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严说：“我回去了。”说完却又不动地方，两只亮得异常的眼睛渴望地瞧着孙震。孙震看看院子，确信通信员不在，上前一步，迅速地抱住忆严，在她头发上吻了一下。忆严想把脸贴在他胸膛上，可他已经用更快的速度退了回去。脸红着，像个偷糖吃的孩子，咂着嘴，被甜蜜蜜的犯罪感困恼着。
忆严红着脸笑道：“我小时候，一过河你就抱着我……”
“那，那时候我不担心你生气！”
“傻！白长这么长胡子。”
他俩一块儿走出院子。孙震指指西厢房问：“你来找我，她们不会有反映吧？”
“你总单独给我写信。团里同志们好像不声不响地批准咱们了。”
忆严回到屋内，小高和俞洁早睡熟了。她合衣躺下，好久睡不着，虽然只是印证了一下早已存在着的情感，心里仍然不能平静。
她把信放进贴身的衬衣口袋里，手按在上边，睡熟不久，通信员进来又推醒了她。
外边又在下雨，屋里还很黑，通信员打着电筒轻轻说：“周分队长，连长请你去一下。”
忆严赶紧穿上鞋，摸着军帽，一边往头上戴，一边就往外走。孙大胡子光着头，站在雨地里瞧着西厢房，见忆严一出来，招了下手就走进堂屋去了。通信员留在房檐下。
忆严跟进了堂屋，桌上的灯还亮着，灯芯已剩下不多。
孙大胡子用手挠着头，不吭声。
忆严很熟悉他这个手势，就说：“有什么为难事了？你说呀！”
“你们必须赶快走！”孙大胡子说，“现在就动身，有什么困难吗？”
“你不是想说这个吧？”忆严猜测着说，“要走就走，当兵的谈什么困难不困难呢！”
孙大胡子吞吞吐吐地说，他检查哨位之后，打电话把她们三个人的情况告诉了指导员。指导员说叫她们安心睡觉，开完会后，他向上级打听黄河部队的位置。可是过了一个钟头，指导员又来了个电话，叫她们不要睡了，马上追队伍去。
“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呀！”忆严说。
孙震又挠挠头，这才说：“他们的位置变了，现在在西边了。”
忆严以为听错了，又问一句：“哪边？”
“西边，就是昨天你们来的那一边。”
“不是你连西边没有我们的部队了吗？”
“是的，是的，那是昨晚上！可是现在，我连以东又没有我们的部队了。他们昨天天黑以后，来了个向后转：从南边小道悄悄绕回西边去了，目标是越过津浦路，渡过运河，与鲁西南的刘邓大军会师。”
“你怎么不早说？”
“我一听说就马上派通信员去喊你的。”
“那你们呢？”忆严问，“你们还不行动？”
“我们马上也出发。”
“反正一个方向，那就一块走吧，总比我们单独行动强。”
“不是一个方向，我们往东！”
周忆严又以为听错了，半晌没言语。
“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呀！”孙大胡子故作轻松地说，“当兵的嘛……”
忆严说：“你刚才讲，东边没有我们的部队了。”
“是啊，可这只能对咱们自己人说。”孙大胡子口气庄重起来，“对敌人，仍然要叫他相信我军主力在东边，并且还继续向东进！所以，天亮之后我们就要在敌人的视线之内，大摇大摆向东走！”
“你们都指谁？”
“一个团！”孙大胡子又笑起来，“你记得吧，在文工团里时，一唱平戏就叫我跑龙套。团长总说，老孙，你别看不起龙套，四个人代表千军万马！这回我又跑龙套了，我们一个团代表整个南线的野战军！”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忆严说，“为什么不叫跟你们一起行动？”
“这，这跟演戏到底不一样。唱戏这边是四个，那边也是四个。现在咱们是一个团，敌人可是三十个旅。他们一发觉上了当，马上就会有一场一百对一的恶战……”
忆严生气地说：“怪不得催我快走，是把我们送往安全地带呀！”
“这是上级首长的命令！”孙大胡子说，“上级命令，非本建制人员，一律动员走！而且你们这一路也并不安全。津浦路两侧的敌人地方武装、土顽势力、交通警察纵队，也有好几万。东边的敌人，一发觉上了当，马上也要追赶。连日大雨，道路全翻浆了，后边你们追，前边大部队也在走，要把那两个女兵安全带回部队，你得好好费点心思呢！我把你叫出来，就是叫你先有个思想准备，过一会儿帮我做工作啊！”
忆严沉默了片刻，想起马上要分手了，自己还跟他发脾气，很有点后悔。她把他的手握紧说：“你可要，可要活着打回来。”
“没有你批准，我且死不了呢！”
出乎意料的是，那两个人的工作倒极好做。小高是服从命令惯了的，往哪指就往哪打，不知道什么叫讲价钱。俞洁听说要继续追赶，虽有点沮丧，可也没什么选择余地。只是在帮她们轻装的时候很费了点劲儿，什么零碎都舍不得扔。几经反复，才使她们同意只带着粮袋、两身便衣、提琴和发给她们的三颗手榴弹，其余一切都扔给连队司务长去处理。
分手前孙震又嘱咐她们，三个人要生死与共，团结一心，能不进村就不进村，能不宿营就不宿营，要克服一切困难，追上自己的队伍。
四
周忆严今年十九岁，但看起来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两岁的人中间，她也像个大姐。碰到叫人生气的事，她很少发火，至多脸红一阵，说话带点颤音；碰上叫人们狂喜的事，她也不会大笑大喊，多半把两个好看的嘴角弯上去，轻轻地在嗓子里格格两声。这一点曾经引起俞洁误会，以为她心机纤巧，善于掩饰自己。其实，俞洁是不了解她的经历。
忆严小名叫秀儿，生在天津，只记得有个爸爸，不记得有妈妈。爸爸是个唱昆曲的。从记事忆严就在打了花脸、贴了头面的人中转来转去。她七岁那年，爸爸陪着人唱“钟馗嫁妹”，一个斛斗翻下去再没有起来。从此她就成了全戏班的公共孩子，这个叫她去买盒烟，那个叫她沏碗茶；吃饭时白大爷给块烙饼，田二姨给夹块咸菜；睡觉就在戏箱旮旯铺个草袋子。人们像喂条小狗似的喂养着她。后来，戏班维持不下去了，演员们也要各奔东西。管事的只好领着她，到常去唱堂会的裕二太太家磕头，求太太把这孩子收下来当丫头。裕二太太扭捏了一阵，留下了她。等戏班一离开天津，她转手又把忆严送给牌友刘太太，顶了她的麻将牌账。
刘太太的男人在北京另有个小公馆，一年也不回天津一两趟。这里只住着太太、一个胖小姐和一位抽大烟的少爷。下房里，太太一位远亲以半主半仆的身份当管家，还有个兵痞出身的守夜人。有谁经受过这个世界里的这种生活，只要看看这些成员，就能想到秀儿要有多顽强的生命力，才能挺受过来。谁都比她地位高，谁都比她权力大，谁都可以支使她、折磨她、侮辱她，并以此来发泄自己对生活的厌倦、仇恨和敌意。
她白天要收拾三个人的屋子，倒三个人的便盆，洗三个人的衣裳，伺候老太太喝茶，伺候少爷抽烟，伺候小姐绣嫁妆。晚上要替管家干活，替守夜人打更。管家和守夜人合伙偷东西。她看得明明白白。说出来，那一男一女半夜里堵上她的嘴，用炉通条烫她；她不说，主人又认定是她偷的，让她在雪地里饿着肚子一跪几个小时……
她终于也熬不下去了，觉得这样活着，既看不到希望又没有意义。可是正当她准备了却自己这短短一生的时候，忽然从天外伸过一只救助她的手来。这家来了个姓林的客人。这个人一连来了好几回，每次都是秀儿送的茶。第四次来时，她刚倒了茶要退下，太太说：
“秀儿，先别走，这是大夫。请他验验看你有什么病没有，怎么总这么瘦呢？”
那人慈祥地笑着，拉着秀儿的手说：“别怕，我给你捏捏积就是了，不像有别的病。”
他叫秀儿扶着椅子站好，撩开了她的衣服后身，顺着腰往颈部按摩上去，触到肩胛骨处问道：“孩子，你背上这块青痣是从小就有的吗？”
秀儿点点头。
“别处还哪里有？”
秀儿说：“左大腿上也有一块。”
那人放下秀儿，转脸对太太说：“就是的了，请您把文书拿来，我们当场过付了吧。”
太太打发秀儿出屋去，一会儿的工夫管家就来通知她收拾东西，给她道喜，说来的那人是她舅舅，特意来赎她的。
秀儿估不透是真是假，是福是祸。可她明明记得自己是什么亲人都没有的，她又惊又怕，浑身哆嗦起来。这时候姓林的客人自己到下房来找她了，他看了这暗黑潮湿的下房，抚摸着秀儿瘦苦伶仃的肩膀，眼圈红了，哽咽着说：“孩子，外婆找了你许多年了。”这神情、这声音，是秀儿从父亲死后再没有见到和听到的。世界上又有人把她当人了。尽管她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可是她不由得扑上去抱住他呜咽大哭。
“舅舅”把她从天津带到香港，从香港带到重庆，在重庆见到了周伯伯，才知道派人找她的是共产党，是周恩来。才知道那个唱戏的穷演员不是她的亲父亲，而是和她亲生父母住同院的街坊。她父母都是以教员身份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四·一二”时被军阀枪杀了。好心的演员冒着风险，收养了她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孤女，以报答他们生前对他的照顾和资助。周伯伯找了她许多年，抗战开始，河北省的党组织从回到高阳的艺人们口中打听到她的下落，立即派人到天津找到了她。她的父亲也姓周，周伯伯给她起名叫忆严，把她送进了新安旅行团。不久，她随着新安旅行团到了苏北解放区。
在新安旅行团，她没有别的孩子活泼、天真，也没有文化上、艺术上那种早熟的素养。可是她沉着、老练，政治上进步快，对自己要求严，很快地成了个小领导干部。当部队文工团要补充几个青少年时，旅行团就把周忆严输送到新四军来了。
她受到了战争的锻炼，也熟悉了一般的工作方法。可带领两个人单独执行任务，她还是第一次。
头一件事，她先把自己见到过的老领导们回忆一下，从他们的行为中找寻自己应该遵循的做法。她想到了：第一要以身作则，吃苦在先；第二要发动群众。
小高是小老革命，把她的工作做好，两个人齐心协力帮助俞洁一个人，完成任务就有把握了。
她把小高拉到身边，悄悄谈起来。
五
和小高谈得很顺利。因为太顺利了，周忆严倒放心不下，怀疑这个小东西要么是没用心听她谈，要么是她根本没意识到情况有多严重。
“当前的情况很严重，你懂了没有？”
“瞧，怎么不懂呢？比平常严重多了。”
“我们要帮助俞洁克服困难，无论如何把她带回队里去！”
“那还用说，谁还能扔了她！”
“你是老同志，要主动团结她。”
“保证不在我这儿发生问题。”
“你，你怎么总嬉皮笑脸的？”
“还非要哭丧个脸呀？我不会。”
“你记到心里没有？”
“幸亏你还刚刚当个分队长，就这么唠唠叨叨，将来要当了婆婆，可够那儿媳妇受的！”
忆严打了她一巴掌，叫她先走出百十米去当个尖兵。联络信号是她装斑鸠叫，忆严用口吹的定音笛回她。她像个脱了线的家雀，三跳两跳不见了。
忆严的话她当然听懂了，只是她实在体会不到忆严那样的沉重心情。打仗嘛，总是有紧张时候，也有缓和的时候。总那么缓和，当兵的还有什么乐趣！俞洁嘛，当然要回部队去，她还能开小差？帮助她也是用不着说的，昨天还不是我弄来的驴吗！至于要主动团结，她心说：“这个任务可要格外用心才能完成。”
她从到宣传队的头一天，就对俞洁没有好印象。
几个月以前，小高从教导队调到文工团来。走到文工团村外，从河边小树林传来一阵叫人想掉泪的琴声。她奔琴声走去，想打听一下团部住在哪里？
小树林边上拉着被包带，挂满了粉红、月白、鹅黄、淡绿、各种颜色的小衣裳，都是洋布的。她心想：“像是地主新媳妇在晾嫁妆。”又往里走了几步，看见在一棵较大的树下，站着位干净漂亮的女同志。上身穿着雪白的紧身背心，绿军裤洗得黄里透绿，横竖的布丝都清清楚楚。长过肩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扛着个黄油油的木头葫芦，那叫人想掉眼泪的声音，就是从这儿拉出来的。
女同志看见小高，尖叫了一声，赶紧放下木头葫芦，从树上拉下半干的军装穿到身上。红着脸，可是笑嘻嘻地说：“你这个小同志！那儿晾着衣裳，还不知道里边有女同志吗？怎么也不咳嗽一声，就闯进来了？”
小高敬了个礼，撇撇嘴说：“我嗓子不痒，咳嗽个啥？女同志有什么稀罕的？告诉我文工团团部在哪儿吧。”
女同志说清了团部的住处，小高又问道：“你扛的那是个什么家伙？”
“这是提琴！”
“这玩意儿一拉就叫人怪伤心的吧！”
“能叫人伤心，也能叫人高兴，看拉什么曲子。”说着，女同志把提琴扛到肩上，拉了个秧歌调，小高听了笑着说：“哎，这个调就叫人高兴了。以后多拉这个调吧！”又敬了个礼，走出了树林。心想：怪不得临来时指导员嘱咐说，文工团里知识分子多，到了那儿处处小心，不能像在交通站那么撒野。这知识分子就是花样儿多，你走近她还要先咳嗽声！
在团部办完手续，团长把她领到一个夹道口，指着个黑大门说：“你们分队就住在那儿，分队长叫周忆严，你找她报到吧。”
小高走到大门外张望一下，见一个女同志蹲在墙边守着一堆火煮什么东西，她就大声地咳嗽起来。那女同志回头看了看说：“有话说话，没话滚毬，你站在那儿干咳嗽个什么劲？”
小高走进门，规规矩矩敬个礼说：“我叫高柿儿，从教导队调来的，团长叫我找周忆严同志报到。”说完就摘下帽子来擦汗。
“个儿不高，嗓门可不矮！我就是周忆严。”周忆严打量着她新剃的小光头说，“听说你是个小丫头呀？”
“错了管换。”
“怎么剃个光头？”
“工作需要，抗战时当交通员，整天在敌人鼻子底下转，装个男孩方便点儿。”
“鬼子投降一两年了，为什么还没留起来？”
“怕招虱子！”
“演戏可不像看戏那么容易，到这儿来要准备克服困难！”
“豁出脑袋干呗！”
“你的铺在西屋南间，跟俞洁同志住一块。你先去收拾收拾，把身上衣服换下来，一会儿跟我上河边洗澡去。瞧瞧你脏的！”
小高心想，文工团员要都是像分队长这样，倒还可以干下去。
西屋南间铺着草铺，果然已放下了一个背包。高柿儿赶忙打开背包，拿出她当交通员时发的一身便衣换上，抱着军装来到了周忆严身旁。周忆严一看，皱了下眉：“你怎么换了这么一身？”
“我们就是发一身军装一身便衣。”
“没问你军装便衣，我问怎么也是一身脏的？”
“谁说，这不挺干净吗？这大襟上是会餐洒上的油，洗不掉了。”
“你给我看着点火，这锅里是胶，别熬糊了。”
周忆严转身进了屋，一会儿抱出一身新军装来扔给高柿儿：“你给我换上！要邋遢以后再邋遢，到团里头一天，留个好印象！”
小高就站在院里把衣服换了。袖子长过了手，裤子盖着鞋。忆严要拿针线绷一下，小高一口气说了七八个不用，自己卷巴卷巴十分满意了。
忆严从火上拿下胶，打开个油布包，捧出一只坏了的提琴，耐心地一块块粘合着。
小高问：“这也是扛在肩膀上拉的那个琴吧？”
“对，叫提琴。”
“怎么人家那个金光锃亮，你这个咋这么寒碜？”
“人家那是从上海、济南买来的，我这是找庄稼木匠比着做的。”
“唔，人家那是三八大盖，你这是土造单打一！”
“不，单打一作战还能用，我这个上台不能用。那声音像是从坛子里发出来的，只能在平时练习用。”
“啊，你这是木头手榴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