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徐徐夷白楼
南方之山，各有其美。庐山雄浑，黄山多姿，武夷山奇崛……
浙江莫干山，就山势而言，虽起伏连绵，但不免有些中规中矩，略显平淡。然而，当驱车随路而上，漫山遍野的竹海，顿时渲染出山势超越平淡的另一种壮观。山回路转，光影明暗变幻，单纯的一种绿色，竟可演绎出丰富层次的色彩。
竹海之美，无疑是莫干山的魅力所在。
两次上莫干山，一在四月，一在六月。
四月，山上仍有寒意，适逢劲风袭来，伫立山顶，俯瞰竹海起伏汹涌，聆听竹梢上发出的呼啸声浪，有如在黑龙江亚布力森林里听到的滚滚松涛。翠竹本是秀美景致，但一旦形成竹海，劲风吹动之下便又成了别样的恢弘。
六月时节，雨后浓雾，山影绰约，车随路升，竹海景象被浓雾笼罩。但是，翌日放晴之时，雾渐渐淡去，一束束阳光穿透雾幔，洒在竹海之上，站在不同角度欣赏，闪动的竹叶反射不同光泽。当地友人说，雾后天晴，是莫干山对来访者最好的欢迎。此话不错，涌至眼底的，正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竹海之美。友人还说，最美应是晨曦初露时，清风吹来，将如同一条条雾幔的丝绸裁剪，随风荡开，渐渐变为一丝一丝白线，融入竹海的绿色。可惜，我们无缘得识此美。
第一次到莫干山，本是为寻访蒋介石的历史踪影。可是，未想到，给我最多感触的，不是蒋介石几度下榻过的白云山馆，也不是一九四八年他作为临时官邸的松月庐，而是位于僻静处且不起眼一幢建筑——夷白楼。
感到亲切，因为巴金。墙上一块铭牌介绍，巴金一九八一年八月在此居住。恰是这一年，在与同窗陈思和兄合作研究巴金三年之后，我俩第一次走进上海武康路一一三号庭院访问老人（巧的是，莫干山下面就是武康镇，而在民国，莫干山归属当时的武康县）。重要的是，这一年，巴金的《随想录》写作进入第三年，他所提倡的讲真话、历史反思与自我忏悔，越来越引起文化界与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走上莫干山的巴金，其精神状态与写作状态，正处在一个高峰。
住在莫干山期间，八月十日这一天，巴金为自己的《序跋集》写完一篇跋。《序跋集》汇集巴金从事写作以来的几十篇序跋，不妨视为一个作家思想与写作的全景式呈现。巴金为此书写跋，其实是在审视自己的一生。他写自己“文化大革命”被批判时的惶恐，写自己面对“五十四年来留下的包袱和辫子”的犹豫。然而，他勇敢地面对自己，愿意把心交给读者。他这样写道：
但是我终于把它们阅读完毕了。我回过头重走了五十四年的路。我兴奋，我思索，我回忆，我痛苦。我仿佛站在杂技场的圆形舞台上接受批斗，为我的写作生活做了彻底的交代。《序跋集》是我的真实历史。它又是我心里的话。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账，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来。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对自己。事实不断改变，思想也跟着变化，当时怎么想怎么说就让它们照原样留在纸上。替自己解释、辩护，已经成为多余。……
巴金写《随想录》系列文章，通常只在文后注明写作时间，这一次他却例外地在跋后注明“八月十日在莫干山”。足见，在他心中，莫干山有一种特别的意味。
莫干山之行，的确令巴金印象深刻。酷暑时节，竹海清风带来凉爽，僻静的夷白楼让他可以静静思索。更为重要的是，出席笔会的年轻一代的面孔，让这位年近八旬的文坛老人，仿佛回到自己的青春岁月，在锐气十足的年轻作家们身上，他看到短短三年之间形成的新时期文学，虽经历风云变幻，仍然生机勃勃。
这三年，既是写作《随想录》的三年，也是巴金身为《收获》主编，参与新时期文学编辑、不断鼎力推出新人的三年。从大胆拍板发表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到力挺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荣获全国小说奖；从撰文高度评价《人到中年》，大声为作者谌容辩护，到连写四篇文章提倡文学应该“探索”……三年间，巴金一直站在文坛风云的前列，以自己的威望与影响力，如同一棵大树，为年轻一代作家遮挡风沙，如同当年巴金受到文坛攻击时，鲁迅撰文为他挡住风沙一样。
莫干山上，巴金与新时期文学的新锐——谌容、水运宪、张辛欣、汪浙成……相聚于夷白楼，这该是这位文学前辈与新时期文学年轻一代作家群体最直接、最无隔阂的一次亲密接触。三十年已然过去，当年最年轻的作家如今已年过花甲。在他们的回忆中，我读到他们对巴金莫干山之行的印象，读到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激。
汪浙成回忆，他早在一九五七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但真正走上创作生涯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并得到巴金的直接关心。他与妻子温小钰合作的《土壤》，在《收获》发表后荣获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举办莫干山笔会时，他和温小钰尚在内蒙古工作，难忘应邀参加莫干山笔会的情景：“就是这一年的八月份，我第一次是面对面，走近了我心目中敬仰的文学大师巴金。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内蒙古草原工作，住在内蒙古大学里，有一天校园高音喇叭说，我们有长途。那个时候长途都是紧急情况，我们一听也吓了一大跳，后来一接，是李小林打过来的电话，说是巴金老师的《收获》杂志请我们到杭州莫干山去玩。当时就感觉非常激动，有受宠若惊的喜悦。”
张辛欣是当时的年轻作家之一。几年前，她自美国归来，应邀参加巴金研讨会。一天，她谈到巴金对她的关怀与保护，回忆在莫干山上的一件往事：“一次吃饭，我最后一个来，稀里糊涂吃着，巴金已经吃完了，他问我：‘辛欣，你写的小说叫什么名字？’我说是‘男人女人彼此彼此’。他就说：‘你这个题目你觉得怎么样啊？好像有点太随便了吧！’看看他，我心想我不是挺现代派的吗？也没把他太当回事。……”话虽如此说，张辛欣当年还是将小说篇名改为“在同一地平线上”，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和争鸣。因为这部作品，张辛欣一度受到报纸点名批评，导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时难获分配。处于困境的她，从北京躲到上海巴金家中，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后来，巴金致信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挚友曹禺，推荐张辛欣。漂泊不定的张辛欣，终于找到立足之地。在那次研讨会上，说到此处，面对台下听众，这位素来性格豪爽的女作家，竟一时哽咽，泣不成声……
因发表《祸起萧墙》而一鸣惊人的水运宪，有着与张辛欣同样的感激。在结束莫干山笔会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水运宪、张辛欣与巴金坐在一起聊天。水运宪讲述一位亲戚三十年里的人生经历，大家颇为感动。张辛欣问巴金：“如果把这些写出来，您觉得应该怎么去结构呢？”巴金说道：“你听得感不感动嘛？如果听得感动，这就是结构嘛。怎么让人感动就怎么去写嘛。”水运宪回忆说，正是巴金的这番话点拨了他，让他对文学境界有了新的认识。
亲历者回忆点点滴滴，凸显巴金的人格魅力。他不张扬，不做作，坦诚朴实，亲切自然，恰如竹林清风，沁人心脾，滋润情感，令人感念至今……
雾锁杜公馆
莫干山上，竹海之间，星星点点掩映着不同的欧式风格别墅，别墅的主人，大多是民国时代的风云人物：张静江、黄郛、杜月笙、张啸林……许多年后，莫干山上，别墅主人之间，到底出现过多少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上演过多少传奇，足以任人们想象。
秀美之山，多了历史的厚重。
走在莫干山，听到人们说得最多的是蒋介石。
中国有两座山与蒋介石的政治命运密切相关——庐山、莫干山。蒋介石青睐庐山，前往次数最多。莫干山不是他常去之山，一共只去过三次。可是，微妙之处却在于，每一次莫干山之行，都使他的政治命运发生转折。
第一次莫干山之行，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月一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办婚礼后，当天即驱车离开上海，前往莫干山度蜜月（有人撰文称，因临时有变他们并未上山，待考）。上山之前，蒋介石迫于国民党内部压力，已宣布下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不可替代的最高地位，是在第一次莫干山之行时才得以确定的。
第二次莫干山之行，是一九三七年三月。蒋介石在莫干山迎来了特殊客人——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与周同行的还有中共联络代表潘汉年。此时，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刚过去三个月。西安蒋、周重逢时，蒋介石是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周恩来代表中共参与释放蒋介石的交涉；莫干山再度重逢，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则已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第三次莫干山之行，是一九四八年七月。战场上溃败的蒋介石又走上莫干山，将松月庐作为临时官邸，召开金融改革会议。前方战场、南京政局，四处危机重重，难道他还有避暑的兴致与悠闲？或许，是因为他对前两次莫干山之行印象太深了，他两次人生的重要转折发生于此，能不让他对这里怀有感激之情？姑且猜测一下，当他又一次走上莫干山时，内心深处或许是希望这座名山能为他带来又一次转机吧。当然，他不会想到这是他的最后一次上山。
不错，莫干山对蒋介石意义重大。可是，我更看重另外一个人的命运起伏，与莫干山的内在关联，这个人是蒋经国。
读相关历史叙述，一九三七年三月，当周恩来走上莫干山谈判时，首先带给蒋介石一个消息：蒋经国已经从苏联启程，不久将回到中国。
儿子归国无疑是个好消息。一九二五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只有十五岁的蒋经国被送往苏联留学。之后十二年间，多少政治风云上演，蒋经国在苏联的命运令蒋介石牵挂。在与蒋介石的博弈中，蒋经国一直是斯大林手中的一颗重要棋子，总是被随时局演变挪动。如今，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缓和而走向第二次合作，蒋经国获允归国，当然是蒋介石在莫干山收到的一份最好见面礼。
蒋经国注定与莫干山有缘。
十一年过去，一九四八年八月蒋经国同父亲一起走上了莫干山。在松月庐里，蒋介石与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政务次长徐柏园、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台湾省财政厅长兼美援会联络人严家淦等人开会，决定实施以发行金圆券为开端的的货币改革。为促成货币改革，俞鸿钧被任命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并赋予警察权，蒋经国则被委派为副手。
一场史称“上海打虎”的行动随即展开。蒋经国虽为副手，实为这场大戏的真正主角。
如果把蒋经国的历史行程串连起来，不难发现，他的两次莫干山之行都成为他政治生涯的重要衔接环节——第一次是他自苏联归来，抗战期间的“新赣南”成为他初次亮相的政治舞台；第二次是他“上海打虎”，留下说不尽的历史故事……
走下莫干山，蒋经国踌躇满志，傲视上海滩。“打虎”高潮初起时，他毅然逮捕并处决套购黄金外汇、参与黑市投机的华侨商人王春哲，立即引起一片喝彩，令人对他刮目相看。当时的美国《生活》画刊，以“处决奸商——委员长之子领导一场消灭通货膨胀的战争”为题刊发一组分别拍摄于法院、警察局和刑场的照片，留下难得的历史影像记录。
然而，仅仅一个多月，蒋经国就黯然退场了。关键的转折，与他逮捕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关。
《生活》刊发了一张拍摄于法庭的照片，说明文字为：“百万富翁的儿子杜维屏（穿长袍者，左），是蒋经国指控的第一位囤积纺织物资的人。两位女性（右）是从犯。杜是上海政治头面人物杜月笙的儿子。”从照片看，站在法庭上的杜维屏，脸上没有丝毫的紧张与慌乱，相反，还颇为镇静自如。有上海滩上呼风唤雨的父亲杜月笙的影响力，他当然相信自己比被处决的那位华侨商人王春哲，多了支撑，多了乐观的前途。
事态进展恰好证明杜维屏的这一镇静自如，绝非一厢情愿。在上缴大笔罚款后，被判刑入狱六个月的杜维屏获得释放，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杜的获释，被认为是蒋经国“打虎”失败的最初实例。
事情远没有结束。在杜维屏被捕之后，杜月笙向蒋经国抛出撒手锏——他指控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扬子建业公司，囤积汽车、呢绒，匿藏金银外汇，这立即令蒋经国陷入尴尬境地。尽管蒋经国也曾查封孔令侃的公司，可是，他随之不得不屈服于蒋介石、宋美龄的压力。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参赞的陶涵（Jay.Taylor）在《蒋经国传》中说，孔令侃在交出六百万美元之后，离开上海，前往香港转赴纽约。
轰轰烈烈的“上海打虎”，仅仅持续一个多月便草草谢幕。一度强悍出拳的蒋经国，不会想到，最终他倒在杜月笙更厉害的出拳之下。
巧的是，最近一次上莫干山，我们一行住进的宾馆，正是杜月笙的别墅。
车至山上，雾仍浓，路旁的竹林与建筑朦朦胧胧。车停下，我们沿公路右侧一条窄窄石板路下行，走过几十步石阶，拐一个弯，眼前现出一幢砖石建筑。主人说，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杜公馆。说赫赫有名，当然是指杜月笙其人，其建筑则颇为简洁、朴实。杜公馆带阁楼共三层，墙体砖石多为绛红，柱子和阳台栏杆则为白色，灰色屋顶与石阶一样，布满青苔。
杜公馆左侧是山体，右侧是蔓延而下的林海。门前，一片平地面积不大，中央为圆形草坪，其间两棵紫薇树，据说树龄都在百年以上。紫薇树又叫“痒痒树”，以手轻轻摩挲树皮，树梢的叶子会微微颤抖。两棵紫薇，是后来移栽于此，还是当年故物，未见说明。如果真是当年老树，它们无疑见证了建于一九三三年的杜公馆的八十年沧桑。
让人好奇的是，杜公馆左侧的山壁上，镶嵌着如同满月的一个金黄圆形标志，四周环绕着褐色。当地人介绍说，这是青帮的徽记，因位置偏僻，“文化大革命”中未被砸掉。如今，大概只有这个徽记，才能提醒人们，眼前的这一所在与当年那位青帮风云人物的关联。
这个季节，爬山虎正绿，以黄色徽记为中心向四周蔓延，从山底一直爬至二三十米高的路旁，整个山壁全是晶莹剔透的绿色。爬山虎、青苔、翠竹、紫薇绿叶，烘托出杜公馆一片静谧与凉爽。
绿、静、爽，三者正是莫干山的美妙之处。
站在山路俯瞰，杜公馆一点儿不显山不露水。与之相对的公路另一侧，有一石径上行通往一扇大门，那是“张公馆”，主人是另一位上海滩风云人物，与杜月笙齐名的青帮头领张啸林。相比而言，杜公馆的选址和建筑设计，无不透露出其主人内敛而不张扬的良苦用心。
然而，正是这位貌似低调内敛的杜月笙，在关键时刻用他的有力出拳，击碎了蒋经国的踌躇满志，儿子也随之转危为安。历史有时就是如此，既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开始，也以超乎想象的方式结束。
住进杜公馆，深夜十一点，我们一行几人，按捺不住兴奋，动议再次去散步。弯曲山路上，只有我们几人行走。雾很浓，如果把灯光关掉，眼前顿时漆黑一片，身旁是谁也难以辨认。忽然，同行的一位朋友指向路旁，大呼一声：“你们看，两个眼睛！”我们定睛一看，路旁树丛里果真有一双动物的眼睛闪着绿光，不等我们走近辨认，它便走开了。朋友说是野猫，我们不相信，好像宁愿它是别的什么。
这位朋友，是电视剧《悬崖》的编剧全勇先。难怪他能编出悬念丛生的电视剧，原来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可以穿透迷雾，窥见背后的隐秘。
是夜，我们夫妇睡在杜公馆三层阁楼的房间。据说我们楼下的房间，就是杜月笙的卧室。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如果杜家也在莫干山上度假，杜维屏会住哪个房间？杜氏父子是否会想到山上决定的货币改革，与他们的命运紧密相关，很快将导致他们与蒋氏父子，发生一次历史性的交锋？
纯属历史的好奇。
大雾笼罩莫干山，窗外一片漆黑。夜里，屋顶上不时有轻微的咚咚或嚓嚓的声音传来。妻子说：“什么声音？”我说：“什么鸟吧？也许猫头鹰。”
雾锁杜公馆，竹海回荡着历史回声。
第二天早晨，我对勇先兄说：“其实你可以写一部《莫干风云》。”
他笑笑。
“我是缝补历史碎片的裁缝。”在谈到《悬崖》创作体会时，勇先兄曾经这样说过。或许有一天，这个好“裁缝”，真的会的再上莫干山，拾取碎片，演绎出另一番历史风云……
完稿于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