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从父系社会以来，女性就处在第二性的地位，没有自己的人格，逐渐成为男性的附庸。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创立了儒家学说，有许多先进的思想观念，但也有维护男性中心，歧视甚至诋毁女性的意识，提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据研究是产生于汉代的《礼记》里面，就已经剥夺了女性的主体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已完全沦为男性的奴隶，沦为封建宗法制繁衍纯洁血脉的工具。最迟应是产生于父系社会的妻妾制，就完全是为了维护以父系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的利益而设立的。女性天然地都是为男性的、为父系家庭家族的子嗣繁衍、发展壮大而存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这种天大的责任最终就落在女性身上。男尊女卑对应之乾坤之道，更是戴上了天经地义的至理高帽，是不容怀疑的。宋代的程朱理学，对有宋一代的政治文化思想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对女性提出比之前代更严厉的要求，施行更为无人道的统治。“对女性来讲，‘以顺为正也，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是铁的原则。于是，女子才成为男子的奴隶，成为一人专有的玩物。这种状况的历史演变就是中国三千年的女性史。这种状况正是根基于宗法社会即父系氏族制产生出来的男尊女卑思想的产物。”女性在几千年封建宗法制度的残忍统治下，完全被抽空了作为人本来具有的情欲、爱情、思想的自由和起码的权利，成为顺从宗法制的女奴，不仅退出政治舞台，甚至在自己仅能活动的家庭中也只是一群家奴。吕后、武则天、慈禧的专制统治以及种种算得上大逆不道的行径，只是一种特定历史状态下的特例，也可看做是一种变调、一种最疯狂的搏击。在中国历史上频频上演的、耳熟能详的，是烈女的贞洁刚烈，是殉葬的惨绝人寰，是宫女的生不如死。在普通百姓家是无数民女的身心摧残、痛苦挣扎、暗无天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狱一般的生存。
这种压迫女性的铁桶一般的坚固状况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朝廷的崩溃开始弱化。近代中国，被外来侵略者的大炮轰开了长期关闭的国门，欧洲文化随之流入中国，对欧洲文化的向往在当时社会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随着对欧美文化的了解加深，妇女解放的呼声也日益响亮。妇女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地位都酿成改革。反对缠足，女子教育，女性从政，女子从业，一夫一妻，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等等，为女性的人格解放、为女性的人权获得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和贡献。但是，几千年的封建思想远远不是几场变革所能移易或肃清的。在民国时代，女子教育仍然仅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职业女性也为数不多。人们的思想观念仍然被旧的一套禁锢着。就像《倾城之恋》的白三爷所说：“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简直具有掷地有声之势，他道出的正是当时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心声。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旧的格局已经打破，新的还没有形成，在这样的文化转型期，人们更感到无所适从的困惑，更易感到对未来的迷茫，更易感到对自身命运的难以把握。女性，在这一时期也分化成好几种类型。张爱玲以她对女性的洞若观火的明察、感同身受的体验，塑造了一群群女性形象，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女性的生存世相和精神世界。
张爱玲对女性的处境有深切的体验。远的不说，只就张爱玲的家庭来说，祖父母的婚姻就让成人后的张茂渊（张爱玲的姑姑）颇为不满。张爱玲的母亲则憎恨张家，说都是媒人讲究门第害了她一辈子。由于对丈夫的种种劣行无法忍受，母亲在张爱玲四岁的时候就出洋去了，后来终于与丈夫离婚。父母离婚后父亲又续娶了，在家里靠遗产过着也还算滋润的日子。母亲则漂洋过海，长期过着漂泊的生活，她的新加坡男友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此后她的境况就很凄惨。有一次她回国，张爱玲和弟弟、姑姑、表哥一起去接她，看到她黑瘦憔悴，姑姑说，好惨！瘦得哟。1957年她死于英国，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经济上也很窘困。女性长辈的婚姻经历和不幸处境，定是给了张爱玲很深的体会。即使是在当时算是新潮的女性，其地位本质上也仍然脱不了依附性，与男性相比较也仍然是卑下的，张爱玲对此有透彻的了解，所以她说：“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像她自己这样的职业女性，应该属于“有美的思想”一类，然而归根结底，都是以取悦于人为根本目的，这“人”，当然指的是男人。这不就是当时女性的普遍境遇吗？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很新潮的女性，当张爱玲从父亲家逃出来，投奔到母亲家里后，母亲给出两条路让她选择，一是用钱来打扮自己，早早嫁人；一是读书，那就没有钱顾到衣装。打扮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嫁人，也就是取悦于男人。新潮如张爱玲的母亲，满脑子英美的思想意识，也还说这样的话，可见女性的实际地位，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卑下，在当时社会中，依旧是个不争的事实。其实张爱玲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对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领教过了。她在《私语》里回忆说，带我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带我的女佣叫“何干”，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我不能忍耐张干的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从小就孳生的对男尊女卑现象的反感，从小就种下的男女平等意识，下决心要胜过弟弟，为女性争一口气的强烈愿望，必然在张爱玲日后的创作中表现出来。
张爱玲的散文《爱》就是一篇对无法自主的爱的祭奠：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青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青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文中洋溢着一股淡淡的幽幽的惆怅。这个小康之家的女孩子，一生是不幸的，唯一温馨的记忆就是“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青人”一幕，也仅仅只是回忆。唯其一生不幸，才更衬出那一幕之格外珍贵。而对那一幕的反复回味，又反衬出女孩子生命的酸辛。虽然只是寥寥四百左右的文字，虽然文字是轻柔淡远的，却分明给人一份压抑和沉重、一份抹不去的幽思，而这，正源于创作主体渗透其间的对女性命运的思索。
在小说创作中，张爱玲则塑造了比散文远为刚性的女性形象，有“彻底的”曹七巧，有刚烈的虞姬，有香港交际场上风云人物，也有家庭生活里极其普通的主妇，她们的个性和经历各各不同，却都有压抑有反抗，是压抑与反抗的变调。
曹七巧是麻油店的女儿，兄嫂贪图财礼，把她嫁给了簪缨大族姜家患了骨痨的二爷，成了二奶奶。实际上曹七巧只是被娶来当做专有特护，是要她“死心塌地地服侍二爷”的。门户的错置使得她在姜家毫无地位可言，连下人都瞧不起她，视她为“低三下四的人”。不幸的婚姻更使她备受压抑和痛苦，姜二爷的肉是软的、重的，死尸一般的，挨着就像人的脚发麻时的感觉，这使七巧只觉得恶心。他偶尔坐起来，可哧溜一声又滑下去，长年累月地躺在那紫楠木的大床上，用七巧的话说，她的丈夫是一点人气都没有的。而嫁入姜家前，曹七巧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姑娘。她是个麻油西施，日日为哥哥站柜台。有时她也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好几个同阶层的男青年。她朝气蓬勃，偶尔会与周围的这些男青年调情打闹，喜欢他们亲切地叫她“巧姐儿”，憧憬着未来美满的婚姻生活。这么一个活泼顽皮，甚至有几分泼辣劲儿的曹七巧，体内流动着健康的生命活力，却要终日守着这个活尸首的丈夫，其压抑和痛苦简直要使她窒息。七巧有苦无处诉，眼泪往肚里流，可以宣泄的渠道就是言语。于是，她毫不避讳地当着众人说一些“村话”，不要说大奶奶那官宦人家出生的贵妇听不下去，连下人都臊得没处躲。曹七巧会扯着大嫂的袖子说：知道你们都是清门净户的小姐，你倒跟我换一换试试，只怕你一晚上也过不惯。她关心小姑子姜云泽莫非是有了心事，怎么去年还浓密的一头黑发，今年就变得稀疏了，小姑子恨道：你今儿个真的发了疯了！平日还不够讨人嫌的？七巧自讨没趣，只好把两手筒在袖子里，笑嘻嘻地给自己下台阶道：小姐脾气好大！她又告诉老太太要写信给彭家，让他们赶紧把云泽娶过去，惹得小姑子踢蹬着床架大哭大闹。语言是思维的外现，曹七巧的话语几乎都与“性”有关涉，可以说是三句不离“性”，这些话语是曹七巧内心性的压抑的表现，压抑的不断积淀，必然要寻求宣泄的渠道，否则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精神失衡，曹七巧整天挂于嘴上的关于性的言谈，正是她抵抗压抑、排解压抑的自然选择。
嫁入姜家后，曹七巧自以为爱上了整日跑妓院的三爷姜季泽，自以为她命中注定要与姜季泽相爱，无奈姜三爷抱定了宗旨不惹家里的人，但二人之间也时常以言语挑逗，撩拨调情。“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浑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多少年了，他跟她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七巧的情欲备受折磨，在痛苦的压抑中煎熬着。后来七巧的丈夫和婆婆相继过世，她带着一双儿女搬出来另外租房子住。久不来往的姜三爷忽然找上门来向七巧倾诉“爱情”，七巧低着头，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她整个陶醉了。第一次，她享受着爱的恩宠，沐浴在神的光辉里。在短暂的陶醉之后，七巧警觉起来，拿话试探，证实了姜季泽的骗局，她暴怒起来，把姜季泽又打又骂轰了出去。从此，她虽然也一样地换厨子，打骂佣人，却总有些失魂落魄的——她心底里对爱、对情欲的希冀永远死灭了。从此，曹七巧就以她特有的方式，在她魔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施淫威，实施疯狂的反抗。她把儿女牢牢控制在自己的魔掌之内。儿子长白往花街柳巷走，七巧才慌忙给他娶了房媳妇。媳妇一进门，七巧就百般羞辱，不堪入耳的话语都粪便般的泼向媳妇，“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她眯缝着眼望着儿子，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这是七巧内心悲怆的告白！她所能接近的唯一男性就是这儿子，儿子娶了亲，被媳妇夺走了，她视媳妇为最可恨的敌人，要对媳妇极尽所能地虐待和迫害。她扣下儿子整夜为自己烧烟，盘问儿子儿媳的隐私，听了又是咬牙，又是笑，又是咒骂。曹七巧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却是精神百倍，她邀请几家女眷来家里打牌，在麻将桌上略加渲染，有声有色地将儿子亲口招供的隐私公布出去，害得亲家母脸皮紫涨，也没有颜面见女儿，雇一辆人力车走了。曹七巧性的压抑以这种病态的方式宣泄着，并得到一种畸形的快慰和满足。儿媳受不了七巧的凌辱折磨患肺痨死去。扶了正的丫头绢儿不上一年也吞生鸦片自杀。女儿长安上了学，不上半年，脸色红润了，胳膊腿腕也粗了一圈，却因在学校的洗衣房里丢些小东西，七巧必定要找校长问罪去，长安只好主动退学了。当时一些裹脚的人家已开始放脚，七巧却逼迫近十三岁的女儿裹脚，痛得她鬼哭神号。长安到了三十岁，堂妹看她可怜，给她介绍了对象童世舫，到了议定婚期的时候，七巧却又对女儿终日辱骂，有时还哭诉，软硬兼施加以阻挠，长安只好主动退婚。退婚后，长安与童世舫认真做起朋友来了，七巧便瞒着长安宴请童世舫。席间，她机智地把长安抽鸦片的真相说与童世舫，“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由着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一番话说得童世舫脸色大变，只觉得异常的委顿，彻底断送了长安的婚姻。过度的压抑激发出曹七巧疯狂的反抗，“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可怕的报复！”尽管实施报复的对象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七巧也在所不惜，一意孤行。
中国女人的母性，本是享誉全世界的，极具民族特色的精神之一。母亲对子女的爱与呵护，被无数的文学作品反复歌咏，熠熠发光，造就了“母亲神话”。这神话在《金锁记》里被解构了，曹七巧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另类的空前的母亲形象，她对儿女的疯狂报复，颠覆了中国文学史上传统的无私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伟大的母亲形象，揭出了人性潜在的丑恶和恐怖，揭示出女性生存处境的苍凉，具有一种震撼心灵的艺术力量。夏志清先生高度赞誉《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张爱玲说过：“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换言之，曹七巧是个彻底的人物，应该是“彻底”在她的变态、她的疯狂。曹七巧是个悲剧人物，其悲剧是性格悲剧，也是社会悲剧。曹七巧的报复行为是男权中心社会里女性对其生存困境极端叛逆的反抗，是女性压抑和反压抑的典型，是压抑与反抗的变调。
《霸王别姬》是张爱玲创作于1937年的短篇小说，其时张爱玲仅有十六岁。这篇小说也是张爱玲小说里少见的取自历史题材的故事。项羽在秦末争夺天下的战争中猝然兴起，打败秦朝军队的主要力量，分封诸侯，造成“分裂”天下、“政由羽出”的局面，然而最终被刘邦打败，兵困垓下，自刎乌江，在中国历史上吟咏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英雄悲歌，演绎了一出英雄悲剧。后世人们对项羽情有独钟，不将其列入“败为寇”的模式，司马迁创作《史记》，就把项羽列入本纪，视同皇帝。无数读者为项羽的失败自刎而扼腕叹息嘘唏不已。“霸王别姬”是中国戏剧的传统剧目，舞台生命长盛不衰，深得中国观众的喜爱。虞姬作为特别受项羽宠爱而“常幸从”的美女，在被围垓下之际，她慷慨自尽，成就了自己的贞烈，更成就了项羽不为女人所累的大丈夫形象。后世的人们往往无意识地赞美虞姬的刚烈，从心底里认同她成全项羽的心愿与举动，并因此敬重她。张爱玲深谙女性的内心世界，对女性生存处境有深刻的参悟。她笔下的虞姬十分清楚自杀是自己最好的结束方式、最完美的生命体现。尽管项羽失败了，自己却能最终陪伴着他，拥有他全部的爱情，博得他对自己最后一举的钦敬，这不是最好的收束吗？所以她用最后的力气说了一句话：“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虞姬的死是悲壮的，又何尝不是一种反抗的变调？当项羽被围垓下的最后日子里，虞姬才有生以来第一次审视自己的一生，她幡然醒悟：自己的一生都是为项王而活着，自己只是项王的一个附属品，没有自己的人生目标，没有自己的人生价值，没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一切都是项王的回响。多少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自己的壮志，以他的胜利为自己的胜利，以他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完全丧失了自我。她很清楚，假如项王成功了，得了天下，“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她将过着锦衣玉食而寂寞凄凉的生活，其他数不清的美女将隔绝“他和她享有的天宇”，最后，她将得到一个谥号，躺在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里。两相比较，在项王失败的最后时刻之前自杀，死在项王的怀抱里，不是最好的收梢吗？这是虞姬参透了自己的实际处境，看清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本质底蕴之后，所能做出的最后反抗，尽管也有无奈的成分在内，却是虞姬第一回的自我抉择，第一回当了自己的主人。随着剑锋刺向自己的身体，虞姬对自己多年来取消自我，剥离自我，隶属于项羽，成为项羽的影子的身份作了最勇毅的割断，那义无反顾的反抗也随着剑光一闪而放射出耀目的光辉。张爱玲借这个流传千古的故事，融入深沉的女性意识，看到了刚烈表象下的无奈与苍凉，谱写了一曲女性压抑与反抗的悲歌。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经别人介绍与孟烟鹂小姐相亲，见面的时候佟振保就确定了下来。孟小姐长得清秀白皙，但也只是笼统的白，身体几乎像一条直线，振保对妻子有种种不可告人的不满，尤其是对她的身体，于是他开始宿娼，每三个星期一次。孟烟鹂对丈夫的行径从不过问，更不敢责问，只在家里当一个少奶奶。丈夫经常地出去宿娼，当妻子的岂有不知道的，只是出于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只好佯装不知罢了。即使说了又有何益，对于丈夫，孟烟鹂就像家养的奴隶一般。“他就是天。振保也居之不疑。”她做错了事，当着人丈夫便呵责纠正，即使偶然丈夫疏忽没看见，他母亲必定看到了，也会当场指责。烟鹂每每觉得，当着女佣丢脸惯了，她怎么能够再发号施令？号令不行，又要怪她无能。她怕看见仆人眼中的轻蔑，为了自卫，和仆人接触的时候，没开口先就蹙着眉，嘟着嘴，一脸稚气的怨愤。她发起脾气来，总像是一时性起的顶撞，就像丫头姨太太，做小伏低惯了的。在分娩的时候，孟烟鹂很受了些苦，自认为有资格发一回脾气，而佟母觉得她生的不过是个女孩，不肯让着她。佟母负气搬走了，振保更是对妻子感到失望，娶她图的是她的温柔，没想到竟然与婆婆不和，丢了他的脸，让人家说他不是个孝子。在丈夫和婆婆的威势下，烟鹂的当家少奶奶身份早就荡然无存，女佣们都蔑视她，满怀的心事无处诉说，只好向年纪尚幼的女儿倾诉，被振保知道了，他就把女儿送进了全寄宿的学校，于是家里更加静悄悄起来。孟烟鹂在家庭中本就像个女奴，只一味地依赖丈夫，性格又属软弱无能，因此丈夫对她骄横跋扈，颐指气使。在他的心目中，孟烟鹂永远都是逆来顺受的奴仆，听任自己肆意的摆布。他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妻子竟会与人通奸。某个黄梅天，下起雨来了，振保绕到家里来拿雨衣，却意外地发现妻子与一个年轻的裁缝呆在客室里，雨已经下了不止一个钟头了，那裁缝的包袱却是一点都没有溅湿，脚上也没有穿套鞋，妻子与那裁缝都显出紧张的异样，在经验丰富的佟振保的眼睛里，这对没有经验的奸夫淫妇的秘密一下子全都暴露了。孟烟鹂的通奸表面看来似乎很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其实完全在情理之中。自从孟烟鹂结婚之后，就一直处在过度的压抑状态，她没有工作，没有经济地位，没有任何朋友，也没有地方倾诉，还要时时提防丈夫和婆婆的责难，防卫佣人的蔑视。长期的压抑和无处宣泄的境况，逼迫着她寻求自我保护的途径，潜意识里则是对丈夫的报复。佟振保对妻子实行的是精神上的虐待，由于他是个自恋倾向很强的人，还自认为对妻子算好的了。振保想道：我待她不错呀！我不爱她，可是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我待她不能算坏了。我待她这么好，这么好！在佟振保绝对凌驾的统治之下，孟烟鹂精神上的压抑和空虚不言而喻，她虽是弱者，毕竟也是血肉之躯，也有思想，有感情，需要爱的养料，渴求精神上的慰藉，可是结婚近十年，女儿都已经八岁了，她的感情世界犹如枯井。“她管得住她自己。但是……她管得住她自己不发疯么？”为了自救，为了不发疯，她出轨了，冒着天大的风险。这是在高压之下的不顾一切的反抗。白玫瑰不再圣洁，颠覆了男性对女性贞洁的既定想象，篡改了男性为私家奴隶般的妻子设定的终生路径，破坏了两性关系的原则，这在佟振保们的眼里，岂不是十恶不赦？佟振保自己结婚前就已经玩过巴黎的妓女，与朋友之妻长期保持性关系，结婚后长期宿娼，却仍然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妻子一出轨，他马上怒不可遏，只觉得家里有一种污秽，觉得是白糟蹋了自己，他开始常常喝酒，公开地在外面玩女人，后来则故意把妓女带到家门口来。继而对妻子施行经济上的迫害，不拿钱回来养家了，而且常常不回家，一回来就打人砸东西。两相比较，女性的人生苍凉令人咨嗟！那么，孟烟鹂的出轨不就是对男权中心、对长期压抑压迫的必然反抗吗？圣洁的妻不再圣洁，那是女人的孟烟鹂给予男人的佟振保一记强有力的耳光，是女性要求正当权益、呼吁人格地位的扭曲了的出击。
《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的梁太太是个十分特出的女性。梁太太结婚前也算得上是一个美女，娘家是衰落了的大家族，娘家兄弟替她找好的婆家她不嫁，自己挑了一个年逾耳顺的老头、香港数一数二的富商梁季腾，做他的第四房姨太太，专候他死。他给她留下了大量的遗产，还专门派了一大注现金给她，她有足够的钱供自己淫乐。她永远无法填满内心的饥荒，她需要许许多多男人的爱。于是她挑选风流浪荡的年轻女子，在自己的看管之下，充当勾引男青年上门的诱饵。男人一旦上门来，梁太太总是横截里杀将出来，把那男人掳了去。梁太太是个享乐主义者，为了过上富裕的生活，为了声色淫逸的感官刺激，不惜出卖自己的青春和肉体。当她的名义上的丈夫死后，她一心经营的“事业”就是玩弄男性。她年轻时有无数的情人，即使年过半百了，也还有许多老情人小情人。那卢兆麟原是为了年轻女子葛薇龙而到梁府，被梁太太一番勾引，竟和梁太太“两个人四颗眼珠子，似乎是用线穿成一串似的，难解难分”。这是梁太太的淫邪功夫，也从另一面见出男人的可笑荒唐，正是葛薇龙心里暗暗骂的：这笨虫！这笨虫！男人都是这么糊涂么？从一个卢兆麟扩展到“男人”、“都”，应该不是随意而下的词语吧。梁太太接交甚广，她不仅诱惑男人，也与香港的官僚甚至政府要员保持密切联系，连港督跟前都有人，为自己寻找靠山，好在香港翻云覆雨。梁太太的婢女睇睇与乔诚爵士私下约会，犯了梁太太的忌，被梁太太斥骂：你以为你在我这里混过几年，认得几个有大来头的人，有了靠山了。我叫你死了这条心！港督跟前我有人；你从我这里出去了，别想在香港找得到事。谁敢收容你！说得本来还嘴硬的睇睇先是呆了，继而又顿脚大哭，领会到了梁太太的厉害，懊悔莫及。小说里是这样概括梁太太的生涯的：“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这一个称谓在此处的意义不应忽略，而且值得充分注意。慈禧太后凭借自己的精明心计，在美女如云的后宫中崛起，得到了咸丰皇帝的宠幸，从此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取得了垂帘的荣耀，争到了听政的权力，最终将中央最高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她在位四十八年，实际统治中国几达半个世纪。慈禧太后破坏了清朝的祖制，实行女人垂帘听政。这颠倒了封建社会的纲常，罪大恶极，不可思议，但是慈禧太后确确实实地施行了。慈禧太后对于违逆或不利于自己的权力统治的男性对手心狠手辣，每获全胜。她击败肃顺，控制同治帝，罢黜议政王，囚禁光绪帝，粉碎帝党等等，最后权力高度集中，使所有清政权中的男性人物俯首听命。慈禧太后一生中的种种行为，岂不是对男权中心社会最大的讽刺、最大的打击？这一称谓用在梁太太的身上，显然包含着她手中掌管着金钱，在自己的府邸里为所欲为，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些意义。其中既有对梁太太旺盛淫欲、无耻下流的讥讽，也隐指她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无所忌讳，我行我素。梁太太与慈禧太后最大的相似点就是颠覆了国人的男女之道，做出了男性中心社会里女流之辈根本不敢做出的，因此也是十分出格的事，这也是一种反抗的变调。试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都是男性奴役的工具、顺从的奴隶。在皇宫里，皇帝拥有几百甚至几千的宫女，宫女们则过着凄凉悲惨的日子，“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在民间，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可以在外面寻花问柳，可以随意地休妻，女子不仅必须从一而终，还要套上三从四德诸多紧箍咒。梁太太的所为，不也是一种扭曲的病态的反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