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构思本书时，我问自己，是否真的会有人为了做出更好的商业决策，去看一本关于倾听的书籍。我的疑问源于多年前一位高管对我说的话：“在商界没人会去听别人说话！根本没这个必要。”我越细想这句话，就越觉得这种态度不对，也就越加坚信我应该去写这个主题。首先，我意识到，我遇到过的杰出企业管理者们都拥有不可思议的倾听能力。其次，不可否认的是，我曾有幸为众多才华横溢的高管们提供咨询服务。在麦肯锡咨询公司任职的二十多年里，我也见过同事们展示各自精湛的倾听技巧，通过观察学习，我找到了自己的倾听方法。我坚信良好的倾听是企业业绩的核心，也想要传授我整理的全套经验教训，出于这两个动机，我着手写作本书。
然而，还是少了点什么。我越来越担心，由于我研究的高管们都是我的客户，具有非随机性，样本组可能受到了选择性偏差[1]的影响。因此，为了避开这个特定的陷阱，我请许多麦肯锡的现任合作伙伴为我挑选他们遇到过的最好的商界倾听者，作为我的额外采访对象。让我感到欣慰和高兴的是，在新一轮的采访中，采访对象们所说的话和我的客户们所说的并无差别。
写作本书时，除了主题本身，我还考虑到两个因素。第一，要让这本书既适用于初入职场的管理者和商业决策者，也适用于经验更为丰富的高管。第二，不浪费读者的时间。我竭尽所能在行文简洁的同时，涵盖所有我认为相关的内容。
我还要强调一点，在职场中，性别差异不会造成倾听方面的优势或劣势。当你在书中看到那些使用“他或她”更为恰当的地方，我却使用了“他”的时候，请记住这点。我用“他”只是为了简化本书的风格和叙述结构。
在为客户服务的过程中，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他们公司的客人，出于职业道德和法律义务为他们保守秘密。如果他们同意我讲述他们的故事，我就使用他们的名字；而当他们觉得不好意思这样做，或者我使用私人故事为例去说明不该怎样做时，我就会更换相关的场景和行业，不暴露他们的身份。说不定连他们本人读到这些故事时都认不出来是自己的经历。
我很幸运，在写作本书时得到了多方帮助。我要感谢杰弗里·伊梅尔特对我的鼓励，他还慷慨地为我写了序言；感谢我在麦肯锡公司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帮我找到杰出的倾听者，我在书中和大家分享的经验，很多是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因为人数太多，我无法逐个写出他们的名字，他们知道我说的是谁，感谢他们每个人的精诚合作。有些人在其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们是多米尼克·巴顿、迈克尔·帕萨洛斯—福克斯、特德·霍尔、已故的罗杰·克莱恩、拉里·卡纳雷克、维克·马尔霍特拉以及皮特·沃克。
我很幸运，早年在医学界观察过众多杰出的倾听者。已故的罗切斯特大学精神病学教授，乔治·恩格尔博士，给我和我的医学院同学们上了关于倾听的最初一课。他曾告诉过我，要成为一名有洞察力的医生，我还有许多路要走，但他补充说，他对我有信心。他说的没错，我的确有工作要做，我很希望他会赞许我现在所做之事。另一位导师是已故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和外科主任，威廉·朗迈尔博士。他是那种少有的人，可以在简短的交谈中提出一些关键性问题，通过你的回答了解你的想法。我还想向弗兰克·里迪克博士致歉，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奥克斯纳诊所里，他给了我人生第一份管理工作，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是一个多么糟糕的倾听者。弗兰克，感谢你从来没有放弃我。
诚挚地感谢我那值得信赖、非常重要的研究助理基利安·克拉克，感谢他为这个项目所做的一切。没有他的帮助，就没有这本书。杰西卡·戈瑟尔斯确保我们得到了正确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实。费拉里咨询公司还有其他人也提供了帮助，他们是托德·约翰逊、帕特里克·沙利文和雪莉·巴布。大卫·索贝尔在编辑方面提供了重要帮助。很多次我词不达意，大卫都能帮我编辑通顺。我的文稿代理人吉姆·莱文和律师威廉·哈特给予我极大的指导和鼓励。Portfolio出版社的各位专业人士，包括我才华横溢的编辑吉莉安·格雷、出版界的智者艾德里安·扎克海姆，以及杰出的营销宣传团队，威尔·魏瑟尔、艾莉森·麦克林、蒂法尼·廖，他们在没有过多折磨作者的情况下让本书按期出版。
最后，我必须感谢一个人，我认为她是最杰出的倾听者，那就是我的妻子琳达。近四十年来，她一直做我的听众，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一直有兴趣听我说话。为此，我不胜感激。
注释
[1]在研究过程中因样本选择的非随机性而导致得到的结论存在偏差，也称选择性偏差为选择性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