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爱玲小说的研究中，对男性形象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仔细研读张爱玲小说，可以发现，其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形象有一类是封建没落家族的遗老遗少（见前篇），另一类则可以称为当时社会上的成功型人士（生活优裕者）。对于后一类男性形象，不能简单地冠之以“浮浪子弟”，而应该注意到他们自身各方面的特点，应该把他们放置在特定的时代和文化环境里考察和分析。这一类男性形象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他们在社会上拥有一席之地，特别是经济上优裕甚至阔绰，思想上则亦中亦西，接受过西方文明的熏染，而思想的根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动乱的时代里，在畸形的文化环境里，他们迷失了人生的目标，精神价值失落，不期然成了都市里的人生失败者。这一类男性人物形象最鲜明最生动地反映出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都市人生的真实面貌和本质；反过来说，时代的文化的特质最鲜明最充分地投射在这一类男性形象身上。他们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是动荡时代的文化混血儿。本节将论述这一类男性形象。
小说世界是现实世界的艺术体现，小说人物的生活状态、情感态度、价值理念、思想情绪，小说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种种关系和矛盾冲突，都源于作家创作时代的社会特性。张爱玲小说创作基本上直接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社会生活，其笔下的人物也大多是她同时代的人，是充满现实生活气息的。阅读论述张爱玲的小说文本，如果没有将其放置在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恐怕不能说是客观公允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制度统治，封建文化虽已衰朽，却仍然制约着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当时的国人“和中国旧文化算是脱了节，而且从闭关自守的环境里解脱出来了，可是他们心灵上的反映仍是旧式的……”“《传奇》里的每个人都钩划得清清楚楚，他们给他们的背景一衬托，更显得栩栩如生；他们的背景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形，是他们的父母，或者广言之，是一个衰颓中的文化。”这衰颓中的文化就是封建文化。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西方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也涌入中国。上海的两个租界，从政策法规、公共管理、市政设施、建筑风格、商业经营、市井风貌、生活方式乃至公共空间的各色人等，处处都充盈着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华洋杂错。而租界对整个上海的影响力是相当强大的，甚至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也都产生或明或隐的影响。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上海和香港的传奇，基本上都以上海或香港为地域背景。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为现代化的东方大都市，已经建立起适应都市生活的法律法规和公共制度，形成现代都市的生活秩序。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建立租界并享有特权，使表面繁荣的大都市染上浓重的殖民地气氛，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香港则是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这两座城市特殊的政治经济情形，决定着其殖民地/半殖民地与资本主义杂糅的文化色彩，而国人的灵魂则盘桓着封建文化固有的一套。张爱玲在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对此有极其准确简洁的概括：“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氛围，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一定的文化传统中，他选择何种生活为创造的具体客体，都必然受到社会生活这个‘一般客体’的规定和制约。”鲁迅小说中的阿Q、孔乙己乃至鲁镇、未庄的所有人物都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这个历史时期，封建统治虽已崩溃，但是国民的心灵还沉迷于封建传统的噩梦之中，普遍愚昧麻木，所以鲁迅选择“病态社会”和“病态人生”作为他小说的反映对象。茅盾小说中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奋斗和失败的经历，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时代背景下必然的人生历程。张爱玲则选择现代都市里的普通凡人，以他们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真实地表现出他们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生活在一个动荡混乱的社会里，生活在一个畸形文化的圈子里。
张爱玲小说中这一类男性人物，归结起来，就是当时上海和香港纯粹的市民，他们的社会角色各异，有工商业主、企业管理人员、教师、医生、工程师等，大部分都属于城市里的中层，也有一些是有钱又有闲的富家子弟。这些人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官宦之家与前朝先天存在的血脉联系，因而不受封建家族观念的羁绊，家庭背景和改朝换代的观念在他们的意识中被模糊了，显得无足轻重，这也促使他们更容易融入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他们会自觉地了解和适应社会，努力谋求出路，谋求好生活的路径，并因此可能成为现代都市的生存上的（指物质）得意者。他们之中有的还是事业上的成功者。如《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佟振保是半工半读赤手空拳打下来的天下，他在一家老牌子的外商染织公司做到很高的位置，一个女儿才九岁，大学的教育费已经给筹备下了。《心经》的许峰仪是一个银行家，有钱财有权力有魄力。《多少恨》的夏宗豫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他们都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使他们有可能参与并融合于社会主流生活方式中，而且在他们个人的、家庭的生活上烙上鲜明的痕迹，在思想上也更轻易地受到中西杂错的畸形文化影响，而这些，正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
《多少恨》里夏宗豫自己经营着一家公司，开着私家车，女儿年纪尚小就请了家庭教师专门调教。女儿过生日，他这个做父亲的要特地上街煞费苦心地为女儿选购礼物。因原配妻子没有文化，粗俗落伍，脾气暴躁，絮叨烦人，他与妻子长期分居，但是仍然给她名分。一旦遇上有文化有涵养、漂亮娴静的虞家茵，夏宗豫敢于追求所爱，却是一种最温文尔雅的追求。尽管最后未能如愿，却是一段两情相悦不乏真诚的情感。夏宗豫是中西文明渗透的一个人物。《心经》里，许家的居所，那八层楼上的公寓的装修、设备用具都是中西合璧的版本。为许小寒庆祝生日的活动、日常的生活习惯、许家父女的思想意识都可见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华洋杂处。许峰仪追求爱情与性的结合，一旦丧失对妻子的爱，便实行分居。他对段绫卿一见钟情，随即付诸行动，与之同居并出走，撇开了银行里本是脱不开身的繁杂事务，去开始他所认为的美好的新生活，显然有违中国传统观念对男性处事、行为的标准。许峰仪敢于这样做，也与当时上海社会已经颇为开放的思想观念相关，他亲口对许小寒说：“现在的社会上的一般人不像从前那么严格了。绫卿不会怎样吃苦的……你如果为绫卿担忧的话，大可不必了！”当时社会上对两性关系的宽容态度，显然受到西方思想观念的影响。但是究其根底，许峰仪远远不是一个全盘西化了的男性形象。尽管多年来，他已对妻子失去了爱，却不乏敬重，他仍然经营着这个家，仍然维护妻子在这个家中的地位，即使在与段绫卿出走之前，还郑重地交代妻子：“我说，我不在这儿的时候，你有什么事，可以找行里的李慕仁，或是我的书记。”许峰仪的思想观念亦是中西混杂的。
《鸿鸾禧》中，娄嚣伯在美国得过学位。他个子很高，戴眼镜，穿西装。娄先生是个极能干的人，最会敷衍应酬，并因此提升了自己的地位，改变了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状况。他思想新潮，从银行里一回来，就看杂志，关心着“美国人真会做广告。汽车顶上永远浮着那样轻巧的一片窝心的小白云。‘四玫瑰’牌的威士忌，晶莹的黄酒，晶莹的玻璃杯搁在棕黄晶亮的桌上，旁边散置着几朵红玫瑰——一杯酒也弄得它那么典雅堂皇”。娄先生的大儿子刚娶了媳妇，因为娄家是绝对的新派，晚上吃酒只有几个至亲在座，也没有闹房。次日新夫妇回家来与公婆一同吃午饭，新娘的父母弟妹也来了。“饭后，嚣伯和他自己讨论国际问题，说到风云变色之际，站起来打手势，拍桌子。”忽然，娄先生停止了讨论国际时事，“一只手肘抵在炉台上，斜着眼看他的媳妇，用最潇洒，最科学的新派爸爸的口吻问道：‘结了婚觉得怎么样？还喜欢么？’”害得媳妇脸红起来，一屋子的人全笑了。娄太太愚笨无能，不但家务理不好，连自身的服饰都邋遢俗气，几十年来娄先生尽力调教，还是无法改变她。每每娄先生都用焦躁的，但仍然是商量的口吻，提醒太太种种不雅的穿戴，“因为嚣伯是出名的好丈夫。除了他，没有谁能够凭媒婆娶到娄太太那样的女人，出洋回国之后还跟她生了四个孩子，三十年如一日”。可是娄太太心里很清楚，丈夫的“好”都是做给旁边的人看的。“若是旁边关心的人都死绝了，左邻右舍空空地单剩下她和她丈夫，她丈夫也不会再理她了；做一个尽责的丈夫给谁看呢？”娄先生就这样出入于中西文化之中，既有些得意，又很有些尴尬。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是个受中西文化熏染的人物，小说中称他为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从外国回来做事的时候，是站在世界之窗的窗口。”“他的俗气是外国式的俗气。”小说里的话语清楚地点明其受中西文化熏染的特点。佟振保在英国读书并且获得了学位，回国后在一家外商染织公司当高级管理人员，后来当上了副经理，颇为外国上司赏识。自打他具有了这样的社会地位，他的个人本位意识也膨胀起来，老觉得外界的一切人，从他母亲起，都应该拍拍他的肩膀奖励有加。但是佟振保骨子里又是一个受传统文化浸染很深的男子。“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义气，克己。”特别是，佟振保的内心，有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热切地希望获得群体的、社会的认同和赞扬，他“因此特别努力去做份外的好事，而这一类的好事向来是不待人兜揽就黏上身来的”。正因为十分注重自己的社会形象、注重社会认可，他才会毅然地割舍了与王娇蕊的恋情，并选择身家清白的女子为妻。“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这种偏重群体，要求个人按照一定的社会与伦理规范行事，追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协调，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生价值的核心内容，甚至成为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这种群体意识在佟振保身上，则体现为将群体和社会作为核心内容纳入自己人生价值体系。
范柳原是在英国长大的，继承了大宗的家族遗产，也有自己的一番事业，可是他到了而立之年仍然无意于家庭，吃喝嫖赌样样来得，无拘无束地在世界各地往来，住酒店，养情妇，最喜欢逗留的地方却是中国，心底里神往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自己说：“我的确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直到最近几年才渐渐的中国化起来。可是你知道，中国化的外国人顽固起来，比任何老秀才都要顽固。”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第一次见到白流苏，便倾心于她中国式淑女的美丽与风韵。最后与白流苏成就婚姻，虽然有战争这个外在的客观的也是重要的原因，但未尝没有发自内心的对白流苏“真正中国女人”的追慕。范柳原对《诗经》里《邶风·击鼓》的格外喜好和对其中所表达的悲哀情绪的领悟，以及对其中诗句的不无个人体验的解读，更有力地宣谕范柳原思想意识深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服膺和认同。在战后，萨黑荑妮随范柳原到家里吃了一顿饭，范柳原即声明他们也难得吃一次蚝汤。萨黑荑妮没有再上门过。显然范柳原是以这种委婉的方式割断了与萨黑荑妮的暧昧关系，小说以此诠释出在战争的教育下，范柳原由西方文明中浮躁的一面向中华文明中安定的一面的回归。范柳原也是个典型的中西文化的混血儿。其他如《年青的时候》的潘汝良、《心经》的龚海立、《封锁》的吕宗桢、《五四遗事》的罗、《琉璃瓦》的熊启奎、《相见欢》的伍先生、《十八春》的许叔惠、沈世钧等男性形象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都具有中西杂错的特点。
这些男性形象都是当时上海和香港最真实最地道的市民，而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都是亦中亦西、中西融合的。“《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夏志清所说的“道地的中国人”，首先就在这一类男性形象身上体现出来，男性是中国家庭的顶梁柱，也是社会的中坚，时代的文化七色光最耀眼地映射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是承载时代文化特色的一个群体符号。
上述的男性形象在张爱玲小说中都被放置在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和香港，那个处于战争威胁、局势混乱、物价飞涨甚至朝不保夕的乱世造就了一种普遍的末世感，笼罩在小说人物之上。“乱世的时代作为张爱玲小说的主要叙述背景，是阅读张爱玲小说的一个重要关键点和乐趣所在。”上述一类男性人物因其能够适应和融入社会，也就更加深浓地熏染了时代的惶惑迷茫、空虚绝望的情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遭遇了来自西方文化的强有力的挑战……辛亥革命后，传统文化价值观由于突然失去了强有力的政权支持和行政贯彻渠道，它已经丧失了原来作为社会价值的神圣性，它所提供的生命和生活意义、伦理道德法则也失去了往日的威慑力。因此，辛亥革命在造成政治权威丧失的同时，也连带造成了社会价值权威的空阙。”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旧的社会秩序和晋升途径已经崩塌，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毁了支撑国人精神奉仰几千年的儒家道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维系已经断裂，西学东渐，东西方思想观念在中国的碰撞，使得国人在传统文化坍塌的废墟中找不到方向。男性，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中坚，处于社会权力话语的中心，首当其冲承载着乱世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危机；反过来，乱世的惶惑、失落、空虚情绪也首先在男性身上表现出来。这是我们理解张爱玲小说中男性形象的关键。
《封锁》中的男主人公吕宗桢有一段倾诉，可以说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态：“早上乘电车上公事房去，下午又乘电车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为什么来！我对我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兴趣。说是为了挣钱罢，也不知道是为谁挣的！”这种社会性的迷茫状态，张爱玲在她的散文中进一步写道：“因为生活本身不够好的，现在我们要在生活之外另有个生活的目标。去年新闻报上就有个前进的基督徒这样可怜地说了：‘就算是利用基督教为工具，问他们借一个目标来也好。’”整个社会的人们普遍地丧失了生活的目标，竟至于企望向宗教借个生活目标来哄骗自己，言下之意是，那也比没有目标的好！那个前进的基督徒的可怜和荒谬之中却正道出社会的精神破产。在1943年12月写的散文《更衣记》里，张爱玲则直截了当地说：“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张爱玲小说中的这一类男性形象的精神症结就在这里。他们的理想支持不了了，精神支架一倒塌，思想被抽空了，生活也仿佛失去了重心。“混着也就混下去了，不能想，——就是不能想！”于是他们就像无头苍蝇似的乱撞。在理解张爱玲小说中这一类男性形象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时，我们还看到了他们精神上的失落导致其在当下物质享乐和感官刺激中的迷失。
《心经》里的许峰仪因对女儿许小寒产生了畸形的爱恋而对妻子失去了爱，最后又把感情从女儿身上转移到女儿的同学段绫卿身上。这除了段绫卿和女儿长得颇有点相像而且段绫卿是个美人儿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段绫卿年轻，是个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所以许峰仪在初见段绫卿的短短几天之内就与之同居、出走了。《五四遗事》的罗为了能与密斯范结合，两度为离婚而努力，当他折腾了十几年，最终与密斯范结合之后，却茫然地发现，以前的理想不知为何物，反倒把前两个妻子都接了来，演成一夫三妻的闹剧。罗的出尔反尔，让人啼笑皆非。这一场荒唐的婚姻闹剧，正反映出罗精神价值的失落、人生目标的迷失。张爱玲小说中的这一类男性形象都是精神失落的人生失败者，如吕宗桢的浑浑噩噩、乔琪乔的放浪无耻、范柳原的身心漂泊、龚海立的憨愚困惑、熊启奎的寻欢作乐、卢兆麟的愚昧可笑、沈世钧的自我否定、许叔惠的外强中干、潘汝良的没头没脑、娄嚣伯的无聊无趣等等。这一群男性形象是时代的鲜活的标本，是这时代的负荷者。而其中刻画得极其深刻、最能表现因精神价值失落而成了人生的失败者的要数《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佟振保很明白应该珍惜目前的工作和地位，《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说他“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这是他的理性。然而，佟振保却无法固守自己设定的“对”的世界。他第一次见到有夫之妇王娇蕊，就魂不守舍、胡思乱想，继而与之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最后又拒绝了王娇蕊对他的爱。但王的丰腴的躯体和热烈的情欲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成了笼罩心灵的阴影，妻子的不大方和单薄的身体不能使他满意，他只好以宿娼来慰藉自己。佟振保这个形象最大的特点是永远挣扎于理智与行为的分裂、理想与欲望的冲突中。他想要坚守“对”的世界，但是对感官刺激和欲望的无法拒绝始终诱惑他坠入另一个截然相反的“不对”的世界。这种分裂从根本上说，源于佟振保灵魂的空虚和绝望。小说里几处写他的“空虚”绝非闲笔。佟振保在割舍了王娇蕊之后多年，在公交车上邂逅了带着儿子的王，他感到难堪的妒嫉和委屈，“他的眼泪滔滔流下来，为什么，他也不知道。在这一类的会晤里，如果必须有人哭泣，那应当是她。这完全不对，然而他竟不能止住自己”。回家后，“他吃得很多，仿佛要拿饭来结结实实填满他心里的空虚”。吃过饭，“振保远远坐着看他那女儿，那舞动的黄瘦的小手小脚，本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孩子，是他把她由虚空的虚空之中唤了出来”。可见，由于情欲受到压抑，佟振保便产生了强烈的空虚和失落；他麻醉自己心灵的良方就只剩下了情欲，严格地说就只剩下了欲——一种动物性的需求。但是麻醉剂是有时效的，即便在与王娇蕊寻欢之时，他也只是感到“许多唧唧喳喳的肉的喜悦突然静了下来，只剩下一种苍凉的安宁，几乎没有感情的一种满足”。他甚至认为“这次的恋爱，整个地就是不应该，他屡次拿这犯罪性来刺激他自己，爱得更凶些”。即使感官的刺激也拯救不了佟振保的灵魂，只余下更深的空虚和迷茫，只导致他人格的扭曲病态。张爱玲的笔触锐利地揭开佟振保心灵的底盖，让我们看到他精神世界的一片荒芜。
张爱玲小说中这些具有独特精神世界的人物形象，来源于乱世的所见所闻。她在香港读大学时，遭遇了太平洋战争，在这期间和回上海以后的生活，让她对人的内心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一冬天，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可是‘轻重’这两个字，也难讲……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处于乱世的人们，精神支撑轰然坍塌，一下子露出了本然面目，赤裸裸地回到兽性生活的状态。那些冠冕堂皇的精神层面的幌子被撕扯下来，踩在脚下，文明的点缀似乎已成为多余的摆设，这就是乱世的众生相。张爱玲把她在乱世人生中所获得的体悟写进小说，使那些人物成为乱世众生的剪影，反映了当时的人们特别是男性的精神破产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荒诞、精巧、滑稽”的生活现状。在上述男性形象的成功得意与精神危机、生活优裕与堕落猥琐的悖反之中，张爱玲极其独特、极其深刻地揭示出乱世人生的真实面貌和本质，使这类男性形象成为诠释时代思想内核的最有代表性的载体。
不同的作家对于现代都市的观察角度和表现方式差异很大，就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施蛰存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新兴创作手法融入小说；刘呐鸥以现代的情绪来感受现代都市，但如杜衡所说，“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非现实’的特点”；穆时英侧重描绘上海的声色娱乐场所，表现上海由金钱和性所构成的喧闹与疯狂及其背后挥之不去的无奈和痛苦；张爱玲则将眼光转向日常生活，从男女婚恋的视角关注人的现实生存处境，是对人生苍凉和虚无的品味与感悟。詹勇对李欧梵的《上海摩登》的书评中说：施蛰存“营造了现代主义的怪诞美学内涵”；刘呐鸥、穆时英的笔触游走于都市物质/消费空间，以急先锋的姿态书写都市文明表层物象，“张（爱玲）的文本较之前面几位更有生活气息和本地意识，呈现了另一种日常性都会景观……但在当时而言，它是在历史话语和宏大叙事泰山压顶之际，日常现代性的先行的挽歌：‘那在劫难逃的世界并不是传统中国，而是满是战火和革命的现代世界’”。上述男性形象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富有“生活气息和本地意识”的人物。他们在“满是战火和革命的”时代中生存，于中国尚未成熟的现代都市中挣扎，承受着中西文化错杂的迷乱和惶遽，他们的人生也被烙上了成功与失落夹杂的标记，在动荡的时代中，他们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