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堪舆术是有关环境的学问
堪舆术是中国古代选择风水的方术。风水是什么？风水是人类环境的客观存在，包括天地山川土木等自然景观。堪舆术是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和实践，其研究对象是人和环境。其任务是试图认识人们住的大环境、小环境、动态环境、静态环境、意象环境、感受环境，指导人们确定最佳环境，造就天人和谐的环境。《国语·越语》云：“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
人类社会的任何一门学科都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都有历史的沿袭性和继承性。环境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新兴科学。在中国，它的前身是堪舆术。环境科学有许多分支学科，如历史环境学，社会环境学、文化环境学、聚落环境学、住宅环境学、生态环境学、心理环境学、建筑环境学、应用环境学，堪舆术与这些分支学科都有传承关系。其中，阳宅堪舆术侧重于聚落环境。聚落是人们的聚居之处，是最直接的区域环境。“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正是中国先民憧憬的风水聚落。
堪舆术之所以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与环境有关：
第一，从客观上看，人类生态的大环境正在被现代工业破坏，废气、废水、废物污染环境，人口膨胀，资源紧张，水土流失，这些已经威胁到人的生存。同时，人们对居住的小环境也越来越不满意，现代建筑往往不考虑人与环境的关系，建筑形成了单调的火柴盒似的或蜂巢似的物质空间，人们感到枯燥而厌倦。
第二，从主观上看，人们认为环境和建筑不应当与文化分离，而应当融合。堪舆术是一种超前文化的抉择，风水建筑物体现了功能主义和表现主义的统一，是科学和艺术的结晶。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割断，人们也不忍心割断。当行政手段强行压制堪舆术时，容易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时间节奏太紧，竞争氛围太浓，人们需要放松，需要净化，需要返璞归真，需要回归自然，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堪舆，对堪舆抱有希望。而堪舆对人们的生活、身心、情操确实有颐养作用，甚至对于经济生活、社会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大凡存在的东西，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在发展的东西，说明其还没有到死亡的尽头、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一再证明，堪舆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其迷信的内容正在被人们摒弃，其科学的内容正在被认识和运用。堪舆术是有生命力的，它在环境保护中为人类提供了古老而崭新的途径，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和堪舆
中国迄今还没有一本系统论述环境保护史的专著，更没有一本从堪舆角度论述环境保护史的专著，这是学术领域的一个空白。究其原因，一是很少有人注重环境史，二是缺乏史料，三是不懂堪舆术。因此，有必要加强环境保护史的研究。
中国环境保护史可以追溯到很远的洪荒时代。考古学家惊诧地发现，早在50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人就选择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北面和西南有高山作为屏障，东西面和南面是小丘和平原，林木茂盛，有一蜿蜒小溪从洞口流出，环境很美。
是圣贤教导原始人选择环境的？还是人类本身有这个本能？我想起了《晋书》卷五十八记载的一个故事：东晋大臣陶侃年轻时贫寒，想找个好地方埋葬亲人，恰巧遇到一位飘若天仙的老人。老人指着前面山岗下一条牛睡眠的凹地，说是吉地。陶侃于是在此葬了亲人，心理感觉良好，后来官运亨通。这个故事一千多年来就是个谜，不得其解。我时常思考个中之理，终于有所顿悟：牛在选择地点休息时有一种本能，它不在大路中间，也不在山岭的风口，而是在土质细润、避风向阳的地点，在这里躺着既安全又舒服。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环境是生存的一种本能。
人类不仅注意选择环境，还要改造环境。距今6000年前的陕西西安半坡人，他们把村落设置在浐河东岸的台地上，依山傍水。为了防止野兽骚扰和外族人犯，他们挖掘了一条长500米，宽深各5米的壕沟围绕着居住区，实施土方10000多立方米。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环保工程。
圣贤在保护环境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中国上古治理环境最有成就的圣贤是夏代的大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一个堪舆师。那时发生了特大洪水，淹没了许多田庄，民无所居，大禹承担了治水的任务，足迹遍布中国。他观天察地，亲自察看地形，了解水的来龙去脉，历尽艰辛，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以疏导和土挡的方法治服了洪水，使人民安居乐业。大禹成为中国人崇敬的勤劳圣贤。
中国最早的环境部长是伯益，他由舜帝任命，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伯益熟悉飞禽走兽的生活规律，发明了陷井。《尚书·舜典》记载了他的事迹，今陕西省洛水九山庙有他的纪念碑。
良好的环境是部族和国家兴旺的首要条件。中国的先哲经常迁移都址，以便优化环境。商族从汤至盘庚，五次迁都。周族的公刘和古公在迁都中使人民兴旺。楚国的都城是一迁再迁。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迁都。迁都是取得最佳生态环境的必不可少的举措。
由于自然环境赐予人类无限的资源，并以变幻莫测的面孔对待人类，所以，中国先民认为万物有灵，对大自然顶礼膜拜。从周代至清代，统治者定期举行祭祀自然的仪式，从天地日月到山川草木，都是崇敬的对象，这些祭祀活动虽然有迷信色彩，但起到了保护环境的教化作用。
中国是个农业国，维护生态环境是获得农业丰收的必要条件。周代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的环保奠定了基础。据《周礼》记载，周代有了初步的环保制度，设立“山虞”掌管森林，“司空”掌管城郭，又有职方氏、土方氏、庶氏、翦氏、赤发氏、壶涿氏分别掌管灭害虫，除杂草。公元前11世纪，西周颁布了《伐祟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是中国文献中所见保护环境的最早法令。
先秦的文献已经注意到环境与环境保护。《诗经》对地形和水文有了明确的划分：把陆地分成山、阜、原、陵、冈；河床地带分成兆、廒、渚、浒、淡；水域类型分成江、河、川、泉、涧、沼、泽、汜、沱等。《管子》一书的《地员》、《地度》、《地数》等篇目是杰出的地学论文。《地员》论述了地势、地形、土壤、水文，并以“五土配五音”，后来发展为“五音五行”的风水观念。《地数》记述了土地表层与里层的相应关系，指出“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注金”。可以说，《管子》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相地学著作，也是堪舆术著作。研究堪舆，如果忽略了《管子》，就会迷失源流之本。
还有《吕氏春秋》、《礼记》、《荀子》等书提出了三方面事项：第一，不要滥砍树，不要随意捕杀飞禽走兽，不要把湖填平，不要把鱼捕尽；第二，应当按季节保护生态，特别是春季，万物生长顺其自然；第三，应当把保护环境作为治国大事，经常发布命令，严格遵守。
农业环境保护的法律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1957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发现竹简，其中的秦律规定：春季二月不要砍伐林木，不要烧草，不要杀小动物，违者严治。
汉代对地理概念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尔雅》有《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都是解释地理现象的，如“下湿日隰，大野日平，广平日野．高平日陆，大陆日阜，大阜日陵，大陵日阿。”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的《地形图》、《驻军图》、《域邑图》，图中已能清楚地表示出山脉、山簇、山峰、山谷、河流，并且比较精确。由此说明堪舆知识不断完备。
三国时，有人写了《水经》，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载水的来龙去脉的专著，但内容过于简扼。北魏郦道元依据《水经》而作《水经注》，所记河流水道1252条，注文达20万字，记述了水道附近的环境，如《水经注·易水》记载先秦时的燕官遗址云：“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遥相望，更为佳观矣。”这段文字描述了建筑与山水景观之间的和谐，是一块风水宝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