，如有意见欲陈述于政府者，均应书面交请当地行政机关或各校校长转呈。”
然而，这些《禁令》怎阻得住已是热血沸腾了的“学生”？
就在“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禁令》当天，“北京大学”组织的三百余人“南下示威团”已抵达南京。
“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抵宁后，即与已在南京的“学生‘请愿团’”汇聚；从“中央大学”整队出发，在南京城内举行游行，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立刻出兵抗日’”。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早有准备；已《命》“‘南京卫戍司令部’出动了一千多名军警”，欲“以武力驱散学生游行队伍”。
结果，在成贤街、浮桥一带，“学生游行队伍”被“军警”冲散；“学生”与“军警”冲突中，有三十三人受伤，并有一百八十五名“学生”被捕；从而，酿成了轰动全国的“一二·五事件”。
“一二·五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大’学生”，并对“南京国民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行径进行抗议。
“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闻讯“‘北大’学生遭当局迫害”后，立刻召开“声援大会”，并组织了三千多名“学生”前往“南京卫戍司令部”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唯恐事情闹大，也至“南京卫戍司令部”劝说“放人”以息事宁人；见劝说无效，已年过花甲了的于右任甚至于跪求了。
如此，“南京卫戍司令部”迫于各方压力，只得“将被捕‘学生’释放”。
十二月九日，上海“学生”邀请“‘北京大学’学生代表”许秀岑和“‘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代表”江学乾来沪《报告》“一二·五事件”经过。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陶百川唯恐因此会激起上海的“学潮”，打算来个釜底抽薪，遂派“特务”将许秀岑秘密拘捕了。
陶百川的卑劣行径，立即激起了上海“学生”的无比愤怒。
当天下午，上海的“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法政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学生九千多人包围了“上海市政府”，向“上海特别市市长”张群提出“不许压迫抗日运动，释放被捕‘学生’”及“惩办幕后主使陶百川”的要求。
张群见群情难抑，只得将许秀岑放了；陶百川见势不妙，吓得赶紧逃往南京。
而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也被新的一波“学潮”吓得如坐针毡了；唯恐各地的“学生”涌至南京难以对付，赶紧由蒋介石亲自下《令》铁道部“禁止‘学生’来京”、“如不能劝阻，宁可停运”。
然而，“学生”仍冲破阻力、纷纷从各地涌向南京。
十二月十一日，又有“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平铁路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学院”、“中国学院”、“北平市立女一中”等二十余所院校及“留日归国学生”共两千一百多人，组成“北平各校学生南下救国示威团”也乘车抵达南京了。
此外，陆续到达南京的还有来自上海、武汉、广州、天津、济南等地“学生”。至十二月十三日，各地先后到南京“请愿”的“学生”已达两万多人。
各地的“学生‘请愿团’”汇聚南京后，即到“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并要求见蒋介石，欲当面向他质询。
蒋介石岂敢接见，赶紧溜走；“请愿团”空等了多时，没能见到蒋介石，只得怏怏散去。
“南京国民政府”见阻止不了“学生”来京，遂改变方式，发表《通告》诬称：“青年学生，举动逾当，已被敌人利用。”
并以“国内之纪律秩序，不辞任何之牺牲，必须保持；如有违反，政府当本其职守以制止之”等语相恫吓，欲以此唬住“学生”。
然而，“学生”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如何唬得住？每日仍有大批“学生”到“中央党部”等机构“请愿”、抗议，令这些政府机构几乎瘫痪了。
如此一波高过一波的“学潮”，令已感精疲力竭了的蒋介石更是喘不过气来了。且在此时，忽又传来“驻在江西宁都的‘第二十六路军’发生‘兵变’”的消息，如晴天霹雳更令蒋介石惊愕了。
原来，驻于宁都的是孙连仲《任》“总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该部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第八路军”，“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战败，该部被蒋介石收编改为现番号。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将“第二十六路军”派往江西参与对“中＊共＊苏区”的“围剿”。
“第二次围剿”时，“第二十六路军”有一个旅在“中村战役”中被歼灭，军心已是大撼。然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仍《命》其“进剿宁都”。
但当“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三次围剿”被迫停止后，别的部队纷纷后撤、退到“苏区”外围了，蒋介石却要“第二十六路军”仍留驻在宁都、宜黄等地与“红军”对峙，这令该部将士深为不满。
而此时，因“‘日军’大肆侵犯‘东三省’，国内掀起了一波波‘抗日救亡’浪潮”；“第二十六路军”将士也要求“回北方去‘抗日救国’”，但却遭到蒋介石拒绝。
因而，“‘第二十六路军’将士”中也开始滋生“反蒋”情绪了。
且该部“官兵”来自西北，不习南方水土，此时营中疫病流行、死亡时有发生，更令军心日渐不稳了；而宁都距中＊共＊的“苏区”中心瑞金较近，留驻该地的“‘第二十五师’官兵”的情绪更易受“红军”的政治影响；因此，孙连仲请求蒋介石“将驻留宁都、由其兼《任》‘师长’的‘第二十五师’移驻别处休整、以防不测”。
然而，蒋介石仍不允。
孙连仲的请求被拒绝后深感无奈，遂将“第二十五师”交予“第七十五旅旅长”李松昆代理指挥，顾自离赣赴沪“治牙疾”去了。
而此时的“第二十六路军”中，已有中＊共＊党员袁汉澄在军中开展“兵运”，并与时《任》“第七十三旅参谋”刘振亚及由其发展入党的“第七十四旅三营一连连副”王铭五等人组建了特别支部，由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任》“组织部长”、王铭五《任》“宣传部长”。
谁知，中＊共＊在“第二十六路军”中开展“兵运”及成立“特别支部”的情况被国民党安插在该军中的密探侦获，即向蒋介石报告了。
蒋介石获《报》后，即于十二月九日《密令》：“立即逮捕刘振亚、袁汉澄、王名五三人。”
不过，这份《密令》落到了刚于两个月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手中。赵博生获此《情报》后，立即告知刘振亚。
情况如此突变，刘振亚处惊不乱，即与赵博生、袁汉澄、王铭五等人商议；决定“趁‘第二十六路军’将士对蒋介石怨声载道、且“总指挥”孙连仲不在军中之机，采取果断措施、举行起义”。
决定起义后，袁汉澄赴瑞金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报告情况。
“中＊共＊‘苏区中央局’”获知刘振亚等人准备在“第二十六路军”举行起义，即表示同意；并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人到宁都城东南的固村，就近与起义部队联络并予指导。
同时，又《令》“红一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王良、“政委”李赐凡率部进至宁都、广昌之间，以策应起义部队，并牵制驻于广昌境内、蒋介石的“嫡系”朱绍良部。
与此同时，赵博生则以“联合‘红军’抗日”的大义，对热忱于“抗日”的“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和“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进行策动，希望能争取他俩随同起义。
果然，因俩人对蒋介石“只打内战、不抗日”也早已不满；所以，都表示“愿随赵博生起义”。
于是，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的“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的指挥下，以董振堂的“第七十三旅”和季振同的“第七十四旅”为主力，在宁都举行起义了。
时日下午，起义军包围了设于宁都苏家祠堂内的“第二十五师师部”。
时在师部的“代理指挥”李松昆猝不及防，听到祠堂外枪声大作、知道情况不妙，赶紧翻越墙头逃跑了。于是，起义军没费多大劲就将“第二十五师师部”占据了。
且因，李松昆逃走后，顿时军中无帅了；因而，无所适从的将士即都听命于时《任》“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了。
于是，时《任》“第七十五旅参谋长”边章五即响应起义，并将“第七十五旅”控制了。
因此，宁都起义甚是顺利；只在围攻“第二十五师师部”时稍有枪战，别无大仗。
至此，包括“第二十五师师部”在内的驻在宁都的国民党军十一个团共计一万七千余人，几乎无甚损失地全部随同起义后归附“红军”了；所以，“宁都起义”可谓圆满成功。
“宁都起义”成功后，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三个军，“第十三军”由董振堂兼“军长”、邝朱权《任》“政委”，“第十四军”由赵博生兼“军长”、黄火青《任》“政委”，“第十五军”由黄中岳《任》“军长”、左权《任》“政委”。
蒋介石闻《报》“‘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而深感震惊了，赶紧派其“黄埔弟子”、时《任》“第十八军军长”陈诚陪同孙连仲飞返宁都、欲行弹压或阻截。
然而，待俩人返抵宁都时，起义部队早已扬长而去、进入“苏区”难以阻截了。
“宁都起义”对于蒋介石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且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蒋介石本已处于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窘境，闻此惊讯后更是心灰意冷了；于是，干脆撂下这副烂摊子一走了事。
于是，就在“宁都起义”后的第二天即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正式宣布“下野”；然后，于当天下午偕宋美龄悄然离宁，又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去韬光养晦了。
蒋介石“下野”走人后，倒是让孙连仲免了被究责；只是，“宁都起义”后的残局得由孙连仲自己收拾了。
好在，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与关树人的“骑兵第四师”驻在别处没有受损；因此，“第二十六路军”的番号仍被保留。
于是，孙连仲招抚旧部、欲重整旗鼓。
然因，“宁都起义”毕竟使“第二十六路军”折损了近两万兵力；所以，重整后的“第二十六路军”虽是保留了原番号，但只得缩编。
因此，孙连仲将“第二十五师”残部整编为“第七十三旅”，由李松昆《任》“旅长”。同时，撤销了“骑兵第四师”番号；将该师的祝常德旅改编为“第七十四旅”，编入“第二十五师”；而原“骑兵第四师”的张华堂旅则改编为直属于“第二十六路军”的“独立四十四旅”。
如此，唯有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原封不动；孙连仲兼《任》“师长”的“第二十五师”缩编为了两个旅，“骑兵第四师”缩编为了“独立旅”。
不过，“第二十六路军”整编后、终于离开“苏区”移驻赣中，这倒算是让孙连仲遂愿了。
且说，蒋介石“下野”后，“南京国民政府”显得群龙无首，致使已甚危殆了的政局更是飘摇不稳了。
为稳定政局，“宁、粤、沪”三方决定“马上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以尽快选出新“国府”的班子，且将会期定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
然而，此时的南京城内，“学潮”仍没平息。为使“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召开时免受冲击，“南京国民政府”打算采取措施了。
十二月十六日，又有数百名“学生”到“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因此时，蒋介石宣布“下野”后已顾自溜了；“南京国民政府”中的政要们乱了方寸，无人敢出面接见“学生”。
“学生”吃了闭门羹，遂转往外交部。
然而，新《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及其“属下”也已都吓得逃之夭夭。“学生”在“外交部”扑了空后，再转向位于中山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
其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内正在开“国民党的四届一中全会预备会”；一些与会的“国民党政要”见“学生”到来，都惶恐地纷纷夺路溜走了；唯有蔡元培与陈铭枢未溜，且出面接见了“学生”。
蔡元培曾《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可谓是中国的“学界‘泰斗’”；正是自恃有此资望，以为“‘学生’应对他有所敬畏”；遂打算“疏导劝阻‘学生’”，以替已失去民心了的“国民政府”解困。
而陈铭枢凭着时《任》“京沪卫戍司令”，也就有恃无恐地陪同蔡元培接见“学生”了。
但谁知，当“学生”质询“‘国民政府’为何对日不作抵抗？为何要从关外撤军？”时，满腹经纶的蔡元培却一时答不上来；如此，“学生”认定“他与政府中那些‘对日不抵抗者’是一丘之貉”，也就顾不得其曾是受人尊敬的“学界‘泰斗’”，一股无名火都迁怒到了他的头上。
且军人出身的陈铭枢本来就没将“学生”放在眼里，见“学生”竟敢如此无理地质询一位政府要员，即予喝阻、而对“学生”甚是傲慢、出言不逊；如此，更是激怒了“学生”。
此时的“学生”正满腹怒气无处出，也就失去了理智，不由分说地将蔡元培、陈铭枢俩人拖到“中央党部”外殴打了。
守护“中央党部”的“警厅保安队”见状赶紧鸣枪示警，这才将蔡元培、陈铭枢俩人从“学生”手中救回，但俩人都已被殴致伤。
蔡元培、陈铭枢被殴后的第二天即十二月十六日，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即发表评论文章，故意捏造事实谎言：“‘学生’示威游行时，旗上有‘共产党万岁’、‘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等字样；可见，‘学生’的活动受共产党操纵。”欲给“学生”的爱国之举扣上一顶“赤色”帽子，为“准备实施镇压”制造借口。
而“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一班“要员”见蔡元培、陈铭枢被殴，顿时如炸开锅了；他们想不到，乳臭未干的“学生”竟敢殴打“政府要员”，简直是要翻天了，若不惩治如何了得？
而行伍出身的陈铭枢经历过多少风雨、却从没吃过如此“被稚嫩‘学子’殴打”的眼前亏，真是太失了颜面，胸中憋了一股气也非出不可；因此，陈铭枢与“南京国民政府”中的许多“政要”都打算“要对‘学生’运动加以镇压”了。
果然，十二月十七日，当“‘学生’请愿团”再次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时，已蓄谋镇压的“南京当局”采取行动了。
当“学生”游行队伍行至南京的珍珠桥时，早已部署在此的“国民党军警”，即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
“军警”采用了棍打、刀刺，游行队伍顿时被冲散，三十多名“学生”当场遇害、百余人受伤，六十多名“学生”被捕；其中，“‘上海文生氏英文专科学校’学生”杨桐恒被刺死后扔到秦淮河中，其状惨不忍睹。
就这样，“南京国民政府”非但自己不抗日，却对呼吁“抗日”的学生大开杀戒；从而，酿成了震惊海内的“珍珠桥惨案”。
“珍珠桥惨案”发生后，“国人”震怒了；各地“学生”和爱国“民众”纷纷举行抗议集会，谴责“国民政府”的暴行；于是，“停止内争，一致对外”的呼吁变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怒吼。
时在上海的宋庆龄闻知“南京发生‘珍珠桥惨案’”后、怒不可遏，即于十二月十九日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一文。
这次，宋庆龄不仅痛斥蒋介石个人，而是将整个国民党都斥责了；认为“国民党已经全都烂了，走到与国人为敌的对立面”，并十分痛心地宣称：“前总理中山先生创建的国民党已不复存在。”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的那班“政要”们对于宋庆龄的痛斥和“国人”的怒吼置若罔闻；制造了“珍珠桥惨案”后，又强行将其他请愿“学生”全都遣返回原地；然后，若无其事地召开国民党的“四届一中全会”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如期在南京召开。
此时，蒋介石已离开南京回奉化老家去了。胡汉民果如其言，仍滞留广州“不入京”。而汪精卫因被胡汉民将了一军，只得称“病”留在上海也“不入京”，患了被冯玉祥所讥的“政治病”。
由于，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仨人都没抵宁；因此，国民党的“四届一中全会”也就由孙科主持。
会议进行得尚算顺利，“宁、粤”双方选出的四十八名“中委”都当选了；同时，推举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张继《任》“立法院长”、伍朝枢《任》“司法院长”、戴季陶《任》“考试院长”、于右任《任》“监察院长”。
同时，先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蔡元培、邹鲁、邵元冲、叶楚伧、宋子文、阎锡山、冯玉祥等三十三人为“国民政府委员”。
如此，已被蒋介石打趴在地了的各地实力派都东山再起了，也就皆大欢喜。
且由于，“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被撤销了；因此，蒋介石与张学良的“陆海空军正、副总司令”之职皆自动被免除。
张学良免职后，改《任》为了“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而“中央政治会议”也因采取“常委制”了，不再专设“主席”；因此，蒋介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同样也自行卸掉了。
不过，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仨人都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仍是国民党的三名“党魁”之一。
如此，蒋介石须与胡汉民、汪精卫轮流坐庄了，心中当然不爽；但事已至此，只得“打落门牙、往肚里咽”，以退为进、权可如此了。
而汪精卫总算重入“国民党中枢”了，已可自慰；唯一遗憾的是，被胡汉民将了军后，未能入宁；虽是入了“中枢”，却似同“望梅”。
倒是胡汉民，终于看到了蒋介石“下野”离宁；应算是自己的“党治”理念取胜了，当可额手称庆，也就心满意足。
同时，根据“粤方”提议，另行专设了“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西南分会”等三个机构。
且其中“西南政务委员会”由胡汉民主持，成员则有唐绍仪、李宗仁、陈济棠、萧佛成、邓泽如、白崇禧、伍朝枢、龙云、邹鲁、黄旭初、张惠长、罗翼群、林翼中、傅秉常、陈融、林云陔等人。
如此，国民党各派虽是又坐到了一起；表面上看，全国的党、政复归于统一。然而，“两广”却仍维持“半独立”局面；所以，国民党内实际上派系仍存、和而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