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自由又想着升迁势必痛苦
正在王世贞他们团体红红火火你来我往聚会频繁的时候，王世贞接到了一个出差的任务。
自从刚到刑部工作奉命到边镇去过一次，这几年王世贞一直没有外出过，这次，他是以刑部员外郎的身份，奉命前往江南的庐州、扬州、凤阳、淮安四地“恤刑”，也谓之“察狱”。
此时的管理活动，常常是按照故事也即惯例行事。不知道从何时起，形成了“恤刑”的惯例，简单说，就是刑部派出官员——称察狱使，到地方重新审核重犯的案子，看看能不能予以宽恤。因为是代表朝廷到地方审查大案要案的，而司法腐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地方官员往往在审理案件时接受贿赂，所以，一旦察狱使者要来复查，地方官员对他们必是毕恭毕敬，而且制度也明文规定，知府都要以部属礼参见，其下更不用说了。
看起来，这个差事是不错的，实际上这个差事一向被认为是“冷差”，因为出差时间过长，短则一年，长则三载，一般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王世贞作为刑部的员外郎，带队到地方察狱恤刑，职责所在，名正言顺，他没有理由推托，怅然若失，依依不舍告别了朝夕相处、隔三岔五就要欢聚的李攀龙等各位同党，郁郁寡欢地走水路南下。
这次出差，时间长达一年。一路上，王世贞心情一直很不好。
客观上说，接到这个任务时，王世贞三岁的长子刚刚夭折，他是带着亡子遗骨上路的，准备顺道回家把亡子葬于故乡。丧子之痛令他心情郁闷、意绪悲怆是很自然的。不过，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孩子夭折甚为常见，就连嘉靖皇帝的八个儿子中，也只存活了两个。所以这件事对家长的打击远没有现在这么大。《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在独子官哥儿夭折后不几日，就与朋友会饮取乐，应该是符合彼时实际情况的。
就是说，王世贞之心绪悒悒，应该另有原因。至少可以说，丧子之痛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那是什么原因呢？
以笔者的观察，大体上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与同党离别。
此番外出前的一段时间，用现代研究者的话说，“是复古派诸子最集中最频繁的一段时光，凡休沐之暇，都在一起商榷唱和……”用王世贞他们自己的话说，同党诸友“停杯赋诗，何曾有一日别”？可以说是同党们在一起聚会最多、切磋交流最融洽的时期，也是声名鹊起、影响日增的时期。
王世贞离京时，李攀龙及众同党诗酒相送：
大雅沉沦况已久，
吾党相逢信非偶。
乾坤翻覆贤豪至，
百年麟凤生郊薮。
……
席上挥毫烟雾飞，
灯前击剑风雷吼。
……
何等豪迈、洒脱！
尤其是王世贞，别看年纪最轻，却是除李攀龙外的另一位“带头大哥”，也由于他家境好、门第高，出手大方，又热心组织，实际上是核心人物，意气风发，如鱼得水！而此番骤然远离，仿佛鱼要离水、瓜要离秧，难舍难离啊！他很可能有一种预感：此前的时光不再，同党将天各一方，团体将无形消散！因为当年吴维岳的诗社，就是由于吴奉命外出察狱，无形中解体了。
事实上，正是在王世贞察狱途中，李攀龙和谢榛闹翻了，得到消息，王世贞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李攀龙一边，同意将谢榛从团体里“削籍”。此前，梁有誉返回广东顺德老家，随后，宗臣也请假回乡，不久，李攀龙接到了顺德知府的任命，等到王世贞返回北京，李攀龙已经到顺德府——现在的河北邢台——赴任了。此后，他们之间个别人相会是有的，但确实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相聚的机会，全家福式的欢聚永不再有了！他们将为天各一方、生死离别而流下惆怅、悲怆的泪水！
也就是说，王世贞与同党的此番离别，实际上是与他所热爱的生活方式或者说足以获得快慰的生活氛围的告别。
再一个原因是，王世贞对自己的境况不满意，既觉得自己不适合官场，又感到组织上没有重用他。
不妨从一个小事说起。刑部衙门里，养了两只鹤，最高司法机关养的鹤，与普通老百姓家的鹤不同，穿官服，拿官俸，所谓“朱冠缟衣，昂步接趾，日食官廪，优游长年”。但是，王世贞却“悲其羽铩而不能飞，嗉结而不能言”，为之写《二鹤赋》两首，意有所托，实际上是夫子自道，表达的是对自由的向往。似乎是在说，在官场看似风光，实则受尽拘束，哪里有做闲云野鹤自由自在呢？光从这首诗来看，好像王世贞就是向往自由，不愿意忍受官场的约束。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还在接到出差任务之前的休沐——休息时，王世贞写了一首《自嘲》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北枝南鸟意殊左，长铗短歌秋转孤。”以“北枝”上栖息着“南鸟”，说明他与官场的不协调；又用战国时孟尝君的门客冯谖“长铗而歌”以对食无鱼、出无车抗议的典故，表明自己的失落和不如意。察狱到了淮阳，在公署独自徘徊时，他写了几首诗，其中在《淮阳公署遣怀》中云：“官宁为吾设，事颇与心违。随遇浮沉足，相知积渐稀。庭阴候吏散，树色晚鸦归。……淮南小山桂，乡思欲翻飞。”抒发了与其违心留在官场，不如采菊东篱下的心绪。这些诗赋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其实自己是不适合在官场的，进官场就是阴差阳错，失意是难免的。
要是仅仅追求自由自在，倒也好办，辞职回家就是了，他家底殷实，也不愁没有饭吃。文坛上有了名气，回家后专心写作，精神上也不至于空虚。显然，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事实上，王世贞并不是真的对做官不感兴趣。他自己说过，早在少年时代，就喜欢谈论公卿大夫之业（注意：不是文人墨客之作），“亦欲效铅刀于一割”。进入官场后，忧国忧民意识越发强烈，“鞑虏”围城的“庚戌之变”发生后，他为官场少有栋梁之材而“怫然意自失”；前不久，他回首事变三年来的见闻，认为各级官员本应汲取教训，发愤图强，而现实却是，官员们闭口不谈如何增强国家财力、如何加强国防的问题，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有助于国家，大老们一个个智识迥昧，自私苟且，不足以成大事！这是他在别友人诗的序里白纸黑字写出来的话的大意。尽管表达的是对权贵的不满，却也足以表明，王世贞是很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的。正因为如此，他不仅下不了离开官场的决心，还对自己现有的职位很不满意。
王世贞很可能是这样认为的：那些愚昧自私无所事事者却可以身居高位，而我有名气、才气、志气，怎么老让我待在刑部这么个专业机关里办案呢？组织上为什么不能重用我这样的官员呢？
他的这个心理，也是有诗可证的。
本来，官员三年一考，就在王世贞接到察狱任务时，马上又要启动考察了，根据考察结果，会有大批官员转、升、降、免，这是个机会。他给吏部负责考察（核）官员的郎中写了封信，赌气说，干脆把我免了吧，让我回家种地去，郎中用一句玩笑回应了他：“你老兄就仿佛是人脸上的眉毛，留着也没有什么大用处；可是去掉了，又觉得少了点什么！”这句调侃的话，深深刺激了王世贞，遂赋《自嘲》“短歌”一首：
我不能六翮飞上天；又不能摧眉折腰贵人前。为郎五载，偃蹇不迁。……移书考功令，愿赐归田。考功笑谓“汝犹须眉在人面”，留之何益去不全。西山山色青刺眼，为我拥鼻赋一篇。乃公调笑亦常事，有酒且逐东风颠。
一个自视甚高的狂生，在朝廷眼里却犹如人脸上的眉毛，留着无大用，去了少点什么，如此而已。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的诗句，何尝不是王世贞矛盾心境的写照。这是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普遍心态。他们有生命意识、人生观念，生命既属于自己，又属于功名利禄；既想做自由人，又舍不得那诱人的功名利禄；一生都在为功名利禄而献身，又在为牺牲自我而忏悔。用现在的话说，是委委屈屈留在体制内，还是索性拂袖而去做自由职业者，是做官员还是做纯粹的文人，王世贞一直纠结着。
再提高了来看，王世贞是有家国情怀的读书人，又因为他追慕魏晋之风，对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是有所思考的。相信读到曹操父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之类的诗句，一定让他发出古今同慨之叹。可是，他在人生最好的年华，却整天陷在一卷又一卷的案牍里，与那些杀人放火的人犯核实犯罪细节，实在让他感到很不是滋味。
所以，王世贞感到孤独、苦闷、纠结，就是很自然的了。
王世贞的失意，或许更多的是他内心纠结的反映。是一种自负，由自负而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作为大师级人物，在官场地位显赫才对啊！怎么能做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呢？不是眼睛，也应该是嘴巴，怎么成了留无益去不全的眉毛了呢？
有一本书叫《中国文人的活法》，其中有一篇写到王世贞，里面有这样的话：说豁达，容易，做到豁达，就不容易，而具有超越时空的豁达精神，则更不容易。中国文人，都自命清高，其实在名和位上，并不都那么想得开的。尤其在封建社会科举取仕的年代，那个“学而优则仕”的“仕”字，可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弄得晕头转向。
王世贞确实是这样。他既难以忍受官场，常常觉得自己与官场格格不入，却又舍不得官位，还想得到提拔，做自己理想的官；既想做官，却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又想在文坛成就一番功名。结果，在文坛的名声越大，越觉得自己的官职不理想、不合意；越嫌官职不理想，就越发希望在文坛寻求弥补。
这，就是王世贞的纠结之处。从大的方面说，就是王世贞不满现实，又自觉无力改变；想逃避，又不甘心。
以上两个方面，已经让王世贞很痛苦了，偏偏遇到天灾人祸，一路上看到民生凋敝的情形，让他感到痛心和忧虑。
这就是笔者要说的第三个原因了。
王世贞出京，顺水路南下，过天津，一路南行。他记述说：“自天津南，所经由亡不陆沉者。”遂赋诗感叹“民力几时苏”。又在另文中说：“所经由淮以北望清源千里余，亡不陆沉者，邑之民仅免鱼鳖，易子析骸……患已剥肤矣。”在家乡期间，又赶上“倭患”，王世贞不得不仓促奉母到苏州城避难。无论是身为朝廷的一名中级官员还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文人，对此怎么可能无动于衷？面对如此天灾人祸、民生凋敝，联想到当国执政的严嵩辈却一面大开贿赂之门，一面对隐身幕后的嘉靖歌功颂德，以期固宠保位，而他自己又有种无能为力的无奈感，那么，他的痛苦，必定更增加了一层。
帝制中国的读书人，受儒家意识形态的长期熏陶，整体上说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正如有学者说的那样，“他们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不曾忘却忧国忧民的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是担心个人的升沉荣辱，也并非担忧统治者的安危绝续，而是担忧社稷之安危、家国之兴亡和黎庶之否泰”。作为读书人领袖人物的王世贞当然不例外。
其实，即使是为生计和功名而劳碌着的徐渭，也同样如此。面对倭寇的抢掠给民众带来的痛苦，深陷科考败北痛楚中的徐渭，赋诗《海上曲》，斥责当局抵御倭寇之无能；写下《赠吕正宾长篇》，欢送同学投笔从戎，参加抗倭战争；联合绍兴城内士民欢迎和慰问抗倭将领；为抗倭之战中阵亡的官员作传，直至混迹士兵当中到第一线“环舟贼垒，度地形为方略”，就是到前线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写成《对策》一篇，转呈俞大猷——受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调遣到绍兴御倭的将领，被采纳，果然获得大胜！这正是王世贞偕母到苏州城避难前后的事。此时的徐渭，相当于高三学生紧张复习准备参加高考冲刺。也没有人动员他管“窗外事”，但是他毅然走出书斋，不仅为“抗倭”鼓与呼，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到前线当“志愿者”。足见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对一般读书人的强烈影响。
所以，读书人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要他不忧国忧民，也是不那么容易的。他可能泡妓女，也可能收红包，但绝不意味着只知道吃喝玩乐！忧国忧民的读书人常常会处于痛苦中。此番察狱在外的王世贞，之所以心情沉重，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这时的王世贞，也不是没有开心的事情。
首先，王世贞回了一趟家，与父母团聚。那时交通不便，除非有特殊情况，官员尤其是京官很少有机会回家，有的甚至十多年二十年也不曾回家一趟，组织上在安排出差时，如果能够顺道回家，会给予考虑。王世贞自从嘉靖二十五年冬赴京赶考，已经整整六年没有回家了，此次察狱地点选择上，应该是考虑了可以顺道回家的因素。
恰好，王世贞父亲王忬在山东巡抚任上仅仅干了三个月，就又提拔了，任浙江巡抚兼管福建沿海数府，应该是浙闽总督的前身，负责指挥御倭战事。他在赴任途中也顺道回家，父子得以团聚。王忬赴任后，王世贞继续家居，他真正用于察狱的时间还没有在家里停留的时间长，还在家过了一个年。利用这个机会，王世贞督建了一座藏书楼——万卷楼。由于突发倭患，他奉母到苏州城里住了一段时间。
家居期间，王世贞娶妾李氏、高氏。
纳妾，是当时的习俗，官场上的大小官员，终身保持一妻两妾是常态。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严嵩就不纳妾，而王世贞的同年张居正在当权后纳妾就相当多。
一般说，纳妾主要是繁衍后代的考虑。王世贞的妻子魏氏已经生育了儿女，但是儿子三岁夭折了，似乎婆母郁氏对这个儿媳也不是太喜欢，所以她力主儿子纳妾，乘此在家乡的机会，就把这件事给办了。
总体上说，王世贞对这次能够顺道回家是很高兴的。除夕，他赋诗云：“久客家能好，残年日怕归。”可见他对家居是向往的，离家北上时，可谓恋恋不舍。故乡太仓，始终是游子王世贞心目中的避风港湾，回到家乡，自然是很开心的事。
其次，他与一些名士欢聚，又结识一批文人墨客。出差沿途，一过天津，就有督厂清源的工部员外郎周思兼拿出自己的诗作请王世贞赐教；在宝应，又有举人（随后即登进士第）朱曰藩出诗集求教；在高邮，先期辞职返乡的同党宗臣出迎，“痛饮三日”。返京路过扬州时，与南返回乡的中书舍人吴国伦等相遇，泛舟江上，“放歌谑浪”。在太仓家居期间，王世贞得与吴中文士名流交往。其间，他拜访了画家文徵明，与他相处甚欢，八十四岁的文徵明给王世贞赠诗，并用小楷书写，让王世贞赞叹不已。在文徵明家里还听到包括张凤翼在内的不少吴中文人的逸闻逸事，还与书法家黄姬水、俞允文等交往，成为好朋友，相互都有诗作相赠。
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就是首都北京传来的消息：大将军仇鸾被传首示众，杨继盛得以起用并连升四职。
仇鸾是将门之后，在任甘肃总兵时，被三边总督曾铣弹劾，革职逮问。后又诬陷曾铣而出狱，厚贿严世蕃，拜严嵩为干父，被起用为总兵官镇守大同。正是他的诬陷，导致曾铣被杀并牵连首辅夏言。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时，“虏酋”俺答调集十余万众挥兵南下，逼近大同，仇鸾一面用重金贿赂使其转头向东掠蓟镇；一面又假装有先见之明报告朝廷说“鞑虏”可能东侵，并率部东进勤王，以此深得皇帝信任，拜平虏大将军，权倾一时却畏敌如虎，故极力倡导开马市，与反对开马市的杨继盛发生过激烈争论。不久，对“庚戌之变”耿耿于怀的皇帝借故停止马市，命仇鸾率兵出征，仇鸾不得不率军北征，结果战败，仅以身免，徐阶与其亲家锦衣卫都督陆炳借机揭其私及不轨之事，仇鸾遂被革职并忧惧而死，死后被以“叛逆”之罪传首示众。
王世贞在邸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窃自惊喜”，连赋四首诗抒发喜悦之意，并在给朋友的信中感叹此乃天意，非人力所及。此后又写下长篇乐府变——《将军行》，讽刺仇鸾。
严嵩曾经的鹰犬被追戮，这是王世贞所希望看到的，所以他感到高兴；自己的朋友杨继盛得以起用，也是王世贞希望看到的。他得到杨继盛回到北京的消息，急忙给他写信，除了表示祝贺和慰问外，也没有忘记提醒他要“慎身”。
不愧是朋友，王世贞了解杨继盛的性格，隐隐替他感到担心。
事实上，王世贞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而且这个劝告来得晚了，他或许尚未意识到，当他在家乡督建万卷楼的时候，首都北京因为杨继盛的到来会发生一件大事，改变王世贞命运的时刻已经悄然来临了！
急于报恩也会惹祸上身
说起来，还是首辅严嵩提议起用杨继盛的。
一年半前，杨继盛从老家狼狈上路，前往谪所。一路上，“颠连险阻，冒死者数”，数月时间才到达临洮。不用说，当地官场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对杨继盛无不怀“疑畏之心”，不愿意与之接近。杨继盛对权贵态度很横，对基层官员却很和蔼，他就把自己当作一个初任的典史，对上司、同僚都很尊重。大家慢慢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说原来老兄你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难以相处啊！杨继盛说了一句话：“居官如戏场，时上时下，我不过是谨守本分而已。”
确实，当时官场中人常常因为抗上而受贬，又因为上司“犯错误”或者死亡而随时得到平反起用，几起几落的事非常多。或许正因为如此吧，官场上才有前赴后继的抗上者，在他们心里，认定挫折只是暂时的，随时会被重新起用。杨继盛即是如此。所不同的是，被贬官员一般是坐等平反起用，并不真的干所贬官职的工作，而杨继盛的积极性却很高，要求给他分配工作。
杨继盛的职务是不入流的杂职，或者说，典史这个职务，在偏僻小县，就是专门为被贬的官员特设的。李知县按照惯例，也就不便给他安排什么工作。杨继盛不以为然，说既然拿工资，就得干事，不然于心不安，无论何事，请不吝差委。县里的一把手一看杨继盛积极性这么高，而自己正好又是考察期满，面临重新调整岗位问题，索性就把县里的大小事都交给他去办。
杨继盛也没有什么分内分外的概念，只要他认为应该做的，就去做，公家没有经费，就自己出钱。
或许有人会说：“杨继盛很穷，他哪里有什么钱？”是的，杨继盛确实很穷，他负担很重。不过，要真想办事，办法还是有的。
“这里教育太落后了，孩子们得读书啊！”杨继盛一到任，就感叹。于是变卖了自己的乘马——相当于现在配备给领导的专车，为了发展教育，变卖专车还不算，把夫人的首饰和自己所有的工资、积蓄都拿出来了，在岳麓山超然台修建了一所“超然书院”，他亲自讲学，当地五十多人慕名而来。又花钱买了两千多亩“学田”，将收入作为对学生的补助。他又在县城圆通寺设了一个书馆，请教书先生二人，招收蕃、汉娃娃读书，学童由一百人很快增至三百人。
西北缺水，老百姓生活很苦，杨继盛坐立不安。他提出要修建渠道，灌溉农田，还亲自指导城西农民种蔬菜，就地挖水井，并发明和推行桔槔——利用杠杆原理汲水的工具，使园农收入倍增。
坐在办公室的时候，杨继盛也不闲着。核查税收账目，核出超征粮税，并将应征粮草分为三等，按贫富分担，既增加了税收，又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
访贫问苦的时候，杨继盛了解到，狄道贫民有以织褐为生的，官府压价派购，或以杂物强换，压榨剥削老百姓。杨继盛立即贴出告示：禁止公差人员买褐，使卖褐贫民得以安生。
杨继盛还了解到一件事：城南七十里锁林峡有煤矿，因藏民阻拦不得开采。
“这事，我得管！”杨继盛说。他亲率学生数人前去商洽。事情还真就办成了！倒不是因为人多势众、以势压人，强制行之；而是杨继盛的“双赢”策略：承诺给予当地人以实惠。再加上杨继盛在当地的威望，土著们纷纷表示：“杨公即需我曹穹帐亦舍之，况煤山耶？”结果，煤矿大开，便民利民，那些土著对杨继盛那个信任、爱戴，简直就无以表达了，竟称他为“杨父”！官场上的人则感叹：“杨公来何迟！”
来何迟，去何速！几个月后，马市停开，仇鸾被追戮。
这时候，首辅严嵩想到了杨继盛。
是严嵩欣赏杨继盛吗？
可能性不大。
那严嵩为什么要提拔杨继盛呢？
这里面的事情，太复杂，牵涉到官场的明争暗斗。总之，在严嵩的过问、关心下，杨继盛从典史被提拔为山东诸城县的一把手。他很高兴，准备大显身手，拟订了“兴学校、开荒田、修武备、立保甲、缮城池、均田粮、平徭役”的施政计划。
现在看来，倘若杨继盛做地方主官，确实是把好手，或许也不至于发生以后的悲剧。但是，官场上，个人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杨继盛在诸城上任履职仅仅半个月，就又有了新的任命：留都户部主事。他只好收拾行装，去南京赴任。未料，刚到南京上任两天，提拔他为刑部员外郎的任命又到了。对到刑部工作，杨继盛满肚子不高兴，他想去的是兵部，所以在赴京途中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回容城老家，祭告父母，然后以生病为由不再出仕。可是，行至淮安，又接到了新的任命：兵部武选司员外郎。
兵部武选司是个很关键的部门，所有军官的任免全部在这里掌握着。而且照此趋势，杨继盛踏上了官场坦途，如果不出意外，他应该很快还会得到提拔。
杨继盛被感动了，立马打消了归隐的念头。他觉得自己从一个“戴帽”官员被摘了帽，半年左右四次提升，到了一个核心岗位，组织上对自己太厚爱了，绝对不能再考虑个人得失了。他坐在船上，秉烛静坐至四更，苦苦思索着：拿什么报答你，我英明的皇帝！妻子见状，问他何以独坐不睡，杨继盛说：“承蒙朝廷上如此厚恩，我考虑要舍身报答，可是不知道从何入手。”
“唉，现在奸臣严阁老在位，岂容你这样亢直的官员报国？”妻子说，“叫我看，这不是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咱不做这个官了吧！”
“噢，有了！”听完妻子的话，杨继盛顿悟似的，“我知道从何入手报国了！”联想到在南京时大家纷纷议论的一件事——元旦——即农历正月初一——会有日食，杨继盛决定，以元旦日食之变为由弹劾首辅严嵩！
顺便说一句，帝制时代，上自皇帝，下至普通老百姓，都对上天心存敬畏。倘若出现日食、彗星，或者发生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就会认为是皇帝本人或者执政当局有过失，以至于上天发出了警示。这个时候往往会发动广大官员群众提出批评建议，以利于改进朝廷的工作。有些人也往往利用这样的契机，公开弹劾朝廷重臣或者直接对皇帝提出批评。
杨继盛就是因为听到元旦将有日食的议论，急于要报答组织上对他的厚恩，才临时决定弹劾首辅严嵩的。他的想法是，国家一切问题，都是因为严嵩这个奸贼当国造成的，只要除掉严嵩，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尤其是嘉靖最为关心的北虏之患，倘若不先把严嵩除掉，想解决“鞑虏”侵扰的问题根本不可能！
说干就干！杨继盛立马就在船舱里奋笔疾书，写成了《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五奸十大罪”。
为了能够在元旦前赶到北京，他放弃了顺道回家的打算，改变了路线，风尘仆仆向首都赶去，于十二月十六到京，十八日就到兵部上任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远在太仓的王世贞给杨继盛写信，劝他要“慎身”，他不知道，其实杨继盛不仅不会“慎身”，而是要奋起一搏。
王世贞致杨继盛的信函在邮路上向北京传递。
大年初一这天，杨继盛把自己关在家里，誊写弹章，初二即前往端门，准备递交弹章。恰在此时，听到一个消息，嘉靖皇帝已下令逮捕负责观天象的官员。原因是元旦日食的预报没有应验。显然，以所谓日食为由头弹劾严嵩的前提就成问题了。杨继盛已经判断出，自己的弹章与嘉靖皇帝的想法不合拍。所以，他没有递交弹章，而是怏怏不乐地退了出来。
弹章上还是不上？杨继盛纠结了好几天。一到办公室，就和几个同僚议论，侧面核实他在弹章里揭发严嵩的那些事是不是属实。几个同僚不知道杨继盛要弹劾严嵩，以为就是私下里闲聊，也就无所顾忌地聊了起来。越聊，杨继盛越觉得严嵩可恶，再沉默下去，太对不起厚爱自己的组织了，为了报答组织，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正月十五，元宵灯节，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了。杨继盛从这天起，一连斋戒休沐三天，在他到兵部上班满月那天，递上了弹章。
这时候，王世贞的信还没有邮到。
第二天，杨继盛悲壮地来到兵部，向司里交了他的牙牌——相当于工作证兼身份证吧，公开了他弹劾严嵩的消息，与同事们告别。
大家闻听，不禁大惊失色，一个个赶紧躲到一边去了，只有霸州籍的王遴和杨继盛是同年加同乡，他既佩服又担心地问杨继盛怎么回事。杨继盛向他通报了情况并托付后事说：“我有二子一女，一子已经定亲，一子还没有，一女也未许人。以后子女的婚嫁之事，就托付于兄台了。”王遴震惊之余大受感动，说：“我正好有一女，正与令郎年岁相当，就许于他为媳吧！”杨继盛喜出望外，两个人遂为子女定下了婚事。
随后，杨继盛就回家等待着来自大内的消息了。他可能也没有预料到，这，是他在家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了。第二天，逮捕杨继盛的圣旨就下达了。
当王世贞劝杨继盛“慎身”的信邮到北京的时候，杨继盛已经入狱三天了。
王世贞写信给杨继盛的时候，确实隐隐为他感到担心，但是这种担心更多的是考虑到杨继盛所忤之仇鸾已身败名裂，而他却因此而获得很高的名望，所以劝他务必谨慎，以免陷入官场争斗旋涡，弦外之音倒更像是提醒他勿受严嵩迷惑的意思，根本就没有预料到杨继盛刚回到北京就以不留余地的姿态，上疏弹劾严嵩。
得到杨继盛弹劾严嵩的消息，王世贞对杨继盛必定是充满敬佩之情，由于在反对权贵、挑战严嵩这一点上彼此聚焦到了一起，在精神层面上，他们的关系迅速密切了，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在王世贞的心目中，和杨继盛成为真正的朋友。
所以，几个月后，当传来了杨继盛死于狱中的消息时，还在太仓盘桓的王世贞痛惜不已，奋笔写下《三杨诗》。三杨，是指杨最、杨爵和杨继盛。杨最和杨爵都是因为上疏批评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喜好祥瑞受到严厉惩处而死，王世贞把三杨并列在一起，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写到杨继盛的时候，王世贞说听到他死于狱中的消息后“夕卧五四起”。
这样的诗作，等于宣告把自己置于严嵩的对立面了，也可以说近乎触及严嵩的底线了。但是，说句对杨继盛不恭的话，倘若这个时候他真的死于狱中，王世贞远在太仓，要几个月后才能回到北京，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那些事了，即使有这些诗句，严嵩对王世贞也未必会怎么计较。
实际上，杨继盛并没有死，他活过来了。王世贞的“麻烦”，也就不可避免了。
官场“愤青”成事难
嘉靖三十二年秋天，出差一年多的王世贞回到了北京。
回京途中，王世贞得到了自己被提升为刑部郎中——司长职务的消息。
这是王世贞进入刑部五年来的第二次升职。
按照当时的政府运行机制，副职不像现在“分兵把口”，许多情况下侍郎没有郎中的权力更实。但从性质上说，郎中仍然属于执行类，与主事、员外郎统称为郎官。
或许有人会说，二十八岁的王世贞，工作刚五年，员外郎刚当一年多，出差在外长达一年余，不仅没跑没送，又处处给领导难堪，还是得到了提拔，还要怎么样啊！
我们不能按照现在的官员制度去看过去，也不能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去想王世贞啊！
这么说吧，无论是主事、员外郎还是郎中，性质是一样的，都属于中层领导，如果按照现代公务员制度去比照，应当是事务官性质的职位。而且正常情况下，由主事到员外郎、郎中，都是这样的速度提升的。在王世贞的眼里，郎官就相当于跑腿办事的小催办儿！他王世贞是什么人？已经是“名动公卿间”的名流了，却只能做“抱案尚书前”的办事员！所以，这次提拔并不能打消他的失意、失落和对仕途困顿的感叹。当时就有“粉丝”打抱不平说：王大师，当今大腕啊，怎么就当办事员呢！
所以，没有任何记载说王世贞得到升职的消息有什么高兴、喜悦之情，倒是他回到北京后听到一个消息，高兴得连忙赋诗志喜：《至京，喜仲芳尚在》。
原来杨继盛死于狱中的消息是误传，他没有死，王世贞为之庆幸。
其实，不要说远在太仓的王世贞，当时即使是杨继盛的家人，也都认为他已经死了。
只能说，杨继盛的生命力太顽强了。
或许有人会问，弹劾朝廷重臣的事，在明代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弹劾严嵩的事也是经常有的，与杨继盛几乎同一时间弹劾严嵩的就有赵锦、王宗茂，这两个人是被贬官到外地去，为什么杨继盛弹劾严嵩，却被下狱甚至误传死于狱中？
是严嵩做了什么手脚了吗？
的确，对于杨继盛的弹劾，严嵩可能没有预料到，也可能比较伤感，觉得杨继盛太不识抬举，但几乎同时弹劾他的三个人，杨继盛职务最低，严嵩何必单独对他做手脚呢？
实际上，杨继盛是触到了嘉靖皇帝的“红线”了。
第一，在这位自诩为天纵英明的嘉靖皇帝看来，杨继盛此举不是在报答他，而是在故意与他捣乱，给他添堵！因为，在他心目中，严嵩是忠诚、勤勉的好官员，我好不容易用到这样顺手的首辅，你们这些人却前赴后继、不依不饶攻击他，是何居心？我说他好，你们就偏说他坏！我信任他，你们就说他不可信！这不是对着我来的吗？再说了，你们这些人，不好好工作，整天琢磨挑领导的毛病，“不攻君即攻相”，唯恐天下不乱，真是“不忠不义”！
其次，杨继盛弹章中的一些话，更让嘉靖皇帝怒不可遏。尤其是在指斥严嵩罪恶累累、奸状毕现后，又反问嘉靖皇帝“奈何爱一贼臣，而忍心百万苍生涂炭”？这让嘉靖觉得杨继盛是在指责他无知人之明、忠奸不分！杨继盛在弹章里为了说明严嵩为恶造成严重后果，说眼下“士卒失所、百姓流离”，又说“自古风俗之坏，无过于今日者”，这样的话，以“中兴之主”自居的嘉靖皇帝听了，能高兴吗？
这还倒罢了，更关键的是，杨继盛触及了敏感话题，准确说，触及了嘉靖的禁忌。
杨继盛在弹章里说：“愿陛下听微臣之言，察贼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意思是，我这个小官员说的那些，您老人家若不相信，可以问问您的两个儿子——裕王和景王，也可以问问内阁大臣，他们会证明，我杨继盛的话句句是实，所以，对严嵩不可姑息，重则按照刑律杀头，轻则应该炒严嵩鱿鱼。
要说，这也没有什么啊？但是，这句话里面，牵涉到皇帝的接班人问题了！而接班人问题，恰恰是敏感话题，是嘉靖皇帝的禁忌。
简单说吧，嘉靖皇帝早就搬离皇宫大内，长期躲在西苑也就是现在的中南海斋醮修炼，追求的是长生不老，加之“真人”告诉他，立太子不吉利，他迫于大臣们的压力没有听从，结果所立太子转眼间突然暴卒，从此他最忌讳立太子的话题；仅存的两个儿子裕王、景王都是庶出，年岁只差一个月，而且他对年长的裕王又很看不上。这些因素，使得接班人问题很敏感，不允许臣下触及。
杨继盛提出要嘉靖皇帝召问两个皇子，给人的印象是，他弹劾严嵩的举措，得到了两位皇子的支持，并愿意为他作证；至少，事先和他们核实过有关证据。这位皇帝就认为这是在挑拨皇子与大臣的关系，是将皇子无故牵涉到政争的旋涡，居心叵测！
惹皇帝生气，后果很严重。史载，这位以外藩意外入主大内的皇帝素来“以刑杀立威”，对惹他生气的人，尤其是触及他的底线的人，处理起来非常严酷，杨继盛算是撞到了枪口上了。盛怒之下，皇帝御批：“杨继盛因谪官怀怒，摭拾浮言，恣肆渎奏。且本内引二王为词，果何谓？令锦衣卫逮镇抚司拷讯！”
就是说，杨继盛入狱，不是因为他弹劾严嵩，而是他踩了皇帝所画的“红线”，要“拷讯”的是，弹章中“引二王为词”，到底是何用意？
可怜耿耿忠心急于报恩的杨继盛，刚刚走上官场的坦途，突然间就被抓进牢房，吃尽了苦头。可是，拷打了半天，为什么无辜牵涉二王的事，还是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杨继盛只是说，严嵩的奸恶，别人知道了也不敢说，所以我才建议皇上召问二王的。问官说：“你总这样说，我没有办法给领导汇报。”于是继续打，打完了，杨继盛还是这些话。问官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如实上报。嘉靖皇帝很不满意，下令锦衣卫再打，送刑部从重议罪。
杨继盛自己记述了他遭受拷打的惨状，读后令人不寒而栗，不忍复述！因为中间有从锦衣卫转到刑部监狱的过程，家人也看到了他被打后的情形，进入刑部监狱后好多天音信全无，所以都认为杨继盛已经死在狱中，家人忙着准备料理后事，以至于远在江南的王世贞也得到了杨继盛的“死讯”。
忍受着巨大痛苦的杨继盛，有着非常人能够想象的惊人承受力，他的生命力太顽强了，死而复生，在狱中继续抗争着。
刑部以“诈传亲王令旨”罪，判处杨继盛绞刑。
当然，判处死刑未必就会真的杀头，除非明明白白写着“斩立决”三字，绝大部分通过司法程序的死刑判决，属于“监候斩”，就是不立即执行，关在狱中等候问斩。这就有余地了，经过一个时期，有的会改判、大赦、特赦甚至平反。
帝制中国号称“仁政”，意识形态上强调“以人为本”，杀人的事在形式上显得很慎重，处决犯人很讲究，就是要与自然和谐，春天万物复苏，是不能杀人的，秋后万物肃杀，草死木枯，处决犯人就集中在这个时候。在此之前，要搞一次“秋审”和“朝审”，公开进行，群众可以自由旁听。
“秋审”，是审理由各省上报准备判处死刑的案子。每年农历八月中旬，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法司”，会同王侯、内阁和九卿等高官显贵，在天安门广场西侧千步廊前，摆上几十张桌子，上铺红毡，坐西朝东，会审卷宗，提审人犯、经过“秋审”，分为情实、缓决、可矜（案情属实但情节不严重，可免于处死）、留承养祀（情节较重，但父母、祖父母年老，无人奉养，可免死奉养）等类。
“朝审”是会审关押在刑部监狱里准备判处死刑的犯人。在每年霜降前，刑部把监禁的死囚犯人自长安右门带到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千步廊公案前，面朝西跪下，按照“秋审”的办法会审。三法司官员及王公大臣，翻阅着案卷，问犯人冤不冤，以此给犯人申辩的机会，根据审判情况，做出情实、缓决与可矜的判定。
无论是“秋审”还是“朝审”，都要把审判意见上报皇帝做出最后裁决，以示“慎刑”。皇帝在死囚名字上如果画钩，就表示该犯死期已到，称为“勾决”。不画钩的，称为“勾免”，继续关押，等待来年再按既定程序进行一次。
杨继盛被判处死刑几个月后，迎来了一次“朝审”。提审杨继盛这天，首都万人空巷，道路为之堵塞，在审案现场围观者达数千人。众目睽睽之下，杨继盛辩白说：“我弹劾严嵩乃是舍身图报，本不想辩白什么了，但是国法有此规定，我也不愿意违背，所以还是要说。司法机关定我诈传亲王令旨之罪，我不服。因为我是兵部的官员，又不是王府的官员，诈传亲王令旨之说，从何谈起呢？况且，我是在上奏的弹章中提及二王的，是自下而上，非自上传下，何谓之传？”
众审官面面相觑。
“拿人命换官做，天良何在！”杨继盛补充说，这话，是教训审问者的。
参与“朝审”的官员们脸红一阵白一阵，理屈词穷。可是，他们都知道这个案子是钦定的，谁也不敢替杨继盛说话，最后，以“情实”上报。
嘉靖皇帝没有在杨继盛的名字上画钩，所以，他也就继续关押在刑部监狱。
正是“朝审”期间，王世贞回到了北京，得到了杨继盛还活着的消息。相信很快王世贞就会从各方面了解到杨继盛弹劾严嵩的具体细节以及他在狱中受到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同志杨继盛还活着，这是他回京后得到的一个“喜讯”。
杨继盛没有死，在王世贞看来是喜讯；还有一件事，却让他感到忧心忡忡。
要想保持势头必须重整队伍
王世贞一回到北京，当晚，刑部同事、诗社同党徐中行就急不可耐地偕他们共同的文友兼同事魏裳、汪一中夜访其宅，分韵赋诗。
酒酣耳热之际，王世贞对不能见到李攀龙而深感痛苦。
“以于鳞的才干、名望，当一个顺德知府，实在委屈。”王世贞难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他对李攀龙被外放耿耿于怀，一则感情深厚的带头大哥的远去让他感到怅然若失；二则他的带头大哥无论从资历还是能力上说，平级外放，都让他有被轻视的感觉。
按照当时的官员制度，六部的郎中外放地方做知府，倒也算不上贬谪。但是李攀龙资格比较老，年龄偏大，做郎中也几年了，像他这样资格老、名气大的郎中，外放的话按说是要提拔的。现在这样的安排，显然有排挤出京的意味。所以，王世贞和徐中行都对此感到愤愤不平。
李攀龙是因为一个案子得罪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自己主动提出要外放的。当时的军事将帅，争相向严氏父子行贿，偏偏有一个人没有这个概念，让严世蕃很生气，于是就找了个茬口，搞成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李攀龙负责办理的，秉公而断，没有治那位军官的罪。李攀龙自知，得罪首辅父子，不会有好结果，便主动请求外放，遂有顺德知府之命。
王世贞对李攀龙的感情很深，从他这一时期的诗文表述看，不能整天和李攀龙泡在一起，其痛楚不亚于热恋情侣的别离。外出察狱刚过天津，王世贞就因为思念李攀龙“不能自禁，泣数行下”。途中遇到什么景致，因为没有和李攀龙共赏，王世贞就觉得“怅然”，实在忍不住时就拿出李攀龙的诗作诵读歌吟，而越是这样，越是想他。学者徐朔方说，王世贞对李攀龙“如此倾倒，以致因自己不能跟随在侧而对他的影子怀有妒意”。这确是有诗句可证的，而之所以有那样的诗句，正是这次离别的体验让他有感而发。
从看到的资料里，没有发现王世贞对哪个女子公开表达过这样的眷恋之情，他似乎没有体验过刻骨铭心的爱情。对李攀龙的感情，近乎是一种爱情。但这种“爱情”，颇有意味。最大的可能是，李攀龙只是一个载体，王世贞爱上的是与他在一起时所营造出的那种情感氛围、人生状态、生活方式。所以，他对与李攀龙的离别感到伤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路上，王世贞和李攀龙保持着密切联系，动辄写诗表达对他的思念，回忆他们在一起相聚的美好时光，感叹自己因离开他和同党们而感到孤寂。
现在，王世贞回京了，见不到日思夜想的李攀龙，心情自然是很郁闷的。不仅如此，竹林绘画中的“全家福”已然破损：谢榛已经被开除出诗社；梁有誉则病休在广东老家；因被吏部尚书李默看中而调到吏部任职的宗臣，也因李默一度被免职，以养病为由返回老家兴化，筑室百花洲上，读书其中，还留在首都的，只有王世贞和徐中行两个人了。
“六子”之名刚叫响，势头正健之际，突然间同党星散，团体面临瓦解的危险，怎不让王世贞忧心忡忡？
“这样下去不行！”王世贞可能这样对徐中行说，“团体不能就这么散了！”
徐中行自然有同感。现在，“老大”李攀龙鞭长莫及，事实上他这个人很孤傲，也不善于结交朋友，而这恰恰是王世贞的特长，所以他就当仁不让，与徐中行商量着重整“队伍”。
这时，徐中行想到一个人：吴国伦。
吴国伦，字明卿，是湖广省武昌府兴国州（今湖北省阳新县）人，家里是经商的。他比王世贞大两岁，晚一科中进士，是梁有誉、宗臣和徐中行的同年。此人初授中书舍人，也是喜欢写诗作赋的人。他中举那一年，王世贞的父亲王忬作为巡按湖广的御史是主考官，按照当时的规矩，吴国伦是王忬的门生，不用说，他晋京后一定会登门拜访，因此也就和王世贞结识，多有交往。王世贞察狱出京时，吴国伦也和李攀龙、徐中行等一起赋诗相送。不久前，王世贞北返时，吴国伦因妻子去世，请假回家葬妻，在扬州相遇，泛舟江上，“放歌谑浪”。可以说，吴国伦与他们早就是一伙的了。
经请示李攀龙，同意吴国伦入籍。
于是，“六子”就变成了李攀龙、王世贞、梁有誉、徐中行、宗臣、吴国伦。不过，这只是他们团体内部的说法，外界只知道吴国伦加入了他们的团体，由原来的六个人增加为七个，正好前一次复古运动骨干有“七子”之称，遂以“后七子”来统称李攀龙、王世贞等人。
“六子”也好，“七子”也罢，真正在首都的，还是太少，聚起来比此前的氛围差多了。王世贞心有不甘，他与李攀龙、徐中行沟通，决定发展新成员。
李攀龙选中了张佳胤。
张佳胤，字肖甫，四川省重庆府铜梁县（今重庆市铜梁区）人，与王世贞同岁，和徐中行同年。他中进士后被分配到河南滑县任知县，此地离顺德府不远，李攀龙就任顺德知府后，张佳胤慕名拜谒，拿出自己的作品请他赐教。李攀龙“大善之”，遂将其收纳于团体。
还有两个人，也是嘉靖二十九年进士，与徐中行同年，也积极主动要求加入。
一个是魏裳，字顺甫，湖广省蒲圻县（今赤壁市）人。他比王世贞大七岁，中进士后授刑部主事。因其妻刘氏卒，急归乡里，所以开始的时候与王世贞他们还不是太熟悉，从老家回京后，积极靠拢组织，又因其母去世回家守孝三年，未能如愿。复职后仍在刑部工作，迫切希望能够加入团体。王世贞、徐中行都很认可他，也同意他加入团体。
一个叫余曰德，字德甫，江西南昌人，年龄比王世贞大一轮，中进士后也分配到刑部当主事。他到刑部后就积极向王世贞他们的组织靠拢，经过考察，王世贞遂举荐他也加入团体。
王世贞曾经说过“吾党有三甫”，指的就是张佳胤（肖甫）、魏裳（顺甫）和余曰德（德甫）。
不过，对王世贞在京发展的魏裳、余曰德两位成员，李攀龙虽然没有反对，似乎也不大认可。倒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一点，笔者是从事后发生的一些事推测出来的。几年后，李攀龙辞职回家，正好魏裳出任他家乡济南的知府，三次去拜见李攀龙都吃了闭门羹，李攀龙拒而不见。还是通过王世贞从中沟通说情，李攀龙才同意见他。见面后谈论诗文，李攀龙才承认魏裳的水平确实不一般。魏裳还出钱——很可能是公款——替李攀龙刻刊了一部著作集子。倘若李攀龙承认魏裳是成员，他何以一而再、再而三拒而不见？
李攀龙的领袖欲极强，他可能对王世贞主导的发展成员一事，事实上不太支持。他是不是暗示过，笔者说不好，总之，王世贞重整队伍的工作，没有继续进行下去，这一年本是新科进士分配工作的年份，王世贞也没有从他们中间发展新成员，尽管一些人有资格、有愿望，王世贞也经常和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聚会，却始终没有把谁正式纳入团体。
尽管如此，经过王世贞的努力，团体壮大了，加之，回乡养病的宗臣在恢复吏部尚书职务的李默的敦请下，回到吏部复职；吴国伦办完亡妻的后事后也回到北京上班，同党们又可以经常在一起相聚了。眼看奄奄一息的复古运动，在王世贞的主导下，俨然又焕发了生机。
就在这时，被削籍的老成员谢榛再一次来到北京，引发了一场风波，给后人留下了一桩“公案”。
矛盾缘于不能换位思考
这天，刑部主事魏裳正在上班，一个同事对他说：“顺甫，你快去看看吧，谢山人在某某场合，在说李攀龙的坏话呢！”
“说些什么？”吃惊之余，魏裳急忙问。
“说他在顺德搞腐败呗！”同事回答。
“老谢还在那里吗？”魏裳问。
“还在。”同事回答。
魏裳急匆匆赶去，谢榛果然还在。
“谢山人，你说的李于鳞在顺德贪污腐败之类的事，是你亲眼所见的吗？”一到场，见谢榛还在数落李攀龙的不是，魏裳气冲冲地质问他。
“这个……我也是听说的。”谢榛支支吾吾地回答。
魏裳愤愤然道：“都是有层次的人，朋友一场，何必如此！真是岂有此理！”说罢，拂袖而去，并急忙向王世贞报告。
“老谢太不够朋友了！”王世贞听后，很生气。
“要不要向于鳞报告？”魏裳问。
王世贞想了想，决定还是先不要告诉李攀龙，他更愿意相信谢榛是一时冲动，酒后失言。
本来，包括王世贞乃至李攀龙在内，团体成员们对谢榛是很敬佩的。因为在他们结成团体时，比王世贞父亲还要年长十多岁的谢榛已经是名流了，比其他成员的名气大得多，某种程度上说，包括李攀龙、王世贞在内，之所以短时间内就有了名气，是沾了谢榛的光了的。而且，谢榛对复古有较系统的理论，加之年长有阅历，大家都视为长者，推崇有加。
王世贞他们对谢榛也不是没有一点看法。就在前年春延请画师作“六子”图不久，李攀龙、王世贞、宗臣、徐中行他们在一起切磋创作理论，研究复古运动的有关事宜，谢榛与李攀龙言语上有些不合。在王世贞看来这很正常，大家都没有在意。此后，李攀龙提议，为了表达、记录彼此情谊，六人每人作诗一首，均以和“五子”诗为篇，大家都积极响应，唯谢榛拒之，索性离开北京，到晋中去了。
据推测，谢榛之所以拒和“五子”诗并离京而去，很可能是他有什么提议，同党中人没有什么响应，而李攀龙一说什么，大家却响应热烈。他指出同党诗赋中有什么问题，别人不大服气，而李攀龙若说什么，大家却心悦诚服。王世贞就记述说，他们诗社一聚会，“有所赋咏，人人意自得，最后于鳞出片语，则人人自失也”。同党只认李攀龙，不大认谢榛，而此时谢榛的声望、作品、创作理论，都是李攀龙所不能比的，这不免让谢榛感到失落、郁闷。就仿佛微信朋友圈，不管李攀龙发什么，大家都点赞；而谢榛发东西，尽管是原创，基本上没有人点赞。
“算了，不陪你们玩了！”或许谢榛内心有这个想法，所以才拒和“五子”诗，远赴晋中。
对此，李攀龙很生气，视为“叛去”，写信责问。王世贞、宗臣也在书信中表达了不满。
尽管如此，彼此并没有真的决裂。就是这件事发生后不久，王世贞察狱出发前还写了首《谢生歌》，其中有“片语能令万象归，雄心直向千秋吐”之句，对谢榛可谓推许至甚。
发生了什么事，让李攀龙决意要开除谢榛呢？
原来，李攀龙到顺德就任后，得知谢榛已从山西回到彰德，相距不远，他可能认为以同党关系，谢榛应该前来拜会他这个团体的领袖的。但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等到谢榛的人影。李攀龙便派人携礼物前去敦请。不料，谢榛认为自己年长，李攀龙理应先来拜访他，却派人来召他，是端架子，遂把来人携带的礼物扔出门外，还赌气说：“我谢某什么达官贵人没有见过？在首都时我最讨厌的就是达官贵人，你李攀龙不就是一个知府吗？！在我面前架子还摆这么大！”
李攀龙怒不可遏，立即决定开除谢榛！他把这一决定告知了同党诸人。大家也不管是是非非，反正是李攀龙决定了的事，无不赞成。
谢榛可能没有想到李攀龙会如此决绝，严重到开除他的地步，便派人去拜见李攀龙说合。想必不外乎就上次扔礼物、出恶语向李攀龙道歉，希望李攀龙原谅，恢复他的资格之类的。
李攀龙余怒未消，没有接受谢榛的道歉，对他的请求不予理睬。
谢榛也是有性格的人，得到这个消息，“恶语滋至”。
推测一下，谢榛的“恶语”很可能是说李攀龙忘恩负义以及小小一个知府，就以为多了不起之类的。他还写信给吴国伦，贬低李攀龙，挑拨团体内部关系。信的大意是说，李攀龙以复古运动领袖自居，其实他没有什么理论，他那套东西，尚不及粪土有用处！吴国伦立即向李攀龙报告了这个情况。李攀龙又向王世贞做了通报。王世贞很生气，写信给李攀龙，对谢榛多有诟骂，大体上相当于说老谢是老梆子、糊涂蛋之类的，还说此人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
王世贞与谢榛之间没有恩怨纠葛，甚至不能说他对谢榛有多少恶感，在李攀龙那里说到谢榛时言辞激烈，应该是说给李攀龙听的，意在替李攀龙出气。他对李攀龙的感情实在太深了，一个因为不能随时相伴左右而对他的影子怀有妒意的人，对他的偶像所做的一切，都认为是对的，对他受到的委屈感同身受，这并不奇怪。
虽然对谢榛有些看法，甚至在李攀龙那里说了很重的话，其实王世贞真的见到谢榛，还是很亲切的。谢榛此次来到北京，王世贞就邀集了徐中行、吴国伦、蔡汝楠（浙江德清人，在王世贞六岁那年即进士及第，现任四川按察副使），聚于徐中行家里，为谢榛接风洗尘，饮酒赋诗。
酒席上，蔡汝楠总是劝谢榛喝酒，有些强人所难的味道，谢榛被灌醉了，便高歌他过去写的一些诗作，刚一吟唱，吴国伦就鼾声大作，一时间，歌声与鼾声低昂交错，等谢榛吟唱毕，吴国伦的鼾声也立马停止，像初醒者似的，或许还说了声：“我睡着了吗？！”显然是故意为之。蔡汝楠面如土色，王世贞、徐中行都觉得吴国伦有些过分了，即所谓“虽予辈亦私过之”。意思是责怪吴国伦不该对谢榛这样不尊重。
也可以说，直到此时，王世贞对谢榛还是很钦佩、尊重的。他对谢榛并没有恶感。所以，王世贞对魏裳向他报告的情况，也是半信半疑。
可是，几天来，就连王世贞本人，也不断听到有人告诉他谢榛到处散布李攀龙在顺德以权谋私搞腐败的消息，这才感到事态严重了。他不得不将情况向李攀龙报告，并急切地想了解，又发生了什么事，让谢榛如此不理智？
“老谢恼羞成怒，才这样诋毁我的。”李攀龙向王世贞通报了此前发生的一件事。
原来，谢榛此次在来京前，先到顺德找到李攀龙，求他帮助解决些事情。李攀龙本来对他就一肚子不满，又一听，谢榛要他办的那些事，是要他“开后门”的，遂断然拒绝。谢榛再三请求，李攀龙还是不松口。这下谢榛恼了，不仅言辞激烈指责李攀龙，还挥拳向他打去，李攀龙急忙躲到内室，才没有尝到老拳。谢榛只得怏怏而去，到京后以散布流言来发泄对李攀龙的不满。
李攀龙是一个很严苛的人，他当即对谢榛采取了断然措施：绝交！在这封题为《戏为绝谢茂秦书》中，李攀龙把揭穿谢榛攀附达官贵人的真面目作为重点，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说他整天可怜巴巴地讨好达官贵人，受尽屈辱而不知悔悟云云。
李攀龙把他的这个决定通报给了王世贞，只是，他并没有说给谢榛的绝交书写了些什么。
不用说，王世贞无条件支持李攀龙的决定。
“奈何君子交，中途相弃置”，谢榛写下《杂感寄都门旧知》，很委屈地说。他的态度是，你们要和我绝交，反正我不与你们绝交，以后该联系还照样联系。
此时的王世贞或许没有意识到，这居然成为“后七子”内部纷争的一桩公案。对于这桩公案，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人，多对谢榛表示同情，把责任加在李攀龙、王世贞身上。
徐渭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与谢榛同样处境的徐渭，认为李攀龙、王世贞欺侮谢榛是布衣，颇是不平。多年后，看到李攀龙、王世贞写的有关指责谢榛的诗文以及谢榛后来写给他们的书信，徐渭赋诗一首：
廿八日雪
昨见帙中大可诧，
古人绝交宁不罢，
谢榛既与为友朋，
何事诗中显相骂？
乃知朱毂华裾子，
鱼肉布衣无顾忌。
即令此辈忤谢榛，
谢榛敢骂此辈未？
回思世事发指冠，
令我不酒亦不寒。
徐渭始终对王世贞充满敌意，与他站在李攀龙一边排斥谢榛有很大关系，时人记载说：“当嘉靖时，王、李倡七子社，谢榛以布衣被摈。渭愤其以轩冕压韦布，誓不入二人党。”
后来的人们，除了像徐渭那样说李攀龙、王世贞有地位，欺负平头老百姓谢榛外，还有一个说法，是李攀龙为了争取或者巩固老大地位，不能不驱逐谢榛。
这些说法有些简单化了。以我看，发生这样的事情，李攀龙和谢榛都有责任，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彼此地位、处境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产生矛盾。
就现有记载看，他们最初的矛盾是谢榛拒和“五子”诗，李攀龙指责他“背叛”。
和“五子”诗是李攀龙的提议，目的是“以志情谊”，所以他看得很重。他不仅是看重自己的提议，更是看重彼此间的情谊。
前面已经提到，李攀龙、王世贞他们的团体与其他团体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纪律严明，有排他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前辈名流相比，李攀龙、王世贞他们的团体不敢对抗最高权力，甚至也没敢公开对抗政治中枢的执政者，只留下了不依傍权贵、不奔走权门的形象，风节上大打折扣，所以就想以文学上的创作作风和流派组织的标新立异来弥补风节上的不足。这方面，带头大哥李攀龙的要求相当严格。在他看来，既然咱们志同道合，那就如漆似胶；既然咱们如漆似胶，那就少与别人（尤其是与团体观点不同的人）再去拉拉扯扯。
其实这和王世贞的性格不协调，但因为是李攀龙的观点，他只能拥护。总体上说，“六子”之间保持着终身友谊。王世贞对李攀龙的感情，远远超出了朋友之情，到了“每饭不思君”的地步；王世贞与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吴国伦之间，也终生保持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就是说，他们认为人间知己难得，既然志同道合，就要终生不渝。
谢榛却不同。他没有“铁饭碗”，要靠结交达官贵人生存，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固然，他与李攀龙、王世贞在大的创作方向、文艺理论方面是契合的，也很乐意与他们交往；但是他要生存，和李攀龙、王世贞他们在一起可以满足精神食粮，用以果腹的食粮，却不能得到保证，至少不能长期保证。谢榛很清楚，他的生存之道、名气之源，都来自“游侠”身份，需要到处游走、多方结交。所以他公开说他和李攀龙、王世贞他们也属于“泛交情”。既然这样，他对“以志情谊”的和“五子”诗不响应，或许有意气用事的成分，但是更大的因素是他不那么看重，或许正好晋中的王侯们盛邀他前往，他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李攀龙理解不了谢榛为什么对情谊这么淡漠；谢榛理解不了李攀龙何以因这件小事就上纲上线给他扣上“背叛”的大帽子。这，就是地位、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导致的误解。我们很难说谁对谁错。
还有一个问题：与达官贵人的交往。李攀龙、王世贞他们自视甚高，“视当世无人”，对达官贵人采取的是回避乃至挑战的态度。谢榛则周旋于达官贵人间，这是他的生存之道。很可能在李攀龙的内心对谢榛有种轻视感，认为他不够自重，对他也就缺乏应有的敬重；而谢榛长期寄人篱下的生存状态，应该是有深深的自卑感的，内心自卑却又要在外表上异化为强烈的自尊，会非常敏感，所以担任顺德一把手后的李攀龙在与谢榛交往时的接人待物，让谢榛感到受了轻视，自尊心受损，回应的言行上表现得有些过分。对此，我们也很难分出是非来。
也应当承认，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李攀龙、王世贞等同党，都是进士出身，在一个等级观念十分鲜明、强烈的社会，潜意识里看不起布衣，言语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也是有可能的。看重身份是社会风气，很难免俗。就好像一个名牌大学苦读十年的博士，内心里对在职博士有些轻视一样，是无法抑制的。谢榛可能理解不了，自己水平高、名气大、年龄长、理论深，却得不到李攀龙、王世贞他们应有的尊重，比如，他评论几个人的作品，自认为说到点子上了，可是几个人却不以为然，至少没有表现出心悦诚服；而李攀龙说什么，王世贞他们却言听计从。或许谢榛从来不认为可以和李攀龙、王世贞他们成为肝胆相照、始终不渝的朋友，这与李攀龙、王世贞他们的想法就难以契合了。
也正因为如此，谢榛对被排斥出团体，也没有什么激烈反弹，即使是被恶语相向，也还继续和他们保持交往。相比于寄人篱下时忍受的某些达官贵人带给他的屈辱，李攀龙他们引经据典的几句文绉绉的责骂，算不得什么的。只要保持交往就行，这是谢榛的态度。
王世贞虽然对谢榛有看法，但是并没有打算真的和他绝交。就在得知李攀龙给谢榛写了绝交书后，王世贞还专门拜访谢榛，希望看看绝交书，谢榛不给他看。他写了首诗，记述说，谢榛与李攀龙“有隙”，李攀龙和谢榛绝交，他想看看写了些什么，却“索书不得”。从这个表述看，王世贞只是把这件事看成谢榛与李攀龙个人间的矛盾。
不久，徐中行奉命察狱江南，王世贞和几个同党一起聚会为徐饯行，也邀请谢榛参加了。
即使是李攀龙，也没有真的和谢榛彻底绝交，不久谢榛离京返回彰德，路过顺德，又去拜访了李攀龙。
“茂秦穷来归我，我犹尚怜之，”李攀龙写信向王世贞通报，“此公看我对他依然厚待，就慷慨激昂地对我的家人说：‘大恩久不报，何能重为诋焉？’我就问他，是不是写信给吴明卿，说我李某的那套主张不如粪土有用？是不是在首都到处散布我李某在顺德以权谋私搞腐败？老谢听我这么一说，则吞声行之……”
不能不说，王世贞、李攀龙低调平息了谢榛掀起的小小风波，是很明智的。数十年前，文坛上曾经刮起过“复古”风，李梦阳为首的复古派领袖，被冠以“七子”美誉。但是，“七子”虽志同道合，却内部倾轧不已，尤其是首席李梦阳对排在他后面的何景明攻讦嘲讽，闹得沸沸扬扬，成为导致复古运动式微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殷鉴不远，不能不引以为戒。所以，王世贞很注意团体内部的维护团结。除了低调处理李攀龙与谢榛绝交一事，他还化解了由吴国伦引发的两次“危机”。
一次是在李攀龙和吴国伦之间做工作，化解了“境外交”事件。前已提及，李攀龙对团体有严格的纪律要求，不允许与那些和“吾党”观点不一样的人拉拉扯扯。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圈子，不能出圈。按照李攀龙的话说，出圈就是“离境”。吴国伦没有太注意，和原来的诗社元老人物吴维岳等来往唱和，引起了李攀龙的不满，认为他的“境外交”有叛离之嫌。王世贞说服吴国伦向李攀龙解释、承认错误，又说服李攀龙谅解了吴国伦。
另一次是调解吴国伦和宗臣的矛盾。吴国伦正式加入团体相对比较晚，是开除谢榛后，经过徐中行介绍列入“六子”的。不过加入团体后他参加活动比较积极，成果也不少，尤其是后来他担任了重量级言官——兵科给事中，地位就比较高了，自认为他的名次应该排在宗臣之前。宗臣比吴国伦小一岁，按照当时的惯例，吏部的官员不和其他部门的官员来往，尽管宗臣对此不管不顾，但碍于工作性质，有诸多不便，所以参加团体聚会相对较少。吴国伦就觉得座次上，他应该排在宗臣前面。这个意思，在一次聚会喝酒的时候，吴国伦当着宗臣的面公开说出来了。很可能说这话的时候，两个人（至少吴国伦本人）喝得差不多了，说着说着，就争论起来，吴国伦借着酒劲儿，挥拳向宗臣脸上打去，宗臣躲闪不及，被击中，门牙差一点被打掉。宗臣向李攀龙告状，他在《报李于鳞》中说“吴生无赖”，李攀龙写信批评吴国伦：“足下自谓宗、谢所不及，而梁、徐未远过也。明卿、明卿无赖哉！三子者不可谓非海内名家矣！”王世贞更是在吴、宗之间极力调解，两个人很快就和好如初了。
正因为王世贞很注意维护团结，他们的团体没有出现像“前七子”那样相互攻讦的情况，对外保持着高度一致。时人甚至不知道王世贞他们团体内部发生了这些摩擦，只知道由于王世贞的积极组织，队伍不断壮大，创作日益活跃，矛头直指权贵，影响力不断扩大。此时的王世贞，已经具有了文坛领袖的身份，“名夺公卿间”。转过年——嘉靖三十四年春，回乡养病的同党梁有誉辞世的消息传到北京，王世贞组织“吾党”在北京为他公开举办“吊唁”活动，无形中给他们的团体扩大了影响。
不过，王世贞和同党们真正扩大影响的事件，是在几个月以后。
打压反对者也是要支付代价的
王世贞忙于组织团体活动，个人的创作也很勤奋，但是，他没有忘记狱中的朋友杨继盛。除了不断替“恶毒攻击”朝廷重臣的杨继盛鸣不平，团体成员还经常到狱中慰问杨继盛，公开与他诗词唱和。
转眼间，杨继盛就面临着入狱后的第三次“朝审”了。王世贞和同党商议，要给杨继盛出出主意，拿出应对之策。
前两次“朝审”，杨继盛采取的是强硬的对抗策略。第一次“朝审”时，杨继盛把“诈传亲王令旨”的罪名驳得体无完肤；第二次“朝审”，杨继盛索性对主持人、吏部尚书李默开炮，说你肩负朝审主持使命，如不秉公执法，而是听从上司主使，早晚有一天我这个案子要平反，届时你难逃奸党之罪，你的名节势必扫地！所以，与其说“朝审”时杨继盛的案子是在审杨继盛，不如说是公开审判严嵩。而这期间，王世贞他们的团体公开与杨继盛唱和，等于与杨继盛呼应，对舆论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对严嵩的威信和名誉有极大的损害。
有三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
第一个是山人郑若庸拒绝严嵩的会面邀请。
这是嘉靖三十四年春的事，大体发生在王世贞组织遥祭同党梁有誉之际。
郑若庸这个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他周旋于妓女、商人和达官贵人之间，很洒脱。由于他有名气，远在彰德的赵王——谢榛的老主顾——三番五次邀请他到府中做门客。在王世贞运作卢柟出狱那一年，郑若庸启程北上，经临清小住后到了彰德。在赵王府，郑若庸与谢榛这两个身份相同的人成为朋友，赵王还把一位年仅十九岁的宫女赏给六十五岁的郑若庸当小妾。有诗友美姬相伴，郑若庸在彰德生活得很快活，诗文也写了不少，又时常到开封等地游览，与当地主要领导诗酒唱和，这样过了两年，消息就传到了北京。吏部尚书李默和翰林院领导程文德，也是好交文友的人，两个人听说郑若庸在彰德，就派车携款到彰德邀请他到首都一见。赵王父子以为郑若庸此去，一定不会再回来了，依依不舍，赋诗送别。
郑若庸到了首都，达官贵人纷纷相邀，即所谓“以能文为诸缙绅所聘请”，就连内阁副相徐阶也邀请他聚会，相互唱和，还为郑若庸写的《北游漫录》一书作序。王世贞此时也在北京，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和“吾友”郑若庸见面，倒是他的弟弟王世懋，会试落第后在京复习功课，准备参加下一科的会试，他拜访了郑若庸，相谈甚欢。
慢慢地，首辅严嵩也得到了郑若庸来京的消息。严嵩是名闻天下的诗人、书法家，按照传统，他也应该是兼有“风雅权”——文艺界的领导权的，所以便希望能够与郑若庸这样一位民间诗人见见面，交流交流诗词创作，顺便也体现一下他礼贤下士的风度，于是便派人邀请郑若庸晤面。
郑若庸拒绝了严嵩的邀请。
严嵩不死心，又派人携带款项，诚挚邀请。郑若庸仍拒绝与严嵩见面，并打消了留在首都的念头，索性一走了之，又回彰德去了。这是在王世懋与其见面后不久的事。郑若庸临行前，有些官员还为他送行，其中有送行诗云：“山人不肯住，驱马出燕京。老更诗名起，狂偏物态轻。”郑若庸在首都与不少达官贵人交往，唯独拒绝与严嵩见面，足见当时严嵩在读书人那里是得不到起码的尊重的。
第二个例子是，杨继盛经过两次“朝审”，维持死刑判决，仍羁押狱中，消息传出，杨继盛家乡的主要领导——相当于现在省市两级的首长和其他几位官员，个人掏腰包，共集资二百两银子，为杨继盛在老家买了三顷地，以便他的家属赖以生存。可见，就连地方官员，也是同情杨继盛的，而同情杨继盛，实际上就是对严嵩表达不满。而在首都，兵部员外郎王遴，在杨继盛经过第二次“朝审”仍然维持原判羁押狱中的情况下，毅然和杨继盛正式结为亲家，为杨继盛的三子与自己的女儿举办了订婚仪式。
第三个例子是宗臣不理会严嵩的见面请求。严嵩是很注意笼络人的，尤其是有点名望、个性的人。宗臣在吏部是有名的耿介之士，严嵩有意和他联络感情，也可能想就考核官员的事有所示意，相当于发信息请他到家里或者办公室一见，宗臣就以吏部官员有回避惯例为由加以拒绝。
以上三例说明，官场中人和在野的文人，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首辅严嵩的轻蔑和鄙视。
就是说，严嵩已经在为打压反对者支付声誉和威信的代价。权力可以开动国家机器把反对者投入狱中，看似恐怖可惧，实则也很虚弱。一旦运用强权打压反对者，就等于宣告了权势者已黔驴技穷。
郑若庸影响力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网络公知大V。他拒见首辅严嵩之事是有相当影响的。不过他的代价仅仅是离开首都回彰德，继续诗酒美姬的生活，继续周旋于官场、商场和情场，年近七旬还让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子产下一女。
至于那几位为杨继盛集资买地的地方官员以及兵部右侍郎王遴的仕途，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公开支持杨继盛的王世贞和他的同党们，也没有受到来自高层的压力。比如不久宗臣升任吏部员外郎，徐中行升任刑部员外郎。王世贞虽然因为刚提职不久没有再升迁，他的父亲王忬则是接连升职：先是从浙江前线北调，加兵部右侍郎衔巡抚大同，不久又加兵部左侍郎衔，总督蓟辽。所不同的是，总督必由进士出身的文官担任，且具有节制所在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的权限。
这些实事说明，严嵩并没有对王世贞及其同党采取打压措施。当然，笔者不是以此证明严嵩为人正派，宽宏大量，实际上严嵩之所以对王世贞他们一味宽容，很大程度上，是他面临的舆论压力比较大，打击面太宽，既不可能，也很不智。
以上情况，王世贞是很清楚的。严嵩的威信已严重受损，杨继盛弹劾他的目的虽未达到，效果却已然产生；眼下，关键是要挽救杨继盛的生命。而要救杨继盛，现成的途径是“朝审”能够过关。经过分析，王世贞认为，杨继盛应该改变态度，不能再一味强硬对抗了，要留有余地，给最高领导人台阶下。估计让杨继盛服软道歉，他可能不愿意，那就少说话吧！大家同意王世贞的意见，并利用探监的机会，向杨继盛转告了这个意思。
官场上常有想想就后怕的事
杨继盛听从了劝告，“朝审”时没有再像前两次那样慷慨激昂地抨击严嵩或者主持会审的吏部尚书，只是说，杨某只知尽忠报国，其责在我，生死之责不在我，望列位扶持朝廷纪纲。
和前两次一样，此次仍以“情实”上报。
这个结果也是预料到的。但是，王世贞、杨继盛都认为，最高领导人内心对杨继盛是认可的，不会真的杀他，“朝审”后最好的结果是赦免他，最坏的结果，无非像往年一样继续拖下去。拖下去，就存在出现转机的可能。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朝审”后不久，就传下了圣旨：“杨继盛依律处决！”
这个消息令许多人大惊失色。相信杨继盛、王世贞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内幕消息很快就传了出来。
原来，杨继盛的命运，受到另外两个人的牵涉。
这两个人分别是南直隶总督张经和接任王世贞父亲职务的浙江巡抚李天宠。
张经应该是王世贞的祖父辈了，他在王世贞父亲十岁那年就中了进士，授浙江嘉兴知县。王世贞出生前两年调转入京任户科、吏科给事中，相当于言官领袖。他秉性刚直，不畏权贵，一个兵部尚书、一个河南省的一把手，被他弹劾下台。王世贞十岁那年，张经任两广总督，平定南方少数民族的骚乱，升为兵部左侍郎，又奉命剿抚安南——越南的叛乱，此后担任留都兵部尚书。李天宠在王世贞十一岁的时候中进士，初任言官，后担任徐州兵备副使。
这两个人的命运，与“倭患”紧密相连。前面提到，就在王世贞察狱南下时，他的父亲王忬被任命为浙江巡抚，负责浙江、福建沿海的剿倭事宜。可能是嘉靖考虑到王忬对付“鞑虏”有经验吧，不久就又调任他为大同巡抚，遗缺由李天宠接任。此时，正是倭患大起之际，所谓的倭寇在东南沿海攻城占邑，大肆杀掠，朝廷又紧急任命留都兵部尚书张经为右佥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兼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总督，指挥平倭战争。同时，还特派工部副部长赵文华前去督战。
但是，平定倭患，不是那么简单的。具体就不说了，总之，王世贞中进士那年，中央派朱纨巡抚浙江，正式打响了剿倭之战。王世贞为此还写了首《闻台郡起兵》的诗以记之。朱纨是干才，敢担当，一手剿倭，一手严海禁，取得了一时效果，却因触动官商利益，被弹劾下台，愤而自杀。临终前他感叹：我不自杀，浙闽人也不会饶我！他看出来了，平定“倭患”实际上不得人心。后任的王忬自然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张经、李天宠接替王忬担负起了指挥剿倭的使命，前景本已堪忧，又因为朝廷派来的督战大员赵文华背景非同寻常而雪上加霜。
赵文华是首辅严嵩门生、干儿子，为人狡猾而贪婪，是官场中的小人。小人的特点是对上溜须拍马、一味逢迎，对下就要求下属也像他对自己的上司那样对他，倘若这个小人又特别贪婪，那就免不了要下属以钱财表达“忠心”。偏偏张经这个人比较刚直，不吃赵文华这一套，两个人关系非常紧张。倒是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对赵文华毕恭毕敬，赵文华投桃报李，欲以胡宗宪取代李天宠任浙江巡抚，两个人遂弹劾张经、李天宠“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最高统帅本来对江南倭患迟迟不能平定而耿耿于怀，便迁怒于张经等人，也不管赵文华、胡宗宪的指控是否属实，竟下令将二人逮捕，判处死刑。
张经、李天宠命悬一线。他们深知，之所以出现今天的局面，是因为得罪了赵文华，而赵文华的后台是严嵩，所以，“朝审”前，他们已重金贿赂严嵩，恳请其设法解救。
“朝审”结论出来后，要将名单分批报给皇帝签批。有的可能就要执行死刑，有的可能继续监候斩。在上报时，严嵩示意将张经、李天宠的名单，与杨继盛放在一起。他考虑杨继盛在嘉靖心目中不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不会批示杀他的，就想让杨继盛携张经、李天宠过关。
不料嘉靖看到张经的名字，大笔一挥，判定要执行死刑！杨继盛反倒被张经携进了鬼门关！
得到这个消息，王世贞说不定会出一身冷汗！倘若不是自己的父亲被调到北方，现在被执行死刑的，可能就不是张经、李天宠了！对于他们王家来说，这应该是值得庆幸的。
王世贞身上的冷汗还没有擦干，杨继盛“密使人告急”，请求王世贞设法营救他。
触碰底线
杨继盛“昔日同志辈”中，能够说得出名字的，至少有十人以上，都在设法营救他。那么，杨继盛为什么特意求到王世贞呢？
或许是，在杨继盛的心目中，由于反严嵩的共同点，他和王世贞成为“同志”，王世贞对他很关心；更重要的是，在所有那些“昔日同志”中，王世贞的名气最大，而且有一帮同党，足以影响舆论，就有可能影响领导人的决策。所以，杨继盛才主动“密使人”向王世贞“告急”，还向他“托孤”，以示对他的信任。
接到这个使命，王世贞深感棘手。
倒不是王世贞不愿意出面营救杨继盛，实在是因为，他有自己的苦衷。
有一个秘密，笔者一直没有郑重说出来，现在可以说了：王世贞一直没有公开与严嵩父子决裂，甚至还要与之周旋，是因为他在为自己的父亲着想。
我们已经知道，王世贞的父亲王忬最近这几年不断得到重用，由七品言官，升任到带兵部第一副部长衔的蓟辽总督。总督，是统军文官的职衔，地位崇高而又充满危险。嘉靖皇帝动辄就会以惩罚统军者泄愤。杀总兵——属于武职的最高官职——已不是稀罕事，杀总督也有先例，比如此时江南总督张经，就因为赵文华、胡宗宪诬告，也不经过核实，就被下令处决。所以，武官和节制武官的文臣，个个战战兢兢。统军的人都争相巴结讨好领导，争取和高层领导——具体说最好是严嵩——搞好关系，因为只有严嵩，才可以名正言顺地经常和嘉靖皇帝沟通，关键时刻能够说得上话。和严嵩搞好关系，对统军者而言，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所以，王世贞担心，自己公开和严嵩决裂，势必会连累其父，那就很危险了。
笔者的意思是说，王世贞还是很注意拿捏分寸的。除了当时的政治生态使得他不得不如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所效仿的魏晋文人阮籍也为他提供了样本。
竹林名士阮籍以狂放著称，但是，如果留心就可以发现，在狂放的同时，阮籍也很注意不因此而罹祸。当政者说阮籍“至慎，每与之交，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所谓“至慎”，实际上就是不触碰底线。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所以阮籍嗜酒如命，以酒精麻醉自己，权势者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王世贞精神上与阮籍是互通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所以，王世贞认为，不公开与权贵决裂，并不说明没有气节。而公开决裂，则不仅自己会陷入绝境，还会连累自己的父亲。
但是，既然杨继盛托到自己这里来了，总不能袖手旁观吧？出面营救，后果会很严重，怎么办？
“欲显救之则不敢”，王世贞自忖，那就只能在暗中活动。
也就是说，王世贞并没有向杨继盛所期待的那样，运用团体的影响力公开营救他，而是以个人的身份，私下悄悄做工作。
王世贞想到了自己的老师王材。
王材这个人，前面已经提到过，这里要说的是，虽然王世贞和他是师生关系，但是却没有达到正常的师生关系的密切程度，一个重要原因是，王材与严嵩关系密切，应该算是他圈子里的人物。不过他的官运算不上亨通，现在的职务只是最高学府的副校长——国子监司业。现在要想营救杨继盛，则恰恰是因为王材与严嵩的关系接近。于是，王世贞便登门向王材拜托。他说杨继盛现在知道是首辅提拔了自己，感激不尽，非常后悔自己的行为，恳请首辅能够原谅他这一次，杨继盛已经发誓，有生之年一定一心一意报答首辅。王世贞一定也向王老师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别让首辅父子知道是他请王老师去为杨继盛求情的。
王材慨然应允，他说现在杀了杨继盛，早晚是污点，会背上历史包袱的，不仅朝廷要背上包袱，就是首辅也要受此拖累。所以，相信首辅是会出面转圜的。
这让王世贞感到营救杨继盛有了希望。
王材接受王世贞的请托后，先是找到严世蕃晤谈。严世蕃说了些什么，具体没有记载，王世贞事后记述，只是说严世蕃“不应”。王材就直接到严嵩家里，去面见首辅。
以王材的官职，他能够直接到家里去见严嵩，说明他们的关系确实是相当不错的。
“人言籍籍，谓继盛且不免。公不忧万世耶？”王材对严嵩说。
“万世”这个词，在规劝领导时经常出现。或者说，当时的人要向领导提出谏言，常常会拿“万世”说事。
受儒家教义熏陶的读书人，不管做多大官，有多大权，都是有敬畏的。其中，敬畏历史，是传统。就是说，他们还是看重气节、名声的。担心将来在历史上留下污点，被后世子孙指指点点。所以王材就拿这一点来规劝严嵩：杨继盛这件事，现在就议论纷纷，将来更不得了，你不怕落骂名，被后世子孙指指点点吗？
王材的话，点到了严嵩的痛处，便说：“我这就上本为杨继盛求情。”
这时，有人出来说话了。
严嵩家里，此时正好还有两个心腹幕僚在。一个是大理寺的副职——少卿胡植，一个是太仆寺的副职——少卿鄢懋卿。这两个人一听严嵩要上本救杨继盛，急忙出面阻止。
“杨继盛因为屡屡抗上，博得了不小的名望，又是徐阶的得意门生，一旦徐阶成了首辅，杨继盛必出而佐之，到那时，我辈死无葬身之地矣！养虎为患，此之谓也！”鄢懋卿说。
胡植也附和着。
是啊，严嵩年近八旬，不能不考虑身后事了。现在徐阶是他的第一副手，也深得皇帝宠信，严、徐两人表面上亲密无间，暗地里在斗法，时间的天平无疑是倾向于比严嵩小二十多岁的徐阶的。这一直是严嵩的心病。所以，心腹幕僚的话，也点到了严嵩的痛处。
正当严嵩犹豫不决之际，唯一的儿子严世蕃、女婿袁某，带着晚辈跪倒在严嵩面前，哭着说：“老爷若救了杨继盛，则举家皆为其鱼肉矣！”
严嵩见状，也就打消了到皇帝那里为杨继盛求情的念头。
王材急忙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王世贞。
王世贞如冷水浇背，只得将这一情况告知了杨继盛家人，杨继盛家人又报给了狱中的杨继盛。
杨继盛闻报，即要求家人为其准备后事。绝望之余，他写了一份自传，交给他的亲家王遴保管，他最后的绝笔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但是，杨继盛的夫人还想做最后的努力。万般无奈之下，她又找到王世贞家，说是要给皇帝上书，替夫君去死。王世贞也不好说什么了，看了看她写的那份文稿，觉得实在太一般，未必能打动嘉靖皇帝的心，于是提笔帮助润色。
王世贞文坛大师级人物啊，文稿经过他的手，错得了吗？大意是说：杨继盛受国家培养这么多年，还没有报效，就这样死了，太对不起国家了；我一个女流，对国家没有什么用，情愿替他死，好让他这个七尺男儿，到前线去和鞑虏作战，战死沙场，以报答国家对他的培养！
其实，这样大的一桩案子，哪里是耍笔杆子就解决问题的！任你说得头头是道，嘉靖皇帝就是无动于衷。
杨继盛的人生，就此画上了句号。
在刑场，杨继盛真是大义凛然！就说一个细节吧：有一个姓谈的人，本是看大门的出身，因侍候嘉靖皇帝修道有功，竟获得了副部级待遇，后犯事被囚，与杨继盛一同押赴西市问斩，谈犯大呼冤枉，杨继盛厉声斥责说：“你无非是一个奴辈，能够陪我杨某一起死，可谓至上的荣幸，还喊什么冤！”
杨继盛之死，是轰动一时的重大新闻。贬谪保安的沈錬写《哭杨椒山》诗，远在浙江的徐渭，此时以地方缙绅身份，正忙于为剿倭献计献策，得到杨继盛的死讯，也作《和季长沙公咏雪十首》，悼杨继盛。
作为杨继盛最信任的朋友之一，王世贞对未能挽救杨继盛的生命应该是歉疚的，他所受的刺激自然是沈錬、徐渭这些局外人所不能比拟的，对杨继盛的同情和对严嵩的憎恨交织在一起，让他做了一件用世俗观点看相当冒险的事：在杨继盛被杀后的次日，王世贞组织同党吴国伦、宗臣一起（徐中行察狱在外未在京），带着酒肉前去祭奠，又各自凑了些银子，为杨继盛在城外买了墓地，并一手操办，将杨继盛安葬。几个人还先后写了祭文和悼亡诗，表达对杨继盛的哀悼。
本来，杨继盛之死，已在京城引起极大轰动，官员群众都知道，杨继盛是因为弹劾严嵩而蒙难的，他在狱中所受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折磨、超强的承受力、顽强的生命力、大无畏的精神，早已广为人知，让人肃然起敬，他死后，他的夫人也自杀身亡。杨继盛夫妇的无私无畏精神和悲壮人生，感人至深，催人泪下，首都北京，简直刮起了一阵“杨继盛旋风”！
越是这样，越是敏感，官员们可以私下为杨继盛垂泪，比如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听到杨继盛被处决的消息，“恨弹指出血”，但是也只能是私下里宣泄，绝大多数人不敢公开表达出来，毕竟，杨继盛的身份是罪犯，罪名也很严重，涉及接班人问题，是最高领导人心目中十恶不赦的罪人，也是首辅严嵩所痛恨的人。而官场声名鹊起的王世贞，却把在京的同党组织起来一起去哭灵，这个行动本身，就有向执政者示威的意味。
这是王世贞他们的团体最具政治色彩的一次集体行动，公开宣示了反严嵩的政治立场。不用说，也引起了轰动，极大地提升了他本人和团体的名气。
很快，这些情况，就传到了严嵩的耳朵里。有些小人，专门干些打小报告的事以讨领导欢心，平时耳朵竖得老高、眼睛瞪得甚大，还未必找得到值得报告的素材，遇到这样大的事，自然求之不得，免不了添油加醋向严嵩密报。
严嵩掌握的情况是：王世贞事前积极活动营救杨继盛，包括杨继盛夫人愿意替夫赴死的上疏，也是王世贞的手笔；杨继盛死后，王世贞又组织他们的团体，前去哭灵，还有人把自己的官袍脱下来，盖在杨继盛的遗体上，又忙前忙后张罗着为杨继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凑钱出物，安置杨继盛的遗孤。更为严重的是，王世贞、宗臣、吴国伦还写祭文悼念杨继盛，在祭文中暗示杨继盛之死，首辅严嵩是罪魁祸首。
王世贞已经是人们心目中文坛首席大V，他的文章，大家无不争相传阅，议论纷纷，所以，祭文一出，严嵩父子害死了大英雄杨继盛的话，便在大街小巷里传开了。
这不能不令严嵩感到恼怒。
一直以来，王世贞效法魏晋名士阮籍等人既狂傲又“至慎”以避祸的处事风格，大体上还算成功。这一次，王世贞为什么敢冒险去祭奠杨继盛呢？
按照王世贞的解释，杨继盛被执行死刑后，“窃以国家于法已尽矣”，考虑到往昔与他交游，关系不错，所以才带上酒肉，前去祭奠一番。他在杨继盛灵前只是“长揖而退”，并没有“形之翰墨以干大僇”。那些谣传他写祭文的人，居心叵测，是不想让他存活于世。
这是王世贞事后的辩解，也是自我保护之所需。事实虽不像谣传的那么严重，但是也不像王世贞自己辩白的那样简单。显然，他不仅仅只是“长揖而退”，而是和吴国伦、宗臣等一起到郊外安葬了杨继盛；他也不是缄口不言，而是和同党分别写了悼亡诗，并且由于他们的名气很大，他们的口头言论和悼亡诗对舆论的影响力不可小视。
“至慎”的王世贞此时之所以这么做，固然是基于他的“国家于法已尽”的认识，但也不会就这么简单。背后，有一只手，在发挥操纵作用。
这就是严嵩的政敌徐阶。
据徐阶在杨继盛平反后为他写的墓志铭中的说法，对于杨继盛之死他的悲痛“倍于众”，还说他此前曾经极力营救杨继盛，并且在他死后，为办理他的后事及照顾遗孤“数谋于”王世贞。
徐阶是非常有心计、有手腕的人，练就了一身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本事，也是一个外表温厚内心冷酷的人——从他对待严嵩的态度和晚年横行乡里、欺压贫弱这两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所以他的这段记载未必完全可信，但是为了证明并没有对杨继盛之死无动于衷，说出了“数谋于”王世贞这句话，无意间暴露了他操纵王世贞经办杨继盛后事的秘密。
徐阶整倒严嵩的过程漫长而曲折，为此，可以说用尽心机，不择手段。杨继盛弹劾严嵩事件发生后，特别是被处死后，徐阶一定认为这是搞臭严嵩的良机，而最能够搞臭严嵩名声的，莫过于“名夺公卿间”的王世贞和他的同党了。所以，他私下里与王世贞密谋，以打动人心的词句，鼓动他出面经办杨继盛的后事。
王世贞在朝廷两大势力间，与其父一样，是站在徐阶一边的，乐于接受徐阶的提议。更重要的是，王世贞有一个错觉——也可能是来自徐阶的提示，严嵩已经年近八旬，来日无多，不需要太多顾忌了，首辅宝座马上就是徐阶的了。
分析起来，应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世贞为了博取更大的名声。
前面说过，王世贞他们缺乏对抗皇帝的勇气，风节上比前辈名流远逊一筹，不可能树立起慷慨赴死、大忠大节的志士形象。这对他们的名气是有影响的。要想进一步提升名气，风节上不能不稍微表现出公开的对抗性。杨继盛的志士形象在国人心目中已然树立起来，利用这个机会沾沾他的光，冒些风险，就可以极大地提升他们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因而获得巨大的名声，是值得的。
当然，前提是，风险可控——不至于有流放乃至生命之忧。这一点，官场老手徐阶替他们分析过，不会有太大问题。
所以，“至慎”的王世贞终于采取了公开向严嵩示威的举动。
学者徐朔方先生就得出这样的结论：王世贞对严嵩的抗争以及他作品中对严嵩和当代种种政治黑暗面的深刻批判是他在当代享有盛名的真实原因。
说到王世贞对严嵩的抗争，其实最主要的例子，就是公开祭奠杨继盛了。
王世贞的所作所为，等于把杨继盛之死的全部责任，加到了严嵩头上。这无异于公开挑战严嵩的举动，也触碰到了他的底线。而触碰底线，是不可能不付出代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