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古怪的人，军队是个广阔的天地。如果你能留在部队，并且不下岗，那你在军队中就能大有作为。在军队里，任何聪明才智都有发挥的余地，而且有无限的发挥创造和想象的空间。可是由于军队承载着国家的福祉，它是不会由于某个人提出某个新的想法，就从一边转向另一边。要想让它接受新的思想，就必须反复做工作——有时要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
（退役）中将威廉·P·亚伯勒
1961年10月12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麦凯勒池塘附近的棒与枪俱乐部里，一个重要的时刻正在到来。那天到场的有刚被提升为陆军准将的新任特种部队司令比尔·亚伯勒、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军事顾问切斯特·V·特德·克利夫顿少将、肯尼迪总统本人，以及其他知名人士。
从表面上看，肯尼迪到布拉格堡来有两个目的。一是检阅一个陆军师——第82空降师。在旗帜招展的西蒙斯机场上，展示的是这支部队及其所有的武器装备。克利夫顿少将认为，让这位年轻的总统看一看展现在他面前的这个陆军师的风貌有很大的好处。然而，另一个目的才是肯尼迪此行的真正意图，因为克利夫顿、肯尼迪和比尔·亚伯勒都意识到：这是为了让总统体验一下特种部队能干些什么。
肯尼迪对特种作战早就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在他看来，特种作战具有很大的魅力，而他对有魅力的东西总是情有独钟。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特种部队有能力做他极想做的事情。
当时，肯尼迪的观点在美国的领导层中几乎没有知音。他认为美国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身已陷入一种新的冲突，从而对美国构成新的威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面临着“另一种形式的战争”，一种我们不熟悉的战争。它对我们通常的作战形式提出了挑战，“它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而它的起源却又非常古老——由游击队、破坏者、叛乱者、暗杀者所挑起的战争；通过伏击而不是通过对垒进行的战争；通过渗透而不是通过侵略，通过瓦解敌人、拖垮敌人而不是与之正面交锋而赢得胜利。我们必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就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新战略，还要有一支全新的军队”。
克利夫顿和亚伯勒认为，一场有声有色、扣人心弦、安排得恰到好处的演习，肯定能够向他们的总司令展示：陆军早就具备了在这一新的舞台上所必需的士兵和力量。它还远远没有完全形成和发展起来，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亚伯勒认为，这可以说明他已经有了组建这支部队的核心力量。
那一天的另一个亮点是，特种部队首次在这样的正式场合戴上了绿色贝雷帽。这种帽子虽然不正规，但却很受人喜爱。当时有严格的规定，不准把戴绿色贝雷帽作为统一着装。60年代的陆军不允许像特种兵和伞兵这类“精英”部队有与众不同的着装，其理由是为了整齐划一。即便如此，所有特种部队都藏着绿色贝雷帽，在偏远地区演习或者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他们就戴上它。
比尔·亚伯勒和特德·克利夫顿在西点军校就是同窗好友，而且成了终生莫逆。在肯尼迪到布拉格堡去之前，克利夫顿和亚伯勒就讨论过部队在接受总统视察的时候要不要戴贝雷帽的问题。从不利的方面来看，他们是在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冒险。从有利的方面来说，他们觉得有必要让他们的军中同行和公众承认，特种部队是一支了不起的部队。亚伯勒是一个对象征符号特别敏感的人，他认为贝雷帽不只是一件与众不同的衣物，而是一种象征。
“我认为总统看见你的人戴绿色贝雷帽会喜欢的，”克利夫顿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也这样想，”亚伯勒回答说。“当然，它们还没有得到上面的认可。”
“唔，”克利夫顿说，“你就告诉他们出来的时候就戴上它。”
“下面怎么办呢？”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能对付。”
到10月12日那天，各种不同色调和面料的绿色贝雷帽一下子从隐藏转为公开，有些贝雷帽已经经历过数十次野外训练。那一天，头戴贝雷帽的官兵们自豪地站在那里，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允许的。年轻的总统满面笑容，非常高兴。
后来，就在陆军服装委员会为这件事非常恼火的时候，白宫给亚伯勒准将发来一份电报，说总统已同意把贝雷帽作为优秀表现的象征。从那时起，绿色贝雷帽被正式认可。
从那时候起，各种式样的贝雷帽就成了美国陆军各部队正式的行头——首先是那些得到认可的精英部队，比如突击队（黑色贝雷帽）、空降兵（栗红色贝雷帽）。近来——尽管还有许多争论——整个陆军都获准戴黑色贝雷帽（突击队员将换戴褐色的）。
尽管如此，在40年前那个暖和的秋日里，戴贝雷帽还算不上一件大事。那一天的主要活动是“加布里埃尔表演”。这是为了纪念特种部队一个叫加布里埃尔的士兵——当然这个名字与同样名叫加布里埃尔的天使的联想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这个表演是为了展示在可能遇到的重大挑战面前，A级小分队所表现出来的多种技能、灵活反应和足智多谋。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会领着总统各处视察，观看各小分队的演练，可是这一次却不行，因为特种部队的特点是在相距较远的不同地区，在秘密的、隐蔽的形势下展开活动，所以给观看带来困难。不过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特德·克利夫顿事先已告诉了亚伯勒）：肯尼迪总统的腰不好，不能进行过多的运动。
所以他们就安排各个分队到总统前面进行表演，而不是领总统到各处去看表演。
为此，克利夫顿和亚伯勒制定了一项计划，让特种部队技能表演小组在用平板车搭建的彩车上（或者用彩车作为平台）进行表演。每辆彩车都将在总统面前停留，表演特种兵的各种活动。表演的重点不是展示武器、装备和器械。表演的重点在于展示人的风采。
例如，有一辆彩车展示的是敌人的游击队基地。它就像老挝、南越和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游击队基地一样，很难发现、锁定或摧毁，因为这类基地在不断变换地点，而且利用沼泽地、丛林或山地为掩护。他们对总统说，要找到并摧毁这样的基地，需要受过特种训练、有特种装备、轻装并善于机动的战斗部队。特种部队A级小分队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但是，他们还可以训练其他人来这样做，而且这样更为合适。
另一辆彩车上所表现的是受过语言与文化训练的A级小分队，他们如何训练和帮助当地的武装力量。还有一辆彩车上展示的是特种部队的助民行动（例如提供医疗帮助）。这对他们的战斗行动将起到辅助作用，因为他们帮助了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就不大可能去帮助敌人，这就等于抽干敌人游击队赖以游泳的池中之水。
其他的彩车表现了特种部队的心理战和通信技能——利用广播、乡村里的广播喇叭，散发传单等。为了加强效果，还从天上撒下数以千计的传单。也有的彩车展示了比较传统的特种作战——比如训练友好的游击队如何深入敌后袭击敌人车队及物资储藏地。
这次表演起了作用。
此后不久，总统就批准建立一支较大规模的特种部队，但是总统的关照并没有增加特种部队的舒适程度。比尔·亚伯勒接任司令之前，虽然特种部队在持久的冲突中也许会发挥作用，但其作用毕竟很小，也很有限。特种部队的成员都不指望在陆军中能够待得长久，或者得到快速提升。对个人来说，这是个没有出路的部队。
只要特种部队保持这种规模，五角大楼的许多陆军将领会很高兴。
肯尼迪前来视察之前，比尔·亚伯勒的上司中不止一个人对他明确地传达了这样一个友好善意的信息。例如，第18空降军司令（一位三星将军）就对他说过：“比尔啊，你刚刚晋升准将，我就开门见山跟你说吧，你想做的是一些谁都不喜欢、谁都不会接受的事，除非你能说动总统。我的意思是，必须让他相信，因为如果他不同意，五角大楼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另一方面，如果把陆军“老大”说成是彻头彻尾的障碍也是错误的。
1961年，比尔·亚伯勒接管了特种战争中心[1]。当时他给手下人下达的第一道指令是，制订出一个根据肯尼迪总统的目标来打造这个中心的基本原则——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并且由于陆军“老大”没有理解肯尼迪讲话的意图而变得更加困难。然而，陆军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来贯彻总统关于反游击战方面的意图。
例如，设立了在陆军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领导下的特种战争指导委员会。1961年1月，该委员会推出了特种战争学校的第一批反游击战的课程。
1962年初，该委员会以汉密尔顿·豪兹将军为首的13名将军来到特种战争中心。豪兹委员会提出，从上校到四星上将的所有陆军军官以及美国的所有陆军师，都必须接受反游击战的教育和训练。该委员会还提出把特种部队从当时的2300人增加到4600人。到1968年年中，特种部队已经增加到8个大队，总数超过了9000人。
那年10月亚伯勒和克利夫顿为总统举行的表演，实际上融合了三股力量，但在当时它们还没有被完全分清，也没有被完全理解。
第一，比尔·亚伯勒是肯尼迪亲自挑选的特种部队司令长官——不过亚伯勒本人并不知道。总统此举得到了特德·克利夫顿的帮助，并听从了他的建议。总统曾经对陆军参谋长说他要用亚伯勒，于是他得到了亚伯勒。最高行政首长的青睐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五角大楼那些人”的不满，因为他们喜欢自己负责人事安排。当总统把这项权力从他们手上拿走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喜欢的，这就意味着亚伯勒从走马上任起就面临种种阻力。
第二，比尔·亚伯勒知道，特种部队是惟一体现了美国总统十分关注的“新型战争”思想的美国的军事概念。但亚伯勒也知道，没有肯尼迪的帮助，要让陆军接受这样的思想非常困难。在二战胜利后的几十年内，陆军仍然在打二战式的战争——依靠火力和大兵团作战的战争。这就意味着，为了提倡与推广特种部队的理念，亚伯勒不得不冒一些风险。他不得不去做总统和公众的工作。在向总统推荐亚伯勒的时候，特德·克利夫顿深知亚伯勒非常善于“推销”自己的观点——他在朋友面前是个“表演艺术家”。他是做这件工作的合适人选。
第三，比尔·亚伯勒开始按照自己的设想改造特种部队，因为他已经得到总司令的授权——这也是为什么说当年10月的那一天是特种部队重要分水岭的主要原因。亚伯勒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特种部队将因为他而发生重大变化。
他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用自己的才干证明自己的远见卓识，并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克利夫顿和肯尼迪联手把他选调到布拉格堡是个正确的选择。特种部队能发展到今天这样，当然少不了数以百计的大人物的诸多帮助，但主要还是亚伯勒的功劳。
接手特种部队的初期，亚伯勒心里并不高兴。接到要他到布拉格堡报到的命令时，他在欧洲担任高级反谍报官员——第66反情报特种大队司令，他们的总部设在德国的斯图加特，负责向美国在欧洲的所有驻军提供安全保障。他的反情报特种大队通过在德国、意大利、瑞士和巴黎的外勤工作站展开工作，此外他们还与德国、英国及法国的安全部门官员密切配合。这是他十分喜欢、不愿离开的工作。他喜欢这个工作的国际性及其成功的记录——他们识别、抓获、或者“消灭”了数量众多的敌人特工——他也喜欢这项工作千变万化的神秘性以及迷宫般的复杂性。对于一个高智能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十分有趣的工作。
在亚伯勒看来，丢下这一切去指挥一个看上去毫无生气的行动，似乎毫无乐趣可言，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说，也不能够提供多少发展前景或者令他激动的事情。
“我错得不能再错啦，”他说道。
实际上，他的错误并不是他早期对新指挥岗位的特性的描述，而是他没有看到约翰·肯尼迪已经认识到的东西，还没有看到要有一支新型的部队来打一场新型的战争。阿伦·班克的特种部队保留了他对二战中战略情报局和杰德堡分队那段光荣历史的珍贵记忆。现在所需要的是，把班克和福尔克曼训练出来的部队变成一支活跃在敌后的部队，变成一支具有更高的技能、更丰富的想象力、更大的灵活性和文化敏感性、更善于动脑子的部队。亚伯勒培养出的人要完成的任务，比他在欧洲担任情报官员遇到的任务更复杂。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动用一支独特、灵活、有精确打击力量的部队。
对特种部队来说，重要的不是它昔日曾经如何，而是它未来将会如何——这将是亚伯勒的创造。
表演艺术
对比尔·亚伯勒这样一个自称怪人、有很多新思想的人来说，军旅生涯并不是他理想的职业选择。奇怪的是，他出生于军人家庭；他父亲是一战中曾在西伯利亚作战并立过战功的老兵，精通俄语，退休时已是一名上校。比尔·亚伯勒并不向往军队生活。更加奇怪的是，他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聪明、喜欢艺术的年轻人。他喜欢绘图和绘画。这样的人有时候往往与军队的制度、死板的规定以及缺乏想象是格格不入的。
另一方面，年轻的比尔·亚伯勒认识到，尽管军队里偶尔有制度上的不合理，但他父亲的职业是崇高的，那样的生活可能既充实又有趣。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就是个军人。
1931年，亚伯勒参加了陆军。军旅生活使他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使他更加了解训练场上的人们。他在后来指挥特种部队时很好地利用了这些经验。
一年之后他进入西点军校。在那里他和同班同学特德·克利夫顿一起创办了一个学校刊物《西点指示器》。克利夫顿担任编辑，亚伯勒担任常务编辑，写专题报，绘制卡通漫画——这是一个终生陪伴他的实践活动。
1960年，亚伯勒从西点毕业。他从约翰·J·潘兴将军手中接过授予他的少尉军衔，被分配到驻扎在吕宋岛麦金利堡的菲律宾侦察兵第57步兵团。在去菲律宾前的那段时间里，他与在军人家庭长大的诺尔玛恋爱并结婚——不过家庭出身并不是他们惟一的共同点。他俩这一辈子都对远东的生活和亚洲的艺术情有独钟（在他们的北卡罗来纳家里，就摆设了许多来自亚洲的艺术品）。
在菲律宾待了3年之后，亚伯勒独具慧眼，发现了这支新部队的锋芒所在。40年代初期，这个锋芒就是从飞机上跳伞（还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他是参与这一新型的、非常危险的战争形式的第一批志愿者。
伞兵使军队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但这个代价也不小。运送伞兵的运输机很容易受到攻击，而且伞兵不可能携带过多的东西来满足支援与火力的需要。换句话说，空降兵部队的初期作战更接近于特种部队，而不像是步兵。
在他学到了伞兵的技能之后，空降兵部队的领导向他提供了一次机会，让他实践自己对象征符号的喜爱。
外界的人很容易忽视军队中众多的与体制有关的象征符号。资格证章、绶带、奖章、臂章——甚至特别的帽子、靴子或歌曲——在一个军人的认同感和荣誉感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然它们不是最重要的，但绝不只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意志坚强的人在某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旗帜或徽章面前，有时也会激动万分，说不出话来。
这并不是说，一个军人的服饰和佩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你要的是尊严，你不希望一个军人看起来畏首畏尾。在这里有一点炫耀并没有什么坏处。对此亚伯勒一直都有清楚的认识。“有特色的军装可以增加一个人的自豪感，”他写道。“你可以改变一个人，把他变为一个特殊的人。”
空降兵部队的首长注意到他在绘画与设计方面的才能，所以让他设计第一枚空降兵资格的证章也就不奇怪了。接着他们让银匠制作了足够数量的证章，颁发给第一批合格的伞兵。空降兵至今还佩戴着由比尔·亚伯勒设计的银翼徽章。
亚伯勒的才华不只局限在航空兵的银翼上。他后来又设计了特种服装：第一批伞兵皮靴就是一个例子——伞兵皮靴的含义对伞兵来说就像绿色贝雷帽对特种部队一样——他后来还设计了其他几种军用服装，有些服装进入了户外衣着专家L·L·比恩等人的服装类别。
在亚伯勒担任绿色贝雷帽部队指挥官的初期，他提出要把军用猎刀用作徒手格斗的有用武器，同时也要把它视为成就的象征。有一段时间，骑兵的马刀曾经起过这样的作用。陆军现在已经不用马刀了。在20世纪，它们已经不像骑兵时代那样实用。在亚伯勒看来，军用猎刀似乎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替代品，因为它既有前沿的传统，又有英勇的含义。
亚伯勒的梦想是，把军用猎刀和绿色贝雷帽一起发给每一个新参加特种部队的人。在这把军刀的一面镌刻着这个士兵的名字，另一面镌刻着特种部队的格言“解放被压迫者”。
陆军从来就没有同意过这个想法——不过比尔·亚伯勒总是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比如说电影。
1941年，比尔·亚伯勒成为新组建的伞兵部队的领导人之一。他学到了重要的一招，那就是如何让美国军方和美国公众相信这支很有战斗力、但仍让人有些疑虑的部队。
好莱坞帮了大忙。
1941年，美国雷电华影片公司（RKO）拍摄了电影《伞兵营》，影片中3个年轻人的角色由罗伯特·普雷斯顿、埃德蒙·奥布赖恩和哈里·凯里饰演。他们3个人都经过跳伞训练。因为让大明星冒险从飞机上跳伞是不行的，所以比尔·亚伯勒和他的伞兵同行们就当上了替身演员。这并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电影，但它确实使得空降部队令人神往，吸引了陆军“老大”和公众对他们的注意。
后来，亚伯勒抓住了一个类似的机会。那是作家罗宾·莫尔亲自上门提出要写一部关于特种部队的小说。亚伯勒很赞赏这种想法，所以他琢磨写一本关于绿色贝雷帽的书，后来这本书被改编成一部由约翰·韦恩主演的非常卖座的电影。
《绿色贝雷帽》结果成了一部向美国公众介绍特种部队“加布里埃尔表演”的著作。
不过亚伯勒没有就此歇手。
还是在亚伯勒当小兵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军乐队。他喜欢那些老的进行曲以及军队歌谣对心灵产生的冲击。后来，在他当了特种部队司令后，他强烈地感到绿色贝雷帽应当有一首自己的激励人心的军歌。他把西点军校的乐队主管找来，请他写一首绿色贝雷帽进行曲。后来有一天，特种部队里有个叫巴里·萨德勒的年轻士官走进亚伯勒的办公室，开始演奏一首由他谱写的歌曲《绿色贝雷帽赞歌》。
神勇的战士从天而降
无畏地战斗面对死亡……
由此又引出另一件事情。过了不久，仍在服役的萨德勒士官在《埃德·沙利文的表演》中演唱了这首歌曲。它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首歌曲立刻轰动一时；后来它还被译成多种语言。对美国特种部队的热爱和尊敬迅速增加——比尔·亚伯勒不仅有了一首军歌，还为他的绿色贝雷帽取得了公关上的巨大成功。[2]
现在他有了关于特种部队的小说、电影、军歌。他只要另外一个部件：特种部队的祈祷词——没有宗教色彩的话语，能够表达和规定特种部队军人与他们心目中的上帝进行交流的话语（在散兵坑里是没有无神论者的）。这个祈祷词应当能让他的所有官兵都接受，无论他们的种族和信仰是什么。下面就是他写的祈祷词：
万能的主啊，你是自由的倡导者，是被压迫者的希望，听听我们的祈祷吧。
我们特种部队的战士承认，在保卫人类自由的斗争中，我们依靠你的支持。
在保卫那些无力自卫，解救那些被奴役的人的战斗中，我们愿与你在一起。
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国家的格言是：“我们信任上帝”；我们的国家期待我们获取荣誉。
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永远不能给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战友脸上抹黑。
请你给我们智慧的头脑、勇敢的心灵、强健有力的手臂，请用你的手保护我们。
我们为你而战斗，胜利的桂冠属于你。
因为你永远是一个王国、一种力量、一种荣耀。阿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伯勒不断进行跳伞训练，而且参加了实战——1942年11月对北非的入侵（这是实战中第一次动用美国伞兵部队）以及后来在突尼斯的行动。他所指挥的伞兵营在入侵西西里的时候，因“友军”的高射炮火而损失了23架飞机。后来他的伞兵营在意大利安其奥作战。他手下的士官保罗·B·赫夫是第一个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伞兵。后来，他的伞兵营被空降到法国南部，从法国的里维耶尔到法意边境的滨海山脉一带作战。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在战场上被提升为上校，并被授权指挥在山岩崎岖的意大利沿海到热那亚一带作战的一个团级的步兵小分队。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一颗银星。
不过，早先他几乎断送了自己在军队的前程。
亚伯勒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对师长指挥的西西里大规模空袭提出了质疑，因为在那次空袭中，许多运输机被击落，同时还有巨大的人员伤亡。他的上司，当时的陆军少将马修·李奇维对于这个部下的直言不讳感到不快，解除了他的指挥权。所幸的是，李奇维的上司，陆军第5军军长马克·W·克拉克中将很赏识亚伯勒，从这个直率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克拉克让他临时担任参谋，后来把他调到另一个作战部队担任指挥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亚伯勒和李奇维成了好朋友，而且亚伯勒逐渐意识到，在下进攻命令时，李奇维那样做是必要的。这就像在诺曼底登陆那一天艾森豪威尔下命令时的情况一样。攻击行动必须有排山倒海的气势，尽管会有相当大的损失。这是每个指挥官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给年轻的亚伯勒上了很好的一课。
战争结束后，亚伯勒被派往奥地利担任美军宪兵司令和维也纳宪兵司令。这是类似警察局长的工作，但也要和其他3个占领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地位与他相当的军官们合作。这是亚伯勒第一次接触到后来被称之为“民政事务”的工作。
四个占领国的正式任务是恢复法律与秩序。亚伯勒逐渐感兴趣的问题是：占领军会怎样干扰这个过程——例如，通过犯罪活动。为此，他开始进行一些统计研究，这项研究显示了哪些国家的人犯罪最多，以及这些恶行的性质。然后，他定期出版一个小册子，上面有显示谋杀、强奸、盗窃、纵火、黑市交易等活动的曲线。
调查的结果很有意思。俄国人的恶行最多，第二位是法国人，接下来是美国人，排在最后的是英国人。
这个问题的因素很多。在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统治下受害最深的民族，在保护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合法权益的问题上几乎毫无积极性。但是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占领军的品行如何与他们自己的表现有很大关系。经历过战斗的美国军队表现比较好，比较守纪律，可是那些来接替他们的部队到达之后，纪律开始涣散，犯罪率开始上升。
俄国人似乎根本不对自己的部队加以约束。实际上，亚伯勒的俄罗斯同行（他们后来成为朋友）告诉他，许多俄罗斯指挥官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部下在哪里，这是有点令人怀疑的。那些人的行径是对规章制度的嘲弄。
在这种情况下，亚伯勒多次采取措施约束美国部队。在他看来，维也纳不仅仅是一个被占领的首都，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充满政治考验的地方。这个考验的成功与否可能会决定欧洲大部分地区未来的政治走向。在他看来，美国应当派出代表自己国家美好形象的代表，这些人将起到一个正面的心理杠杆作用。
然而，当他向上级提出这方面建议的时候，他们明确地告诉他不要提。他应该像其他人一样，管好自己的人就行了——军队就是这样——其他问题让上级去处理。正如他所说的，这是个“老一套的回答”。
需要有一个新的回答：只能允许经过挑选的人进入那个舞台。在随后的年月里，对诸如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这样一些充满政治色彩的环境，他坚持的就是这种看法。
在维也纳（以及后来在东南亚），平民百姓对出现在他们中间的美国人寄予很大的期望。美国人有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他们代表了一个幅员辽阔，力量强大的国家；他们是去帮助当地人的。要想让老百姓的期望得以实现，靠军队的老一套做法是无法奏效的。
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普通的”军人是不够标准的，需要“特种的”军人。
比尔·亚伯勒输掉了这个回合。可是这种想法却在他的头脑里扎下了根。
在随后几年里，他所走的是一名普通中级军官的发展道路，没有什么激动人心、可以大书特书的地方。1951年，他从英国的坎伯里参谋学院毕业，接着他作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担任参谋军官，在伦敦待了2年，参与筹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后来对特种部队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罗杰·希尔斯曼，并与他成了好朋友。罗杰·希尔斯曼也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二战时期跟随梅里尔的掠夺者小分队在缅甸进行游击战争，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情报方面的负责人——在肯尼迪当政时期，担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成为肯尼迪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之一。希尔斯曼是负责肯尼迪所关心的非正规战争问题的顾问。
离开英国之后，亚伯勒被调到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2年。在那段时间里，他研究了包括游击战在内的各种可能的未来战争形态。为了这项研究，他访问了布拉格堡的特种部队。当时那支部队的负责人是埃德森·D·拉夫中校。拉夫是1942年入侵北非的第一批伞兵，也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在特种部队司令部，亚伯勒像贵宾一样听取了特种部队使命和作战能力的情况简介。尽管拉夫非常热情，可是亚伯勒所看到的情况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打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特种部队可能会对游击队产生一些影响，并使他们对我们的事业有利，但这只是敲敲边鼓而已。
1956年，他被派往柬埔寨，担任军事援助顾问团的副团长。他花了大量时间前往实地，和柬埔寨军队一起——这对他来说又是一次有很大启发的体验（他热爱柬埔寨）。在那样的环境中进行常规战争，从物质条件上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他的第一个印象；柬埔寨军人在那样的环境中能够生存和发展，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此他说过如下一番话：
1956年，奇科莱拉将军和我都在军事顾问团工作。我们到东部省份去了好几次。有一次我们从金边出发去了邦美蜀[3]，走的是一条当年法国人修建、如今已被丛生的植物覆盖的道路。一些已经锈蚀的机器还在路旁。我猜测，在边界两边的部队（共产党的和反共产党的）有过接触，但已经脱离了接触，因为在柬埔寨与越南的边界上，没有发生军事行动的迹象。可是一旦进入越南境内，大多数可能的通道都处于坚固防御工事的控制之下。
在这两个省的行动非常困难，尤其是在雨季。有一次我们就遇上了瓢泼大雨。
与我们随行的是一支由柬埔寨人组成的小分队，一辆四分之三吨的卡车、两辆吉普和一辆拖车。那里的天黑得很快，这是热带地区的特点；我们的道路逐渐被水淹没。我们的两边除了平地之外，什么也没有。我感到无计可施。我们不仅可能被水淹没，而且在一片泽国、没有任何地貌特征的地方，我们可能分不清东南西北，完全迷路。这也是不能接受的。
那该怎么办？
就在天黑之前，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土丘——一个小山包——我们把车开了上去。雨水倾盆而下，劈头盖脸地浇在我们身上。我们找到一些能大致避雨的地方，把睡袋铺在地上，想稍事休息，等第二天早晨再想办法。
大约凌晨3点，我们听见我们来时的方向上有动静。很快我们就朦朦胧胧地看见雨幕中有一些闪光——沿着公路传来骡拉车发出的声音。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一名浑身湿透的年轻柬埔寨中尉走上前来，敬了个礼，然后用法语问道：“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吗？”
我们问：“呃，你是什么人？上哪儿去？怎么会上这儿来的？”
“我们要去边境哨所，”他解释说。“我们是从泥水中过来的。”
“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他做给我们看。
他们在一辆四分之三吨的卡车上装了一个绞盘，把一根绳子固定在树上，然后向前开25—30英尺。接着再重复先前的动作。他们这一路上采取的都是这种办法。
“你们在这儿过夜吗？”我们问道。“是不是要等雨停下来？”
“哦，不，前面有个更好的地方。我们到那儿去。”接着他问道：“要我们带你们一起走吗？”
“不，我们要等到天亮，”我回答说。
天一亮我们就出发了。水稍稍退了些，已经可以看清方向了。
大约向前走了10英里，我们来到那名柬埔寨中尉的营地。他把他们运到边界哨所去的东西都摊在那里。柬埔寨的军官们都脱下军装，换上了他们的“柬袍”（一种裹在身上的衣服），几个勤务兵在服侍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显得轻松自如……确实是很优秀的丛林和前线军人。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终于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边界哨所。这个哨所就像从前美国西部的一座小堡垒。它的四周有木尖桩，为的是防止当地土著山民。他们把这些山民称之为“山农”，而越南人则称他们为“山民”。每天早晨他们都要吹号，升旗。那些柬埔寨军人还到镇上去（很近），用锆石[4]去换东西。就像我们当年西部开发时的士兵与印第安人换东西一样。到了晚上，他们就回到哨所。
我的感觉是，柬埔寨人能够成为了不起的非正规战争的战士，从事游击战争。
特种部队使命的另一颗种子种下了。
1957年，亚伯勒担任第7步兵团团长，部队从佐治亚州的本宁堡调到德国。不久他就被派到欧洲反情报中心……而后又被调到布拉格堡，担任特种部队的司令官。
一种新型战争
约翰·肯尼迪关于非常规战争的思想，真实地反映了他对20世纪50和60年代一些事情的担心——“共产主义帝国”的扩展似乎到了疯狂与危险的地步，殖民主义突然土崩瓦解。
殖民主义——由西方大国统治第三世界人民，进行经济剥削——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殖民主义的灭亡（除了苏联的模式）经历了大约20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
遗憾的是，老殖民主义者的离去并没有给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带来多少好处。他们并没在当地人中留下多少有能力的领导者，也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可用的东西。他们从来就没有作出“白人负担”的承诺。大多数新近摆脱殖民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缺乏维持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银行和投资，尤其缺乏的是能保护他们的、可执行的法律和有效的司法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所感兴趣的，是他们个人势力和财富的扩张，而不是建设和发展国家所需要的长期艰苦的奋斗。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希望得到其他人想得到的东西——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把欺压我们的人打倒了，”他们说得很有道理（而且往往是在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痛苦和牺牲之后）。“现在我们应当看到我们的胜利果实。”
但胜利果实没有立即出现——而且实际上他们是倒退了，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充满腐败、更加肮脏和腐朽的前景。他们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看到他们的情绪很快变坏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潜在的爆炸性局势，自然就变成了共产党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舞台。这不仅涉及到对世界上巨大自然资源的控制，而且涉及到对世界大多数人口的支配和影响。
在这个较量的初期，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共产党人具有不少优势：他们与旧时代声名狼藉的殖民主义大国没有联系，他们承诺要在地球上建立起人间天堂……而且会很快。他们（尤其是中国人）还拿出了一些有效的办法，把那些对已经失败或者正在失败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失望、不满和愤怒转变成严重威胁这些政府的种种机制。
西方大国（尤其是作为其领袖的美国）开始反击时，处于严重的不利局面：共产主义代表的是光明、灿烂的未来。民主政体和资本主义代表的是声名狼藉的过去。民主国家在进行心理战方面尤其缺乏手段。不同的国家为了适应其自身文化要求和传统所采取的民主资本主义以及法制，仍然是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强烈愿望。西方国家没有能够做好宣传这一真理的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中国的胜利为其他人指明了道路：失望和不满可以转化为不同意见和不同政见。不同政见可能转化为颠覆活动和恐怖活动。而颠覆和恐怖活动又能转化为活跃的叛乱活动。叛乱活动可以转变为游击战争。到了一定的时候，游击战争就会转变为常规的军事行动——但只有在游击队员完全相信最后结果将对他们有利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他们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巧妙地利用了统治阶级制度上的弱点。其目的不是直接发生冲突，而是让这个制度内部发生腐败。他们派出人员去腐化或“转变”那些政客们。另外还派出一部分人去接管工会、学生团体、农民团体。他们渗透到媒体、军队和警察之中——所有这些人都起着宣传和颠覆的作用。
革命者并不指望经过一次或者几次斗争就可以摧毁一个制度。然而经济、政治、心理和物质方面的任何弱点都可能摧毁一个制度。实际上，一个制度最致命的弱点往往是心理上的——意志。瓦解敌人继续斗争的意志，从来就是地下斗争的主要目的。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几年甚至几十年，从事颠覆的领导人必须要有极大的耐心。
有一种说法很有道理：每一个阶段都是建立在先前阶段的基础上的，即使出现新的阶段，每个阶段依然处于积极活动的状态。与此同时，搞颠覆活动的地下组织具有复杂的细胞状组织结构，它的各个成员和各个阶段都能受到保护，不至于被发现。即使砍断它一个手指，它的躯体依然存在，还会长出新的手指。
另外一点说得也很有道理：他们的所有成员都依靠近乎完美的情报工作，而从总体上说，他们都做到了。到处都有他们的耳目。人民知道的他们都知道。
最后一点也很有道理：那些比较活跃的阶段几乎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支持——供应、情报、财源和兵源。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支持往往要冒极大的风险，花极大的代价。统治机构——例如在被占领的法国，那些德国人的机构——会寻找还击的机会，或者是寻找各种传递强硬信号的方法。他们发出的威胁越大，就越有可能激发起暴力——从心理上来说，这对革命有利。
当然，革命者要经受得起这样的攻击，就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充分的信心，并得到人民的鼓励。
这就产生了毛泽东著名的鱼水关系的说法。人民是大海；革命者是鱼。大海不仅使鱼得以生存，而且还保护他们免受伤害。革命者只有在自身安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才会露面。否则他们便会回到大海、大山或者丛林之中。
当然，革命者几乎都能得到一个或者另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支持。这是一种代理人的战争。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的领导人愿意为那些出价最高的或者在当时情况下最方便的人提供服务，这是屡见不鲜的。
这就是肯尼迪总统所说的新型战争。它变换过许多名称：革命、人民战争、半地下战争、多维度战争、缓慢燃烧的战争、暗影中的战争。这些名称都很有用，它们描述的是这种斗争的某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突出它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就说明了一个严酷而又基本的事实：过去的作战方式几乎已经行不通了。你不能就这样把一支骑兵或者一支装甲部队派过去。你可以用轰炸的方式使一个国家的人回到石器时代，然而他们的孩子们将会从洞穴里走出来，投掷石块，然后再回到洞里隐藏起来。
敌人在哪里？我们实际上是在和什么人作战？我们占领了一块地方，是不是就得到了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呢？
肯尼迪总统说得对：需要一支新型的作战部队。这支部队应当彻头彻尾地了解游击队——他们怎样生活，怎样作战，怎样在人民的海洋中游泳。班克-福尔克曼-麦克卢尔的特种部队到那儿去不会有问题，可是仅仅具有在敌后从事破坏活动或者追击游击队的能力还远远不够。对早期的特种部队而言，游击队员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朋友。当游击队变成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做重新定向的工作。这并不是什么难度很大的转向，但是我们的态度要改变，我们要学习新的技能。
其一，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铲除游击队，除非你了解孵化和支持他们的地下机制——从事颠覆、恐怖、支持和情报工作的那张巨大而无形的网——然后才能攻击他们。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而同时又不完全清除美国想保留和提倡的自由，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到别人的家里，替他们把房子里的东西摆放整齐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主权国家把内部颠覆看成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他们很少让外国人触及支持颠覆的那个机制。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那些国家的政府本身就已病入膏肓。革命者所提出的治疗办法很可能是错误的，可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这就是说，如果美国特种部队想在反游击战中发挥好的作用，就必须走好一根又细又险的钢丝。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指挥官和政府的指示，以谨慎、灵活的办法应对当地的政府，同时应当与当地人民建立起比较深厚的关系。
比尔·亚伯勒清楚地认识到，由于这种非常敏感的心理和政治环境，特种部队的标准远非只是游击战专长和技能方面的要求。个人的人格变得极端重要——判断力、成熟、自律以及与那些文化上完全不同于美国人的人协调工作的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军人才能有效地作战？
首先——这种情况与1961年时完全一样——他的思维方式应当不同于普通军人的思维方式。特种部队的军人像所有其他军人一样，也是按一条指挥链行动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不能随时与他们的上级取得直接联系，甚至无法进行定期的联系。这就意味着，有时候他们必须单独行动，也就是说他们难免要自己作出决定——虽然希望他们的决定是在对上级和国家的意图有清晰的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他们不仅要极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会遇到死亡的威胁。他们也会影响到指挥链上的各级指挥员直至总统对政策的制定。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只有特种部队才能解决的棘手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很多是实际技能问题——特种部队的军人也许要学会接生、拔牙，或者要会设计桥梁并监督其施工的本领。还有一些问题则是心理问题——特种部队的军人需要进行劝说、诱导，或者利用一个不很友好的当地领导人去做一些可能符合美国利益、但显然不符合他自身利益的事情。这两种问题都是难以预料的、复杂的、没有现成答案的，而且也无法确保会得到上级的帮助。
除此以外，特种部队的军人不能把自己个人的战术、技术、能力和思想集中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他们不能仅仅依靠反复操练过的军事技能。对他们所灌输的以及期待他们去做的，就是要善于思考。在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不仅仅要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使之符合他们这个团队的利益，而且要使之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他们要能够透过复杂的现象看出这些问题，并且能够处理这些问题。
这些军人之所以被称之为“特种”，部分原因就是，可以信赖他们去作出这样的决定。
虽然比尔·亚伯勒获得总统的授权来培养这些军人，他还面临着一项重要的任务。他必须接管“老的”特种部队，并把他们造就成“新的”特种部队——并不是所有“老的”都希望变成“新的”。他必须把这支规模比较小、人员有限的部队发展成一支具有相当规模和相当战斗力的部队，而且还要招募最优秀的人员。这就意味着要把陆军部队中最优秀的、别人不愿意放的人“挖过来”（他有权挑选，不过会招致很多不满）。他必须剔除那些不够标准的，对那些经过挑选和考验而留下的人进行高标准的教育和训练，然后由他对这些人单独地或者集体地进行荣誉和自尊的教育。同时，他还要研究敌人的特点，让其他人也学会与这样的敌人作战的方法。他还要进行深入研究——很少有（即使有的话）哪个军事组织的研究达到他这样的深度。他还要找到一些方法，让特种部队不仅学到这些思想，而且能在他们流血流汗的实践中运用这些思想。随后，他还必须向陆军“老大”以及美国民众进一步推销他这支一直处于比较脆弱、易受伤害地位的特种部队。
一种新型的战斗部队
比尔·亚伯勒面临着一项巨大的工程，但是他首先必须“清理房间”——包括提高门槛。
1961年，也就是接管特种部队之后不久，亚伯勒逐渐意识到特种部队的原有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达不到他的新型作战部队的标准。这些人都很厉害——有翻江倒海的本领。他们都是很有能耐的军人，可是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比较敏感的形势下，他不能指望他们个个都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
亚伯勒说：“在绿色贝雷帽部队中，我特别不想留的，是那些‘老油子突击队员’，也就是老式突击队中的那种人。坦率地说，在特种部队中这样的人还不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曾经和突击队并肩战斗，我了解他们，也很钦佩他们的优点：他们是勇敢的‘放血者’。他们是作战的机器。可是他们根本不懂外交，根本不接受任何人的规劝。对于我们所说的比较人性化的特性，例如同情、怜悯、恻隐之心，他们几乎从不放在心上。如果这些事符合当时的情形，那行。如果不是这样，也行。他们去那里就是打打杀杀的。不论你放手让那些突击队或别动队队员去干什么，他们都会去。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过，我在陆军中的一些同事在陆军部担任重要职务，他们依然把特种部队看成某种突击队。他们从来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非要清除那么多‘老油子兵’，也不理解我们后来为什么在资格课程中有那么高的淘汰率。他们无法理解在判断力问题上的淘汰率，也不理解在认识人性问题上的淘汰率。……一个不愿和山民一起卧倒在地，向他作［武器］瞄准示范的人，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由于高淘汰率问题，我们不断受到指责。但是只要我决意处理的事，我们就寸步不让。我会坚持对从那个大锅炉、那个体制中出来的每个人提出最起码的要求。”
有些老特种部队的人无论是在岗还是不在岗，都很厉害——这就给亚伯勒增添了更多的麻烦。
由于特种部队的编制有限，提衔晋职都很困难。优秀的军官在可能的情况下往往都不愿意被分配到特种部队来。那时，特种部队对军官的训练水平也比较低：例如校官就可以免修资格课程，而且常常是这样。
由于种种原因，特种部队的优秀士官的前途比较光明，所以士官的质量就比较高，他们的专业技能也比较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二战和/或朝鲜战争的老兵，都具有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许多人都负过伤），亚伯勒在训练新来者的时候，想充分利用这些士官的专业技能。但是他们总觉得自己的权很大似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与比他们年轻的士兵一起行动的时候，往往表现出不少野性。
对他们必须加以管束。
不过，更大的问题还是军官问题。尽管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很多军官都把分配到特种部队看成是一个暂时的栖息，是一个有男子乐趣的地方——酗酒、胡闹、搞女人、勾搭别人的妻子。
这些现象必须制止。
在到任初期，亚伯勒把他的军官——上尉和上尉以上的军官——带到基地的松林中，直截了当地说了他对他们的期望。他对他们不会温良恭俭让的。
这就是令人难忘的亚伯勒“林中训话”。
“只要由我来负责特种部队，”他开门见山地说，“这里的规矩就要变。要有一个新的开端。”
“首先，不准搞女人，不准酗酒，不准胡闹，不准通奸。不能有调皮捣蛋的，不能有不服管束的。从现在起，所有这一切都在被禁之列——不准搞变通。我们要有道德标准，纪律标准，仪表标准。
“第二，所有军官都必须通过资格课程考核。不准有例外。不管他是什么军衔。
“第三，我所说的话适用于所有军衔的人。没有例外。所以你们要把这些话跟你们的士官交代清楚。
“最后，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处理。你们可以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你们也可以到我办公室提出调动到其他单位的要求。否则，你们就必须来个脱胎换骨，如果你们还想留在这支部队的话。”
那些最差劲的都走了；那些最好的都留下了。亚伯勒着手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与此同时，特种部队的军官和士官开始觉得有了奔头。如果你到了特种部队，能够干得好，就有希望很快得到提拔，如果你愿意，就有可能在部队长期干下去。
所以特种部队对那些有野性的、不称职的、守旧的人，已经不再是没有发展的地方了。它成了一个让人向往的地方，成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肯尼迪政府明确表示，“对付叛乱”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正式工具。此后不久，对付叛乱需要的一些主要武器系统的问题就突显出来。它们必须联系与行为和社会科学有关的各种资源——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国际关系学——一起打造。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些学科和比较直接的军事功能结合起来，产生一个在对付叛乱的恶劣实战环境中可以有效使用的工具。
特种战争中心必须对这一新领域进行研究。
比尔·亚伯勒本人就是学者和知识分子。他在情报和反情报工作方面的经验使他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了解敌人（和朋友）的方法。他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知识和灵感的源泉以及如何去寻找。
他首先去找了罗杰·希尔斯曼。在提出反游击战以及非正规战争的概念方面，希尔斯曼在国务院和白宫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希尔斯曼到特种战争中心来过好几次，向亚伯勒和中心的教官和学员提供了这方面的背景信息和观点。
亚伯勒和他的参谋人员还研究了正面和反面的例子。正面的例子是英国人在马来西亚的胜利。它指明了一条可行的反游击战理论——即要深入了解当地文化，在向当地的游击队渗透的过程中不要心慈手软，然后把他们从人民中连根铲除。反面的例子就是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和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虚假胜利。
向他提供经常性咨询的人还有一些专家，包括查尔斯·M·泰勒（二战中美国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后来担任美国之音的台长）、杰伊·扎沃德尼博士（时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二战时与华沙的波兰抵抗组织并肩作战，后来发表过许多关于非正规战争和心理战方面的论著）以及其他几个有专长的人。
他所咨询的人和研究的有些问题是有争议的。亚伯勒不怕使学生感到惊讶。他知道，按常规的思维是无法把这项工作做好的。
例如，有左翼思想倾向的法国军人作家贝尔纳·福尔就经常应邀到特种战争学校非常规战争班去讲学。福尔的《没有欢乐的街道》被用作该校的教科书。那是一本经典的历史著作，写的是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那场战争。福尔对美国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言辞犀利、入木三分、不留情面的评论，常常在他的军人听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亚伯勒写道：“他有事实，有数据，有历史，还有个人体验。而学生方面由于自尊心受到伤害，缺乏充分的资料，所以通常情绪比较低落。”
最后，福尔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的鄙视，使得“五角大楼的一些人”对他在布拉格堡的频频出现表现出关注。亚伯勒接到华盛顿打来的一个电话：“那个叫贝尔纳·福尔的法国人在特种战争学校是不受欢迎的人。”可是，当亚伯勒要求把这项命令落实成书面文字的时候，他们收回了这项要求，而福尔的出现就像催化剂一样，继续给学校里年轻的绿色贝雷帽们带来冲击。
关于非正规战争的另一个有争议的看法，则来自有传奇色彩的空军上校爱德华·兰斯代尔——似乎是从间谍小说中跳出来的真实人物。实际上他的故事曾经鼓舞了好几位小说家；他是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静的美国人》和莱德勒与伯迪克创作的《丑陋的美国人》中的人物原型（他们的人物中还可以看见罗杰·希尔斯曼的影子）。虽然他的成就是有争议的——他在越南的行为值得怀疑——但却是真实的。在20世纪50年代，兰斯代尔被借调到中央情报局，而后被分配到菲律宾。他使得中央情报局在对付菲律宾的共产党游击队（被称为“胡克”）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兰斯代尔采取了好几种办法。首先，为了对抗共产党的影响，他推出了一个无疑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拉蒙·麦格赛赛[5]。有人争论说，麦格赛赛是菲律宾的华盛顿和林肯。他后来成为菲律宾总统，但是上任后不久就因飞机失事而死亡。第二，兰斯代尔后来被人们说成是在“黑色”心理战方面有超群才华的人——散布能够伤人的谣言。例如，他在农村散布谣言说，内心邪恶的人将成为当地吸血鬼的盘中餐。接着他让手下人把一个死胡克的血抽干，然后在脖子上戳洞，再把尸体仍到一条人来人往的路上。谣言不胫而走，说胡克是吸血鬼的美餐。第三点也是比尔·亚伯勒研究非正规战和政治战时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亚伯勒写道：“埃德·兰斯代尔使我认识到，我们所说的民事行为与正规军在民众中发挥作用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这种认识对菲律宾的游击战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使民众觉得，军队不是压迫者，穿军装的人代表的是政府；如果他们热情地支持并帮助民众，那么政府肯定也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军人所做的好事证明了政府的仁慈、善意和诚信。
“在后来的研究中，”亚伯勒写道，“我发现这个概念的发明者不是埃德·兰斯代尔……而是毛泽东。毛泽东是这种思想在当代最伟大的推动者。”
“我研究了毛泽东最终把蒋介石赶出中国大陆的一系列作战行动。我发现，在开始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但是，当毛泽东沿长征的道路一路退却的时候，他领导的军队对老百姓非常慷慨，非常热爱，也非常尊重。所以老百姓和共产党军队的关系不是通常那种军民关系，老百姓不是躲避他们，而是欢迎他们。
“这样的行为要追溯到毛泽东的九项规定。他要求红军记住这些规定（它们甚至被谱成歌曲天天唱）。这些规定得到了严格执行。违反这些规定的人将受到严厉惩处，也许被处死。”
这里有一个例子：
●不拿贫苦农民一针一线。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
●买东西要付钱。
●买卖公平。
●对老百姓有礼貌，尽可能帮助他们。
亚伯勒继续写道，这实际上意味着“军人所熟悉的战场上的那些普通规定已经用不上了。即使老百姓妨碍了军队，也不能把他们赶走。鼓励军人把自己的最后一份口粮与农民共享。如果下了一块门板睡觉（这是中国的一种习惯），那么部队在离开之前要把门板还回去。一个最佳的阵地也许就在一个墓穴上。即便如此，红军也会尊重老百姓，把枪架到其他地方。”
“结果，红军的力量壮大了，蒋介石的部队越来越不得人心。”
亚伯勒研究了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如切·格瓦拉、越南的武元甲和长征等人[6]，对多维战争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国防部那帮人”并不鼓励这样的研究。）亚伯勒的研究表明，他们的非正规战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要有打持久战的耐心。“时间对我们有利。时间将是我们最好的战略家。”——长征。
●各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
●努力把所有“小人物”都吸引到游击队方面来。
●通过不断地宣传和恐怖袭击削弱敌人的士气。
●在战术上有利于游击队时，不断对敌人的人员和敏感点实施攻击。
●避免与势均力敌或者占优势的敌人展开阵地战。
●只有在生死存亡或者掩护他人撤退时才打防御战。
●把敌人的供应系统当成自己的，让敌人运送存储军需物资，然后夺取之。
●不断努力把秘密武装变成正规武装，在有把握取得胜利的时间和情况下，把仗打到敌人的领地上。
有了这些研究作为指导，特种部队新的发展方向已经非常清楚了。
如果他们是为了教会一个受游击队威胁的国家的军队如何与当地游击队作战，那么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教会他们如何仔细策划并执行军事的与非军事的行动，从而使这些军队能够赢得并继续得到人民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高度的纪律性，不仅绿色贝雷帽部队要这样，当地的武装部队也要这样。这样的纪律能够确保部队在政治敏感地区有高水平的行为和道德表现。
虽然常规部队的军人通常并不关注处于战火中的老百姓，但是缺少这种关注往往会产生政治和心理方面的附带结果，这种附带结果显然会给战场上的辉煌胜利造成负面影响。军事领导人必须认真调整自己的思维。在美国陆军中，特种部队是第一个正式接受这种课程教育并将其作为作战原则而付诸实践的部队。
没有过多久，贯彻执行美国版毛泽东“行为规范”的绿色贝雷帽部队，开始对生活在偏远地区、往往是丛林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小人物”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先前，这些人在整个军事行动计划中并不起多大作用。这些“小人物”往往对在他们中间的外国军人持怀疑态度。然而，这些军人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军事技术，他们很快就得到越来越多的相互合作和信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仰慕和友谊。
绿色贝雷帽部队关注其他军人很少关注的各种小事情。例如，他们帮助某个村民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打井，改善了他的供水状况。他们和他并肩劳动，建起一座小木桥，这样他到那块原始的土地上干活时，就不必再在沼泽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半英里了。他们教会他如何挖灌溉渠。他们给他种子，这些种子长出了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好蔬菜。最令人感到奇怪，而且也最令人感到温暖的是，他们是把这个村民当成自己人看待的。他们可以用当地语言与他交谈——也许不够流利，但是用于交流已经足够。他们和村里的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们和村民们同餐共饮，晚上和他们一起围坐在火堆旁，和他们交谈，住在和他们一样的农舍里。
一旦他们之间建立起友谊之后，保卫村庄的军事任务就开始了。绿色贝雷帽部队规划了村子的防御工事轮廓，村民们把一根根尖桩埋在地上，尖头对着通向村子的道路。在绿色贝雷帽的帮助下，他们在村子里挖了防护掩体。他们还建立了报警系统，所使用的是旧轮胎的轮毂和空炮弹壳，遇到情况就发出警报。在这段时间里，绿色贝雷帽和村民们一起劳动；在遇到袭击的时候，他们就与村民们并肩战斗。
绿色贝雷帽A级小分队都具有一些医学专长——有两名受过严格训练的医务人员，而在他们的影响下，小分队其他8个人也学了不少医疗技术。
学习这种专长和特种部队原先的使命有关，那就是组织和训练游击队以及地下武装。在刚开始的时候，游击队简直不堪一击。在他们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必须隐藏在茂密的丛林、大片的沼泽和崇山峻岭这些难以到达的地区。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生存下来往往就是一种胜利。如果某个游击队员生了病或者负了伤，那他是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外来援助的。
绿色贝雷帽的医疗技能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绿色贝雷帽部队的医务兵可以提供医疗知识，以确保游击队员的战斗力。
这些技能在那些和游击队基地几乎同样与世隔绝的乡村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这也是产生友谊和信任的原因。对村民们来说，看牙病，作产前检查，服用抗菌素，接受预防接种，学习营养和疾病防护知识都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为完成这些任务所进行的训练是强化的、高难度的，而且是尽可能接近实际的。他们让从国外完成任务归来的绿色贝雷帽提供充分的信息，并让他们帮助培训前去接替他们的人。此外他们还建立起一些模拟的村庄，连细节方面都很像。为了完成任务，绿色贝雷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们的生活就像在实地一样，包括吃饭、住宿、作业、语言以及其他的一切。
为了有助于训练，亚伯勒还在布拉格堡建了部分模拟越南游击队居住的村庄，从使用的器具、饲养的家畜和逃离用的通道，应有尽有。亚伯勒后来去越南的时候发现，在越南人的步兵训练中心有一个模拟村庄就模仿了他的模型。他感到很有趣，也感到很欣慰。
比尔·亚伯勒不仅非常关注特种部队的强化准备工作，还非常关注诸如服装、急救包和应急口粮在内的（陆军）专用装备。可以预计，那些陆军中的“大人物”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会感到很棘手。
比尔·亚伯勒回忆了下面一段往事：
我一直认为特种兵的装备主要是为了保存自己，这和武器没有多大关系。士兵的健康很重要，在这方面我们要尽量做到让他得到最好的着装、战地急救包和应急口粮。实际上，我认为如果拥有精良武器的美国人和使用较差武器的当地武装在一起的时候，它自身的可信度就受到了损害。例如我就不相信特种部队应当配备M-16；特种部队士兵更需要生存的武器。即便他在特定条件下没有适当的武器，他还可以从敌人手中夺取，或者临时制作。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布拉格堡的训练体系中就包括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五花八门的武器。一个特种部队的军人应当熟悉所有这些武器并能组装、使用它们。
我认为特种部队士兵不是一个直接作战的工具。我认为他是一个催化剂，他可以把人吸引到自己的身边，训练他们，帮助他们担当起领导任务，他所携带的武器是第二位的。
所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个人装备和特种服装，虽然后勤供应部门和其他一些人对这些东西没有好感，认为这些观点太理想化，认为在陆军中最基本的东西是给予士兵一件精良的武器、充足的弹药、身上穿的衣服和脚上穿的鞋子，以及必要的运输手段。
1961年，我到马萨诸塞州内蒂克的后勤仓库，看看有没有可供我们去东南亚的人员使用的热带装备。我去了之后大吃一惊。他们没有任何适用于丛林作战的装备。二战中在丛林和热带地区作战的经验已被丢得一干二净了。
我在后勤博物馆发现了他们所说的“热带迷彩服”。可是这些服装的设计思路和淘粪工的工作服如出一辙，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衬衣有两个上口袋，但没有下口袋。裤子上只有一般的口袋，没有可以携带大件东西的口袋。不过衣服的面料还可以。面料织得非常细密，穿上能够防止蚊虫的叮咬。
于是我说：“好吧，我们来看看。面料不错。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我接着又说：“给我送一件去，我们进行一些修改，看看能不能把它改得比较适合作战用。”所以我就带了几件他们所说的“热带迷彩服”，在裤子上加了可以放大东西的口袋，在衬衣上加了两只带褶的大口袋。我把胸前的两只袋改成了斜向的，以利于在穿上伪装网的情况下方便手的进出，戴上肩章，在腰部扣上搭襻以便把上衣束紧。衣服袖子设计得比较宽大，在没有蚊虫或者天气允许的时候，可以把袖子卷起来。
在我们的帮助下，军需部门逐步改出了在越南使用的丛林作战服——尽管他们根本就没有承认有必要进行修改。
可是真正做起来却很难。仅仅有关发放丛林作战服的文件就重达好几磅。在第一批服装发放的时候，就下了一道命令，规定只有在战场上穿，而且只能是特种部队穿。
当然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在结束的时候，他轻描淡写却又恰到好处地说，美国军队非常幸运，因为在美国最终向越南派遣大批部队的时候，我们为特种部队设计的丛林作战服已经得到了普遍使用。
就在比尔·亚伯勒培养造就新型军人的时候，陆军老大还在继续走传统的道路，对这个怪人在北卡罗来纳州所做的事投以非常冷淡的目光，尽管这支部队得到了总统的青睐，得到了相当多的资金（“他们所得到的，就是我失去的”——军队历来是以零和的方式运作的），而且他还有权从最好的部队挑选最优秀的士兵——尤其是其中最优秀的士官——“把他们从陆军中挖走，”这是一位四星上将所说的。
将军们开始窃窃私语，对绿色贝雷帽成为暴发户，对它成为亚伯勒的“私人部队”表示不满。他们的话从来没有公开过，但是多数人还是对经过试验证明有效的东西表示赞同。“在布拉格堡他们让当兵的吃老挝人吃的东西。究竟是干什么？打胜仗要靠火力，不是靠令人讨厌的食物。”有些话说得更明白：“他们在那儿自行其是。他们不遵守规章制度。他们搞自己的一套，不按军队的规定来搞。”
有些指责并不是空穴来风：虽然亚伯勒实际上从来没有违反规章制度，可是他却在任意曲解；只要规章制度上有空子可钻，他就钻。如果对规章制度进行严格的解释，他就钻不了空子了。
他在作辩解的时候，从来不说假话。在不得不临时处理问题的时候，你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自己在钻制度的空子。实际上，很难想象怎样才能建立起规章制度所没有预见到的组织。
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不久，反对意见达到了高潮。常规思想根深蒂固的现任陆军参谋长H·K·约翰逊将军（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担任驻南越大使之后，陆军参谋长的职务由他接任）就是对这种新型军人很不理解的将军之一。他对亚伯勒的所作所为深感不安，认为他走得太远了。
约翰逊的解决办法是：他必须让比尔·亚伯勒知道是谁说了算。在亚伯勒和总统之间还隔了陆军中的好几层呢。他认为亚伯勒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其实，约翰逊是个正直、诚信的人，也是个英雄。在二战中他曾经被日本人俘虏过。在采取行动之前，他先去看了亚伯勒的部队的操练——他离开的时候印象很深。“我跟你说吧，”他对一位将军朋友说，“他组织了一支很棒的部队。”
即使如此，亚伯勒还是得离开。毕竟他已经干了4年，到了该换个地方的时候了。
当时，亚伯勒已经晋升为两星少将。他被派往韩国，作为联合国驻板门店军事停战委员会高级成员。他在那里同朝鲜和中国的谈判代表打交道，他在特种部队的经验使他具备了相当的能力。这项工作不仅要谈判技巧，而且具有心理战和宣传方面的技能。许多观察家说，他是共产党方面在板门店所遇到的最强劲的谈判对手。
从韩国回来之后，他到了五角大楼，所干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负责陆军情报工作（他的正式头衔是负责情报工作的助理参谋长）。后来（1966年）他被晋升为中将，负责在韩国的情报工作大队。1969年他前往夏威夷担任美国陆军太平洋战区参谋长和副总司令。1971年，他在部队服役36年之后退休。
在比尔·亚伯勒担任特种部队司令的时候，他的绿色贝雷帽部队不仅被派往东南亚执行任务，而且还活跃在世界其他几个地方。
他们应一些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的邀请，从巴拿马的基地派出好几个小分队到了那些国家。例如，在哥伦比亚发生了长达10年的被称为“暴力”的反政府武装暴乱，造成了大约30万人的死亡。绿色贝雷帽部队和哥伦比亚保安部队的官员们一起研究，拿出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以民事行为为基础，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医疗卫生和教育——以对付恐怖活动。虽然哥伦比亚还会受到恐怖之苦，但是反政府组织“暴力”的活动结束了。
在美国最北面的地方，绿色贝雷帽用极地的装备，靠狗拉的雪橇、雪地鼬鼠和飞机展开活动，给那里的人看病、看牙，并教会他们如何做计划。
有的绿色贝雷帽小分队在美国托管的太平洋岛屿上活动，修建道路、校舍和娱乐设施。有的在菲律宾活动。还有一些在埃塞俄比亚和刚果（后称扎伊尔，后来又改称刚果）。
1961年，当比尔·亚伯勒担任特种部队司令的时候，特种部队经历了4年的改革和极大的发展。他离开特种部队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少将。为了绿色贝雷帽部队，他和他的上司经常发生一些不愉快，但他的职业生涯还是挺顺利的。
在这4年的发展期间，有许多优秀的军人加入到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美国特种部队的行列。其中一个是年轻的卡尔·斯廷纳上尉。下面该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了。
注释：
[1]1955年12月10日，麦克卢尔准将的心理战中心变成了特种战争中心及学校。
[2]一个出乎意料、令人高兴的认可来自苏联的检查人员，他们禁止《绿色贝雷帽之歌》在苏联发行。
[3]越南南方地名。
[4]锆石是一种矿物，经加热、切割和磨光，能做成华丽的蓝白色宝石。
[5]麦格赛赛在二战期间是菲律宾吕宋岛游击队队长，战后曾任该国国防部长，进行了长期的反游击战。
[6]格瓦拉是古巴革命的杰出领导人，著名的游击战术理论家。武元甲是越南杰出的军事与政府领导人，熟悉游击战，在奠边府打败了法国人。长征是越南的政治领导人，曾任越南劳动党总书记，国会常委委员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