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斯廷纳是在农场里长大的。那是一个占地100英亩的农场，离田纳西州北方小镇拉福利特8英里。在20世纪30和40年代，那里的城乡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城里的主要道路是柏油路面，其余都是土路和石子路面。那里的人偶尔也进城，但大部分时间都在乡村的商店里买东西。有汽车的人家很少，电力供应也很稀缺。到1948年，斯廷纳家的农场才通了电。人们创造自己的娱乐方式。对男孩子们来说，主要的娱乐方式是户外活动——到附近的坎伯兰山里去狩猎或者徒步旅行。或者到诺里斯湖——1936年由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兴建的大型项目——去游泳或者钓鱼。
那里的人们信仰上帝，也热爱乡村生活。到了星期天，大家都去（多半是）浸礼会教堂做礼拜。每个青壮年男子都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效力。
在拉福利特镇和与之毗邻的肯塔基州的米德尔斯伯勒之间，每天有两班公共汽车。斯廷纳清楚地记得，二战时期才六七岁的他从田野上望去，看见年纪大的男青年走到公路上，乘汽车去拉福利特的征兵中心的情景。无论他们是被征兵去的还是自愿去的，反正他们都去了。后来他以崇敬的心情听那些回乡的男孩子（都已长成了大人）讲述他们的战斗经历——那些可怕、难受、痛苦但却很有意思的事情，讲述他们在刚刚解放的城市中行进时的喜悦心情。即使一个10岁的小孩也能理解为什么要牺牲。
等他到了当兵的年龄，他懂得自己应当为国家作贡献，而且应当不亚于那些曾经作过贡献的人。[1]
斯廷纳的家人和阿巴拉契亚农村的大多数人一样，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很多年。
斯廷纳家族是1710年前后从德国移居美国的。这个家族有5个兄弟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州，后又迁徙到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1820年，亨利·斯廷纳为了寻找土地，来到田纳西州东部。在鲍威尔河流域一个叫大本德的地方，他找到了所要的土地。那条河两岸土地肥沃，森林里常有鹿出没，河里有许多肥美的鱼，附近只有4户人家。亨利购买了1000英亩土地，然后返回北卡罗来纳把家人接了过来。和他们一起来到鲍威尔河谷的还有另外几户人家。到1889年，他们定居的地方已经有了三家商店、一家蒸汽机锯木厂以及一家磨坊。那儿的居民已经有了27户，总共有100多个孩子，还有35条狗和65匹马。
到了1936年，由于诺里斯湖的水位上涨，鲍威尔河大本德的居民都搬迁了。埃米特·斯廷纳和他的家人都被迫搬迁。埃米特是卡尔的父亲。
卡尔·斯廷纳记忆中的家是这样的：
从1936年起，我父亲就参与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修建诺里斯大坝以及该局在30和40年代修建其他水坝的工作。他是一名打眼放炮的工人。他的工作就是钻孔，装炸药，炸掉岩石，为水坝打牢基础，开凿泄洪道。到战争爆发时，他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女。这就意味着他没有被征兵，而是被送去修建橡树岭核电站（离拉福利特仅几英里）。
在不建造水坝和核电站的日子里，我父亲就种地。战争期间，橡树岭核电站是优先发展项目。
那座核电站是1942年动工的（但在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制造出原子弹之前，它的存在一直没有正式对外公布）。那是一个重大工程，保安措施非常严密。这个设施的四周是高高的菱形格铁丝网，有骑马的武装保安人员在四周巡逻。要求建筑工人像军人住军营一样住在工厂的大楼里（他们在那里常常是一个星期干7天活）。偶尔我父亲也可以在周末抽空回一趟家。他走了之后，我母亲凯西·斯廷纳就掌管这个农场并照顾这个家。
我是5个孩子中的老大——还有3个弟弟和1个妹妹。我的爷爷、奶奶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干活很卖力。把租用的土地算在内，我们耕种的土地总共大约200英亩。除了种植烟草和谷物，我们还养了一些牲口——当时还没有拖拉机。马和骡子是用来干活的。男孩子到6岁时就下地干活了；农忙季节（我们都在上学）我们总是起早摸黑地干活，只要是好天，一个星期要干6天活。即使下雨，也有事可干，像堆干草或者给牲口磨饲料什么的。
干活很辛苦，但是我们的生活还不算艰难。星期天不干活，就可以上教堂，找朋友玩，或者自己玩耍。由于每家只有一辆汽车，所以很少用它出去玩。我和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可能就不在我们农场。星期天下午，15到20个男孩子聚在一起打球或者练习拳击。
男孩子们都喜欢到我们家农场来，因为它的位置居中，土地平整，适宜于球类活动。如果我们决定进行牛仔竞技，农场上有的是牛（不过我父亲在家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玩这个，因为他不喜欢别人胡乱摆弄牲口）。有时候到了下午，我们会分成两拨，在谷仓里用玉米棒子打仗。这种仗有时候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如果脑袋上被湿玉米棒子砸一下，那确实会成为难忘的体验。
在山里玩也有许多乐趣（现在人们称之为徒步旅行，我们当时称之为爬山）。山里有洞穴，有瀑布，还有壮观的景色；随时都有可能看见铜斑蛇，那真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挑战。附近的诺里斯湖总是诱惑我们去游泳、划船或者钓鱼。那是一个深藏在大山里的秀丽湖泊，形状窄窄的，湖水很深，水面很大——周长800多英里，有许多瓶瓶罐罐的东西和树枝都流进了岸边的低洼处。我们去钓鱼的时候，一般都选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的夜里，先点上一堆篝火，然后坐在那里一直钓到天亮。在适当的季节我们还去狩猎。
我父亲是个出色的猎手，他总是带着两只很能干的猎鸟犬。等我年纪稍大，知道猎枪的用处之后，我就想和他一起去打猎了。我开始帮他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他就开始带我去了。这倒并不是因为我已经长大，扛得动枪或者能射击了。但是，我可以钻进灌木丛或者鸟巢，把鸟儿赶出来。我还可以向他学习安全用枪的知识以及其他打猎的技巧。
13岁那年，他第一次让我打猎枪。只有一发子弹，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目标，后来还是一条狗示意了目标的方向。这样我才能有机会打到那只鸟，而且不会在其他方面出危险。如果我打不着，父亲还来得及补上一枪。
等我年纪稍大，学会了他认为我应当知道的狩猎技能，他就让我一个人去打猎了。上中学的时候，每到感恩节那一天，无论下雨不下雨，我和我的一帮朋友都要出去打鹌鹑（为了安全起见，每次最多去4个人）。我们一去就是一整天，中间也不吃饭。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们的妈妈都会端出一只大火鸡。
年轻真是了不起。我们发现所做的一切都带冒险性。如果不带，我们还要弄出一点来。我们出去找一些让自己高兴的事干，而且无论干什么——包括干繁重的农活——都要学会看它好的方面和它的目的。这就意味着不会感到厌烦和沮丧。
我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从中得到很多满足。这种心情一直伴随着我。我到现在还住在乡村，种种地。我想这是我内心的感觉。我上大学以后就离开了农场，而且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不在那里。我必须回到家乡，尽可能地为家乡作一点贡献，因为我是在那里长大的。
回顾那段岁月，我觉得在那样一个家庭里成长是很幸运的——那是一个注重纪律、关爱、尊重和有原则的家庭。
毫无疑问，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最大。他很坚强——就像他曾经浇灌过的混凝土一样——但是又很正直，他希望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努力。他还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要求自己的子女要有原则。但他并不是一个死板的人。他关心家里的每一个人，希望我们成为（就像过去陆军征兵广告词上所说的）“尽其所能的人”。他要是当了兵，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士长。
他的一些为人处事的原则值得一提，因为我一直把它们放在心里，而且一直在努力实践这些原则：
●要尊重别人，除非他们使你有理由不尊重他们。
●不要与伤害羊的狗为伍，除非你愿意承担和它们一起被抓住的后果。
●任何值得做的事都要做好。任何好东西都是经过艰苦劳动得来的。
●有多大的能力就要发挥多大的能力。
●你必须为那些在你手下工作的人作出榜样。你不愿做的事，也不要要求他们去做。（他希望自己的孩子比他的雇工干得多。）
●不要只看到自己鼻子尖底下的事，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要靠自己努力。
我父亲从来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从来没想让我们继承他的衣钵，一辈子弯着腰在艰苦的建筑工地上或农田里无休止地干活。他知道教育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虽然他自己只上到八年级）。随着我们不断长大，他和母亲也不断督促我们要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你们总不想一辈子就干我现在干的事吧？”他经常对我们说。“你们不可能永远直着腰。那样你们将永远不可能向孩子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从而使他们能支持自己的家庭。”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和母亲把我送到大学门口时的嘱托（这是我第一次去大学。如果我没有被录取，我是永远去不了那个地方的）。他说：“孩子，好好学习，学不好就不要回家。”
他的忠告结出了成果。在他的孩子中，除了一个人之外，都上了大学，拿了学位。大多数又继续在大学深造。[2]
当年促使我们上大学的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战前，在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田纳西州乡村里，大多数年轻人都没有想到要上大学。可是战后有了美国大兵法案——受过专业培训的医生、律师和其他职业人士带着他们的专业技能回到田纳西州东部社区。这给我们大家都带来了长远的利益。那些没有上大学的人仍然可以利用从陆军和其他兵种获得的技术技能以及培训机会，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如电工、机修工和管道工等。
我们惊讶地发现，所有这些技能和专业知识使我们的社区得到了发展。这些课程我们自己学起来也不难。我的目标是高中毕业后直接去上大学。我向两三所大学提出了申请，他们都录取了我。
当年，中学里并没有咨询老师来指导我们，不管怎么说，除了农业之外，其他我都不大懂。与此同时，我强烈地意识到，大学毕业之后我有责任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毕业后最好当一名军官）。由于这些原因，我决定去田纳西工艺专科学院，简称田专。在我申请的3个学院中，只有它同意向我提供农业学学位和预备役军官培训课程。这所学院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以北82英里处的库克维尔。
虽然学院只提供了陆军预备役军官培训课程，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到其他军种去服役。我认为其中部分原因，是我们那里出去当兵的人对我产生的影响，我是看见他们去当兵打仗的。另外还有个原因，那就是，我是和许多朋友一起在农村、在户外长大的。陆军的生活将是那种生活的继续。实际上，我对其他军种知之甚少也是一个原因。
1958年6月30日，也就是我毕业那一天，我被授予步兵少尉军衔。这是一个预备役军官的军衔（2年之后我被授予正规部队的军衔）。我母亲和两个弟弟前来参加了毕业典礼和授衔仪式，可是我们并没有时间庆祝，因为我必须当天就去作战部队报到。不到1小时，我就驱车驶向本宁堡（在佐治亚州西南，靠近哥伦布），而且一路上马不停蹄，为的是赶在午夜前报到，不至于犯“擅离职守”的错误。
本宁堡是个大型军事基地，主要是步兵——被称为“步兵的摇篮”。那里有步兵学校、空降兵学校和突击队员学校、基本的和高级的军官课程学校，此外还有军官预备生学校。许多战备部队都驻扎在那里。此外，刚从德国回来的第10山地师也在那里。我是作为见习排长被分配到那里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的任务是在一个固定距离的步枪靶场当“蹲坑”军官（不断地出靶和收靶），并负责一个106毫米无后坐力炮的靶场。每星期最少有两个下午，军官要给士官上普通教育课程，以帮助他们获得中学毕业文凭。
从当兵的第一天起，我就爱上了部队——尽管开始时我的工作没有什么挑战性，我也没有担负多少责任。我喜欢部队的一切：部队里的人，部队的特定环境，训练，责任，以及靠自己的才干、能力和创造性来发展的机会。
经过大约6个月时间，我修完基础军官课程，接着就去伞兵学校和突击队员学校。在18个月的时间里，我通过了所有训练。
基础课程是预备役军官训练课程的继续。我们掌握了更多的高级技能，以及领导能力、武器使用和确保我们能领导一个排作战的战术科目。例如，识图课程就比预备役军官训练时详细得多。我们学会了如何有效使用编配到排的各种武器。我们学会了巡逻以及排一级的战术、集中使用火力以及步兵如何利用装甲的问题。
在本宁堡学习初期，我的另一个最大收获就是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休。
本宁堡被称为步兵之家，而哥伦布则是众所周知的“丈母娘”，因为当地许多女孩子都嫁给了来到这个小镇、刚刚晋升的年轻少尉。结果我也是这样。
我大学毕业那天是个星期五，开车到达本宁堡的时候已是晚上10点钟。我在师部签名报到，被分配到单身军官宿舍，并告诉我于星期一上午9点再去。
我从来没有来过本宁堡，还真不知道如何打发这个周末。
第二天上午，我在找地方吃饭的时候，遇到了吉姆·史密斯中尉。他也住在单身军官宿舍，而且知道一个吃早饭的好去处——问我有没有车（他的车撞坏了）。他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去吃早饭，下午开车去军官俱乐部，他的女朋友以及她的一个朋友在等他，我们可以一起出去。
我听了之后觉得很好，所以下午我们就去了。他女朋友的朋友就是休。
吉姆·史密斯的女朋友安·斯科特在军官俱乐部的游泳池旁等我们。史密斯向她介绍了我之后，她指了指她的朋友休。她喊了喊正在游泳的休，让她过来。相互介绍之后，我们就安排了当天晚上的活动。“你们今天晚上就和我们一起去吃饭，怎么样？”吉姆向休和我发出邀请。
休长得很漂亮，个性开朗，讨人喜欢，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我知道吉姆是想坐我的车。我想休也许会有点儿迟疑，可是他们站在那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让我们没法拒绝。休和我耸了耸肩，说可以，于是我们当晚就到本宁堡的巴顿屋去吃饭。
吃晚饭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休19岁，是伯纳姆货车服务公司总裁和副总裁的秘书，还在佐治亚州哥伦布中心参加夜校学习。原来她还是“佐治亚州航空预备役小姐”（显然，有人也像我一样认为她很漂亮）。
她家有5个姐妹和1个哥哥（情况正好跟我们家相反）。他哥哥是家里的老大，参加过二战，后来成为佐治亚州发电厂的线路工，不幸触电身亡。她父亲在比布织造公司（哥伦布的一家纺织厂）工作，她母亲操持家务。
我对她是一见钟情。我逐渐认识她家人之后，也很喜欢他们。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像我看待她那样看待我，不过我们开始了偶尔的约会。我还是继续干我的事，干一个少尉军官该干的事。
与此同时，我跟一个汽车修理站的老板成了好朋友。他叫柯比·史密斯，他有2辆经过改装的运牲口的车。虽然他并不亲自驾驶，可是他却让他的机修工参加这种车的赛车活动。我喜欢赛车，一到周末就和他们一起去，过了不久我就开起那种车来。通常我们是星期五晚上去佐治亚州的韦尔多斯塔，星期六晚上从那儿到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然后到亚特兰大，进行星期天晚上的比赛，并赶在星期一早晨的起床号之前返回哥伦布。
我喜欢这样的赛车——它充满挑战、竞争、冒险和紧张感。我想我这个人历来就是这样——军队分配给我的大多数任务都给了我类似的满足感。
我和休经过18个月的恋爱，于1959年8月订婚。3个月之后，我们在她家所在的教堂结了婚。那是佐治亚州哥伦布市的浸礼会波特纪念堂。我向休求婚之后，就不去参加赛车了。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她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你要么要赛车，要么要我，”她说道。“你自己作出选择。”很快我就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回顾我们41年的婚姻生活，我觉得休是男人能找到的最佳终身伴侣——我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对我最严厉的批评者。她是个模范母亲，培养了两个非常出色的女儿。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去任职，她都精心照顾我们这个家，尽做妻子的责任。娶她为妻是我作出的最正确的决定。
从飞机上跳伞
克兰西：完成基础科目之后，斯廷纳就去伞兵学校和突击队员学校接受培训。基础科目一结束，他就去了伞兵学校。他星期五从基础科目班毕业，星期六休息一天，星期天就去伞兵学校报到，星期一早晨便开始训练。
跳伞和突击队的训练非常艰苦。几乎没有多少人喜欢从飞机上往下跳。你随时都会遇到危险；降落伞并不是每次都能打开的；即使能正常打开，伞兵在着地的时候也可能摔成骨折。
当然，夏季在沼泽地上、冬季在大山里待上一两个星期也不是什么好滋味，几乎没法睡觉，没有食物的时候只能依靠野外生存技能。整个训练的紧张程度以及对体能的要求丝毫不亚于实战。突击队员的训练则把一个军人推向了心理与体能的极限。
另一方面，成功地通过这些艰苦训练的军人，有资格感到自豪。优秀的军人往往都是来自空降兵和突击队：空降兵部队和突击队被认为是精锐部队。
尽管如此，在60年代，每个军官都必须到伞兵学校和突击队员学校学习。即将分配到作战部队去的军官，无论是去步兵、装甲兵还是炮兵，都必须上这两所学校。军队希望每个军官都是多面手。军官仅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效服务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具有指挥部队作战所必要的各种技能，也需要由此而带来的广阔发展前景。即使对那些不在作战部队的军官，如军需、弹药和通信军官，也应当能够处理与特种作战有关的任务和挑战。
军官在到他所任职的部队去之前，至少必须在作战部队待2年，从基本的军官资格课程学起。对那些不在作战部队的军官来说，这本身就是个很难得的经历，对他们将来为战斗部队提供服务与支持都有极大的帮助。
现在这已经不再是陆军的做法了，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军官数量不足，也就是说无论哪个兵种都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充足的财力培训军官了；另一部分原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陆军也与时俱进了。现在陆军也采用了企业管理的方法管理军队，大多数军人都是干专业的。40年前，技术部门之外的人被看成是什么地方都可派用场的通才。其理念是到了战场上，你是谁并不重要，如果你有一套基本的军官技能，能够在各种条件下带领好自己的人，那你就是一个较好的领导。
与40年前相比，如今陆军的战备状况和战斗力都已大大提高，但军官在作战部队的训练和体验方面缺乏连续性，这确实是一种损失。
伞兵学校的训练目标历来是：教会学员如何正确背负降落伞和其他设备，如何跳出飞机并安全地降落与着地。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警觉、信心，以及对跳伞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出自动反应的能力。
这个课程一般为4个星期，但是陆军正在进行试验，看是否可以把课程压缩，达到既节约训练时间和经费，又不影响效果的目的。所以，1958年的步兵少尉和中尉班就曾把课程压缩为3个星期。课程的教官都是经过挑选的士官，都是一流的伞兵——他们都是职业跳伞员，而且很厉害。
教学计划中规定地面作业、跳伞塔作业以及跳伞作业各1个星期——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强化的体能训练项目，每天上午都有一个严格的个人检查，特别是在前2个星期。
每天训练开始前，都要接受黑帽子（空降兵的军官）在队列中的逐一检查。开始是1个小时活动量很大的体能训练：俯卧撑、下蹲跳、仰卧起坐、引体向上、深度弯膝、下蹲出腿，还要穿上作战皮靴跑3英里。黑帽子们在教警觉性时最拿手的就是大声喊叫：“预备！”这可能是冲着某个人喊，也可能是冲着整个小组的人喊。听见这句话的人必须立即单脚离开地面6英寸，摆好准备跳出飞机的正确姿势——下巴抵着胸口，小臂和手指伸出，好像在抓备用降落伞。肘部贴紧身体两侧，并开始数数。“一千、两千、三千、四千”，表示降落伞张开所需要的时间。一旦进入跳伞姿势，就必须屈膝，脚尖向下做上下跳动动作。如果反应慢了，而且/或者动作做得不对，就会听见黑帽子喊“给我做20次，”或者按他们的要求做俯卧撑。
为了确保动作一致和思想警觉，黑帽子用来对付训练中的违规和错误——不管谁做错了——的拿手“武器”就是让你做俯卧撑或下蹲跳。无论是哪一天的训练，受训者都会发现自己多做了200次或者更多次的俯卧撑。
第一个星期，斯廷纳和其他人学习的是如何从不同方向落地（左前方、右前方、左侧、右侧、左后方、右后方）。开始的时候他们站在地面上铺着锯木屑的坑里向上跳起，然后根据口令朝不同方向倒下。他们在地面上掌握了这个技能——也许有100多次跳伞落地的动作——之后，就爬到离地面5英尺高、木头搭建的跳伞落地动作平台上。接着他们就从那儿再往下跳，直到熟练掌握各种落地动作为止。
每一次做跳伞落地动作时，各人都要想定一个“准备落地”的姿势——也就是说，要伸手抓住（假想的）降落伞前面的拉绳，双肘紧贴身体两侧，下巴贴近胸口，双膝微屈，双脚和双膝并拢，脚尖略向下指向地面。着地后要朝能给他最大缓冲的方向翻滚。
完成落地动作训练之后，他们就上升到“摆动落地动作训练器”上面去训练。那是一个环形框架，用一根钢缆悬挂在平台上方6英尺的地方。携带全副跳伞装具的学员把他的张伞绳钩在这个环形框架上，然后跳下平台，开始自由摆动。地面上的教官不仅控制学员的摆动幅度，还控制学员的着地时间和方式，而且往往是在学员处于最尴尬的位置时让他着地。这套装置最现实地模拟了实战条件下伞兵可能遇到的情况。由于大多数的伤情都发生在伞兵落地时，掌握这些动作对于学员来说就非常重要了。
在第二个星期，他们登上一座高34英尺的跳伞塔，从上面往下跳可以大致体会从飞机上向下跳的情况，只是没有125节大风吹在身上的感觉。专家说，34英尺是制造最大恐惧的最理想高度。没有降落伞的人从这个高度掉下来也有可能不死。超过这个高度，一切都完了。
跳伞塔的顶部是一个模拟飞机机身的箱状结构。从这个“机身”里有一根大约150英尺长的钢缆呈一定角度向下延伸，然后被固定在离地面大约8英尺的地方。学员把自己的张伞绳钩在钢缆的滑轮上。听见“站到门口去”的命令后，学员就在门口取某种姿势站好。听到“走”的命名，他就起跳并冲出去，身体立即蜷缩并开始数数，这时候他下落的距离已经相当于张伞绳的长度——大约8英尺，可以感觉到缆绳的拉力（在实际跳伞过程中，等降落伞张开的时候，人已经下落了大约200—250英尺）。跳伞者感觉到这个拉力的时候，应当检查一下他（想象中）的伞盖，看它是否完全张开，断掉的悬伞绳不能超过4根，伞盖上不能有比头盔大的洞。他是通过与空中其他人的下落速度相比较来进行这项检查的。如果他比其他人的下降速度快，就要考虑打开备用伞。
在下降过程中，跳伞者必须高度警惕，以避开其他伞兵，等他到了离地面50—100英尺的高度时，就要准备着陆。这时候他已经到达钢缆的另一端。到了那儿之后，一个黑帽子会对他作一番讲评，然后叫他上去再跳。一个受训学员至少要从那座34英尺高的跳伞塔上跳15—20次，才“可以进入下一轮训练”。
在第二个星期的最后2天，斯廷纳和他的战友们登上了250英尺的跳伞塔。学员背上一个特制的降落伞，把它连接到一个周长与真降落伞伞盖相同的圆环上。接着他被吊上从跳伞塔延伸出去的机械臂上。到顶之后，他的降落伞被打开，然后让他自由落向地面。他的落地很重，就像真的从一架飞机上跳伞落地一样。
第三个星期完全用来练习跳伞。训练内容包括模拟在飞机上的所有动作。担任跳伞长的黑帽子先让大家熟悉跳伞命令。这些命令包括：“20分钟”，意思是：“初步检查自己的装备；戴上头盔，等。”10分钟后的命令是“准备”，意思是：“解下座位安全带，准备站起来。”接下来的命令是“靠外侧的站起来”，意思是：“坐在靠近飞机舱壁的先站起来。”然后是“坐在中间的站起来”，意思是：“其他的人统统站起来。”接着一道命令是“挂钩”，意思是：“所有跳伞者都把挂钩夹挂上。”挂钩夹的一端是张伞绳，钩子挂在那根钢缆上。下一道命令是“检查装备”，意思是：“伞兵们检查各自的装备以及胸前的张伞绳。”接下来的命令是“检查完毕报告”。报告从待跳伞队伍的后边开始，最后那个人大声说“完毕”，然后拍拍前面人的屁股。这样，报告就从后逐一向前传。传到了最前面那个人时，他向跳伞长打个手势，报告说：“跳伞长，全部检查完毕。”在离开降落区还有1分钟的时候，装卸长（属于机组成员）打开跳伞门。跳伞长向外看看，证实我们确实在降落区上空，接着他向飞机后面看看，确信后面的飞机不低于他的伞兵即将进入的空域。当他确定可以安全跳伞的时候，就指着队伍最前面的伞兵下达命令：“站到门口！”那名伞兵慢慢地走到门口，摆出起跳姿势，等候绿灯闪亮。绿灯一亮，跳伞长就命令说：“走！”并在他的屁股上拍一下。那个人就跳了出去。每隔1分钟就有一个人跳出去。
每次跳伞都是同样的程序。今天，无论多有经验的空降部队，依然在沿用这个程序。
所有用于跳伞的飞机都是C-119运输机（老式的双尾大型运输机）。斯廷纳说，那些人几乎到了“不用降落伞就想往下跳”的地步，“为的是不再在那个锯末坑里不断翻滚，也不必再整天做俯卧撑了”。
“第一次跳是最容易的，”斯廷纳继续说道。“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不过那股125节的狂风是我们大家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在地面上，拿着牛角号的黑帽子们对那些动作做得不对的学员大声嚷嚷，对每个人的落地动作进行严格的讲评。”
“那个星期我们跳了四次，都是白天跳的。第五次跳的时候是携带了装具，包括我们的负重设备和一支M-1步枪。
“星期六是个重要的日子。毕业了！允许家里人和女朋友前去参加，并帮助把我们的银翼徽章戴起来。我们小组除了几个受伤的，其余的人都毕业了。能够佩戴伞兵的徽章，我们感到既自豪又与众不同。
“有人说他们喜欢从飞机上往下跳。也许是这样。但我不是。虽然我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是在空降兵中度过的，跳伞多达189次，而且都是在夜间携带所有作战装备往下跳，可是我对从飞机上往下跳却从来没有任何狂热。然而，跳伞学校给了我自信，跳伞已经不再是我担心的事情。
“空降部队的独特性表现在他们具有的作战能力上——也就是所谓‘强行进入’。空降部队的任务与众不同，其特点不仅仅在于跳伞，而且也在于它的成员。”
沼泽地和山地
卡尔·斯廷纳于星期六从伞兵学校毕业，第二天早上就去突击队员学校报到了。那天下午，他和他的同伴们就领到了定向和绘图设备。星期一上午他们的训练就开始了。
突击队员学校有两个主要目的：培养小规模部队的领导人，训练他们处理作战中可能面临的任务和形势，并教会他们在敌人占领地区生存所需要的手段。在陆军中，对非特种作战部队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对体能要求很高的学校。
虽然突击队员学校的训练一般是9个星期，斯廷纳在那里只待了8个星期——1958年10月至12月。（除了睡眠时间减少，其他任何时间都没有减少。）这个训练共分三阶段：2个星期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3个星期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的奥克弗诺基沼泽地，还有3个星期在佐治亚州的达洛尼加山地。[3]
卡尔·斯廷纳接着说：
完成了在突击队员学校的学习之后，学员们对自己的能力和极限就可以了如指掌。他不仅掌握了小部队领导在实战中必须具备的各种技能，而且掌握了战场生存所必要的信心和各种技能。对于突击队员学校培训合格的军官或者士官，我历来都非常信任，让他们在战斗中或其他各种困难条件下去带领巡逻队，因为我知道他们具备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并且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带好”交给他指挥的人。
这些经验不仅仅适用于初级军官，而且还成为陆军检验各级军官实际能力并对他们进行岗位——尤其是指挥岗位——任命的基本依据。它们能使人们了解一个人的能力和极限，这是用其他方法做不到的。它们可以增加一个人的自信心，这也是其他方法做不到的。
为了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是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在实际中，这意味着你必须夜以继日地训练，几乎没有时间睡觉，你会感到筋疲力尽，你的胫骨可能会夹上夹板，你可能被拖垮，你可能在沼泽地，你可能在山地，你可能冷得够呛，你可能浑身湿透，你可能被冻伤或者体温变得很低，或者感觉热得够呛，渴得要命，你要学会野外生存，能吃的就吃。你要学会相互支撑。虽然要求每个人都掌握个人必需的技能，在所有野外行动中你通常总是以班、排为单位行动，你们必须相互帮助。从第一天起他们就给你分配了一个“突击队员伙伴”。换句话说，如果万一你的伙伴出现昏迷，你就应当去背他——或者进行昏迷急救。
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手软，也不能害怕。
本宁堡阶段
本宁堡阶段的基本目的是学习巡逻的基本方法：计划的要点、作战命令、选择主要路线与备用路线、集合地域、集结地点、交通线以及在目标地区的行动，尤其是预演的价值。要一遍又一遍演练，直到熟悉为止。
前两个星期集中进行负重体能训练——浪木操练、耐力长跑、徒手格斗、刺杀课程和越障碍课程。在这一阶段，还要进行一种新型的体能训练——“绳子足球”。我们在一个直径不超过60英尺、铺有锯木屑的球场上玩这种球。一个班被分成大约50人的两个队，面对面地摆出足球赛的架势，双方相隔3英尺。在两个队之间放一个用缆绳编织、重约50磅的球。这种比赛的目的是把球移动到对方的球场底线。任何办法都可以。没有时间限制，对于不符合体育运动规则的动作没有犯规和处罚。为了取得胜利，可以用手去抓，去拉，可以爬到对方身上，可以采用你必须采用的任何办法。输了这场球的惩罚是做75—100个俯卧撑。
我们还进行大量有关使用绳子的训练——学习打各种不同的绳结，建造各种绳子桥——并进行大量爬绳运动。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学会爬绳的不同方法，二是增强上体的力量。
另一个重要的训练项目是先进的地面导航技术。军人应当是导航的专家——要能够在他们所不熟悉的地方找到他们要去的目标——要能在最恶劣的条件下迅速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有了使导航变得很简单的全球定位系统——它们确实使我们有了极大的优势。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一个善于看图的军人手中的地图，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一个善于导航的军人手中的罗盘。即使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失了灵，如果你有了这些，你就有了能找出你自己的方位并确保行进方向所需要的一切。
对于小分队来说，有一个好的记程员也很重要，因为他可以准确地计算出你们已经走了多少路程。他的步幅都必须保持不变。他必须记住走了多少步。有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每走100步就从一个口袋里取出一粒小石子放进另一个口袋。还有个办法就是，每走100步就在绳子上打个结。当然办法很多，目的是相同的：你必须用一种办法确保在小分队遭到伏击时不至于把数过的数丢失（或者忘记）。
最后，我们学习了有关巡逻的所有基本技能：各种不同的巡逻（侦察、战斗、袭击、伏击等），对各种形式巡逻的安排，巡逻次序，巡逻路线，在危险地区行动以及到达目标之后的行动等方面。在本宁堡阶段，我们对巡逻技术进行了多次演练。
佛罗里达阶段
10月的一个星期六早晨，我们乘汽车离开本宁堡，前往埃格林空军基地的佛罗里达突击队营地。关于这次将近一天的旅行情况，我们几乎没有人能记得了，因为我们想尽可能地多睡点觉。
快到佛罗里达州州界的时候，一名突击队的干部把我们叫醒，使我们进入正常的思维状态。他对我们说了“总的形势”。他说：“美国正在打仗。我们作为一支接替部队，正进入一个神秘的国家”——我已经忘了它的名字。从这时候起，所有的一切都是对实战的战术模拟——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战术模拟。
我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目的地之后，居住条件非常艰苦——每个帐篷里住24个人，睡的是帆布小床，没有地板，有一个二战式的伙房、一个小兵器室、一个只有一名卫生兵的急救室。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担心。显然我们不会在这儿待很长时间（和我们即将要做的事情相比，这将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我们才到达半小时，就接到了战备命令，要我们在2小时之内准备外出执行第一次侦察巡逻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对一个可能的敌人导弹发射场进行侦察。我们一出发，就直接进入沼泽地齐腰深的水中。我们将在那里度过三天三夜。
原来这就是整个训练的标准模式——不断巡逻，不断袭击，不断伏击……总是潮湿和寒冷。人们通常以为佛罗里达州没有那么冷。可是，即使是在佛罗里达，如果在10月份你的身上总是湿漉漉的，可能也会感到冷。
在佛罗里达训练阶段，我们得到了有关在野外“生存”的特别指导：如何猎取和准备食物，吃什么和不吃什么（哪些野生植物和野莓可以吃，哪些不能吃），给我们的有鸡、兔、鳄鱼、负鼠、浣熊和蛇，我们必须把它们做成某一天的“美餐”。
我们学到了很多有关蛇的知识。沼泽地里到处都有蛇，特别是银环蛇和水生蝮蛇。有一天，某个干部弄来大概有一车蛇（无毒！）分发给我们（我们都坐在木头上）。开始的时候只拿一两条给我们，可是很快就是一捧一捧的给，一次多达6至8条。我们很快就熟悉了蛇。
另一个挑战是信心课程——悬挂在黑糊糊的水面上方有一根高度达40英尺的绳子，我们要头朝下从绳子顶端往下爬，水面上不断发生着爆炸。我们爬到绳子上的某一段时，他们会命令我们跳进水里，游向大约100英尺以外的干地——水面上仍然在发生爆炸。
在这3个星期中，我们看见营地、帐篷和食堂的时间大约只有四五次。在其他时间，我们吃的都是由“游击队员”提供的食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在指定地点和指定时间与他们联系上——我们并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拿到的往往是活鸡、活兔子，有时甚至是一只活山羊。
我们也睡不好觉。我是被指定的“睡眠记录员”之一。这就意味着我要记录下自己能够获得的超过30分钟的睡眠时间。我记得，到第17天晚上，从我的记录上看，总共睡眠时间只有8小时10分钟。
我历来喜欢户外生活。我真的非常喜欢野外以及野外生活的挑战。所以，除了极端的不舒服——长时间的潮湿与寒冷以及睡眠的缺乏——我真的很喜欢佛罗里达阶段的训练。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真正的大沼泽地，特别是如此险恶、如此具有挑战性的奥克弗诺基沼泽。耶洛河从其中穿过。这条河水深流急，充满危险。你弄不好就会掉进去，尤其是夜里，而你自己可能还不知道。也就是说，你可能正在沼泽地齐腰深的水里涉水前进，但却突然走进一条从水中穿过的水流湍急、深不可测的河里。确实非常危险！
当3个星期的训练结束时，我们大多数人依然恋恋不舍，期待下一阶段的训练。当然，有些人已被淘汰——由于态度问题，缺乏动力，体能不行或者其他原因；我们其他人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只要看到一位学员背着自己的背包，站在离我们营地不远的七号跑道尽头，等待来自本宁堡的三天一班的飞机，你就知道有人被淘汰了。他独自站在那里等待飞机的到来。我真不敢想象这是多么的丢脸。至少对我来说会是这样。
山地阶段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结束了在佛罗里达的最后一次巡逻任务，简要汇报了执行巡逻任务的情况，然后开始擦拭武器和装备，并把它们交回营地保管。在食堂里饱餐了一顿之后，已近午夜时分，我们钻进睡袋——在干爽的地方——赶紧补一补觉。
大约星期天凌晨3时，那个突击队的干部跑进营地大声喊道：“10分钟后集合。带上所有的东西，准备出发。”
我们从睡袋里钻出来（我们是穿着迷彩服睡的），赶紧穿上一双干靴子，卷起睡袋（它是铺在小床上的），背起突击队员的网状装具（背包）在指定地点以连的队形集合。营地的指挥官（一名少校）在队伍前面宣布说：“敌人在行动地区北部取得了重大突破。”——佐治亚州北部——“命令你们立即出动，对那个作战地区实施紧急增援。”10分钟之后我们坐上公共汽车，向佐治亚州北部进发。
路上的情况下我已记不大清楚了，因为我们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但是我还记得大约在中午时分，车开进佐治亚州中部一家霍华德·约翰逊连锁汽车餐厅（毫无疑问这是事先安排的），这时候我们被告知“我们将在这里停留一个小时。这是你们到达前线之前的最后一顿饭”。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当我们这些脸涂伪装油彩、身穿迷彩服的人突然到达时，当地那些显然刚做完礼拜的人脸上露出的惊讶表情。不过，他们很快就认出了我们是些什么人，特别是那位陪伴我们的突击队中尉宣布说：“突击队员们，50分钟以后上车。”
我真不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供这么多人吃饭是怎么做到的，可是餐馆的人做到了，而且我们都吃得很好。
回到车上以后，我们又继续睡觉。
大约在下午4时，公共汽车下了公路，开上一条通向森林的卵石路，在那里有几辆载重两吨半的卡车在等候。一位突击队上尉站在道路中央。我们下车后立即在他面前排好队。他说公共汽车再往前开就不安全了，因为这一地区出现了渗透进来的敌人小分队。我们不得不换乘卡车。他说卡车上还铺了沙袋，我们必须准备对付伏击。我们没有带武器，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每辆卡车上都有两名武装警卫。尽管我们随身都没有武器，但我们已多次演练过从卡车上或者车队里进行反伏击，所以知道怎么办。
我们向前走了最多5英里，就受到一个排“敌人”凭借工事进行的伏击。当然，用的都是炸药和空爆弹，但是他们确实把我们打得够呛。我们很快跳下车，进入路边的沟里。等硝烟散尽后，我们回到公路上集合，并被告知我们乘坐的卡车已被摧毁，剩下的那段路——大约还有5英里，而且是一路上坡——我们必须跑步前进。
在基地的营地（正好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饱餐了一顿晚饭——敞开肚皮吃。接着我们领到了武器和个人装备，整理睡觉的帐篷。就像在佛罗里达州一样，在未来的3个星期内我们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它们。
第二天早晨就开始了悬崖攀绳训练，担任教官的是一个叫斯廷奇科姆的军士长。我还没有见过任何人在攀崖和绕绳下崖以及对绳索的使用方面超过他的。
首先我们学习在突击队一类的行动中如何打各种所需要的绳结。接着他教我们学习绕绳下悬崖，直到我们完全掌握这方面的技能——首先在比较低的峭壁上（30—50英尺高）练习，然后到比较高的悬崖上（60—80英尺高）训练。最后要求我们把突击队的一个战友背在身上从悬崖上下来。
攀崖训练之后，在已经学到的一些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再学习如何适应山地生活，如地面导航、野外生存，以及战场生存。
虽然基本的地面导航技能仍然有用，可是在崎岖的山地上，计算行军距离的问题与平地相比就复杂得多，具有较大的挑战性。例如，你对自己的步幅就不容易把握了。
接下来学习的是野外生存能力。在山区的蛇和佛罗里达州的蛇就有很大的区别——不是水生蝮蛇和银环蛇，而是铜斑蛇和响尾蛇。在山区找不到沼泽地里的那些能食用的野生植物和野莓。
我们还学习了如何避免被敌人发现的技能。我们学了如何离开危险地区，例如道路和居民区（城镇、房屋等），以及如何通过危险地区（开阔地和道路）而不被发现。
我们也像在佛罗里达的时候一样，进行日夜巡逻。可是这里的崎岖地形以及有些巡逻队员的负重（如机关枪）就与在佛罗里达时不同，需要对巡逻路线进行更周密的计划，要为到达目的地留出较多的时间。
在整个突击队训练计划中，每一次巡逻都必须进行非常周密的计划和演练，以确保不出问题，而且每个学员都必须了解这项计划的各个细节。虽然巡逻队队长和助理队长是预先指定的，可是你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让你去当这个队长——往往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例如在交战过程中。突击队有一名干部（被称为随行评分员）随同巡逻队一起行动。这人往往是个少尉或者是个老资格的士官，有时候两者都是，这要取决于巡逻队的大小。他们的工作是评估每一位巡逻队队员的表现，在出现紧急情况或者危及生命安全的情况时，他要在现场处理问题。
与此同时，在这个地方到处都有侵略者（坏人），他们比我们更熟悉地形，和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大多数民众进行合作，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信任这里的任何人。
12月初的天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最后一次巡逻将是一次长距离的战斗巡逻，要模拟“炸毁”离我们基地大约50—60英里的托科阿大坝。在我们出发之前，气象报告说将有恶劣天气——这就更有理由去执行这项任务了。
一天晚上，我们这支排级规模的巡逻队（大约40人）乘直升机到达位于托科阿河以南3英里、大坝上游30英里处的一个降落场。我们快速向那条河运动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临，气温迅速下降。由于天气很冷，巡逻队队长决定架设一座由3根绳索构成的桥，然后从上面过去，这样我们身上就不会弄湿。
虽然有些地方的水深已经到了脖子，而且水的流速很快，受命游泳过河的人还是带着绳子安全地涉水到达对岸。他把绳子系在一棵树上，然后返回来取两根稍细的、作扶手用的绳索。把这两根绳子拖到对岸之后，我们很快就把这3根绳子变成了绳桥，开始渡河。
大概有10个人成功到达对岸的时候，我们遭到了河对岸大约一个班敌人的伏击（毫无疑问，侵略者事先得知我们的渡河地点）。我们处于一个易受攻击的危险境地，几乎毫无保护自己的能力。
巡逻队队长能做的惟一比较安全的选择，就是命令大家后撤，尽快涉水回到对岸。
枪声不久就停了下来，可是这时候我们大多数人已经浑身湿透。天下起了雪——真正的下雪。巡逻队开始重组，我们按照自己的路线前进。风刮大了，气温变得更低。将近午夜时，我们的衣服开始结冰。这时候突击队的随行评分员（一个参谋军士）告诉巡逻队队长，让部队开始跑步，以便尽可能减少体温下降——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过了1个来小时，积雪就有了大约4英寸深。有几个学员开始发冷，其中有一个是我的伙伴。他倒在雪地上，哀求别人用工兵锹把他的脑袋打昏。他是一个体格强壮、很有主见的军官。我知道这不是他的本意。再说，我们也没有带这样的工具。
我想去背他，但是我立刻意识到这不可能，因为我已经背了一支0.3英寸口径的机枪。我不断拍打他，想使他恢复知觉。他终于慢慢苏醒，跪在地上。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巡逻队正在跑步离开我们。我知道我得想办法让他跑动起来，这样才不至于被队伍甩得太远。所以我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他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嘴里嘟哝了几句，然后迈开了蹒跚的步履，最后终于开始跑起来。我让他跑在我前面，不断在后面戳他，直到天亮他才完全摆脱了寒冷。虽然他倒下了两三次，但我每次采用的同样方法奏了效。（那天晚上的事，他后来一点都记不得了。）
其他学员也有过类似的问题，他们的伙伴也采用了自己的办法不让他们停下来。
天亮后依然是大雪纷飞。天幕低垂到了树梢的高度。我们的大多数罗盘上都变得模模糊糊，无法看清。所幸的是，还有几个能用，所以我们才没有迷路。
我们在山里走了一整天，路没有走错。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地上的积雪已经很厚了。巡逻队不得不把最强壮的人换到尖兵的位置上，让他们在前面开路。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应当到达会合地点，从游击队那里获得粮食。我们到达会合地点后，布设警戒，等了1个小时；可是游击队没有来，当然也就没有粮食了。
这时候，随行评分员认为，既然我们已经深入到敌人后方，而且天气这样恶劣，在大路上行走也许比较安全。他带我们走的那条路给了我们希望，显然自下大雪以来，那条路上还没有人走过。所以我们的行进速度可以快一些，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到了午夜，我自己也开始出现问题。我还没有失去知觉，因为我在往前走——不停地往前走。可是我举步维艰，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走。我只知道必须往前走，要和其他人在一起。我想大概有三四个小时，我就是处于这种恍恍惚惚的状态。
又到了天亮。我们离开那条大路，进入林中500码深处，以与公路平行的方向继续向前行进。夜色降临后，我们又回到那条路上。雪停了，但地面积雪已没过了膝盖。天非常冷——我想大概接近零度。从两天前出发到现在，我们什么都没吃，大家都已饥饿难耐。
到了夜里22时左右，我们来到一座农舍，听见了猪的声音。有人传过话来，问有谁会杀猪、剥皮。我说：“我会。”我走到前面。可是我看见那头猪大约重200磅，我知道我还需要帮手——还需要3个人。要有一个人捏住它的拱嘴，不让它尖叫。再要一人抓住它的耳朵，不让它的脑袋乱动。还有一个人要抓住它的尾巴，按住不动，以防止它扭动身躯，把我们都掀翻在猪栏里。
虽然巡逻队的其他人对杀猪毫无经验，可是大家都已饥肠辘辘，所以很快就凑合了3个志愿者。我给他们分配了任务（管拱嘴的、管耳朵的和管尾巴的），很快对他们的任务作了简要说明（我们必须同时动作），然后走进猪栏。我知道这将是一场挑战，但是如果我们想吃，就必须完成这项任务。
与此同时，巡逻队队长着手在农舍四周布设警戒哨。
我们翻越栏杆进入猪栏。我们在另一个猪圈外面转了转，发现里面有2只猪比我们先前选中的要大，于是就扑向我们的目标。这时候，负责耳朵的已经抓住了它的耳朵，可是负责拱嘴和尾巴的2个人都没有完成任务，于是那猪开始尖叫并扭动。我只好跳起来压在它身上，卡住它的喉咙。它跟我在猪粪上翻滚了几圈，过了一会儿，它就不动弹了。接下来我就把它开膛剖肚，大卸八块，为的是吃起来容易一些。
与此同时，闹哄哄的声音使那个农舍主人跑出来，站在大雪覆盖的门廊上，这时一挺机枪开了火（不是伤害他，而是引起他的注意）。他立即躺倒在地上，“连滚带爬地”回到屋里。我觉得杀了他的猪心里很不好受，可是后来我知道陆军和这家人订了一些协议，对于突击队员学校的学员从他们家拿来当作食物的东西全都如数付款。
我把那头猪切分之后，大家抓起自己的食物返回树林深处，开始生火烤肉。这是一顿美餐。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白天我们继续赶路。
第二天晚上22时左右，我们进入了离托科阿大坝大约1英里的攻击阵地。我们派出去侦察敌人阵地的巡逻小分队在午夜前后返回，他们报告说有一个燃起篝火的敌人阵地，在大坝以北大约100米的地方，离我们原计划的路线很近。出于这个原因，队长决定改变行动路线，并派出一支6人小分队压制敌人阵地（我是其中之一）。等巡逻队的其他人进入攻击大坝的阵地之后，我们就开始行动。
攻击时间定在凌晨5时。攻击之后，我们应当前往大约1英里之外的开阔地。早晨6时，直升飞机将把我们接出该地区。
突击队于凌晨3时左右出发，向攻击阵地运动——非常小心翼翼地运动。1个小时后，我们小组离开大家，向大坝北面的敌人阵地运动。在运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见那儿的火光，并看见路的另一侧靠近路沟的地方有两个侵略者的卫兵。他们处于一个拐弯处，他们背后有一道大约10英尺高的埂。我们越过公路，绕到他们背后，利用那道埂作掩护，匍匐前进了大约一两百码，直接来到他们头顶上方。
5时55分，无线电里传来消息说，巡逻队其他人已进入攻击阵地。我们有4个人随即从埂上跳下，直接落到那几个坏人的头上，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我们绑了起来，嘴也被堵上了。
就在这时候，我们听见巡逻队对大坝发动攻击的声音——不过没有激烈的交火，也许打了不到10发子弹。这听起来有点奇怪（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倾泻大量的火力），这是因为在爬上冰雪覆盖的陡峭斜坡时，我们把武器当长矛用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步枪枪管都被冰雪堵住，无法射击。
与此同时，我利用那些坏人生的火，背对着它站着。过了最多两分钟——已足够使我打个盹，我向后一仰摔倒在火堆上，火把我的作战服烧着了。幸亏是下了雪。不用说，我立刻醒过来，翻了个身，把身上的火扑灭——这时候，我的衣服背后已经被烧光了。
我没有多少时间来想这个问题。天很快就要亮了。我们必须赶在天亮之前到达直升飞机接我们的降落场。
我们开始跑步前进。
这时天已开始放晴。虽然恶劣的气候把我们完成任务的时间推迟了2天，但直升飞机还是来接我们了。我们到达开阔地后，听见直升机飞过来的隆隆声。在直升机降落过程中，地上的雪被吹得四处飞舞——这是7天来我看到的最壮观的景象。
我们飞回位于达洛尼加的突击队基地营地，受到了相当热烈的欢迎。突击队分部指挥官（一名上校）和一批医生以及随军牧师在那里迎接我们。医生对我们每个人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大问题（有一些小小的冻伤——耳朵、手指以及脚趾）。接下来是一顿热饭菜——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通。吃完后我们上了公共汽车，被送回本宁堡。
在返回的途中，我听一名突击队员学校的教官说，在火堆旁被我们放倒的2个人，实际上是大坝上修理爆裂水管的2名工人。他们根本不是“坏人”。
第二天早晨，我们以连的队形集合，看看谁赢得了突击队员证章。没有邀请任何来宾。点到你的名，你就出列。点名之后，大约还有20个人留在原地——他们经过所有的训练，可是却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能够拿到突击队员证章。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但这就是训练的要求。标准是必须达到的。
训练
卡尔·斯廷纳是陆军中有名的训练专家，他在陆军中担任的许多职务都直接与训练有关。以下是他关于这方面体验的一些想法：
在我的军旅生涯初期，我意识到军事训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不仅仅训练军人去作战，而且培养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人生的价值观：个人特性、原则、伦理、正确的动机、热爱国家以及自我尊重。换句话说，应当体现出我们伟大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必须具有的价值观念。我们的任何社会机构都不可能提供这样的环境，提供这样的关爱和全身心投入的领导，来培养和造就这些自愿为国家服务的男女公民们。并不是每个军人都能成为我们所希望的那种人，但是绝大多数人肯定会成为那样的人。他们对自己所得到的这种机会和关爱将永远铭记在心，因为他们的人生因此而有了更广阔的前景。
根据我的判断，无论对什么军种、什么部队来说，训练都是培养战斗力最基本的要素。能有精良的装备当然再好不过，我认为是多多益善，可是，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就需要训练有素的人。那些非人的装备和技术，根本无法取代训练有素的陆军、海军、空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的军人。
在我们的军队中，训练的目的必须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个体和每个单位的作战能力和作战效率。
为达此目的，指挥员必须亲自参与制订本部队的训练计划。而计划的制订必须建立在对部队的任务要求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并据此制订出训练的基本任务表；所有下属单位都要根据任务制订出自己的基本任务表。
下一步就是通过分析来确定与基本任务表一致的具体任务，以便成功地完成各自具体的任务，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根据什么“标准”来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这些关键的要素，即“任务列表、任务、条件，以及标准”，是训练计划的“核心”要素。这是陆军的机制，我知道世界上的任何军队都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机制。
一旦训练计划得以确定，我们就必须注意训练方法。一支部队在战斗中能否生存与取胜，其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训练。
我本人历来比较喜欢严格、贴近实战的训练。在我所指挥过的部队，我一直把这个作为我的首要任务。当然，“关心你的下属”也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对于严格、贴近实战的训练，我的部下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满。军人在到了以生命相搏击的前线时，就更能理解这种训练的价值。
因此，每一个军人都应当以战场上能够成功为标准，全面完成每一项训练任务。这种训练可以使个人和部队建立自信——军人之间以及部队内部的这种信心和协作可以使他们全力以赴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不必担心被友军火力杀伤。这不是任何“模拟”或者技术能够取代的。
根据部队作战计划和其他应变要求所制订的符合实战的训练方案，应当作为所有训练的基础。因此，训练必须永远在尽可能困难的和符合实践的情况下进行——模拟的内容必须保证参训人员的安全。换句话说，所有的训练，特别是在小分队和多种武器结合的水平上（营和营以下）的训练，都必须是实弹的，而且要在夜间进行。如果做不到用实弹，那么可以采用激光发射器装置——每一个军人身上都带有激光接收装置——来让每个军人明白，他们什么时候犯了错误而且已经被击中。
以下是我一直坚持的几个训练原则：
●指挥官应当始终让自己的部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不需要什么必要的充分训练阶段。如果他有了自己所需的资源，他的部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不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有些原因是他无法控制的，他应当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注意到它，并把这种情况向自己的上级反映，这样就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
●指挥官应当亲临第一线，对训练进行检查和评估。否则，他将永远不可能了解自己部队的训练与战备的真实情况，也不可能知道如何去组织未来的训练，以纠正部队和个人的这些弱点。
如果一个指挥员不能透彻地了解部队的训练与战备情况，他就不可能对自己的部队能做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作出真实的判断。
●时间是一个指挥官最重要的财产，是绝对不应当浪费的——一分钟也不能浪费。
在要求部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都存在着训练的机会——无论这个机会是否与任务有关——领导有责任对这些机会进行前瞻和识别，并对它们加以运用。它们可能是警卫任务、维持治安、葬礼或者许多其他行政活动。这些任务应当由班去完成，而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应当允许个人和单位以其自身的方式来体现其良好的训练姿态，并对其自身表现产生良好的感觉。
例如，在车辆较少的时候，就有许多训练机会——比如反伏击训练——这些机会只有在向指定训练地点作步行战术运动时才能获得。
在指挥链上的所有军官和士官，都必须为自己的部队准备“小口袋”训练，其目的是利用既没有列入计划、也没有预想到的时间来进行训练。例如：“本来应当按时到达的车辆要30分钟以后才能到。我们先来进行一些迫击炮训练吧。”常常有这样的事，小单位的领导人无法对这样的机会进行适当的重新组织和安排——这就要求司令官对这些领导进行训练。
损失的时间是永远找不回来的。
●如果一个单位没有达到既定训练项目的标准，那么指挥官就应当调整计划，使这个单位留在野外，直到他们达标为止——无论需要多长的时间。绝对不要说：“下次外出我们再纠正这种缺陷。”在把他们投入实战之前，也许不会有下一次了。
●负责任的（旅、营级）指挥官绝对不能满足于“刚刚”达标。他应当不断“提高横竿”，他的终极目的应当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一名军人的技术和战术效能。例如：步兵班的每个战士都应当拿到专业步兵证章，每一个卫生兵都应能拿到专业野战卫生兵证章，每一个迫击炮手都应当成为枪炮军士，等等。通过这种办法还能得到许多附带的好处——单位的集体荣誉感、凝聚力以及个人提前晋级。
●跨技能的训练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使用以小组为单位操作的武器时，这在战争中对于部队的战斗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战场上不是随时就能得到替补的。
对任何一个成功的指挥官来说，我所说的都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们靠的就是这些原理和原则。我们在尽自己的责任，把托付给我们的人——美国青年的精华——训练成在战斗中能够打得赢的人。这个责任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它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战斗的胜利，而且也是为了保护在我们指挥下的男女军人的生命；它还包括把他们安全地交给他们的亲人，使他们对自己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感到自豪。
在火线上，每个军人都会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充分信赖自己的指挥官，充分信任自己的战友。他们不能指望任何其他人。
最后，这还意味着，一个指挥官有多强，他的部队——无论什么样的部队——就有多强，他们能直接折射他的原则和价值观念、他的奉献精神、他的动机以及他对自己部队的热爱和尊敬。因此，这是一个指挥官无论如何都要努力做到的。这是任何其他人都代替不了的工作。
我在陆军的大部分时间，都有幸在作战部队工作。我遇到过许多为完成临时附带行动所进行的训练和备战——能有这样的机会，我确实感到非常难得。
注释：
[1]由于他自身的背景，他的有些军中朋友就称他“乡下人卡尔”——这是一个善意的诨名，丝毫没有嘲弄的含义。斯廷纳对自己的出身特别满意，任何一个错误地把他看成乡巴佬的人，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因此而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2]我大弟汤姆在部队服役29年，退休时是个上校。6年前他被选为县行政长官。我的二弟格伦41岁时去世。我的三弟埃莫勒是伯灵顿工业集团的一名管理人员。我妹妹琼年龄最小，现在是一名注册护士。
[3]在过去这些年里，突击队员学校有了很大变化，目的是满足时代的需要和挑战。早在海湾战争之前很久，在得克萨斯州的布里斯堡的训练课程中增加了沙漠作战阶段。这个训练使参加“沙漠风暴行动”的年轻军官大为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