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买领导的账
王世贞和李攀龙黏在一起，不可一世，狂傲得不得了，还真就有了些小名气，甚至连首辅严嵩也开始关注起他来了。
王世贞与严嵩，一个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一个是年过七旬的首辅、国家的二号人物，他们隔得实在太远，按说是不太可能有什么交集的。但是，严嵩是公认的一流诗人，就连王世贞也承认，“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而且严嵩很爱才，时人记载，严嵩的“谦虚爱才之意，暖然可掬”。因此，严嵩欣赏王世贞这样的后生小子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也是真诚的。
有一个人，应该是起了关键性作用。
这个人就是王世贞中进士时的座主王材，他是严嵩的同乡，同乡关系仅次于师生关系，而且两个人走得比较近，王老师应该算得上是首辅的幕僚了。既然严嵩是一流诗人，他们在一起难免会谈论诗词歌赋，说起当今文坛，王老师借机夸奖几句自己的门生，也是情理之中的。当然，从另外的渠道，严嵩也可能听到过刑部里有几个年轻人论诗写赋，轻薄狂傲，不可一世等等一些反映。
“有机会，你请元美来见见吧！”严嵩很可能对王材这样嘱咐过。
王材一定认为自己在为王世贞铺路，兴致勃勃地邀请王世贞去严嵩家里赴宴。
这倒叫王世贞为难了。去？这不是攀附权贵吗？何况还是严嵩这样一位在他看来不大光明磊落的权贵！不去？面子上过不去吧？再说了，人家是有话语权的堂堂首辅啊！父子的仕途官运，都捏在人家手上呢！他很可能这样为自己找台阶：我自己无所谓，别影响了老爹的前程啊！
此时，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巡按湖广快到期了，面临着下一步的安排。御史固然是让人羡慕的位置，但是不可能永远在这个位置上干下去吧？毕竟品级低——只是七品（而王世贞此时已经是六品了），年纪大的人也被认为不再适合这个岗位，这样的关键时期，无故开罪权势人物得不偿失啊！
笔者的意思是说，在处理和严嵩的关系时，王世贞还是比较慎重的，既不愿意攀附严嵩父子，又考虑到自家父子的前程，不愿公开与他们决裂，似乎在试探着能不能走一条中间路线。
所以，王世贞勉强接受了严嵩的美意，到他家里赴宴。严嵩很欣慰，有一次，在酒席上，鹤发童颜的首辅殷殷拉住王世贞的手，劝他多饮几杯，表达对他的欣赏、爱惜之意。
试想，堂堂首辅，对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如此欣赏，应该是非常看重王世贞了。多少人大概都求之不得呢！比如，王世贞的同年、也是胸怀大志的张居正，此时就千方百计想接近严嵩，引起他的关注；而王世贞则是受到严嵩的主动邀请，殷殷关切。倘若王世贞在酒席上说一句：您老人家是文坛前辈，我愿意拜师，请多指教。真这样的话，王世贞的仕途官运，必然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可是，王世贞说不出口。不唯如此，他还像是出卖了自己的良心一样，对严嵩的欣赏、关爱感到屈辱。就在严嵩拉住他的手表达殷殷关切之情那一次，王世贞从严嵩家醉归，赋《离闵》一首，言读书人“得志翼张而奋，不得志蓬累而逍遥，此休世之利轨也”。意思是读书人要有气节，大不了回家“卖红薯”，何必卑躬屈膝与权贵拉拉扯扯！
王世贞的态度，相当于让严嵩热脸贴在冷屁股上。
按照王世贞的朋友、后来也入阁拜相的王锡爵的说法，当国的首辅严嵩“雅重公（世贞）才名，数令具酒食征逐，微谕相指，欲阴收公门下，公意不善也”。王世贞自己也说：“当严氏炙手时，其意亦以为仆足罗者，盖数近，而数远之……”
对于王世贞内心的抗拒，严嵩应该是感觉到了，尽管如此，他觉得王世贞是个人才，仍然不想放弃对他的争取，所以，就指示自己的儿子严世蕃多和王世贞联络，争取成为朋友。
严世蕃比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小六岁，也可以说是父辈了。因为严嵩家世贫贱，在中进士、入官场后仕途又一直很不顺，心高气傲的严嵩看不惯当时官场的乌烟瘴气，与此时王世贞的想法一样，“得志翼张而奋，不得志蓬累而逍遥”，就辞职回家隐居了十年。因为生活来源有限，很穷，以至于严世蕃有了病，没有及时治疗落下残疾，未能参加科举考试。后来严嵩有了地位，就花钱捐了资格，送严世蕃到国子监读书，算是有了一个身份，进入了官场，又根据恩荫制度，眼下已经做到了尚宝司——掌宝玺、符牌、印章，以安排恩荫子弟而设的闲衙——副职。
官场上下都知道，严世蕃是一个呼风唤雨式的人物。作为首辅严嵩的独生子，响当当的“官二代”，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当然，严世蕃也不全是拼爹，他有常人所不能及的本事，正史上的说法是奸猾机灵，通晓时务，熟悉国典，而且还颇会揣摩别人的心意。或许可以这样想象：经典著作、领导人讲话、朝廷重要文书中的提法，随口就能够说出来，还特别能够猜准皇帝的心思。严世蕃的这个本事在嘉靖皇帝这里还尤其管用，因为当今这位“英明领袖”隐身幕后沉迷于修道，他的批示喜欢引经据典，不着边际，语多不可晓，高级官员往往不知所云，严世蕃却能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内阁大老们不管是不是喜欢他，都打心眼里佩服他，拿到皇帝手谕经常火急火燎地找严世蕃请教，渐渐地，他就成了严嵩须臾难离的得力助手，官场早有“大丞相，小丞相”的说法了。
由于上述背景，严世蕃底气十足，很是狂傲，一般人都不放在眼里。但是，王世贞是才子，小有名气，接近他是老爹布置的任务，所以严世蕃还是乐意邀请王世贞一起聚聚的。
王世贞对严世蕃的印象很不好。除了对权贵人物有抵触心理外，还有就是严世蕃这人确实不像话。一是贪。这货什么都插手。不过那时候能插手的事情也不多，炒地皮啊，炒批文啊，转包大工程啊，那时候没有啊！主要是官员问题，加上司法上的一些事情吧。二是横。看不起别人，说话很强硬、高级官员没有几个放在他眼里的，觉得像他那样有本事的不多。三是淫。好色在当时不算毛病，严世蕃的毛病是“宣淫”。
也有人说，《金梅瓶》中的西门庆，原型就是严世蕃。不能说没有道理。严世蕃和西门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好淫。严世蕃不管什么时候，兴致所至，就要玩个痛快，常常是一边宣淫取乐，一边口授章奏批答，从来不因公务妨碍淫乐，他公开的妻妾就有二十多人，但还是不满足，到处拈花惹草，追求刺激。二是善于敛财，西门庆号称清河首富，严世蕃自己就在一次宴会上细数天下富豪，他把自己也算在内了，可称是国中首富。还有就是严世蕃号东楼，小名庆，与西门庆这个名字有点联系。
这么说吧，严世蕃的口碑不好，但是他有实力也有势力，广大官员对他是既恨又怕；既想躲避他，又想接近他。总之对严世蕃就是羡慕嫉妒恨。
王世贞倒是不想接近严世蕃，但是人家主动邀请，他可能比较纠结：一方面不想搭理这样的人物，以显示自己的狂傲；另一方面或许又觉得严世蕃能够主动与自己接近，正说明自己有些令人刮目相看了。
不管怎么说吧，王世贞接受严世蕃的邀请，与他时常聚会，也是事实。
严世蕃很霸道，酒席上经常强迫客人饮酒，对他不低眉顺眼讨好巴结的，就叫一群美女上场设法戏耍之，弄得客人神魂荡漾、欲罢不能，席不能终。喝酒，王世贞倒不怕，他经常和朋友“豪饮”，可以说“酒精考验”，但是要他对严世蕃恭恭敬敬俯首帖耳，他做不到，只能是逢场作戏，虚与委蛇。
然而，狂傲的年轻人，要他总是忍耐，也不容易。一次，酒席齐备、主宾就座，严世蕃却姗姗来迟。
“东翁每次都很积极，这次怎么姗姗来迟，是不是哪位美姬舍不得让您老走啊？”有人问。
“伤风感冒，不好意思。”严世蕃回答说。
“爹居相位，怎说得伤风？”王世贞调侃道。
众人大笑。
还有一次，借着酒劲儿，王世贞讲了一个故事：一日，我在棋盘街正漫步间，看到一老一少两个汉子，正抱头痛哭。我不解，便上前探问，这才晓得，原来，在京流落几载的后生，思乡心切间，巧遇家在岭南的娘舅，不禁喜极而泣，有诗为证：
携首上河梁，
见舅如见娘；
两人齐下泪，
三行。
王世贞这是拿严世蕃的生理缺陷开涮！短项肥体的严世蕃是“独眼龙”，所以王世贞才说两个人泪三行。
严世蕃是抱着接近、联络王世贞的态度与之交往的，也不敢像对待那些巴结他的人那样张狂，表面上只能一笑了之，内心可能很不是滋味，他是何等聪明一个人，综合王世贞的表现，不可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王世贞这小子，太狂傲，分明是不买俺老严家的账啊！
不买账就不买账吧，只要别太过分，就由他去吧！公开站出来弹劾首辅的人太多了，王世贞毕竟没有公开弹劾他，又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张狂就张狂些吧，棱角慢慢会磨平的。此时，严嵩对王世贞大体上是这个态度。
但是，官场上的事，尤其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谁能单方面把握得住呢？
敢拍案而起就值得敬佩
王世贞正式到刑部任职的第二个中秋时节，嘉靖二十九年八月，首都陷入恐慌中，朝廷急急忙忙宣布戒严。
堂堂天朝上国的首都宣布戒严，实在是令人震惊的大事！
怎么回事呢？
《金瓶梅》中说到的“兵部王尚书纵虏深入，秋后处斩”，就是指的这件事。
原来，一直对国朝侵扰不止的“鞑虏”——当时中国人对北方入侵者的蔑称——最强盛的一支——俺答部，突破重重防线，一鼓作气，打到了北京城下，将京城团团围住。
“鞑虏”围城，朝廷命官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宣布戒严，下令紧闭京师城门，整个首都仿佛是一只缩头乌龟，任由“鞑虏”叫骂、抢掠。新修建不久的地坛，也被付之一炬。
这，即是大明历史上屈辱的一页——“庚戌之变”。
尽管最后暂时解围了，但是嘉靖皇帝一则要找人当替罪羊、二则要发泄心中的怨气，于是下令“秋后”将兵部尚书丁汝燮一干人等处斩。
这件事对官员百姓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冲击。
屈辱，实在太屈辱了！窝囊，实在太窝囊了！大家不明白，堂堂天朝大国，武装力量比“鞑虏”的总人口都多，却要遭受如此屈辱？！王世贞同样深受刺激。
说起来，“庚戌之变”正是王世贞的父亲王忬仕途的转折点。“鞑虏”从蓟州一带向首都进攻时，王忬刚刚接到巡按顺天——首都——的任命，急忙移驻通州，他预料“鞑虏”可能渡河，急令组织军民将舟船统统开到河西岸，阻止了“鞑虏”从这个方向渡河西进，立下一功，深受嘉靖赏识，破格提拔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通州以东诸府军事，从七品御史，连升七级，一跃成为以文官掌管首都拱卫的统军大员，地位大体上相当于首都卫戍区司令。由于是文官，他还可以节制地方政府。
可是，王世贞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而是被屈辱、郁闷的情绪所笼罩。他连续写了几篇诗作，抒发自己的愤懑，其中也有“冗散书生空哽咽，捷书谁为破愁颜”的自责。
无独有偶，远在浙江绍兴的私立学校——一枝堂学馆的“校长”徐渭，尚未走出又一次乡试败北的阴影，听到“庚戌事变”的消息，也先后写下了《今日歌》和《二马行》，称“假令真有募士者，我亦领银乘匹马……丈夫本是将军者，今欲从军聊亦且”。
徐渭是为自己没有资格为国效力而惆怅，王世贞则是恨自己书生无用，虽在官场却不能为国破敌。但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痛恨政治腐败，当国者无能！尤其是参加了朝廷研究御虏会议的王世贞感受更加真切，觉得那帮高级官员，道貌岸然，一副以天下为己任的样子，实际上自私自利，首鼠两端，令人齿冷！
可恨，太可恨了！王世贞对当局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但他只是私下里咬牙切齿议论一番，再写几首诗文以为发泄，可是他的上级——刑部郎中——相当于现在的司长——徐学诗却公开站出来了，弹劾首辅严嵩。
徐学诗比王世贞早一科中进士，被分配到刑部当主事。这个人仕途发展得还可以，已经当上郎中了。他名字叫学诗，虽不以写诗见长，也确实喜欢学，经常和王世贞、李攀龙写诗赠答，关系处得不错。王世贞在刑部聚会结社，呼朋唤友，郎中徐学诗显然是支持的。作为刑部的郎中，既不是言官，也不是兵部或者礼部的官员，论职责庚戌之变与他没有关系，可是他就是忍不下去，非参倒首辅不可！
顺便说说，我们中国人——准确说是掌权的中国人，不喜欢制约，似乎相互制约是西方的东西。其实这是误解。实际上我们的老祖宗，对掌权的人也是想办法制约的，除了专门设立专职的言官——相当于一些国家的国会议员，还规定有一定级别的官员都可以弹劾高级官员，就是说，官员不能只有权力，不受监督，否则，上级对下属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下级对上级不就只有讨好巴结这一条路了吗？那官场不就全是培养奴才了吗？所以，制度上规定，下级也可以参劾上级，直至身为最高政务官的首辅。当然，这些相互制约的目的，是为维护“皇帝领导”的。
徐郎中的弹章开宗明义说“大奸秉国，乱之本也！乱本不除，能攘外患哉”？他的意思是说，首辅严嵩是奸臣，国家之所以出现乱子，根源就在严嵩；如果不除掉奸臣严嵩，外患也消除不了！徐郎中的结论是，只要罢免了严嵩，“外患自无不宁矣”！
接到参劾的消息，严嵩按照惯例呈请辞职，嘉靖皇帝批示慰留，严嵩首辅又请求将受到连带指责的儿子严世蕃遣送回籍，也不同意，而是给了徐郎中一个“削籍”——开除公职——的处分。
参劾领导的文件摘要和处理意见，都要登在邸报上的，中央和地方的官员都可以看到，王世贞一定愤愤不平！这天，他来到朋友张逊业家喝酒，正好沈錬也在。
沈錬和徐学诗是同乡，他们两个人应该是有交往的，脾气可能也比较相投。沈錬其人是有名的官场“刺头”，素以抗上著称，所以仕途不顺，先后干了两个县的知县，却被调到锦衣卫当了文秘——经历。官场挫折不仅没有让他变得圆滑，反而刺激他更加狂傲。一次和严世蕃在一起喝酒，他居然提着严世蕃的耳朵，硬把一杯酒灌了下去。王世贞是不是在场笔者没有考证，但是他因此倾慕沈錬是事实。
人们但知王世贞喜欢结交文友，而不知他同样也喜欢结交官场中那些耿介之士，沈錬就是其中之一。
沈錬也是文章高手，在越中文化圈里算得上名流了，早就在家乡绍兴搞过结社活动，他进士及第后参加了白云楼诗社，还是主要人物，算得上是王世贞的文坛前辈了。只不过他后来又外放了，与王世贞在白云楼里没有交集。但是，王世贞对沈錬在白云楼的那段历史一定是了解的，对未曾谋面的沈錬应该是有亲近感的。后来，他们通过一个人彼此结识了。
这个人叫张逊业。就在王忬进士及第分配工作不久，十六岁的王世贞曾陪伴母亲到过一次北京，途中结识了张逊业，等王世贞中了进士，两个人就常来往了。张是浙江永嘉人，前首辅张璁的次子，此时任太仆寺的领导，他要比其父正派，喜欢结交耿介之士，作为同乡的沈錬是张的朋友，王世贞有时到张逊业家喝酒，就与沈錬结识了。
应该是在徐学诗弹劾严嵩被处理以后，王世贞、沈錬又聚到了张逊业家，说起堂堂天朝大国，蒙受“庚戌之变”的羞辱，正直爱国之士拍案而起却受到不公平处理，几个人感愤不已，皆骂严嵩误国。越说越气愤，越气愤喝酒越多，喝酒越多越说个没完。
据王世贞记载，沈錬其实不大会喝酒，“少饮辄醉，醉则击缶呜呜，诵《出师》二表、《赤壁赋》，已慷慨曼声长啸，泣数行下”。对此，王世贞不以为怪，反而内心对他“慕异之”。
对沈錬的怪异举动王世贞何以会“慕异之”？
这是有渊源的。
沈錬的表现，就是人们常说的魏晋风度。“击缶呜呜”，典出西汉杨恽《报孙会宗书》，其中有“酒后耳热，抚缶而呜呜”之语，说的是一种张扬个性的激情、抒发心中块垒的热烈。醉酒长啸，则是魏晋文人的一个癖好。有学者说，这些近乎变态和可笑的怪癖，其实正可透视出当时环境的令人窒息和魏晋文人对个性的执着。
沈錬在酒桌上的那些怪异表现说明，与初入官场不久的王世贞相比，他的个性更加执着，内心更压抑，表达的欲望更强烈。
果然，就在这次聚会不久，明知徐学诗弹劾严嵩受到处理，再弹劾也同样没有好果子吃的情况下，沈錬毅然决然又上了一篇弹章，一口气列举严嵩“十大罪”，说堂堂大国之所以遭受此屈辱，皆因严嵩奸贪误国所致！顺带着，把吏部夏尚书也一并捎带上了，说他是谄媚严嵩的小人。
嘉靖对严嵩非常满意，越是有人攻击，他越觉得自己信任严嵩是对的，并且认为攻击严嵩的人是在挑战他的权威，所以毫不含糊地批示，把沈錬削职、贬到保安（今河北怀来县一带）为民。
沈錬因为弹劾严嵩，受到“严肃处理”，王世贞愤愤不平，内心越发对严嵩有意见了。如果说，此前王世贞对严嵩的意见只是出于对夏言的同情以及处理周总兵抚恤等具体事件上的话，那么，“庚戌之变”加上两个他所熟悉的人因弹劾严嵩而受到打击，王世贞对严嵩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
也就是说，受到“庚戌之变”的刺激，王世贞对严嵩产生了严重不满，他的朋友徐学诗、沈錬因弹劾严嵩而受到惩罚，更让王世贞感到愤愤不平，他，已经隐然成了严嵩的反对派。
与王世贞有相同认识的还有在野的徐渭。他得知沈錬被贬边地为民的消息，忧愤不已，赋《保安州》诗一首，云：“终军愤懑几时平，远放穷荒尚有生。”最后安慰沈錬，“纵使如斯犹是幸，汉廷师傅许谁评”。正好有一位高老头要去保安探望沈錬，徐渭把诗交他带去。
遗憾的是，此时没有人替王世贞和徐渭沟通，他们彼此并不知道对方也和自己一样对沈錬充满敬佩，对他的遭遇愤愤不平，对当国的严嵩甚为不满，所以他们错过了做朋友的机会，竟至于在以后的岁月里，直接做了“敌人”。
王世贞没有机会和徐渭成为朋友，却和另一位沈錬式的人物正式结成了朋友。
有了共同点，关系一下子拉近
转眼间，从做观政进士算起，王世贞进入官场三年了。按制，所有官员三年一小考，六年一大考。所谓考，时称考察，约等于现在所说的考核。不过那时的考察由吏部和都察院统一组织，而不是由各部门自己搞，而且比现在的公务员考核要严格得多，每次考察都是一次对官员队伍的“洗牌”，大批官员要升调降免，如本年这次考察，就降职、免职、革职等达四千六百余人，相当于整个官员队伍的十分之一还多。
王世贞的考察结论不错，属于优秀级别，所以，刚过二十四岁生日不久，王世贞获得提拔，这是他进入官场后第一次提拔，升任刑部员外郎（相当于副司长）。他的同年中，义乌做知县的汪道昆，考察结论也不错，得以转任户部主事（这或许也是进士分配时大家不愿意到地方的原因之一：倘若能够从地方调入朝廷，同级交流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官位和级别要比直接分到各部的同年晚半拍）。另一个同年杨继盛，从留都吏部主事转升兵部员外郎。
汪道昆是“富二代”，他能够从知县位置上调转主事，有没有花钱，说不好，至少表面上，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带着在杭州买的一房小妾，汪道昆回到了北京。他一定会和同年、具有史官和“储相”身份的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常相聚，却没有和王世贞有什么特别交往。
杨继盛就不同了，他一入京，一定会和王世贞相聚的。
三年前，杨继盛到留都的吏部上班，正赶上郎中升职了。那时候留都各部门编制比较精简，有空缺还常常不及时补充，所以杨继盛作为主事，一到任就做起了代理郎中的工作。留都的吏部管理的范围有限，事情不是太多。杨继盛上任后，才知道留都吏部的管理一片混乱。懒政，或者再加上怕得罪人，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上策。倒是杨继盛初来乍到，总想干些事情，对此看不下去，着手给理了理，组织制定了一些新的章程，定了些规矩。留都的那套班子，本来就是摆设，实在是太清闲了，大家都要找些事情做，于是，写诗作赋的，研究哲学的，官场差不多成了文人间交流学问的场所，以至于南京倒成了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
杨继盛当然也写诗，只不过，他不认为自己的特长或者说未来的发展，是在吟诗作赋方面，也不是研究哲学之类的学问。可是，总要干点什么吧？这时候，他结识了留都兵部尚书韩苑洛，此人有学问，通音律，天文地理、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尤其是精通音乐，杨继盛便拜他为师，学习起了律吕，也就是音乐来。他悟性挺好，也挺刻苦，跟韩老师学了三个月，还真就入门了，而且还亲自动手制作乐器，令韩尚书惊喜不已。
倘若是现在，杨继盛“下海”搞音乐，或许比留在官场要强多了。不过，那时候，对官场里的人来说，音乐是作为学问来研究的，不可能当成职业。这一点，韩尚书当然明白。所以，他在外人面前夸杨继盛，在杨继盛面前，韩老师却是另一个说法：“你对音乐已经掌握了十之八九，但你的才能不仅仅局限在音乐，你可以学习济世的学问，至于音律，等你退休后再继续研究吧。”
或许是受到韩老师职务的影响，也可能是杨继盛对当时的国内局势做了分析，觉得经国济世，莫过于军事了，遂转而研究天文地理太乙兵法。研究兵法，就有些共同爱好者了，一帮人切磋、讲论，形成了一个沙龙或者说论坛，有一次一连五天都在一起“讲论”。颇有些王世贞和他的那帮诗社的朋友相聚的味道。杨继盛感到收获很大，使他对“死生利害、义利之关，见之甚明”。
正在这时，“庚戌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平时为清闲发愁的南京一大帮官员，真来事了，又都不敢任事。大家议论要率兵勤王，可是谁也不敢出面。有人就说，要不，就请杨仲芳吧？杨继盛满口应承下来了。正要着手准备，鞑虏撤军了。不过，此事倒是提升了杨继盛的名气，考察的时候给他的评语很不错，并且暗示吏部应用之以治兵事。果然，杨继盛顺利升转到首都，担任兵部员外郎。
所以，杨继盛能够调回首都并且升职，确实没有花钱托关系的嫌疑。
去北京报到前，杨继盛回到老家，给儿子定了亲，又买了一位槐氏为妾，带着一大家子进京了。
王世贞作为同年，且早在中进士不久就与杨继盛有过单独交往，彼此印象还比较深刻，一定会设宴欢迎他的。
聚会不可能是一两次，也未必就是他们两个人。谈论的话题，不是诗词歌赋，而是“时政”。所谓时政，“庚戌之变”，徐学诗、沈錬弹劾严嵩等等都是热门话题。杨继盛还不可避免地会把他到兵部任职后的见闻说与王世贞听：“予虽不才，然素妄以天下事为己任。况此时虏患最急，又官居兵部，志欲身亲兵事，扫除胡虏。岂意一入部后，见其上下所行，俱支吾常套，不得着实干事。”
王世贞肺都气炸了！当道腐败无能，简直就是“削天下之才以供无益，募天下之人以食余财”。说来说去，归结到都是因为首辅严嵩奸佞、贪腐，才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王世贞和杨继盛他们越说越投机，越说越激愤，不禁潸然泪下。如杨继盛所记，他和王世贞相聚时，对时政是感愤填膺，唏嘘泣下！
杨继盛也一定会表示，他不会同流合污，实在不行就拍案而起！
王世贞和杨继盛找到了共同点：不同流合污。具体说，都反对首辅严嵩，抗拒权贵。如此一来，他们的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王世贞和杨继盛成为朋友，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是也应该说，他们的关系还只能说是普通的朋友，达不到亲密的程度。因为，在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前，他们的共同点还只是停留在对政局、对权贵的态度上，彼此还难以给对方有力的证明。
不料，杨继盛刚到北京一个多月，就“出事”了。
急于表现自己就要栽跟头
进入首都官场，竟然成为杨继盛运气的转折点。他到兵部报到后即接到了一项任务：派他到宣大筹办开马市事宜。
所谓开马市，就是边境贸易，鞑靼人可以用马匹交换日用品。这是“庚戌之变”时“鞑虏”撤军的条件。他们退兵回到老巢后，即按照“外交”渠道正式提出了这个要求。显然，拒绝他们的要求，有失信誉，也等于宣战。所以高级领导官员都装聋作哑，采取默认态度，由兵部筹办。
杨继盛是坚决反对开马市的，正准备上疏表明态度时，上级找他说要派他去与俺答部接洽开马市事宜。杨继盛见大局已定，就放弃了上疏反对开马市的打算，转而写了一篇《开市稿》，表面上同意开马市，却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准备和俺答部接洽时提出。这份材料被一位同僚看到了，就报告给了尚书。尚书吃了一惊，说如按杨继盛开的条件，那马市绝对开不成！于是立马换人，不派杨继盛去了。
说起来，开马市之议涉及外交、军事，又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为“庚戌之变”善后的，杨继盛初来乍到，还拿捏不出此事的分量，也没有考虑过完整的应对预案，况且大局已定，他是可以不说话或者只是私下里表达自己观点的。但是，杨继盛忍不下去了。替换他的人前脚走，杨继盛后脚就上了一道《阻马市之疏》。认为同意开马市有“五不可，十大谬”！
杨继盛拍案而起，旗帜鲜明、言辞激烈地反对涉及军事、外交的朝廷重大决策！
愿望与效果有时候未必成正比。也可以说，“好人”说的话，未必都对；“坏人”说的话，未必都错。有人说，杨继盛慷慨激昂的上疏，看似一腔爱国热情，实则“偏见误国”。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么说当然是对的。不过，此时读书人的“天下观”“义利观”实在有很大局限，也不能苛求他们。况且，杨继盛出于爱国忠君热情，认为朝廷决策错了，就不能违心附和，就要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这种勇气、这种精神，是值得赞赏的。
但是，也应该说，杨继盛未免有些鲁莽了。
首先，没有摸透领导的心思，表达方式有问题。
给领导提意见，反对某项决策，不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而是要领导接受。那就得掌握领导心理，注意表达方式。杨继盛不屑于揣摩，对揣摩领导心思者还挺反感。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心目中伟大的嘉靖皇帝有个软肋：对“鞑虏”的政策常常心血来潮，忽儿强硬、忽儿软弱，游移不定、朝秦暮楚。他内心是倾向于强硬的，恨不得一举把“鞑虏”给灭了！一听谁说要“直捣‘鞑虏’老巢”、“收复失地”的话，便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当即就会大加赞赏；冷静下来又觉得把握性不大，弄不好要丢面子，找个理由就变脸，怨这些人给他添乱。这是这位“英明”的皇帝内心的一个结。正因为如此，他最忌讳谁说他没有主见，朝令夕改。杨继盛在上书中有“昨夕命臣工集议北征，今朝令臣工廷议互市，失信天下”之语，分明是指责他这个皇帝没有定见，失信天下，他心里能高兴吗？不错，杨继盛说的是事实，是实话实说，可正因为是事实，才更加让领导难堪，所以非要找个借口收拾杨继盛不行！
还真有借口。
这就是笔者要说的杨继盛的第二个教训：时机问题。
给领导提意见，也有个时机问题。时机不对，即使认为你说的是对的，也让领导觉得存心不良，故意捣乱。朝廷已经决定并派出特使，去向俺答部传达朝廷旨意、接洽办理互市之事，这个时候说开马市“五不可十大谬”，让皇帝情何以堪？所以皇帝批示上来就质问，这个杨继盛，要干什么啊？为什么早不说晚不说，偏偏这个时候来说，是何居心？
杨继盛被抓起来，一顿好打，然后贬为陕西省临洮府狄道县典史。
狄道即今天的甘肃省临洮县。说起来，杨继盛是贬职，还具有官员身份，到狄道是赴任的，但是国家却不负责他的交通费。杨继盛算了算，他要去的地方距北京五千里，雇车盘费约五六十两银子，家里拿不出来。“时人见其降官，又不肯借贷”，杨继盛“困心衡虑极矣”！一个亲戚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老家有三顷地，不如你把其中的一顷典出去。可是他和兄长后来又合为一家，地由兄长一家在耕种，是不会同意典出去的。杨继盛已经了解到，自己下狱挨打时，曾有人促其兄到北京看看，兄长恨恨然：“等打死了车拉回来再看！”又有人劝他给杨继盛拿些去狄道的盘费，他哥哥又说：“人家做官挣钱，他做官惹祸，饿死了随他！”走投无路之下，杨继盛明知偷偷典地是对不住兄长的，但还是带着一家老小先回容城老家办理典地事宜以筹路费了。
回到家里，对杨继盛怨恨不已的兄长指桑骂槐，得知他居然瞒着自己典地筹措赴谪所用盘缠，兄长更是怒不可遏，不仅要求分家，把剩下的两顷地悉归己有，还找杨继盛要典地的银子。杨继盛说：“难道要我一家沿路乞讨去临洮吗？”兄长无奈作罢。临离家那天，有人告诉杨继盛，说他哥哥要打死他，杨继盛不信，谁知刚一出门，兄长就带着他的三个儿子气势汹汹打了过来，杨继盛无处躲避，只得爬上房顶，兄长和三个侄子捡起砖头向上投掷，一时砖石如雨，杨继盛从后面跳下房顶逃命而去，兄长和三个侄子遂把杨继盛车上的行李用刀砍个稀烂。
在这个背景下，杨继盛一路上千辛万苦、冒死者数，远赴谪所。
杨继盛苦是真苦，但也不是没有收获。此番拍案而起，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可谓一夜成名。
帝制中国，官场上能够一夜成名的，莫过于像杨继盛这样的“凌上取直声”了。
按照王世贞的性格和能力，此时应该对杨继盛施以援手啊？显然，他没有。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此时王世贞和杨继盛的关系还没有亲密到这个程度。二是对杨继盛的举措或许并不太认同。
可以想象的是，对杨继盛的做法，一般人是敬佩的，但是也会有不同看法，认为他是出风头。毕竟，杨继盛初来乍到、不明就里，就跳出来大喊大叫，确实是出人意料。况且，开马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有能耐你把“鞑虏”给灭了？打不过人家嘛！既然灭不了，又不同意开马市，那就眼睁睁看着人家侵扰抢掠？
王世贞不至于嫌杨继盛出风头，但是至少认为他不够审慎。更为关键的是，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同意开马市，是严嵩、徐阶等高层人物的共识，而且这个提议还源自徐阶，杨继盛反对开马市，矛头不是针对严嵩的，不太会引起王世贞强烈共鸣。所以，他没有对处于困境中的杨继盛伸出援手。
但是，王世贞却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在押死囚，伸出了援助之手。
敢抗拒权贵，却不能抗拒人情
这一天，刑部员外郎王世贞和他的朋友、刑部郎中李攀龙，接待了一个千里迢迢来找他上访的人。
王世贞、李攀龙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这倒未必可以断言王世贞对上访的人民群众充满感情，主要是因为他认识这个人——他也参加过白云楼的聚会，而且王世贞也很敬佩他。
上访者何人？居然让狂傲的王世贞敬佩？
山人谢榛是也。
顾名思义，山人，乃山野之人的意思。实际上，真正生活在山野的人称不上山人，而山人并不真的生活在山野。学者徐朔方说：“那时，知识分子科举不得志，仕进不成，而享有文名，田产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可以称为隐士……田产不足者，只得投靠官府，分享他们的残羹冷炙。这种行为被称为打秋风。经常这样做的文人称为山人……连这样的空架子也保不住的次一等文人，被直截了当地称为清客或者帮闲。他们学会诗歌词曲、琴棋书画以及其他技艺，以供主人消遣。隐士、山人、清客或帮闲并无绝对区别。有的人那种因素多一些，另一种人这种因素少一些。”学者方志远说：“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在读书人的津津乐道中，山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山里人，而是那些没做官却想做官、身在江湖却想挤进庙堂的读书人，那些暂时没有做官的门道，便一边自娱自乐、一边寻求发家致富机会的读书人。”
顺便说一句，山人固然在各个朝代都有，但是从来没有像王世贞生活的时代那样普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政治宽松，商品经济繁荣，文化消费需求增加。山人是文化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他们的大量产生，是社会多元化的重要标志，以至于一些曾经身在官场的人物，为表示自己与世无争的潇洒，也以山人自命。比如，王世贞在以后的岁月里，就自称“弇州山人”。
谢榛就是一位有名的山人。他比王世贞大三十多岁，是山东临清人，出身寒微，瞎了一只眼，所以没有办法参加科举考试。此人博览群书，多才多艺，爱好声乐，十六岁时写的乐府曲辞即在临清、德平一带传诵。但是读书人不通过科举就没有身份，只能以“布衣”游南走北，成为一名游侠，他通过写诗和评论诗——诗人兼评论家，进入上层社会，获得他们的精神认同和经济支持。三十岁左右，西游彰德——即现在的安阳，献诗于封地在此的赵康王朱厚煜，为所宾礼，成为赵王门客。谢榛虽无官职，却华服美姬，名气大噪，是北中国文人的一面旗帜。
简单说，谢榛因其才华和名气，比较受附庸风雅的王公贵族的青睐，受到他们的经济支持和衣食住行方面的招待。就在王世贞就任刑部主事不久，谢榛客居于驸马京山侯家，与吴维岳聚会时，和王世贞结识了。第二年（嘉靖二十八年）中秋节，王世贞就是和李攀龙、谢榛一起度过的，谈诗、写诗，探索诗歌创作的道路，还比较投机。应该说，他们是熟人了。
所以，谢榛上访，直接找到王世贞乃至李攀龙，是没有问题的。他一见李攀龙、王世贞，并不说是上访的，而是拿出一沓厚厚的文稿，又拣出几篇，声情并茂地大声诵读起来。
王世贞、李攀龙很纳闷儿，不知谢山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一听那些诗，觉得赏心悦目，免不得由衷夸赞说：“好诗！好诗！”
“可是，这些诗的作者卢柟，已经被判了死刑！”谢榛不失时机地说，“卢生真是遇到了天大的冤枉啊！他活着的时候，你们不帮着他平冤昭雪；他死了之后，再写什么像哀悼贾谊那样的辞赋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山人慢慢道来！”王世贞闻言，挺吃惊的，便问。
于是，谢榛便如此这般，开始诉冤。
原来，叫卢柟的“冤主”是河南浚县人，乃当地巨富，他本人与谢榛一样，博闻强识，才华横溢，绝迹科场，诗名远播。此人鄙夷官场，口无遮拦，动辄使酒骂座。当地的知县之类的领导，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按照惯例，主要领导莅任后要拜访或者招待当地缙绅名流，可是卢柟拒绝与领导交往，不仅请他喝酒请不到，还屡屡被他羞辱。恰好他家里发生了命案，浚县知县经审讯，判定卢柟为杀人凶手，下狱论死。只是死刑程序复杂，知县换了几任了，卢柟仍系狱在押，他一边在狱中发奋读书写作，一边不间断申冤。各级官员深感棘手，避之唯恐不及。倒不是因为卢柟家属是否送了红包，恰恰相反，主要原因是怕别人说自己收了红包才替他说话。
所以，卢柟一案拖了多年，拖成了一桩积案。
谢榛本与卢柟素不相识，只是路过此地，听到这个消息，怜惜卢柟的才华，于是自告奋勇，私下——如果正式申冤就得先过堂挨板子——找到王世贞、李攀龙，代为申冤。
倘若是领导私下托王世贞、李攀龙办事，很可能被拒绝；但是谢山人托他，他没有推托，接下来了。
办这样的事，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郎中、员外郎，写个条子给河南“对口部门”，是不是可以呢？似乎不行。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上下“对口”的机构设置，也就没有什么公安“系统”、法院“系统”，等等这个说法，省里司法机构倒是有，按察使司，算是刑部的派出机构，按察使、副使，一般来说都是刑部的郎中、员外郎提升过去的；但是大家却没有“系统”这个概念，私下打招呼，是不是灵光，不好说。倘若没有私人关系，仅就工作关系而言，打招呼就比较难了。一方似乎很难启齿，另一方也未必买账。
一向狂傲、不把领导放在眼里的王世贞，这次豁出去了，找到领导反映情况。好在，那时候在制度设计上，司法审判特别是执行上，还比较慎重，尤其是死刑案件，有一套机制，什么热审、察狱等等，要想重新审理某个已终审判决的案件，机会还是有的。
王世贞在“上面”活动，具体是通过什么方式向河南方面提出重审卢柟的案件的，没有具体记载，总之地方官员有了“上面”的指令，可以重新审理这个案件了。
巧的是，此时浚县知县，正好是王世贞、汪道昆、张居正他们的同年陆光祖。他接到指令后表态说，我不会因为卢柟是富人，为避嫌就回避不管，一定要查清楚，有个说法。
经过复查，卢柟家的命案——他家长工之死，并不是卢柟所杀，而是因为下雨致使院墙倒塌，把那位长工砸死了。于是，卢柟得以释放。
事情是不是真的这样？恐怕不会这么简单。但是，国人对真相并不真的关心，倒是对“捞人”津津乐道。对一个能够把在押多年的死囚都“捞”得出来的人，充满艳羡。于是，山人、游侠谢榛的名气更大了，一时在大河南北竟然掀起了一股“谢旋风”。
不用说，谢榛和卢柟都很感激王世贞。不少人都说，王世贞这人有能量，讲义气，有人情味。
借此良机，何不顺势而为，壮大声势呢？这，应该是王世贞和他的好友李攀龙的想法。
要成气候，得有组织
此时，王世贞正被出名的欲望所激励，而出名的突破口选取在视为“千秋大业”的文学上，目标和思路已定，关键是设计“路线图”了。
他一定研究了前辈名流的出名途径。
在最近几十年间，官场和文坛两栖的名流，莫过于复古派“七子”和唐宋派“八才子”了。他们是如何出名的呢？实际上也不是因为写出什么名著那么简单。后人有研究者总结说，李梦阳等复古派前七子成名途径是，在政治上主要是激扬名节，树立抗击宦官并试图匡正皇帝的志士形象，文学上则应之以最高典范，结社唱和，树立永远追求第一义（至深至妙的真理或者说彻底圆满的真理）的理想情态。文学和政治追求上的结合，赢得了时人最大的关注、同情和追慕，造成了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获得了不朽的名声。以王慎中、唐顺之为首的唐宋派“八才子”，也重走了前“七子”的成名之路，只是风节上对抗的不再是宦官和皇帝，而是文官集团内部权势者。对前“七子”风节和第一义的扬弃，在变革、位移中找到自己的义理和文学位置，是他们获得名声的关键所在。
也可以说，对抗权贵，挑战文坛权威，故意表现出狂傲之气，事实上就是求名奋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路径。
王世贞想出名，但是政治上，他似乎不想模仿前辈名流。慷慨赴死、大忠大节，这样的勇气和思想准备，王世贞没有，也可能他认为时过境迁，现在也不再是那样的环境了，因此也没有这个必要了，他所能做的就是不同流合污，至多故意表现出不买账的对抗姿态。
至于文学上，学习前辈结社唱和的做法，王世贞倒是很乐意的。
本来，王世贞到刑部任职后，前辈吴维岳很赏识他，经李先芳引荐，拉他加入诗社，对他很好。但是和李攀龙订交后，王世贞整天和他泡在一起，如胶似漆，如此一来，王世贞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和吴维岳他们聚会唱和了，脱离“组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吴维岳很喜欢、欣赏王世贞，对他和李攀龙的亲密关系颇有“醋意”，似乎不想拱手相让，暗中与李攀龙展开了争夺王世贞友情的较量。王世贞内心是倾向李攀龙的，但是对脱离吴维岳，似乎也有些不好意思。
就在这个为难的关头，吴维岳奉命出长差了，而原来诗社的骨干分子外放的外放，出长差的出长差，也聚不起来了。所以，李攀龙和王世贞就想“借壳上市”，拉一个自己的“山头”。
正好，新科进士出炉后，有几位被分配到刑部当主事，慕名与前辈李攀龙、王世贞相见，不可避免地要诗酒相娱。李攀龙、王世贞就发现了几个苗子——梁有誉、宗臣、徐中行。
梁有誉比王世贞大五岁，广东人，在家乡时就与几位朋友如欧大任、黎民表——他们后来也成为王世贞的好友——等结成诗社，有些文名。
宗臣比王世贞大一岁，又是同乡——南直隶兴化县人，他是大宋抗金名将宗泽的后代。现在一些高中、大学语文课本中有篇《报刘一丈书》，就是他的作品。
徐中行比王世贞大九岁，浙江长兴县人，美姿容，善饮酒。
他们都是晚王世贞一科进士及第，先后授刑部主事的。
这三人性格孤介，有股傲气，都喜欢写诗。其中，徐中行家世比较贫寒，但是很有志气，人又帅气，受到同乡前辈顾应祥的赏识，顾把自己的外甥女嫁给了他。巧的是，徐中行中进士这一年的七月，顾应祥由南京兵部右侍郎升任刑部尚书，成为王世贞他们这批人的顶头上司。徐中行分配到刑部以后，顾尚书兼舅丈对他说：“官场上都是读书人，诗词文章，谁都会写，但是若说到有些名堂——所谓正始之音，那还是咱部里的几个人。像李攀龙，一般人比不上他，还有王世贞，年纪轻轻的，相当有功力。你不妨多和他们接触接触。”
就是说，徐中行是尚书的亲戚，尚书很郑重地向他推荐了李攀龙和王世贞。于是，徐中行就找到李攀龙、王世贞，表达了想“求教”的愿望。看了他们的作品，徐中行很佩服，回家把以往写的诗文干脆都烧了，要求和李攀龙、王世贞订交，顺便，也把梁有誉介绍了一番。
原来，徐中行和梁有誉在晋京赴考途经南京时偶然相遇，说起来都是去赴考的，有一搭无一搭聊了起来，慢慢就聊到了诗词歌赋，越说越投机，遂订交，结为好友。梁有誉早在广东时就有文名，搞过文学社团，徐中行一番夸赞，李攀龙、王世贞稍作考察，也与之订交。
宗臣是通过什么关系加入诗社的，具体细节还没有考证出来，毕竟都在一个机关工作，而且和王世贞在一个司里，机会总会有的。
最关键的是，这三个人都有诗才、诗名，而且与李攀龙、王世贞的主张一致：复古。
说是复古，实际上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写作不满。他们认为程朱这些老夫子，动辄就是讲大道理、就是写作对读者要有教育意义，这样的写作才是吃饱了撑的！用现在的话说，艺术性第一，还是思想性第一？王世贞的回答是艺术性第一，强调“有真我而后有真诗”，写作是真情流露，是人性抒发，至于所谓的思想性，让他见鬼去吧！当然还不止于此，李攀龙、王世贞还很看重诗文的格调，在他们看来，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和曹操父子的赋、李杜的诗，那才叫文学，才叫创作！自从盛唐转衰，中国的文学也就一蹶不振了。李梦阳他们一度想振兴文坛，发起复古运动，可惜没有善始善终，渐渐地又被唐宋派盖过了风头。所以，他们打出的复古的旗号，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也可以理解为追求个性解放，把创作活动从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实现文艺复兴。
也就是说，文学复古运动带有明显的抗拒现实、张扬个性的政治色彩。如果比之于文艺复兴，至少比字面上的“复古”更能点透实质。
正如有学者所说：“随着理学地位的逐渐巩固和八股制艺的强大控制力，文人从整体上来说，已经完全失去与‘势统’——皇权对抗，保持群体独立人格的锐气和动力。尽管个别文人还没有完全失去自我，也热切企盼恢复文人的群体自尊和优越感觉。然而，当时的文人已被八股和理学打击得溃不成军，他们不仅缺少‘以道自尊’的责任使命感，反而让‘势统’的统驭工具八股制艺扭曲了自己的人格，成了八股制艺的驯服奴才，成了一群无颜以对魏晋文人这些骄傲的祖先的窝囊废。”王世贞他们不甘心做这样的窝囊废，不甘心做以牺牲自我与个性为代价追求功名富贵的利禄之徒，试图以反抗歌功颂德、强调教育意义的文风来表现个性，以示要做保持独立人格，讲究文行出处的潇洒士人，并借以表现其政治上的不合作甚至是反对态度。
当然，也应该说，王世贞他们身在官场，对民生多艰、官场腐败激愤扼腕，但是又觉得自己缺乏改变现实的力量，所以，发起文学复古运动，也有逃避现实，以之作为寄托的意味。
随着梁有誉等三人的加入，李攀龙、王世贞组织的诗社形成了规模。
沉浸在聚会结社、谈诗论赋中的王世贞，虽然年龄最小，却最为活跃，成了社团的领袖人物，如果硬要和今天比，有点像文联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角色。
王世贞最年轻，他为什么在“吾党”（王世贞他们对团体成员的称呼）中当了二把手呢？
分析起来，原因应该是这么几个方面。
家庭背景最硬。李攀龙、徐中行都是苦孩子出身，宗臣也比较贫寒，梁有誉“成分”高些，可能是地主；王世贞则出身于“世世显贵”之家，尤其是其父是现职高官，人脉广连，活动能力非凡。当然王世贞不是靠的家庭背景，但是家庭背景造就了他“卓然超群的大家气势和领袖风范”，也为他提供了富裕的经济条件。
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简单说吧，王世贞素质全面，又很勤奋，作品多且水平高。
宅心仁厚，善于团结人。王世贞在他的同党中是性格最温和宽厚的，同时又兼具豪侠之气，确实是适合做文人中间的领袖人物的。
转眼间，已是嘉靖三十一年了。开年就有了好消息：王世贞父亲王忬被任命为山东巡抚，一年半前还是七品县处级官员，现在却进入了封疆大吏之列，这足以使王家上下为之欣喜。王世贞的心情应该是不错的，不仅其父官运亨通，更重要的是，他的团体很红火，影响越来越大，名气越来越高，而且大家常在一起欢聚，高谈阔论，诗酒美姬，何其快哉！
过年的气氛正浓，刚过了“破五”，正月初六这天，王世贞与李攀龙、梁有誉到华严庵拜访谢榛；第二天，他又与谢榛、李攀龙、梁有誉、徐中行欢聚于宗臣家；正月十四，王世贞与谢榛、李攀龙、徐中行、宗臣又聚于梁有誉家；正月十五一过，第二天王世贞便与李攀龙、徐中行一起拜访了另一位朋友魏裳。三月三是上巳节，这天，王世贞同谢榛、李攀龙、徐中行、魏裳，相偕来到姚园游乐。暮春，王世贞与谢榛、徐中行及外围的文友魏裳、汪一中游韦园，分韵赋诗。
王世贞回忆说，他们结成团体后，宗臣因为被吏部尚书李默看重，调到吏部工作，按照当时的规矩，吏部的官员“自相贵，绝不复通他曹郎”，但是宗臣却不管不顾，继续和李攀龙、王世贞他们相聚，团体成员欢聚到了什么程度呢，按照王世贞的话说，“日夜与……游，益相切磋古文辞”。
王世贞他们相聚，必有酒、有诗、有美姬的。不仅分韵赋诗，还要相互评论，相互切磋，然后汇集出版。
聚会中，几个人免不得说到“捞”卢柟出狱的事。因为“捞”出来的死囚犯是一个诗人，这无形中提升了团体的声望，大家都觉得他们这个团体有能量，谢榛这位布衣游侠的名气也因此大噪。
这个势，要借。于是，几个人都说，谢山人，干脆您老也加入诗社吧！
谢榛虽然是老一辈了，此时的名气比王世贞他们要大些，但是他政治地位低，只是个布衣，所以能够加入团体，对双方都有好处，于是一拍即合，正式加入了李攀龙、王世贞领导的诗社，成为他们的社员。
这一天，不知是谁提议——很可能是最活跃的王世贞，反正李攀龙、王世贞、谢榛、梁有誉、徐中行、宗臣六个人来到一片竹林，列坐其间，找来京城有名的李姓画师，为他们画了一张画，名为《六子图》。
“子”，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称得上的，至少，不亚于现在称某人为“家”。这个“家”，似乎还不是一般的“家”，应该是“大家”或者“大师”。王世贞他们自己毫不客气，公然以“子”相标榜，不仅画《六子图》，李攀龙又提议搞一个和“五子”诗活动，即每人都分别为另外的社员写一首诗，相互唱和，这样，加在一起就是“六子”诗，结集出版。实际上相当于相互推崇，大肆炒作。给外界的印象是，“六子”横空出世，俨然打破了文坛无大师的纪录，开辟了文坛新纪元，就差高唱“走进新时代”了！
不长的时间内，李攀龙、王世贞他们的诗社，就“名动京师”。
为什么这么快就出名了呢？
分析起来，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有组织。有组织，就会有影响。单枪匹马固然不是没有成名的可能，难度大姑且不论，关键是时间久，甚至要在身后其价值才可能被发掘出来。
二是旗帜鲜明，口号雷人。高举“复古”大旗，表明了否定当下的鲜明态度，颇具刺激性；李攀龙、王世贞和他的同党又很高调，话说得很大胆：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唐玄宗开元以后的书，不必读！这些口号就其震撼力来说，不亚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全盘西化”论。有人推测，李攀龙和王世贞带头发起文学复古运动，本身主要就是为了炒作。这个说法未免尖刻，但是也不能说毫无道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他们此时发起的复古运动，与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他们说前七子的毛病是模拟痕迹太露，实际上他们的模拟痕迹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李攀龙他们掀起复古浪潮，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出名。利用政治宽松的局面，取的正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套路。正如有学者所说，他们言辞激烈，态度坚决，在世俗中造成了轰动效应。
三是纪律严明。一般的社团，会员多多益善，松散组合而已。但是李攀龙、王世贞组织的诗社不同，宁缺毋滥，真心赞成复古主张是前提，有创作、有理论且主张与创作实践一致是基础，绝对忠诚是要求。具有明显的整齐划一、同进同退，不许歧出的宗法性。王世贞的胞弟王世懋就说，这时的李攀龙、王世贞他们“刻厉相责课，务在绝他游好，一意行其说，即流辈有时名者，视之蔑如也”。一旦成为社员，就要服从领导，遵守纪律，不能再与持和本团体不同观点的人眉来眼去——即杜绝所谓“境外交”。这种宗法性在文人相轻的氛围里，格外引人注目，给人以坚强有力的印象。
四是聚会频仍，相互炒作。一般的团体也有聚会，但是绝对达不到李攀龙、王世贞他们团体那样频繁的程度。可以说，李攀龙、王世贞他们团体成员节假日甚至上班时间基本上都泡在一起；不仅聚会多，而且又是画《六子图》，又是和“五子诗”，相互标榜，任情炒作，影响很快扩大。
五是具有整合全国地域文化的优势。有学者研究了王世贞与徐渭在文艺界名气悬殊很大的原因，其中有一点就是：徐渭很少与越文化圈以外的文人交往，他的名气局限在这个圈子是很自然的；而王世贞大大超越了吴文化圈，不仅与中原文化接轨，还有意识地结交南北文士，仅就诗社元老级成员来说，李攀龙、谢榛是山东人，梁有誉是广东人，宗臣是苏北人，王世贞是苏南人，徐中行是浙江人，此后加入的吴国伦是湖北人，以后的成员和紧密联系者中还有四川人、安徽人、江西人、河南人、山西人等等。这样广泛的结交，是王世贞他们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六是团体做派“雷人”，以狂士自居。用王世贞自己的话说，就是：“诸人皆年少，才高气锐，相互标榜，视当世无人！”这实际上等于挑战权威，藐视领导。在竹林中列坐，本身就有象征意义：他们是想做当代的“竹林七贤”。王世贞他们追慕魏晋之风，实质是追求人格独立。有人说，“魏晋时代第一次出现了人的觉醒，人们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王世贞他们追慕魏晋风度，刻意显示出目空一切、特立独行的一面。
所以，在不长的时间内，文学复古运动声势浩大，带头大哥李攀龙和王世贞声名大噪，风靡海内。
多年后，王世贞在他的名著《艺苑卮言》中曾经总结过作家成名的几种情形，说：“大抵世之于文章，有挟贵而名者，有挟科第而名者，有挟他技如书画之类而名者；有务为大言、树门户而名者；有广引朋辈、互相标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而可大之道。迩来狙狯贾朋，以金帛而买名，浅夫狂竖，至用詈骂谤讪，欲以胁士大夫而取名，唉，可恨哉！”
这其中，至少，除了以他技而名和用钱买名外，其他如挟科第而名；务为大言、树门户而名；广引朋辈、互相标榜而名；詈骂谤讪欲以胁士大夫而取名这几个方面，应该说，他都有份儿！
不管怎么说，一心想出名、而且要早出名的王世贞，确实是出名了，所谓“名夺公卿间”是也。
出了名，反会让一些人躲开
正当王世贞与同党们在首都文化界风生水起时，他的同年汪道昆也跃跃欲试。
汪道昆后来成为王世贞的密友，在王世贞的提携下，汪道昆在文坛声名大噪，大有与文坛领袖王世贞并驾齐驱之势，可见他也是一位喜欢写作的人，志趣上也和王世贞大体一致，而且他家境富裕，也热衷于呼朋唤友，现在他在户部、此后又转兵部当主事，是完全有条件加入王世贞他们的团体的，至少应该与王世贞经常唱和才对。
的确，汪道昆是有点跃跃欲试。他和王世贞他们团体里的徐中行有交往，相互切磋古文辞，可能也有想通过徐中行加入团体的想法。他的商人父亲此时随他居住在北京，看出了苗头，出面干预，说既然你身在兵部为官，就得安心工作，写什么诗？难道赋诗可以退敌吗？其实这个理由是放在桌面上说的，汪父虽只是商人，没有官场经历，但是商人的精明足以使他明白许多政治上的事，促使他干预自己的儿子，制止他的“脱轨”行为。
也可能，汪道昆在和张居正聚的时候会谈到王世贞，张居正可能会劝他，少和那帮人拉拉扯扯的。
作为王世贞的同年，张居正对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夷然不屑”（王世贞语），很长一个时期里有意识与王世贞保持距离。他与汪道昆关系很密切，出面劝告他一下也是人之常情。
汪道昆同样有着商人的精明，父亲和朋友的劝告，他应该是都听进去了。所以，早期的汪道昆与王世贞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其父五十大寿，在北京大操大办，邀请许多人，还结集出版了祝寿文集，里面没有王世贞的文字。可见他们当时连正常的同年之谊也没有，不能不给人这样的印象：有一方是故意与另一方疏远的。那么，是谁故意疏远的呢？应该是汪道昆。商人的精明，是汪道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与王世贞保持距离的主要原因。
王世贞的莫逆之交徐学谟，也有意识与王世贞保持距离。前面提到，在南直隶乡试时，他和王世贞一起中举，成为“莫逆之交”，庚戌科也和梁有誉、徐中行他们一起成为新科进士，留在首都工作，授兵部主事之职。此人也“善诗文”，后世有“制作巨手”之誉，以他和王世贞的关系，加入诗社是很正常的，至少，与王世贞经常诗文唱和是“莫逆之交”的应有之义吧？但是没有，这一时期，徐学谟和王世贞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实际上，正是在刑部郎中徐学诗弹劾严嵩事件发生后，徐学谟把原来的名字徐学诗改为了徐学谟。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徐学谟这个人政治上是很“成熟”的。所谓读书人“趋权附势日久，已相习成风。黠者献媚，次亦迫于避祸，而不敢独立崖岸”，徐学谟就是这个官场风气的一个代表。相信进士及第后，徐学谟是有与王世贞密切交往的想法的，但是政治嗅觉敏感的徐学谟打消了这个念头，长期与王世贞保持距离。
早期一度充当王世贞进入文坛带路人角色的李先芳和吴维岳，应该是不大认同李攀龙、王世贞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做派，渐渐与王世贞关系疏远了。也有些人，从一开始就逆复古潮流而动，批判王世贞他们的复古主张，认为唐、宋的诗词是中国文学的鼎盛期，轻视两宋的文学成就是错误的；同时对他们强调的诗词歌赋要讲究格调之类的创作理论也有不同意见。比如徐渭、归有光这些布衣名流，以及号称唐宋派代表人物的唐顺之等官场人物。
如果说，唐顺之、徐渭、归有光这些人对王世贞的意见，大体上是出于创作理论、文艺思想的分歧，同时也有对他们相互标榜、大肆炒作以博取名气做派的不满的话，那么，张居正、汪道昆、徐学谟等人与王世贞保持距离，显然是因为政治原因。
的确，王世贞的团体，看起来就是一个官场新进因为业余爱好结合在一起的文学“沙龙”或者说宗派，实际上，却不这么简单。有学者就针对王世贞他们的诗社解析说：“明朝的新进士地位不高，却有可能成为贵官的候补人选……他们之中一旦出现了政治上或文学上的小集团，就会受人侧目。新进士中的某一集团，如果议论朝政而得到个别大臣或者若干谏官的同情或支持，那就会在政治集团中出现一个新的派别。后来东林党的形成就同新进士活动有关系。”
此时的朝廷，严嵩为首辅，门生故旧及趋炎附势者甚多。尤其是，严嵩的家乡江西以出进士多闻名，所谓“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由于同乡关系，加上严嵩在家乡威信甚高，江西籍的官员很自然地就团结在严嵩周围，唯马首是瞻。时人记载说：“分宜（严嵩）相在位，江右（江西）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
严嵩的副手徐阶，虽然比严嵩年轻二十多岁，但却是一个非常有手腕、很会算计的官场老手，伺机取严嵩而代之，两个人关系相当微妙，实际上大家都明白他们在暗中较量。朝廷中隐然形成了严、徐两大势力。
王世贞他们的团体倒没有公开站在徐阶一边，但是不管王世贞他们是不是意识到了，事实却是，他们团体的态度明显是反对严嵩、倾向徐阶的。尤其是王世贞不仅与徐阶算是同乡临郡，而且他们两家有亲戚关系，与徐阶走得很近。以后我们还会看到，王世贞他们在自觉不自觉间，被徐阶所利用。
在王世贞的同年、朋友杨继盛弹劾严嵩事件发生之前，严嵩父子还在做着争取王世贞的努力的时候，他和他的团体已经在两个方面挑战着严嵩的权威，使得他们的团体具有了政治反对派色彩。
首先，王世贞他们的作品，虽以复古为旗号，实际上有不少是批判现实政治的，他们聚会时，也不都是谈论写作的，经常会讥讽时政，甚至于“使酒骂座”。
就作品言，学者徐朔方说，王世贞的全部创作都可以乐府变二十二首为代表，而二十二首中只有一首与国家大事无关，至少十五首集中于一个主题：反权贵。
就讥讽时政言，他们在一起往往口无遮拦，畅所欲言，有时甚至成为“谣言”制造者。比如，有一次，京城传言出现怪物，形状是多手多眼，出现怪物一时成为官场上下街谈巷议的话题。大家都在猜测这会是什么怪物。问谁，谁都摇头不知。王世贞笑言：这有什么难猜的，只是大家没有觉察罢了，实际上显而易见的嘛，怎么都说不知道呢？人问其故，王世贞畅快地说：“经典作家所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是道甚的？”读书人出身的官员们恍然大悟！原来，《礼记·大学》中有这样的话：“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王世贞把怪物说成是首辅严嵩。这些说法，随即在官场流传开了。
其次，王世贞他们以文坛领袖自居，视当世无人，有争夺“风雅权”——“文艺界”领导权之嫌。
帝制中国尤其是大明帝国的传统是，有位者必有德，有德者即为师，顶级的官员因其必出身“词林”——翰林院，必然又是顶级的文人。或者反过来说，顶级的文人，必是顶级的官员才有资格充任。更何况，严嵩早已是公认的文坛大V，王世贞的同年张居正在给严嵩的祝寿诗里就有这样的话：“已属经论手，兼司风雅权”。张居正的意思是说，严嵩作为政府的领导，有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同时还是文坛的领袖。这话，严嵩听了该多顺耳啊！可是，王世贞这些后生晚辈，却不知天高地厚，认为当世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作家，他们要起来振兴文坛，统领伟大复兴运动，从而把领导“兼司”的“风雅权”给夺去，无形中就构成了对高层领导权威的挑战。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多年后说：严嵩父子贪而忮，亦自负能诗，谓诸郎皆轻薄子，敢出其上，相继外补或斥逐。
简单说，帝制中国有一个求名规律：出名的捷径在于反权威，无论是政治权威还是文化权威，而且反抗权威的烈度与成名的速度成正比。如前所述，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也好，以王慎中、唐顺之为首的唐宋派“八才子”也罢，他们之所以成名，很大程度上在于政治上展示风节，对抗权势者。甚至可以说，在专制政体下，没有政治上与权势者的对抗，至少是不同流合污——实际上这也是另外一种对抗，想成为真正有名的作家、思想家，是不可能的。相比之下，李攀龙、王世贞是谨慎的。他们并没有摆出激烈抗争的姿态，甚至有意识回避公开抗争。李攀龙送被排挤的同党的诗中有“诗篇已侧当时目，不必兼传抗疏名”之句，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想法。靠诗篇就能成名傲世，没有必要非得与权贵硬干。但是，不公开抗争，不等于顺从，故意摆出对政治权威的不屑姿态，实际上也是一种抗争。这不是什么秘密。政治上“成熟”如张居正、徐学谟，富商家庭出身的汪道昆等人，一个时期里对王世贞敬而远之，原因应该就在这里。
王世贞不仅不买严嵩的账，而且还摆出挑战权威的姿态，这个时候严嵩是什么态度呢？
可以想象，严嵩对王世贞的狂傲一定是很不高兴的。但是，王世贞的名气已经很大了，老练的领导对有名气的人轻易不会出手的，宁可采取笼络手腕。严嵩就一直没有放弃笼络王世贞的想法，只是首辅“数近而公（世贞）数远之，终不能笼公”。应该说，严嵩此时还在不断和王世贞套近乎中，至少他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并没有下手整治他们。
倘若王世贞满足于仅仅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反对党”，只是对时政和权贵议论、批评一番，并不采取实际行动去触碰领导的底线，那么，事情或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但是，王世贞会适可而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