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小学，一切感觉都很新鲜。
一个年级一共四个班，我被分在一年级（1）班。班主任姓方，是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女士。
我的学号是40（按姓名音序排列的），这个学号就跟了我六年。一开始我还不觉得学号有什么用途，但后来发现，学号的用途是用来减轻老师和科代表的工作量。比如，科代表时常会把没交作业的名单写在黑板，把学号写上去就比写名字简单多了。
开学的第一天通常都没有作业，但是到了三年级的开学就不是这么幸运了，老师把“开学的第一天”布置成作文题目。但我写的内容与学习完全无关，我写的是开学第一天的晚上和同学去了公园玩。结果我被勒令重写，我重写的完全是虚构的故事，就是说上学路上遇到同学，然后一起谈这个学期的学习计划，最后还约好一起努力达成目标，实在虚伪至极。
不过，正是这种虚伪，才是写作文的必要。
我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尽管离家很近，我中午却是在学校里搭食和午睡的。我妈应该是考虑到了当时大部分学生中午都留在学校，如果我不留会显得很不合群，就让我留在学校了。
我妈当然希望我每天中午都回家，因为学校饭堂伙食普遍比家里差。但是正因为我妈让我留在学校，我才因祸而得福，过了一段难得的快乐日子。
我们在乎的不是吃了什么，而是玩了什么。每天午饭后到午睡之间，会有那么一段休息时间，那段时间是我们每天中最开心的时间，好多游戏我都是在那时候学会玩的。例如各种由捉迷藏衍生出来的游戏，尽管在饭后乱跑影响健康，但是我们还是会拼命地疯玩。有段时间兴起足球，我们就拿瓶盖当足球踢，虽然没真正的足球过瘾，但同样很快乐。不用跑的游戏也有，就像打手和夺王位（都是猜拳衍生出来的游戏）这一类的，吃完饭也有一群人围在书桌旁玩。虽然是廉价的欢乐，对我们来说却是无可替代的。而且我们老是发明着新的玩法，这让大人非常头痛，他们要时刻提防我们弄出什么事情。
至于午睡，那才是我们最难熬的时候。年少时不知道什么是累，中午自然毫无睡意，然而要被强行睡在硬硬的桌子或者椅子上，那实在是一万个不情愿。因此，这也是我们小动作最多的时候。有时候老师还会安排一个值日生专门负责午睡纪律，记录午睡违反纪律的同学。很自然，值日生便成了我们的共同敌人，我觉得他们简直是学生中的叛徒。
我中午留在学校的日子不长，到了二年级，我妈就让我每天中午都回家了。当时也有不少人是从二年级开始中午回家的，不过我的几个好朋友都还是留在学校，所以我十分不情愿回家。可惜大人很少会从这方面考虑孩子的感受，我妈反而会觉得没有人和我玩是件好事，这样我就会少惹很多麻烦。
那时候中午是爷爷接我回家，但我老是喜欢借故留在教室一会儿，哪怕是玩多一会儿我也会很满意。但是爷爷却偏不让我这样子，每次中午一下课都会直接到教室找我，这样子我就没办法借故逗留了。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越来越不想回家，以至于下午放学我也老是借故逗留。我知道爷爷会直接上教室找我，于是一放学我便会争分夺秒地在爷爷上来前离开教室，躲到校园的其他地方以逃避回家。很快，放学后便成了我和爷爷的捉迷藏游戏。
这个游戏的结束是因为有了更好玩的东西。学校里有一个“快乐园地”，里面有滑梯秋千等等的游乐设施，要在放学后有家长的陪同才能玩耍。自从开放了快乐园地，一到放学我便很自觉地出来找爷爷，然后到快乐园地玩耍。
不过随着我长大，我渐渐厌倦了快乐园地，我更渴望自由。此时好多同学都开始自己回家。自己回家意味着可以自由地与同学玩，诱惑实在太大了，这样的好事我自然很想争取。
于是我便隔三岔五地纠缠家里的每一个大人，然而他们却担心我会出意外，并不同意。我便又故伎重演，每天放学都躲起来不愿回家。
后来我和爷爷达到了一定程度的默契，那便是到了一定时间我就会自动出来，他便不再说我什么。
就在我开始麻木变得渐渐无所谓的时候，他们突然让我自己回家。我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于是我便得以每天都和同学玩得尽兴后才回家。
很多事情都有固定的一天，小时候的我会莫名地期待着这一天，然后为此设想着无数种可能。
然而到了那一天，才发现那无数种可能能成为现实的几乎没有。
每周的星期五最后一节课是大扫除，自然那也成了我们捣乱的时候。我们会用手中的扫帚打闹，用拖把堵住厕所然后冲水，让水蔓延到到处都是。然后互相踢水，即使湿透了也毫不在乎。
当我厌倦了这种玩法的时候，我便会在别人搞卫生时溜出教室玩。然后躺在地上，感受着阳光的温度，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没有人的操场。
二年级的圣诞节，我们兴起了送圣诞卡，然后这便成了每年的惯例。初期的圣诞卡都是用手画的，后来大家都偷懒，圣诞卡都变成了文具店热卖的款式。
做工越来越精美，却越来越没有圣诞的感觉。
教室里有一个小柜子，老师让我们把自己的书贡献出来做一个图书角，然而大部分人都是有借无还，到了最后能收回的书基本没有。
就像被大人借走的童年一样，永远没法归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