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一 告别
1934年11月15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罗（山）（黄）陂孝（感）特委书记徐诚基、副书记何耀榜等，根据通知一道来到河南省罗山县大小鸡笼山下的何家冲，来到红二十五军军部所在的何氏祠内，接受省委的指示。
高大的何氏祠内，被称为红二十五军“军魂”的军政委吴焕先住的一间大房子内，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条凳子。吴焕先看见他们来了，很和气地握住他们的手，问道：“中央派的程子华同志来了，你们知道吗？”
何耀榜回答：“知道。是我们到信阳柳林交通站把他接过来的。”
1934年2月底，蒋介石纠集十六个师又四个独立旅共计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进行“围剿”。1934年4月，活动于鄂东北的红二十五军与活动于皖西北的红二十八军在商城东南豹迹岩（现属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镇，下同）会师，重新合编为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军政治委员，全军辖两个师，共三千余人。6月下旬，国民党又制订“三个月清剿计划”，集中七十多个团，采取“驻剿”和“追剿”的战术，企图在10月10日前将鄂豫皖红二十五军全部消灭。鄂豫皖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采取了避实击虚的原则，设法消灭孤立、薄弱之敌；地方武装则在根据地内外开展游击战争，进行群众工作，从而使斗争形势逐渐好转。到8月，在鄂东北巩固了四块苏区，在皖西北巩固了六块苏区。9月初，红二十五军远程奔袭皖西南太湖县城，歼灭安徽省警备旅大部，缴获了大量物资。然后在英山北部和太湖交界地区发动群众，建立了以英山陶家河为中心的纵横三十余公里的游击根据地。
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东征皖西前，决定成立罗陂孝特委，辖罗山、陂孝北、河口三个县委，是鄂豫边党和红军的主要活动区域。鄂东北道委机关、鄂东北独立团和红军被服厂、后方医院等，都分散在这个地区。
10月28日，陶家河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军部驻地，受到上官云相指挥的国民党军三个旅又一个团的猛烈进攻。红二十五军据险与敌激战三日，虽然予敌以重大杀伤，但红军也伤亡了二百八十余人。这时，敌军又调来增援部队，还有飞机助战，红二十五军遂撤出战斗，离开陶家河北上至皖西北老苏区赤南县[1]南溪葛藤山一带活动。
11月4日，省委和军部在南溪葛藤山下的蔡氏祠遇到留在鄂东养伤的红二十五军营政委陈锦秀。陈锦秀奉鄂东北道委[2]之命，装扮成走乡串村的小货郎，送来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的亲笔信。郑位三在信中写道，党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已到鄂东北道委驻地，带来了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建议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速回鄂东北，研究今后的活动计划。
于是，鄂豫皖省委在向皖西北道委简单地部署工作后，于11月6日晚率红二十五军主力从赤南县南溪葛藤山地区出发西进，开赴鄂东北，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于11月11日，到达河南省光山县西南部的花山寨与鄂东北道委会合，见到了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
程子华，1905年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的一个贫民家庭，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考取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于1927年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1929年后，他到国民党军队岳维峻部做兵运工作，成功地发动了大冶兵暴，壮大了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力量。1931年4月，他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红军团长、师长、粤赣军区代参谋长，参加了第二次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6月，中央决定派程子华同志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
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10月离开鄂豫皖苏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坚持了两年多的游击战争。1933年11月，省委书记沈泽民于鄂东天台山抱病给中央写了一万余字的长篇报告，派成仿吾经上海，在鲁迅帮助下，送往江西苏区瑞金的中央。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接到成仿吾送来的报告后，决定派程子华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
193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多次召见程子华。他向程子华指出：“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人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鄂豫皖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追剿’和‘堵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如果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在哪里？中央决定了，红二十五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寻求在具备相关条件的地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样，主力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保存老根据地。”[3]
中共中央当时一个最大的核心机密，周恩来没有告诉程子华：当时正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失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基于第五次反“围剿”未能成功，经共产国际同意，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已正式提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已从5月全面开始。长征的计划工作只限于博古、李德、周恩来、洛甫和王稼祥等很少几个人知道。
程子华带着中央的决定和周恩来的指示，于6月离开江西瑞金，经汕头、上海、汉口，于8月28日到达鄂豫皖的罗山、黄陂、孝感边界地区杨店的殷家湾，在何耀榜和便衣队的接应下，由鄂豫皖交通员石健民带领进入鄂东北道委所在地卡房，与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会面。郑位三立即给在皖西北地区的省委写信……
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会议传达了程子华带来的党中央有关精神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讨论今后的行动方针。此时，省委还收到了1934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鄂豫皖省委的补充训令》等。会议认为：鄂豫皖军民虽然进行了极其英勇、艰苦的斗争，但是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被敌人严重摧残，敌我力量过分悬殊。根据中央精神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省委决定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桐柏山区或伏牛山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时决定留下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再次组建主力红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武装斗争。鄂豫皖省委还给未能参加省委会议的高敬亭留下一封指示信，责成他完成重建主力红军并坚持鄂豫皖苏区武装斗争的任务。
高敬亭没有想到，他将会在鄂豫皖未来的红军革命岁月，即以后所说的三年游击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红二十五军也没有想到，一支人数不多的北上抗日第二先遣支队，会“孤军北上做先锋”，率先长征到达陕北。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分别从江西瑞金、于都地区出发，转移外线“湘西”，当时称这是战略转移。因为最初选定的目标，远远不是最后确定到陕北去建立根据地，当时主要考虑去湘鄂西，与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长征”这个词是以后才出现的。
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分散敌军注意力，打乱其部署并牵制其兵力，中央安排了三步棋，这三步棋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准备和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步，是调敌。7月6日，红七军团三个师共六千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在赣东北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共一万余人。然后在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领导下北上。此路谓之调敌，以分散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压力。这支部队于1935年1月在安徽皖南首战谭家桥失利，至皖赣交界处的怀玉山陷入敌军合围，方志敏、刘畴西、胡天桃三位主将被俘牺牲，寻淮洲殉职。
第二步，是探路。8月7日，在湘赣边界地区的红六军团九千七百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从江西遂川出发，穿湖南，与驻扎在黔、湘、赣、川一带的贺龙红二军团会合。先称为红二、六军团，后改为红二方面军。此路谓之探路。
这两支抗日先遣队，调敌的近乎全军覆没。仅存五百余人在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的率领下突出了重围，在浙东打游击而幸存下来，抗战爆发后编入新四军一支队。探路的红二、六军团后改名红二方面军完成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前期走的是他们探的路，可是湘江之战后放弃去湘西之路。这条路没有成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终走向。
第三步，远在中原地区大别山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既调敌又探路。
红二十五军的西征从决策时间上来说和前两路是一致的。只是程子华到了大别山后中央红军已经开始战略转移了。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西出平汉路后，开始了鄂豫陕甘四省的战略大转移，而且还成建制消灭敌人，建立了根据地。一路作战既调动了敌人，又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探了路，风风火火打到陕北，会合陕北红军，先后进行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斗，壮大了陕北根据地和红军，为迎接中央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一群人。
花山寨会议后，红二十五军部队西移至罗山县殷家湾、何家冲一带，整编部队，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手枪团，军部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军医院及直属分队等，全军共二千九百余人；向全军动员的口号是进行“打远游击”和“创建新苏区”；实行轻装，减少不必要的辎重挑担；每人准备三天干粮、两双草鞋。至11月15日，仅仅四天，一支军级大部队的战略转移就全部准备就绪，这是只有无私的中国工农红军才会创造的奇迹。
“程子华同志是从党中央来的。他来时党中央有指示，叫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打远游击，另找地区创造新苏区。”吴政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停了一会儿，他突然问，“王福明同志来了没有？”
“没有来。年纪大了，怕他过几道封锁线有困难。”何耀榜回答。王福明是鄂东北道苏维埃主席。
“那好，时间不早了，我们到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那里去吧！”
同样是何氏祠的一间大房子，靠墙放着一副担架。墙上挂着一幅当时军政治部工作人员刘华清临摹放大的列宁像。吴政委向躺在担架上的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介绍说：“这是罗陂孝特委书记徐诚基和副书记何耀榜同志。”
徐宝珊书记因为生病，不能说话，只和他们握手、点头示意。
这时，程子华、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都走进来了。程子华来时，中央决定让他任参谋长。红二十五军为表现对中央的充分尊重，让他担任军长。徐海东担任7个月的军长后成为副军长。三次让职的“徐老虎”在全军传为佳话。郑位三现为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戴季英为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
吴焕先说：“郑位三同志，你对鄂东北比较熟悉，你先谈吧。”
郑位三也很客气地说：“吴政委先谈吧。”
“诚基同志、耀榜同志，中共鄂豫皖省委在离开鄂豫皖苏区之前，在花山寨召开了省委第十四次常委会议。会议对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决定省委转移后，鄂东北道委书记由道苏维埃主席王福明同志担任。现在的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改任省委秘书长，随红二十五军走。我本想多带走几个干部，像你们几位，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不能带了。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大家都表示没有意见。吴政委才继续讲下去：
“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现在把地下党的关系和秘密联络点都交给道委和特委。我们留在鄂豫皖的领导机关现有高敬亭领导的皖西北道委会和王福明领导的鄂东北道委会，及其所属的基本健全的地方党组织，但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要在数十倍于我的敌人的清剿下，继续领导苏区军民进行顽强的斗争，就必须重新建立集中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省委会议做出决定，责成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组织鄂豫皖苏区党的新的领导机构，并以红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苏区武装斗争。高敬亭是省委常委，在鄂豫皖工作了七八年，有名望，党内军内都活动得开。这次会议的决议在鄂豫皖省委离开前没有来得及告诉高敬亭，我们给他只留下一封指示信。我们的目标是打远游击，初步决定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区的桐柏山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行动目标，以图向川陕接近。等我们走后，徐诚基或何耀榜同志组织一个小部队，去皖西找高敬亭同志，传达省委交给你们的任务，并讨论鄂豫皖苏区的组织领导问题。”
吴政委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转向徐诚基和何耀榜，接着说：“我们走后，鄂东北道委除你们这个特委外，还有几个中心县委；王福明同志已经六十多岁，行动很不方便，虽然以他为书记，但工作还是要你们多做。估计我们走后，鄂豫皖的斗争可能更加艰苦，”说到这里，吴政委加重了语气，“你们要以保持革命种子为原则，保存革命力量。便衣队可以设法向白区发展，等伤病员好后，可以组织几百支枪作为机动部队，打游击和配合便衣队活动，但要避免与敌人的正规军作战，主要是对付地主豪绅的民团武装。”
最后，吴焕先还谈到地下党的工作、秘密联络点、经济等问题，并且要他们多加照顾鄂豫皖的红军家属。徐海东、郑位三也都对他们做了许多指示。一直到晚上九点钟，吴政委才说：“天色不早了，部队下半夜就要动身出发。你们先回去吧。”
徐诚基、何耀榜站起身来，与省委诸位首长一一握手告别。
吴焕先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们北上抗日走了，请你们转告高敬亭和同志们，坚持在大别山，等我们回来！”
二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
行前，发布了由郑位三撰稿，年仅十八岁的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用一个通宵刻写、油印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简称《宣言》）。《宣言》开宗明义宣告：“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奉我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出发抗日。现当出发之时，特向全中国群众发表这个宣言。”“中国工农红军虽处在反对五次‘围剿’保卫苏区的艰巨任务之下，但为不能坐视国民党将中国出卖给日本，特调动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宣言》严正指出：“北上沿途，国民党军队如加以阻拦，本军定将坚决扫除之。”刘华清刻写的宣言原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找到，已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珍贵文物。
这一天，何家冲军部门口不远处那棵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银杏树，繁密的扇子一样形状的叶片在秋阳中闪着金黄色的光芒，落在地上，形成一片金色的地毯。红二十五军近三千名将士聚集在此，站在那面“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大旗下。每个连队前面由掌旗兵举着本连队的旗帜，旗帜后面是士兵方阵。“出发！”一声命令，浩浩荡荡的队伍顺着山沟出口向西开去。
这是中央红军从瑞金开始长征后的又一壮举，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支诞生于大别山、战斗在大别山的红军部队，为了民族的生存、祖国的解放，告别了红色的家乡，走上了北上抗日的征程。17日当晚，这支部队于信阳县城以南之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西行桐柏山而去。
红二十五军刚一出动，国民党在鄂东北的军队群起前堵后追，四面夹击。敌人第四十七师，五十四师，一一五师，六十四师一九一旅、一九二旅及六十五师一九三旅（欠一个团）、一九四旅一个团共十八个团，尾追红二十五军西去。
三 “止止洞”里
黄安县九焰山，位于天台山以东两公里。主峰海拔七百七十点五米，与光山县卡房（现属新县）、罗山县四区毗邻。在九焰山东面半腰绝壁处，有一个山洞，名曰“止止洞”，洞口被丛林遮得严严实实的。洞前怪石嵯峨，大树参天，荆棘丛生。下面是一条流着水的深沟。
红二十五军走后，鄂东北的环境太艰险了，只有选择在这崇山峻岭中一座山坡的崖洞中开会。红二十五军16号出发，当天，徐诚基、何耀榜返回罗山四区，和道苏维埃主席王福明同志见了面。徐诚基向他传达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指示，经过研究，决定于17日在黄安九焰山“止止洞”召开鄂东北道委干部会议。
路上，道苏维埃妇女部部长张宗杏低声唱着一首歌，让大家感到很伤感。她唱的是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红军调》：
“……冬月里来冬至寒，白军保卫团来搜山，红军人少不能挡，小郎哥哈，退出大别山哟。腊月里来蜡梅花儿开，百姓都望红军来，心中想念口里不敢言，小郎哥哈，总有那一天哟。”
“张部长，是想高敬亭政委了吧？”有人对张宗杏开着玩笑。
“想他干什么？”张宗杏以嗔作答，“我是想红军了。红四方面军走了，现在红二十五军也走了！”她叹了一口气。
大家在歌声中，寻找着通往“止止洞”的小路。
当时“止止洞”四周无路。从山下入洞，攀枝可登，从山上入洞，绳索系腰可下，从南北两侧入洞，须砍荆辟路。现在这里是鄂东的一处旅游景点，游人坐车到山下，再顺着修好的山路走上去，也得半天。当时鄂东北道委这些游击健儿，生于高山、长于高山，都是那么年轻，富有朝气，登高山如履平地。王福明年龄大一些，但他是黄安人，熟悉情况，进洞自然也不在话下。
“止止洞”洞内呈凸字形，洞深约十米，高、宽各有五米左右，平均高度近四米，可容四十余人。洞内左右两边的石壁上隐约有字，是明朝隆庆壬申年间黄冈才子耿子颐所题“止止洞”和“凝神”等字。唐代有一位号“止止”的僧人在此洞隐居过，故名。在中国古代，“止学”是一门关于胜败荣辱的绝学，隋朝大儒王通著有《止学》专著，是以道家思想论处世之道的典范之作。一个“止”字，对于政治军事人物来说，决定了平凡与伟大；对于一个平凡中的人来说，决定了他的成功与失败。这里一直是古代大德高僧闭关修炼的仙洞。古代大德高僧，愤世嫉俗，身居高山，其实仍关心国事。在这一带活动便留有很多遗迹。“止”文化在鄂东已小有名气。一群鄂东北共产党人，现又在“止止洞”里，决定着鄂东北革命事业的成功与失败。
这里山上还有一个古兵寨，立四门，唐代薛刚反唐时，曾一度据此扎寨屯兵。宋元明清，均有兵家在此用武。现在有人说这里是鄂东的“武脉”所在，所以才有“二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这一盛事。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鄂东北道委又在这里高擎起斗争的旗帜。
11月18日，鄂东北道委和罗陂孝特委及黄安县、光山县、罗山县等县的同志们，从各条山中小路，陆续来到九焰山的“止止洞”里，围坐在王福明身边。会议传达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指示。头发花白、六十多岁的鄂东北道区苏维埃主席王福明笑呵呵地问道：
“同志们，红二十五军打远游击走啦，照方抓药，和红四方面军一个样，去创造新苏区。不过地方上还有很多同志。你们害怕吗？愿意陪着我这个老头子坚持下去吗？”
“愿意。”
“我们一定坚持下去。”
同志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着。
“对，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要把鄂豫皖苏区这把红色尖刀，插在蒋介石的心脏上！”王福明书记有力地说道。他那坚毅的目光，在环视着同志们。“同志们都记得，红四方面军在反四次‘围剿’以后，于1932年秋天离开了鄂豫皖。他们走后，在鄂豫皖地区又成长了红二十五军。敌人又集中了强大的兵力，向我们鄂豫皖根据地疯狂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敌人并没有‘剿’掉革命武装的新生力量——红二十五军。今天，红二十五军离开我们，是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是为了创建新苏区。大家应当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留下来坚持的同志，一定要胜利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使命，不要怕咱们现在势力小，只要我们铁了心革命，就可以在这块苏区重新创建主力红军，坚持斗争，等待我们红军主力的回来……”
王书记的话，句句印在同志们的心坎上。大家严肃认真地倾听着。鉴于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时，将鄂东北地方武装主力大部编走，鄂东北道委主要负责人也随军行动，会议重点讨论了组织建设和坚持斗争问题。
鄂东北是鄂豫皖苏区星火燎原之地，一直是鄂豫皖苏区的重中之重。大家在一起盘算了一下鄂东北的家底。当时鄂东北道委领导下的党组织有：罗陂孝特委及红安[4]、光山、麻城、新集等县委，罗陂孝特委辖罗山县委、陂孝北县委和河口县委。
鄂东北道委还管辖着几块苏区。
第一块是以红安卡房为中心的老苏区。这块根据地南北自湖北红安县五区到光山县新集一带，东西从莲花山至光山南区，这块根据地主要在老君山、天台山、凌云寺、烧香尖、三角山之间的一带山区。中共鄂东北道委会及直属道委领导的便衣队七八个人、交通队两个班、鄂东北红军总医院和一个分院、两个小被服厂、枪械修理所以及中共罗山县委活动在这一地区。
第二块苏区，是红二十五军和鄂东北道委于1934年夏天开辟的，故称新苏区。以罗南鸡笼山为中心，位于礼山（今大悟县，下同）、罗山县、经扶县（今新县，下同）交界的大小鸡笼山、长岗、何家寨、韭菜崖之间的一带山区。中共罗陂孝特委及其领导的陂孝北县委、河口县委、原鄂东北独立团留下的三十余人和一个分院活动在这一地区。
第三块是光麻苏区。包括两块，一块在经扶县以东的晒谷山、周河、东高山、西高山一带山区；另一块在经扶县西面，以金兰山为中心，包括四面山、上棋盘、帽云山、黑石寨一带。中共光山县委、麻城县委、新集县委，以及光山独立团留下的一个营、光西战斗营和部队一个分院，活动在这一地区。
第四块是红安苏区，在黄安县北部的光宇山、太平寨、羚羊山、莲花背、鸡公寨一带山区。中共红安县委活动在这一地区。
整个鄂东北地区、机关、部队加上伤病员，共有一千五百余人。
会议做出四项决定：
一、调整和充实鄂东北道委，由王福明任书记。道委常委由王福明、徐诚基、何耀榜、吴光禄、罗厚福五人组成（其中何耀榜、罗厚福新中国成立后都健在。罗厚福为开国少将，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县县委书记为委员。中共鄂东北道委原辖罗陂孝特委、光山县委、新集县委、麻城县委和红安县委，现在撤销新集县委、麻城县委。
二、调整罗陂孝特委及地方党的组织。由徐诚基任书记，何耀榜为第一副书记，吴光禄为第二副书记。撤销陂孝北县委和河口县委，罗山县委改组为中心县委，辖三个区，由道委直接领导。以光山县委为基础组建了光麻中心县委，辖四个区委。罗陂孝各县委原有的组织不动。
三、加强地方武装和便衣队的建设（当时鄂东北拥有罗山教导营、光山独立团一个营、光西战斗营和武装工作便衣队等一千五百余人的武装力量，分别活动在黄安、礼山、罗山、经扶等县山区的被敌分割的小苏区内。现在准备加以整顿）。
四、成立少共鄂东北道委，方永乐任书记。
据红二十八军老同志回忆，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中，原鄂豫皖苏区的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三个“道委”中，后来皖西北、豫东南两个道委都改编为其他党组织了，但鄂东北道委一直存在。其独立团也是最强的地方部队，力量超过游击师。
会议还要求尽快健全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地方武装和便衣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以牵制国民党军，策应红二十五军转移，并迅速安置好红二十五军留下的伤病员。等他们伤好后，将会成为红军的骨干。
会后，中共鄂东北道委还在“止止洞”办公了一段时间。道委深居高山，关心着鄂东北的政治、军事。他们以黄（安）礼（山）罗（山）经（扶）县的根据地为大本营，领导活动于礼罗边根据地的罗陂孝特委，光麻根据地的光山、麻城、新集三个县委和红安县委，并领导信阳、平汉铁路两侧及宣化店等敌占区地下党的联络点，积极开展工作。将红二十五军留下的两百多名伤病员进行了安置。便衣队与地方武装相配合，炸毁公路桥梁，割电线，击汽车，破坏敌通讯联络。便衣队长胡金汉还率队在汉口至罗山的公路上巧妙地击毁了十二辆国民党军车，缴获大批弹药、粮食、布匹等军用物资。红军游击队的活动，不仅牵制了国民党驻军，掩护了红二十五军长征，而且还给处于低潮的鄂东北边区人民带来了希望。
“止止洞”现在也成为鄂东北一处红色历史文化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