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7年发生的一件大事，将普鲁士带有宗教色彩的义务教育引向了强调实用知识、重视国家民族和公民道德的国民义务教育正轨上。它产生的思想土壤是启蒙运动后的民族主义和国民教育思潮。直接原因是1806年耶拿战役中，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带领的军队，不敌拿破仑率领的法军，惨败收场。随后于1807年签订的《提尔西特条约》，普鲁士损失了近半领土，原先统治的1000万人，不足500万人居住在普鲁士新的国界内。因为割让出去的省份都是肥沃之地，普鲁士税收急剧下降。1亿巨额赔款以及缩减到4万的军队规模使沦为拿破仑帝国附庸的普鲁士“政治组织完全陷于崩溃”。
那是一个已经失去魔力的旧世界，对试图利用这个千载难逢机会改造普鲁士，拯救德国的德意志自由主义贵族和文化民族主义者而言，“这个流尽鲜血的国家要想继续生存，就必须去适应时代的新要求，进行自我更新”，从何着手？腓特烈·威廉三世、将军格哈德·沙恩霍斯特、哲学家费希特（他被一些人称为德国国家主义之父）给出的答案是教育。
绘画，描绘1807-1808年间费希特在法国占领军严密监视下发表告德国民众演讲，他在演讲中大谈国家以普及教育为第一要义的重要性，把对德意志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新的国民教育制度上
如腓特烈·威廉三世所言，“这个国家必须用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的，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沙恩霍斯特也认为，“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就必须首先要在教育与科学的世界中取得领先地位”。
1807-1808年间，费希特在法国占领军严密监视下发表了一系列告德国民众的演讲，大谈特谈国家以普及教育为第一要义的重要性，他把对德意志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新的国民教育制度上，遥想如果认真贯彻落实教育规划，“从现在起到二十五年后，社会上就不会再有穷苦无告的人，也不会再有流氓和犯罪分子了。国家也无须再支出大量经费去建立独立的军队了；因为所有人民都是为保卫祖国而生，为保卫祖国而学；国家有了这样人民武装力量，就将无敌于世界”。
有人描述费希特的讲演使德意志人民“受到了自宗教改革以来从未经受过的震动”，义务教育成为拯救国家于异族统治，无敌于世界的利器。耶拿战后十年间，普鲁士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改革，废止普鲁士农奴制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鼓励人民参与政治，唤醒民族主义情感，实施地方自治，改组中央政府机构等。
威廉·冯·洪堡1809年受命负责“文化和公共教育”部分的改革，在职仅一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教育制度却奠定了普鲁士未来一个世纪教育发展的基础。就初等教育而言，洪堡推出了两项突出性改革：一、在小学逐步推行裴斯泰洛齐教学方法，使“孩子在受教育的时候始终完全理解他正在听到的、说的、做的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二、发展与此相关的师范教育。
19世纪版画，中坐抱小孩者为著名瑞士教育家和教育改革家裴斯泰洛齐，1809年，威廉·冯·洪堡受命在普鲁士推行教育改革，开始在小学推行裴斯泰洛齐教学方法，使“孩子在受教育的时候始终完全理解他正在听到的、说的、做的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
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被费希特认为是能与马丁·路德并列的普鲁士“民族救星”。引进裴斯泰洛齐教学方法之前，德国学校对适龄儿童的教育方式既不完善又呆板，“儿童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教师所坐的桌子边受教。教师每次写出一个字，并说出其名称；儿童则跟着念”。师生双方通常是机械的模仿关系，儿童怕老师，老师教出的小孩可以结结巴巴地背诵经文、赞美诗等，但对那些仅靠死记读音的词的真正含义，几乎完全不了解。然而，在裴斯泰洛齐的学校里，实地考察过的人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几乎整个使用口头教学，很少会用到书，教师一直与孩子们在一起，不停地谈话，提问题，解释，重复。“在此过程中，学生与教师结成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的能力，所有的才能、倾向都导向发展观察力??孩子们看起来都很健康，心满意足。”参观者对学生身上表露出来的智力和活力深深震惊。
为了重建小学教育体系，普鲁士公共教育司曾两次派遣青年教师去瑞士学习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经验，1815-1840年间，裴斯泰洛齐的追随者又按照他的原则兴建和组织了很多所师资培训学院，初等学校师资数量和质量得到发展。有数据显示，1816年，普鲁士共有20345所小学，配备教师21766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60%，30年后，各类小学达到24044所，教师增至27770人，1848年的入学率达到82%。
“义务教育先行”成就头号强国
到威廉一世成立德意志帝国，俾斯麦主政期间，德国的初等教育机构模式已逐渐确定下来。初等学校分初、高两级，每级4年，计8年，儿童6岁入学，14岁结业，此为强迫实施的义务教育。1872年制定和公布的《普通初等学校和师资培训学院的管理规章》（简称《一般教育规定》）里，教学内容涵盖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德文名著、民族诗人主要诗篇，外语选修课（一般都是法文）、绘画、歌咏、体操、缝纫、家庭工艺等，数学课不仅讲授小学、分数，对数、二次方程，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也包含在内。
《一般教育规定》的主旨在促进学生理解力和思考力的发展，“通过由政府严格控制的学校，抵制革命思想的流传，训练忠顺而勇于战阵的国民”，德语和宗教一样受到重视。师资已不再依赖教会神职人员，视察学校的职权也由政府接管，教会牧师只是受政府委托对学校进行视察，政府可随时撤销委托。随着政府越来越鼓励地方教育当局加强对学校管理，强迫义务教育越来越世俗化。
到19世纪末，德国未达到读写水平的儿童仅占0.05%，同期英国为1%，法国为4%。德国的普及义务教育程度，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德国所招新兵文盲率从2.37%（1875年）降至0.15%（1895年），到1910年时只有0.02%，以至于1899年，德国舰队访问西班牙时，当地人竟惊讶于德国水手们个个都能阅读他们收到的邮件。
需要注意的是，平民子弟虽能接受义务教育，但只有贵族和有产者子弟才能通过文科中学学习升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1900年左右也只有6%-7%的学生升入中学学习，进入大学学习者更少。这与德国双轨制教育传统有关。当年腓特烈大帝颁布《普通学校规章》时，曾特意提到，“富足之家的家长，可一如既往，为其子女聘请家庭教师，但不得诱使尚不能学习高级课程的别家子弟脱离正规学校，以参加其家庭初等教育”。
建立令人满意的国民教育制度，强迫儿童义务教育，让德国走上了异于英法的发展路径——教育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也让这个“义务教育先行”的国家快速成长为19世纪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事实上，1832年基佐成为法国公共教育部长后，就曾派遣库森去普鲁士学习当时全欧洲最优秀的教育体制，但直到1881年6月，法国教育部长费里制定《费里法案》，规定国民教育义务性、免费和世俗化原则，儿童的义务教育年限（6-13岁），小学的教学科目，这才奠定了法国现代初等教育制度的基础。英国国会于1870年通过的《初等教育法》，规定对5-12岁的儿童实施强迫的初等教育，也让这个保守、传统的国家有了公立学校。进入20世纪后，普及义务教育已成各国共识，义务教育褪下“宗教色彩”，趋于世俗国家化，由付费走向免费，人人得以受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