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有很高的写作天赋，她早熟早慧，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的感悟力，能够从现实生活中发现、感受、体会，获得许多写作的素材。张爱玲善于透过表象看穿人的深层心理，透过表象参透人性的内核，透过表象触摸情感的脉搏。张爱玲所刻画的都是普通的凡人，他们不及英雄有力，但却是认真的、真实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她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鲜活立体，携带着新旧交替时代的文化气息，浸濡着创作主体的生命体验，充满着人生苍凉的意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物画廊里很有特色的一群。张爱玲“用华美绚烂的文辞来表现沪、港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的经历，是她最主要的文学切入点”。她笔下人物的感情无不是无奈、忧戚、惨伤的，引发着读者的同情和悲悯，更给予读者深刻的启示。
张爱玲小说刻画的主要人物形象大多是女性形象，张爱玲擅长刻画女性形象，通过她们的生存处境和悲剧命运，反映了创作主体对人生的苍凉体认和对人性丑恶的揭露。这确实是张爱玲小说的突出特点。可能因为她自身是一个女性，更容易切身体会到女性生存上、感情上、心理上的种种感受。然而人们也因此相对忽视了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或者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研究男性形象，以致忽略了男性形象所具有的反映现实社会的意义、所具有的独特的认识意义。
笔者认为，由于张爱玲从小生活在没落的封建大家族里，再加上这样的家族恪守着祖上遗留下来的礼制，与亲戚的礼节性往来很多，张爱玲也就能够借此认识到一批相同家庭背景的男性人士，并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积累了丰富的一手素材。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里，第一章就是“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他说：“但是要详析我姊姊的家世，不应止于父系的张家和李家。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和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姊姊有所影响……所以，开头的这一章，我要介绍张家和李家，也要介绍黄家和孙家。”从这一段话可以知道，至少这四个家族都对张爱玲产生过直接的、间接的影响，张爱玲对这四个家族里的男性亲属有十分深入的认识，所以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也如女性形象一般鲜活、真实、深刻。张爱玲小说中没落封建家族的男性形象融释着创作者深沉的生命体验与感悟，表现出张爱玲对现实生活的清醒认识，对新旧交替历史时期社会的变动和扬弃的敏锐感受。她忠实地反映没落封建家族男性的颓靡腐朽，在客观上昭示了封建文化衰亡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客观上与主流文学相辅相成，也能帮助读者增强认识社会的发展趋势，更自觉地顺应历史、融入社会的进步历史观。
自19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建立租界，实施其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例如上海，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大都市，迅速地商品化、商业化，成了一个“冒险家的乐园”，连西方国家也为之震惊为之向往。当时的上海处在现代化的转型期，本土的与西方的、传统的与现代的在上海并存共在，各色人等在上海奔走忙碌，光怪陆离的令人眩晕的现象日日时时都在上演。商绅、资本家及其雇佣等逐渐形成了新的市民阶层。昔日的封建家族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与荫庇，封建士子失去了科举考试这一出仕的道路，失去了俸禄这个经济来源，还要按市民的义务缴纳各种捐税，客观存在的公共领域也打破了他们自我的家庭的封闭空间。社会已经步入现代的轨道，生存环境和条件已经都市化现代化，但是，封建家族的遗老遗少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生活习惯等却仍然沉迷在封建文化之中。张爱玲敏锐地觉察到新旧交替历史时期的变化，也能够及时地顺应变化。这首先得益于母亲所受到的西方思想文化的熏染，其次则是得益于她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所以张爱玲能够很快适应社会的变化。只从她自香港返回上海后马上靠写作谋生，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职业女性之一，并且获得极大的成功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张爱玲能甩脱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及时融入转变中的社会。因而她也就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出生成长的环境里的那些男性亲属们沉湎于封建文化模式之中的顽固落后、可悲可笑。于是，张爱玲选择了封建家族的男性作为观察写作的对象，透过封建家族男性的生存状态，“她从中看到了中国都市人生中新旧交错的一面，即都市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现代的改变，但人们的习惯、观念仍然是传统的。她所提供的，正是处于现代环境下依然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的文化错位”。
张爱玲从小与父亲和弟弟生活在一起，这两个男性是张爱玲童年和少年生活里最为亲近的人。而我们知道，童年的生活、记忆、感受、感情，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重大的、根深蒂固的。张爱玲对于母亲则是生疏和隔膜的。张爱玲曾回忆自己的母亲：“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可以说，父亲在张爱玲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兼带着充当“母亲”的。父亲曾亲自抱着她到姨太太家去玩。“我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意，曾经鼓励我学做诗。”张爱玲十四岁撰写《摩登红楼梦》，是父亲帮她拟出了回目：“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应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收放心浪子别闺园，假虔诚情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音间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怡荡情侣共嬉春”，“陷阱设康术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从张爱玲的回忆文章《私语》里，我们知道张廷重还会英语：
有一本萧伯纳的书：《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父亲屋里总是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我们由此可见她对父亲的记忆和感情。“回家的感觉”——多么温暖的语言！与对母亲的“生疏的刺激性”足以构成明显的对比。父亲有学问却毫无用武之地，“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做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他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我们注意到“我”是觉得心酸而不是感到可笑或厌恶。这里亦可以看到“我”对父亲的感情：爱、惋惜和酸楚。虽然她曾遭父亲毒打，也曾发誓要报仇，可毕竟从小和父亲一起生活，在脑海里留下深刻记忆的琐事很多。据心理学研究，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正是在许多琐屑的小事里产生的。
长期生活在一起，张爱玲对父亲又是十分了解的。父亲的脾气暴戾，染有很多恶习，抽鸦片，养姨太太，逛窑子，叫条子。父亲的家里“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父亲、姨奶奶和后来的继母都抽鸦片，家里终日充满灰暗、迷蒙和苍凉的气氛。父亲日渐萎靡，他病重的一幕给张爱玲强烈的记忆：我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咖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父亲一生只到外面做过两次正式的工作，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移居天津时期。那时堂房伯父张志潭在北洋政府任交通部总长，他的弟弟张志迈也在北洋政府任要职。通过他的引介，父亲在津浦铁路局挂个英文秘书的名义，那是个闲差。在那里挂个名，也不是为了赚那点薪水，而是在外交际应酬有个头衔比较有派头。第二份工作是1934年在日本住友银行上海分行做英文秘书。前后大约三年。“其后的日子，我们家就开始了长期坐吃山空的岁月。”“我父亲任性，不善理财，不事生产，又爱摆阔挥霍。所有败家的本事，他无一不缺，纵有万贯家财，最后也都会付诸东流的。”“我父亲和后母都抽鸦片，光是这项开销就很可观。”吃和行的方面，父亲也极会享受。在酬酢方面，我父亲也绝无吝啬。除了日常的应酬往返，每年春节过后请喝春酒，场面也很可观。差不多每隔两天就请一批人，每次至少坐满两个大圆桌。吃饭、吃酒后，紧接着就是赌钱，通常要赌到第二天清晨才散，而且输赢都很大。最后，张爱玲的父亲就把偌大的产业全败光了。张子静自小体弱多病，因为不能随便吃东西，特别馋。长大后，则逃学，没志气，懦弱。“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长期在家里遭受父亲和继母的呵责虐待，张子静也是一个被封建没落家庭“送了半条命”的窝囊废。
张爱玲在1971年接受水晶先生访问时，曾说过她的小说集《传奇》里的故事和人物差不多都各有所本。张子静也说，《传奇》里的人物多脱胎于张氏的亲戚。“我姊姊的小说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有的甚至心理、身体都病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大多是清朝遗老的后代，民国之后仍然坐享显赫家世，高不成低不就，在家吃遗产、吸大烟、养姨太太，过着奢靡颓废的生活。”可以说，张爱玲的父亲和弟弟及诸多亲戚给了她丰富的创作素材，自家的经历和亲戚家的经历给了她丰富的体验，她对他们有明澈的了解，有痛切的感悟。张爱玲对没落封建家族里的男性的心理、思想、感情以及实际生存状态、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了如指掌。她从小就看着他们是如何颓唐、无能、腐败，看着他们一天天地烂下去。张爱玲即以他们的猥琐、卑弱、空虚、无能来揭示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滞后，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揭示了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渣滓的历史命运，揭示出封建制度赖以支撑的中坚力量已然溃败的状况，揭示出封建文化培养出来的骄子全然腐朽的事实，表现出张爱玲认识社会再现现实的清醒和睿智，也表现了张爱玲思想意识的现代性。
张爱玲小说中没落家庭的男性形象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下文具体论述），都是精神空虚甚至病态畸形，行为猥琐，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找不到心灵的栖息所，是一群现代生活的失落者。处于权力话语中心的男性们堕落无能，他们无法适应新的现代都市文化及其环境，这一体认是深深植根于张爱玲的心灵的，是她深沉的生命体验，是她经验中最为鲜活的积淀之一。“一个小说家只有在依赖于他个人经验的前提下，才能在写作过程中找到一种确切的感觉。当他沉浸于个人的经验之中时，一切都会变得真切起来，并且使他感到实在，毫不心虚。这些经验将保证他在进行构思时，免于陷入虚妄与空洞，免于陷入生疏与毫无把握。”张爱玲小说中没落家族的男性形象的真实和成功的塑造就源于她的活生生的“经验”。
中国自父系社会以来一直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性是家庭的、家族的、社会的核心和希望，是力量和兴旺的象征。张爱玲小说中没落封建家族的男性却都是精神上的残废。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还停留在封建社会里，顽固地奉行旧秩序，顽固地排斥现存社会已经正在施行的法律法规公共条文，让精神世界游弋于自己神往的封建礼教宗法意识中，因为那些都是封建社会为这一阶层的男性设置的，以男性的权力利益为出发点的。而他们是在封建秩序中成长，被封建秩序荫护娇纵惯了的。白三爷的话道出了他们的心声：“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虽然特权已经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而丧失，但他们仍然在深宅大院里过着醉生梦死浑浑噩噩的日子。《倾城之恋》的白三爷、白四爷、《金锁记》的姜季泽、《茉莉香片》的聂介臣、《琉璃瓦》的姚先生、《花凋》的郑先生、《多少恨》的虞老先生、《小艾》的席景藩、《十八春》的沈啸桐等都是一群精神残废者。他们生活在大宅子里，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生活在心造的世界里。由于张爱玲是从封建大家族走出来的，她对遗老遗少们的精神状态有十分深刻的体察，也有十分精彩的比喻和刻画：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他们用老钟，他们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他们从民国起就没长过岁数，他们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这些比喻将这一群文化错位的弃儿的精神状貌最精妙最传神地描摹出来。这里，有创作者深厚的生活积淀、深沉的生命体验，还有创作者忠实反映生活的创作态度，两者缺一不可。当然，也还有作者驱策语言的功力。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男性处在中心地位。社会期待他们能够建立功业，辉煌腾达，家庭期待他们能够为官得禄，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而在张爱玲小说里的男性，不但不能支撑家业，却只能靠变卖祖宗遗留下来的财产支持空虚的架势，维持每况愈下的生活，成了名副其实的败家子。由于不承认社会的变化，也由于自身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他们在社会上没有一席之地，只能在旧宅子里作威作福。他们非但不能适应现代都市的社会，而且沉迷在所谓封建名士派的颓靡风气里，狎妓游玩、养姨太太、赌博、抽鸦片，甚至靠身体蒙骗赚取女人的钱财，干一种最龌龊的交易，维持阔绰的假象，慰藉麻木的心灵。这是一个极度腐朽的阶层，他们的存在价值已经随着封建帝制的灭亡而一起被埋葬了，他们业已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成了现代都市的行尸走肉。由于与现实社会的严重错位，他们正一步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难逃灭亡的命运。
《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当家的是白老太太，一大家子靠卖祖宗的田产过日子。白四爷只会狂嫖滥赌，诸事不管。白四奶奶泼辣要强，可是由于丈夫的堕落并欠了公账上的钱，没有资格管家，心里窝着气。白家兄弟把妹妹白流苏离婚所得的钱盘来盘去地盘光了，便要将妹妹撵出门去。白老太太只好劝白流苏：你四嫂天生的要强性儿，一向管着家，偏生你四哥不争气，狂嫖滥赌，玩出一身病来不算，不该挪了公账上的钱，害得你四嫂面上无光，只好让你三嫂当家，心里咽不下这口气，着实不舒坦。《金锁记》的姜公馆里是姜老太太当家，小说里姜家正面出场的男性只有三爷姜季泽，这个姜三爷整日只会逛窑子，拖欠了公家账上一大笔钱，“三爷在公账上拖欠过巨，他的一部份遗产被抵销了之后，还净欠六万，而大房二房也只得就此算了，因为他是一无所有的人。他仅有的那一幢花园洋房，他为一个姨太太买的，也已经抵押了出去”。分家后没有家资供他吃喝嫖赌，竟然找上寡居的二嫂曹七巧，向她倾诉“爱情”欲骗取钱财。《花凋》里的郑先生家一片混乱，充满矛盾和机心，郑先生“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债，他夫人一肚子的心事”。郑先生变着法子算计夫人的私房钱，为下堂妾所生的小孩的待遇怄气，把女儿生病所需的费用推给女儿的男友去承担。
《小艾》里，席家是席老太太当家，席家五爷席景藩，也是一味地嫖赌、抽鸦片，挥霍无度。“没有几天就过年了，景藩在正月里照例总是大赌，一开了头似乎就赌兴日益浓厚，接连一个月赌下来，输得昏天黑地。一直到二三月里，他们也还是常常有豪赌的场面。”席五爷间或靠私人关系觅得一份职差，却搞得一塌糊涂，丢了差事。当他没有财源山穷水尽的时候，先是把五太太值钱的首饰全拿走了，给她一个被带在身边的虚名。后来则把以前宠爱的姨太太忆妃晾在一旁，勾搭上手头积蓄颇为丰富的老女人，继续维持阔绰的场面。“他（席景藩，笔者注）现在的境况也很坏，本来在上海做海关监督，因为亏空过巨，各方面的关系又没有敷衍得好，结果事情又丢了。渐渐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现在的一个姨太太叫做秋老四，他一向喜欢年纪大一点的女人，这秋老四或者年纪又太大了一点，但是她是一个名人的下堂妾，手头的积蓄很丰富，景藩自己也承认他们在银钱方面是两不来去的，实际上还是他靠着她。所以他们依旧是洋房洋车，维持着很阔绰的场面。”席景藩最后沦为汉奸，精神上无所寄托，又时时害怕被人暗杀。“景藩回上海以后，一直很少出去，只有一个地方他是常常去的，他有一个朋友家里设着一个乩坛，他现在很相信扶乩。那地方离他家里也不远，他常常戴着一副黑眼镜，扶着手杖，晒着太阳，悠然的缓步前往。”最后，席五爷就在前往扶乩的路上被人暗杀了。
张爱玲小说中的封建家族的男性没有一个是身心健康的，没有一个是直立的，没有一个是昂扬的，都程度不等地“残废”了。张爱玲客观地、无情地描述了他们的生存现状、精神状态，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金锁记》里的残废二爷，这姜二爷患了骨痨，站立不起，终年躺在那“暗昏昏的紫楠大床上”（也就是家），可他照样享受着女人和鸦片！这个残废二爷不就是这些被时代抛甩的昔日封建大家族男性们的象征么？在《金锁记》中，曹七巧提到这个残废二爷时，她的心被深深刺痛了，她想起卖肉的朝禄、那肉案上“腻滞的死去的肉体的气味”，可是在那肉案边还有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还有温情和希望，卖肉的朝禄还能谋生，还能叫她一声“巧姐儿”。这些没落家族的男人们却是没有心灵、没有人气、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二爷”，是活动着的尸体。张爱玲从他们的生活现状直逼其精神领域，客观地反映了他们的荒唐和颓败，同时也反映了封建文化完全的腐朽性。
《创世纪》里的戚紫微是以张爱玲的祖姨母、李鸿章的小女儿为原型创作的。戚紫微以相府千金之尊下嫁县令之子匡霆谷，家里全是用老太太的钱——匡家本来就没有多少钱，所有的一点又在老太爷手里败光了。老太太是有名的戚文靖公的女儿，带来丰厚的妆奁，一直赔贴到现在，也差不多了。可是匡霆谷特地处处与紫微作对，表示他虽然一辈子靠她养活，可还是有他自己的意见。匡霆谷与儿子匡仰彝一辈子是冤家对头。匡仰彝恨他父亲用了他母亲的饯，匡霆谷疑心妻子背地里给儿子钱花。匡仰彝小时候很聪明，先生一直夸他做文章口气大，兄弟里就他像外公，紫微对这个儿子抱着很大的希望，当时正是她对丈夫已经完全绝望了的时候。可不知道怎么的，渐渐地，紫微觉得这个儿子变得使自己都不认识他了。紫微卖皮衣，“他乘机问她要了五千块钱零花”。没过几天，他又向母亲讨四百块钱，“紫微嘴里蝎蝎螫螫发出轻细的诧异之声，道：‘怎么倒又……怎么上回才……’然而他多高多高站在她跟前，伸出了手，这么大的一个儿子了，实在难为情，只得从身边把钱摸了出来。仰彝这姊姊向来是看不起他的，他偏不肯在姊姊面前替母亲争口气！”紫微感叹靠着卖自己的妆奁过日子，也不知道能维持到几时。“仰彝驼着背坐着，深深缩在长袍里，道：‘我倒不怕。真散伙了，我到城隍庙去摆个测字摊，我一个人总好办。’他这话说了不止一回了，紫微听了发烦，责备道：‘你法子多得很呢！现在倒不想两个出来！’仰彝冷冷地笑道：‘本来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呀。真要到那个时候，我两个大点的女儿，叫她们去做舞女，那还不容易！’”匡家就是日渐败落的封建家族的缩影，匡仰彝则是匡家下一代的代表，用紫微的话说，都是匡家的坏种！他的寄生生活，他的空虚无能，象征着整个阶层不可挽回的颓败和灭亡的趋势。
《琉璃瓦》中的姚先生的闹剧，诠释着这些败落家族主人们的最后挣扎和难免失败、终归灭亡的结局。姚先生在末路中，抓住了最后一丝希望，想通过经营女儿们的婚姻来改变自己当下的困境，使自己活得滋润些，没料到却屡屡失算，每次都赔了夫人又折兵，自己反而被气病了，而且活不长了。“这一天，他发热发得昏昏沉沉，一睁眼看见一个蓬头女子，穿一身大红衣裳，坐在他床沿上。他两眼直瞪瞪望着她，耳朵里嗡嗡乱响，一阵阵的轻飘飘朝上浮，差一点晕厥了过去……姚先生这一场病，幸亏身体底子结实，支撑过去了，渐渐复了原，只是精神大不如前了……他想他活不长了。”小说中姚先生的盘算与失算形成对照，惟妙惟肖地演绎出封建遗少的不合时宜、可悲和可笑。姚先生的悲剧是女儿们造成的，更是时代、社会造成的，是时代给姚先生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姚先生的遭际也是当时那些被时代抛弃的社会渣滓的必然遭际，张爱玲借姚先生的闹剧表现了他们的落后和尴尬，嘲讽了他们的无能和无奈。姚先生们的谋划只是加速了他们的灭亡，深刻原因就在于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都有悖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文化环境，所以一路行不通，并因此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张爱玲以一个个没落家庭的男主人一步步沉沦的故事，诠释着他们已成为历史的垃圾、已被历史抛离行进轨道的事实。她清醒地、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腐朽阶层“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张爱玲小说中的这群男性形象，和巴金的小说《家》里一群颓废堕落的老爷少爷极为相似。不同的是，巴金是从阶级压迫封建压迫的政治视角揭露发生在贵族公馆内的丑恶和血腥，他怀着强烈的激情诅咒贵族阶级的罪恶、宣告封建统治的必然灭亡，是走在主流文学的大道上；张爱玲则是带着冷静而不无凄恻的感情来审视和表现这一切的。她选择的是日常生活这样平凡的题材，她设置的是一幅幅鸦片烟雾迷蒙的生活背景，她讲述的是一个个无可奈何的衰败故事，但是却也能在客观上真实地反映历史的面貌，反映那个新旧交替时期的变动和扬弃。她以一个个男性无可救药的堕落，以一个个家族无可挽回的衰落，昭示了封建文化及其造就的贵族子弟日渐衰微乃至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她的社会感受是准确的，她的历史观察是正确的，从这一角度来考察，张爱玲的小说，特别是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所透露出来的社会意义，本质上与主流文学是一致的。张爱玲的小说，“它当然不是生活和时代的最主要最重要的部分，但它们是阔大的，是主要的重要的时代风潮的灰色的背景。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灰色的人生背景，便聚集不成带有亮色的生活主流和时代风云；反过来，那些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生活主流和时代风云正是为了改造这灰色的人生背景。从此意义上理解张爱玲小说，它与那些写生活主流、时代风云，政治色彩浓厚的小说在价值取向上是相同的，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这就是张爱玲小说中没落封建家族男性形象的独特的认识意义，也是我们把它放置在特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而做出的诠释。应该说，张爱玲创作时并不一定预设这一方面的主旨或者说是意图，她只是把自己的生活积累生命体验如实地表达出来。而她母亲给予她的西式的思想观念以及她自身所受的教育，她的过人的早慧与颖悟，又使她的小说，使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忠实地表现现实生活的一隅，因而具有了独特的认识社会明察历史的意义，达到了文学“致力于通过人物命运、性格与心理的描写来揭示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并以此暗示人类社会生活的某种发展趋势”的客观效果。
我们知道，张爱玲创作小说追求的是富于启发性，“启发性”当然是对读者而言的。“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这里所说的“新的启示”、“永生”，换言之，应该是文学作品的除了审美和认识社会之外的认识价值，诸如人生的、人性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那么，张爱玲小说中的这一群男性形象还能给予我们什么启示呢？这必须探寻他们的悲剧命运中本质的东西。“张爱玲的小说就像一面特殊材料制成的显微镜，它专门放大透视出生活中被时代和政治遗忘了的细微末节，并透过此去探寻事物的本质。”在这里，本质的东西就是：封建家族的男性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历史的变化，不能融入新的生存环境，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空间，甚至逆历史潮流而动，当然要被历史的车轮碾碎。“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这是张爱玲的深刻体会。而她的小说中这一群没落封建家族的男性的窘境和悲剧客观上喻示了一个普遍的生活真谛：不随历史前进则会被历史淘汰。这就使读者能够从这类男性形象的生活状况和可悲命运反观自身，更自觉地顺应历史融入社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当时的读者乃至后来的读者确实能够从张爱玲小说里发现自己，警醒自己，调整自己，大踏步跟随社会的步伐，乘坐时代的大列车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