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出生前十五分钟【38】，我还不知道我会降临在人世间。这种小事其实原本是不值一提的，而我专门指出来，主要是因为我想比其他那些卓越之士超前一刻钟：大家总是从出生那一刻起去描述他们的人生，而这样实在是千篇一律、枯燥乏味。
当接生护士将我拿给父亲看时，他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仔细看了看我到底是何等模样，然后就惊呼道：“我赌一个金币，这是个臭小子！”
“真是一只老狐狸，”我在心里冷笑了一下，“你这是稳赢不输啊。”
我们就是从这次对话相识的，而后又结下了友谊。
出于低调，有件事我就不专门提了——就是在我出生那天，有人在鸣钟庆祝，到处是一片欢腾。那些言语恶毒的人总是说，人们之所以欢腾雀跃，是因为当时正逢某个盛大节日，其恰好与我来到人世间的日子重合了。可我至今也没弄明白，这与节日又有何相干？
仔细地看过周围一切之后，我决定，我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长大。这件事我可是尽心尽力去做的。终于，快到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看到父亲抓起我的手。当然，在此之前父亲也不止一次地抓住过我的上述肢体，但过去这种举动无非就是父爱温情的一些实际表征而已。而这次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不仅牵起我的手，还给自己和我的脑袋上各扣了一顶帽子，然后我俩就一起出门了。
“见鬼，咱们这是往哪里折腾呢？”我直截了当地问道，这可是我一向的风格。
“你该上学了。”
“我才不呢！我不想上学。”
“为什么呢？”
为了脱身，我随口说出脑子里能想到的第一条理由：
“我病了。”
“你哪里不舒服了？”
我在脑子里将所有器官划拉了一遍，选出最柔弱的一个：
“眼睛。”
“嗯……那我们去看医生吧。”
当我们来到医生跟前时，我撞上了医生本人、撞上他接诊的病人，还碰翻了一个小桌子。
“小朋友啊，你真的什么都看不到吗？”
“看不到，”我回答说，其实我把后半句吞掉了，只是自己在脑海里把话给补齐了：“……学习没有任何用处。”
结果我到底也没有学过什么知识。
于是就有了关于我的传说——说我病恹恹的、瘦弱不堪，是个根本没法上学的孩子。这个传说不断地成长壮大起来，而在此事上最卖力的就是我自己。
我父亲的职业是个商人，他对我根本不在乎，因为他被各种各样的操心事和计划弄得分身乏术：到底怎样才能更快破产呢？这简直就是他一生的理想，而且我们还应很公正地来评判他——这个和善的小老头最终以一种几乎无可挑剔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追求。而他能实现这一点，还多亏了那些技艺高超的小偷们的共同参与，当然，也有火灾的功劳。那些小偷们偷光了他的商店，偷光了顾客——这些顾客毫无例外都是别有用心地赊账买的东西，而火灾则将父亲那些未被小偷和顾客们拿光的东西又烧成灰烬。
很长时间以来，小偷、火灾以及顾客们，像一堵墙似的矗立在我和父亲中间。如果不是我的姐姐们突然有一天头脑发热，产生了一个能让她们体验到诸多新鲜感受的搞笑想法，那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不识字了：她们突然想让我接受一下教育。显然我看起来像是一块令人垂涎的肥肉，尽管这个娱乐项目——用知识的光芒照亮我这个懒惰的大脑——看起来成功的希望并不大，但姐姐们却不仅因此争吵不断，甚至有一次还动了手。而争战的结果，也就是那只被弄脱臼的手指，也丝毫未让柳芭姐姐当老师的热情有半点儿降温。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亲人的关怀和关爱，以及火灾、小偷和顾客们的参与下，我渐渐长大，形成对周围世界的认知态度。
当我年满15岁的时候，我父亲在遗憾地告别了那些小偷、顾客和火灾之后，突然有一天对我说：
“你应该上班了。”
“可我不会呀。”我抗议说，我习惯性地选择了一个能够保证我完全不受任何惊扰的阵地。
“胡说八道！”父亲断然说道，“谢廖扎·泽尔策尔还没有你大，人家已经上班了！”
这个谢廖扎是我少年时期最大的一个噩梦。这个干干净净、穿戴整齐的德国小子，是我们这栋楼里的邻居。他从一丁点儿大开始，就一直被列为我的榜样，列为自制力、勤奋以及整洁的典范。
“你看看人家谢廖扎，”妈妈时常忧伤地说道，“小家伙都上班了，已经获得领导的垂青，能说会道，在人前举止潇洒自如，会弹吉他会唱歌的……可你呢？”
我被这些指责伤了自尊，立刻走到墙上挂着的那把吉他跟前，猛地一拨琴弦，开始扯着嗓子胡乱唱起一首根本无人知晓的歌曲，两脚在墙上乱蹬，拼命摆出一副“更潇洒自如”的姿态。不过我的表演实在是苍白无力，实在是不入流，对谢廖扎永远只能是望其项背。
“人家谢廖扎都上班了，而你还没上班……”父亲指责我说。
“谢廖扎在家里没准还吃青蛙呢，”我想了想反驳说，“你也要命令我吃青蛙不成？”
“需要的话我会命令的！”父亲恶狠狠地喊道，用拳头砸着桌面，“见鬼去！我会让你乖乖听话，如丝绸般服帖的！”
父亲是个很有品位的人，所有布料中他最喜欢的就是丝绸，所以对他而言，其他料子都不适合我。
我还记得我上班的第一天。我的职业生涯是在某个毫无生气的货物运输管理办公室开始的。
我差不多是早晨八点去到那里的，结果只看到一个穿着马夹未穿外衣的人，彬彬有礼，谦和万千。
“这可能就是主管经理人吧。”我心想。
“您好！”我一边打招呼一边紧紧握住他的手，“最近咋样啊？”
“还好吧。请坐，咱们聊会儿！”
我俩友好地点起烟卷，我把自己所有底细倒了一遍，然后开始谈未来的工作发展，都是那种外交辞令式的谈话。
突然我身后传来一个尖厉的声音：
“嗨，你这蠢货，怎么到现在连灰都还没擦呢？！”
被我当成主管经理人的那个家伙惊叫着跳起来，一把抓起抹布。新来的这个年轻人充满领导口气的声音让我相信，这人就是主管经理人。
“您好！”我说道，“身体怎样啊，日子可好啊？”（谢廖扎·泽尔策尔就是这种人来熟的儒雅做派。）
“还好吧，”年轻的先生说道，“您就是我们新来的职员吗？噢！非常高兴！”
我俩友好地聊起来，甚至都没发现有个中年人走进办公室来。他一把抓住那个年轻先生的肩膀，扯着嗓子尖声喊道：
“你这个无耻的寄生虫，你就是这样准备目录的吗？你要是敢游手好闲不干活，我就把你给开掉！”
那个被我当成主管经理人的先生顿时脸色煞白，垂头丧气地低下脑袋，晃晃悠悠走到自己的桌子跟前。而那个主管经理人一屁股坐到沙发椅上，往靠背上一靠，开始小声询问我的本事和特长。
“我真是个蠢货，”我默默地想，“我怎么会搞不清楚前面那两个说话的家伙是什么人物呢？这才是领导，真正的领导！一下就能看出来呀！”
这时前厅突然传来一阵纷乱的声音。
“你去看一看谁在那里？”主管经理人对我说。我往前厅里瞅了瞅，用安慰的口吻向他通报说：
“一个寒碜的糟老头子在那里脱大衣呢。”
那个寒碜的糟老头子走进来嚷嚷道：
“都九点多了，你们这些人还啥都没干！！这种情况还有完没完了？！”
之前那个神气十足的领导像只皮球似的从圈椅上跳起来，而那个此前被他称为“懒蛋”的年轻先生，在我耳朵上悄声警告说：“主管经理人来了。”
我就是这样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
我干了一年的工作，并且一直都以最耻辱的方式为谢廖扎·泽尔策尔垫底。这个小青年每月拿25卢布的时候，我只拿15卢布，等我挣到25卢布的时候，人家又给他开40卢布。我简直恨死他了，觉得他就像一只被香皂洗过的令人讨厌的蜘蛛。
16岁的时候我告别了那个毫无生气的货运管理办公室，离开了塞瓦斯托波尔（我忘了告诉大家，这是我的故乡），去了一个煤矿。没有比这更不适合我待的地方了，可能正因为如此，我才听从最善于过困顿生活的父亲的安排，跑到那个地方去了……
这是世界上最肮脏、最偏僻的一个矿场了。在这里，秋天和其他季节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秋天的时候污泥会没过膝盖，而其他季节则比膝盖矮一些。
这个地方的居民个个都嗜酒如命，而我喝得也一点不比他们少。这里人口少得可怜，所以一个人往往会有一大堆头衔和职务。比如厨师同时也是矿场学校的承包人和监护人，医士同时也是助产士。当我第一次来到该地区最知名的一个理发师家里时，他老婆让我稍等一等，因为她的丈夫去给什么人家装玻璃去了，那家的玻璃头天晚上被矿工们打烂了。
这些矿工（挖煤工）对我而言也是非常奇怪的一种人类：他们大部分都是从服苦役的地方逃出来的，没有身份证件。对于这个俄罗斯公民必备物件的空缺，他们总是带着愁苦的表情和内心的绝望，用伏特加的狂流去填补。
他们整个生活的状态就是：生来就是为了喝伏特加，而做苦工、用繁重的劳动来戕害身体，还是为了喝伏特加，为了奔向那个世界——还是在伏特加最直接的参与和帮助下。
有一次圣诞前夜，我从矿区到最近的一个村庄去，看见一排黑乎乎的身体，一动不动地横在我要走的路上，每隔二三十步就有两三个。
“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惊呆了……
“都是些矿工，”马车夫同情地笑了笑，“他们在村里买了酒，过圣诞节。”
“然后呢？”
“到底也没能拿回去，当场就喝光了。就这样！”
我们就这样从一大片喝得酩酊大醉的人旁边走过。显然，这些人的意志力极为薄弱，他们甚至来不及跑到家里，就被扼住他们喉咙、难以抗拒的馋意所征服——馋酒的劲儿在哪里涌上来，他们就在哪里喝起来。现在他们就这样躺在雪地上，一个个面孔黢黑、毫无表情。就算我不知道去村子的路怎么走，也能够根据这一块块被巨大的“拇指男孩”【39】扔得满条路都是的巨大“黑石”，找到这条道。
这些人大多十分结实健壮，他们在自己身上做着各种各样极不可思议的实验，相对成本却很低。比如你把我的脑袋凿个窟窿，我把你的鼻子和耳朵削干净。有一次，一个不要命的家伙甚至在赌局的诱惑下（不用说——肯定是一瓶伏特加）铤而走险，吞掉了一只硝甘炸药卷。实施了这一壮举之后，他在后来的两三天内尽管狂呕不止，却得到伙伴们最小心翼翼的关注，因为他们都害怕他会爆炸。
平安度过这段奇怪的隔离期之后，他被大家痛打一顿。
办公室的职员们和工人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打架少一些，酒喝得更多一些。这些人大多是被另外那部分世界所摒弃的人，因为他们没什么生存的本领和能力。于是就这样，在我们这个被无边无际草原所包围的小小岛子上，聚集了最不可思议的一群人—— 一堆愚蠢、肮脏、毫无本事的酒鬼，被挑剔的光明世界所摒弃的垃圾和废物。
他们被上帝旨意的巨大扫帚驱赶到这里，都已经对外部世界失去了念想，开始听天由命地生活。他们喝酒、打牌，用最恶毒的绝望之辞谩骂着，而喝得醉醺醺以后，就拖着腔调来来回回哼一支小曲，苦闷而忘我地手舞足蹈，用鞋跟跺着地板，含混不清地从嘴里说出一串串对人类最恶毒的咒骂。
这是煤矿生活中开心的一面，而苦难的一面则体现于繁重的工作中。你要在齐膝深的污泥中从办公室走到工作区再走回来，还要在值班室里苦苦坐着，处理那个醉醺醺的警察所编写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笔录。
后来煤矿管理处搬到了哈尔科夫，我也被带到了那里，于是我的灵魂又复活了，身躯也强壮起来……
我成天在城里溜达，歪戴着帽子，旁若无人地哼着我在夏日咖啡屋里听到的热情豪放的曲调。最初，那些咖啡屋曾让我从心灵深处神往不已。
我在办公室工作得糟糕透顶，因而至今自己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留我在那里干了六年。我这人总是懒洋洋的，对工作一副厌恶的姿态，并且为了一点小事儿就去找会计，甚至去找经理，与其进行长时间的激烈争吵和论战。
可能因为我这个人是一颗开心果，总能乐呵呵地看待广阔的大千世界，愿意为了说笑、逗乐和讲几个费解的笑话，将工作暂时搁置一边。这让周围那些因工作、乏味的账本和争吵而饱受煎熬的人们变得开心起来。
我的文学生涯是从1904年开始的，而且从一开始，我个人认为，就可谓是成绩辉煌。首先，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其次，我将它投给了《南部边疆区》。第三（我到现在还认为，对于小说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而第三呢，它被发表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没有获得稿酬，而考虑到小说问世之后，这家报纸的订阅量和零售量立刻翻了一番，这对我就显得更加不公平了。
还是那些恶毒的嘴巴——就是那些曾经将我的生日和某个重要节日牵扯到一起的人们，又将报纸零售量增加的事实，与日俄战争爆发【40】牵扯到一起了。
可是，读者啊，你我可知道真相是什么……
我在两年间写了四篇短篇小说，然后我就认为，自己已经为祖国文学做出足够贡献了，于是决定要好好休息一下。但这时候1905年到来了，它将我一把抓起，如同一个小木片似的转动起来。
我开始给哈尔科夫颇具影响力的《刺刀》杂志当编辑，并彻底辞掉了先前的工作……我开始发疯似的写作、画漫画、编稿校稿。在第九期的时候，我画了一幅画，被总督佩什科夫罚了500卢布，他幻想着我会马上用兜里的钱交罚款。
我拒绝了，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钱，而且不想纵容那个随心所欲的总督恣意妄为。
看到我态度十分坚决（不交罚款也不会坐牢），佩什科夫将价格降到了一百卢布。
我依然拒绝了。
我们就像两个小经纪人，不停地讨价还价，而我差不多到他那里去了十次。他到底也没能从我这里抠出钱来！最后他恼羞成怒地说：
“哈尔科夫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悉听尊便，大人，”我说道，“那咱们就让哈尔科夫人民来决定一下，他们会选谁吧？”
因为城里的人都很喜欢我，我甚至还隐约听到传闻，说市民们想建一座纪念碑来永久纪念我，所以佩什科夫先生并不想拿自己的支持率来冒险。
于是我离开了，但在离开前我还是出了三期《利剑》杂志。杂志十分受欢迎，甚至在“公众图书馆”里都能看到杂志读本。
我来到彼得格勒【41】时恰逢新年。当时又出现了幻觉，似乎街上到处装扮着旗帜，挂满了标语和彩灯。不过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我还是闭嘴为好。
就这样人们有时还会责备我，说我对自己的功绩考虑得太多，不符合正常人应有的谦逊。而我则可以保证——我看到这个流光溢彩的场景和欢欣鼓舞的场面时，故意装作完全没有察觉市政当局并无恶意的狡黠想法，没有察觉他们试图掩盖我初次来到这个陌生大城市这一事实的伤感而淳朴的做法……我就这样无声无息、毫不张扬地坐上马车，毫不张扬地奔向自己新生活的地方。于是我就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里我做的最初工作，就是我们创办的《萨蒂里孔》杂志。到现在我依然对这个非常好、非常快乐的杂志钟爱如初，视其为自己的孩子（每年8卢布，半年4卢布）。
杂志的成功有一半算是我的成功。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搞文学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我们的《萨蒂里孔》杂志（每年8卢布，半年4卢布）。
我就是在这里走近自己生命中最后这个、最近这个时期的，而我不说，但每个人都会明白，为什么在此处我选择了沉默。
出于一种敏感的、柔情的、柔情到令人心疼的谦逊，我选择了沉默。
最近这段时间对我非常感兴趣、并且希望和我结识的那些人，他们的姓名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如果读者想了解斯拉夫代表团、西班牙王子和法利埃总统【42】到来的真正原因【43】，那么我一直深藏不露的形象，将会得到另一番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