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道德经》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所作的一部语录体著作。老子原名李耳，又名伯阳，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被奉为道教的始祖，与战国时期另一位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合称为“老庄”。
老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周朝衰落，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征战不断。根据司马迁《史记·老子传》的记录，老子原本是周朝的守藏史，也就是皇家图书馆的史官，“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他本打算归隐，途经函谷关时，遇到了守关令尹喜，尹喜对他说：“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老子于是以当时的社会现实为依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安民的主张，写成了传世名作《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五千言》《老子五千文》，《道德经》这个书名是后来才出现的，在战国时韩非子称之为《周书》，在秦朝时《吕氏春秋·注》称之为《上至经》，在汉朝时则直呼《老子》。全书共有八十一章，前面三十七章是“道篇”，后面四十四章是“德篇”，道为体，德为用。其中的“道”就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也是个体修道的方法。“德”是修道者必须具备的特殊世界观、方法论和为人处世的方法。老子尝试在这本书里建立一种把宇宙万物都囊括在内的理论，宇宙万物都遵循这样一种“道”。借助这种“道”，老子又解释了宇宙万物的演变，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另外，书里还有很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比如认为所有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由于老子十分关心百姓疾苦，书中还提到了很多民本思想，比如传诵极广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比如“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比如“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比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
《道德经》成书距今已有大约两千五百年，对后世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先说哲学方面，先秦诸子多多少少曾受过《道德经》的影响，尤其是同为道家学派的庄子，他的代表作《庄子》全书都贯穿着《道德经》的思想。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韩非、申不害的政治思想也明显受到《道德经》的影响。为此，司马迁在《史记》中，特意把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四人的列传合成了一篇《老庄申韩列传》。而此后，魏晋的玄学、宋朝的理学也深受《道德经》的影响，魏晋时期有名的玄学家王弼还曾为《道德经》作注。
再说政治方面，西汉初期的惠帝、文帝、景帝都在《道德经》的影响下倡导清静无为，由此创立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武帝在位期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他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同样包含了老子在《道德经》中的政治思想，这种情况在中国整个封建王朝中延续着，很多颇有作为的皇帝都对《道德经》赞不绝口，如宋太宗曾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中。”明太祖朱元璋曾说：“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清朝顺治皇帝也曾说：“老子道贯天人，德超品汇，著书五千余言，明清静无为之旨。然其切于身心，明于伦物，世固鲜能知之也。”
最后是文学方面，《道德经》对中国文学最直观的影响在于山水田园诗的创作领域。魏晋时期，道家思想盛行，出现了陶渊明、谢灵运等有名的山水田园诗人，《道德经》对此居功至伟。
除了对国内的影响外，《道德经》的影响力还波及海外。欧洲对《道德经》的研究从十九世纪初就开始了。德国的哲学大师黑格尔、尼采，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等都研究过《道德经》，发表过相关的研究成果。《道德经》的译本在欧美、日本等国家广为流传，掀起了一股持久不衰的“老子热”。根据统计，《道德经》现在已成为出版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世界文化著作，真令人赞叹。
外国人尚且如此关注《道德经》，更何况是中国人？真正的名著都拥有超越时空的魅力，直至今时今日，这部短小精悍的作品依然能作为中国人修身治国的参考书。不过，原版的《道德经》理解起来颇有难度，为方便读者理解，中国古代就出现了很多注本，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西汉严遵的注本、三国曹魏王弼的注本等，现代的注本更是层出不穷。阅读时可参考这些注本，以方便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