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飞也似的一天天逝去，像穿念珠一样，穿成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每个星期六，同志们都来帕维尔家开会，每次开会都好像小坡度的长阶梯当中一个梯级——这阶梯慢慢把人们升往高处，引向远方一个未知的地方。
来了一些新人。弗拉索夫家的小屋里显得愈发拥挤和憋闷。娜塔莎常来，总是冻得发僵，一副疲惫的样子，但从来都快快乐乐，活力四射。母亲给她织了一双袜子，亲手给她穿在脚上。娜塔莎一开始笑着，后来突然不说话了，沉思了一会儿，轻声说：
“我有过一个保姆，也特别善良！真奇怪，佩拉格娅·尼洛夫娜，劳动人民过着如此艰辛，如此屈辱的生活，可是他们比那些人更富同情心，更善良！”
说完，她把手一挥，指着远处什么地方，离她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
“您这姑娘啊！”弗拉索娃说，“失去了父母，一切……”她不善于把自己的想法完整地表达出来。她叹了口气，不说话了，望着娜塔莎的脸，觉得有什么事要向她表示感激。她坐在娜塔莎面前的地板上，而娜塔莎低着头，沉思地微笑着。
“失去父母？”她重复了一遍。“这没什么！我父亲很粗鲁，哥哥也是。都是酒鬼。姐姐很不幸……嫁给一个年龄比她大好多的男人……他是个大富翁，一个非常无聊而贪婪的家伙。我妈妈好可怜啊！她像您一样淳朴憨厚。她个子瘦小，像只小老鼠，跑得很快，见谁都怕。有时候，我好想好想见到她……”
“啊，您这可怜的孩子！”母亲忧伤地摇着头说道。
姑娘迅速地抬起头，伸出一只手，好像在用力把什么东西推开似的。
“啊，不！有时我感到好高兴，好幸福！”
她的面色变得苍白，蓝眼睛突然闪出明亮的光芒。她把手搭在母亲肩上，用低沉的嗓音轻柔而极富感染力地说：
“如果您知道……如果您明白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多么伟大该多好啊！……”
一种近乎歆慕的情感触动了弗拉索娃的心扉。她从地上站起来，忧郁地说：
“我老了，又不识字，这种事干不了了……”
……帕维尔发言越来越多，争论也越来越热烈，人也瘦了。母亲觉得，当他跟娜塔莎说话时，或者望着她的时候——他那双目光严厉的眼睛就变得温和了，声音亲切了，他整个人也变得更质朴了。
“上帝保佑！”她心里想道，脸上露出了笑容。
每次会上，刚一开始过于激烈的争论，霍霍尔就站起来，仿佛钟舌一样摇晃着身子，用洪亮而浑厚的嗓音说几句朴素的、好心的话，大家因此就变得安静一些，严肃一些了。维索夫希科夫常常是一副残云愁雾的样子，老是催促大家这个那个，每次争论，都是他和那个棕红头发的萨莫伊洛夫首先挑起的。赞同他们两人的是脑袋圆圆的、头发浑如被强碱液洗成了浅色的伊万·布金。头发溜光、衣着整洁的雅科夫·索莫夫很少说话，而且说话声音低沉而严肃。在争论时，他和大脑门的费佳·马津一向站在帕维尔和霍霍尔一边。
有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从城里赶来，替娜塔莎开会。他戴一副眼镜，留着浅色的小胡子，是一个出生在边远省份的外省人。他说话有口音，尤其是发“O”的音。总之他整个人都显得有点儿与众不同。他所讲的都是一些平常事——什么家庭生活、孩子、生意、警察、面包和肉类的价格——都是关于人们日复一日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他能从中发现虚伪、混乱，发现某些愚蠢的、有时荒唐可笑的、从来都明显对人们不利的东西。母亲觉得，他来自某个遥远的地方，来自另一个国度，那里的人们都过着诚实无欺和轻松快乐的生活，而这里的一切对他却是生疏的，他无法习惯这种生活，无法像接受必需的生活那样来接受这种生活。他不喜欢这种生活。这种生活在他心中激起一种沉着坚毅的愿望，这愿望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一切。他的脸色有点儿发黄，眼睛周围有一道道细小的皱纹，说话声音很轻，而手总是热乎乎的。他一面向弗拉索娃问好，一面用有力的手指整个握住她的手，这样握手之后，心里就变得轻松一些、安宁一些了。
从城里不断又有人来，来得最勤的是一位身材又高又苗条的姑娘，她的脸清瘦而苍白，有一双大眼睛。她叫萨申卡。她的步态和动作有点儿像男性，两道乌黑的浓眉老是怒冲冲地紧锁着，她的鼻梁很直，一说话，两只小鼻孔便不住地翕动。
萨申卡第一个大声而尖锐地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默默无言的母亲听到这句话时，惶恐地凝视着那姑娘的脸。她曾听说过，社会主义者刺杀了沙皇[13]。这是在她年轻时候发生的事。当时传闻，沙皇解放了农奴，所以地主们要向沙皇复仇，并蓄发明志，不杀死沙皇誓不剪发。他们因此被称为社会主义者[14]。而她现在搞不清楚，为什么她的儿子和儿子的同伴们是社会主义者呢？
当大家都散去，她问帕维尔：
“帕沙，难道你真是社会主义者吗？”
“是！”他站在母亲面前，像往常那样直率而坚决地说，“怎么啦？”
母亲沉重地叹了口气，低下眼睛，问道：
“真的吗，帕沙？他们可是反对沙皇的，他们还杀死了一个沙皇。”
帕维尔在屋子里走了走，用手摸了摸脸颊，微微一笑，说：
“我们不需要这么干！”
他用严肃的口吻低声给母亲说了许久。母亲望着他的脸，心里思忖道：
“他绝不会干任何坏事，他绝不会！”
后来，这个可怕的字眼被频频提到，它的锋芒被磨掉了。像许多听不懂的字一样，母亲已经听习惯了。但是她不待见萨申卡。萨申卡一来，母亲就觉得心里发慌，觉得别扭……
有一次，她不满地撇着嘴对霍霍尔说：
“萨申卡干吗那么厉害呀！什么都好瞎指挥——你们应当干这个，你们应当干那个……”
霍霍尔大声笑起来。
“说得对！大妈，您点到要害了！帕维尔，您说呢？”
接着，他一面向母亲使眼色，一面带着嘲笑的眼神说：
“人家是贵族嘛！”
帕维尔淡淡地说：
“她是个好人。”
“这话不错！”霍霍尔承认说，“只是她不明白她应该做什么。而我们想要做的，就一定能做到！”
他们又争论起令人搞不懂的问题。
母亲还发现萨申卡尤其对帕维尔老是凶巴巴的，有时甚至对他大嚷大叫。帕维尔却笑笑，一句话不说，用温柔的目光看着她的脸，就像以前看娜塔莎那样。这一点也让母亲心有不悦。
有时，母亲感到诧异的是，他们全都沉浸在狂喜之中，而且气氛十分友好。这通常发生在晚上他们在报纸上读到有关国外工人的报道的时候。这时，大家的眼睛里流露出喜悦的神色，全都奇怪地变得像孩子般幸福，笑得好开心，好爽朗，并且还亲切地相互拍拍肩膀。
“德国的同志们真是好样儿的！”有人喊了一声，仿佛被自己的快乐情绪所陶醉。
还有一次，他们高声喊道：
“意大利工人万岁！”
他们把这呼喊传播到遥远的地方，传播到不认识他们、也听不懂他们语言的朋友们那里，他们好像深信，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人们一定能听得见，并理解他们的欣喜若狂。
霍霍尔饱含着对大家的热爱之情，眼睛熠熠发光地说：
“要是给他们写封信就好了，对吧？让他们知道，俄国有他们的朋友，这些朋友和他们拥有同一个信仰[15]，同一个目标，并为他们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
大家脸上漾着笑容，满怀憧憬地像谈论自己的朋友那样谈论着法国工人、英国工人和瑞典工人，觉得远方的工人朋友们很知心，很亲切，令人尊敬，愿与他们同欢乐，共患难。他们谈论了许久许久。
在这间拥挤的小屋子里，产生了一种全世界工人精神上相通一致的感情。这感情把所有的人都融为一体，也使母亲受到激发。虽然她还无法理解这种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却以自己欢快、年轻、陶醉和充满希望的力量使她挺起了腰杆。
“你们真棒！”有一次她对霍霍尔说，“所有的人都是你们的同志——亚美尼亚人，还有犹太人，以及奥地利人——你们为所有的人悲伤着他们的悲伤，高兴着他们的高兴！”
“为所有的人，大妈，我们是为所有的人！”霍霍尔激动地叫道，“对于我们，不分国家，不分种族，只有同志，只有敌人。全体工人都是我们的同志。一切富人，一切政府都是我们的敌人。当你用善良的眼睛看看周围世界，当你看到我们的工人有这么多，我们的力量有这么大时，心里就会感到欣喜无比，高兴得心都醉了！当法国人和德国人看看周围生活时，大妈，他们也同样有这种感觉，意大利人也会感到高兴。我们大家都是同一个母亲的孩子，这母亲就是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兄弟般团结这一不可战胜的思想。她温暖着我们，她是正义天空中的太阳，而这天空就在工人的心中，不论是谁，不论他把自己称作什么，只要是社会主义者，他就永远是我们精神上的兄弟，无论何时，永永远远都是！”
这种孩子般的，但却坚定的信念愈发常常产生在他们中间，在自己强大的力量中日益提高和增强。于是，当母亲意识到这信念时，她便不由得感觉到世界上诚然有一种伟大而光辉灿烂的东西，犹如她所看见的天上的太阳。
他们常常唱歌。唱的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歌曲，他们唱得声音很高，很愉快。但有时候，他们唱一些新歌，这些新歌的曲调好像特别和谐，但却忧伤而非同寻常。他们唱这些歌的时候，总是压低声音，十分认真，好像唱教堂歌曲那样。歌唱者的脸色时而发白，时而发红，而且铿锵有力的歌词中表现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其中有一首新歌特别使母亲感到震撼和激动。在这首歌里，听不到独自在黑暗小路上徘徊的心灵悲楚的思索，尽管这心灵受尽凌辱，充满痛苦的困惑；也听不到心灵的呻吟，尽管这心灵备受贫穷的煎熬，饱经恐惧，没有个性，平淡无奇。在这首歌里，听不到那种惶惶不安地渴求自由的力量的悲叹，也听不到不分善恶、打算摧毁一切的、蛮勇好斗的挑衅呼喊；在这首歌里，听不到那种只会破坏一切而无力进行任何建设的、因受欺辱而盲目复仇的情愫。总之，在这首歌里听不到任何旧世界奴才似的东西。
母亲不喜欢这首歌里尖锐的歌词和严峻的曲调。但是透过歌词和曲调，表现出一种更强大的东西，它以自己的力量压倒了旋律和歌词，激起了心中的预感，预感到一种对于思想而言的极其伟大的东西。这种东西，她在青年人的脸上和眼睛里看到了，在他们的心胸里感觉到了，她被这首歌曲的力量所折服，这力量是歌词和旋律所容纳不了的。她听这首歌曲时总是特别留心，比听其他任何歌曲也都更加感到惶恐不安。
这首歌曲比其他歌曲唱得声音低，但是它比所有歌曲都更加铿锵有力，更加感染人们，使人们犹如沐浴在三月天的空气当中——即将到来的第一个春日。
“我们该到大街上去唱这首歌了！”维索夫希科夫忧郁地说。
当他的父亲又因为偷窃而被抓进监狱时，他平静地对同志们说：
“现在大家可以到我家里来开会了……”
几乎每天晚上下班以后，都有同志来帕维尔家。他们读书，做读书笔记，忙得都顾不上洗把脸。吃饭喝茶时，也书不离手，而且他们说的话，母亲越来越听不懂了。
“我们需要出一份报纸！”帕维尔经常这么说。
生活变得紧张而忙碌，大家愈发快速地一本接一本地读书，有如蜜蜂采花蜜那样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
“有人在议论我们啦！”有一次维索夫希科夫说，“我们会很快大祸临头……”
“好汉做事好汉当！”霍霍尔说。
母亲更加喜欢他了。当他叫她“大妈”时，这个词就好像小孩儿的手轻轻抚摸她的脸颊。每逢礼拜天，假如帕维尔没有空闲，他就帮母亲劈柴。有一次，他扛来一块木板，他拿起斧头，三下五除二就把门口台阶那块腐烂的板子换下来了，干得又快又麻利。还有一次，他也是这样不声不响地就把倒塌的围墙修好了。他一边干活，一边吹口哨，吹得娓娓动听而幽婉哀切。
有一次母亲对儿子说：
“让霍霍尔来咱们家住吧，你说呢？省得你们两个人跑来跑去，你找他，他找你。”
“您为什么让自己挨挤啊？”帕维尔耸着肩说。
“瞧你说的！我这一辈子都住得挤挤巴巴，不知道为了什么。为了好人挨挤受累，值得！”
“那就随您吧！”儿子说道，“他要是搬过来，我会高兴的……”
于是，霍霍尔就搬到他们家来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