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法
一 问题的提出
长征沿线八省区基本上位于我国的西部地区。谈到地区，人们常常以“老”“少”“穷”三字概括之，认为经济落后和社会文明程度低是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统计数字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在我们所考察过的长征沿线地区八个省区中，其人均收入水平都在1500元以下。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以广东为100的话，则这些地区的经济实力最多者四川也只有广东的四分之一，而最低者如宁夏、贵州还不到广东的10%。就其经济实力在全国的排序而言，最高者如四川仅居第14位，最低者如宁夏仅列第29位。这种情况说明，长征沿线八省区在全国基本上处于下游，其经济发展水平确实是比较低的。
那么，这些地区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呢？长期以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或者认为思想观念是制约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或者认为生态环境恶劣、交通不便是影响其经济发展的原因，或者认为教訁科技落后、人才不足是影响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原因，或者认为城市化程度低、市场发育不足是这些地区社会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应该说，这些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但又都失之偏颇。比如说，思想观念保守、“等”“靠”“要”思想严重当然是影响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将思想观念的影响夸大为影响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这显然是倒果为因，因为一定的思想观念本身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生态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固然是事实，但这种观点无法解释有些生态环境并不太好的地区为什么能够取得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这一事实。可以说，这种观点带有鲜明的宿命论色彩。从市场发育的角度寻求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原因，应该说是朝着正确方向进行的有益探索，因为它将着眼点放在经济发展的社会方向，试图从社会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但是，单纯从市场角度进行解释也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市场发育过程虽然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但是，市场深化从来都是重大科学技术突破的产物。因此，从市场发育和科技发展相结合的角度来把握长征沿线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征并探寻其未来发展之路，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理论研究视角。
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演变似乎也为我们的探索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一般来说，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也就是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结合方式。正是蒸汽机、铁路、电力、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等新的技术突破和技术群的产生，使更大规模的生产活丢I为可能，并逐步推动了分工和交易的深化，促进了技术取代劳动力从而提高了资本和劳动的比率，导致生产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从而给我们带来了更高的生产效率和福利水平。自从18世纪的产业革命开始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进程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至少出现过三次大的转变，即从斯密方式（Smith-sian）过渡到福特方式（Fordian），又从福特方式过渡到索洛方式（Solovian），其中，所谓斯密方式主要是指社会的分工和新技术的采用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强调分工深化对于生产率提高的影响；福特方式是指生产和经济活动中存在的一种广义规模效应，认为大规模生产和制度建设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索洛方式是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对于经济增长的解析而提炼出来的，认为由于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比率，如果净资本的形成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则人均产出将增加，经济将出现增长，因而强调资本深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着由索洛增长方式向熊彼特增长方式（Schumpete-rian）的转变，即从依靠资本深化取得经济增长向依靠技术创新取得经济增长的转变。可是，从中国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这里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还没有启动斯密增长方式，更不要说福特方式、索洛方式和熊彼特方式了。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兴起了一种新的理论流派，即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试图用国家创新体系结构与功能的差异来解释各国经济增长实绩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又进一步发展出了区域创新体系理论，用以解释一国之内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实绩的差异。本文拟以区域创新体系理论为指导，对长征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不妥之处，请指正。
二 区域创新体系与区域经济发展
国家创新系统（Natio。al Innovation System， NIS）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弗里曼、纳尔逊、郎德威尔等欧美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它们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国家层面上，认为“创新是不同主体和机构间复杂的互相作用的结果。技术变革并不以一个完美的线性方式出现，而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反馈的结果。这一系统的核心是企业，是企业组织生产和创新、获取外部知识的方式。外部知识的主要来源则是别的企业、公共或私有的研究机构、大学和中介组织”。在这里，国家创新体系不仅包括产业和企业，而且还包括其他行为主体和组织，主要是科学技术决策缓构、政府研究开发机构以及大学、企业研究院所等都被视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其1993年的著作中，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进一步将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其相互作用决定着一国企业的创新实绩的一整套制度”，而这种企业的创新实绩又直接地与一国的国际竞争能力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国家创新体系就是一种将制度安排与一国的技术经济实绩相联系的分析框架，所谓国家创新体系就是一种有关科学技术长入经济增长过程之中的制度安排，其核心内容就是科技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使用者以及政府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科学技术知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循环流转和应用的良性机制。在实际生活中，国家创新体系具体表现为一国境内不同企业、大学和政府机构之间围绕着科学技术发展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的网络机制，而且各不同行为主体在这种相互作用网络缓制之下为发展、保护、支持和调控那些新技术进行着各种各样技术的、商业的、法律的、社会的和财政的活动。由此可见，创新系统的核心功能就是创造、扩散和应用技术，其中最重要的关系类型之一是技术转移徊获得，这些活动有些是通过市场进行的，有些则是通过非市场的相互作用进行的。
很显然，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考察区域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角度。由于国家很大程度上仅仅代表了一种分析单元或者说分析边界的确定，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国家创新体系内部进行更具体的细分，比如说在企业或区域层次上分析其创新能力与创新实绩，这样就引入了企业创新系统或歉域创新系统的概念。根据国家创新体系的定义，我们可以将区域创新系统定义为一个区域之内有关科学技术知识在该区域经济体系之中循环流转的制度安排。相应地，所谓区域创新体系的结构，事实上也主要是指就是参与科学技术知识循环流转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架构。不论我们如何细分，这一架构的主体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即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者、使用者与扩散者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架构，而这种结构又因为区域专有因素的差异而呈现出巨大的地区差异来。其他许多因素事实上是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条件或者背景而发挥作用的。诚如有学者所说，国家创新体系方法的分析重点在于学习和创新，以及促成学习和创新的制度安排。其中，促成学习与创新的制度安排也可以视为对系统效率的重视，意味着在任何经济的复杂系统中，在A地方出现的问题可能是由C或D地方的原因造成的。通过强调上述方面，国家创新体系方法认为窄是学习和创新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而且学习和创新是在一系列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
既然区域创新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各主体创造、扩散和应用具有经济价值的技术（物质产品以及技术诀窍）知识，那么，区域创新系统创造、扩散和应用这些技术知识的能力就是区域创新能力，它直接决定着一国或地区、企业的经济发展实绩。在这里，区域创新能力（或技术-经济）是由经济行为主体确认和利用商业机会的能力所决定的。根据Carlsson and Eliasson（1994）的观点，这种区域创新能力主要包括或者说是取决于以下四种能力：
第一种能力是选择能力（或战略能力），即对市场、产品或技术方向以及组织结构做出创新性选择以从事经济活动的能力，以及选择关键人员并获得包括新能力在内的关键资源的能力。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技术方向并且做出了适当的反应？这种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搜索和监控相关技术经济信息、确认技术和市场机会以及获得利用这种技术所必要的知识、信息和技能的能力。
第二种能力是技术经济能力或者说是组织能力（集成或协调能力），也就是动员资源以从事适当的技术创新的能力，包括通过对现有知识和技能的新组合来创造和改进技术的能力等。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企业中中层管理者的职能：即负责组织和协调区域内部的资源和经济活动以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
第三种能力就是技术或功能能力（technical or functional abil-ity）。它包括在一个系统内部各行为主体有效地履行各种功能以创造和应用技术，并且在市场上有效地利用这些技术的能力，包括技术受方的接受能力或吸收能力。
第四种能力是学习能力，即从成功和失败中学习以确认和校正错误、学习和解释市场信号并采取恰当的行为、在整个系统中扩散技术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生存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曾经非常有活力有效率的企业如果不能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特别是技术的不断变化），它最终就会变得既无活力，又无效率。
三 从区域创新体系看长征沿线地区的技术经济特征
尽管长征沿线地区经济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绝不是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惟一特征。从区域创新体系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长征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技术经济特征。
其一，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这些地区的教育投入，因而科技人力资源的素质较低。一般来讲，教育培训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表现在：①创新依赖于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而人又是各种科学技术知识的直接载体和受体。没有高素质人才的参与，科学技术知识的转移和扩散事实上是不可能进行的。②教育培训可为技术创新企业提供技术型人才。没有这样一支队伍，许多技术是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③在知识不断更新的时代，必须对员工进行新技术知识的再培训，才能提高员工进行新产品开发和生产的能力。因此，教育和培训是知识流动中重要的环节。许多人认为，西部地区的落后是科技和教育落后的产物，而科技和教育落后又与政府重视不够密切相关。但是，从实际情径来看，长征沿线地区各级政府对于教育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还是有充分认识的，对教育投资也是相当重视的。有资料表明，1998年，长征沿线八省区的教育经费投入总计为465.69314亿元，占全国教育经费支出2531.7326亿元的18.39%，这个比例远远高于西部人口占全国的比例。从教育经费占当地GDP的比重来看，全国平均为3.39%，而长征沿线八省区中有五个省区超过了这一水平。其中，陕西高达4.5%，甘肃达4.48%，宁夏为4.36%，贵州为3.76%，湖南为3.68%，江西为2.77%，广西为3.32%，四川为3.16%。另外，这些地区总共拥有1209所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占全国总数4070所的29.71%。事实上，长期的教育投入已经为长征沿线地区奠定了一定的科技人力资源基础。根据有关统计资料，1998年长征沿线八省区总共拥有科学家与工程师28.78万名，占全国的21.8%左右。这种情况说明，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将这些地区的教育投资不足归因于当地政府对于教育活动的不重视。
但是，从长征沿线地区的科技人力资源存量情况来看，则其总体素质较低也是一个不霹的事实。有资料表明，目前西部地区共有200多所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规模为90多万人。但是，这些学校大多提供本专科教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性大学。“西部地区高等教咏的规模同人口比重是相当不适应的”。按每万人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来计算，则除陕西和甘肃以外，其他省区均低于全国10.56人的平均水平。其中，最低者如贵州只有3.81人，广西4.02人，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如此，即使在现有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中，能够承担起学科发展重任的著名专家学者也少得可怜。八个省区1998年只有90名两院院士，占全国的8.7%。其中，宁夏甚至至今还没有一名两院院士，江西和广西分别只有一名两院院士。在科技成果的应用方面也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以甘肃陇南为例。该地区在90年代中期实施科技项目378项，获得成果170余项，获省地级科技进步奖、星火奖124项，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率达到35%。但是，该地区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8948人，平均每项科技项目投入专业技术人员76人，每项科技成果投入170余人。其产出效率之低是不言自明的。
其二，从研究开发资源的配置来看，长征沿线地区存在着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中央财政拨款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99年这些地区的财政科技拨款总额28.7024亿元，其中，省级财政科技拨款只有14.95亿元（不包括贵州），占52.01%，其余均来自中央财政拨款。从中可以看出，按财政科技拨款的情况来看，1999年八省区的科技拨款总额只有28.7024亿元，占全国总额188.2956亿元的15.2%，占这些地区财政支出总额的1.7%，远远低于全国1.91%的平均水平。另外，从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百分比的全国排序情况来看，1998年八省区没有一个进入全国前10名，而且大多位于20名开外。1999年除湖南和宁夏分别居于第6位和第7位外，其他省区均居于15名以后。这种情况说明，这些地区的科技投入不仅严重依赖于中央财政，而且其投入水平相对于全国来说是相当落后的。
第二，尽管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但是，各地政府对于科技发展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还是有充分认识的，并且尽自己的能力对科学活动给予了力所能及的财政支持。按省级财站科技拨款情况来看，1999年西部八省区的财政科技拨款（贵州无资料）14.95亿元，占全国省本级财政科技拨款总额88.431亿元的16.91%，占省级财政支出的比重3.6%，远远高于全国2.9%的平均水平。按省级财政科技拨款占省级财政支出比重的全国排序计算，则除江悟営全国第22位外，其他省区均在前20位以内。其中，湖南居全国第3位，四川居全国第6位，广西居全国第8位，宁夏居全国第9位。由此可见，科技投入不足的原因不是当地政府不重视，而是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拖了科技投入的后腿。
其三，在这些地区的知识产出中，知识创造强于知识扩散和应用。从区域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来看，长征沿线地区存在着严重的要素缺位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研究型大学承担着两方面的责任：第一是培养大量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从而为一国的经济发展储备充足的科技人力资源。在这里，大学的功能主要是适应丫府研究机构和企业的需求，为它们提供合格的研究开发人才；第二是从事基础研究，为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提供技术开发所必需的科学技术知识。一般来说，知识既包括科学知识也包括技术知识。其中，科学知识是技术知识发展的殙础，其特征是增加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但一般没有实用意义，是“公共商品”。在市场经济国家，科学知识主要是由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等公益性研究机构提供的。由于科学知识与实际的生产应用往往有相当的距离，企业不能立即见到经济效益，因此，私营企业对科学知识的生产一般兴趣不大。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为了使科学知识能够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一般不对其授予私人产权，而是使其成为公共产品。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情况来看，政府承担着大部分的科学知识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主要投入在基础研究之中，由研究型大学和部分国立科研机构来执行。但是，从长征沿线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这里的研究型大学不多，政府研究机构也不多，而且仅有的研究型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并不主要是针对区域性技术问题进行研究的，其结果是它们与企业之间的技术联系脱节。有资料表明，西部地区的200多所高校中，在近年来的全国大学排名中，长征沿线地区能够入前100名的大学只有西安交大、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寥寥几所。全国在校研究生近30万人，其中西部地区仅有3.9万人，略微超过占全购10%的水平，但远远低于西部人粖占全国28.3%的比例。
不仅如此。在如此有限的知识产出中，这些地区仍然偏重于科学研究而不是技术创造。比如说，按每10万人平均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数量计算，则1998年长征沿线地区中陕西和甘肃均高于全国平均1.93篇的水平，分别为3.11和2.37篇。即使按每10万人平均发表国内科技论文数计算，虽然其驶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陕西仍然以21.15篇的较大优势远远超过全国平均10.68篇的水平。但是，从每10万人平均专利申请受理量来看，则这些省区中没有一个超过全国平均7.02项的水平，最高者如湖南也只有4.96项，赢低者如贵州只有2.19项。按每10万人平均专利批准量计算，也没有一个省区达到全国平均4.41项的水平，最高者陕西只有3.14项。这种情况表明，长征沿线地区在科研成果发展的取向上，发表论文优于申请专利，而在发表论文中国际论文又优于国内论文。由此判断，它们的研究更侧重于基础研究而非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
其四，市场发育水平低下，导致对技术的有效需浅不足。所谓经济发展，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要有更多的企业、更大的企业和竞争力更强的企业。因为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它们既是技术开发的主要资助者和承担者，也是技术的主要应用者和扩散者。没有企业的发展，再好的技术也无从应用。而在这两个硡面，都要求企业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技术水平，具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在这方面，西部地区显然还是不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里的市场发育水平低下，社会分工密集化程度不高，而恶劣的交通条件又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四川西部地区，许多县只有几家企业，几乎还没有启动工业化进程。比如说，在若尔盖县，全县统计企业只有18家，而真正仍在经营的企业也就是四五家。而且即使这些企业，它们的经营状况也不是很好。正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市场发育水平不高，真正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化工业企业较少，因而缺乏引建技术的必要技术基础，技术信息交流不足，当地对于应用现代技术改造经济的需要并不是非常迫切。1999年，这些地区的科技开发贷款总额35.1627亿元，占全国的19.01%。但是，这些科技开发贷款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仅陕西一省就占了八省区总额的一半左右，达到17.5022亿元。换言之，其他七省区仅占全国科技开发贷款总额的比重尚不足10%。技术市场成交额也反映出这些地区企业的科技需求情况。有资料表明，1998年，这些地区的技术市场成交额只有55.0158亿元，仅占全国总额的12.62%。不仅如此。企业发展情况还直接影响到了这些地区的科技投入。有资料表明，甘肃陇南地区科技三项费仅占该区财政支出的0.1%，有的县甚至多年没有安排科技三项费，严重影响到科技事业的发展。
另外，城市化程度低也影响到了技术扩散的速度。我们知道，技术中介机构是促成技术扩散和应用的主要机构，它们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着企业而生存和发展起来的。没有相应的科学研究机构提供充分的研究成果，技术中介机构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如果没有企业对适当科技成果的强大需求，技术中介机构也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技术中介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一定的市场规模为基础的。但是，在我们考察过的大多数长征沿线地区，由于受到地理条件的局限，西部地区不仅人口稀少，而且居住非常分散，比较大的村落或小城镇很少，城市化程度非常低，现有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极弱。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区域性商品集散市场比较少，规模也小。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里的生产生活活动也相当分散，商品化程度较低，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活动仍然以自给自足为特征，它们的生产活动不是为市场而进行的，经济活动的主体还是农业济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市场发育水平不高，它们的生活来源也无法依靠市场获得供应。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作为农业生产技术应用主体的农民，还是作为制造业技术应用主体的现代化企业，在吸收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对于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技术中介组织的需求也不是非常迫切。
其五，区域内外科技知识流动缓慢，与国内外技术中心联系不足。一般来说，三线建设时期长征沿线地区迁入了大批军工院所和企业，它们不仅具有较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体制，而且还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但是，这些企业和院所基本上游离于当地经济体系之外，并没有形成当地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其效益并不很好。举例言之，在冕宁县，虽然著名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就设在这里，但它们与当地政府之间没有任何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先进的卫星通讯技术并没有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任何溢出效应。在其嘶地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在省际经济技术协作方面，长征沿线地区的发展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有关资料，贵州省在1992～1997年间共完成协臃项目3845项，引进资金46.91亿美元。据此测算，则平均每个项目引进资金122万美元，平均每年引进769个项目。另外，从网络发展的情况来看，根据有关资料，1998年这些地区的网民占全国网民的比重合计只有12.57%。其中，江西网民占全国网民的比例为1.66%，湖南为1.69%，广西为1.96%，贵州为0.49%，四川为3.54%，甘肃为0.58%，宁夏为0.25%，陕西为2.4%。
对外经济贸易情况也可以看做是当地与外部经济技术联系的一个重要途径或者说方式，但在这方面，长征沿线地区仍然远远落后于全国水平。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贵州省1978～1997年20年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5.29亿美元，利用外资6.05亿美元，利用外资项目1255项。据此推算，则20年间贵州年均进出口贸易额只有2.2645亿美元，年均引进外资3025万美元，平均每个项目2.41万美元。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在经济技术交流的频度上，还是在规模上，都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在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方面，长征沿线地区的落后状况更为明显。从地域分布看，我国的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省一直在全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按货源地和收货地统计，1999年广东省出口和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在各省市中均列第一位，分别达120.30和129.79亿美元，占全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和进口额的份额分别为48.7%和34.5%。出口额排在第2～10位的分别是上海、江苏、天津、北京、福建、辽宁、山东、浙江和四川，其中前5位省市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合计占全国的86.3%。出口额排在前9位的均系东部沿海省市，长征沿线地区只有四川进入前10位。高技术产品的进口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排在第1～10位的省市分别是广东、北京、上海、江苏、天津、福建、辽宁、浙江、四川和山东，其中前5位省市的进口额占全部进口额的82.8%，能够进入前10位的长征沿线省区也只有四川一省。
其六，区域专有因素影响强大。所谓区域专有因素，就是一个地区在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特有的一些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一个国家的历史经历和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进而对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实绩产生重大影响。举例言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偏爱冒险、喜欢迁移的民族性格，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发展最为成功与此并非全无关系；另一方面，来自各种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之下的移民又使美国成为世界著名的民族大熔炉，因而养成了一种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和平共处的社会生态，这就迫使美国的司法制度在制定相关立法时必须考虑到不同民族的心理承受能力，考虑到不同民族在美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美国将中小企业的发展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也与此有关。因此，历史文化因素往往通过行为模式和法律传统对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实绩产生影响。在这方面，西部地区尤为突出，区域特色梅显。长征沿线地区最为突出的就是红色资源问题。许多地区不仅以它们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为荣，而且还想方设法通过搞红色旅游来开发这些红色资源，以使这种红色资源从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些地区过分强调了这种红色资源的重要性，强调政府支援其经济发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因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伸手向国家要钱的思想处处存在，对投资主体多元化考虑不够。在我们所经过的沿线地区，普遍都把上级转移支付作为重要的财政来源，越是对革命贡献大的老区，这种思想倾向越是明显。比如延安，甚至陕西省的同志都说是全国人民把延安给惯坏了。在若尔盖县，当地政府甚至把上级支援追为当地经济是否能够启动起来的基本前提。因为当地是藏族聚居区，当地领导甚至要求享受与西藏同样的政策优惠，减免税收、上级财政拨款、希望纳入国家级贫困县名单等。如果没有享受到国家级贫困县的待遇，有的县甚至连干部工资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而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的地区则可以享受较高的工资。这就迫使它们有动力去寻求这样一种优惠。
四 贵州海尔和青啤西安：两个典型案例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除了四川、陕西等个别省区以外，长征沿线八省区技术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它们的区域创新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系统失效现象，具体表现在：
八省区的知识创造能力严重不足，单纯依靠椩身的科技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知识积累并不椼以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在教育和科技投入方面，不能说当地政府不重视这些问题，而是其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了政府的作为能力；
即使在这样有限的一些科技人力资源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投放在基础研究而不是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上，这可以从它们对发表国际科技论文的偏好以及对专利申请的冷落中看出来。这种情况说明，当地的科技奖励制度存在问题，至少是没有对本地问题的研究给予充分的鼓励或奖励。
低下的市场发育水平限制了该地区充分利用其有限的科学技术知识资源的能力，而落后的思想观念又影响了人们寻求通过科学技术与市场的结合来解决自身问题，技术创新主体缺位，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有效需求不足，与国内外科学技术中心的联系不够，知识流动受阻。
由此可见，长征沿线八省区不仅存在知识创造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知识搜索、扩散和应用能力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因而导致它们在科技竞争力方面处于劣势地位。按满分为100计算，八省区中只有四川的科技竞争力超过30分，为32.59分，其余竟在30分以下。按科技产出计算，则八省区中没有一个超过15分，最高者如四川、陕西也只有12分多一点。这种情况说明：这些地区的问题单纯依靠它们自身是无法解决的，必须有强有力的外力推动。这就需要我们做出一些新的债策安排，以促进和加强长征沿藘八省区与国内外的经济技术联系，以充分利用外部的科学技术知识积累。在这方面，贵州海尔和青啤西安公司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利用外力促进内部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
贵州海尔的前身是江南航天集团风华机器厂，是航空机电集团的下属企业，有着长期从事军品生产的经验和较每的技术实力。该企业生产的电冰箱在80年代末期曾经红极一时。但是，由于企业对于市场行情和技术发展方向把握不准，企业在90年代中期陷入连年痉损状态。1996年7月国务院做出深圳、宁波、青岛、大连4城市对口帮扶贵州的决定后，海尔集团于1997年底与江南航天风华机器厂合资组建了贵州海尔电器有限公司。挂牌第一年，公司就盘活了沉睡近8年的风华冰箱生产线，使风华机器厂1000多万元的国有资产得以盘活。当年，贵州海尔生产冰箱8万多台，产值1.6亿元，利税560万元，实现当年投产、当年赢利的目标。1999年，贵州海痘全年生产各种型号的冰箱17万台，产值3.2亿元，利税突破1500万元。进入2000年，贵州海尔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年产冰箱26万台，产值5.2亿元，销售收入3.5亿元，是公司成立前的65倍。2000年3月，贵州海尔迁入遵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以6个月的时间建成了一条年产50万台电冰箱的生产线，并于当年7月正式投产运营，遵义市还专门开辟了以海尔命名的海尔大道。据估计，2001年贵州海尔公司的生产与销量将达到40万台，销售收入4.5亿元，产值7亿元，同时给同边地区零配件及服务业带来近3亿元的经济效益，解径1500多人的就业问题。青岛市市长王家瑞在1999年8月考察贵州海尔后指出，贵州海尔是青岛帮扶贵州非常出色的企业，为青岛市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给的帮扶任务做出了贡献。
青啤西安公司也有着类似的经历。西安汉斯啤酒饮料总厂是国家“七五”期间兴建的年产10万吨啤酒规模的大企业，建厂资金1.1亿元全部来自银行贷款。产品投入市场后，头几年非常红火，并完全占领了西安市场。但好景不长，由于10万吨的工程只形成了5万吨的生产能力，企业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而宝鸡啤酒却乘机占领了西安市场。1994年，香港华中（亚洲）有限公司与汉斯厂达成合资协议，并投入了第一笔资金190万美元，但因为后续资金没有到位，这次合资半途而废。1995年，由国家经贸委、体改委牵线搭桥，青岛啤酒厂与汉斯厂达成了合资协议，成立了青岛啤酒西安有限公司，并于1996年1月投入运营。此时，汉斯啤酒厂负债总额已达3.2亿元，资金负债率高达97.43%，欠缴银行利息9995万元。青岛啤酒西安公司成立后，注册资本总额1.5亿元，青岛啤酒以货币形式投入8250万元，占股权的55%；汉斯公司以资产折算形式投入6750万元，占股权的45%。青岛啤酒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有一种被称为“青啤化”的管理模式。通常青啤在收购企业后会派出三个小组：其一是推广管理模式小组，实行干部竞争上岗，工人优户组合；其二是技术工艺小组，按照青啤的工艺标准进行技术改造；其三是贯彻国际标准小组，经过一两年改造，向国际9002标准靠拢。青啤西安公司成立后，青啤集团只向西安派出了包括总经理在内的五名管理者，其他一切都是汉斯厂的原有资源。原汉斯厂的1093名工人中有760毛成为新公司的合同制工人，重新设置的管理部门由原来的45个减少到15个，中层干部由原来的80人精减到33人，啤酒的生产能力也由原来的5万吨扩大到10万吨。1996年公司投入运营后的第一年，公司生产啤酒2.45万吨，糠损2432万元。经过调整领导层和市场分析，到1997年，公司销售收入达到1.35亿元，上缴税金2180万元，赢利2000万元，结束了汉斯多年亏损的历史。2000年，青岛西安啤酒公司全年完成产销量18.2万吨，从而实现了多年的“十万吨啤酒工程”梦。
应该说，海尔和青啤均来自青岛，而风华机器厂和西安汉斯却分处西南西北两个经济区，但是，它们都通过借助外力获得了新生。何以如此呢？我个人认为，它们成功的主要经验在于：
其一，贵州海尔和青啤西安公司均成功地引进了外部的先进经营管理理念。比如说，贵州海尔就全面移植了青岛海尔“什么是不简单？能够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上成千上万次而不出错，这就是不简单”；“人人是人才”、“赛马而不相马”等先进的人才观和用人原则，高度强调质量意识（产品只有合格品和废品）、用户意识（决不对市场说不）以及品牌意识（卖信誉而不是卖产品）等。青啤西安公司成立后，青岛啤酒集团也只是派出了一个五人管理小组前往进行企业重组和管理，将“青啤化”管理模式引入到新企业之中。应该说，这些新观念对于被引入方来说都是全新的经营理念，因而在客观上起到了用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的巨大作用。
其二，为西部企业带来了全新的销售渠道。任何产品，只有得到市场的认可，才能够实现其价值，但从产品到商品的跨越实际上是整个企业经营的核心环节。青岛海尔虽然没有为阀华机器厂带来更多的资金，但它带来的是它自己的销售网络和卓越的销售品牌，这对于任何企业来说都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同样，青啤西安公司也是将自己的销售网络和品牌与原有企业结合起来，从而为企业带来了一个庞大的市场。这就意味着，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时所面临的诸多阀险中，市场风险已经大幅度降低，而瓶颈主要就是生产问题，也就是技术问题。
其三，为西部企业与国内最先进的产业技术带头者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无论青岛海尔公司，还是青岛啤酒公司，它们在相关行业中均代表了国内生产技术的最高水平。因此，与它们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些与当今国内乃至世界最先进的电冰箱或啤酒生产厂家建立了技术上的联系，因而使它能够清楚地掌握相关行业的技术动态以及技术进展的方向，能够利用母公司强大的知识积累和技术资源，并且能够在母公司的帮助下跟上这种技术进步的步伐。这对于贵州海尔和青啤西安公司来说是极为宝贵的技术财富。没有这种技术联系，即使企业能够红火一时，也很难建立起持续的发展能力。
由此可见，青岛海尔与贵州海尔之间、青岛啤酒与青啤西安公司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OEM关系，即由贵州海尔和青啤西安公司为青岛海尔青岛啤酒集团进行定牌生产，就地销售。这种生产方式实际上是目前国际上比较常见的一种企业间合作方式。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使本地企业与世界先进企业之间建立起了稳定的销售与技术联系，从而为本地企业的发展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近年来轰轰烈烈的东西合作热潮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根据有关资料，深圳市近10家较大规模的企业与西部企业合作后的年产值已超过10亿元。其中，三九集团1995年收购了四川雅安制药厂80%的股份。在三九介入前，雅安制药厂年产值只有100万元，濒临倒闭。三九集团把资金和经营机制注入后，雅安三九到1999年年销售额达到2.7亿元，利税8600多万元，较合作前扩张几十倍。90年代以来，仅浙江省即在西部地区投资近900亿元，兴办了7000家企业；在西部创办各种市场和大型销售中心590个，投资38亿元，直接经商人数18.6万人，年交易额341亿元。2000年，仅上海企业即与陕西、宁夏等省区达成合资项目531项，总投资额323.9亿元，其中总投资额超过亿元的45项，10亿元以上的5项。在这些合作项目中，科技合作项目超过200袭，总金额近40亿元。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贵州省省委书记刘方仁同志在1998年4月到贵州海痘公司考察后指出，“贵州海尔是贵州的样板企业”。
五 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长征沿线地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对于这种变化应该有一个充分的估计；另一方面，在长征沿线地区还存在着许多影响甚至阻碍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如何认识和克服这些因素的影响又是我们正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依据。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其在经济技术发展诸方面的许多问题，则这些地区很可能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日益边缘化，从而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长征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入和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国民经济的货币化和市场化，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分工细密化。从总体上看，由于受到地理条件的局限，长征沿线地区不仅人口稀少，而且居住非常分散，比较大的村落或小城镇很少。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区域性商品集散市场比较少，规模也小。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里的生产生活活动也相当分散，商品化程度较低，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活动仍然以自给自足为特征，它们的生产活动不是为市场而进行的，它们的生活来源也无法依靠市场获得供应。市场发育水平低，企业也就失去了赖以产生和形成的基础，也就没有通过利用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制约了这些地区的市场发育水平。市场发育水平不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导致区域内外科学技术知识的流动与扩散非常缓慢。由此可见，市场发育水平、特别是经济活动商品化水平的高低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只要有良好的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其发展还是有条件的。
其二，充分利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科学技术知识储备。近代科学技术革命以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积累起了丰富庞大的公共知识储备。新中国在几十年的科学技术发展中也已经建立起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技术知识储备。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地区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攻方向应该是促进区内企业对这些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和利用，而不一定是独立自主进行研究开发活动。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过分强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性科技成果既是不现实的，也往往是代价高昂的，因为贫困地区原本稀缺的资源不应该也不可能过多地配置到科学技术研究活动上来。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部长征沿线地区的科研机构仍然习惯于按传统的学科划分，侧重于独立从事各种还础研究或者应用研究，而不是将重点放在学习和引进区域以外的科学技术知识上。这就需要转变西部地区政府研究机构的功能，其职能主要是获得并学习其他地区已有的知识储备，使之成为适合本地情况的新技术。
其三，解决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联系和融合问题，促进科学技术知识在这些地区内部以及这些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之间的循环流动。在这种情况下，长征沿线地区首先要确定自己在全国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寻找自己的突破点。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观，无法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之中，这是目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思路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在我们所经过的几乎所有地区，都均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而对旅游业所需要的巨大投入又认识不足。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虽然保护得很好，但是，由于交通条件的局限，发展旅游业的成本非常高，但其风险又非常大。全国的旅游市场就这么大，自然条件好的地区强调绿色资源的价值，自然条件不好的地区强调红色资源的价值，可是，这些地区与北京、西安等传统的旅游地相比，既没有区位优势，又没有旅游资源优势，如何从既有的蛋糕中分得一块，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建议通过制定省际商务关系法、中央与地方关系法等，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省与省之间的商务管理权限，以立法促进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联系与融合。
其四，采取有力措施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以提高西部地区的技术应用能力。企业是技术创新是主体，也是科学技术知识的主要消费者。没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群体，即使有了合适的科技成果，也无法得到有效的利用，科学技术的威力也就无从体现。因此，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是长征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是，从我们考察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地区仍然将相当一部分宝贵资源放在吃饱肚子上，放在扶贫上，将本应当集中使用的稀缺资源分散化了，从而延缓了企业形成和工业化的进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仅仅依靠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是无法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的，因为农业活动的单位产出本身就是比较低的。与此相适应，政府的扶贫成本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扶贫工作实际上存在一个客观极限，可以说存在着一个自然贫困率。因为这种贫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分散居住的居民不愿脱离原有生活环境所造成的，在理论上可以假定它们的生活质量优于在拟迁入地区的生活质量，比如说享受着清洁空气、优美的自然环境等。如果硬要将贫困率降低到零，那不仅扶贫成本非常高，而且也是不现实的。
其五，建立适当的技术推广与培训机构，重点培养掌握有一两项技能的熟练技术人员，使之成为技术应用的人员主体。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我们把所有的人均视为同质的，即否认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并且拒绝在收入分配上体现这种差别。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具有较强接受能力的个人，它们能够在理解和接受新生事物或者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方面走在大多数人的前面。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引导作用，发挥这些人的积极性，通过它们率先掌握一两项先进科技成果和技能，然后再通过它们向整个地区和社会辐射扩散，以此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这确实是落后地区经济启动的一个关键因素，而社会也理应以市场手段给这些人以额外的报酬。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指的就是这样一些经济发展的种子人才。这种种子人才对于长征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不论是在企业创办方面，还是在扩散和应用科学技术成本方面，都必须而且应该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其六，发展中小城镇，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群集效应。中小城镇建设在长征沿线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西部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的局限，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中心城市对周围地区的辐射作用并不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建设中小城镇对于西部地区的未来发展就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甘肃宕昌的一个较大的村庄上，为了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县政府将分散在各地的居民集中到一个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集中建房，由政府给每户补助3000元的建筑材料，不足部分由农民自己贷款解决。从总体情况看，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当地已经开始成为一个较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由此可见，小城镇建设，实际上起着促进市场发育和社会分工深化的作用，因而有助于带动和发挥技术创新的群集效应，推动科学技术向社会经济领域的渗透和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