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战胜国聚集了一些国家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美国凭借实力让它自己的方案得到通过，从而基本从法律上肯定美元在该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战后不久，美元危机就初露端倪。尼克松决定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美元随即大幅贬值，美国把债务负责转嫁到了它的债权人西欧国家头上，“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后来的战胜国聚集了一些国家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决定了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美英两国的代表团拿出了两种思路完全不同的方案，最终美国凭借实力让它自己的方案得到了通过，基本上从法律上肯定了美元在该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战后，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以援助的名义向西欧国家大量输出美元，美国的跨国公司用美元在西欧国家投资，赚回大量利润。但西欧国家拿着贸易盈余获得的美元不断换回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虽然是世界最多，却也感到了巨大压力。很快，美元危机就初露端倪。美国与西欧盟国做了几次努力，想维持这一美元—黄金挂钩的体系，并保持美元在该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在美国政府开支无度，债务迅速攀升的背景下，尼克松政府猛然发现，库中的黄金已经不足以支付美国的外债，美元贬值势在必行。于是，尼克松决定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美元随即大幅贬值，美国把债务负责转嫁到了它的债权人西欧国家头上，它带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随之瓦解。
帝国较量
华盛顿山，耸立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中北部，海拔1916米。这座山在美国负有盛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座山把美丽的风光与残酷的气候条件亲密地融为了一体。
说华盛顿山气候恶劣，是因为这座山上终年狂风大作。1934年，就是在这里录下世界最大的风速——每小时372公里，这个风速是12级台风(每秒32.7米，相当于每小时118公里）的3倍有余。
说华盛顿山风景如画，是因为站在华盛顿山上，你可以全景式地欣赏到山脚下那片美丽的橡树林——举世瞩目的布雷顿森林。
不错。你想观赏这里的无限风光，那就必须忍受狂风带来的危险。到过这里的游客或许还会有个发现，华盛顿山的公路一直通往上顶，但公路上没有护栏，所以开车上山要十分谨慎小心。
华盛顿山在美国负有盛名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曾经见证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际货币公约——《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诞生。而今天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大都是为了回顾那段历史。
或许，此时此刻游客们并没有意识到，世界进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好似在华盛顿山登顶——它把美妙的预期和严酷的现实密不可分地一同带给你。
如今的布雷顿森林还有另外一个用场——为一个特殊的人群洗脑。在华尔街，几乎所有人都必须把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成一道大餐去细嚼慢咽，消化不好它，就很难在这条街上混下去。所以，初到华尔街工作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先到布雷顿森林来朝拜。
这里，不仅原样保留着当年的国际金融会议的大厅，而且当年留下的原始文件档案一应俱全。当然，还有一个不能不去的地方——布雷顿森林的小木屋。这是一座19世纪苏格兰风格的农舍,170年前，国际金融界的泰斗、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建造了它，如今它已归属摩根士丹利公司拥有。
到底什么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什么那些不可一世的华尔街大佬们会对它如此顶礼膜拜？故事说来话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在欧洲的上空已经弥漫了5年。在苏联红军已经大量消耗了德国军队有生力量之后,1944年6月6日，盟军终于在诺曼底登陆了，这个应斯大林强烈要求却迟到了两年的所谓“第二战场”，形成了苏军和盟军对德军的两面夹击之势。从宏观战局上看，已经注定了德国必败的命运。
此时此刻，所有政治家都明白，诺曼底登陆成功，意味着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期不远了。但是，战后怎么办？一片废墟的欧洲要重建，各国的经济要恢复，难道二战结束后，列强还要回到一战之后那种经济混战格局吗？早在1941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都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世界列强之间无序的利益争夺，正是战争周而复始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诱因。他们更忘不了那个恐怖的30年代，各国为了各自摆脱危机，最后一起陷入囚徒困境的情景。
所以，当世界接受凯恩斯主义作为主流经济学思想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明白，既然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活动需要政府这只权威而有形的手予以调控，那处理国际经济事务，尤其是被列强视为超额利润来源的国际贸易活动，是不是更需要一种超主权的力量来维护它的稳定和持续呢?
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明白，谁有能力构建这个超主权力量，谁能主导这个超主权力量，谁就将稳坐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赢得经济上的最大利益。很显然，老牌的世界霸主英国和一战中刚刚崛起的新贵美国，谁也不可能放弃这样的机会。
1941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发布了《大西洋宪章》。其中，除建议在二战后成立以胜利国为核心的联合国，并借以稳定国际政治秩序之外，建立一个国际贸易赖以均衡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同时被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从那天开始，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争霸战在英美两国间拉开了战幕。
三年过去了。1944年6月6日，当诺曼底登陆成功、盟国赢得二战的胜券在握之际，美英两国的经济争霸究竟鹿死谁手，也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
美丽的布雷顿国家森林公园中，有个著名的华盛顿山饭店(Mount Washington Hotel)。1944年7月1日，冷清了四年的华盛顿山饭店突然人满为患,44个国家的730位代表下榻到了这里，他们将共同见证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诞生。
说是44个国家的730位代表，而实际站在聚光灯下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英国政府鼎力支持的、对现代经济政策有着巨大影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而另一位则是美国政府意志的代言人、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亨利·迪克特·怀特。
他们分别带来了自己的方案，带来了各自的利益，更为了这个巨大的利益争得面红耳赤，而其他国家的代表不过是看客，和最终方案的被动接受者。
当时有报道说，凯恩斯身染沉疴，在严重心脏病的折磨下，他依然“冷酷无情地驱使着自己和助手们工作”。1944年7月1日到22日，从会议室里传出各种语言的陈词、质问和争辩。报道说，这伙人每天两眼一睁就开始吵，一直吵到熄灯，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激烈辩论。50年后，当时的一位会议秘书回忆说，那段时间，她“每天恨不得要工作28个小时”。
战争即将结束时，美国的一些战略家认为，把苏联也纳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保证战后的政治与经济稳定是必要的。美国的国际关系专家摩根索曾认为，长期信贷是美国从苏联那里获得丰富的原材料和向苏联不断出口美国产品的保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参与者美国财政部代表怀特也持相同的态度，他认为：“为了满足预料之中的战后工业需要并保持安全的储备量，美国对来自国外的供应的依赖将日渐增长，这种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向苏联提供发展所需的资金，它才能向美国出口这些东西。”怀特建议向苏联提供50亿美元的贷款以原材料的形式分30年全部偿还。
在战争期间，苏联吸纳了20%左右的出口。直到1947年，美国锰矿石的三分之一、铬矿石的一半和铂的一半以上都是从苏联那里获得的。
另一位美国战略家阿尔文·汉森甚至设想由美苏联合起来控制欧洲。1945年，他在《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指出，战后重大的新现象将是“苏联在地球一端的崛起和美国在地球另一端成为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可喜的地缘巧合——两个大国占据着辽阔的大陆，在彼此并无竞争的地区控制着庞大的资源——这一现象必须被看作未来历史进程的主导性和支配性力量。我们在此处面对着一个全新的力量分配格局。在这一框架下，法国、德国和英国所扮演的角色必然肯定显著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欧洲格局为它们所确定的角色……面对这样一个从人口和工业发展这两方面来说的庞然大物一样的俄国，德国就无法再次挑战世界和平了。”
不过，苏联对美国的战后世界秩序的计划存在重大担心。主要担忧自由放任对市场的支配——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经济对世界商业的主宰——可能会威胁到苏联的安全。苏联还担心，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会使美国夺走苏联对东欧安全区域的经济控制权。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加冕
其实，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的前几年，美英两国已经准备了未来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两个方案。美国方面牵头的是财政部部长助理怀特，英国方面牵头的是财政部顾问凯恩斯。1943年4月7日，美英两国同时公布了两个方案，以供美英双方的代表团讨论。
英国支持的凯恩斯方案叫作《国际货币清算同盟计划》，该计划是建立一个类似世界中央银行的国际清算同盟，将中央银行清算业务的原理用于国际货币体系，以多边清算代替双方清算。他建议成立一种大家都接受的国际货币“班柯”(Bancor),班柯与黄金挂钩，汇率由国际清算同盟的理事会决定。其他成员国的货币与班柯挂钩，不可擅自更改。有了贸易盈余的国家可以拿多余的班柯来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或投资，但却不能拿班柯换黄金。当一国的贸易盈余太多时，货币同盟有权建议其扩大内需，提高该国货币的汇率，降低关税扩大进口，以恢复其国际收支平衡。
凯恩斯的方案明显是为了保证英国在未来体系中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进出口贸易超过世界贸易额的15%,再加上英联邦的内部贸易，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他的方案对贸易大国有利。战争爆发后，大量欧洲的黄金储备流向美国，美国的黄金储备约占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59%,而英国的黄金储备不多。在凯恩斯设计的方案里，班柯虽然与黄金有一定联系，但因为班柯不可能兑换黄金，整个同盟的运行与黄金关系不大，而且成员国可以向同盟透支，各国的透支总额达300亿美元，这完全可以避免英国的劣势。
美国支持的怀特方案名字更长，叫作《联合国稳定基金与同盟国家的复兴开发银行计划草案》。该方案要建立一个国际货币基金来稳定国际货币的框架，并辅之以一个“世界银行”，前者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后者为全球经济长期发展提供后盾。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战争结束时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拥有雄厚的黄金储备，对外贸易也占了世界贸易的1/3。战争期间，美国通过“租用法案”向英法等盟国提供了超过470亿美元的军火物资，这些战后都是需要偿还的。怀特方案里，美元将成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美元与黄金形成固定汇率，以稳定美元的价值，其他货币则再与美元挂钩。
正因为英美的实际差距，美英代表团围绕着“凯恩斯方案”与“怀特方案”反复讨论后，最后英国代表团不得不让步，基本上接受了“怀特方案”。凯恩斯尽力了，但他抗争不过现实环境。他完全明白，如今站在他背后的那个大英帝国早已被两次世界大战拖得精疲力竭、垂垂老矣；而他的对手却恰恰相反，美国作为战争的唯一受益者，不仅财大气粗，而且如日中天。
1944年，美国已经向盟国提供了价值500多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而这时它的黄金储备已经占到世界黄金储备的59%,它的工业生产总值也相当于全球的50%,它所制造的各种商品已经占到世界总量的35%,它的军事工业能力已经是轴心国的两倍。
当然，美国的战争之财绝不仅仅来自对盟国的援助。《纽约时报》记者查尔斯·海厄姆战后写了一本题为《与敌人达成交易》的书，书中用事实揭示了二战中美国企业如何帮助德国助纣为虐的行径。不仅是美国企业在通吃战争双方，美国政府也不例外。在德国进攻苏联一周之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杜鲁门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他明确地告诉美国人：“如果我们看到德国正在胜利，我们就该帮助俄国；如果我们看到俄国正在胜利，我们就该帮助德国。无论谁占上风，我们都应该让他们相互杀戮，杀得越多越好。”◣注：转引自Aymeric Chauprade,“La Stratégie Globale des Etats-Unis face al'émergence de la Chine”,in Aymeric Chauprade Ed.Geopolitique des Etats-Unis(Ellipses Editions,2003),p.159◢
“通吃战争双方”的行为是否光彩？没人追究。因为资本的历史页码总在飞快地翻过——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而为了更长远的利益，为了超主权力量的控制权,1944年7月1日，美国和英国——这对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兄弟在布雷顿森林里摊牌了。
当然，凯恩斯反对美元独大，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经济学内涵。在此我们权且按下不表，留待后面专门论述。
争夺、妥协，再争夺、再妥协，整整22天。1944年7月22日，最终方案终于浮出了水面，美国赢了。美元，这种印有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头像的货币，就在这座同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山峰脚下，夺得了国际货币之王的桂冠。从此，一个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起来了，而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世界新秩序
16世纪，荷兰的经济率先走向了海洋。从那时开始，远洋船队将别的国家稀缺的商品送过去，再把本国稀缺商品运回来，这其中的利润之高是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的。
渐渐的，这种与世界其他国家互通有无的远洋贸易，变成欧洲老牌帝国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重要途径。纵观世界400年的发展历史，列强间数不清的争战实际基本围绕着两条线展开。其一，是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本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其二，是为本国工业商品拓展更大的海外市场。这两条线都有常人难以想象的超额利润，大规模的殖民地扩张，其最终目的无非是超额利润。
所以二战之后，美国人一直在宣扬一个观点：经济发展速度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贸易平衡。这实际是说，面对超额利润的对外贸易，各国谁都别占便宜，谁也别吃亏。
国际贸易平衡——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化的美好目标，二战结束前后，一系列与国际贸易秩序相关的、所谓国际通行的规则出现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规则有两个：一个是《关贸总协定》(GATT),它的作用是统一各国的贸易政策，限制各国政府采用鼓励性贸易措施，去伤害其他国家的贸易利益；另一个则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它的作用是，建立一套国际公认的汇率体系，避免个别国家通过主动性货币贬值刺激出口，并引发恶性出口竞争，最终破坏整个国际经济的健康发展。
1944年7月22日，布雷顿森林会议最终通过了以怀特方案为蓝本、以凯恩斯方案为补充的《国际货币基金协议》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议》，这两个协议被后人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议》。
《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具体内容主要涉及这样四个方面。第一，各国的货币与美元实行固定汇率，日常波动幅度不得超过1%;第二，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各国可以随时随地向美国兑换黄金，固定兑换价格为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第三，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世界的中央银行，当个别国家出现暂时性美元短缺之时，向这些国家提供美元贷款；第四，成立国际重建与开发银行(IBRD),它现在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世界银行，而当时成立这家银行的目的是向被战火涂炭的国家提供基础设施重建贷款。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从那天起，所有国际贸易的价格谈判都开始用美元来讨价还价，所有必须在国际市场采购的石油、煤炭、粮食等大宗商品都开始用美元标注价格，并用美元结算。
老实讲，布雷顿森林会议之所以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黄金储备。而在那个时候，各国的货币或多或少都是与贵金属挂钩的。贵金属的含量决定了货币的价值。美国之所以能囤积那么多黄金，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形势有关。
20世纪30年代欧美金融危机的最终结果是增加了美国政府所积聚的国际金融资产，而这正是美国通过为欧洲走向战争而推波助澜所做到的。到1937年末，随着战争在欧洲的迫近，美国的黄金持有量增加到了113亿美元，超过了全世界黄金储备的一半。这一收获既不是源于贸易和投资的盈余，也不是其他正常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欧洲和亚洲在战争的威胁下将其资金转为美国的证券和银行存款。从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吞并奥地利后，欧洲黄金流入美国的速度加快了。仅在1938年的9、10两个月，就有近10亿美元的黄金流入美国。到了美国被迫参战的1941年时，美国的黄金库存增加到了227亿美元，是1934年的3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除了苏联外，任何盟国都不希望看到战败的轴心国受到战争赔款的重压。因此，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那些国家的盟友既继续购买美国的商品与服务，又在德国不做战争赔款的情况下偿付它们各自欠美国的债务。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带头组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这两个机构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代替德国赔款的机制：它为盟国提供了一种制度化的机制，维持它们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同时又保障了国际关系中黄金的纪律。
还在二战期间，美国的外交官已经意识到，鉴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更为开放的国际经济不会损害美国的经济，但会将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美国的卫星国关系。
1944年在新罕布尔什州的布雷顿森林开会成立了两个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这两个都是美国占主导的组织，外国政府在其中持有一定的股份和投票权，但不足以对抗美国的优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是按私人股份公司的思路进行组建的，美国出了30亿美元资本，便在这两家机构中享有了27%的投票权。随着其他国家对其货币的支取，美国所占比例最高时上升到了33%。由于大部分决定需要有80%的多数才能通过，因此美国成为在这两个组织中唯一的拥有足够多的份额、可以行使否决权的国家。
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发放美元贷款，并通过确立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增加美国的出口，遏制欧洲潜在的政治上的以及可能出现的军事上的混乱，获得其战后欧洲贷款的清偿，维持黄金储备，作为战后金融权力的基础，保留全部的国内自主权，采取美国想要的任何政策，同时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他成员国可能想采取的行动持有否决权。
有人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国际货币固定汇率体系为资本流动创造了条件。其实，无论是怀特还是凯恩斯都不是国际资本市场自由化的信徒。两人均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货币轮番贬值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全球经济大萧条时，各国政府为了提高本国经济的竞争力，纷纷让货币贬值，结果毫无例外地被卷进了金融危机的旋涡。他们从中总结出一条规律：贸易自由化与金融自由化必然冲突。贸易自由化要求汇率稳定，而资本如果完全自由流动，汇率很难稳定。怀特与凯恩斯都认为，国际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为了保证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必须牺牲资本流动，让各国政府对资本进行管制。因此，在1944年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中第六条第3款明确赋予各国政府“管制资本流入流出”的权力。
纽约华尔街的金融集团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集团，美国政府代表怀特在制定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规则时，为何不为华尔街谋利益呢?
那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美国政府官员对华尔街不太友好，甚至有些反感，因为华尔街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反对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而新政正是强调公共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反对让私营资本决定一切经济问题。在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时，欧美等国的代表还对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心有余悸，他们都认为未来管理国际货币体系的机构应该是个政府控制的机构，要的是某种集体干预的能力。当然，建立这一体系的前提是它要在美国政府的指挥下行事。
布雷顿森林体系克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金融市场的混乱状态，为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合作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促进了国际货币合作，建立了多边支付体系。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成员国提供各种各样的短期与中期贷款，帮助成员国渡过国际收支逆差的难关，这大大稳定了各国货币间的汇率。在这种国际货币制度安排下，美元为全球多边支付体系与多边贸易体系提供了支付手段和清算手段，促进了各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保证了规模不大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安全。战前的1913年至1938年，世界贸易平均每年增长0.7%,而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1948年至1976年的全球贸易的年平均增幅达7.7%。正是在这种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近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从战后到60年代初，西欧国家的制造业一直保持着5%的年增长率，到1957年，工业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的总量第一次超过了粮食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贸易总量。
债务链顶端——美金
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赚得盆盈钵满，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更让美国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占尽了天时地利。
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盟军与苏军会师于柏林而宣告结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同的是，除了把战争罪犯推上审判台以外，胜利者没有提出战争赔款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恢复欧洲经济的债务链条——美国通过世界银行向欧洲盟国提供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建设的美元贷款，而欧洲盟国再用这些贷款的大部分去购买美国商品。
其实，一战结束后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但那时美国向欧洲提供贷款多少有些被迫的意思，因为欧洲已经没有足够的财力，像战争期间那样大量购买美国商品。外部需求锐减，致使美国突然出现生产过剩，情急之下，美国开始向欧洲提供出口信贷。美国接受了教训，所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专门做出了一项制度性安排，美国通过世界银行间接向欧洲提供出口信贷，这既防止了美国出现生产过剩，同时也让美国继续收获着战争时期的巨额收益。
1947年初，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刺骨的西伯利亚寒风中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出于对欧洲经济恢复的关切，他顺便到欧洲走了一圈。他发现，欧洲不仅经济恢复乏力，而且社会主义思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接受，亲苏的左翼势力也正在向西蔓延。
马歇尔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回国后立即组织国务院的专家制定了一份《欧洲复兴计划》，后人一般称之为“马歇尔计划”。
按照这份计划，美国绕过世界银行开始加大了对欧洲的贷款援助力度，这些贷款不仅投向二战时期的盟友，同时也投向了德国和日本。美国人这样做的理由是：德国和日本将是美国未来的出口市场。可见，美国在二战中“通吃战争双方”的技术，在战后的经济恢复中再次得以运用。
事后的统计数据表明,1948年到1954年，美国向欧洲提供了170亿美元的贷款。美国人认为，欧洲的借款主要是为了战后重建，只要融资的项目有助于恢复欧洲的盈利基础，并且能够逐渐形成在不断提高的国内消费水平上产生出口盈余，欧洲就能够分批偿还美国的贷款。而这些贷款绝大部分用在了对美国商品的采购上。其中46%用于购买仪器和棉花,16%用于购买煤炭,19%用于购买钢材和铝材，而只有14%被欧洲企业用在了追加资本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大量的美元贷款投向欧洲，它培养了欧洲人使用美元的习惯，树立了美元在整个西方世界无与伦比的地位。也是从那时起，美元有了另一个名字——美金。
美国的利益集团达成的一致意见是，美国进入外国市场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前提条件，美国的年出口要达到100亿美元才能确保充分就业，特别是出口那些在战争期间增长迅速的制成品和重工业品。美国担心的是，在战争期间，一些欠发达国家不得不进行工业化，而英国通过关税特惠制度又把英联邦国家与美国隔离开来。美国首先就要清除这些障碍。
美国除了要在国际机构中不断重申反对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外，还企图通过对外援助诱使其他国家坚持自由贸易、保持稳定的货币汇率，以不断进口美国的粮食和工业品。
美国的一些研究报告建议，美国应该扩大在国外的直接投资，因为它是美国私人资本最有前途的出路。这些报告还建议与外国人一起建立合资的外国子公司，这可以遏制财产充公的倾向及各种形式的税收及歧视。
欧洲很开心地从美国政府和新建的国际机构那里借入了资金，购买不断增加的美国产品。在1945年至1950年间，美国的年均贸易顺差达35亿美元。1950年，美国实现了出口总额100亿美元的预定目标。
布雷顿森林体系使欧洲大陆清偿其对美国不断增长的债务成了可能，如果没有这些机构的资金，某个债务国就可能在某个时候要求延期偿付这些债务。由于向欧洲提供了继续清偿其债务的手段，美国政府也得以保持其作为债权人对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控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虚金本位制，这一体系让黄金得以继续作为国际金融的基础。1945年，美国持有世界黄金储备的59%,而到1948年，它持有的黄金占了世界黄金储备的72%。
美国占到了“食物链”的顶端，它只需大量发行货币，输出贷款，美国的商品就可以大规模地出口海外。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商品生产、对外贸易虽然可以获得极高的利润，但比这种生意更轻松、更赚钱的行当是金融。那些年，华尔街一扫30年的阴霾，显得格外热闹，尤其是发行美元的执行机构——美联储纽约分行——更是繁忙异常，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则伴随着它的繁忙而持续性地大幅增长。当然，美元供应量增长的背后，是世界各地的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
与实业家的疲累和美联储的繁忙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华尔街金融巨头们在高尔夫球场上挥杆、在豪华游艇上钓鱼的悠闲情景。那年月，用钱赚钱的生意太好了，只要在夏威夷的海滩上打打电话，巨额利润就会滚滚而来。如此这般的潇洒自如、悠然自得又如何不令人艳羡？如何不变成全体美国富翁竞相追求的终极目标?
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直受到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批评，早在1946年，他就尖锐地指出：美元是一种特权货币，它把世界贸易变成了美国的仓库。美国出现了贸易赤字，不用像其他国家那样为外汇储备的减少而苦恼，它只要多印些美元就可以无偿向其他国家换取商品和劳务。
远东硝烟与欧洲美元市场的建立
“马歇尔计划”让美国人迅速富有起来，也让欧洲经济加速了复苏。两年之后的194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高达400多亿美元，占到世界各国黄金储备的78%。此前，尽管美国经济也发生过一些小的危机，但并无大碍。
这一年的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版图骤然放大，而且有进一步向太平洋延伸的趋势。尤其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那位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脚步一起走进白宫的美国民主党总统杜鲁门，着实感到不安。
这时，刚刚逃亡台湾的蒋介石，为了继续获得美国的援助，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在远东建立一条限制社会主义势力进一步东扩的“封锁线”，并突出了台湾在这条封锁线上的重要地位。起初，杜鲁门并没有把蒋介石的信太当回事，但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杜鲁门的看法。
1950年初夏，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美国主导联合国通过了对朝鲜宣战的议案。7月5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同时，杜鲁门开始着手于“远东封锁线”的建立。
在遥远的东方建立军事封锁线谈何容易，它至少需要巨大的财力支出，加上朝鲜战争的消耗，美国的军费开支开始迅速膨胀。也是从那时开始，美国政府开始入不敷出地花钱，财政赤字出现了。
美国在仁川登陆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路，使得朝鲜战局骤然逆转。正值金日成无力回天、难以挽回败局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并有力阻击了联合国军的前进路线。美国人急了，它在战场上打不过中国军队，就开始在经济上封锁中国，而最先干的一件事就是，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全部资产。
这个招数本来是对付中国的，但却把欧洲人吓坏了。一来，西欧大量的美元收入，来自他们与东欧之间的贸易。西欧人看到冷战开始，美国人对苏联东欧集团采取了强硬的遏制政策，所以他们生怕美国哪一天要对苏东集团采取措施，会以与苏联及东欧交易影响了西方集团的核心利益为名，把自己的美元资产也冻结起来；二来，深深卷入朝鲜战争的美国已经出现了财政赤字，美元资产是否会因此而贬值？这不能不引起欧洲人的担心。
从“马歇尔计划”起，西欧国家得到了大量的美元，加上美国跨国公司在西欧国家投资，也用了大量美元。在西欧国家经营的美国公司及西欧国家的公司都向美国市场出口，又换回了大量的美元。美国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资产，西欧人开始担心自己放在美国市场上的资产，但手里还握着许多多余的美元。这些美元该投向何方呢？就在这个时候，伦敦市场上悄悄出现了一个美元交易的市场，各种机构都可以在那里交易。有些企业出口换得美元，就可以在伦敦存取，获得利息收入。
英国政府为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做出了最大贡献，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持，因为它允许在伦敦的金融城里交易美元，且不受英国金融监管条件的限制。从英国的货币英镑失去了在国际市场上的霸权后，英国政府一直在苦思冥想，如何才能恢复伦敦金融城的威风，才能找回昔日的辉煌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的资本市场只能使用英镑，而为了维护英镑的汇率，英国政府不得不努力维持它的国际经常项目平衡。这一切让英国政府伤透了脑筋。当英国政府官员发现伦敦市场上出现了美元交易后，他们立即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历史机遇，让英国及外国银行在伦敦交易外国货币、特别是美元，就可以恢复伦敦作为国际金融城的地位。
于是，英国政府采取了不问出处、税收优惠等一系列的手段，把欧洲各国的美元吸引到了伦敦，从而形成了美国本土之外世界最大的美元市场。与此同时，一些美国的企业为了避开国内高额的税收，同样把自己在海外的收益放到了伦敦。
在美国企业的游说下，美国政府很快也对欧洲美元市场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美国企业向政府解释说，从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时候起，美国政府对国内市场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从60年代起，美国政府又采取了资本管制措施，这些都使得美国企业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很吃亏，无法与欧洲企业竞争。允许美国企业在欧洲美元市场上运作，可以绕过美国国内的限制，重新找回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当然，美国企业后来又游说美国政府在国内也放松管制，此为后话。
另外，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也开始出现问题，逆差不断扩大。美国政府意识到，让欧洲美元市场发展起来有利于外国私人投资者和中央银行持有美元，将能弥补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因此有助于保持美国的金融中心地位。
还有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政府之所以对欧洲美元市场那么慷慨，还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理由，那就是要打消外国人对美国占了铸币税便宜的念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里，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参照货币，成为一家独大的货币，别国都在储存美元，美国就可以赚到巨大的铸币税。但因为欧洲美元市场不在美国，就给人一种幻觉，美国无法直接控制这部分资本，因此也就没能力收这笔铸币税。◣注：Eric Helleiner,Explain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18,No1,1992,P315-341.◢
伦敦出现了这个美元交易市场，但这个市场一度没有名字，后来人们根据一家苏联银行在伦敦开的一个美元账户的名字，衍生出来了欧洲美元市场。苏联这家银行在往这个账户里汇美元时，用的电传签字总是欧洲银行(Eurobank)。后来人们把这个词嫁接到美元市场上就成了欧洲美元市场(Euro-Dollar market)。苏联人需要进口大宗初级商品，而这些商品往往都是以美元计价的，因此苏联必须持有美元。但随着冷战的演进，苏联人担心把美元资产放在美国市场上会随时被美国人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已有前车之鉴。苏联人在伦敦找到了理想的投资场所，这里不受美国法律管辖，银行贷款也不受美联储法定准备金的限制。苏联、东欧国家的美元在伦敦找到了归宿,20世纪70年代后石油输出国赚取的大量的美元也投入了欧洲美元市场。
与美国市场相比，欧洲美元市场有一系列的优势。比如，美国1937年通过的联邦储备法不准银行为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定期存款的利息也不能超过美联储定的标准。而欧洲美元市场就没有这些限制，银行吸引美元资本就灵活得多。欧洲美元市场因此越做越大。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的规模年增长率在25%左右。欧洲货币市场的规模从1971年的850亿美元发展到了1984年的2.2万亿美元。1988年时，欧洲美元市场的规模有4万亿美元之多，超过美国本土存款1万多亿。◣注：Hitesh Patel,The historic development of the euro-dollar market,
从那时起，需要美元的国家或企业不必再向美国借债，而去伦敦贷款一样可以获得美元。迄今为止，伦敦市场依然拥有这样的地位，不同的是，它已经不仅是欧洲美元市场，而是世界最大货币交易市场。
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担心的是如何为军事开支筹资，特别是如何印美元来支撑越南战争。1960年，外国人持有的美元已经是美国的黄金储备300%了，但只要外国人还相信美国经济，这些多余的美元还是可控制的。然而，随着西欧国家及日本在战后的恢复，它们对美国的出口不断上升，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从1965年的19亿美元扩大到1971年的106亿美元，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发展。因此，罗伯特·特里芬所预言的对美元信心的崩溃为时也就不远了。
美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显示了它的货币力量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一条国际通航运河，全长175公里，它连通了地中海和红海，缩短了欧亚两洲的距离，是沟通欧、亚、非三洲的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56年时，围绕着苏伊士运河发生了冷战时期最重要的一场象征性战争，英国和法国与以色列联手对埃及发动了一场战争，旨在夺回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然而，这一行动破坏了冷战时期两极世界的“规矩”，也就是没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首肯，东西方阵营里的盟友们是不能随意玩弄战争这种东西的。因此，美苏对英法施加了巨大压力，最后逼迫英法军队撤出了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是一个连接古代与近代的工程，因为它的基础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直到第十二王朝法老辛努塞尔特三世统治时期。为了方便贸易，辛努塞尔特三世下令挖掘了一条“东西方向”的运河，连接红海与尼罗河，用平底船可以直接航行。一些证据显示这条运河的存在至少持续到公元前13世纪的拉美西斯二世时期，随后运河被荒废。公元前250年左右，托勒密二世获得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随后，苏伊士运河被断断续续挖掘和开放，分别在公元前117年罗马时期的图拉真国王和公元640年欧麦尔·伊本·哈塔卜时期两度长时期开放。在随后的1000年中被不断改进、摧毁和重建，直到最终于公元8世纪为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曼苏尔废弃。
18世纪末，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率军占领了埃及，他曾计划挖掘运河连接地中海与红海。不过由于法国人的错误勘定，计算出红海的海平面比地中海要高，也就意味着只有建立船闸才可能让运河开通。拿破仑便放弃了该计划，并在和英国势力的对抗中离开了埃及。
1856年时，埃及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当时，法国驻埃及领事斐迪南·德·雷赛布子爵获得了奥斯曼帝国埃及总督塞伊德·帕夏的特许，组建了苏伊士运河公司，并按照澳大利亚工程师内格列立的计划，开始建造一条向所有国家船只开放的运河。按照条约，运河通航后，苏伊士运河公司有99年的运营权。
1858年12月运河开始施工，大量穷苦埃及劳力在沙漠里挖掘运河干了近11年，部分苦力甚至被施以鞭笞。工程克服了很多技术、政治和经费上的问题。最终花费高达1860万镑，比最初预算的两倍还多。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11月17日通航，这一天被定为运河的通航纪念日。
1875年，埃及总督帕夏(塞伊德·帕夏的后裔）因外债太重，无法还清，被迫将自己控制的那部分运河的股份卖给了英国。1882年，英国骑兵进驻运河,1888年，君士坦丁堡大会公告运河为大不列颠帝国保护下的中立区，规定不论在和平还是在战争期间运河向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此外公约还规定在运河水域里不得有任何敌对行动，并不得在其沿岸修建防御工事。1936年，英国与埃及签订《英埃条约》，英国坚持保留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肯定了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驻军权。所以，苏伊士运河实际上是由英法共管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1952年7月23日，以纳塞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英国扶植的法鲁克王朝，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1954年10月，英国同埃及签订协定，同意分批从苏伊士运河撤走英军。1956年6月，英军全部撤离埃及，但苏伊士运河仍为英法控制。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全部财产移交埃及。英法为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策划召开对运河实施“国际管制”的会议。1956年8月16日，在英法倡议下,22个国家在伦敦举行会议，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9月19日，美、英、法召集18国再次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协会”问题，仍未达成协议。9月30日，英法将苏伊士运河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10月13日，安理会否决了英法要求埃及接受“国际管理”制度提案。
在这种情况下，英法决定采取武力来解决问题。1956年10月14日，英国首相艾登带着外交大臣劳埃德去巴黎见法国总理摩勒和法国外交部部长皮诺。他们探讨了对埃及动武的可能，并认为可以邀请以色列参加它们的军事冒险。一周后,10月22日，这四个人在巴黎再度相聚，这次以色列的总理本·古里安和总参谋长达扬也出席了会议。
以色列早已对埃及不准它的船只通过亚喀巴湾的蒂朗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不满，得到英法的邀请，以色列当然欣然前往。法国在会上表现得最为坚决，因为前些天，法国扣押了一艘埃及的游艇，在上面找到了70吨提供给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武器。当时，阿尔及利亚还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为此十分恼怒。
这三国秘密商定，先由英法的空军轰炸埃及的军事设置，清除埃及的空军，然后以色列陆军便进入埃及。这时，英法便会以保护苏伊士运河为理由，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停火，要求埃以军队脱离接触。他们认为，埃及肯定会拒绝英法的最后通牒，这时英法便找到了大举进军的理由，派兵迅速占领运河区，摧毁埃及军队的设置。他们设想，当运河失守后，埃及人民会在失望中推翻纳塞尔政权，法国也可报一箭之仇。◣注：Jonathan Kirshner,Currency and Coerc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68.◢
向运河逼进，埃及军队进行顽强反击。10月30日，英、法要求以埃双方军队在12小时内从运河区撤出，否则将派兵干涉，遭到拒绝。10月31日，英法军队对埃及进行武装干涉。11月5日，英法海军陆战队在塞得港附近登陆，但在当地军民的英勇抵抗下，侵略军受阻。埃及宣布与英法断交，埃军主力撤出西奈半岛，集中保卫运河区。
英国最没想到的是，美国会出面反对这场军事冒险。艾登与后来接替他担任首相的财政大臣麦克米伦均认为，美国最多会持中立立场，然而11月1日，美国在联合国紧急大会上提出立即停战的提案。2日，联大以64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这个提案。11月5日，苏联建议与美国共同出兵“制止”侵略，并向英法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决心使用武力”恢复和平。联合国决议只是第一步，美国人随后做的事，才是逼着英国人不得不从埃及撤军的行动。
11月5日，在美国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的命令下，美联储纽约分行开始大量抛售英国国债。一般来说，当战争爆发后，因为英镑贬值的压力加大，美国出售部分英国国债以获取利润，减少损失也无可厚非。然而，美国出售英国国债的规模之大，使英国财政大臣麦克米伦认为，美国是在操纵货币，以逼迫英国屈服。英国的外汇储备9月份损失了5700万美元,10月份损失了8400万美元,11月份损失了2.79亿美元，损失了外汇储备的近15%。艾登首相的顾问、前财政大臣勃特勒给美国财政部部长汉弗莱打了个电话询问情况。汉弗莱说：“美国总统无法帮助你们，除非你们遵守联合国决议撤军。”勃特勒气愤地说：“这是讹诈，但我们没办法回答。”勃特勒向财政大臣麦克米伦解释，如果英国不撤军，不仅美国不会给英国提供援助，而且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阻挠英国获得它该得到的求助贷款。如果英国按照联合国的决议撤军，美国不仅不阻碍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而且还会额外给英国提供一笔5亿美元的进出口信贷，以解决英国遇到的财政困难。麦克米伦大声抗议道，这是违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则和精神的，但最后也只能决定接受这笔交易了。
麦克米伦回到内阁，跟其他大臣们说，华盛顿在导演一场针对英镑的挤兑，事情非常严重。只有在当天半夜前停火，美国才会给英国以援助。参加那次会议的艾登、劳埃德和其他大臣都记得，麦克米伦在开战前是最强硬的鹰派，主张运用武力解决苏伊士运河事件；但在这次会上他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变成了最温和的鸽派。11月6日下午5点，尽管法国人大声抗议，英国还是发布了停火的命令。◣注：Jonathan Kirshner,Currency and Coerc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69-70.◢
1956年12月，英法军队全部撤出埃及。1957年3月，以军也撤出埃及。战争损伤和沉没船只的影响导致了运河被关闭，直至1957年4月在联合国援助下才清理完毕，埃及最终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
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利用货币这一武器，羞辱了英国一顿，让英国意识到没有西方集团的老大美国的首肯，以后别再想独自出风头。哈罗德·麦克米伦后来回忆道，这是“一个衰落大国的最后喘息”，“或许200年后美国会像我们一样感受衰落的切肤之痛”◣注：Arvind Subramanian,Inevitable Superpower:Why China's Dominance is a Sure Thing,in Foreign Affairs,Sept.Oct.2011.◢。
美元运程逆转
朝鲜战争以及随之开始的冷战聚集了世界的目光，而就在这样的不经意间，针对美元的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完成了。
毋庸置疑，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美国必须保有充足的黄金储备，以维系国际收支平衡和其他国家无条件地用35美元购买一盎司黄金的权利；其二是美元保持坚挺，维持世界对美元的信心。
但是，欧洲美元市场出现了。从1951年到1957年，越来越多的美元离开了美国本土去了欧洲，而且一去不返。与此相伴的是，美国国内印钞机的转速越来越快，美元纸币开始超量发行，而且越积越多。
如果美元纸币的大量发行却有足够的黄金存底作保障，那应当没什么问题。但遗憾的是，这六年间美国的黄金储备并没有增加。
美元纸币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黄金的价值，一定会严重威胁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比价关系，美元贬值在所难免，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动摇了。
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欧洲已经从战火的废墟中重新站起来了。他们使用的机器比美国新而且先进，他们制造的商品比美国的好而且便宜。因此，这时的欧洲不仅停止了对美国进口商品的依赖，反而开始大量向美国出口商品了。贸易格局的改变，扭转了黄金的走向。原来是欧洲流向美国，现在是从美国流向欧洲。一方面是黄金储备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是美元纸币越发越多，那美元岂有不贬值的道理?
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建立了美元—黄金本位制，但美元仍然是黄金的代替品，黄金才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它实际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金本位有很大的共同之处。二战后，世界主要工业国经济增长迅速，黄金生产的增长显然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幸亏美元的发行比较容易，美元的大量发行弥补了国际清偿能力不足的问题，使国际储备可以随着国际贸易量的不断增长而增加。然而，任何好处都可能伴随着某种风险，美元虽然可以避免金本位本身固有的紧缩趋势，但它的过度发行又可能导致“挤兑”的发行，因为美元毕竟只是黄金的代替品。
1958年，世界开始怀疑美元了。人们不知道，美国所热衷的冷战会使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到怎样的地步；人们不知道，美国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还会发多少钞票；人们不知道，美国还有没有能力保证用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人们不知道，美国的所作所为还能让布雷顿森林体系维系多久。
美元的前景存在太多的不确定，于是人们开始抛售美元，换回黄金。
1960年1月2日，星期六，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参议院秘密会议厅里向300名支持者正式宣布，他将竞选美国第35任总统。而就在此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元抛售狂潮达到了极致。肯尼迪的经济谋士们也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变化，为肯尼迪能在经济政策上赢得选民支持而出谋划策。不过，肯尼迪的竞选演说好像无济于事，伦敦市场上的黄金价格猛涨到了1盎司41.5美元，这意味着，美元贬值超过了20%。
正是这一年，美国流到欧洲的资本达到了空前的470亿美元，这个数字在1957年，只有250亿美元；也是这一年，美国的黄金储备急速下降，从1950年的价值400多亿美元，剩下不足200亿美元。
更不幸的是，美国的财政赤字此时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美国黄金储备的价值。相应的，美国的工业品生产下降了14%,出口不断萎缩，国际收支出现了20亿美元逆差。
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出现的第一次危机，这让美国政府上上下下倍感惶恐，于是立即邀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加拿大、日本的国家首脑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如何应对眼下的危机。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各国首脑接受了美国的提议，把各自的黄金储备集中到一起，组成了所谓的“十国黄金总库”，史上也称之为“十国黄金储备池”；同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建立了各国之间的“互惠贷款协议”，并通过这个协议，大家一起向美国提供了200亿美元贷款。这一系列的举措，总算帮助美元勉强渡过了难关。
尽管如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的美元核心地位已经开始动摇，由兴到衰的拐点就此获得了历史性的确认。
1961年8月13日凌晨2时，一道道耀眼的探照灯刺破夜空。星期天，当柏林人一觉醒来时，发现一道40公里长的带刺铁丝网沿着苏联占领区界线被匆匆布下。举世瞩目的“柏林墙”开始建造，它不仅切断了东西柏林间的自由往来，同时也宣告了美苏两国长达28年的冷战正式拉开了帷幕。
美元无解之困
1961年1月，肯尼迪终于以白宫主人的身份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扭转美国的经济颓势。他意识到，美国的制造业水平已经落在了欧洲后面，因此，要想重振经济，必须首先加大美国制造业的技术改造投资，恢复美国工业品的出口能力。但这谈何容易?
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时至1960年，美国制造业的技术改造投资已经欠账20年之久。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把欧洲变成了一片焦土，工业生产基本处于瘫痪状态，那时候，美国生产的任何东西都是欧洲急需的，欧洲不仅大量需要，而且也无力与美国厂商讨价还价。所以，那时的资本在美国，获得巨额利润轻而易举。
然而，时过境迁。在20世纪50年代西欧的战后重建时期，西欧的经济增长强劲。有统计资料显示，那时资本在欧洲的平均投资收益率高达16%。而在美国，这个数字只相当于欧洲的一半。因此，大量资金离开美国，到西欧盈利。1957年初，流出美国的资本首次超过了流入美国的资本。1957年至1965年，美国每年对西欧的资本净输出从近250亿美元增长到470多亿美元。
德日在二战后期受到盟军的猛烈轰炸，工业生产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但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德日借贷购买了大量美国最新的生产设备，这些新设备的生产率显然高于旧设备，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起，德国、日本的生产力与竞争力逐渐显露，对美贸易大幅顺差。而1960年，美国的短期外债也第一次超过了它的黄金储备。
如此之大的反差，那些把超额利润作为唯一目标追求的资本，又如何愿意放着欧洲的大钱快钱不赚，而留在美国去忍耐实业投资的辛苦？肯尼迪又有怎样的力量能阻止资本大量流向欧洲?
不过，肯尼迪毕竟年轻，加之他的民主党属性，决定了他十分在意美国实体经济的良性发育。在他看来，实体经济才是一国经济的根本，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也是国民就业和走向的富裕的根本。或许正是因为肯尼迪坚持“实业兴国”的道路，他才获得了美国人民的喜爱，但也触犯不少权势集团的利益，尤其受到了来自金融集团的抵触。
肯尼迪的不幸还在于，他完全没有货币政策作为调控经济的手段。由于资本的外逃，美国实体经济已经十分虚弱，但如果肯尼迪让美元降低利率或大量投放基础货币，那么资本将更多地外逃；如果为阻止资本外逃而提高利率或减少货币供给，那么又会进一步打压美国的实体经济。
1963年7月18日，无奈之下的肯尼迪只能寄望财政政策发挥作用。他以强硬的态度建议国会通过《收益均衡税法案》，对美国企业投资于外国所获的利润课以15%的税收。话音刚落，华尔街便是一片怒骂之声，法案遭到了英美两国金融巨头的强烈反对。
最终，肯尼迪没能看到这部法律的出台。1963年11月22日，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在寻求连任的巡回路演中，倒在了刺客的枪口之下。这一天，距离肯尼迪提出《收益均衡法案》仅仅127天。
美国人自发地来到白宫为肯尼迪送行，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美国的历史上空前绝后。人民痛哭着，但他们可能并没意识到，“实业兴国”的理念伴随着肯尼迪的死去，而与美国渐行渐远了。
1964年9月，《收益均衡法案》最终获得了美国国会的批准，但由于其中的条款被微妙地修改，结果法案虽然得以实施，但并没能阻止美国资本的外逃。
肯尼迪死了，他的死因迄今是谜。但当时还有一个人在力图挽救“美元”，他就是罗伯特·特里芬，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特里芬是比利时人，除了在耶鲁大学任教外，他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顾问。
自打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之后，特里芬教授就一直在研究如何建立一个健康的货币体系，以维系世界经济的长治久安。1957年，他就发现了美元这种地位的隐患，撰文提出了著名的“美元两难选择”问题。1960年，当第一次美元危机严重威胁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稳定之时，他的研究成果变成了一本公开出版的著作《黄金与美元危机》。著作中他着力从理论上阐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缺陷，并同时指出了美元的致命要害。
原理是这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把美元当作了国际贸易中唯一的计价与结算货币。于是，所有国家为了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都必须大量储备美元。那么，这些国家的美元储备从何而来？很简单，只要这些国家与美国进行大规模贸易，而且保持对美贸易是顺差，那他们就可以获得美元储备。事实正是这样，当其他国家长期保持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时，相反，美国则长期保持着贸易逆差。
矛盾来了。一方面是美元必须保证不贬值，其他国家才会愿意持有美元；另一方面，美国必须长期保持贸易逆差，其他国家才能够获得美元。而美国长期保持贸易逆差，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势必担心美国无法偿还欠下的债务，必然要减少所持的美元资产，这势必导致美元贬值。在美元独自充当国际贸易计价与结算货币的前提下，这个矛盾几乎就是一道无解的难题，它在国际金融史上被称为“特里芬困境”。1960年发生的第一次美元危机，恰恰是“特里芬困境”的真实体现。尽管这次危机被10大工业国联手干预给对付过去了，但“特里芬困境”并没有获得解决，在越南战争打得正酣之际，这个困境再次发作了。
1967年底，当美国政府已经在越南战场花掉了2000多亿美元之后，地处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再次掀起了抢购黄金、抛售美元的风潮。但是，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并不愿意正视美元问题的根源，他用一种推卸责任的态度解释说：“世界黄金产量不足以支持全球的货币体系，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为全球贸易提供流动性至关重要。”
欧洲人对约翰逊的说法心知肚明，他实际是说，美国大量印刷钞票，不是为了它自己去支付巨额的军费开支，而是在向国际贸易提供流动性。所以，此言一出，欧洲一片哗然，彻底惹恼了美国昔日的盟友们。
连锁崩盘——法国不买美国的账
面对美国政府的厚颜无耻，率先站出来发难的是法国总统戴高乐。
其实，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盟国，法国一开始时对美国还是很克制的，只想帮助改善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让它更加合理。从1960年到1964年，法国积极地参与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各种讨论，并提出一些具体的改革方案。法国希望通过主导各国间的多边合作与谈判来对美国施加压力，解决美国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去解决不断膨胀的国际收支逆差问题。1962年，法兰西银行在其年报中明确声称，改变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合时宜。1963年9月10日，法国财政部部长德斯坦也说，纠正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比创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更重要。
1964年9月，法国财长德斯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东京年会上提出了法国政府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法国希望建立一个以黄金为中心的“共同储备单位”(Collective Reserve Unit,CRU)作为新的储备资产。根据法国的这一计划，主要的关键货币国根据自己黄金储备的多少来认购CRU,黄金和CRU在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例下共同流通。法国这一计划的核心在于打破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独享黄金的特殊地位，强化黄金作为货币之锚的角色，而让其他黄金储备大国的货币也可以享受与美元相同的好处。这一建议如果得到通过，就会大大限制美国通过掌握和控制储备货币的发行来为本国国际收支逆差融资，进而汲取其他国家实际资源的做法。法国的这一建议直指美元的国际货币霸权，立即遭到了美国的拒绝。
美国人的傲慢态度深深地刺激了戴高乐，引起了法国政府的态度变化。戴高乐意识到，仅仅通过谈判无法让美国克制和限制自己对国际货币霸权的滥用，更不用说让美国主动改革产生这一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于是，戴高乐决定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
1965年2月4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猛烈地抨击了美元所享有的“昂贵的特权”，表示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被滥用而且变得危险。这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可以使美国不受限制地对外负债，让美国获得征用他国的经济和输出自己的军事力量的便利。戴高乐说，美元不应该作为国际经济的基础，因为它不具备任何实际价值，而黄金的价值不会轻易改变，他号召欧共体成员重返金本位。
这次新闻发布会成为法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的政策转折点。戴高乐政府开始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激进手段，通过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来逼迫美国让步，要求美国提高黄金与美元之间的比价，或者重返金本位。
美国当然不能同意法国提高金价或者重返金本位的要求，因为这不只涉及经济问题，如果金价上涨，真正获利的是两个黄金生产国：南非和苏联，还有就是已经拥有大量黄金储备的法国，而法国正在货币问题上向美国发起挑战。
从1965年初开始，法国大规模地将自己的美元储备兑换为黄金，法国的外汇储备从1964年底的28.4亿美元下降到1966年的11.2亿美元，而同期黄金储备从10.65亿盎司上升到了14.96亿盎司。戴高乐扬言，他将派他的财政部部长德斯坦驾驶军舰运载美元到美国去运回本该属于法国的黄金。法国希望用自己的兑换行动带动更多国家的参与，进而形成对美国强大的压力。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法国不仅自己向美国兑换黄金，而且将相关的金融信息透露给新闻界，同时还鼓励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将持有的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阿尔及利亚在法国的劝说下从美国购买了1.5亿美元的黄金，西班牙为了获取法国在其加入欧共体问题上的支持也加大了向美国兑换黄金的力度，这导致了市场对美元和英镑的投机风潮。
法国的行为引起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纷纷仿效，一时间，黄金炙手可热。最先受到冲击的是伦敦，因为在那里存放的黄金仅次于美国，而且临近欧洲大陆，便于运输。
伦敦黄金市场用英镑或美元购买黄金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情急之下，美国做出了一个把英镑推下悬崖的决定——对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实行“双轨制”。即美国只对各国中央银行执行《布雷顿森林协议》——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规定，而伦敦黄金市场的价格则任其随行就市地波动，美国不再承担维系固定比价的义务。“双轨制”意味着美元已变相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动摇了，因为不可能长时期地让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黄金买卖以低于市场价格来成交，所以“双轨制”的基础很薄弱。
紧接着，法国在1967年夏天退出了旨在维持黄金与美元比价的“黄金总库”运作机制。
美国暂时保住了美国本土的黄金储备，却给英镑带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国际投资者开始把抛售的重点集中到了英镑的身上。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扛不住了，他顶着白宫不许英镑贬值的巨大压力，放弃了捍卫英镑币值的努力。1967年11月18日，威尔逊宣布：已经执行了22年、1英镑兑换2.8美元的固定汇率，从这天起，变为1英镑兑换2.4美元。英镑瞬间贬值了14%。
英镑的贬值让美元的压力骤然增加。从伦敦到纽约，国际投机者转头开始狂抛美元。有史料记载,1968年3月8日到15日，短短的7天时间里，英国央行从伦敦的黄金储备库中，搬出了1000多吨黄金，但这依然难以应付人们疯狂抛售美元和英镑。
第二次美元危机爆发后，“黄金总库”的储备量迅速下降，仅1968年3月14日一天就减少了4亿美元的黄金，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失使美国无力再维持“黄金总库”的运行，从英镑宣布贬值到1968年3月15日“黄金总库”关闭，“黄金总库”共出售了30亿美元的黄金，其中美国的份额是22亿美元。
情急之下，英国向美国发出了调运黄金储备的请求。美国空军出动了大型军事运输机，从位于诺克斯堡的美国储备系统中，紧急向伦敦输血，把数十吨黄金运往伦敦。那段时间，英格兰银行称重室的地板上堆满了黄金，几乎不堪重负。1968年3月15日，美国甚至要求英国暂时关闭黄金市场，希望借以稳定市场情绪。
伦敦黄金市场停止交易长达两周之久，当它重新恢复交易的时候，美国已经把10国集团的首脑聚集到了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1968年4月，一个紧急的特别会议在这里召开了。
这次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拿出了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套方案出自我们的一位老熟人、“特里芬难题”的发现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先生。
他建议，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发行一种特殊的货币符号，这个货币符号叫作“特别提款权”。成员国按出资比例获得相应份额的“特别提款权”，并把它视为国家储备资产的组成部分。当某个成员国发生贸易逆差而没有足够的美元进行贸易结算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可以使用“特别提款权”进行贸易支付。
美国人当然不愿意看到世界上出现另一种美元的替代货币。不过，按照“特别提款权”当时的制度安排，它并不足以动摇美元的主导地位。所以，美国对此采取一副无所谓的姿态。但此时的法国却再次站到了反对派的立场上。法国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纸币对黄金的大幅贬值，完全是美英两国毫无节制地花钱，超量发行货币所致，所以根本不必搞什么“特别提款权”，而世界更需要的是，美英两国紧缩货币，削减财政赤字。
美英两国不同意法国的看法。在这两个国家看来，各国货币兑黄金的大幅贬值，是因为世界上的黄金存量太少，根本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需求的不断增长。
其实，英美两国都没有明确表达其真实意图。但精明的法国人非常明白，英美两国强调“黄金太少，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说法，其言外之意就是要放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价，这实际是要撕毁《布雷顿森林协议》。
尽管法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构建的美元霸权充满敌意，但它也心知肚明，一旦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将给世界金融和经济带来更大的灾难。
因此,10国集团斯德哥尔摩特别会议期间，法国代表、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经济顾问雅克·吕埃夫曾多次明确地告诫美英两国政府，不要偏离《布雷顿森林协议》太远，甚至建议他们考虑把美元与黄金的比价，从过去的35美元1盎司变为70美元1盎司。也就是说，在保持金汇兑固定汇率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让美元对黄金进行“休克”式贬值，一次性贬值100%,从而保持《布雷顿森林协议》的继续执行。事情简单明了，这不仅可以使美国的官方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增加一倍，并且可以使美国兑得大约100亿美元的外国美元，同时维持与以前一样的黄金储备价值。可惜他的建议从未被英美重视。◣注：Jacques Rueff,“The Rueff Approach”in Randall Henshaw(ed.),Monetary Reforms and the Price of Gold:Alternative Approaches(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67),pp.37-46.◢
法国的建议再次遭到了美英两国的拒绝，而美英不屑一顾的态度更加剧了法国政府的不安。或许，此时的戴高乐已经十分清楚：美英两国之所以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特别提款权”，不过是权宜之计，暂且避开国际压力，为自己彻底甩掉《布雷顿森林协议》这个包袱赢得时间。
愤怒的戴高乐向参加10国首脑会议的法国谈判代表发出了指令：法国拒绝在“特别提款权”协议上签字。
正值英美两国焦头烂额之际，已经走出战争废墟而日益强大起来的法国，有点沉不住气了。1967年1月31日，戴高乐为了显示自己执政10年的经济成就，匆忙地宣布了一项法律：从这天起，法国将允许法郎与黄金之间按照固定价格自由兑换。
在金本位货币制度之下，戴高乐的决定实际是彻底开放了法国的金融市场。消息传出，英美两国的媒体开始大肆吹捧法郎如何坚挺，如何具有充足黄金存底的保证。伴随着一片热捧之声，以英美两国金融家为主的投机客蜂拥着扑向法国，他们从世界各地调来一切可以换购成法郎的货币，让法国金融市场变得异常火热。这时的戴高乐更显得忘乎所以、得意扬扬。在他看来，这是市场对他10年执政的最高奖赏。
可好景不长。时间刚刚过去一年，“五月风暴”开始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冲击着整个法兰西社会。刚刚涌入法国的外国资本恐慌了，他们纷纷抛售法郎而大规模地抢购黄金，再把黄金运往境外。到了1968年底，法国的黄金已经失去了30%,法郎与英镑、美元一起陷入了危机状态。一位长期居住德国的美国地缘政治家威廉·恩道尔说:“1968年5月的学生暴乱，是法国以一国之力违抗伦敦和纽约金融利益集团的命令，并持续与之对抗的结果。”
就在同一年，越南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越南人民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春节攻势”，让美国军队损失惨重。此时，美国举国上下对越战已经充满了反感，反战示威一浪高过一浪，并向全国蔓延。
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下令终止了对北越已经持续了两年的狂轰滥炸(故称“轰雷行动”），同时宣布：美军将逐步撤出越南，而自己也将放弃下任总统的竞选。
1969年2月，戴高乐下台之前最后一次会见了英国驻法国大使克里斯托弗·索姆斯，那也是他作为法国总统最后一次以强硬的态度表达“欧洲独立”的意愿。他说：从二战后法国的政策屡屡失效的经历看，欧洲必须独立。但那时，他的“欧洲独立”呼声已经被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亲美态度所淹没。
多年之后有分析认为，戴高乐对美英两国政策的强烈不满和抵制，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埋下了祸根。也许只是巧合，戴高乐拒签“特别提款权”仅仅一周之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左翼学生开始在全国煽动罢工、罢课，著名的“五月风暴”迅速向法国全境蔓延。此后没几个月，戴高乐下台了。戴高乐，这位唯一敢和美国叫板的西欧政治明星，黯然从国际政治的星空中陨落了。后来有经济学家指出，在不适宜的时候放任法郎与黄金的自由兑换，为国际投机客狙击法郎提供了最佳条件，这是戴高乐执政期间所有经济政策中最大的败笔。
从1958年算起，戴高乐在法国总统的位置上有整整10年的时间。10年间，他为抗衡美英霸权而不遗余力。他在上任后不久，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充分表达了一个独立民族应当拥有的权益。他写道：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是法国的盟国，法国不会忘记美国的帮助。但法国也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了长达3年的战争后，当法国快要灭亡时，美国才来帮助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被打垮之后，美国才来帮助它。我像你一样明白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它拥有自己的疆土、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政治体制、自己的民意、自己的激情，自己的恐惧和自己的过失。它可以帮助别人，但不能把自己和别人视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忠诚于联盟，但还是不能接受让法国与北约一体化的要求的原因。
历史告诉我们，戴高乐下台之后，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严重削弱。
德国没敢加入法国的反美元阵营
当美国和法国为二战后美国的货币霸权而斗法时，当时的联邦德国持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德国人对美元霸权非常不满，因为它破坏了德国的正常货币政策，搞得德国货币当局无法自主地维持物价稳定；另一方面，德国是战败国，美国在联邦德国驻军，联邦德国对美国有一种特殊的责任，要维护美国在西方阵营中的龙头老大地位。
1967年初，当联邦德国政府接到法国政府的邀请，共同向美国施加压力，让美元相对黄金一次性大幅贬值时，联邦德国政府还认真地讨论了戴高乐的要求。◣注：Hubert Zimmermann,Money and Security:Troops,Monetary Policy,and West Germany'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1950-197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26.◢与此同时，美国也意识到，必须争得联邦德国的支持，才能继续在西欧维持美元的统治。1967年4月24日，美国国务院在写给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中，明确提出要把联邦德国从法国那儿拉出来，在国际货币问题上联邦德国必须支持美国。◣注：Text of Cable for the President,Department of State,on April.24.1967,DDRS,Document Number:CK3100125044◢
1967年6月6日，美国财政部部长福勒写信给联邦德国经济部部长席勒，强烈反对欧共体国家对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说法。当时，欧共体国家的舆论盛传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根源在于美国的过度消费，其需求大大超过其生产能力。由于美国有货币霸权，所以美国可以以逆差的方式来汲取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资源。福勒辩解说，美国的生产与消费是平衡的，逆差源于美国因其特殊的地位而对世界经济和安全所负的责任。他表示，如果美国大量削减开支，直接后果就是将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衰退，而且还会威胁到世界和平。福勒甚至用有点威胁的口吻说，如果联邦德国和其他欧共体国家不在货币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美国国会和美国公众的压力将逼迫美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或者限制美国人到欧洲旅游，或者更严格地限制资本输出和对穷国的援助，或者削减为保护自由世界的安全所付出的费用。所以联邦德国和其他欧共体国家应该明智地支持美国倡议的用创建“特别提款权”来增加国际储备的计划，否则后果将对欧洲不利。◣注：Letter to West German Minister of Economics Karl Schiller from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Henry Fowler,on Jun.6.1967,DDRS,Document Number:CK3100509008.◢福勒表达的意思联邦德国人很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保卫自由世界的安全”，美国在西德驻扎了20多万军队。名义上讲，美国驻守联邦德国的军队是为了防止苏联入侵西欧，实际上也是为了防止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再度威胁欧洲安全。所以，战后以北约为中心的大西洋安全格局的基础就是把“俄国人排除在外”，把“德国人按在里面”。因此，联邦德国政府有义务以不同形式支付一定的美国驻军费用，这主要由双方定期签订“补偿协议”来完成。◣注：英国战后在联邦德国也有驻军，也要求联邦德国分担费用，所以关于“补偿协定”的谈判一般是在美、英、德三方之间进行，也被称为“三方协定”。◢
通常，联邦德国直接向美国支付一定金额的款项或者进行军事采购。但当法国与美国发生了货币冲突，从而引发了第二次美元危机时，美国将“补偿协议”作为筹码与联邦德国展开了一场重要的谈判，迫使联邦德国放弃了与法国合作，并且允诺支持美元。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帮办的巴特给约翰逊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美国利用德美“补偿协议”谈判向联邦德国施压：一方面要让联邦德国承诺，将其庞大的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财政部的中期债券；另一方面，要联邦德国联邦银行写一封公开信，承诺不将其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巴特认为，联邦德国的做法将产生示范效应，其他欧洲国家也会跟着这么做，这将使得欧洲国家在事实上进入“美元本位”。如果计划成功，只要逆差规模不至失控，美国将不用再担心国际收支逆差问题。◣注：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Meeting with John McCloy on the Trilaterals,March.8.1967,DDRS,Document Number:CK3100233128.◢巴特的建议基本上成为后来美国政府的实际政策，德美之间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货币安全”安排。
联邦德国的中央银行联邦银行原本买美国国债时，只想投资于更具流动性和低风险的美国政府短期债券，因为长期国债并不能保证美元未来的价值，账面损失的风险很大。◣注：Incoming Telegram,Department of State,Ambassador McGhee's meeting with Bundesbank President Blessing,on December.12.1966,DDRS,Document Number:CK3100198262.◢并且德国联邦银行只想口头上给美国一个允诺，不将所持美元兑换黄金，不愿意做出书面承诺。但是，美国威胁说，如果联邦德国不照美国人说的做，美国将会从联邦德国撤军。在冷战的背景下，联邦德国是东西方对峙的前沿阵地。柏林危机已经证明，苏军跨过边境长驱直入并非只是臆想的威胁，而是现实的危险。西德最终屈从了美国的要求。1967年3月30日，时任联邦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布莱辛写信给美联储主席马丁，承诺联邦德国不会把所持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这封信是战后国际货币史上的一份重要文件，被称为“布莱辛信件”。◣注：Monika Dickhaus,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of the German Central Bank 1958-1970,EUI Working Paper HEC No.2001/7,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Badia Fiesolana,2001,pp.16.◢
联邦德国承诺不断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等于把“人质”押在华盛顿，向美国表示联邦德国的忠诚。从此，美德之间关于驻军费用的“补偿协议”成为维护美元主导地位的“保证书”。在美国和法国之间，战败国联邦德国不得已只能选择站在了自己占领者的一边。曾在1969-1971年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助理，负责协调白宫对外经济事务的伯格斯坦在1975年写道：“的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顺差国，联邦德国明确承诺不将其持有的美元储备向美国兑换黄金，是战后美国能够隔离外部对其(黄金）储备挤兑的最重要的步骤。”◣注：C.Fred Bersgten,The Dilemmas of The Dollar,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5,pp3.◢
重温这段历史，可以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美国对中国拥有大量的美国国债很担心，而对日本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就很高兴。日本也是至今美国还驻扎着大量军队的亚洲国家，美国对日本仍有很大的控制权。而中国是完全主权独立的国家，与日本不同，与戴高乐时代的法国倒有些相像。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如果抛售起来，就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印裔美国人苏布拉马尼安就认为，未来的某个时候，中国完全有可能像当年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治英国那样，用抛售美国国债来逼迫美国服从中国的意志，交换诸如从亚洲撤军等条件。◣注：Arvind Subramanian,The inevitable superpower:why China's dominance is a sure thing,in Foreign Affairs,Sept/Oct.2011.◢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决定，关闭美元与黄金之间兑换的窗口，美元随即大幅贬值，联邦德国持有的大量美元储备顿时严重缩水。这一决定对信守“布莱辛信件”承诺的联邦德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同时，美国逆差规模的不断膨胀造成的美元泛滥直接威胁到了联邦德国国内的物价稳定，使联邦德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剧烈动荡行将解体之际，联邦德国突然发现自己掉进了“美元陷阱”，或者用德国人自己的说法是陷入了“内部与外部平衡之间的紧张冲突”◣注：Otmar Emminger,“Deutsche Geld-und Waehrungspolitik im Spannungsfeld zwischen innerem und aeusserem Gleichgewicht(1948-1975)”,in Deutsche Bundesbank(Hrsg):Waehrung und Wirschaft in Deutschland 1876-1975,Frankfurt,pp.485-487.◢。
某种程度上，由于联邦德国没有与法国联手反制美元在欧洲的霸权，欧洲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受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的影响，在衰退与通货膨胀之间挣扎了10年。而后，由于法德的再度合作，欧洲货币机制出笼，欧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有了脱离美元的结算方法。最终，法德的合作又催生了欧洲的统一货币——欧元。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法德的再一次合作又给欧洲迈向新的财政一体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此为后话。
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收获了什么
从1944年建立到1973年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主宰着战后国际金融秩序，其影响更是一直延续到今天。后人在总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总是用两个支柱来概括它的核心内容：一是黄金与美元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固定黄金与美元的比价(当时定为35美元1盎司黄金），美国负责以此比价向其他国家无限制兑换黄金(当然要拿美元来换），并要维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比价稳定；二是美元与其他国家货币挂钩，各国的货币与美元以固定汇率在平价1%的范围浮动，各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本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稳定。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框架下，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而支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压力就落到了美国的肩上。
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为国际货币金融关系树立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消除了由于汇率波动而引起的动荡，扩大了世界贸易；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美国通过援助计划与长期信贷向战后的欧洲和日本输送资本，帮助饱经战乱折磨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迅速完成战后重建与经济起飞。
然而，世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愿意把布雷顿森林体系扛在肩上固然有其意识形态以及巩固盟友关系等政治考虑，但如果支撑这样一个庞大体系的代价只能换来盟友的所谓忠诚，那么美国也未免过于慷慨了。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设计阶段，美国就充分地考虑到如何通过制定规则而赋予自身特权，从而让自己在这个体系的运作中捞取最大的好处。
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喜欢引用“美元霸权”这个词来形容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享受的特权，其实这个词最早出自戴高乐将军的经济顾问雅克·吕埃夫，而雅克·吕埃夫还曾经用一句“没有泪水的赤字”对“美元霸权”作了最好的注解——美国出现了贸易赤字，不用像其他国家那样造成外汇储备的减少，只需要多印些对它自己而言几乎无成本的美元付给贸易伙伴就可以了。通俗地说，就是可以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唯一储备货币的地位进行明目张胆的赖账。
然而如果认为美国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仅仅是为了多印点美元、多享受点其他国家的免费商品和劳务，那未免小觑美国了。翻开美国的国际收支记录，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从1945年到1970年的26年间，美国每年都是贸易顺差。在如此之长的时间段内保持贸易顺差，是当时美国在工业生产领域竞争力的体现——美国本土在二战中几乎没受到战火的侵扰，同时还趁战争之机网罗到一大批各国科技精英，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效率在战后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1945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部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60%,这是饱受战火折磨的欧洲诸国难以望其项背的。美国在工业领域具有如此强的竞争力，以至于世界各国对美国商品的需求超过了美国对其他各国商品的需求，自然造成美国出口大于进口，形成贸易顺差。
但是，除了贸易之外，一个国家的总体国际收支还包括海外军事支出、政府对外援助和私人长期投资等重要账户。而恰恰在这三项上，美国是巨额的净流出。随着欧洲盟友和日本经济复苏，它们与美国之间生产效率方面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的贸易顺差规模逐渐缩小，但海外军事支出、政府对外援助和私人长期投资三项净流出之和却已超过其贸易顺差带来的净流入，让美国的总体国际收支变成逆差。这逆差部分，就需要美国通过输出黄金或是输出美元来弥补。对于美国来讲，当然是愿意以后一种形式来弥补逆差，因为这不需要掏出真金白银，只不过让自己的印钞机多工作几个小时罢了。
而这才是美国资本增值的秘密。我们不妨简单总结一下上面的过程：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需要将自己辛苦创造的一部分产出交与美国，从而换来自己在国际贸易和债务结算中需要的美元，作为自己的国际货币储备。换来的美元可不像黄金，不用的时候存在本国的金库中就行了，为了能够收取利息，其他国家总要将自己的美元储备投资于美国的资本市场。当然，为了保证自己储备的安全性，这些国家通常是采用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另一方面，美国在以美元换取了其他国家的产出之后，再将这些产出转换为自己的海外军事支出、政府对外援助和私人长期投资等。而海外军事支出、政府对外援助和私人长期投资这三项除了帮助美国实现其地缘政治战略目的外，更是直接为美国留下丰厚的海外资产。
美国先是增发美元向其他国家换取商品和劳务，再用美国国债把其他国家手中的美元换回来，这在美国资产负债表的一方造成负债；然后美国再将最初换取的商品和劳务转化为海外的长期债权，从而在资产负债表的另一方增加资产。尽管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债务和债权同时增加，但两者之间却有本质的区别：美国的债务以自己发行的短期国债为主，这些国债期限短，利息低，其实这些美国国债和美元一样，都是美国政府印刷出来的信用凭证，美国国债的持有人几乎对美国没有任何额外的影响和约束，唯一的回报就是微薄的利息；而美国对外的债权可就不一样了，这些长期债权不仅收益相对较高，而且经常带有很多附加条件，有利于美国长期控制投资地，并攫取更多的经济政治利益。
现在回头看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经济顾问雅克·吕埃夫的抱怨则更有一番深意，美国建立这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不仅是贪图其他国家的商品和劳务。免费的东西固然好，不过那些东西美国自己也能生产，没准还能生产得更快更好。这个体系的玄妙之处在于，美国可以增发美元购买其他国家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商品和劳务，然后将其转化为自己在海外的资产，维持自身“世界资本家”的地位。而且，更重要的，理论上讲这个过程与美国贸易顺差还是逆差没有关系，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贸易规模的增大，对外贸易规模越大，结算中需要的美元也就越多，其他国家就需要以更多的商品和劳务向美国换取美元，这个循环最终造成美国的海外资产如滚雪球般不断扩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的净投资额(即美国持有的海外资产减去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由1950年的370亿美元增加至690亿美元；而美国私人对外投资总额则由1950年的190亿美元飙升至1970年的1190亿美元。在这些令人瞠目的数字背后，是美国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变相经济剥削以及由此而生的丰厚的海外投资收益，美国“没有泪水的赤字”最终造成了其他国家人民无穷无尽的泪水。
这样不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注定不能长久，美国的欧洲盟友们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就心存疑虑，只是碍于当时的经济军事实力实在与美国相差甚远，因此只能被迫接受。但是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日益扩大，心怀不满的欧洲诸国怎会坐视自己为他人作嫁衣。以法国为首的欧洲诸国开始选择将手中不断积累的美元向美国兑换成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法定比价保证美元与黄金兑换可是美国的法定义务）。欧洲的囤积黄金行为导致了美国黄金储备的持续净流出,194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为246亿美元，占当时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73.4%,而到了1960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178亿美元,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更是仅剩下102.1亿美元了。美国黄金储备的持续减少，从根本上动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一支柱——黄金与美元的挂钩。一时间，美元泛滥而黄金难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爆发了多次美元危机。尽管美国想尽办法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续命，然而终难抵挡自己发行的海量美元的攻势,1973年经多国磋商后达成协议，西方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