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现，这样的情形在西方历史上同样如此。而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令人忧虑的恰恰是它们似乎忘记了长篇小说的这一思想与文化功能。许多长篇小说虽然有着一定的叙事长度，但是基本上缺少深度模式。自新世纪以来，人们就在讨论长篇小说的轻与重，这轻与重显然是多方面的，比如说题材，比如说叙事体量，但我以为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当下的长篇小说之轻首先在于放弃了意义之重，更不要说将它们纳入到自觉的价值生产当中去。我们当然知道，价值生产绝非易事。在人类的价值生产过程中，某一种新的价值的产生与旧的价值的消亡和废置可能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许多价值从它诞生起一直都是人类共同遵循的。虽然如此，人类也从来不会因为价值生产的缓慢、复杂、艰难和高成本而放弃自己的努力。人们总是在不停地思考，不停地试错，不停地提出，不停地放弃，正是这种反复筛选和检验的过程推动了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不断地培育出新的价值。按理来说，价值生产与社会变化一般保持着相近的频率。人类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的时候所需要的价值量也相对较少，已有的传统价值就足以满足人类的正常行为与心灵需要；而当社会变化复杂剧烈的时候，人们常常惊慌失措，常常需要新的价值引领。而当下的世界和中国正处于这样一种变化与激荡之中，按理说，我们的小说家们应当真切地去描摹当下的社会现实，去寻找生活变化的规律，并且在描摹与寻找当中去建构价值引领，给人们的精神以指向和慰藉。但是，现在的情形可能正相反，每年长篇小说的生产量可谓惊人，但是我们的小说家们似乎还跟不上生活的变化节奏，他们张皇地跟着变动不居的现实，和民众们一起惊慌失措，不知所向，他们所做的只是将这样的现实和自己平庸而杂乱的精神状况进行了文学化的表达而已。其实，价值就在现实当中，如果我们的作家能够真正把握住社会生活，是不难在其中发现社会的整体性流向，捕捉到民众的智慧和历史的诉求，和他们一起应对现实的振荡，形成向上与向前的力量。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面问题，即长篇小说对现实的把握与介入的功能。在什么是现实，如何把握现实等等问题上，我们已经积累了十分庞大的理论库存，但是，理论上的巨大累积恰恰反映出创作实践上的欠缺与无能。我们可以从一些看似十分表面的事情说起，比如长篇小说创作者的年龄越来越低，再比如我们现在的长篇小说单部写作时间越来越短，有没有想过，这些意味着什么？不可否认，我们现在许多各种各样的文学权力部门和文学批评家们，包括文学出版与文学期刊等长篇生产机构，都在不断地寻找和推出年龄越来越小的写作者，包括长篇小说作家。几乎从当年对“80后”写作的推举开始，大家似乎都在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