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自小接受私塾教育，受中国古代文学的熏染很深，尤其推崇古典小说巨著《红楼梦》，对中国文学的意象艺术意会良深。张爱玲又有很强的艺术创造力，在继承古代文学意象艺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其小说中的意象数量多，出现频率高，色彩绚烂，新鲜特异，蕴藉深厚。其小说中的意象与人物的生活、命运紧密关联，与情节的发展妥帖结合，浑然一体，成为一道道华美绚丽而又含蕴独特的风景。意象的设置使小说具有一番摇曳的情态，具有诗一般的意境美，具有一种高雅的气质。张爱玲笔下的意象诱发着读者的想象，引发着读者深入地体味，并获得一份不可多得的审美享受。“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而深入的剖析，才能贴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重要特征之所在。”探究张爱玲小说的意象艺术，不仅能够深入领会张氏小说的个性风采，更能够帮助我们从一个方面去领略富于中国文学民族特色的意象艺术的奥秘。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反复被采用被书写的客体，大至仪式节候，小至某一事物，如鸿雁、鱼、石头、镜子、柳枝、鞋（足）等，这些都成了能唤起中国人某种特定文化内涵体认的意象，成了原型。原型“即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我用原型来表示那种把一首诗同其他诗联系起来并因此而有助于整合统一我们的文学经验的象征”。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对于足的记载是在《诗经·生民》中，记述后稷的出生：“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对后稷出生的叙述明显地把足与性勾联起来，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把足与性勾连起来的记叙，并带有明显的神化倾向。司马迁亦具体记叙了这个传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后稷在神话传说中有“教民稼穑”的伟绩，被后世尊为周始祖。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中国人对土地生产的格外重视，决定了中国人对后稷怀有一份特别的尊崇，后稷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实在是一个伟大又具有实际意义的始祖。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祖先崇拜一直是几千年不变的情结。那么，从这个受世世代代中国人景仰的后稷是由其母之足践巨人迹而感孕的故事里，我们不难体察出中国文化中对女性之足的膜拜之情，也不难体会其中所涂抹的神异色彩，足与性的关联也在此生成。中国古代文学中大量的以鞋（包括足，下同）喻性，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鞋原型，应是肇始于此。
关于中国文学史上的以鞋喻性，叶舒宪引用中国古代文学里以鞋来隐喻非婚性关系的作品，证明了“若从原型批评的视野上看，鞋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以其特有的性象征意义而占据着引人注目的地位。特别是女性人物的鞋，在作品中层出不穷，总是或比或兴地与女主人公构成隐喻或换喻的关系”。《金瓶梅》里就有以鞋来隐喻非婚性关系的描述。潘金莲因为丢了一只鞋，让婢女秋菊到处寻找，却意外地在藏春坞雪洞里找到一只来旺儿媳妇送给西门庆珍藏起来的红绣鞋，潘金莲又恼又恨。第二天西门庆到房中来，潘金莲便责问他，“‘怎的把他的鞋这等收藏的娇贵，到明日好传代。没廉耻的货！’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妇人又叫回来，分付：‘取刀来，等我把淫妇剁做几截子，掠到毛司里去，叫贼淫妇阴山背后永世不得超生！’”潘金莲的话里直接地把鞋与性与传代联系起来。《金瓶梅》一书里，类似的描述很多，而且出现得很密集。当夜西门庆与潘金莲上床歇息时，就嫌她脚上穿的鞋子怪怪的不好看，并说：“你不知，我达一心只喜欢穿红鞋儿，看着心里爱。”其实潘金莲早就揣知西门庆的这一性心理，几乎每次西门庆到其房中，她都是要穿红绣鞋的。上述情节的前面，叙述了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从小铁棍儿的手里拿到潘金莲丢失的那只鞋，“自己寻思‘我几次戏他，他口儿且是活，及到中间，又走滚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里。今日我着实撩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帐儿。’正是：时人不用穿针线，那得工夫送巧来”。陈经济即刻到潘金莲房里，用那只鞋为交换条件，向潘金莲索要汗巾子，潘金莲给了汗巾还嘱咐他：“你好生藏着，休教大姐看见，他不是好嘴头子。”两人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心知肚明，这又成为日后潘金莲与陈经济发生乱伦关系的引子。潘光旦为英国心理学家蔼理士的《性心理学》一书所作译注也引用了大量的以鞋喻性的材料，证明了“把足和性器官联系在一起，原是中外古今很普遍的一个趋势，所以足恋现象的产生可以说是有一个自然的根柢的”。可见以鞋喻性是一个跨民族跨文化的象征。叶舒宪和潘光旦二书在相关章节都是通过对描述女性的鞋或足的作品或案例的分析，来揭示男性的性心理，都是从男性的视角论述以鞋喻性的。
中国古代女性缠足的历史大约有一千多年，是中国古代诸多陋习里最奇异的一端，因此以鞋喻性的思维更是畸形膨胀，格外发达。中国古代男性特别是封建士大夫对女性的足或鞋有着一种特别的敏感和爱悦，这种敏感和爱悦有时达到了痴迷癫狂的地步，成了一种病态。下面几首词就能够看到那种畸形的迷恋：
吕止庵《菩萨蛮》：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冯梦龙《沁园春》：锦束温香，罗藏暖玉，行来欲仙。偏帘栊小立，风吹倒退；池塘淡伫，胎点轻弹。芳径无声，纤尘不动，荡漾湘裙一弯。秋千罢，将跟儿慢拽，笑倚郎肩。
徐渭《菩萨蛮》：美人小脚倍温柔，能使名花欲见羞。傍晚漫加郎膝上，最钩春兴最销愁。
中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男权中心社会，在男性对女性的足或鞋具有特别的敏感与爱悦的强大语境中，女性必然会主动地顺从和迎合，以获取男性的欢心，换取自己所希求的地位、身份、宠爱、享受等等。“女为悦己者容”与“士为知己者死”并列，是中国人老少妇孺皆知的古训，也曾是中国人努力践行的信条，其实前者已经十分清楚地表达出中国女性受制于男性，取悦于男性的审美心理倾向。“‘女性化的’女人在把自己变成猎物的同时，也想用自己的肉体被动性去降服男人；她在顺从地变成猎物的同时，也在忙于激起他的欲望，以此为手段将他捕入罗网，把他给束缚住。”而从女性对男性的足恋或鞋恋的刻意逢迎中，我们品味出的是女性作为第二性的艰难、苦楚、无奈，我们从中洞察了女性的生存处境。“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是自然的，和其他许多产品一样，女人也是文明所精心制作的产品。”这真是一个精辟的论断。中国古代文学中许多以鞋、足为吟咏对象的作品，如果从指向男性的视角看，无不表现出他们对女性的想望；如果从指向女性的视角看，何尝不透露出她们难言的苦衷？这里仅举几首诗为例：
古乐府《双行缠曲》：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我独知可怜。
段成式《嘲飞卿》：醉袂几侵鱼子缬，飘缨长罥凤凰钗。知君欲做闲情赋，应愿将身托锦鞋。
张邵咏《递和谐》：新婚之夜重和谐，须请良人代易鞋。卧履觅来仍怯递，含情无语掷郎怀。
上述各诗虽然可能都是男性所作，却都拟写女性的身份与口吻，正可以从另一面解读出女性为迎合男性审美心理而有意地趋奉，甚至以此自得自娇的心态，解读出女性受男性支配而扭曲的心灵。
《聊斋志异·莲香》中桑生与女鬼李氏的故事更能够让我们深深地感悟女性的这种心态及其深在的原因。该故事中的是非恩怨都围绕着鞋意象而开展，鞋意象悄然穿行于曲折诡异的情节之中：起始桑生与李氏相遇，不知李氏乃女鬼而与之交合。李氏“鸡鸣欲去，赠绣履一钩，曰：‘此妾下体所著，弄之足寄思慕。然有人慎勿弄也！’受而视之，翘翅如解结锥，心甚爱悦。越夕无人，便出审玩。女飘然忽至，遂相款昵。自此每出履，则女必应念而至”。后来桑生因与李氏“夙夜必偕”而病入膏肓，乃信李氏为鬼，遂求女狐莲香将履“烦代碎之”。莲香用自己几个月采集而成的药治愈了桑生的重病，李氏因此自惭离去。桑生却又思念李氏，常常拿出李氏履与莲香一同玩弄，“莲曰：‘窈娜如此，妾见犹怜，何况男子’”。李氏自惭离去之后，其鬼魂又附张氏女燕儿躯体而得生，张母奇之，使佣人往桑生处索履，“燕儿得之喜。试着之，鞋小于足者盈寸，大骇。揽镜自照……大哭曰：‘当日形貌，颇堪自信……今返若此，人也不如其鬼也。’把履号咷，劝之不解。蒙衾僵卧。食之，亦不食”。小说以李氏履为叙事线索，极力赞其婀娜翘楚逗人怜爱，表面看来似欲突出男性的审美癖好，实际上更凸显女性为了迎合男性的畸形爱悦而在鞋子上特别的关切与经营，写出女性如影随形般地顺应男性而产生的审美观。重获新生的燕儿（即李氏）看到自己的脚变大了，不能合乎以前绣履的形体大小，竟然痛不欲生，宁愿仍旧为鬼，这是何等的执著！女性生存的乐趣、女性过人的魅力，竟全然系于一只绣履上，又是何等可悲可叹！男性对女性的取舍标准，男性的审美观念竟如此无形而又强大有力地使女性就范，令女性曲意逢迎，又可从反面见出女性的生存处境中隐藏着多少难言之痛！
鞋的原型意义在长期反复地被书写过程中，已经成为凝聚特定文化内涵的象征，积淀成能够整合人们文学经验的一个符号，当这个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稳定的关系，表明它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里，足以引起共鸣。也许就是因为其深深积淀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里，所以我们在现代文学中又见到了鞋原型的倩影，特别是在一些受古代文学、古代文化影响较深的作家那里。张爱玲就是其中的一个。“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张爱玲小说擅长刻画女性，擅长表现两性之间的关系，而她的刻画和表现又经常以意象出之。“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在张爱玲小说里，鞋意象是一个重要的蕴含独特的意象。中国古代文学往往以鞋意象来隐喻男性性心理，张爱玲小说中的鞋意象继承了这一象征写法，处处与性、与婚姻联结起来，却是用来喻示女性人物在各种情境中深隐幽微的性心理。张爱玲巧妙地运用鞋意象来刻画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揭示女性作为第二性的悲凉命运，鞋意象穿行于女性生存困境之中，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鞋原型意义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就是一个对女性的鞋有着特别的敏感和爱悦的男人。胡兰成是一个旧式文人，也颇受中国古代文学的熏陶，而且他也刻意要把自己装扮成富有名士派风度的文人。胡兰成后来在日本撰写的《今生今世》，记叙了这样一件事：一日午后好天气，两人同去附近马路上走走。爱玲穿一件桃红单旗袍，我说好看，她道：“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还有我爱看她穿那双绣花鞋子，是她去静安寺庙会买得的，鞋头连鞋帮绣有双凤，穿在她脚上，线条非常柔和。她知我欢喜，我每从南京回来，在房里她总穿这双鞋。《今生今世》一书里所叙之事，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察其真实性，正如止庵先生在《今生今世·序》里所说：胡兰成“写到张爱玲的部分，除《民国女子》一章外，尚有《汉皋解佩》、《天涯道路》、《永嘉佳日》和《雁荡兵气》的个别片断；对了解、研究张爱玲来说，不仅是重要文献，甚至已成‘海内孤本’。迄今为止，除她本人提出异议外，我们几乎找不到其他反对或佐证的材料……现在我们只好专听胡兰成的，听罢照样可以讨厌他，甚至骂他”。上面所记他喜欢张爱玲穿绣花鞋之事，只是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基本上不涉及政治或道德上的问题，最多就是涉及了两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从这一记叙我们清楚地了解到胡兰成的“鞋癖”，更重要的是，我们完全有理由揣想胡兰成的“鞋癖”也影响了张爱玲，并且在她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我们注意到，张爱玲小说中下力气经营鞋意象的篇章，几乎都是在认识胡兰成之后创作的，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据胡兰成回忆，胡张相识于1943年11月《封锁》发表之时，张爱玲小说里刻意描写鞋意象的篇章几乎都创作于其后，如《金锁记》（1943年11～12月）、《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年5～7月）、《多少恨》（1947年5～6月）、《小艾》（1950年）、《十八春》（1950年）、《怨女》（1966年）。止庵先生说：“我读《今生今世》，觉得字里行间也有她的影子。那么张爱玲是否受过胡兰成的影响呢。二人相识于《封锁》发表后，大约是一九四三年底。她继而所作《花凋》、《年青的时候》以及《传奇》增订本新收《鸿鸾禧》等五篇，风格较之先前有明显变化，更多采用了‘参差的对照的写法’，更加强调人生的‘苍凉’，乃是真正进入成熟时期。恐怕不能说其间毫无关系。”张爱玲对鞋意象的精心刻画，或许很受胡兰成的影响吧。
胡兰成在与张爱玲结婚后，没几个月就开始逃亡。先逃到武汉，很快地就与护士小周发生暧昧关系，双双出入，情意缠绵。其中有这样两次散步的情节：阳历三月里我要回上海，早几天就与小周说了。“小周千思万想，口里就只唱歌，是一支流行的：郎呀，郎呀，我的郎。唱时她的脸只是个端然，她的没有受过技术训练的声音里都是她的人。斜阳如金，在沙滩上移过，我与她并肩走，一面只管看她的脚，她的脚圆致致，穿的布鞋十分好式样。”“五月将尽，才又连日好天气，江水汉水都退落。忽一日……我们并肩在沙滩上走时，我总爱看她的脚，穿着圆口布鞋，合人的心意，不禁又要赞好。”从这两处夫子自道，我们更加明白胡兰成的“鞋癖”。在与张爱玲亲密接触的那一段时间，他很可能不止一次地对张爱玲表露出自己的癖好吧，这就使得张爱玲能够将对古代诗歌中鞋意象的领悟和生活中的“鞋癖”男人联系起来，那种艺术的触动该是不同寻常的，由此孕育成她笔下推陈出新的、多姿多彩的、含蓄曼妙的鞋意象。
张爱玲小说中的鞋意象常常贯穿于整个作品中，作为核心意象，穿行于人物生命之旅，出没于小说故事之中，草蛇灰线，不动声色又独具神韵地展示着女性生存的困境。有时则运用于个别地方，运用于局部，也同样精彩和深刻，同样揭示出女性生存的困境。“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爱玲真正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处境。女性所处的环境，所受的压力，有旧家族内的冷漠眼光，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
张爱玲小说里“最彻底的人物”是曹七巧，从另一面看，是创作主体对曹七巧的心理世界、人性扭曲刻画得最为深刻和细腻。曹七巧的心理畸变缘于性的压抑，在曹七巧性变态的历程中，脚的意象亦若断若续地穿行其中。《金锁记》记叙的是曹七巧在姜家三十年的生命历程。在前十几年大家庭生活期间，曹七巧生活中具有生命意味的事情就只是寻找机会与小叔子姜季泽调情。小说以一个片段浓缩了曹七巧前十几年暧昧的叔嫂关系：
她试着在季泽身边坐下，只搭着他的椅子的一角，她将手贴在他腿上，道：“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麻了，摸上去那感觉……”季泽脸上也变了色，然而他仍旧轻佻地笑了一声，俯下腰，伸手去捏她的脚道：“倒要瞧瞧你的脚现在麻不麻？”七巧道：“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
叔嫂在关于“肉”的议论中相互挑逗，轻佻放肆，而言与行一并收束在“脚”上，又由“脚”而延伸至“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曹七巧对健康的男性身体的渴望，残废丈夫带给她的长期的痛苦和压抑，小叔子姜季泽似近实远、“只是近不得身”的煎熬，都在这关于脚的言说与捏弄中获得了集中而又同样痛苦的宣泄！因此，在姜季泽捏脚的行为之后，曹七巧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痛楚与悲怨，她也毫不顾忌这是在等着为老太太请安的时候，是身处大家庭各色人等拥挤的环境中，“她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脸枕着袖子，听不见她哭，只看见发髻上插的风凉针，针头上的一粒钻石的光，闪闪掣动着……她不像在哭，简直像在翻肠搅胃地呕吐”。这是曹七巧十几年来积蓄的痛楚悲怨的一次总爆发，也是整个中篇里曹七巧的内心情绪发泄得最为强烈的一处。脚的意象成了映现人物性心理和感情世界，表现二人关系，揭示人物的悲凉命运，展示女性的生存困境的最佳视点。其后七巧的丈夫和婆婆先后死了，各房析分了家产，分家后的曹七巧带着子女过小家子生活，成了一家之主。她因怀疑并斥骂侄儿图谋“霸占我们的家产”而决定为女儿长安裹脚。粗浅地看，曹七巧是为了守住用自己的一生换来的钱而这样做的，其实有着更为内在的原因。曹七巧产生这一念头实缘于“脚”的触发：
七巧的一只脚有点麻，她探身去捏一捏她的脚。仅仅是一刹那，她眼睛里蠢动着一点温柔的回忆。她记起了想她的钱的一个男人。
她的脚是缠过的，尖尖的缎鞋里塞了棉花，装成半大的文明脚。她瞧着那双脚，心里一动……
七巧当即决定为长安裹脚。旁边的老妈子劝道：如今小脚不时兴了，只怕将来给姐儿定亲的时候麻烦。七巧答道：“没得扯淡！我不愁我的女儿没人要，不劳你们替我担心！真没人要，养活她一辈子，我也养得起！”可见在七巧的意识深处，给长安裹脚不仅是为了守住钱，更为了控制和危害长安日后的婚姻。裹脚的起因和目的都与“性”关联着，鞋的原型意义在张爱玲的笔下拓展了丰富了，由传统的用来表现男性畸形性心理转而表现女性性心理，具体地说是表现了女性因性的压抑而产生的人格扭曲，并因此实施对其他女人的性的、婚姻的破坏，尽管这个被损害的女人是她的女儿也在所不惜。此处的脚意象又通过七巧的回忆与前面的叔嫂调情情节勾连起来，这一联想真是自然而巧妙，又何尝不是作者有意地暗示脚意象与人物性心理的联系，暗示脚意象在文本中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张爱玲借这个脚意象“展示了中国妇女破碎人格中最为惨烈的图景”。而这一处因对小叔子的回忆而现出的温柔眼神，也是小说里曹七巧唯有的一次，正可以佐证上述对脚的描写的非同寻常。后来，曹七巧以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向准女婿告知了女儿的鸦片烟瘾，扼杀了长安的婚事，此时，“长安悄悄的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玄鞋白袜颇具讣闻色调，这是长安对自己最初也是最后的爱的祭吊，是长安失败婚姻的表征，表露出长安内心对婚姻的凄楚和绝望。长安的脚由昏昧暗淡而步入黑暗，预示了她此后人生的痛苦和不幸，特别是在婚姻上的不幸。脚意象一路穿行，到了曹七巧为儿子长白娶媳妇的时候。媳妇娶进门后，七巧就对她百般羞辱，施行精神上的折磨。一天晚上，七巧躺着抽烟，长白盘踞在烟铺跟前的一张沙发椅上嗑瓜子。七巧“伸过脚去踢了他一下……她眯缝着眼望着他。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七巧把一只脚搁在他肩膀上，不住的轻轻踢着他的脖子”。与此同时，七巧还逼着儿子说儿媳的私房事，“长白说溜了嘴，止不住要说下去，足足说了一夜”。曹七巧性欲的躁动与克制，曹七巧变态心理的宣泄与无奈，都在脚的踢打摩挲中活灵活现地演绎了出来。脚成了畸形情欲的宣泄口，这不就是“把足和性器官联系在一起”吗？中国古代文学一般都是以男性的视角来表现这种联系，例如元朝萨都剌的词：“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尖一对堪夸，新荷脱瓣月生牙，尖瘦纤柔满面花。觉别后，不见它，双凫何日再交加？腰边搂，肩上架，背儿擎住，手儿拿。”描绘男性将女性的小脚架在肩上，擎在背上，达到性的满足和宣泄，以女性的足来隐喻男性性心理。曹七巧的行为与之如出一辙，所不同的只是曹七巧是一个女人，女性的生存困境在曹七巧的脚上以另类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张爱玲拓展了足与性的联系，转而以足喻示女性性心理。在曹七巧这个特定人物身上，恐怕还有更为个性化的原因，即成为一家之主掌握着家庭财产的曹七巧，实际上兼有男性家长的统治地位和随意摆布家庭其他成员的绝对权威。然而，尽管怪戾疯狂，为了守住自己的钱和地位，曹七巧不可能像男性家长那样再行婚配，只能采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宣泄，只能在对儿子儿媳私生活的窥视中实施报复。
十分清楚，鞋意象在《金锁记》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意象，而且贯穿于小说的始终，起到了其他意象所不能够达到的艺术效果，多姿多彩，婉曲深致，把女性隐秘的性心理彰显出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女性的生存困境，这是对古代文学中以鞋喻性、对鞋原型的发展和丰富。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鞋意象有时则只在局部运用，也同样包蕴着丰厚深刻的意义，同样体现了张爱玲运用鞋意象来表现女性生存困境的独特艺术，同样体现了张爱玲对中国古代文学鞋意象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小艾》里五太太是刻画得十分成功的形象，虽然从表面上看小艾才是最主要的人物形象。《小艾》里鞋意象同样被运用得出神入化。五太太听从娘家人的话，嫁入席家时与姨太太忆妃抗衡争脸面，并因此惹恼了席五爷席景藩，还因为五太太肥胖少姿色，不得席五爷欢心，与席五爷遂成了名义夫妻，五太太只好日日打麻将嗑瓜子消磨时光。偶尔与自己的丈夫在老太太房间里相遇，五太太便自惭形秽：
五太太却是十分局促不安，一双手也没处搁，好像怎么站着也不合适，先是斜伸着一只脚，她是一双半大脚，雪白的丝袜，玉色绣花鞋，这双鞋似乎太小了，那鞋口扣得紧紧的，脚面肉唧唧的隆起一大块。可不是又胖了！连鞋都嫌小了。她急忙把脚缩了回来，越发觉得自己胖大得简直无处容身。
五太太在丈夫面前的局促不安集中在一双脚上，亦即五太太的自卑、遮掩、羞惭、窘迫与想望都借脚与鞋的聚焦而展露无遗。试想，假如五太太对夫妻关系已心如死灰，她还会顾忌自己的胖大，还需“急忙把脚缩了回来”吗？而“雪白的丝袜，玉色绣花鞋”则是她对自己长年来凄凉自处的表白。虽然一辈子被弃置不顾，可五太太一辈子没有停止过希冀和幻想。所以当席五爷召她到南京，以一种空头的名分换取了她首饰箱里所有值钱的首饰，她也义无反顾，在最后病重的日子里，仍然痴心企盼席五爷来看她。以五太太一生对席五爷的感情态度反观这一处的鞋与脚的描写，不难领会其特殊的意义蕴含、特殊的表现功能。五太太在席家屈辱地生活着，委曲求全，后来甚至处处讨好丈夫的姨太太忆妃，以保住被丈夫带在身边的待遇。五太太原以为这样的生活状况可以维持下去，不承想席五爷竟强暴了她的婢女小艾，忆妃闹起来，五太太才知道了这件事，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打小艾：
五太太头也没梳好，紫涨着脸，一只手挽着头发，便站起身来，迎面没头没脸地打上去，道：“不要脸的东西，把你带到南京来，你给我丢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说！你不说出来我打死你！”她只恨两只胳膊气得酸软了，打得不够重，从床前拾起一只红皮底的绣花鞋，把那鞋底劈劈啪啪在小艾脸上抽着。
这个用鞋底抽打小艾的似乎不经意的行为，其实是五太太潜在的性心理的外在表露，是她对性的嫉妒与怨恨的流露。究其实，和曹七巧破坏女儿婚姻的心理驱动是完全相同的。在她的思想意识里，小艾“这么点大年纪，那儿想到她已经这样坏了，真是人小鬼大”。所谓“坏”，就是能够勾引席五爷与她发生性关系，而五太太自己却“弃妇不像弃妇，寡妇不像寡妇”的。五太太一辈子委屈地活在席家，但她总是从心底里怪这个怪那个，却不怪席五爷的。五太太这一行为还应该和忆妃的行为相互参读。忆妃当时尚得席五爷专宠，可她“这些年来一直盼望着有个孩子，但是始终就没有”。当忆妃得知小艾已经有了身孕：
忆妃一言不发地走进来，一把揪住小艾的头发，也并不殴打，只是提起脚来，狠命向她肚子上踢去，脚上穿的又是皮鞋。
席五爷的一妻一妾不约而同地用鞋（脚）去抽打或踢小艾，恐怕不是偶然的，她们都在用鞋（脚）踢打丈夫与另一女人之间的“性”，都在喷发自己对于性的满腔妒火。忆妃更是怒不可遏、迫不及待地要踢掉小艾肚子里那“性”的直接产物。当然，忆妃的目的达到了，小艾也因此落下了病根。这一场大闹是发生在五太太房里的，闹过之后，张爱玲又续上了极具深意的一幕：
一刹那间人都走光了，只剩五太太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梳妆台前的方凳上。经过刚才的一场大闹，屋子里乱得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桌上的一只茶杯给带翻了，滚到地下去，蜿蜒一线茶汁慢慢地流过来，五太太眼看着它像一条小蛇似的亮晶晶的在地板上爬着，向她的脚边爬过来，她的脚也不知怎么，依旧一动也不动。
表面看起来，五太太是因发呆而一任茶水流向她脚边，其实绝非如此简单，否则这一段文字就是可有可无的了。“她的脚也不知怎么”，不就是张爱玲特地加上的提示语吗？五太太正呆坐在那里施行她的性幻历！张爱玲再次出色地运用鞋意象暗示女性人物的性心理，并且综合了以蛇喻男性性器官的文化象征。在上述这个事件中，张爱玲一笔写出了三个女人的悲剧（当然主要是小艾的悲惨），写出男权社会里女性的生存困境。不管是得宠的失宠的还是无辜的，都“无奈何地匍匐在男性情欲大网之下”，而鞋无疑是这一部分情节里刻意使用的重要的意象，它时不时地出现，人物隐秘的性心理、种种的二人之间的关系，都随着鞋意象的书写而现出原形，真可谓一针见血，一石三鸟。这鞋意象的刻意经营、传神写照，读来却似毫不经意随手拈来，张爱玲表现两性关系的独特性艺术性，张爱玲运用意象的高超功力，张爱玲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都是令人叹服的。
在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鞋意象恰到好处的运用，成为暗示小说人物命运变化的巧妙伏笔。当葛薇龙第一次上姑妈家，就被姑妈的婢女睨儿的木屐击中：
一语未完，门开处，一只朱漆描金折枝梅的玲珑木屐的溜溜地飞了进来，不偏不倚，恰巧打中薇龙的膝盖，痛得薇龙弯了腰直揉腿。
此处葛薇龙被睨儿的木屐踢伤了膝盖的情节为后面葛薇龙、睨儿与乔琪乔之间感情纠葛埋下了伏笔，隐喻着葛薇龙的生存困境。小说里对这一点还加上了一个别具深意的暗示：“薇龙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瓷盘里一棵仙人掌，正是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花背后门帘一动，睨儿笑嘻嘻走了出来。薇龙不觉打了个寒噤。”进入梁府这个魔窟的葛薇龙四面受敌，像处身“一窠青蛇”之中，而睨儿就是其中的一片“蛇信子”，她以一种“笑嘻嘻”的表象向葛薇龙喷射出毒液，难怪葛薇龙要“打了个寒噤”。当葛薇龙置身于司徒协等人的虎视眈眈之下，深感环境的险恶时，她以一种蛮暴的热情爱上了浮浪子弟乔琪乔，并且以身相许，让乔琪乔得到了他想要也只想要的快乐。深夜乔琪乔从葛薇龙的房间里出来，睨儿早守在园子的门边等着他，事后两人一同出来，刚巧被葛薇龙瞧见，葛薇龙十分伤心和愤怒，第二天一早赶到浴室，“薇龙两只手捏紧了毛巾，只管没头没脸的乱打，睨儿只顾躲闪，也不还手，也不辩白，也不告饶”。睨儿与乔琪乔的鬼混击碎了葛薇龙对乔琪乔的也是对美好爱情的幻想：“幸而现在他还年轻，只要他的妻子爱他，并且相信他，他什么事不能做？”从此葛薇龙破罐子破摔，自甘堕落，这不就是睨儿给葛薇龙的致命一脚吗？这不就是来自女性阵营里的“蛇信子”吗？这是葛薇龙的情伤，也是情殇，“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与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睨儿的行径近似于鲁迅先生《祝福》里的柳妈，柳妈以一番下地狱的话语把祥林嫂推入了精神的炼狱，睨儿则以泛滥的性爱把葛薇龙推入了情欲的深渊。这是女人对女人的迫害，是女性自我奴役、女性原罪意识另一方面的体现。女性不仅要承受第二性带来的艰难痛楚，而且要承受来自自身阵营的毒箭，这是女性生存处境里的双重压迫，也是更为深刻的悲哀。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第一次见到王娇蕊时，她正在洗头发，有肥皂沫子溅到振保手背上，振保便觉得像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才见面不久振保就怕要失仪，踱到阳台上：
振保抱着胳膊伏在栏杆上，楼下一辆煌煌点着灯的电车停在门首，许多人上去下来，一车的灯，又开走了。街上静荡荡只剩下公寓下层牛肉庄的灯光。风吹着两片落叶蹋啦蹋啦仿佛没人穿的破鞋，自己走上一程子……这世界上有那么许多人，可是他们不能陪着你回家。到了夜深人静，还有无论何时，只要是生死关头，深的暗的所在，那时候只能有一个真心爱的妻，或者就是寂寞的。振保并没有分明地这样想着，只觉得一阵凄惶。
面对着王士洪王娇蕊夫妻似乎很恩爱的样子，佟振保的内心油然而生一份恐怕连他自己也不觉得的嫉妒与漂泊感，由此悟出必须有一个真心爱的妻，否则人生将是寂寞和凄凉的。此处的“落叶”像破鞋，像漂泊的人生，像难以自制的情欲，更像放荡无拘的谁都可以踏上一脚的王娇蕊。张爱玲借着佟振保半是昏昧半是分明的联想和感触，暗示了佟振保对王娇蕊的白占便宜无需负责任的感情态度，“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妇人，他用不着对她负任何责任”，也暗示了佟振保终究不会娶王娇蕊这样的女人。佟振保与王娇蕊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已经借这个破鞋意象作了隐喻，佟振保后来割舍王娇蕊对他的爱不就如扔弃一只破鞋一样吗？这一破鞋意象把佟振保初见王娇蕊时的欲望与理智的冲突——在深层意识里对王娇蕊的作践、在表层意识里对王娇蕊的想望精妙地演绎出来。佟振保之于王娇蕊，只要她、也只让她做一个“安全”的情妇。而王娇蕊破天荒对佟振保产生的真情，被这个破鞋意象先行作了无情的嘲讽和彻底的消解。两人之间进一步交往，有一天晚上电话铃响，两人都跑出来，暗黄的灯光下，佟振保一见到王娇蕊的衣装，心悬悬的，总觉关情。而王娇蕊：
刚才走得匆忙，把一只皮拖鞋也踢掉了，没有鞋的脚便踩在另一只的脚背上。振保只来得及看见她足踝上有痱子粉的痕迹，她那边已经挂上了电话——是打错了的，娇蕊站立不牢，一崴身便在椅子上坐下了，手还按着电话机……她那只鞋还是没找到，振保看不过去，走来待要弯腰拿给她，她恰是已经踏了进去了。
这显然又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鞋意象。这样的金鸡独立，一只脚伸出去盲目地寻找拖鞋，活脱脱地写出了王娇蕊的性格和作风。佟振保对她的脚的注视则暴露了其隐密的性心理，因为“在少数而也并不太少的男子中间，女人的足部与鞋子依然是最值得留恋的东西，而在若干有病态心理的人的眼光里，值得留恋的不是女人本身而是她的足部或鞋子，甚至于可以说女子不过是足或鞋的一个无足重轻的附属品罢了”。更为奇妙的是，王娇蕊这个丢拖鞋——寻拖鞋——寻到拖鞋的过程正暗喻着她的婚姻历程：先是与王士洪的婚姻因佟振保而决意离婚（丢拖鞋）；与闹离婚相关联（即与丢拖鞋相关联）的是寻找真爱，爱上了佟振保（寻拖鞋）；佟振保却断然拒绝了王娇蕊，并且力劝王娇蕊与王士洪重归于好以求自我解救（为她寻找另一只拖鞋）；最后，则是王娇蕊自己踏着了另一只拖鞋（王后来嫁给了姓朱的男人）。在这个过程中，王娇蕊由于对佟振保萌生了真爱而害惨了自己，台湾学者水晶对此分析道：“娇蕊和振保相处不多久，忽然发现自己爱上了振保……然后，她孤注一掷地，将她和振保的暧昧关系，毫不隐讳地向士洪坦白了……也许又是下意识里‘坏女人观’作祟吧？振保竟然完全体会不到，娇蕊这一粉身碎骨举动背后的崇高成分，反而‘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因为，他认为‘娇蕊爱的是悌米孙，却故意的把湿布衫套在他头上，只说为了他和她丈夫闹离婚，如果社会不答应，毁的是他的前程。’换句话说，在‘社会不答应’的前提下，娇蕊只有被牺牲了。振保终于下决心，跟娇蕊决绝。”王娇蕊最终嫁给姓朱的男人，实在只是为了生存的无奈选择。任情任性的王娇蕊后来以她特有的省悟参透了女性生存的困境，参透了女性的真爱在男性的人生哲学里是怎样的无足轻重！“实际上，她对男人是一种娱乐、一种快活、一个伙伴、一种次要的礼物；他对于她则是她生存的意义，她生存正当性的证明。”正因为这个内在的原因，尽管王娇蕊明白地意识到，这一次，是自己这样一个坏女人上了当了，却仍然死心塌地地要离了婚来嫁给佟振保，也因此注定了可悲的结局。佟振保则为了自己的前程娶了身家清白的孟烟鹂为妻，但是佟振保对妻子很不满意，并施行精神上的虐待。也许是潜意识里要报复丈夫，无能愚钝的孟烟鹂竟然与小裁缝私通，振保发现后十分的愤恨，要么不回家，一回家就打人砸东西。这一天晚上振保听见妻子进房来，便把小柜上的台灯热水瓶一扫扫下地去，豁朗朗跌得粉碎。他弯腰拣起台灯的铁座子，连着电线向她掷过去，妻子急忙返身向外逃。振保独自睡下，半夜里他被蚊子咬醒了，起来开灯。看见“地板正中躺着烟鹂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有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振保坐在床沿上，看了许久。再躺下的时候，他叹了口气，觉得他旧日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近，包围了他”。这里表现的既是佟振保的隐密的性心理，又何尝不是孟烟鹂性心理的曲折表现，她人是逃出了房间，却早已布下了绣花鞋，绣花鞋代表着她的忏悔、她的央求、她的期盼。自从振保不拿钱养家，孟烟鹂突然长大了起来，话说得流利动听了，一下子有了自尊心，有了同情和友谊，有了忧伤，也有了主意。
正如叶舒宪所述，文学原型“它给文学批评家提供了一种便利，使他们能把自古及今的文学现象看成一个自身完整的有机整体。在这种整体观的透视之下，批评家所关注的不再只是文学中重现的神话典故，而是力求发现特定的文学表现程式及其演变规律。”把张爱玲小说中的鞋意象纳入中国文学的整体背景里，我们发现了其对鞋原型文化的承袭、发展和超越。张爱玲将中国古代文学中主要用来表现男性性心理的鞋，转而用来喻示女性的性心理，用来揭示女性的生存困境，并且往往与人物的性格，与故事的情节，与特定的情境水乳般融合，信手拈来，了无痕迹，遂将鞋原型的“表现程式”推向一个新的境界。研究张爱玲小说的鞋意象，能加深对其小说思想深度和艺术特性的理解和把握，也能从一个侧面了解鞋原型在现代文学中的“演变规律”。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社会政治胶着的话语框架之下，张爱玲小说对鞋意象的出色运用使原型意象绽放出簇新的光彩，并因此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便是伟大艺术的奥秘，是它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奥秘。创造过程，就我们所能理解的来说，包含着对某一原型意象的无意识的激活，以及将该意象精雕细琢地铸造到整个作品中去。通过给它赋以形式的努力，艺术家将它转译成了现有语言，并因此而使我们找到了回返最深邃的生命源头的途径。艺术的社会意义就在于此：它不断地造就着时代精神，提供时代所最缺乏的形式。艺术家以不倦的努力回溯于无意识的原始意象，这恰恰为现代的畸形化和片面化提供了最好的补偿。艺术家把握住这些意象，把它们从无意识的深渊中发掘出来，赋以意识的价值，并经过转化使之能为他的同时代人的心灵所理解和接受。”张爱玲小说的鞋意象，是创作主体对鞋原型意象的激活和创造性发展，既整合了我们的文学经验，又提供了时代所最缺乏的形式，给予读者簇新的、美好的艺术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