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的生存空间是家庭，家庭几乎是她们唯一的舞台，她们扮演的只不过是仆役的角色。在家是父亲的仆役，出嫁后是丈夫的仆役，是丈夫一家的仆役。社会对男女极不平等的约束，更使女子奴化色彩加剧。男子掌握着家庭的经济命脉，控制着予夺大权。三妻四妾共同簇拥着一个丈夫，众星捧月般地围绕在丈夫的周围，丈夫的好恶直接决定着妻妾们的命运，决定着她们的物质享受、身份地位等等。假如一个已婚的女子不得丈夫欢心，在家庭中就如同坠入冰窖，如同生活在暗夜之中，不要说在“姐妹”中，即使在亲戚中，在佣人眼中，都是低贱的。妻妾争宠在中国社会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处在这样处境下的女人，又怎能不以博得男人的欢心为能事？男人因此成为女人生活奋斗的目标，一切活动的轴心，无时不牵动着她们的敏感神经。这是女人千百年来的悲哀。“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张爱玲的小说中，自我奴化的女性形象占有相当的数量。
《等》截取的是在一所推拿诊室里的故事，是一群等着推拿的太太的生存境遇。奚太太的丈夫到内地去，后来因为战事她走不了了，丈夫却在那里又娶了小老婆。也许由于过度的焦虑，奚太太的头发掉了很多，前额上头发稀稀疏疏的。她满心盼望丈夫回来，又担心丈夫回来的时候自己的头发没长出来，怎能得到他的欢心。
奚太太……温柔地想起她丈夫。“将来，只要看见了他……他自己也知道他对不起我，只要我好好地同他讲……”她这样安慰了自己，拿起报纸来，嘴尖尖地像啄食的鸟，微向一边歪着，表示有保留，很不赞成地看起报来了。总有一天她丈夫要回来。不要太晚了——不要太晚了呵！但也不要太早了，她脱了的头发还没长出来。
奚太太整个人生的焦点都聚集在丈夫身上，她在努力地做推拿，期望着在头发长出来的时候刚好丈夫也回来了，想象着丈夫会知错而改，与自己破镜重圆。除此之外，奚太太已没有其他任何生活乐趣，没有任何人生意义。
比奚太太的境地更不济的是童太太。童太太结婚三十年了，三十年如一日地辛苦操劳，三十年如一日地埋怨丈夫，三十年如一日地争取丈夫的爱而不能。
童太太手捶手掌，又把两手都往前送，恨道：“来到他家这三十年，他家哪一桩事不是我？那时候才做新嫁娘，每天天不亮起来，公婆的洗脸水，焐鸡蛋，样式样给它端整好。难后来添了小孩子，一个一个实在多不过，公婆前头我总还是……公婆倒是一直说我好的。”她突然寂寞起来，不开口了。给了她许多磨难，终于被她克服了的公婆长辈早已都过世了，而她仍旧每天黑早起身，在黯红漆桶似的房里摸索摸索，息息率率，手触到的都是熟悉的物件，所不同的只是手指骨上一节节奇酸的冻疼。
尽管童太太这般操劳，她丈夫却一点不领情。即使她的丈夫闯了祸被关押，童太太托人找关系，还花钱把他放出来，丈夫也照样不领情。童太太永远无法释怀，“好容易他放了出来了，这你想我是不是要问问他，里面是什么情形，难末他也要问问我，是怎么样把他救出来的。哦！——踏进屋就往小老姆房里一钻！”丈夫还要无赖式地讥讽她：“谁叫你救我出来？拿钱不当钱，花了这么些，我在里面蛮好的。”为求丈夫回心转意，对自己好一些，童太太也曾求救于宗教，金光寺和尚劝她不要同男人火来火去的，童太太奉为法宝，双手把和尚这句话捧回去！从此当真，大气也不呵丈夫一口。丈夫却更加放肆起来，堂子里走走，女人一个一个弄回家来。最终童太太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可是她仍旧留在丈夫家，一如既往地当一名奴仆，一如既往地耿耿于怀，满怀幽怨，只好自我解释为是为了三个小大姐，并且许愿“等我三个小大姐都有了人家，就上山去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童太太“上山”的心愿实现的可能性是等于零的。她是注定了一辈子在丈夫家劳碌和埋怨，直至生命的终结。她的脚，系牢在丈夫家里，不会迈出门槛。无论待遇怎样坏，她们都只能老死其间。在意识深处，夫家就是她们的归宿，唯一的永远的“巢”，即使不温暖，也是有脸面的、心安理得的，是纳入社会正常轨道的；离开了这个“巢”，她们就是最低贱的、见不得人的，会被人耻笑，遭人唾弃，甚至会使娘家蒙羞。因此女人们别无选择，“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早在《诗经》产生的时代，女子就已经被绑在服侍男家的耻辱柱上，几千年的女性史，就是一部充当男性家庭仆役的历史。“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这种卑视、辖制女性的紧箍咒诵念了几千年，女性怎能不完全失去抗争力而俯首称臣呢？
《相见欢》里荀太太和伍太太是表姐妹，两人同龄，相差月份又少，互称“表姐”，两人的婚姻都很不如意，也都为对方不平，并且暗自从对方的婚姻里找到一丝慰藉。荀太太很漂亮，眼睛明亮，脸红红的，很文气，还有种调皮的神气，招人喜欢。她的丈夫荀先生年轻时是黑黑的小胖子，长得愣头愣脑，还很自负，脾气挺大。荀家穷，婆婆的管制又很严厉，连公公死了都让荀太太给他穿衬里衣服。荀太太“一嫁过去眼晴都呆了。整个一个人呆了”。荀太太恨她丈夫在南京故宫博物院做事时，打起仗来跟着撤退，把他们的古董都装箱子带走了，把妻子的东西全丢了。她多次说丈夫死后不跟儿子过，要自己独自住，用一种很平静的声调。但是荀太太听丈夫说笑话总是笑，不懂更笑。她要到表姐家，会预先把丈夫的饭菜安排得十分周到。荀先生给荀太太写信总是称她“家慧姊”，他比她小一岁。伍太太看了总有点反感——他还像是委屈了呢！荀太太对丈夫没有感情，但却恪守妇德，曾有一个长得很英气的邱先生很倾心于荀太太，也没发生什么情形。也许为了补偿自己感情的欠缺，荀太太总要讲自己有一次被人盯梢的事情，讲过多次也还像是第一次讲的，神秘又神往，“‘一直跟到医院。那医院外头都是那铁栏杆，上头都是藤萝花，都盖满了。我回过头去看，那人还扒在铁栏杆上，在那藤萝花缝里往里瞧呢！吓死了！’她突然嘴角浓浓地堆上了笑意”。
伍先生生就一副东亚病夫相，瘦长身材，凹胸脯，一张灰白的大圆脸，像只磨得黯淡模糊的旧银元，上面架副玳瑁眼镜，对西方女人没有吸引力。伍太太也长得丑。结婚后伍太太随伍先生到国外去，拖着个不擅家务又不会应酬的丑太太到东到西，伍先生怨声载道，那时伍先生还没什么出息，也没有对伍太太不忠。一回国，伍先生进了银行界，很快地飞黄腾达起来，女秘书便跟了他。二战后香港畸形繁荣，伍先生的企业公司也搬了去，带了女秘书及其儿子一起去。伍先生按月寄家用给伍太太，没短过她的，伍太太过得很阔绰，还不时接济荀太太。伍先生伍太太也经常通信，互相称“二哥”，“四妹”，是照各人家里的排行。伍太太学贯中西，一肚子学问没有地方可以发挥，只有用在给丈夫写信，自己写得颇为得意。这在她这一辈子是最接近情书的了，不写给他又写给谁呢？眼见得伍先生是不回来了，可是伍太太绝不愿意承认，她的最大心愿就是盼望伍先生回心转意，回到自己身边来。
以上几个太太都是经济上依靠着丈夫，吃穿用度都得等着丈夫拿钱，自然更要矮人三分，这种状况也是封建社会中妇女普遍的处境。但是，也有少数妇女娘家有丰厚的嫁妆，长期地支撑着夫家的用度，可即使这样，也都难逃怨妇的命运。《创世纪》里的戚紫微是有名的戚文靖公的女儿，嫁给小小匡知县的儿子匡霆谷。这匡知县，戚文靖公一直夸他为人厚道难得，又可惜他一生不得意，听说他有个独养儿子在家乡读书，连见过面都没有，就结了这门亲。紫微一辈子也想不通，老爹爹这样地钟爱她，怎么这样草草地把她许了人，而且匡知县的儿子比她小了六岁。老爹爹在家几年，边境上一旦有了变故，朝廷又要他出山，风急火急把他叫了去。老爹爹回家不久就得了病，发烧发得人糊涂了的时候，还连连地伏在枕上叩头，嘴里喃喃奏道：“臣……臣……”他日夜牵肠挂肚的，都是些大事；而他自己的女儿，再疼些，到了要紧关头，还是不算什么的，连婚姻这样的大事，都这样草率。紫微到匡家带来丰厚的妆奁，人又长得美，她的美色照耀了匡家，仿佛神仙下凡一般。紫微没有人们意想中的相府千金的架子，她是相信“大做小，万事了”的，也的确很辛苦地做小伏低过。但是紫微与丈夫的关系几十年都像是冤家对头似的。她的丈夫匡霆谷矮矮的，生有反骨，脑后见腮，两肋上插，始终像个顽童。过门还没满月，有一天，她到一个姨娘的院子里，特意去敷衍着说了一会儿话，却不知道霆谷和这个姨娘是闹过意见的。回到新房里，霆谷就发脾气，把紫微陪嫁的金水烟筒银水烟筒都拆了，用脚踏扁了，扔到院子里去。有一次他爬到房顶上去，摇摇摆摆行走，怎么叫他也不下来，紫微气得好像天也矮了下来了，纳不下一口闷气，这回真的去告诉了公公，公公罚霆谷跪下了。紫微正待回避，公公又吩咐“你不要走”，叫霆谷向她赔礼。挨延了半天，霆谷作了个揖，紫微立在一边，把头别了过去，自己觉得很难堪。丈夫因为跪了这大半天，以后有两个月没同她说话。公公去世后，霆谷还在守孝的头七里就往外跑，学着嫖赌。紫微同娘家的哥哥们商量着，在京城里给霆谷荐了个小官做，指望他换了个地方到北方，北京又有些亲戚在那里照管弹压着他，然而也不管用，他更是名正言顺地日夜在外面应酬联络了。紫微给他还过几次债，结果还是逼他辞了官，回到上海来。匡家几十年都靠紫微变卖妆奁过日子，可是霆谷还要处处与紫微作对，紫微卖皮衣，霆谷在一旁插话，完全向着商人一边，“紫微恨道：‘你这不是岂有此理：我卖我的东西，要你说上这许多！人家压我的价钱，你还要帮腔’”。饭桌上，只有老夫妇两个，荤菜就只有一样汤，霆谷特地在里面捞了鱼丸子出来喂猫。紫微也不朝他看，免得烦气。冬天里，煤又那么贵，紫微和丈夫宁可一人呆一个房间。紫微埋怨道：“真的，人家再不要好的，这些年下来，总是个伴。我们是，宁可一个人在一间房里守着个小煤炉——”为了打发时光，紫微只好搜寻孙女们看过的书来看。紫微却总觉得身边没有一个人理解她。她总觉得今年不如去年了，觉得头发染与不染有很大的分别，觉得早上起来梳妆前后有很大的分别。明知道分别绝对没有哪个会注意到，自己已经老了还注意到这些，也很难为情的，因此只能暗暗地伤嗟着。孙女们背地里都说：你不知道我们奶奶，要漂亮得很呢！紫微操了一辈子的心，倒贴了一辈子的钱，也怨艾了一辈子。她的内心是孤独的、凄凉的、失望的。
《十八春》的男主人公沈世钧的母亲沈太太也是一个怨妇。沈世钧的父亲沈啸桐很早就娶了姨太太，住在小公馆里，只是按月给沈太太家里送来用度。沈太太总是用一种冷酷的口吻，提起她丈夫的病与死的可能，笑嘻嘻地说：“我也不愁别的，他家里一点东西也不留，将来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要不为这个他马上死了我也没什么，反正一年到头也看不见他的人，还不如死了呢！”父母亲的婚姻状况给沈世钧的童年蒙上了浓重的阴影，沈太太时常对着儿子诉苦，淌眼抹泪的，愁眉紧锁的，使他的幼年、少年生活都是不快乐的。等到大学毕业后能够独立了，沈世钧也不愿意回到南京工作，为了脱离家里那种阴郁的气氛。沈啸桐中风病倒后，生意场上的事务无人可以打理，全都让沈世钧去代办，这种情形也许触动了沈啸桐脆弱的神经，突然决定搬到沈太太这边来，而且说走就走，姨太太的阻挠和哭泣也无法使他改变主意。
啸桐住回来了，对于沈太太，这真是喜从天降。而且完全是由于儿子的力量，她这一份得意，可想而知。他回是回来了，对她始终不过如此。要说怎样破镜重圆，是不会的，但无论如何，他在病中是无法拒绝她的看护，她也就非常满足了。
说也奇怪，家里新添了这样一个病人，马上就生气蓬勃起来。本来一度收在箱子的许多字画，都拿出来悬挂着，大地毯也拿出来铺上了，又新做了窗帘，因为沈太太说自从老爷回来了，常常有客人来探病和访问，不能不布置得像样些……
沈太太因为啸桐曾经称赞过她做的莴笋圆子，所以今年大做各种腌腊的东西，笋豆子、香肠、香肚、腌菜臭面筋，这时候离过年还远呢，她已经在那里计划着，今年要大过年。又拿出钱来给所有的佣人都做上新蓝布褂子。世钧从来没看见她这样高兴过。他差不多有生以来，就看见母亲是一副悒郁的面容。她无论怎样痛哭流涕，他看惯了，已经可以无动于衷了，倒反而是她现在这种快乐到极点的神气，他看着觉得很凄惨。
从这“父归”的一幕，我们看到了沈太太极其苍凉的人生，也是许许多多妇女苍凉的人生。被丈夫弃置了一辈子，长期过着凄楚忧郁的日子，直到晚年丈夫患了重病才回到身边来，却不仅无怨无悔，反而欢天喜地的，因为自己有了面子，门楣生了光辉！在散文《洋人看京戏及其它》里，张爱玲对此有切中要害的议论：“《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
张爱玲笔下的自我奴化的怨妇还有很多，如《金锁记》里的大嫂玳珍、三嫂兰仙，《倾城之恋》里的三嫂、四嫂，《多少恨》里虞家茵的母亲，《小艾》里的五太太，《心经》里的许太太，《花凋》里的郑太太，《鸿鸾禧》里的娄太太等等。她们的婚姻状况不尽相同，但是在自我奴化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样的。张爱玲把她们一一刻画出来，表达了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奴化意识的忧虑和不平，更能够激发广大女性对自己的地位和命运的反思，以此期待女性能够自立自强，更加优美地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