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姨的面包店，曾经是我们大院人的禁区。
有年回家，途经小学，我想起附近的面包店，想起那曾让人着迷的香甜松软，想起那个做面包的田姨，曾经是这条街上的传奇女人，便开始疯狂地寻找这家店。马路已经拓宽了足足两倍，记忆中的店铺已经全部被替换成了连锁店。
我们大院是一个典型的学院和员工生活区的混合体。当年这样的单位有很多，员工住在工作地点附近，有食堂、体育场、医务室、托儿所、居委会，铸铁的栏杆把这块地圈起来，变成了一个小型的生态圈。
从小学到我家大院门，步行也就五分钟，可就在五分钟路程之内，文具店、五金店、杂货铺比邻而居。还记得有一天放学，刚踏上文化东路的路砖，就闻见一股浓郁的甜香，是之前没有遇到过的。原来一直被塑料布包裹的那家铺子开张了，我惊喜地发现这是家面包店，但是没有任何招牌，只是看到玻璃柜子里摆着金黄色的蛋糕。也许是正值开业的好日子，老板娘笑脸盈盈站在外面。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田姨，心想阿姨真好看啊，不像其他炸糕店的阿姨，浑身油腻腻。她鹅蛋脸，柳叶眉，涂着红唇，还有蓝色眼影，额前挂着当时最时兴的波浪刘海，那是要专门去理发店才能烫出来的造型。
门前小板凳上坐着一个小女孩，两三岁左右，也穿着像田姨一样的鲜艳衣服，应该是她的女儿。
闻到那香气，每个人的肚子都咕噜噜地乱叫。她端出一个盘子，盘子上是切成块的鸡蛋糕，躬下身子，邀请大家尝尝。放学的队伍禁不住诱惑，迅速解体。孩子们放下手里的零食，哪怕有的小孩还捏着散发味精气味的干脆面，一起把盘子席卷而空。回到家，母亲正在做饭，我在一旁就开始绘声绘色地描述起新的面包店。吃饭的时候，母亲叮嘱我，不要去这家店。
母亲不是好事之人，没有对我多说，后来从各路零碎的交谈中，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她不让我去面包店。对于我们大院的人来说，一个外省女人，跑来做生意，自己带着孩子，来路不明，也不见孩子父亲的踪影，非常可疑。而院子里的每个员工，大家相互之间知根知底，都有终生编制，即使是临时工，也大都沾亲带故，有迹可循。
20世纪90年代初，个体户也是那个时候兴起的职业。大院里有一个人放弃了编制，下海经商，成了我们那一栋楼最富的家庭，可大家都看不起他。田姨也是个体户，又加多了一层轻视。如今想想，他们那种对异己的厌恶里，藏着大院人的恐惧，对未知命运的害怕。每个人都希望有差不多的收入，模式化的生活，有人打破了它，意味着自己的安稳也有了风险。
隔了两条马路更中心的地段，突然多了一些娱乐场所，歌舞厅、录像厅、桑拿大浴室、卡拉OK吧……让一些先富起来的个体户们有了散发钱财的场所，滋养着寻欢作乐。但这些场所里面究竟发生着什么，我们这些小孩根本无法想象，但都知道那里进出着本市最花枝招展的漂亮阿姨。
父亲过生日，同事们非要帮他庆祝，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走进卡拉OK包厢。写完作业我才能被允许短暂待会儿，姗姗来迟，大人们已经玩得有点兴奋，桌子上的矮脚香槟杯里装着可乐和雪碧，这是最低消费，但也比外面的罐装贵了三倍。蛋糕被送进来的时候，我意外发现后面站着的是田姨。我去洗手间的时候看到她又转身去了另一个包厢，里面醉酒的男人正在扯着嗓子大喊大叫，好似一个财大气粗的江湖大佬。她出来的时候脸涨得通红。
原来这就是她的发财之道，白天生意平平，夜晚这些场所里有着对甜食的巨大需求，价格也翻了几倍。田姨不耻亲自来送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不知道为什么，那夜吃着田姨做的蛋糕，虽然甜，我却对她产生了一些厌恶，为了赚钱，谁知道她还能做些什么？有人在更多的声色犬马的场所见到田姨，她也就更声名狼藉了。
平淡的大院生活，总要有人承担“靶子”的角色，田姨为女人们提供了不伤及彼此的话题，是女人们共同的假想敌。她们竖起了自己道德的高地，私下关系就亲近了，互通着道听途说来的信息。在蜚短流长中，田姨的形象被越描越黑，什么不检点、坏女人的罪名都加在她身上，甚至传说她的面包里下了迷魂药，那些总去买她东西的人，都是鬼迷心窍。流言就像这条街上春天飘荡的柳絮，看似轻软无害，却见风就起浪，无孔不入，让人透不过气来。
就这样，我们大院的人都不去田姨的店，甚至都不愿意看一眼，生怕发生哪怕是视觉上的联系。只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去买面包，还有心怀鬼胎的男人，那些一直就不给人正经相的男人，色胆都在秘密的眼神里流淌。我们本地人有个习惯，无论见到什么行业的工作人员都会喊老师，这个“老师”有别于学校教师，更像是喊师傅，后面拖着长长的儿话尾音，听上去像“老斯儿”，既有尊敬又平易近人。见到买菜的要问“老师，菜怎么卖？”公交车上要问司机“老师，下站是哪里？”可来田姨买面包的人，从来不喊她老师，她也不觉得自己被冒犯到。
田姨对自己的小事业充满热情，一开始她还没有深刻认识到本地人的敌意，只是以为我们不喜欢她做的口味，每次见到我们还是热情地招呼试吃，还告诉我们有了更多的味道，加了巧克力的，挤上奶油的，撒了杏仁的……她学会了本地人打招呼的方式，见到靠近的成年人，虔诚地说“老师，你要试试看刚出炉的这个点心吗？”作为新来驾到的个体户，她处处谨言慎行，努力融入当地。
那年暑假特别难忘，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向本市交警学习，我们多了一项暑期作业，每个同大院的同学为一个小组，相互监督，在家熬绿豆汤送给交警。每个交警的执勤车上被我们塞上瓶瓶罐罐，里面装着我们在家熬制的绿豆汤，颜色深深浅浅，粗表心意。有一次小组又组织送绿豆汤，路过田姨店的时候，她把我们叫住，钻出店外，伸出几个纸袋，里面装着蓬松的鸡蛋糕，让我们一起送给交警。大家犹豫着，我一手接过，心想反正是做好事给交警吃。
真正感受到她的侠义心肠，源于一次我差点被拐卖的经历。那天中午的上学路上，我还挂着午睡的惺忪，迎面走来一位高大的解放军叔叔，军装笔挺，普通话标准得完全没有本地人口音：“小朋友，你能帮叔叔一个忙吗？”
我自然基于对这身军装的信任，停下脚步。
“你跟叔叔到车上，我给你做一个实验。”
“什么实验？”
“非常简单，就是在你面前晃动一些东西，你告诉我什么感觉。”
“你的车在哪里？”
“很近……”
田姨这个时候走出店，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催促地说：“你还不赶紧去学校，就要迟到了。”说完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身穿制服的男人消失了。我那天下午百思不得其解。
放学回家，我一五一十地描述了这个插曲，竟把父母二人吓得脸色发青。我看到，母亲从抽屉里抽出两张主席像出门，回来的时候对父亲说，“她不肯收。”
那段时间，我还是自己背着书包上学，父亲却在三步开外悄悄尾随，数周平静才罢休，家中仍心有余悸。
田姨和我家的关系彻底破冰，母亲常常带我去光顾她的面包店，早饭的桌子上常常会有鸡蛋糕、豆沙面包。每次经过的时候，我放肆地大口吸气，将她店里传出的牛奶鸡蛋的香气吸入身体，再也没有负罪感。据我观察，很多大院的人其实也早已守不住防线，成为田姨的熟客。有时放学，看见田姨的店外还排起了小队。每天卖不掉的面包，田姨会分享给大院门口传达室的大爷、附近的小摊主、流浪汉等，不少人都得到了她的“糖衣炮弹”。
好景不长，田姨的店被砸了。没有人知道是谁的所作所为，我在围观人的腿缝之间，看见柜台的玻璃碎了一地，抽屉的锁被撬开了，里面丢失的是田姨还没来得及存入银行的现金。田姨正坐在门口抱着女儿哭，两个人哭声一大一小，大的是女儿咧开了喉咙，小的是田姨的啜泣。
她的身体像被撕开了一个口子，里面藏着的所有洪流都倾泻了出来，我断断续续听到她带着哭腔的痛诉，就像被祥林嫂附体。“为什么总有人跟我过不去啊……有人说我店里闹老鼠，我就养了一只猫……你们在背后说我，我也忍气吞声，但我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没想到受到这样的欺负……我没有求过人，现在唯一的依靠也没了……”我仿佛能闻到她的悲伤，像人们曾经偷偷泼在她门前的废水一样狼藉，像来路不明的流言一样艰涩。
面包店又被最初印象中的塑料纸围了起来。营生的工具被砸坏，田姨也好像彻底被挤垮了。没有人知道这家店还会不会经营下去？看不见田姨的那些日子，大家开始怀念她的笑脸相迎，没有了奶香气的文化东路变得死气沉沉，无精打采。有人猜测她带着女儿回老家了，也有人说她去了别的地方开店，还有人说她去相亲了……人就是这样，什么东西在的时候并不以为然，失去的时候记起万千种好，而且非常健忘，好似自己中间从来没有诋毁过她，好似从来没有散播过流言。
红色的鞭炮噼里啪啦地叫嚣着，扑朔迷离了半个月，面包店重新开张了，那些炮仗庆祝的是破旧立新。站在柜台后面收银的不再是田姨，而是一个寸头中年男人，带着腼腆的微笑。我正在惆怅店怎么易主了，淡淡蒸汽弥漫，见到田姨端着一盘子纸杯蛋糕跑出来，合不上嘴笑着，“我的新产品，来试试看。”每个蛋糕都精神饱满，我心想，原来田姨谈对象了。
“不是，这是孩她爸。”她对一些熟客解释说。
这个中年男人正是田姨的丈夫，她之所以离开老家，就是为了逃离他的“魔爪”。孩子父亲遇到工厂改革，两个人举债在本地开了一家面包店，生意不错，不但还上了借的钱，还有了盈余。相敬如宾的二人，在最落魄的时候情比金坚，反倒是手头宽裕后，孩子父亲染上了喝酒、赌博的恶习，回家甚至对田姨大打出手，肆意妄为。我甚至能想象出田姨抱着孩子在丈夫的暴力下发抖、啜泣，她一定是不堪重负才出走的。
在他们老家，主动与丈夫离婚，已是大逆不道之事，更没有哪个人家会接受带着小孩的单亲母亲，所以她才带着孩子来我们这里讨生活，更确切说是逃出来的。店选在这里，是因为看重这片学校集中，为了女儿上学方便。他独自生活才念起昔日种种的好，洗心革面，来寻求田姨的原谅。
本以为田姨会彻底切断过去，她还是心软，或者她原本就是属于旧体系里的人。他们一家就算在这里扎根了，大家都管他们叫“面包老师”，面包店也不像过去没有任何装饰，里面多加了温馨的吊灯，也装上了店名和灯箱，更加像模像样。
至于那次到底是谁把田姨的店砸了，仍没有水落石出，不过后来听说，就在夜总会最风生水起的时候，发生了一起流氓斗殴致命案，影响太坏，政府借此机会取缔了很多风月场。公安局发通告寻找证人来指认，那些坐台的小姐们无一不缄口，回老家避风头去了，田姨那段时间刚好晚上去送蛋糕，也熟知一些地头蛇和混混，别人躲还唯恐不及，她却大义凛然地去了公安局录口供。虽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是否有联系，但田姨在我们大院声威大震。
父母为了让我上重点初中搬了家，更多的故事我们已无法接收。直到小学毕业的时候，田姨的面包店都还开着。搁在现在，田姨做面包的手艺肯定没有竞争力了，如今已没有她的消息，我却心存幻想，每每路过冒着香气的面包店，都要伸着脖子看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