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决不会爱上一个她认为楚楚可怜的男人。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心经》）
许峰仪、许小寒父女之间产生了爱恋之情。许小寒对其父的爱恋是怎样产生的，我们无法找到明晰的答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中带有很强的崇拜性。小说中的许峰仪是个银行家，有地位，有权力，有钱财，我们从他追求段绫卿的迅速和成功，段绫卿情愿与他私奔这一情节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有魄力、有魅力、有手段的男人。许峰仪银行里的事务很多，总是行色匆匆的，但是为了和青春女孩段绫卿共度良辰、共享新生活，他断然放下本来是放不开的事务，匆匆收拾个皮包远走高飞了，颇有点“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意味。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很会在女人身上用心的许峰仪。从这些情节我们可以读出许小寒对父亲产生崇拜与爱恋交织的感情的蛛丝马迹。许小寒这种“爱”，就近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产生影响的个性心理学家弗罗姆所说的“虚伪”的爱。“某种形式的‘虚伪’的爱，与‘神经病性’的爱相关。具有这种‘虚伪’的爱的人对自己几乎漠不关心，几乎或根本没有发展起自身的完全、坚强等感觉，常把所爱的人偶像化……发展到下一步，便成为‘感伤的爱’。这‘虚伪的爱’是幻想的产物，决不是谋求实际的爱的结合。爱成为一种理想上的抽象概念，不会因为与现实的接触而削弱。”（国分康孝：《女性心理学》，1987年版，第165～166页）
许小寒对父亲的感情是相当笃定的，父亲是她崇拜的偶像，以至于她对于追求者“来一个，丢一个”，毫不犹豫。龚海立是同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暗恋着许小寒，后者却丝毫不动心。小寒是下定决心要与父亲一辈子厮守这份精神上的爱恋，“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心经》）而且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父亲是不会放弃自己的。她还坚信，至于别的女人，父亲不是那样的人。这些看法和态度正是许小寒的天真和幼稚的表现，她的确没有发展起自身的完全的感觉。她自觉不自觉地离间了父母亲之间的爱。当小寒故意地向父亲说起倾心于自己的龚海立时，顺带有意无意地表露了心迹，“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心经》）这使得本来在看报纸的许峰仪“却不能继续看他的报了，放下了报纸向她半皱着眉毛一笑，一半是喜悦，一半是窘”。（《心经》）小寒对其父的崇拜是显而易见的，不幸的是，这种崇拜畸形发展了。张爱玲在这个传奇故事里，揭秘了恋父情结的最重要的感情因子，同时也揭示出男女之爱中，因性别不同而发生的心理需求差异。在1944年的《苏青、张爱玲对谈录》里，张爱玲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来：“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真可称得上金玉良言，一语破的。当许小寒知道父亲和段绫卿同居了的事实后，她才仿佛突然长大，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对母亲的无法弥补的负罪感，“小寒哭了起来。她犯了罪。她将她父母之间的爱慢吞吞地杀死了，一块一块割碎了——爱的凌迟！”（《心经》）最后，面对母亲的无比的宽容和仁慈，小寒伸出手臂来，攀住她母亲的脖子，哭了。这是悔恨的泪，也是自我救赎的泪，经过泪水的冲刷，许小寒摆脱了虚伪和病态的爱，有望回复“健康的，正常的爱”。（《心经》）
仿佛那是世上最自然的事——年青漂亮的俄国下级巡官，从小和她在一起的。可是汝良知道：如果她有较好的机会的话，她决不会嫁给他。汝良自己已经是够傻的，为恋爱而恋爱。难道他所爱的女人竟做下了更为不可挽回的事么——为结婚而结婚？（《年青的时候》）
潘汝良读书时有个习惯，总是在书上画小人，勾出一个人脸的侧影，从小画惯了，熟极而流。有一天他发现对面坐着看报纸的女人的侧面，与他从小画到现在的唯一的侧面完全相同，他的心里蓦的生出一种奇异的喜悦，仿佛这个人整个是他手里创造出来的。“她是他的。他对于她，说不上喜欢不喜欢，因为她是他的一部分。”（《年青的时候》）他们交谈起来了，潘汝良知道她叫沁西亚，是俄国人。他们约好了彼此互相教学中文德文。到晚上潘汝良很晚才入睡，他一门心思想着沁西亚。第二天他特地穿上最好的一套西装去见沁西亚，他们还经常一起吃饭。在交往中，潘汝良逐渐发现了沁西亚的坏习气。她在办公室里把高跟鞋褪去，只穿着肉色丝袜。她把点心放在书上吃，碎屑撒在书上，她毫不介意地就合上了书。“他不喜欢她这种邋遢脾气，可是他竭力地使自己视若无睹。他单拣她身上较诗意的部分去注意，去回味。他知道他爱的不是沁西亚。他是为恋爱而恋爱。”（《年青的时候》）正当潘汝良踌躇着是否要向沁西亚求婚的时候，沁西亚告诉他：“我要结婚了。”她丈夫也是俄国人，在工部局警察所里做事，是个浮躁的黄头发小伙子，而且经济拮据。潘汝良明白，“如果她有较好的机会的话，她决不会嫁给他。汝良自己已经是够傻的，为恋爱而恋爱。难道他所爱的女人竟做下了更为不可挽回的事么——为结婚而结婚？”（《年青的时候》）的确是这样的。沁西亚就因为从小和那个俄国人在一起，眼下又都在上海，和他结婚便仿佛是世上最自然的事了。沁西亚的妹妹年纪还小，就已经在为结婚犯愁，沁西亚用生硬直拙的中文说出了妹妹犯愁的原因：“在上海，有很少的好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也少。现在没有了。德国人只能结婚德国人。”沁西亚的妹妹也是一个会为结婚而结婚的女人，只是她还未能达到这一层面，她是愿意为结婚而结婚却没有人可供结婚的女人。
张爱玲借这个故事反映了世人普遍存在的婚恋现象：为恋爱而恋爱，为结婚而结婚。恋爱、结婚，本来应该建立在两性之间互相喜欢、互相欣赏、互相吸引而自然产生的情感的基础上，爱情本来是人类最为神圣的一种情感，却被当成一项任务、一个指标般的去完成，被当成一道门槛、一个关口般的去突破。这何尝不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郑川嫦经大姐夫介绍与章云藩谈恋爱，起初觉得他不够高，不够黑。她的理想的第一先决条件是体育化的身量。他说话也不够爽利的，措词也过分留神了些。川嫦对于他的最初印象是纯粹消极的，然而几次一见面，她却为了同样的理由爱上他了——因为他是她眼前的第一个有可能性的男人。于是他们真的恋爱起来了，只是由于川嫦患上了肺病，一病两年，这一场恋爱夭折了，没能进化到为结婚而结婚。（《花凋》）
姚先生在一家印刷所里做广告部主任，他把大女儿琤琤嫁给了印刷所大股东的独生子，希望能使自己在职业上有所发展。这一头亲事琤琤并不十分满意，她向姚先生很激烈地表示过反对，后来经姚先生再三敦劝，琤琤和对方会面过多次，觉得也没有什么地方可挑剔的，也就委委屈屈答应了下来，为了结婚而结婚了。结婚后琤琤有意躲着娘家人，避免让人说她是为了父亲的利益而嫁给熊家的，姚先生因此气得暴跳如雷。没料到丈夫却很快地变了心，在外面有了女人，成天的不回家，婆家人一条心欺负琤琤，使琤琤成了娘家婆家两头都不待见的怨妇。（《琉璃瓦》）
石翠芝与许叔惠一见钟情，但是石家富裕，许家贫寒，由于双方环境太不同的缘故而未能走到一起。石翠芝也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就与门当户对的沈世钧结了婚。可他们彼此都不喜欢对方，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了。结婚的当夜，在新房里，沈世钧推说不困，开了一盏台灯看画报，石翠芝则在蜡烛下剪指甲，剪完指甲又去剪烛花，烛光又亮了起来，照在她脸上，她的脸色很平静的，但是世钧知道她刚才一定是哭了。世钧走到她跟前去，一遍遍地问她为什么不高兴，“她先是厌烦地推开了他，然后她突然地拉住他的衣服呜呜咽咽哭起来了，冲口而出地说：‘世钧，怎么办，你也不喜欢我，我也——我也不喜欢你。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吧，你说是不是来不及了？’……他在她耳边喃喃地说着安慰她的话，其实他自己心里也和她一样的茫茫无主。他觉得他们像两个闯了祸的小孩”。（《十八春》）这一番描述把为结婚而结婚的人们的困惑和可悲全给表现出来了。
张爱玲对世人为恋爱而恋爱、为结婚而结婚的通病感触颇深，并用她的小说给予披露，其中隐含着创作者的不以为然，隐含着创作者对人们的恋爱婚姻能够有更多的精神因子、有更多的感情成分的期待。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玫瑰与白玫瑰》）
佟振保是张爱玲笔下一个立体的男性形象，小说以这个人物为代表揭示出男人在性与婚姻中的尴尬和迷乱。写在小说开头部分的这两句话，暗示了小说是选择与红玫瑰和白玫瑰的关系这一视角来刻画佟振保形象的，预告了小说的故事情节，也预示了佟振保的内心冲突和分裂人格。
红玫瑰与白玫瑰分别代表着两类女性。红玫瑰代表着具有热烈情欲的女性，白玫瑰则代表着圣洁的女性。如红玫瑰王娇蕊，热烈放荡，佟振保第一次认识她时就被吸引住，胡思乱想，难以自制；得到之后却又感到亵渎了自己，感到恶心，犹如墙上的“蚊子血”。此时白玫瑰如同“床前明月光”，皎洁美好，具有一份朦胧的魅惑力，可望而不可即，令人神往。但是娶了白玫瑰孟烟鹂，才发现其苍白乏味，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需求，而且上不得台面，有碍观瞻，犹如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巴不得马上掸掉，恨不得毁了自造的家，恨不能一切重新来过。他心中留下了神圣而感伤的一角，放着红玫瑰爱人。他记忆中的王娇蕊是一个痴心爱着他的天真热情的女孩子，没有头脑，没有一点使他不安的地方。此时，红玫瑰成了他无法忘怀的心口上的“朱砂痣”。
佟振保（男人）就这样在“对”与“不对”两个世界里冲突着，灵魂找不到栖息之所，日渐猥琐。张爱玲刻画了一个欲望与理性叛离、灵魂在两难境地痛苦挣扎而终归失败的现代男性形象，深层揭示出所谓社会理想人物心灵深处的无奈和空虚、虚伪和痛苦，这是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典型男性形象。
张爱玲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随手拈来作为喻体，似不费吹灰之力，却书就了一个经典话语，达到点铁成金的艺术境地。四个比喻既通俗又隽永，既浅白又深邃，既形象又含蓄，耐人咀嚼，发人深思，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也能使读者反思自己，认识自己，警醒自己，净化自己，审视自己的感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婚姻，以期生活得更美好。
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封锁》）
《封锁》截取的是上海处在动乱时期的一个封锁的时段，描述了男女主人公吕宗桢吴翠远所乘坐的电车遭遇封锁而发生的故事。封锁期间的电车与外界隔绝了，时间仿佛凝固了，空间范围也被拘囿了。电车上没有一个认识他们的人，他们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可以为所欲为的机会，他一下子成了一个单纯的男子，她一下子成了一个可爱的女人，于是他们闪电式地谈起了恋爱。本来算不上美的吴翠远此时在吕宗桢的眼里成了西施，本来很平庸的吕宗桢在吴翠远眼里也成了高尚而可亲的男人。吕宗桢向吴翠远诉说婚姻的来由、对太太的不满、银行里的不愉快的人际关系、他的秘密的悲哀，甚至表示“打算重新结婚”。吴翠远倾听着，表示理解和关切，最后竟因为吕宗桢的“高尚”而大哭起来，把眼泪都唾到他脸上去。他们还留下了联系的电话号码。他们都暂时“突围”了。但是，当封锁一解除，吕宗桢立刻站起身来，坐回他原先的位子上——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对于吴翠远来说，他这个人等于死去了。回到家以后，吕宗桢照例吃着可口的饭菜，一边看着女儿的成绩报告单，饭后接过热毛巾擦脸，生活依旧循着原来的轨道运转。封锁期间发生的一幕、吴翠远的脸，都已经模糊，离他很远了，仿佛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就像那只乌壳虫，趁着昏黑出穴游走一回，灯一亮，它爬回窠里去了。封锁期间所发生的这一幕，看似不近情理，其实十分巧妙地暴露出当时环境下的芸芸众生潜意识里背叛自我、背弃现有生活模式、冲出既定“围城”的强烈想望，同时也从反向暴露出芸芸众生的无聊空虚失望无奈的精神状态。他们对现实生活毫无兴趣，更遑论热爱和激情了。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空气和现状，而绝不仅仅是男女主人公的，所以说是“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遭遇封锁时，“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封锁》）因为他们面临无事可做无话可说的窘境，于是电车上的乘客“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封锁》）
如果他是那炽热的，充满了烨烨的光彩，喷出耀眼欲花的ambition的火焰的太阳，她便是那承受着，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霸王别姬》）
“占人类人口二分之一的女性，在历史的天平上，却没有在以男性文化为中心的社会中，留下与另一半相应的份量。女性几乎没有施展自己才能的天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得不依赖‘另一半’生存于社会之中，也由此而处于社会底层。”（张李玺：《女性心理学·绪论》，1990年版）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女性的地位尤其低下。男性处在社会的中心，有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在家庭中则处在主宰地位；女性由于没有经济地位，也没有政治地位，在家庭中成为附庸。这是中国社会传统的两性关系。
“霸王别姬”是《史记》里精彩感人的一幕，后来成为一个传统剧目，但采取的都是男性的视角，歌咏的都是项羽作为失败英雄的刚勇悲壮，血性与柔情并存，并因此赢得后世无数读者的同情惋惜、钦敬赞叹。张爱玲写作《霸王别姬》这篇小说的时候才十六岁，她一改前人创作的路径，选取女性的视角，深入虞姬的心灵，再现项羽兵败的最后时刻虞姬的心理活动，深刻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
张爱玲笔下的虞姬在被围垓下的这一天才认真思考自己的一生，她猛然发现，原来自己都是为项王而活的。小说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形象地再现项羽与虞姬的关系：项羽是那耀眼的、喷射着光芒与炽热的太阳，虞姬则是反射太阳的光和力的月亮。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她以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他知道怎样运用他的佩刀、他的长矛，和他的江东子弟去获得他的皇冕，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吭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其他的数不清的灿烂的流星将飞进他和她享有的天宇，隔绝她十余年来沐浴着的阳光。她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的光辉，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最后，她将得到一个谥号，躺在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里。正是参透了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必然结局，虞姬彻悟了，她微笑着，很迅速地把小刀抽出了鞘，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并用最后的力气说了一句话：“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虞姬的死是悲壮的，也算是最好的选择了。张爱玲借这个流传千古的故事，深刻参透虞姬的内心，看到了她刚烈表象下的无奈与苍凉，揭示了女性千百年来的生存困境。
虞姬没有自己的生活目标，没有自己的人生价值，她丧失了自我，只是项羽的影子、一个回声、一个依附品。这是封建社会女性的精神的消亡，是封建社会女性的深刻的悲哀。
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茉莉香片》）
冯碧落是一个活泼上进的姑娘，她羡慕表妹们有读书的机会，在表妹们那里认识了言子夜先生并且爱上了他，却因祖父丢下的老姨娘的一句话给耽误了，后来冯碧落嫁给了聂介臣。她在无爱只有恨的聂家承受着心灵的凌迟。她时常守在窗前，等候一个人，等候一个消息，明知这个消息永远不会来。她的前刘海长长地垂着，俯着头，脸庞的尖尖的下半部只是一点白影子，至于那青郁郁的眼与眉，那只是影子里面的影子。无望的守候和苦涩的现实生活，过早地腐蚀了她的生命。但她没有反抗，她早就失去了反抗的意识和能力，只是木然地走向凋残和死亡，二十多岁就亡故了。冯碧落就像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着的白鸟，日渐晦暗朽坏，完全丧失飞走的本领，明知身处死地，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这一比喻的本体与喻体的相似点是：丧失了追求自由的能力。这个比喻新鲜贴切，含意深刻，指出了冯碧落的、也是许许多多封建家庭女性的凄恻生存状态、木然走向死亡的必然结局。读过之后，令人心灵为之一震，久久难以忘怀，显示出张爱玲丰富的生活积淀和不凡的艺术想象力。
冯碧落死后，丈夫聂介臣迁怒于她丢下的孩子聂传庆，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又添上一只鸟。聂传庆的父亲和继母肆意地斥骂他羞辱他，他跟着他父亲二十年，已经给制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即使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他怯懦、孤僻、懒怠、颓废，整日胡思乱想，失魂落魄，虽然极其仇视父亲，却根本不具备逃离父亲的能力，只能在聂家日渐发霉变暗，最后也还死在屏风上。冯碧落及其儿子的遭遇揭露了封建家庭亲情的沦丧，揭露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戕害、对人的摧残。
紫色缎子，织金云朵，构成色彩鲜艳的背景，衬托出白鸟的美丽，更反衬出“死在屏风上”的悒郁和凄艳。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起《金锁记》中给曹七巧的比喻：“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曹七巧本是美丽的、鲜艳的、活泼的、动人的，是自由飞翔的蝴蝶，但是被金钱锁进了玻璃匣子，在对金钱的想望和控制中一天天地消耗了生命本来具有的鲜美，在欲望的压抑和煎熬中一天天地退化了飞翔的天性，成了“蝴蝶标本”。她只能两眼直勾勾地小声呼喊：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难道我跟了个残废，就过上了残废的气，碰都碰不得？多么凄怆的心灵呼救，但是又有谁能解救她呢！
葛薇龙坠入梁府淫邪的社交圈，在周围虎视眈眈的毒蛇一般的围剿中，她以蛮暴的热情爱上了乔琪乔，并委身于他，使他得到了他所想要的快乐。没想到乔琪乔从她房间里出来后随即又与婢女睨儿勾搭上。葛薇龙既伤心又愤怒，她想到了要回上海的家去，可是又迈不动脚步。她躺在床上，思想痛苦地斗争着，看着窗子外面的天。中午的太阳煌煌地照着，天却是金属品的冷冷的白色，像刀子一般割痛了眼睛。“秋深了。一只鸟向山巅飞去，黑鸟在白天上，飞到顶高，像在刀口上刮了一刮似的，惨叫了一声，翻过山那边去了。”（《沉香屑 第一炉香》）葛薇龙就是这只黑鸟，她活动在又冷又硬又尖利的环境，乔琪乔的行径更使她像在刀口上刮了一刮似的，深深地受了伤。然而，她即使回上海去又能怎么样，她还能开始一种新生活吗？“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你现在又是一个人。你变了，你的家也得跟着变。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回不去了。”（《沉香屑 第一炉香》）葛薇龙这下子意识到了，自己唯有硬着头皮往充满黑暗和苍凉的未来走去。此刻她的心里“惨叫了一声”，她“闭上了眼睛”。
《金锁记》里的芝寿不幸嫁入姜家，成了曹七巧的媳妇。刚一进门，曹七巧就尖刻地讥贬芝寿的厚嘴唇。七巧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就像剃刀片。三朝过后，七巧什么脏话都泼向芝寿，如说：见了白哥儿，她就得去上马桶！急得芝寿只差寻死。七巧又接连着要长白为她烧了两晚上的烟。“芝寿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死去的鸡的脚爪。”在曹七巧的精神折磨下，芝寿渐渐被吸干了生命的液体，她干枯瘦损，没有一点血色，没有一点生机。她想死。她怕这月亮光，又不敢开灯。不分昼夜她不让他们给她放下帐子来，她怕。最终，芝寿就在痛苦的折磨和恐惧中咽了气。
上述几个女性的生活经历各不相同，所遭遇的困境也各自不同，但是她们都一样地无法逃离生存的“屏风”——背景，都一样地丧失追求自由的本领，只有木然走向死亡，“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这就是无数“冯碧落”的必然命运。尽管曹七巧是一个“疯子”，也敢于反抗，可是她只能在家里对自己的儿女、媳妇实施无人道的报复，却不敢也不可能逃离姜家这个“屏风”，最后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姜家这一“屏风”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妇女都是冯碧落的姐妹，冯碧落的变体。
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花凋》）
封建家族随着封建帝制的灭亡逐渐衰微，郑家就是一个缩影。但是这些家庭中的成员们并没有随着社会的衰亡而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他们仍然固守着原来的一套。说不上来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下人在厨房里开一桌饭，全巷堂的底下人都来分享，八仙桌四周的长板凳上挤满了人。厨子的远房本家上城来的时候，向来是耽搁在郑公馆里。郑家人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郑家的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客室里稀稀朗朗几件家具也是借来的，只有一架无线电是自己置的，留声机屉子里有最新的流行唱片。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线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丝袜还没上脚已经被别人拖去穿了，重新发现的时候，袜子上的洞比袜子大。不停地嘀嘀咕咕，明争暗斗。在这弱肉强食的情形下，几位姑娘虽然是在锦绣丛中长大的，其实跟捡煤核的孩子一般泼辣有为。郑家的女儿们尽管已失去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却不肯放下门第的架子，不能到外面去谋生计，而只能保住闺秀身份，待价而沽。他们做女儿时一切的活动、一切的努力，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当“女结婚员”。郑川嫦在家里是个柔弱的角儿，捡姐姐们不要的衣服穿，被姐姐们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但要在这样的家有个立足地，“也非得有点本领不可”，“她一下地就进了‘新娘学校’”，她的未来、希望、憧憬也就只在于当“女结婚员”。这是为大家认同接受的“爱情”模式，是女人普遍的生活模式。
《倾城之恋》里，徐太太劝白流苏的话是，“找事都是假的，倒是找个人是真的”。白流苏离婚七八年，在娘家无法生存下去，新的出路只在于寻找新的婚姻。因此她竭尽全力与范柳原周旋，第一次到香港无功而返，白流苏的处境更加难堪。她未尝不想出去找个小事，胡乱混一碗饭吃，再苦些，也比在家里受气强。“但是寻了个低三下四的职业，就失去了淑女的身份。那身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尤其是现在，她对范柳原还没有绝望，她不能先自贬身价，否则他更有了借口，拒绝和她结婚了。”（《倾城之恋》）因此她无论如何得忍耐着，继续扮演“女结婚员”的角色，务必达到“他娶了她”的目的。葛薇龙为了学费上了姑妈梁太太的家，起初她还能约束自己，白天里出去应酬，夜里补上时间念书念到天亮，婢女睨儿劝她不必这么辛苦，还说：“我说句话，你可别生气。我替你打算，还是趁这交际的机会，放出眼光来拣一个合式的人。”（《沉香屑 第一炉香》）葛薇龙其实也存着这个心，只是在香港殖民地的空气里，中国的姑娘难以挑选到如意郎君。后来她逐渐地对梁府里淫靡的生活上了瘾，书也丢开不读了，她知道，念了书，到社会上去做事，不见得是她这样的美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的适当的出路。她自然还是结婚的好。那么，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一个新的男子。于是，她明知乔琪乔不过是个极普通的浪子，到底还是投入了他的怀抱，并与之结婚。《鸿鸾禧》里邱玉清由两个小姑子陪伴着置办结婚服饰，她非常小心地不使自己露出高兴的神气——为了出嫁而欢欣鼓舞，仿佛坐实了她是个老处女似的。玉清已近三十岁才结婚，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个机会，心里十分欣慰，可是脸上越发不能表露出来。玉清的两个表妹棠倩梨倩年岁大了，已经很着急，特别是大姐棠倩，活泼了这些年还没嫁掉，使她丧失了自尊心。她们在玉清的婚礼上觑准了玉清的小叔子娄三多，格外地要引起他的注意，行礼的时候棠倩一眼不眨看着做男傧相的娄三多，发出声快乐的、撒野的叫声，把整个纸袋的红绿屑脱手向他丢去。婚礼即将结束时，看准了三多立在娄太太身边的时候，她们上前向娄太太告辞。不多的文字已经把没落家庭的女子急于出嫁的心情和盘托出，因为这是她们唯一的出路。
结婚是封建家庭女儿们唯一的“职业”，故称为“女结婚员”，戏谑的话语中蕴涵着苍凉的实质，女性的生存困境已表露无遗。
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自己的文章》）
“苍凉”是张爱玲小说显著的美学风格。苍凉风格的形成，首先是时代的标志。在第一章曾具体叙述张爱玲从懂事起到成为职业作家，上海都处在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时期，这是张爱玲悲观的个性气质、张爱玲小说创作的苍凉美学风格形成的极其重要的社会原因。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时代，给她的思想背景铺染上惘惘的威胁。要表现这“惘惘的威胁”，苍凉的风格是最为合适的。其次是个人对文学的理解，对文学创作所要达到的目的、所具有的功能的追求。张爱玲的创作要揭示的是人生的底蕴、人性的内核，其路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她的创作真真实实地写人，切切实实地为人而写，而且是为同时代的广大的普通人。“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正是要表现普通人的苍凉人生所包蕴的启示。
普通人的生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是“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自己的文章》）因此最适宜于运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区别于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像葱绿配桃红，而非大绿大红，是既有对立，能够相互映衬，又有和谐，不至于刺激人的眼睛，亦即既有对立，又不是截然的对立，有重合，又是一种有变化的重合，“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自己的文章》）张爱玲就是以此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也因此创作出了一个个地地道道的人物。
郑先生一家的穷与阔，郑家姐妹的互相倾轧与勾肩搭背，郑家姐妹在锦绣丛中长大与如同捡煤核的孩子一般，郑先生夫妇不肯拿钱为郑川嫦治病，可是也为她伤心流泪，郑先生到川嫦房中探病慰问，却要带上雪茄烟，为自己制造防身的空气等等，整篇小说充分用上了参差的对照的写法。（《花凋》）顾曼璐是善良的，还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在父亲死后，弟妹们都小，一大家子人要生存，她辍学出来做舞女做妓女，养活一家人，还培养妹妹曼桢和弟弟们上学，并因此毁了自己的可能美满的爱情和婚姻。顾曼璐又是恶毒的卑劣的、损人利己的。她企图挽留住祝鸿才的身和心，为此不惜出卖曼桢，设下毒计让曼桢遭受祝鸿才强暴，并生下孩子。做出这样的恶行，曼璐也会产生自责和悔意，但她到底做出来了。最后，曼璐哀求曼桢为了孩子回到祝家去，又表现出其善心并未完全泯灭。（《十八春》）丁阿小愤愤然于主人哥儿达怀疑她偷食物，觉得受到了侮辱一般，把脸都涨红了。可是主人请客物品不够时，她竟然拿出自己的定额面粉（当时粮食紧缺），为主人做了鸡蛋甜饼。她憎恨主人整天换女人，让她洗一大堆脏东西，可她天天替主人接那些个女人的电话，利用自己的心眼，替主人欺瞒和周旋，从中获得一种乐趣。（《桂花蒸 阿小悲秋》）曹七巧怒不可遏地赶走了姜季泽，他企图用假惺惺的情话来哄骗自己的钱。姜季泽走后，曹七巧却又性急慌张地奔上二楼，为的是从楼上的窗口再看他一眼。对他的爱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金锁记》）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刻画都运用参差的对照的写法，所以有很强的真实性。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
张爱玲的早熟和早慧，张爱玲的艺术创造力，是能从这个比喻直接看到的。假如我们不知道这句话的作者，我们也许会想着，这该是饱经风霜、历尽沧桑的人写下的，如此老道，如此深刻，如此奇异，如此精妙，令人击节赞叹。
张爱玲自小不善与人交际，这应该是家庭缺失爱所造成的，特别是母爱的缺失。她经常亲密接触的是佣人，比如带她的何干，其次就是弟弟。与佣人的关系毕竟不可能太亲密，弟弟又是不活泼的。继母进门后，她更需闭紧心扉，她以住校的方式来逃避与家人的接触，内心的孤独和失落可想而知。据她的中学国文老师汪宏声回忆，张爱玲读中学时沉默寡言，萎靡不振，总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后来汪宏声了解了她的家庭情况，也就能够理解。因此张爱玲不喜欢也不善于与人交际，她喜欢独处，喜欢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充满生命的欢悦。可是，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哪能一天脱离得开人呢？与人交际给她带来种种被蚤子咬噬般的小烦恼，一天都不能克服这种烦恼。由此触发了她对生命的体悟：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当时张爱玲才十八九岁，正当青春年华，又有从小被目为天才的光环，其生命的确是光彩绚丽、美轮美奂的，像一袭华美的袍。可是她又不能专心享用生命的华美，每天都要遭遇烦恼，因此感受殊深：生命是美丽的，令人爱恋的；生命又是充满烦恼的，令人不舒适的。“人生恐怕就是这样的罢？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论写作》）每个人的人生中都充满麻烦，但很少人会因怕麻烦而去死了好，绝大多数人还是迎难而上，对人生充满眷恋和热爱，不就因为生命的美丽和快乐吗？对于人生，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罢？张爱玲可称得上是个对生命有深刻理解的内行吧。
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传奇再版序》）
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1944年在上海出版，很快销售一空，震动了上海文坛，又再版，张爱玲为此写了《传奇再版序》，抑制不住内心的极大喜悦，发出“出名要趁早呀”的心声。是啊，这时她才二十三岁，实在是出名得很早了，怎能不喜不自禁呢！在《传奇》出版之前，张爱玲就对成功和出名抱有信心和热望：“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这一幅情景她已在脑海里描绘得活灵活现，后来想必也会付诸行动。从这一幅报摊考察的想象图景已经真切地看到她的“痛快”了。
其实“出名”是张爱玲从小就萌发的愿望。上中学的时候，她就在校刊《国光》上发文章，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她发了疯似的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写于1937年的《心愿》表达出有所建树的强烈心愿：圣玛丽亚女校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也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张爱玲“出名”的愿望太强烈了，她甚至说：“一个人假如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于青《张爱玲传略》）张爱玲不仅这样想，更付出比其他人多倍的努力。中学毕业前，她就预备考伦敦大学，当时伦敦大学在中国设考场，她刻苦地读书，后来真考上了，因为战争而没能去，才改上香港大学。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也是充满了计划的。她发奋用功，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又因为战争，希望再次落空。在香港大学三年，其间也曾偷空和同学游山玩水，看人，谈天，但当时她总是被逼迫着去做这些的，心里很不情愿的，认为是糟蹋时间。在1945年写的散文《我看苏青》里，张爱玲也表示“我们都是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这“进取心”就包含着努力、向上、成功、出名。
张爱玲《传奇》出版之前，郑振铎先生曾通过柯灵先生转达，要柯灵先生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柯灵先生对张爱玲恳切陈词，说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从后面的事情看，张爱玲的确是很坦率的。“趁热打铁”，也就是抓住出名的时机，绝不挨延，因为“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