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只要人类存在，对爱情的追求和歌咏就会永远存在。莎士比亚说过：爱情是生命的火花，友谊的升华，心灵的吻合。如果说人类的感情能区分等级，那么爱情该是属于最高的一级。巴尔扎克说：要是光明算得人生第一个恋爱对象，那么恋爱不就是心的光明吗？恋爱是我们第二次的脱胎换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感动无数的读者和观众，令他们感慨嘘唏；简·爱坚持人格尊严，追求平等爱情的顽强和勇气赢得了广大女性由衷的认同和推崇。在中国宋明理学长期禁锢之下，汤显祖的《牡丹亭》犹如灿烂开放的耀眼的牡丹花，让世人压抑已久的心灵绽开爱情的笑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赞美爱情的至高无上，甚至能够超越生死、跨越生命的极限。《红楼梦》成为不朽的经典，最感人的乃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的真挚，最催人泪下的乃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的幻灭。
古往今来无数文学作品都对爱情顶礼膜拜，唱出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颂歌，文人学士受到的影响熏染是最深的。张爱玲从小就饱读中外诸多文学著作，对文学有着格外的喜好和过人的感受力，七岁就开始试笔小说写作，天性又极早熟早慧，必然对爱情产生种种美丽的憧憬。在现实生活里与人总是锱铢必较的张爱玲，对待爱情却是慷慨有加的。“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短短的一句话，已经十分明确地表达出对爱情的执著，只要爱，就不会考虑到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任随爱情的驱使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世俗的张爱玲，曾屡次说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原不是罗曼蒂克的，但她在对待自己真正热爱的人与事却又是很罗曼蒂克的。《五四遗事》、《相见欢》、《色·戒》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张爱玲震动，甚至于她想起来时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因而甘心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一遍遍改写。这就是她作为一个作家对写作素材的热爱，也是她为了所爱不计付出的一种表现、一个明证。
在对待个人的爱情上她亦是如此。她的第一次婚姻就是一种不问值得不值得的感情投入，最后却遭遇胡兰成的背叛，饱尝了爱的痛苦和失落，因为爱而致使自己过早地萎谢，并且留下寂寞悲凉的长长的背影，直至笼罩其一生。胡兰成，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嵊县下北乡胡村，家境贫寒。小时候在家乡读书，中学上的是杭州的蕙兰中学，二年级时考取了邮局的邮务员，二十一岁时到北平，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室做文书，同时旁听学校的课程。后来回到家乡，先后在杭州等地当过五年的中学教员。胡兰成自视有雄才大略，也有政治上的野心，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任过《中华日报》、《南华日报》总主笔，后来投靠汪伪政权任宣传部次长，随后又与汪伪政权产生矛盾。大约是1943年下半年，胡兰成从苏青主办的杂志《天地》上读到张爱玲的《封锁》，连声叫好，马上向苏青索要了张爱玲的地址，并登门拜访，没有见到张爱玲，但留了言，第二天下午张爱玲就回访了他，据说是坐谈了一个下午，五个小时。第二天胡就写了信给张，并说她谦逊，这话似乎很让她觉得是说着了，她回信说胡“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从此双双坠入爱河。胡起初是隔一天去看张爱玲，后来索性天天都去，日日在房中说话，谈文说艺，相见恨晚。因张爱玲发表在《天地》上的一篇小说附有一张照片，胡兰成向她要这张照片，据胡兰成说，张爱玲在送给他的照片背面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以张爱玲的孤傲，似乎不会这么谦卑，特别是与胡兰成也才认识不久，但是此事只有胡兰成自己一说，是为孤证，也只能暂且信他了。其时胡兰成在南京供职，每个月都回到上海住上八九天，一回来就径直到张爱玲的住处，很自然地说：“我回来了。”直谈到黄昏尽才回自己美丽园的家去。后来由于胡与张的亲密来往，胡的妻子英娣与他离了婚。胡与张也就结婚了，这时胡兰成三十八岁，张爱玲二十三岁，是1944年。胡考虑到自己的处境，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写了婚帖：“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上两句是张撰的，后两句是胡撰的，旁写炎樱为媒证。结婚后亦如从前，日日坐谈文学艺术，黄昏时便上街去吃糕点，过了一段安稳温馨的日子。
当时抗日战争胜利在即，胡兰成知道上海已经无法呆下去，有朝一日，夫妻亦要大限来时各自飞。他可能早就给自己安排下退路了，他对张爱玲说：我必定逃得过，唯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张回答：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由此足可见出张爱玲对胡兰成的一往情深。后来胡逃亡武汉，主办《大楚报》，还妄想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大楚国，只是因为日本侵略者迅速败亡，才罢了。在武汉，胡兰成与汉阳医院十七岁的护士周训德来往亲密，关系暧昧，其间回上海，还对张爱玲说起和小周的事。后来胡兰成从上海又回汉阳，离开张爱玲回到小周身边。“飞机场下来，暮色里汉口的闾阎炊烟，使我觉得真是归来了。当下我竟是归心如箭，急急渡过汉水。”到汉阳医院时，没看见小周，胡兰成马上急切地问起，见到小周后，胡一面与护士长等人说话，一面握着小周的手，毫不避讳。此后，胡兰成与小周就同居了，过后又与小周说结婚之事，小周只是听，没有回话，因为她知道当时胡兰成已有了张太太。端午节的上午，小周回她家里去，下午便又赶来医院，虽是小小的往返，却是“人归娘家，心在夫家”。胡兰成在政治逃亡时期，也仍然是这样的四处留情，毫不替对方考虑，在文章里却每每假惺惺的，说一些怕时局变动，连累了对方之类的话。如果真的怕连累人，会做出这等损人的事吗？他在武汉总共呆了九个月，却给一个十七岁的女孩留下一辈子的阴影，况且当时他已有妻室。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胡兰成自知末日来临，“于是来了决定的一天，八月十五，日本天皇广播降伏诏书。是向午时分，我在江汉路街上人丛中听见，出了一身大汗”。于是他马上决定逃离武汉。临行前，胡把自己积蓄的钱买金子送给小周，共有十两。又留下自己的一箱衣服，让小周需要时可以变卖，还送了一袋米给小周家，大约够他们吃两三个月。还叮嘱小周：“我们虽未举行仪式，亦名分已经定了。此番离别，譬如人家出门做生意，三年五年在外，亦是常事，家里妻子也安心等待。好花总也看不尽，又如衣裳不可一日都着尽，要留到慢慢着，我们为欢方未央，亦且留到将来，我们还有长长的日子。”胡明知他不可能再与小周见面，却说出这样一番信誓旦旦的话语，岂不就是骗人。
随后胡兰成逃往温州，由他的旧交斯家的姨奶奶，名叫范秀美的寡妇一路护送，送到丽水，胡兰成就与范做了夫妇。胡的所为，真可谓四处留情，可谓滥交。他自己说：“我在忧患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但我每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如今虽然乱离，亦仍可觉得人世的理性，使山川城郭号令严明。我已有爱玲，却又与小周，又与秀美，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只能不求甚解，甚至不去多想，总之它是这样的，不可以解说，这就是理了。”不可以解说，不就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给自己开脱吗？可是对胡兰成，张爱玲却是满怀痴情的。张爱玲曾到温州看望胡，胡却很不高兴，他把张爱玲安排在旅社里，自己却与范秀美同居，只是白天到旅社看张，有时还带着范秀美一起去。张爱玲道：“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里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着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张爱玲此次到温州，想要跟胡兰成明白说话，要求他在自己和小周之间选择，可是胡却不肯表态，只说是自己与小周有没有相见之日都不可知。张爱玲第一次作了这样的责问：“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她叹了一气：“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张爱玲在温州呆了二十天才回上海。数日后她从上海写信给胡兰成，“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后来胡兰成又觉得所住之处危险，又返到斯家住，整整八个月躲在斯家的楼上。其后又再次回温州，途中在上海宿了一夜，两人在房中，胡一开口就责备张爱玲没有招待好他的朋友，接着就告诉张爱玲他与范秀美的事，又给张爱玲看他写的《武汉记》，里面尽是他与小周的两情相悦、风流故事，张爱玲回答说看不下去，胡兰成竟然打了她的手背，张爱玲怒骇道：“啊！”当时她该是怎样的惊讶、愤怒、伤心！当夜两人分房就寝，第二天天还未亮，胡兰成起来到张爱玲睡的隔壁房里，在床前俯下身去亲她，她从被窝里伸手抱住胡兰成，忽然泪流满面，只叫得一声“兰成！”到晌午，胡兰成就往温州去了。这一次也就是两人之间的永别了。到这一年的六月十日，张爱玲给胡兰成寄去一封信，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信里说的“小吉”，是“小劫”的隐语，从这种地方更可以见出张爱玲的夫妻之情，她是等到这个时候，胡兰成已有了安身立命之处，才与他决绝。信里她还附了三十万元给胡，是她新近写的电影剧本，一部《不了情》，一部《太太万岁》，已经上映了，所以才有这个钱。自从胡兰成逃亡两年以来，都是张爱玲寄钱给他，最后一次她还如此，恐怕她起初并没能料到胡竟然这样拿着她的钱到处勾搭女人。张爱玲与人总是钱财两清，因此连姑姑都说她财迷、自私，唯独对胡兰成，她如此慷慨，宁可自己勤俭，把大笔的钱寄给他，换来的却是胡的薄幸，是感情上的一再伤害。她由此也看透了胡兰成的为人，终于以斩截的态度与之决裂了。胡兰成后来与范秀美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逃往香港，最后逃往日本，与大汉奸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结婚，直至1981年在日本去世。
与胡兰成的这一段姻缘，只过了很短的安稳日子，胡兰成就开始出亡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兰成的汉奸身份更给张爱玲的生活蒙上了极大的黑影，有人骂她是汉奸妻子，有人骂她是投机文人，她的作品发表也遇到了困难，创作上、经济上、感情上都遭遇了严重的困境。
从各个方面来看，由于胡兰成的梦魇，张爱玲的确是“萎谢了”，特别是创作上，令许许多多的张迷和普通读者都扼腕叹息。2000年在香港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作家蒋芸女士的发言曾赢得全场最热烈持久的掌声，颇能见出人心所向。其发言稿题为“为张爱玲叫屈”。蒋女士的发言真是感情激越：“张爱玲自1943到1947年的这一段孽缘，对她以后人生的影响之大，超乎我们所能想像，不幸的是她才初入情场，就遇见这样一个没有停止过利用女人的男人……在她那里他只是一味的取，她只是一味的给，是不平等的对待方式。她像开班授徒一样的给他讲西洋文学，讲音乐，讲艺术欣赏，讲《诗经》，讲《红楼梦》，只有一个学生，连学问方面也是给，胡兰成自己也说过，如果没有碰到张爱玲，他绝对写不出《山河岁月》这本书。我倒想问问，难道他写得出《今世今生》这两大本？其中张爱玲占了多大的篇幅？而世人感兴趣的其实也是有张的部分而已。”笔者认为，从理性的角度看，蒋芸女士的发言的确十分中肯。但是爱情往往令人丧失理智，而只听任情感的驱使，张爱玲的文学气质和笃定的个性更会导致她对自己选择的投入。特别是胡兰成很能读懂张爱玲的人和文，更会令她认可和感动。例如胡兰成对《倾城之恋》的解读就比一般读者高出一筹。张爱玲一生都喜欢聪明的人，讨厌愚蠢的人，胡兰成确实可以算是个聪明人。也正因为他聪明，所以一眼就能看出张爱玲的特点和喜好，投其所好，遂很容易地进门入房了。而且胡兰成也颇具文才，颇有文采，其散文擅长譬喻擅作联想，有一种飘逸的美。胡兰成的聪明和才气风度恐怕是最被张爱玲赏识的。她在1944年3月写的散文里说：“女人择夫，何尝不留心到相貌，可是不似男子那么偏颇，同时也注意到智慧健康谈吐风度自给的力量等项，相貌倒列在次要。”这是写在认识胡兰成后不久的时候，正可以让我们理解她为什么会对胡青睐有加，胡兰成当时尚在得意时期，张爱玲所提出的女子择夫的诸条件中，胡不都是完全符合而且属于上乘的吗？只可惜张爱玲只注意到上述诸方面，却轻易地忽略了“品质”一端。她大概没有料到，胡兰成竟是这样寡廉鲜耻，毫无道德底线。在政治上是这样，因此做了汉奸，在感情上也是这样，因此四处滥情。他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利益和快活，一点儿都不会考虑他人的感情和利益。
1952年张爱玲以完成本科学业为由申请到香港，获得批准，就此离开大陆，在香港供职于美国新闻署的香港办事机构。1955年移居美国纽约，1956年2月，张爱玲得到Edward MarcDowell Colony的写作奖金，该写作基金会是为作家提供舒适环境，使作家能够在这里安心写作。张爱玲搬进了这个写作营，并且在这里遇见了赖雅先生。赖雅先生性格豪爽，豁达，谈吐不凡，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年轻时曾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剧作家，但落拓不拘，无意于功名，更不留心财产。赖雅比张爱玲年长三十岁，且一条腿残疾，此前曾中风两次。两人之间交谈很投机，感情也逐步升温，到8月就结婚了。在结婚前赖雅得知张爱玲已经怀孕，他坚决要求张爱玲做人工流产，我们无从知道当时张爱玲的本意如何，虽说1944年她在散文里曾说过：造人是危险的工作，繁殖出的下一代，是什么样的不幸的种子，仇恨的种子！但毕竟此一时彼一时，此时已是相隔十二年后。而且是由赖雅一方提出，多少都让人感到专横和带点侮辱性。结婚后他们租住在旧金山，经济上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赖雅仅有每月五十美元的养老金，在两人谈论婚嫁的时候，赖雅就明确表示他在家庭收入方面没有什么能力。张爱玲当时可能怀着自信，想靠自己的笔在美国文坛闯出一条生路。可是她1957年写作的英文小说《粉泪》被美国查理·司克利卜纳公司拒绝了，该公司此前接受过她的英文小说《秧歌》。这一时期经济上的收入是给香港的电影公司编剧获得报酬，每部大约可得八百至一千美元，是她在香港的好友宋淇从中极力帮忙。1961年，张爱玲向赖雅提出要做一次远东之旅，要到香港和台湾。“张爱玲对她的东方之行充满希望，她也有理由抱有希望，因为香港是她熟悉的，她到那里的具体目的是将她钟爱的《红楼梦》改编为一部上下集的电影，这对她是个富于刺激性的挑战。至于台湾，她对计划中的《少帅》很有野心，满心指望以这本书为她在美国文坛上打开局面，同时令她高兴的是，她在台湾的一些文艺小圈子里已文名渐著。”张爱玲希望这一趟出行能够改变经济上一直窘困的境况。来到台湾，访问张学良却计划落空。访问风景秀丽的花莲，张爱玲仍是兴致勃勃。正在花莲访问途中，接到从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赖雅再次中风。但是此时张爱玲并没有足够的钱买飞回华盛顿的机票，而且得知赖雅的病情已经大有好转，再说赖雅身边有他与前妻的女儿霏丝及其丈夫的照顾，所以她还是到香港。《红楼梦》的剧本编写却得不到通过，其时香港的电影界与前大不相同，公司老板和导演要的是少男少女的言情片，可是要张爱玲把她视为神圣的《红楼梦》改写成轻佻的言情片，是不可能的事情，香港之行计划落空。好在她编写的其他几个剧本都叫座，还能得到一些稿酬。直到第二年的3月，张爱玲才回到美国。这时候赖雅的健康已基本恢复，居住在华盛顿，还能够到机场迎接她。但是1963年以后赖雅就因为中风复发和跌倒，病情日益加重，以后的几年时间里，赖雅的病逐渐加剧，从半瘫到完全瘫痪在床，连大小便都失禁，张爱玲必须负担家庭费用，还要充当护士甚至特护的职责，简直就是身心交瘁。1967年10月，赖雅先生去世，此时张爱玲四十六岁。
张爱玲的两次婚姻，都是没有给过她多少欢乐和幸福，却给了她许多痛苦和折磨、负担和难堪，甚至恶劣的影响。第一次婚姻，她投入了自己少有的热情和真情，是无私的和无保留的爱，却遭到心灵的重创，并导致生存的艰难，这也是她离开上海离开祖国，远走他乡的根本原因。她对上海对中国本是满怀着热爱和眷恋的，大约写于1945年3月的散文《双声》里就说：“我大约总在上海的。”“因为我是中国人，喜欢那种古中国的厚道含蓄。”在《中国的日夜》里又说：“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也喜欢觉得手与脚都是年青有气力的。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离开大陆，漂泊异国他乡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与胡兰成的婚恋，也许就是如她自己说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或许她就被胡的“生活的戏剧化”迷惑了眼睛，迷乱了心扉，而视同生活真实了。胡兰成的发妻玉凤病危的最后日子里，胡却以借钱为由逗留在朋友家里好多天，直到妻子咽气后才回到家里。回家后却煞有其事地抱着妻子的尸体痛哭流涕，把眼泪都洒在妻子的脸上。这不是演戏给旁人看吗？假如胡兰成真的对妻子这般痛惜，那么在妻子最后的弥留时光里，他无论如何不会也不能走开吧。胡兰成该算得上是一个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转换自如，出入无间，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的人。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里，曹七巧识破了姜季泽的把戏，把他又打又骂地赶了出去之后，心里又十分懊悔：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罢？曹七巧的这一番内心独白套在张爱玲头上倒是很恰切的，简直就可以说是她与胡兰成之间关系的写照。而且，胡兰成是因读了张爱玲的《封锁》才认识了她，《封锁》与《金锁记》几乎是同时发表的，也就是张爱玲初识胡兰成的时候，这仅仅是巧合吗？会不会是张爱玲某种潜意识的不经意流露？胡兰成留给张爱玲的阴影并不随着两人的决裂而结束，却是一辈子的。
从抗战胜利到1952年离开大陆，张爱玲主要的创作有《留情》、《鸿鸾禧》、《华丽缘》、《多少恨》、《小艾》、《十八春》。《十八春》是用梁京的笔名在上海《亦报》上连载。这些作品，与前期创作相同的是仍然以男女之间的感情恩怨为素材，但是却没有了前期创作的华美恣肆、绚丽飞扬，大大减弱了传奇的色彩，多了一份笃实与沉静，也多了一股与社会声息相通的气味。特别是《十八春》里的顾曼桢，自强自立却遭到恶毒的损害，在委屈痛苦艰难困顿中熬了过来，这是此前张爱玲的创作里没有出现过的，有着创作主体的感情和对生活的感悟的投影，反射出创作主体的思想观念更趋于务实，更接近于平实的生活。离开大陆后的创作基本上只是改写或加写，再没有出现能展示才华的作品。张爱玲是一个作家，其作品不能打开局面，又没有其他来源，生活也就很拮据，经济上长期困顿。张爱玲的母亲病重期间曾写信向她求援，她当时正是十分贫困的时期，逐日算计用度，只给母亲寄去一百元。在政治上社会上，她尽力躲避与世人的接触，刻意掩藏自己，深居简出，甚至为了避免被人知道真实身份，为了躲避记者而经常搬家或突然搬家。与胡兰成的姻缘真是一段孽缘，给她造成了一辈子的打击和苦难。想当初，张爱玲是那样急切地想出名，《传奇》出版获得成功，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后来的隐藏，不都是胡兰成的幽魂附体吗？对爱情的投入专一，得到的是寂寞悲凉，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心魇；是宁愿在晚上上班，与月亮共升降，而避开阳光的黯淡生涯。虽然她性格不善交际，不喜欢人与人交接的场合，但是也不至于要这样躲着世人。在创作的巅峰时期，即1943年至1945年这一段，张爱玲经常出席各种座谈会、茶话会，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她在这些场合也是言谈举止优雅得体、应付裕如的。若不是胡兰成的阴影笼罩，后来何至于冰火两重天呢？与赖雅的婚姻，可能更多的是生存上的考虑，结果却是自己背上了生存的大包袱，既要谋两人的生活费，又要承担为赖雅治病护理等责任，创作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困扰。这两段婚姻耗费了张爱玲太多的宝贵精力，这是作为作家最需要珍惜的，也磨损了她的生命激情，难怪她再无佳作问世。
如果总观张爱玲的人生历程和创作，可以把握到其悲观的人生观。她对人生、对爱情都是悲观的。人间无爱！“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这该是她多少生活体验、生命感受的提炼！特别是在爱情方面，她的感触太深了。祖父母的婚姻是曾外祖父李鸿章一手撮合的，用姑姑的话说，“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祖母以相府千金之尊，以二十三岁的青春美貌，下嫁四十出头的、已有过两任妻室的、革职充军期满的祖父，难怪姑姑要为自己的母亲鸣不平。父母亲的婚姻则是痛苦的失败的婚姻。母亲曾愤愤然于婚姻讲究门第而害了自己一辈子。由于无法忍受丈夫的种种劣行，母亲在张爱玲姐弟才三四岁的时候就离开家庭漂洋过海去了。最后父母亲终于离婚。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文章《我的姐姐张爱玲》里说：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却不保守。尤其受到五四运动及她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更为深痛恶绝。传统的旧式妇女，对丈夫纳妾、吸大烟等等行径，往往是只有容忍不置一辞，因为家里并无她们发言的地位，而我母亲对父亲的堕落则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后来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她们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国留学。那一年我母亲二十八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由此也可看出我母亲的果敢和坚决。张爱玲的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是十足的风云人物，在女儿的婚事上却要算是很委屈的。他把大女儿菊耦嫁给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一个比她大了近二十岁的曾经遭充军的人做填房。把小女儿嫁给小她六岁的小知县的儿子，一辈子都嫌她老。对于李菊耦的婚姻，李鸿章的太太极端不同意，曾经和李鸿章大吵大闹，但是，太太的意见并不能使李鸿章改变什么，婚事还是照样进行。其时张佩纶先头的妻子和继室都去世了。李鸿章赏识张佩纶的才情，于是便把女儿作为礼物般的贡献给人，不管不顾其他的因素，不顾女儿是否乐意。家庭家族里的女性亲属的婚姻和待遇，对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发生很大的影响。《创世纪》里的紫微就比丈夫大了六岁，丈夫一辈子都嫌她老，这就是以张爱玲的姨婆、李鸿章的小女儿作为原型的。其他亲戚家的不如意的婚姻不知还有多少。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也说过，张爱玲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形象都是有原型的。这原型是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他们给予张爱玲对爱情对人生的最初体会、丰富的生活感受、深刻的人生启示。她自己亲历的爱情又是如此灰暗和艰难、苦涩和折磨。作为作家，张爱玲必然会把对爱情对人生的理解体察演绎在小说创作中。其小说中的女性，凡追求爱情的，都撞得头破血流，只得到痛苦悲哀、寂寞苍凉，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就是一个因爱而毁了自己的故事。小说描述的是沦陷时期的上海，汪伪政权替日本侵略者为非作歹，特务机构为维持日本人的统治而对国人施行暗杀、逮捕、酷刑等。一群进步青年密谋刺杀特务头子易先生，他们商量好实施美人计，以最美的女学生王佳芝作为诱饵勾引易先生，然后里应外合达到刺杀目的。易先生老奸巨猾，又鉴于其他汉奸被暗杀的教训，处处提防，警惕性很高。王佳芝利用和易太太在香港时候的交情，冒充麦太太的身份来到上海，谎称麦先生生意失败，自己要跑单帮赚些钱，取得了易太太的信任，并住进了易先生家里。易先生对王佳芝垂涎三尺，特别被她高耸的乳房诱惑着，但是却不轻易表现出来，连太太都被他瞒过了。一天在牌桌上，易先生暗示王佳芝到外头约会，王佳芝找了个借口，好不容易才脱身出来，在一家咖啡店等了很久，易先生的车才出现。易先生这一天的心绪似乎特别好，带了王佳芝到首饰店买钻戒，挑选好了他都不讲价的就买单了，并且俯着头在灯光下端详那钻戒。“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就在这紧要关头，王佳芝突然冒出一句“快走”，他马上觉得了，飞快地奔下楼夺门而出，射上汽车，扬尘而去。脱身后易先生立即下令封锁现场周围，王佳芝和她的同党全部落网，当天晚上不到十点钟统统枪毙了。
这是一个关涉政治的题材，在张爱玲小说里也是少见的。但是张爱玲写这个故事的意图显然不在政治方面，这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色·戒”，是易先生的“色戒”，还是王佳芝的“色戒”，或是人性中必须具有“色戒”？但总之是，作为女人的王佳芝失败了。在最关键的时刻，爱的感激和冲动控制了她，淹没了一切，甚至于她的使命，甚至于她与一群同志的性命。当王佳芝满脑子紧张地盘算着计划，外表却要伪装得滴水不漏，与易先生周旋时，她的感情是怎样悄然发生变化的，正是这些悄然的变化导致了心的壁垒的崩塌。这一份不可思议的、绝不应该产生的爱是怎样产生的，是迷乱，是迷幻？她临死的时候一定恨他，但是她会恨自己吗？易先生在事后这样想着：自己对战局并不乐观，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中年后还能得到这么一个知己，真是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他对她是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假如王佳芝冤魂有知，她对易先生这种极端野蛮的终极占有和狠毒的自我保护会作何感想，她该会宁愿使自己的灵魂永远下地狱，而不愿意成为易先生的鬼。
《十八春》是张爱玲第一次婚姻失败后致力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顾曼桢十几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一家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姐姐顾曼璐只好当了舞女，当了妓女。曼桢从学校里毕业后到一家工厂做事，有了一份收入。上班之外曼桢还做两份兼职，十分辛苦，可是她心里是高兴的，一来能减轻姐姐的负担，再者能不花姐姐的钱。在工厂里她认识了同事沈世钧，一见钟情，很快地两人都坠入了情网。沈世钧常常送曼桢回家，也常来顾家吃饭，关系日益亲密，到了可以议婚嫁的程度。但是曼桢一心想着家里正需要她，自己多辛苦几年，等大弟弟毕业出来做事，才比较可以脱身。况且沈世钧事业才刚刚开始，不愿意因结婚而影响到他的事业。可有一天，沈世钧的父亲中风病倒了，他急急地回到南京，沈父是个生意人，年轻时也曾放浪过，到上海玩舞女。自从沈世钧懂事起，父亲就一直住在小公馆姨太太那里，病倒后，沈父倒一反常态地倚重着世钧，姨太太的儿子还小，根本不能做事。沈父心里高兴，竟然搬到太太家里来。为了接管父亲的生意，好掌握经济权，沈世钧辞了职，请曼桢到南京家里来一趟。沈父见过曼桢，却疑心她就是自己以前交接过的舞女，他还记得顾曼璐。后来问清楚了是舞女的妹妹，仍然十分嫌弃，沈太太也不愿意娶个舞女的妹妹做儿媳，沈、顾两人感情因此加深了裂痕。再加上顾家的表亲张慕瑾到上海来暂住在顾家时，对曼桢很有爱慕之心，这也成了沈世钧的心病，他对此总觉得有些郁闷和不快。沈、顾言语冲突，世钧便赌气走了。没想到后来曼桢竟遭到姐姐和姐夫的陷害，被姐夫强暴并囚禁起来。曼桢想尽了办法也无法逃脱。其间沈世钧也曾到祝家找过曼桢，却轻易地听信了顾曼璐的话，以为曼桢嫁给了张慕瑾，从此一去不回头，并且和自己并不喜欢的石翠芝结了婚。曼桢分娩的时候十分危急，姐姐才不得已把她送进医院，曼桢在一对穷夫妇的帮助下终于逃脱了魔掌。可是，当自己亲生的儿子病重的时候，在母性的驱使下，曼桢竟又迈进曾给她最耻辱的记忆的祝家。
十几年后，沈、顾两人不期而遇，但是他们已经“回不去了”，只是知道了当时彼此都是爱着对方的。顾曼桢曾是那样一心一意地爱着沈世钧，憧憬着以后幸福的生活，可是当顾老太太的表亲张慕瑾来上海办事住进顾家，沈世钧就起了误会，特别是听到顾家两个老太太希望曼桢嫁给张慕瑾的话，他即刻在心里想，曼桢对慕瑾是非常佩服的，她和慕瑾有点相见恨晚吧。沈世钧就这样从心里抛弃了曼桢。后来曼桢被囚禁在祝家，沈世钧听了曼璐的一面之词，也就确信曼桢已经同张慕瑾结了婚，遂也同石翠芝结婚了。在沈、顾两人恋爱的过程中，似乎因为客观的缘故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良缘，其实，根本的缘由是沈世钧对爱情的缺乏信任，是他性格上的怯懦温吞，更是男性以继承家业为重的观念造成了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沈世钧本无意于继承父业的，他对曼桢说：“我也真怕回去。将来我要是有了这个力量，总想把我母亲接出来……我父亲开着一爿皮货店，他另外还做些别的生意……后来我哥哥死了，我父亲意思要我代替他，不过我对于那些事情不感到兴趣，我要学工程。我父亲非常生气，从此就不管我的事了。”当时世钧经济上完全依靠家里，都能够违逆父亲的意志，使母亲伤心，大学毕业后有了一份工作，经济上独立了，他反而会受制于父母亲吗？实际上是，沈父一将生意交给世钧，他很快地就决心辞职了，他心里给自己解释的理由尽是为曼桢考虑，是为两个家庭的经济负担考虑，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以免让自己陷入依靠工薪养活母亲、寡嫂和侄子的窘境。沈世钧用自己的行动维护家的利益，也用自己的行动背叛了曼桢。沈世钧以辞职的行为无言地宣告了对曼桢爱情的抛离，是身与心都抽离了。再者，曼桢到南京去见过了世钧的父母，尽管双亲对曼桢都有歧视和排斥，却不可能改变或者拆散沈、顾二人。当时的沈世钧，正是沈家的中坚力量，父亲倚靠他打理生意，并且已经明确授权了；母亲因为他而得到“父归”的风光体面，交了老运，十分得意于这个儿子。家庭的中心就是沈世钧，假如他愿意坚持自己的爱情，父母亲是不能左右他的。沈世钧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吗？在这一人物身上，寄寓了创作主体对男性中心社会里的男人的深刻透视。在家庭的继承人与爱情之间，他们必然选择前者，因此沈世钧很快地就做出辞职的决定。而为了维护男性社会的宗法制，必须保证“种”的纯洁性，因此沈世钧对曼桢有个当舞女的姐姐是耿耿于怀的，其意识深处对曼璐的嫌弃，与他的父母不相上下。当曼桢把姐姐要结婚的消息告诉沈世钧时，他“也是心头一喜”，庆幸曼桢终于摆脱了这一层关系。他庆幸的更是自己与顾曼桢的婚姻可以摆脱这一层关系吧。沈世钧的自私和怯懦导致他很容易地背叛了爱情，背叛了顾曼桢，也导致了顾曼桢心灵的死灭，才重新走进她最不愿意走进的祝家，过着生不如死、行尸走肉般的日子。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娇蕊是新加坡华侨，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是个有名的交际花，以勾引男学生，使对方神魂颠倒为能事，为此颇感自骄，并当做自己特殊的本领。这样的游戏了好几年，名声渐渐的不好了，才手忙脚乱地抓了个王士洪结了婚。结婚后与丈夫一起住在上海，丈夫也管辖不住她，她依然无拘无束地与男人约会，为所欲为，自得其乐。佟振保是一个贫寒子弟，靠自己的勤奋和刻苦到英国留学，得到了学位，毕业后在上海鸿益染织公司任职。他是个有作为的人，一等一的纺织工程师。他在事务所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派，就像老是忙得不抬头。外国上司一迭连声叫喊：“佟！佟！佟在哪儿呢？”他把额前放下的一绺子头发往后一推，眼镜后的眼睛熠熠有光，连镜片的边缘上也晃着一抹流光，他喜欢夏天，就不是夏天他也能忙得汗流浃背，西装上一身的皱纹，肘弯，腿弯，皱得像笑纹。王娇蕊一向是个没事做的人，偏偏瞧不起没事做的人，喜欢忙人，喜欢在忙人手里如狼似虎地抢下—点时间来。她在佟振保似乎很紧张的时间里、很繁忙的事务里抢下他的时间来，却感到一种刺激的快乐，似乎自己也分享到了对方的快节奏的生活，分享到对方的业绩。此外还有两人相同的“恋物癖”，还有被王娇蕊一言击中要害的：你处处克扣你自己，其实你同我一样的是一个贪玩好吃的人。因此王娇蕊破天荒爱上了佟振保，而且下了决心，要和王士洪离婚来嫁给佟振保。她十分自信，以为只要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佟振保那方面是绝不成问题的。于是她写了航空信给丈夫，要他给她自由。当佟振保得知这个事情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在喉咙里“口恶”地叫了一声，立即往外跑，跑到街上，回头看自己和王娇蕊所住的崔巍的公寓，灰赭色流线型的大屋，像大得不可想象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轰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事情已经发展到不可救的阶段。他还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王娇蕊爱的是美男子悌米孙，却故意地把湿布衫套在他头上，只说为了他和她丈夫闹离婚，如果社会不答应，毁的是他的前程。于是佟振保终于下决心对王娇蕊说：“你要是爱我的，就不能不替我着想。我不能叫我母亲伤心……社会上是决不肯原谅我的——士洪到底是我的朋友。我们的爱只能是朋友的爱。以前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可是现在，不告诉我就写信给他，那是你的错了……娇蕊，你看怎样，等他来了，你就说是同他闹着玩的，不过是哄他早点回来。他肯相信的，如果他愿意相信。”
这番话使正抱着他的腿嚎啕大哭的王娇蕊忽地止住了泪，飞快地站直了身子，草草擦了一下眼睛鼻子，正眼也不朝他看就走了。此后王娇蕊与丈夫协议离婚，又嫁给一个姓朱的男人。待到两人再次见面，是公交车上的邂逅。王娇蕊带着儿子要去看牙医，已经憔悴了许多，很见老了。佟振保竟然还要挑衅她：那姓朱的，你爱他吗？王娇蕊几个字一顿地说：“是从你起，我才学会了，怎样，爱，认真的……爱到底是好的，虽然吃了苦，以后还是要爱的，所以……”佟振保又低声问：“你很快乐。”娇蕊笑了一声道：“我不过是往前闯，碰到什么就是什么。”振保冷笑道：“你碰到的无非是男人。”娇蕊并不生气，侧过头去想了一想，道：“是的，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时候，大约无论到社会上做什么事，碰到的总是男人。可是到后来，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总还有别的……”这是王娇蕊的彻悟，是以吃了大亏的代价换来的。王娇蕊在认识佟振保之前，一直过着放荡的生活，以此求得虚荣心的满足和感官的刺激。她一向都是给让男人上的，恐怕自己也没有料到会真情地爱上一个男人。所以她对佟振保说，这一次，是那坏女人上了当了。话语里，带着嘲笑振保，也嘲笑她自己的味道。其时的王娇蕊以为佟振保被她这个坏女人迷住了，正是求之不得，又怎么会轻易放弃呢。所以她对他说：“我都改了……你离了我是不行的，振保……”她哪里知道，佟振保最初对她产生非分之想的时候，就是看中了她是婴孩的头脑和性感的躯体的结合体，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妇人，他用不着负任何的责任。两人发生关系，对于振保来说，他只拿娇蕊当个最安全的性对象，当这个性对象要嫁给他，影响到他的名誉和前程，他便斩钉截铁地与之了断了。套用一句《红与黑》里于连的话：女人多的是，可名誉只有一个。在男人的天平上，女人的真爱与自己的前程如果必须选择一项，作为男人的佟振保连想都不要想的就择定了后者，把心灵的折磨和生存的悲凉丢给了作为女人的王娇蕊。后来王娇蕊嫁给朱姓男人，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安身处所的无可奈何之举。她所悟出的“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这“别的”，该是生存的需要，是对自己身份和处境的清醒认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