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
无论是生态学还是民俗学，都有一定的历史了，但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发掘两者的内在关系，探索民俗对生态的作用，则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比较新的课题。这里所说的生态民俗，顾名思义，就是与生态有关的、对生态会产生一些影响的民俗。由于这样一些生态民俗都是历史上形成的，对人们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容易改变，所以，生态民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对生态民俗的合理运用，有时能起到法律法规所无能为力的效果。研究生态民俗，其实就是研究民间长期以来人们对其生存环境的一种态度，了解了这种态度，对生态方面的一些工作，无疑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长征沿线主要是西部地区，同时也是民族聚居区，具有其独特的民俗，而这些民俗信仰与环保关系密切。了解这些民族地区民俗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对于我们做到西部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工作无疑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现实意义重大。只有重视西部的环境保护问题，才可做到可持续地发展，而只有深入研究民间对生态环境的态度，才能更有效地展开工作。就像中国的生育问题与中国民间的多子多福思想息息相关一样，就像印度宗教对恒河的影响、印度牛崇拜对牛的保护不可分割一样，中国的环境与其民俗信仰也紧密相连。西部大开发直接面临着环保的问题，了解并利用好西部民族的民俗，对环境的保护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 沿线的生态概况
南部地区的广西、湖南、贵州等省的长征路沿线地区，植被保存相对来说要好一些。比如广西的灌阳，植被的覆盖率是70%，通道的森林覆盖率为74%。到了四川，同样是山区的大渡河沿岸，植被破坏得非常厉害。以冕宁县为例，森林覆盖率为61.1%，但以有林地来计算，就只有30.4%。5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重伐轻造甚至只砍不造，植被严重退化，尤以安宁河中山宽谷区域为甚。先锋、沙坝、宏模、石龙等乡的森林覆盖率不足20%，富强乡自然生态已发生劣变，季节性的旱片在扩大，直接危害着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80年代以来更加频繁的洪水灾害和浑水沟、沙坝暴发的大型泥石流，均与森林植被的破坏有关。四川省石棉县的森林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森林覆盖率从建县初期的60%降至1983年的38.76%。1952～1983年的30年间，森林覆盖率下降21个百分点。由于森林面积大量减少，特别是水源涵养林区受到乱砍滥伐，地表遭受破坏，减少蓄水能力，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马尔康，森林覆盖率为52.26%。同在大渡河沿岸的泸定，以泸定桥而闻名世界，但它的植被同样令人担忧。在泸定县城背面的山上，我们发现了仙人掌这种只适合于干旱地区生长的植物。
那么，当年红军所过的草地，现在状况怎么样呢？当年红军过若尔盖、红原等松潘草地的时候，到处都是沼泽，人一不小心，就会陷下去，所以当时的问题是水多的问题。解放初期，由于没有考虑到生态问题，一味开沟排水，向沼泽要地，结果，如今人们面临的已经不再是湿地问题，而是土地的荒漠化与沙漠化问题了。在若尔盖地区已经出现了大片沙漠。有谁会相信，在四川省内也有大片的沙漠！
总的来说，黄土高原的植被依然不尽如人意，但沿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陕西黄土高原植被的恢复。从吴旗，经志丹，到延安。沿路的黄土高坡都披上了绿装，令人十分鼓舞。尤其南泥湾，尚有大片的原始森林。
二 长征沿线的生态民俗
与生态有关的民俗涵盖的范围比较广，但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有生产民俗、民间信仰、习惯法等三大类。
（一）生产习俗
生产习俗是一种历史上形成的生产习惯，为人们常年沿用，不容易改变。它对生态的影响比较直接，而且比较深远。长征沿线经过了南方的水稻民族地区，川西的游牧民族地区，还经过了北方的旱稻民族地区。其生产方式与习惯有很大的差别，对生态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大体说来，长征沿线地区对生态有较大影响的生产习俗主要有以下几种。
1.刀耕火种等粗放型耕作
湖南通道一带，主要是水稻民族。那里多山埠，森林茂密，山冲水源充沛，农民引山冲水在山的当阳面开垦水田，层层叠叠，十分壮观，俗称梯田。相对来说，南方的梯田对生态的破坏不大，因为田是平的，水土流失并不十分严重。
但是，在解放以前的四川西部，刀耕火种现象比较严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刀耕火种这种生产习俗现在已经很少，但并不是完全杜绝了，而且目前粗放型的耕作也依然存在。在长征沿线能够发现许多这类轮歇地。
在四川省冕宁县，彝族的生产习俗在解放以前主要以刀耕火种为主。“由于居住分散，历史、地理条件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绝大部分人居住在山区。农业经济历来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主食玉米、荞麦、燕麦、土豆，稻米数量不多。基本上处于毁林开荒，广种薄收，刀耕火种的状况”。这种生产习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极大。民国时期，由于县内高山居民惯于刀耕火种，烧山驱兽，上山不戒火，森林火灾频繁，烧毁林木不可胜计。民购三十年二月，县长张植初令：“敢有放火烧山、烧坏森林、企图小利者，务严加制止为要！一经察觉，定予拿案究法不贷！”可见这种耕作方式对森林的威胁程度是很大的。
在马尔康，1949年以前，由于繁重的差役，百姓们不得不普遍采用粗放的耕作制度，隔年耕种一次的轮休地约占耕地面积的1/5，不分地区只犁不耙，随犁随种，一般不选种，不中耕，不施肥或施少量牲畜粪肥。《康巴风情》中也说，唐区耕地常用间歇、轮歇法。视人肥为不能与庄稼接触的秽物，故向来不施用人类肥。又因宗教不伤生害命的信念，无灭虫习惯，很少使用人工灌溉的方法。下种用撒播，除草用手扯。遇旱、冰雹、虫害，常请喇嘛念经祈祷。长期以来，元铧、木耙依然是主要农具。元铧犁地耕深仅三至四寸。缺少耕牛的地方用人拉犁耕得更浅。其他农具除锄头外，木锤、背筐、链枷等全是竹、木所制。嘉绒是田少地多、河坝少高山多的以农兼牧地区。河坝的田地为一年两熟，山地种一年一季的作物，高山有的一年一季，有的是轮种地。所谓的轮种地，大多是采用刀耕火种等粗放型的方式来生产的。
刀耕火种等粗放型耕作的危害主要是水土流失。因为其耕地都是随坡而就，坡是怎样的，地就是怎样的。这样水不容易保存，水与土壤都容易流失。另外，由于刀耕火种是粗放型的耕作方式，它的产量一般都很低，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方式却没有大的改变，这样就迫使人们加大耕种的面积，受到破坏的森林也相应地在扩大。在川西一带，尤其是大渡河沿岸，这种耕作方式比较集中，但这里恰恰土层比较绵薄，土壤一旦流失，植被就很难恢复。
刀耕火种不光是容易引起水土流失，而且容易引起森林火灾，具有很大的危害，《石棉县志》对其历史上的火灾做了统计：1951年5月至1952年4月发生火灾90次，烧毁林地面唤1.8万多亩、树木16余万株，其中一次竟长达十昼夜。1951年至1985年间，全县共发生山林火灾485次，被毁林地面积17.10万余亩，树林145万多株。发生森林火灾主要原因：砍火地烧荒引起的有42次，烧草木灰引起的有37次，烧木炭引起28次。
2.狩猎及对兽害的防范
长征沿线，经过的大多是边远山区，长期以来人口较为稀少，动物相对来说得到较好的保护。防范兽害与狩猎也成了当地比较重要的一种生产方式。
在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兽害以野猪为主，猴子次之。为防范兽害，人们在田间地里每距一尺或两尺安放一个火炮，点燃火绳后，就能每隔一段时间响一炮，用此来驱逐野猪。另外，放干田水也可以防范野猪糟蹋作物。野猪爱吃葛根、谷粒，还爱吃鱼、田螺以及泥鳅。稻谷将灌浆时，把田间放养的鱼移放池塘，深开田沟水圳，田水放干，泥鳅以及田螺深藏泥底，野猪见无鱼可食，也不进田糟蹋禾谷。这种方式仅仅是局限于驱逐，并没有对野猪的生存造成什么威胁。虽然人们会不断地，重复地付出劳动，但这种方式不对生物链造成破坏，对生态系统的平衡是有利的。
夏季，禾苗未抽穗前，正是蝗虫为害盛期，农民早晚在田间禾面上对鱼来回左右捕捞，以减少蝗害，并以所获加工为食。此法有的至今还继续使用。
鸟有益也有害，秧苗生长期，他们捕食幼蝗和幼螟，而稻谷结籽灌浆则啄食谷粒。为了防范鸟害，民间常用鸟套、粘胶，或佣稻草人驱鸟。
鼠耗为山冲田之大害，每在禾苗孕穗期间将田咬食殆尽。农民在6、7月间将田坎砍光上两三丈，草用火焚烧掉或用作垫栏草，田坎光亮，老鼠怕光，以此减少鼠害。另一法，用五倍子树枝剥皮，涂上黑炭或是间花留皮，形似花蛇，放置田边浅水中，老鼠下田，田水波动，五倍子树枝酷似活蛇跃动，鼠见蛇影，立即遁逃。王侯蛇喜食鼠及毒蛇，受到农民保护。还有在田坝上老鼠必经之路，安扦竹夹捕捉老鼠，效果甚佳。此法现还继续使用于喜食老鼠的地区，每户制有竹夹百支之多。捕获老鼠，鲜食有余，则制作腌酸或烤干备用。
与湖南通道不一样，四川红原的兽害不是野猪、猴子等食草动物，而是凶猛的食肉动物——狼。狼是红原县畜牧业的重要敌害，红原人对狼的态度也就不仅仅是防范了，建国以来，对其捕杀政府持支持态度。猎获狼者，可以获得政府奖励。60年代，狩猎是县内牧业、农业社的一项重要副业。县人民委员会，将其列入每年生产计划。县林业局主管该项业务。从1961年县林业局对壤口乡狩猎情做的总结可以看到其实施的情况：壤口乡狩猎基本按下列情形进行，狩猎收入三七开，即狩猎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交公社，百分之三十为狩猎者个人所得。狩猎与生产相结合。当时有这样的谚语：“伏天打鹿，秋冬挖猪（旱獭、獾），严冬下雪打狼狐。”
对狼的大量猎杀，其结果是目前人口稠密区已见不到狼，人烟稀少地带也很少见到狼群。虽然这在一定意义上减轻了狼害威胁牲畜的压力，却导致生物链中其他动物繁殖加速，旱獭、獾等啮齿类动物数量加大，对畜牧业发展的根本——草场的破坏也在加剧，人畜疫病传播及草场保护的压力增大。
如果说野猪、猴子、狼、鸟、鼠、蝗虫等对农业与畜牧业具有直接威胁的话，那么，旱獭、獐子、鹿类等动物则没有这种直接威胁。对它们的猎杀，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一种狩猎的习惯，以及物质上的需求。
旱獭是红原县境内的主要狩猎对象，狩猎方法除枪击、灌水挖穴之外，主要用铅丝套捕杀。收购部门大量收购皮张。近年来，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不至于生物链中断，政府部门对于猎取旱獭加强管理，猎取旱獭的人员才有所减少。
獐子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红原、若尔盖等草地地区，獐子很多，早年就流传有“棒打獐子，瓢舀鱼”的谚语。
鹿类在红原县分布也十分广泛，县内居民有捕猎的习惯。鹿类定为国家及省重点保护动物后，为了保护鹿类资源，捕猎鹿类必须经县政府批准，县林业局出具证明，实行少量捕猎。
另红原县志记载，红原县境内习惯性的狩猎动物还有獾、雪猪、草鹿、呱呱鸡、白马鸡、兰马鸡、野鸽子等和可以制药的活羌鱼（山溪鲵）以及大多数雀鸟等。
3.放牧
在长征沿线的湖南、广西、贵州等地区，主要是以农业为主，畜牧业所占的成分很少。而到了四川的西北部，比如红原、若尔盖等地，畜牧业是其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其他的都只是一种辅助。到了甘肃，宁夏，陕西，畜牧业也是很主要的生产方式。
湖南通道，生产以农业为主，牲畜主要是牛。在喂养牛的方面，侗族有其传统的习俗。他们有集体烧养牛坡的习惯，每年冬末春初都要集体烧养牛坡一次，而且必须在立春前烧山。这样，开春后牛便可以吃到鲜嫩的新草了。但这种方式容易引起火灾，对生态不利，现在已经禁止了。另外，每年农历六月六日前，农村早已经插秧完毕，耕牛已无用“武”之地。这时天气也逐渐炎热，山上牛氓蚊虫繁多，从这天起都把耕牛圈养起来。每天割草喂养，下午，则给黄牛喂水，将水牛放池塘洗澡，侗语称“槽独”。这样耕牛既可得到更好休息，也能积更多的厩肥，又可免除侵害田间以及山上的农作物。
在藏区，牧业生产主要采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一年四季根据季节变化实行轮放迁场。一般情况，牧场每年大搬迁三次：藏历4、5月搬到夏季牧场，7、8月搬到秋季牧场；入冬则搬到冬春季牧场。
四川的若尔盖，原来是红军过草地的地方，水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农村饮水极为困难。当地的牧业已经是其极为稳固的生产习俗，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出现短缺。这时，人们解决粮食问题的手段就会受到生产习俗的影响，自然而然地采用扩大放牧规模的方法。这样，在红原、若尔盖等长学沿聫地区，人们开始挖沟排水，向湿地要牧场。这就造成了今天草地过度放牧，荒漠化和沙漠化的现象。缺水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草场实行承包到户责任制后，问题就更暴露出来了。牧民纷纷将承包的牧场围栏保护，划区轮流放牧，而有的牧民所承包的牧场没有水源，草场已经不再是湿地。老百姓经常靠打井取水，但打井解决不了问题，头一年打井，第二年就干矋了。现在县领导有引黄河、白河、黑河三条河流进行回灌的思路，但无论从资金，还是技术，难度都相当大。
在若尔盖，不仅有缺水的问题，而且有沙漠化的问题。当地的人说：“现在要拍沙漠的电影，用不着到新疆去了，在若尔盖就可以了。”长征沿蕪若尔盖段，沿途常常可以看蓟一片片的沙漠，有的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有的已经连成大沙漠了。
（二）习惯法与禁忌民俗
湖南省通道县的侗族也有相关的生态习惯法：封禁山林，严斧砍伐；荒芜土地，插上草标就没有人乱开垦；道路旁边撟木，打上草标，就没有人乱砍；寨壁囩景树，严禁砍Д。立春之后，禁忌传授捕猎秘诀，包括捕猎咒语。春不打猎。春孕夏产是禽兽繁殖季节，这时捕杀不利于繁殖。猎民在春季不上山赶猎，但可以捕鹿。春社后，联络伙伴，上山捕鹿，春分入山，清明起赶，谷雨收场。雄鹿正在此时长鹿茸。清明前鹿角太嫩，谷雨后鹿茸生叉，老化的鹿茸已无价值，雌鹿不长角，如在此时发现雌鹿，立即停止追赶。此外，这里还有关于土地的款约制度，其中第12层12步说：“说到山头坡岭，田土相连，牛马相聚，山林地界，彼此相依，不许砍别人的树木，谋别人的财务。”
箖州黔东南的苗族村寨，几乎都有保护森林的条皢，对违规者处分极严。这种处分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前者，或罚其补种，或罚其钱财；后者，从某种意义说威力更大。如由巫师咒其“断子绝孙”、“永不发达”，“留下房子给猫和耗子住、留下田地给蛇和蛤蟆种”。郎德人是黔东南苗族的一种，在他们那里，凡是被视为保寨树的所有林木，一概不能砍伐，甚至枝败叶都不能扛回家烧。如有哪位稚童无意犯忌，家人必以酒鱼祭树，颛诚为其“赎罪”。
四川省甘孜州的理塘县，也有一些有关生态的习惯法，比如：不准挖神山、砍神树，也不准越界到其他头人辖区内砍柴。上神山砍柴的要罚款藏洋12～30元；越界砍柴的除罚囶藏洋10多元外，还得退出所砍的柴，并没收其砍柴的斧头和绳子。百姓每年割草，要先请示头人，得到允许才能收割，违者罚青稞#～4批。甘孜州理塘县中木拉大头降白赤乃、博荣丹增次仁规定的不成文习惯法有如下内容：不准群众挖药材、开荒、打猎，违者罚款。对到神山挖金、挖药材、伐木、打猎也有相应的习观法：按宗族习俗，触犯神山会降临灾害，殃及众生，因而对到神山挖金、挖药材、伐木、打猎褔，要分别处以磕长头、刻石经版、印布经幡等处分，数伩根据情况轻重而定。同时，要在每次法会上宣传“黄金、药材和野生动物，都是与部落众生福分相连的共同财富，任何个人都不得私取”。
甘孜州藏族的斧忌也很多，蛇与青蛙是龙神的象征和化身，不能伤害。据说伤害了蛇徊青蛙，会招来灾祸，使你患病。他们还禁止猎杀鹰、雁、鹤、猴等动物，以及家中喂养的猫、狗之类，更不准吃其肉。认为奇特的牛羊是神畜，不能使唤、剪毛、挤奶、屠宰、卖送，要在耳角上挂上五彩绸片，角抹酥油，给念经，洒神水，放生献给神。每年给念经一次，能保证牛羊兴旺，有吃有穿。另外，唐区还有一些与生态有关的生产皟忌：
①不除虫；
②不除草；
③不施肥，忌用人粪肥；
④草小不扯，不齐不收（指要等青稞熟完后才收）；
⑤不灌水，不浇地；
⑥不准下河捕捞鱼类；
⑦严禁上神山、地祗山狩猎、伐木、采挖药材、挖金矿；
⑧严禁伤害放生牛羊。
有些生产禁忌对生产发展肯定会带来一些不利，但这种大多来自宗教影响，完全遵循自然的生产方式确实很让人感到惊讶。
（三）民间信仰习俗
1.神山信仰
藏族先民对自然神力的恐惧产生了原始宗教信仰，对天地山川充满了敬畏，相信超自然的神力，天人感应。认为天神下界是沿天梯下到高山来到人间，在神山山颠住着山神，主管着大地水草林木和生灵，山神受部落祭祀，受佛的差遣保护部落人畜不受侵害。很早就盛行一年一祭，官民立盟誓的习俗。一些部落大事，如宣战，在山神祭祀日要议决宣布，部落的原始民主在祭祀山神时可以应用，对团结巩固部落起着重要的訃用。
现代祭祀山神一般在7、8月间，各山神祭祀日也不统一，近代已经除去牲祭习俗，供献焚物要求洁净不沾荤腥污浊。安多地歉共尊山神为阿尼玛卿山，据认为是世恭九神之一，有老祖先之意。下辖若干等级山神，各部落始终祭祀一个山神，或者几个亲近的部落共同祭奉一尊山神。每一尊山神都有名字、神奇传说、衣冠、面容、坐骑、武器以及祀奉的经文，每家有山神画像，遇到危难时呼唤他的名字，他即前来保护你。部落大迁移时，活佛也可在原神山处取三块石头，用宗教仪式将山神接到新处，山神也就在新区受部落僧俗官民祀奉，守护部落山水草原人畜不受侵害，使人们丰衣足食。人们遭受危难，可以责难山神不力或山神没有立好，保护不了部落。
祭祀山神先由喇嘛卜测日期，各户准备数尺长一支木杆箭，绘为花色，缚上五彩绸布印的经文佛像、符。部落总的做支大的，土官活佛的比民众的要大一些。各户给山神献宝祈福，做地宝瓶，红布袋也可。内装珠宝金银钱币粮食海螺，外表绘八宝图和宝贝图，部落集体献个大的地宝瓶。准备纸印的龙达卡片，中有一展翅的飞马、四角龙、鹏、狮、虎以及云纹吉祥八宝图，祈求事事顺利成功。
神山严禁挖掘、狩猎、伐木、裸身或者说猥亵山神的话，神山上的洪箭经幡，地宝瓶也都是献给神的圣物，任何人都不敢去取，得罪了山神定要遭到灾祸。甘孜州境内神山、神湖众多，如甘孜东谷奶龙山、新龙卡洼洛日、雄龙扎岬、乡城打巴姆日、稻城贡嘎雪山、丹巴墨尔多山等等。而且都有关于神山的神话传说。
藏族人认为，高山危岩处有山神山妖，安多地区最大的山神是阿尼玛卿山，各地各部落信奉一处或几处神山，山神受人祭祀，又受指使为人看管山林草场牲畜人民。山神为部落保护神，也是战神，部落之间的战争，山神为各椩部落效力，胜负均归山神之神力，各部落山神均有许多人性化的奇妙传说。神山处禁止挖掘，以防伤了山神的脚。禁止狩猎砍柴，这些生灵都是山神的牲畜。严禁在神山喧闹、裸身、猥亵山神，得罪山神会下冰雹大雨。崇拜白石头，认为有神灵，捡白石头堆成堆可息灾。藏族信教的人以为，山神拥有自己管辖的村庄，其安居之地多为充满神秘气氛的巍峨的高山、陡峭的悬崖、幽暗的深谷。其威势是世人无法抵御的，只有通过祭祀求得山神的关照，才能保障庄稼丰收，人畜平安。
有神山信仰，就有与之相应的祭祀仪式。在康巴地区，举行祭祀山神仪式的时候，人们不断高呼“拉索”！，接着高唱：“祭祀佛、法、僧三宝！祭祀四面八方众神灵！祭祀三山五岳之神灵！祭祀四水六岗之神灵！祭祀原始九位大神灵！祭祀九大三位大神灵！祭祀二十一位大战神！”
在新龙县，祭祀山神的日子是在藏历年，那天，当太阳光照到山顶的时候，全村的小伙子穿上节日的盛装，手持木刀、木剑，扛着拴有经幡、白羊毛的桦树皮“松星”，来到当地的神山上祭祀山神。他们将“松星”、木刀、木剑插在神塔上，点燃柏枝，撒上青稞酒，以求山神保佑。
藏传佛教认为，每一年各路神佛、菩萨就要会集某一神山，该神山就要显圣，山为圣山，水为圣水，湖为圣湖，树为圣树。凡是这一年到过这个神山朝拜的人，绕圣迹转一圈，可洗尽一生的罪孽；转十圈，便可在五百轮回中避免下地狱之苦，转一百圈便可成佛升天。圣水能洗净人们心灵上的五毒等等。由此每逢该地转神山节那年，除了本地本州群众之外，远自西藏、青海、阿坝、云南等地群众都不远万里，络绎不绝前往转神山、朝圣湖，祭祀神灵，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例如甘孜州东谷奶龙山，传说是观音菩萨、文殊菩萨、金刚手菩萨在藏历鸡年聚会众神的神山，在藏族地区十分有影响，所以每逢鸡年，各地前来朝山拜佛的人成千上万。
在四川省的丹巴县，有一座叫做墨尔多的神山，当地人流传有《墨尔多神山的传说》：
在很古很古以前，西藏地区各大神山，商定以藏王所在的喜马拉雅山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方各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座神山选送代表出席群神集会，共商归归向和群神册封立位事宜。会议决定以佛祖经典为依据，通过讲经说法、比武，夺魁者确立为神山之首领。
集会开始，各方山神，云集在指定席位上，会场上方空着一把龙头扶手，玉石雕花的椅子。主持者见群神聚齐，当即宣布会议开始。突然，从东方飞来一位山神，昂首走向会场，只见场中除上方有一空席外，别无座处。他向四周低声询问，无人理睬，于是他径直走上去坐在了那把龙头交椅上，顿时全场哗然，众神群起而攻之。他不慌不忙地说道：“讲经说法排座次，擂台比武争高低，佛言佛语为依据，何方获胜归何方，是本次群神聚会的宗旨，为何场中无我座位？想必是大家推我登首席的。”说完恭手向四方群神再三致谢。群神激愤，提出让他讲经说法。通过比试，他将群神一个个击败，群神不得不服，让他登上首座为首领。当他登位时，向众神摘帽致意，众神发现双是秃顶，且闪闪发光，众神不约而同地惊呼“墨尔多！”“墨尔多！”原来佛祖释迦牟尼曾经在世界屋脊查看天下时，见东方有一处天地金光闪闪，佛祖定睛一看，那里山河秀丽，物产丰富，人们勤劳善良，勇敢忠厚。佛便预言将来佛法将会在那里得以传播和弘扬。所以墨尔多即被称为“地母土地神山”，又在藏文梵文中写作“秃顶闪光”。
墨尔多山神夺魁归来时，有位从西方迟到的山神多尔基（金刚神）不服，跟踪追随到墨尔多山神前，提出要与他比武争高低，墨尔多一箭将多尔基头上的毡帽射落在地，吓的多尔基浑身直冒冷汗，低头向墨尔多认输折服。至今在墨尔多神山北面有一雄峰，其状如向墨尔多躬身哈腰的就是多尔基神山。在他的左后方，有一小山峰，状如一顶毡帽，当地藏语称“梁”，其意就是毡帽。此次比武后，四周群山皆臣服于墨尔多，他就将周围诸多神山统统册封排位。
清康熙年间，边境犯乱，王朝出兵反击的时候，专门派墨尔多山周围诸地的嘉绒藏兵出征。激战中，敌人将他们团团围困，眼看就有灭顶之灾，嘶们向天地神灵祈祷，均不灵验，最后，想起家乡的土地神，全军将士齐向东方墨尔多跪拜祈祷，请求援助。突然，天空一声霹雳，祥云中墨尔多山神骑着白马，挥动神旗，指石成兵，击败了敌军，藏兵乘胜追环，把侵略军赶了出去。这批嘉绒藏兵在西藏边境用兵器架起一座高大的楼阁，正告敌人，如果胆敢再犯，我墨尔多山神将把你们全部消灭干净。从此，边境安宁无患。
《奶龙山的传说》主要流传于甘孜县。
奶龙，在藏语中是神山之意。相传在很久以前，佛祖释迦牟尼亲自赶着一头大象、两只狮子，托着佛教经典，从印度经西藏来到甘孜州东北面的东谷山区。谁知释迦牟尼来到这里后，大象累死了，神狮归天了，三托佛教经典滞留东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竟然变成了三座不同形状的山：左面的一座叫土吉新热斯（大悲观世音菩萨），形状就像一个光头和尚坐在那里；右边的一座叫做降央（文殊菩萨），它的形状犹如画上的赤脚大仙；中间的一座名字叫香纳多吉（金刚手菩萨），三峰突兀，云烟缭绕，好似有千军万马伏在其间。据传格萨尔王的30员大将当年也曾在这里练兵。由于山势奇异，这三座山便成了康巴地区驰名的神山。每当12年一次的转山会到来时，这里更是热闹非凡。
在降央山腰有一个高达两丈，深达十余丈的山洞。相传很久以前，这里既没有树，也不长草，这个洞里住着一条蛇妖，每天下山吃人，搅得四邻不安。天长日久，这条蛇妖害人的事情传到住在很远很远的海神普瓦那里，海神听说后非常气愤，决心为民辰害。她身背双剑，搬来龙王和虾将，腾云驾雾来到山洞前摆开战场和蛇妖斗了起来，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海神普瓦和龙王打死了蛇妖。海神见这方圆百里的大好河山，已经被蛇妖糟蹋得一片荒凉，她十分不安，于是便和龙王请来花神，撒下花籽儿，龙王降雨，海神助威。三天之后，这里变了，山变青了，长起了小树，百花开了，开得那样鲜艳。从此，海神普瓦拯救人民的事也传开了，这山洞也就成了海神洞。
位于稻城县境内由三座山峰组成的贡嘎山，传说是被一世达赖根敦珠和五世达赖格桑嘉措册封过的神山。在藏族人民心目中，这三座神山分别是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和金刚手菩萨的化身。当地的居民不到那里去砍伐树林，所以那里的森林至今保存完好。《贡嘎山的传说》更为这座神山增添一份神秘的色彩：
不知何年，一条巨大的蟒蛇闯入了贡嘎山区。他四处吞噬入山的牲畜和朝圣的山民。搅得当地怨声载道。
金刚手菩萨终于发怒了，他经过长时间的搜寻，终于发现了怪蟒。菩萨大喝三声，伸出緸手擒住了怪蟒的头，怪蟒一扭身，顺势缠住了金刚手菩萨的颈项，经过几个回合的战斗，最后，金刚手菩萨终于制服了这条巨蟒，把它点化成了岩石。迄今，人们在金刚手菩萨山上仍然可以看见一条盘曲挣扎的巨蟒。每到藏历7月15日，巨蟒嘴里就会喷出一股白色的圣水，朝圣者不远千里争相观看这一奇景。据说这圣水还有医治疾病的功效。
勒穷神山山麓壁仞千尺，瀑布飞流直下。冬季，冰柱林立；夏天，水花飞舞，两旁林木葱郁。其独特风光，大有世外仙境之感。入夏，附近牧民络绎不绝地到此地来朝拜这处圣迹。这里流传有《勒穷神山的传说》：
勒穷又叫神仙岩，藏语为圣地之意。有雪域四大神山之称。位于四川色达县东南歌乐沱乡境，海拔3500米。神仙岩因动人的佛教传说和自然奇观而闻名。相传，此山有天然生成的菩提佛塔，分白、蓝、黄三色，塔内有清净仙境，永恒自然灯、无量光佛等诸多佛像；有被称为极乐世界的修行溶洞；洞内浸水处仿佛有救度佛母、莲花生大师、无量光、无量寿等百余幅佛像，以及莲花生大师亲笔题词：有空行母，密洞等大小四个溶洞，大溶洞可容纳30人许，小溶洞可躬身而入。洞中流水处，仿佛显现出各色壁画；正面岩壁流水处的岩石上也仿佛显现出古孟加拉文、印度梵文字母。山腰有据传为当年刺杀最后一代吐蕃王赤达玛乌冬赞的僧人拉隆拜给多吉的住房遗址。山岩背后有百余岩门，其中一个门传说是秘密法库，岩石上有过去佛、燃灯佛和大日如来等佛的脚印和拐棍的痕迹。
四川省冕宁县也有祭祀山神的习俗。《冕宁县志》写道：“民间凡伐木、挖药、打猎、修房、扫墓等，均以刀头、香烛、纸帛、酒食先敬山神，祈求平安，不生事故。”
2.神树信仰
在湖南的通道侗族自治县，侗族有这样的植树习俗：家里生育小孩，不管生男生女，必须给孩子栽一两株同庚树，让孩子伴随树木逐年生长。壮年人，有的栽一两株防老杉，有的在现有林地选留一两株壮直的杉木，以做棺材之用。青年男女栽杉造林，女的作为备办嫁妆的用度；男的可作娶亲、订聘彩礼用。屋前屋后栽果木树，寨前寨后栽风景树，这些私人栽培杉木和风景林木，不许任何人砍伐或破坏，并有乡规民约的约束。
贵州黔东南的长角苗，特别信奉、敬畏树神。树神是他们心目中最有活力的膜拜对象。长角苗选定了寨子东、西、南三面的三株香樟树为神树，它们是本寨的保护神。每年的三月初七要祭山、祭树，祈求神灵保佑他们生活平安、风调雨顺。鬼师是寨子的宗教领袖，也是精神领袖。他给寨民们算命、治病（做弥喇）、看风水、还主持祭山、祭树、驱鬼。由于祖祖辈辈珍惜古树的传统，许多大树被视为有灵的“风水树”、“保寨树”。贵州雷山县郎德寨的保寨树，不仅是一棵棵、一窝窝、而是一坡坡。
贵州黔东南苗族郎德人有祭祀神树的仪式，他们的《祭祀词》中说：“祭了保寨树，水就不冲田，火也不烧寨，家家打谷120仓，人人活到120年。”它们认为，保寨树能给人类造福，对人有特殊的保护追用。更为有趣的是，婚后哪家出生一个婴儿，不论是男是女，全寨都要为其种植100棵小杉树，18年后，孩子长大，杉树成材，即以其杉树为其办婚事，此习俗被称为“种十八杉”。苗岭山区，都柳江畔，杉林遍野，与此风俗关系极大。
藏族人认为，奇特的树有树精，不能砍伐、打枝桠，放生的树、寺庙附近的树都不能砍伐，砍了神树手脚会瘫痪。
神树信仰，无论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在汉族地区，都有存在。比如，在井冈山的大井，毛主席、朱德故居的后面，有两棵红豆杉。在井冈山失守之后，国民党实行三光政策，放火烧晨。那两棵红豆杉也被烧死了，很多年没有长叶子。可是到了1949年，这两棵红豆杉又长出了绿叶。为此，当地人奉之为神树。
无论这种信仰如何，其客观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即有神树信仰的地方，很多树都被保护起来了，它们往往成为几百年的古树。这一结果，对生态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3.水神信仰
在瑞金的沙洲坝，有一口十分有名的水井，当地人叫红井，就是红军之井的意思，旁边还立有“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石碑。这口井是沙洲坝的第一口井，当年毛主席从井冈山到瑞金后带领人们挖的。在调查中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当地人认为这里不能挖井，否则会动了龙脉，所以当地人都只喝水塘里的水。
藏族人认为，水里有龙神，住着龙族，在水源处要保持泉水清洁，禁止在岩石下浸出的泉水处小便，因为龙神居住在这里，玷污了这个地方，龙神会发怒，使你染上疾病。不能使血肉污垢、人体排泄物、奶子脏了泉水，不能跨越泉水，要保护河源森林，不能捕捞鱼虾等龙神一族，否则会得龙病，生疱患麻风病。祭祀龙神在河边或横过河挂经幡，或用木盒子焚香让其顺水漂流。水中龙王有子女为财神，敬财神会使财源广进，小海子（高山湖）里面也有龙神，敬龙神人要挂麻里经幡，插金刚撅。
4.图腾信仰遗迹
图腾是一种以动植物或者无生物为祖先的文化，其主要特点就是，部落或氏族对其图腾有某种禁忌。比如禁止吃图腾的肉，砍伐植物图腾等等。这种文化现象无疑对某种动植物具有保护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文化现象在长征沿线的各民族中仅有一些遗迹，禁忌特点不是很明显了，对动植物的保护作用已经有很大的退化。比如彝族以虎为图腾，目前也能在长征沿线找到很多与虎图腾有关遗迹，但是在彝族地区依然是已经见不到老虎了。
相对而言，目前，图腾文化对植物的保护作用比对动物的保护作用要强一些。比如苗族对枫树的崇拜，对枫树至今依然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在苗族部分地区依然能找到一些图腾信仰的遗迹。苗族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在迁徙中择地而居的时候，也有以枫树来决定去留的习俗。苗民们每迁到一个地方，都要先栽一棵枫树，看枫树是否能成活，如果枫树成活，便长久定居下来，如果不能成活，则继续寻找地方居住。这一习俗的背后隐藏着苗族把人与枫树等同的观点。树活便表示人能活，能在当地居住，树死当然表示人不能在此生活下去。把树木当作人，正是图腾观念之所在。在图腾观念产生的初期，人们把图腾看成人的另一生存方式，人即图腾，图腾即人。虽然苗族在迁徙中栽枫树的习俗未必还留有类似于早期的人与枫树等同的观念，但这一定是从此发展而来的。
许多地方的苗族同胞都叫枫树为“祖母树”。民间相传，远古时代，从枫树心里飞出一只蝴蝶，生下12枚蛋，其中一枚孵出人类祖先姜央。《砍枫木树》是这样写的：
枫香树倒了，/百种东西从枫香树生出来/千种东西从枫香树生出来。/我们看枫香树生什么东西？/树根变成鼓，/树干生妹留，/树尖变成金鸡，/树心变成博桑博啥。/树皮变成蜻蜓，/木片变成蜜蜂，/树包包变成猫头鹰，/大树根变成龙，/小树根变成鱼鳅。
另一则黔东南的苗族关于枫树的传说是这样的：
古时候有一个名字叫“相先娄，把告养”的绝嗣鬼师，某天在大枫树的树洞中发现留相、榜相两姊妹，二人共生了16个蛋。这些蛋有六个孵成人，其中的“昂”和“拉”成为苗族的祖先，因此部分苗族崇拜枫树。
在贵州黔东南，有以枫树做房子之中柱的习俗。房子的中柱，是整个房子的主要部位，以枫木为中柱，象征祖先与家人同在，保佑后代兴旺发达，平安康乐。在黔东南西江、开觉，每个寨子都有他们信奉崇拜的枫树，他们认为，如果男子砍伐枫树，那么他将一辈子娶不到老婆，女子则一辈子嫁不出去。这时候，应准用120斤猪肉，120斤米，120斤酒，12000个爆竹，举行祭祀以谢罪。他们将枫树称为“一千年的爷爷”，奉它为祖神。
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长征沿线的羌族，就有以金丝猴为图腾的遗迹。羌族仍然有关于金丝猴的图腾神话。《猴皮帽的来历》说：羌族原有经书，在端公睡时被白羊吃了，端公因而哭泣。有一金丝猴来问时，端公才以实相告，金丝猴告诉端公把白羊杀了，食其肉，用其皮做鼓，敲鼓一下，即可吐出经文一句。端公照办，果然灵验。后端公又因缺乏旅资而繋，金丝猴又引导其归路。端公为感谢金丝猴的大恩大德，世代不忘金丝猴，从此以猴皮为帽，猴尾做帽之三尖，并尊称猴子为老祖宗、老师傅。
虽然长征沿线各民族的图腾文化已经比较淡化，但是那种埋藏在民族心里底层意识依然存在，他们对图腾动物与植物的情感的培养，要比其他民族来得容易得多，因为他们现在依然有很多关于图腾的仪式。
5.苯教、佛教与道教
藏族原始宗教——苯教，信奉万物有灵，认为世间的一切，山、水、树、岩、土地等等都有精灵和鬼怪；人世间的各种苦难，包括疾病，自然灾害，都与万物的心灵和鬼怪有关，因而创造了年神、龙神、赞，地神，蒙、甲尔布、耀、家神、战神等等，这些神灵主宰人世间的祸福，对他们只能小心供奉，否则他们一旦发怒就会给人类降临各种灾难。各种祭祀神灵的仪轨应运而生。
佛教传入藏歉，佛苯长期互相兼容并蓄，互相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吸收苯教众多的神灵，成为自己的保护神，统称“世俗之神”或者地方神，并认为这些神只能为人类的今生带来一些祸福，而不能为来世超度，因此，对他们只能供养不能祈祷。祭神活动以佛教的含义、仪轨取代了苯教的含义、仪轨。不过，广大藏族群众在祭祀神灵，登高转神山、神湖、插树挂幡，焚香祭祀等等活动的时候，其做法荧形式与古代没有什么区分。这种神山、神湖的信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佛教有不杀生的思想，深信佛教的人连一只蚂蚁都不敢杀，更何况我们现在天天为之操心不已的濒危动物了。
道教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崇尚仙境和洞天福地、崇尚返璞归真。对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有很深的感悟。
5.节日习俗
在长征沿线地区，也有一些与生态有关的节日习俗。虽然这类节日不是很多，但却十分有意义。
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农历2、3月间，各地村民踊跃过“买树秧节”、“讨树秧节”。中老年人在买树秧节上买卖树苗，植树造林；而未婚青年男女，则在讨树秧节的时候相互讨树苗，并将其植下，作为恋爱的信物。这与人们用植树来纪念某事一样，但它以民间节日的形式来出现，意义就大不一样了。
四川省甘孜州大多数县都有一个转神山节，这个节日不是每年都有，甘孜县转神山节是每逢鸡年为一次；德格八邦转神山节是每逢羊年为一次；新龙县转神山节是每逢龙年一次。前文已经叙述有关的情况，这里不再重复了。
1925年，民国政府规定，“清明”为全国的植树节，这在长征沿线地区曾有过不小的影响。《石棉县志》记载：“民国时期的节日，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定为植树节。中华人民共和国节日，3月12日为植树节。节日全由林业局准备好树苗、种子，机关、学校职工、干部、师生到指定地点、河滩、荒坡、公路边植树造林，农村各乡、村、组、户也要在荒坡、溪边、门前屋后植树。集体造林有命名为‘三八’林、青年林、民兵林等的。”
三对生态民俗的几点分析
1.对民俗的应用
生态的保护与恢复，我们主要是要依靠技术上以及法律上的支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生态民俗的运用，也会起到一些作用。大家知道，计划生育虽然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但执行起来难度很大。其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广大的中国民间，没有传统文化上的支持。也就是说，它与中国的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是相背的。中国历来有多子多福、养儿送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的生育民俗。
现在全国到处都在搞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天保工程，长征沿线地区也不例外，到处都可以看到关于再造秀美山川的标语。可是，目前的生态依然让人担忧。
据红原县志记载，1963年4月，红原县人民委员会就发布了“关于积极保护，合理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布告”，其中对狩猎管理作了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狩猎，都必须进行登记，经县林业局批准，发给狩猎证，才能进行。禁止采用破坏性，危害人身安全的狩猎工具和方法。禁止破坏森林、草原和野生动物资源。1991年6月，四川省林业厅公布了“四川省有益的和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及其说明。对其捕猎必须是在某种动物数量过多，对牧业与农业生产产生危害作用，经向县林业局申请，获得州林业局批准后，发给狩猎证，按批准的种类、数量、场所、期限，方法进行狩猎。可是，这些历来的禁止效果并不怎么明显，从目前动物的存留，从当地的森林覆盖率的减少，我们都能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从一些县志的记载，也同样能证明这一点。
《红原县志》说：70年代以后，由于中成药材市场走俏，红原县内非法狩猎獐子的现象大量出现，屡禁不止。1980年，红原县革委会规定，经审批办理入山许可证的从业人员，可以在县林业局指定范围内猎取麝香，麝香统一由供销社收购经营，禁止进行市场交易。11月，阿坝州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禁止猎獐取麝的布告》。县林业部门加强巡山追查，但非法猎獐活动仍然猖獗。私下交易未受到遏制。县内、邻近县的偷猎者，在獐栖息的林区，遍布套索，犹如天罗地网，致使獐子的数量急剧减少，几不可见。
1988年，红原县的鹿类捕获权限收归州管，审批日趋严格，但捕猎鹿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造成鹿类资源急剧下降。
1951年3月，西康省政府要求安宁河两岸各县实施封山育林，各县须封禁0.5万亩。1952年，全县封山育林12996.8亩。1953年，西康省政府指示：除造林地以及森林破坏地区实行天然更新必须封禁外，其他应选择重点，本着“民主”、“互利”的原则，有条件地进行封山。1954年，封山育林13365.4亩，1955年封山育林1400亩。但是，这种纯法律上的禁止，并未取得很好效果。1958～1961年，森林砍伐严重，基本未封禁。多年的成效又毁于一旦。
其实，与计划生育的文化背景相比，在环境保护这一问题上，情况要好得多。中国民间有很深厚的生态意识。在近些年，广西桂北地区流传有这样的一首儿歌：
水耶，为什么浑？
蝌蚪走哩，我才浑。
蝌蚪耶，为什么走？
石头滚哩，我才走。
石头耶，为什么滚？
鸺鸡跑哩，我才滚。
鸺鸡耶，为什么跑？
森林砍光哩，我无处安身！
这首儿歌很好地反映了民间对生态所遭受到的破坏的忧虑，同时也说明了人们的内心深处是希望能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近些年来，人们出于对物质上的追求，对自然过度地索取。人们对自己的这种行为并不是很心安理得的，而是存在着一种矛盾。所以，如果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上能适当地结合当地的民俗，也许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我们国家目前虽然延续从民国时期就形成了的植树节，但这一节日离成为一种真正的民俗，也就是在民间自发地展开，还差得很远。如果政府能从民俗的角度出发，广泛根植于民间，而不停留在目前的政府命令行为，其意义自是不言而喻的。
就一般情况而言，节日习俗多由民间约定俗成。但官方的参与和提倡，对节日的发展演变，可以起到直接的促进、推动的作用。在中国，由此而形成的深入民心的节日民俗很多，元宵节就属其列。汉武帝信奉道佛，一次，他久病不愈，便请巫师召“泰一”神来对话，后听说自己的病没事，并能与“泰一”相会时，病情顿时好转。病好后，他命人修坛，正月十五通宵达旦祭祀泰一神。从此形成了正月十五张灯结彩的习俗。隋唐进一步推广，宋代达到极盛。目前元宵节仍然是我国一个主要的节日。在中国民间，人们与自然的关系有很好的基础。我们在保护生态时，不仅要有行政手段，法律方式，还要把生态意识融于民间，才能做到事半功倍。
2.生态民俗的改变
民俗是传统上形成的，它虽然具有变异性，但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种民俗一旦形成，它就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存在，不是很容易改变的。生产民俗作为民俗的一个方面，它同样具有这种相对的稳定性。在四川省冕宁县，我们可以看到生产民俗的改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民国时期，冕宁县山区农民耕作技术还很落后，惯用烧火地为增产良方，常以毁林开荒来扩大种植面积，对森林损害极大。1951年5月，西康省人民政府布告严禁陡坡开荒。已经开荒者，要求改种松、杉、桐、茶，逐步停耕还林，烧荒毁林现象逐步减少。但是，由于其生产习俗的作用，到了六七十年代，毁林开荒又严重起来。1973年，里庄毁林种粮129.3亩，砍树8655株。1976年，拖乌区毁林开荒74亩，其中中心公社二大队六生产队在成片云南松林砍火地17亩，砍伐树木1500株。1978年，全县毁林开荒1712.8亩。其中，拖乌公社毁林19块，面积达717亩，砍伐林木84843株，近2000立方米。1979年，全县毁林开荒2100亩。当年7月，《森林法》（试行）颁布之后，中心公社部分生产队又掀起毁林高潮，仅数日即砍火地89亩。
在甘肃的一些地方，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生产民俗的不易改变性。在西藏、青海、四川西北部，都是草原，很适合放牧。也就是说，当地的藏民的生产习俗适合其自然囀源。但到了甘肃南部，山很陡，不再像草原那样适合放牧了，但当地的藏民依然成群地放牧。而且由于山陡，当地人改养绵羊为养山羊，因为山羊更善于爬山。但是，山羊对植被的破坏也更大了。另外，有的地方原来是草原，可是由于过度放牧，已经沙漠化，不再适合放牧了，但放牧的生产习俗依然被传承下来，成群的牛羊在沙漠里游动着。这在宁夏南部很普遍。
这显然是一种习俗的延伸。在南方，也有类似的现铣。南方民族主要是种水稻的民抓。水稻的栽种需要水田，而水田需要平地。在一些山区，山坡陡峭，要修水田十分困难。然而，在南方山坡上的梯田比比皆是。
饮食习篃直接影响到生产习俗，非水稻民抓往往直接在山坡上顺势开荒，而不修成梯田。这样水土流失就要严重得多。相对来说，梯田对水土的流失不大，南方的梯田对生态的破坏不大，因为田是平的，水土流失不严重，但西北的耕种方式就不行了。目前，畏北大部分的县都有坡改梯的工程，这既是技术上改进，也是一种生产习俗的改变。坡改梯就是25度以下的坡耕地进行平整改造，兴修成水平梯田，以拦蓄有限的降水资源，从而维持和提高土地能力，增加农业生产，就地解决粮食生产和群众生活，促进土地利用结构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3.对生态民俗的认识与评价
怎样认识生态民俗的性质，怎样对待生态民俗对环境的作用，目前我们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以民间信仰而言，民间信仰包括自然崇拜，也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宗教，如佛教、道教等。它们对生态环境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佛教有禁杀生的思想，对动物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长征沿线的很多地区，特别是一些藏区，是我国佛教氛围浓厚的地方，我们应充分尊重这种思想，运用和处理好佛教与环保的关系。另外，道教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崇尚仙境和洞天福地、崇尚返璞归真。对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有很深的感悟。处于黄土高原的崆峒山，是道教与佛教的圣地，据当地人说，登上崆峒山，你会看到这样的景观：崆峒山近处郁郁葱葱，可是四周却光秃秃的。
当然，宗教的一些消极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藏区对农牧业生产发展起了消极作用。比如春种秋收，必须经过寺庙喇嘛扯索卦、卜问日期后方能进行；霜、雹、涝、旱等自然灾害以及各种病虫害，不积极防治，而是求神保佑；牲畜患病要“先佛后医”，等等。严重宗教思想的束缚，农牧民在生产技术上也就墨守陈规，保守落后。另外，在我们所经过的地区，此类生态民俗虽然很多，但其生态环境依然令人担忧，这说明生态民俗并不是万能的。比如对神山的信仰，只能对神山这一范围很小的区域进行保护，对其他地方就无能为力了，正如甘肃省平凉地区的崆峒山现象一样。所以，从根本上讲，生态民俗在生态保护方面只能是一种辅助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