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有趣的书《卖艺黄家》：黄宗江、黄宗淮、黄宗英、黄宗洛、黄宗汉五兄妹联袂亮相，讲述从父母到各自的故事，读来总让人会心一笑。
黄家五兄妹，我最熟悉的是黄宗江、黄宗英，其他三位，就不熟了。
看过黄宗洛演的人艺话剧。他被称为“跑龙套”，其实，他在扮演许多小角色的时候，都能以深厚功力撑起场面，可谓气场十足。他在张艺谋导演的《活着》里饰演的福贵爹，令人印象深刻。影片中，他与扮演福贵的葛优有一场精彩的飙戏，恐怕无人能及。一九九四年上映的《活着》，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荣获大奖，同年，黄宗洛发表《扫边老生的苦与乐》，与读者分享出演自己告别话剧舞台的封箱之作《遛早的人们》的感受。下面这段文字，他用寥寥数语，概括自己话剧舞台“跑龙套”的四十年，写得真是妙：
《溜早的人们》里的瘫子乃敝人告别舞台封箱之作。粉墨春秋四十载，以跑龙套始，以跑龙套终，可谓善始善终矣！这位老爷子得的是中风后遗症——坐在轮椅上既不能说又不便于行动，充其量只能发出个别含混不清的单音，我表演上的浑身解数都使不上……难矣哉！意想不到的是上台以后，只要我这个人物一露头就有彩，而且掌声笑声一直不断，居然饱受欢迎，您说邪门不？！
黄宗洛把跑龙套的苦与乐，以如此潇洒的方式道出，这就是卖艺黄家一以贯之的风格。
写此文时，黄宗洛六十八岁。文章最后，他以“小老儿黄宗洛”署名，赋打油诗《无名草》一首，算是与话剧舞台告别：
书生本姓黄，来自飞云江。
少小若呆痴，老来更寻常。
路旁无名草，怡然傲风霜。
化作春泥去，迎来满庭芳。
告别话剧舞台，黄宗洛却在电影、电视剧里大展身手。颇为难得的是，四兄妹一起出演《大栅栏》。黄宗江饰李莲英，黄宗英饰大格格，黄宗汉饰亲王，黄宗洛饰穆大人。一张四兄妹的剧照合影，成为无法重现的经典。
我认识黄宗江先生最早，算一算，已有三十多年了。当年，我在《北京晚报》当文艺记者，总在不同场合见到黄宗江。第一次见面，他就很开心，完全是一位“吊儿郎当”、说话随随便便的老头。说是老头，其实当时他不过六十出头，和我现在的年纪差不多。但他浑身充满活力，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如果不打断，不会停下来。后来，我编辑“五色土”副刊的“居京琐记”专栏，约请他赐稿，他很快寄来一篇《我的英语老师》。适逢他燕京大学的学兄何炳棣归国访问，黄宗江与他阔别将近五十年，终得一见。一篇短文，由此开笔，勾勒出他的英语学习经历。读此文，能感受到他的文笔与众不同，洒脱，天马行空。
生于北京的黄宗江，后来在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哪里想得到，他的第一位英文老师，居然是柳亚子先生的公子柳无忌的夫人。
有学兄何炳棣教授远自芝加哥来，近半个世纪没见了，人家如今是国际知名学者，称学兄未免唐突。我在燕京大学当“新人”时（英语称大学一年级学生为Freshman），他已是研究生，但总还算得未名湖畔的同窗。何老说：“你的英语居然没忘。”我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几乎是一句英语也没说过，虽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得了很难听的称号，也都过去了，还是‘文化大革命’后几次出国，才又开口说洋文的，总算可以对付，还是凭的基本功或曰幼功。我首先提到的是我在南开上高中时的恩师柳太太（当时只知道是柳亚老的儿媳，无忌先生的夫人），如今总该是七老八十了，现居旧金山，听说曾返国，未得拜见为憾。”何老闻听此言大悦，说自己也是在南开受业于柳。炳棣兄讲话狂放如昔胜昔，说了句英文：“I'm the first,you're the last。”并解释说这句简单英语的意思是“我是老师的开山门弟子，你是关山门弟子”。其实开山门的当比他还早，关山门的当比我还晚；但此话确是一句尊师的动情语言。
黄宗江南开中学的另外一位英语教师李尧林，是巴金的二哥。大学期间，我的研究对象就是巴金，读此文，倍感亲切。黄宗江感慨，李尧林平易而又深情。他说，很像其弟巴老对待我辈后生：“我们从他们那里学习到的非仅语言文字，还有做人与做学问的道理。”在晚年黄宗江那里，巴金一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巴金所倡导的“说真话”，让这位看似洒脱、漫不经心的人，在写作中，仍有不改初心的坚持。
之所以写这篇《我的英语老师》，是因为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黄宗江几乎没有再说过英语。“文化大革命”结束，学英语一时间成为全国热潮，许多人都是跟着“星期日广播英语”学习，黄宗江也不例外。主持这个节目的申葆青，成了花甲之年黄宗江的另一个老师。他说，自己还以学生身份给申葆青写过信。申葆青很快回信，说她在四十年代初的上海，是他的小观众。当时没有“粉丝”概念，其实她就是黄宗江的粉丝；如今，黄宗江也成了她的粉丝。缘分，就是如此美妙。
黄宗江不忘在文章中开开老伴阮若珊的玩笑。一九三八年，阮若珊从沦陷中的北平贝满教会中学，奔向太行山根据地，见到刘伯承。刘伯承问阮若珊：“小同志，你到了这里想学什么啊？”黄宗江妙笔生花地写道：“那‘贝满之贝’娇声地回答：‘英文！’刘帅大笑。”
认识黄宗江，才知道他在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中，有周汝昌、黄裳。巧的是，我后来与他们两位都有了往来。
我与黄裳结识于一九八七年，二十多年间，往来颇多。为他编选《来燕榭书札》时，我写过一篇黄裳印象记，题为“看那风流款款而行”，作为该书序言。里面我写到，黄裳寡言，文笔却五光十色，变化无穷。他很少外出演讲，不过，我在郑州主持越秀学术讲座期间，一九九九年六月，特意邀请他和姜德明两位藏书家，分别从京、沪两地前往郑州，做了一场关于“藏书与书话”的讲座。黄裳由陆灏兄陪同，姜德明由我陪同。黄裳话少，自然由姜德明先生主讲。两位先生联袂出场，也属难得。
黄裳健在时，我先后为他编选《黄裳自述》《来燕榭集外文存》《来燕榭书札》《劫余古艳》等书。二〇一九年将是黄裳百年诞辰，我找出他的一百余封来信，交由大象出版社列入“大象名家珍藏系列”出版，正好与他的《劫余古艳》相呼应，也是了却一个心愿。
周汝昌也是“居京琐记”作者。最后与他往来，是在征集《来燕榭书札》之际。自五十年代开始，周汝昌与上海的黄裳来往通信，大多与《红楼梦》相关。周汝昌的字迹难认，只能录好后，送去请他校订。早在八十年代，周汝昌的视力就不好，写来的信，字都颇大。九十年代末，他的视力更不如从前。好在老人极其认真，一封一封费力校订，现在想想，真的令人感动。老人二〇〇二年去世，《来燕榭书札》二〇〇四年才得以出版，他未能看到此书出版，真是对不住他。我想，在“先生们”里，应该写写他，虽然我们交往不深，可是，他对晚辈的厚爱与谦恭，令人难以忘怀。
我于一九八七年秋天调至《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大地”副刊的杂文编辑，与黄宗江的来往更多了。
我调至《人民日报》文艺部，得感谢舒展先生。一九八六年，舒展与我受邀前往庐山，为那里举办的江西青年写作爱好者讲习班授课。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房间，聊得非常投机。他问我，愿不愿意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回答，当然愿意。经过一番折腾，一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我成了“大地”副刊的一员，一干就是二十九年，直到去年十月退休。
舒展本行是戏剧，一九五〇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可是，写作才是他的最爱。五十年代，他在《中国青年报》编辑“辣椒”副刊，因为发表一些被认为“不合时宜”的讽刺文章，而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文化大革命”平反之后，他从《中国青年报》调至《人民日报》文艺部。我结识他时，他住在三里屯附近。我当时也住在三里屯，方便不时去看他。舒展健谈，听他讲述一些文坛的是非往事，听他讲对“新基调杂文”的批评，我对杂文界的事情多少有了一些了解。
舒展在八十年代最早提出“钱锺书文化昆仑”的概念。他编选一套《钱锺书论学文选》，由广东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编选期间，他与钱锺书书信交流频繁，不时拿信件来让我看。这套文选，新增加钱锺书手稿约二十万字，可谓功德无量。
来到文艺部，第二年秋天，我们在江西鹰潭组织一次笔会，邀请黄宗江、邵燕祥、牧惠、刘征、韩少华等一行人参加，分管副刊的副主任舒展，同事常莉、李纳等一起前往。
这是一次开心无比、令人难忘的笔会。
我们第一次走进龙虎山——《水浒》开篇所写的地方。当年尚未开发旅游，游客极少，难得的清净。参观张天师道观，沿河漂流，美不可言。同行的部门同事李纳女士，被一些人误以为是毛泽东的女儿而遭指指点点，也是一件趣事。
离开龙虎山，我们前往武夷山。黄宗江等我们一行人爬山。舒展此时学戏剧的才华开始呈现，他大声问身边游客，你们知道黄宗江吗？他是《柳堡的故事》的作者。然后，他放开喉咙，高声大唱电影插曲《九九艳阳天》。随着他唱，我们几位也放开歌喉。一时间，武夷山回荡着欢乐的歌声。
回到北京，我们送黄宗江回家，才知道，当时他住在什刹海的一个胡同小院里。我们见到了鼎鼎大名的阮若珊。多年之后，我才从文章里读到，那首脍炙人口的《沂蒙山小调》，是阮若珊作词。几年之后，他们离开什刹海，搬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离退休老干部宿舍。
黄宗江与阮若珊的恋爱经过也是妙趣横生。五十年代阮若珊是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团长、准师级干部，黄宗江只是一个连级干部，还不是党员。黄宗江自己说：“一个男的连级干部向一个师级女干部求婚，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阮若珊认识黄宗江之前已经离婚，带着两个女儿，在黄宗江万言情书的重火力进攻下，两人恋爱了。他们两人都出生于一九二一年，一九五七年正是鸡年，属鸡的他们在本命年重组家庭，也很圆满。从此，他们一直相伴同行。
一九九七年，应徐城北先生之邀，我们一行十多人，陆文夫、邵燕祥、牧惠、黄宗江、阮若珊、林斤澜、唐振常、邓云乡等，前往杭州参加楼外楼百年店庆笔会，我的房间与黄宗江相对。他们夫妇早起惯了，每天早上不到七点，黄宗江就把房门敞开，电视机声音很大，说话嗓门也大。我却是习惯于晚起，觉得外面的噪音实在难以忍受。第一天忍住，第二天实在无法忍受，就跑了过去，大嗓门对他说：“你能不能声音小点儿，把门关上？”他大概没有见过我这样不懂事的后辈，连说：“好的，好的。”阮阿姨也在一旁说他。吃饭时，我一个劲儿地道歉，他也是一笑而过。
经过一年的努力，《黄宗英文集》终于在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出版。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和黄宗江的女儿阮丹青，在上海一起参加《黄宗英文集》的思南公馆分享会。本来答应出席分享会的黄宗英，突然犯病做手术，无法前来，令人遗憾。不过，曹可凡、韦然、赵丽宏、阮丹青、胡雪桦等几位嘉宾，聊得都特别开心。
女儿丹青这样说爸爸和姑姑，大家听得开怀大笑：“他们的写作是不按套路的。他们就是活得乱七八糟，没章法，没套路，他和我姑姑都是凭着朴素的资产阶级感情在行事，写作。他们就是率真、随性、乱七八糟，把周围人搞得很狼狈，最后当然也被人原谅了。”
丹青说得不错，黄宗江的生活从不按常理出牌，颇有些随心所欲的样子。
阮若珊二〇〇一年去世之后，美国的卢燕女士时常来京，一度传出黄宗江要与她在一起生活的消息，最终没有下文。开始，黄宗英以为是黄宗江离开卢燕，让卢燕没面子，很生气地批评他。不过丹青告诉我说：“其实是卢燕阿姨不想嫁给我爸爸。卢燕和我谈过这个事。她说，她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她要是做妻子就会认真地去做，做好妻子。但是，她不希望被拖住，她还想演戏，演电影……我说，你就做黄宗燕吧（她的丈夫姓黄，她跟宗英、宗洛、宗汉都很熟），别做我后妈，我舍不得你做我的后妈。我爸爸和卢燕的事始终没有说破。”
很快，一位黄宗江的“铁杆粉丝”孙敏出现了。没有想到，两人真的走到了一起。
记得是在二〇〇四年的年初，一天中午，大家相约到什刹海附近的文采阁，为他们两人庆贺，参加的有黄苗子、郁风夫妇，邵燕祥、谢文秀夫妇，我和应红，黄宗江和孙敏。苗子先生以隶书书写三个大字“敏江春”作为贺礼相赠。
无巧不成书。同在文采阁，这天中午，一批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同学也在聚会，宴请杨振宁、翁帆二人，如今成为“网红”的许渊冲也在场。黄宗江曾就读于燕京大学，时间很短，也算校友。我们大家前去见面。
过去曾见过杨振宁几次，见他与翁帆在一起则是第一次。杨振宁分别把我们一一向翁帆介绍。介绍到黄苗子时，杨振宁说：“黄先生今年九十二岁了。”站在一旁的郁风，口无遮拦，脱口而出：“我可不是二十九岁。”场面略显尴尬。不过，杨振宁镇定自若，一笑而过。宴后大家合影留念。于是，留下了杨振宁翁帆、黄宗江孙敏、李辉应红三家的这张合影。
很快，“敏江春”这一页还是翻了过去。
黄宗江于二〇一〇年去世，我去八宝山与他告别。满眼看去，好多家电视台、互联网的记者，都扛着摄像机，机器上面大多写有“娱乐新闻”字样。显然，有多少明星来参加，才是他们的关注点。不需要沉默，不需要哀悼，真可谓“娱乐至死”。不过，这倒也符合黄宗江性格，嬉笑怒骂，谈笑风生，“活得乱七八糟”。人生对于他，就是一场大戏。这场人生戏，在追悼会上以快乐方式结束。
九十年代初，我为华侨出版社策划一套“金蔷薇随笔文丛”，曾约请黄宗江编选一本随笔集。他为这本书起了一个很妙的书名“你，可爱的艺术”，书出版于一九九四年。他于秋天写了一篇后记如下：
以上文字，合并了前冬结集的《剧诗集》与今夏结集的《问心集》，各有其序《〈剧诗集〉释》与《我的心里话》见前。为了合并又写了篇《序上加序》，呈“金蔷薇随笔文丛”主编李辉，他感到如此一集多序，摞床架屋，十分别扭，为我打乱重编了一下，分类与时序均妥，深为感谢。园丁李辉又说：如今称集每令人有陈仓旧谷之感，不受欢迎，不如择一佳句为书名。我乃想到自己一直艳羡的文丛已出蓝翎的《乱侃白说》与邵燕祥的《改写圣经》，颇思效颦，无奈捧心良久，颦亦难颦。忽然想到日前方写就，列入本卷最后一篇的《一谱为师》，副题为“你，可爱的艺术……”，曲出舒伯特，译出傅雷，我就以“你，可爱的艺术”为书名吧……
“你，可爱的艺术”，多么好，正切合“卖艺黄家”对艺术的挚爱与洒脱！
书名源自同一年黄宗江所写的《音盲乐语》。他在文章结束时写道：“我说过，我不识谱，但大半生以来，一直记住一行谱，那就是半个世纪前，我从艺时读到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后一卷《复旦》的卷首扉页是乐谱一行，德文歌词译为‘你，可爱的艺术，在多少黯淡的光阴里……’”为此，他把新完成的《一谱为师》，作为《你，可爱的艺术》一书的压轴之作。
读下面这段文字，可以深深体味黄宗江与艺术、卖艺黄家与艺术之间那种生命的厚重，那种耽迷于艺术之中的自得其乐的境界。他们关注社会，与政治也无法隔开，可是，只有艺术才是他们生命的真正意义——
此情此境，能不低吟：“你，可爱的艺术，在多少黯淡的光阴里……”傅雷译，译做“黯淡”，译得何其贴切！在日军压境、政府腐败之际，苦做挣扎的艺人生涯，其“光阴”真是何等“黯淡”，甚至可称“惨淡”；而那一线光明，是“你，可爱的艺术……”这艺术是我们的生命，是艺术的生命，也是政治的生命，得以存活的最直接意义的生命的生命。
卖艺黄家！在他们心中，艺术多么可爱！
热爱艺术的人，生命如此可爱！
完稿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看云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