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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同一个标题几乎同时出现在几个新闻网站的首页：派克州长遇袭！
电视随即跟进，突发新闻打断正常节目，新闻主播一脸肃然地看着镜头说：“芝加哥传来消息称谢尔顿·派克州长遇到袭击。”人们暂时只知道这一丁点儿信息：派克州长遇到了袭击。接下来几分钟就像炸了锅似的，所有人只有两个相同的问题：第一，他死了吗？第二，有视频吗？
恰好在现场的记者率先传回消息，他们用手机打到台里，顺势开始现场直播。他们说谢尔顿·派克当时正在芝加哥希尔顿酒店主持餐会并发表演讲。结束后，州长在随从的陪同下走进格兰特公园，与支持者握手，亲吻婴儿，总之就是亲民活动的各种套路，这时人群中忽然冲出一个或几个人，对他发动了袭击。
“你说的‘袭击’指的是什么？”主播问。他坐在播音室里，黑色的地板擦得发亮，灯光配色由红白蓝组成。他的面颊比翻糖蛋糕还光滑。他背后，工作台前的人们似乎在忙碌。他说：“能描述一下袭击的过程吗？”
“现在我能够确定的，”记者说，“就是他们投掷了东西。”
“什么东西？”
“目前还不清楚。”
“这些东西打中了州长吗？他受伤了吗？”
“我认为他被打中了。是的。”
“你看见袭击者了吗？他们有几个人？你看到投掷的是什么东西了吗？”
“现场非常混乱。有人在尖叫。”
“他们投掷的东西是大还是小？”
“好像可以说小吧？反正小得能被投掷出去。”
“投掷的东西，比棒球大吗？”
“不，小。”
“高尔夫球那么大？”
“大概就是那么小。”
“有尖锐的边缘吗？重吗？”
“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
“是有预谋的袭击吗？蓄意袭击？”
“所有人都在问类似的问题。”
屏幕上冒出一行标题：芝加哥恐袭。短句鹰隼般俯冲，落在主播耳畔，像风中旗帜般飘拂。新闻在触屏大电视上展示格兰特公园的地图，触屏大电视是当代新闻播音的标准配置：电视里的一个人借助另一台电视向你传递信息，他绕着电视走，用双手控制屏幕，以极高的精度放大和缩小画面。看上去确实很酷。
等待新消息传来的时候，主播们开始争辩这场意外能够增加还是减少他当选总统的可能性。能够增加，这是他们的结论。因为他的名字在激进的保守福音派追随者圈子外辨识度很低，不过这帮人非常喜欢他在担任怀俄明州州长期间的施政方针：完全禁止堕胎，学童和教师每天早晨必须先公开念诵《十诫》再宣誓效忠[2]，将英语立为怀俄明州的官方和唯一合法的语言，禁止英语不流利的人拥有房产。他允许火器进入州内所有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他签发行政命令，要求州法律在各个方面取代联邦法律，在宪法学家看来，这么做实质上就是准许怀俄明州脱离合众国。他穿着牛仔靴。他喜欢在自己的牧场里举办新闻发布会。他随身携带真枪实弹，一把左轮手枪插在腰间的皮套里。
一个州长任期即将结束，他宣布不会寻求连任，而是会将视线投向国家大事。媒体自然认为他的言下之意是打算竞选总统。他磨练出了完美的牧师加牛仔式语言风格，秉持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态度，被当前经济衰退伤害得最深的白人保守主义蓝领工人就是他最主要的支持者。他将移民抢夺美国人的工作机会比作郊狼残杀牲畜，他说话时存心将“郊狼”拆成三个音节：郊—儿—狼。他在“华盛顿”里塞了个“儿”字音，于是变成了“华儿盛顿”。他说“好累”而不是“疲倦”。他说“黄皮”而不是“黄色”，说“河沟”而不是“溪流”。
支持者说怀俄明来的非精英普通人就是这么说话的。
反对者喜欢强调法院驳回了他在怀俄明州提出的几乎全部提案，因此他的立法记录实际上是个零蛋。然而这并没有影响支持者继续参加他五百美元一道菜的筹款宴会（顺便说一句，他管这个叫“搂钱大会”），听他一万美元一场的演讲，买他三十美元一本的精装大书《真正美国人之心》，补充他的“战争经费”（媒体热爱这个说法），为他“或许会参加的选战”贡献一份力量。
而现在这位州长遇到了袭击，尽管似乎没人知道他是被何人何物以何种方式袭击的，有没有在袭击中受伤。新闻主播讨论轴承滚珠以极高速度击中眼球会造成何种伤害。这个话题他们讨论了足足十分钟，用图表证明小质量物体以接近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飞行有可能击穿眼球的液膜。这个话题聊不下去了，他们休息插播广告。他们宣传本台即将上映的9·11十周年纪录片：《恐袭一日，战争十年》。他们继续等待。
终于有事情发生了，从近乎停滞的状态中拯救了新闻节目：主播重新现身，宣称一名旁观者用数码相机拍摄了事发经过，视频已经上传到了网络上。
接下来的一周内，这段视频会在电视上被播放几千次，在网络上被点击几百万次，播放数名列当月第三，仅次于青少年流行歌星莫莉·米勒的单曲《你必须表达》和学步婴儿大笑直到仰天倒下的家庭小录像。视频内容如下：
视频始于一片雪白和呼呼风声，大风直吹麦克风的那种风声，然后几根手指摆弄了一会儿，按住麦克风，制造出耳朵贴着贝壳听见的那种呜呜声，镜头调整光圈，适应明亮的白昼光线，雪白渐渐变成蓝天，没有对焦的模糊绿色应该是草地，然后响起响亮的说话声，是个男人的声音，而且离麦克风太近：“开了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开。”
画面逐渐对焦，男人把摄像机对着自己的脚。他用恼羞成怒的语气说：“到底怎么开？怎么知道开没开？”一个女人的声音随即响起，冷静平和、音调优美，她说：“你看一眼机身背面就知道了。背面怎么说的？”她丈夫或男朋友或天晓得什么人，一个无法保持画面稳定的家伙说：“你就不能帮帮我？”但用的是盛气凌人的指责语气，想传达的意思是无论他和摄像机有什么问题，反正都是她的不对。顺便说一句，整段视频动不动就会插一段抖得令人眩晕的男鞋特写。白色高帮气垫运动鞋。特别白，看上去很新。他似乎站在野餐桌上。“背面怎么说的？”女人问。
“哪儿？什么背面？”
“背面的屏幕上。”
“我知道这个，”他说，“屏幕上的哪儿？”
“右下角，”女人依然心平气和，“上面怎么说？”
“只有一个R。”
“意思是它正在录像。开机了。”
“太傻了，”男人说，“为什么不能就显示一个开？”
画面来回切换，一会儿是他的鞋，一会儿是不远处的一群人。
“他来了！快看！就是他！他来了！”男人喊道。他把镜头对着前方，手总算没那么抖了，谢尔顿·派克进入视野，距离他不到三十米，周围是安保人员和宣传活动的职员。公园里聚集了少量的人群。前景的人群似乎忽然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比方说来了一个名人。摄像的男人扯着嗓子高喊：“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画面又开始抖动，应该是因为他在挥手或跳动或一边挥手一边跳动。
“怎么变焦？”他说。
“按‘变焦’按钮。”女人说。画面开始拉近，引起了更严重的对焦和曝光问题。说实话，这段录像之所以还能用在电视上，唯一的原因就是男人最后终于把摄像机交给了他的伴侣，嘴里说：“给，你就不能拿着吗？”他跑过去握州长的手。
后来，电视台剪掉了男人的所有废话，因此将在荧屏上重复千百次的视频就从这里开始，暂停，新闻节目给画面右侧坐在一张公园长椅上的女人加了个小红圈。“这位应该就是行凶者。”主播说。于是你望着那女人，她似乎只是在静静地读书。她身材瘦削，满头白发，年约六旬，没什么不寻常的，就像电影里的临时演员，仅仅在填充画面。她在背心外面套了件浅蓝色衬衫，黑色健身紧腿裤看上去弹性很好，适合做瑜伽。她的短发乱糟糟的，像一排长钉似的盖住额头。她身上有一种运动员的紧致感：瘦削，但肌肉结实。她注意到了周围正在发生什么。她看见州长走近，合起书，起身观望。她在画面边缘，似乎在考虑该做什么。她双手叉腰，咬着腮帮子。她好像在权衡自己的选择。这个姿势像是在问：该不该这么做？
然后，她开始走向州长，步伐轻快。她把书扔在了长椅上，走得大步流星，就像郊区居民在林荫路上绕圈，只不过她的手臂静止不动，垂在身体两侧，双手握成拳头。她来到离州长足够近的地方，近到扔东西可以打中他，这时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情，人群忽然分开，因此从拍摄者到女人和州长的整个视线都毫无遮挡。女人站在砾石小径上，她低头看了一眼，屈膝从地上抓起一把小石子。她有了武器，大喊一声——声音非常清晰，风刚好就在此时停下，人群似乎也安静了下来，就仿佛所有人全知道这件事即将发生，都在尽其所能地将画面刻进脑海——她大喊：“你这头蠢猪！”然后扔出了石子。
刚开始只是有点小混乱，人们扭头去看喊叫来自何方，也有人因为被石子击中而退缩和转身。女人又抓起一把石子扔出去，然后又抓一把扔出去，再抓一把扔出去，像个认真打雪仗的孩童。稀稀拉拉的人群躲闪找掩护，母亲挡住孩子的面部，州长猫着腰逃跑，一只手捂住右眼，女人继续扔石子，直到州长的保镖跑过来撂倒她。更准确地说，不能算真的撂倒，只是抱住她坐倒在地，就像两个筋疲力尽的摔跤手。
到此结束。整段视频还不到一分钟。播出后没多久，一些事实被公之于众。官方公布了女人的名字：费伊·安德烈森—安德森，新闻里的所有人都错误地念成“安德森—安德森”，将它与另外几个名声不妙的双名相提并论，尤其是索罕·索罕[3]。人们很快发现她是当地一所小学的助教，某些政论家于是有了弹药，声称此事证明激进自由派是如何荼毒公共教育领域的。教师袭击派克州长！的头版标题挂了个把小时，直到有人翻箱倒柜找到一张照片，宣称照片里是这个女人正在参加1968年的一场抗议活动的情形。照片里，她坐在一大片足有几千个人的空地之中，那是一大群难以区分谁是谁的个体，许多人拿着自制的横幅或标语，有一个人高举美国国旗挥舞。女人戴着大大的圆框眼镜，睡眼惺忪地望着摄影师。她的身体向右倾斜，似乎靠着一个几乎全在画面外的人，这个人只露出了一个肩膀。她左边是个穿军装上衣的长发女人，戴着银色的飞行员太阳镜，恶狠狠地望着镜头。
头版标题变成1960年代激进分子袭击派克州长！
就好像嫌报道还不够劲爆似的，这个工作日快结束的时候，又有两件事情火上浇油般一口气将整个事件送进了平流层。首先，有消息称派克州长正在接受眼球的紧急手术。其次，有人挖出一张大头照，证明那女人曾在1968年因卖淫被捕，不过既没有起诉也没有定罪。
这就太过分了。一个头版标题怎么可能放得下这么多美妙的细节？激进嬉皮妓女教师恶意袭击致盲派克州长！
新闻一遍又一遍播放视频中州长被打中的片段。他们将画面放大得满是粗糙的像素点，企图让所有人看见边缘锐利的石子是如何击穿州长的右眼角膜的。政论家就袭击的意义争辩不休，讨论它是否代表民主受到了威胁。有人称那女人为恐怖分子，有人说这证明了我们的政治讨论堕落到了什么程度，还有人说州长不计后果地拥护持枪，出这种事也是活该。有人将那女人和地下气象员或黑豹党相提并论。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发布声明称，要是派克州长带着他的左轮手枪，这种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电视主播背后，黑乎乎的人影依然在工作台前忙乎，但并不比今天早些时候更忙碌或更悠闲。
四十五分钟后，一名机灵的文案人员造出了“派克袭击者”[4]这个词，所有电视台都欣然采纳，放进他们为报道特别制作的标头之中。
女人被羁押在市中心的监狱里等待审问，目前无法发表任何评论。没有她的解释，当天的叙事成形于糅合了少许事实的观点和假设之上，产生的片面陈述在人们的脑海里逐渐扎根：这女人曾经是嬉皮士，现在是自由主义激进分子，仇恨州长到了预谋犯罪的地步，埋伏在公园里发动恶意袭击。
然而这套理论有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漏洞，那就是州长走进公园纯属临时起意，连他的安保队伍事先都一无所知。因此那女人不可能知道他会来，也就不可能埋伏在公园里了。但这个疑点淹没在了耸动的新闻报道之中，没有得到认真的调查。
2
萨缪尔·安德森教授坐在他狭小的大学办公室里，房间里黑洞洞的，电脑屏幕的辉光将他的面庞照成灰色。窗帘拉上了，毛巾堵住门底下的缝隙。他把垃圾桶放在了走廊里，免得夜班勤杂工进来打扰他。他戴着耳机，因此谁也听不见他在干什么。
他登入游戏，熟悉的启动画面上，半兽人和精灵族鏖战正酣。他听见铜管乐队演奏的音乐，欢欣鼓舞的战曲。他输入密码，这个密码设置得比银行账户密码还要用心和复杂。他进入《精灵征途》的世界，他不再是英文系助理教萨缪尔·安德森，而是精灵盗贼道奇，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回到了家。漫长的一天终于结束，终于回到家，和乐于见到你回家的人团聚，正是这种感觉让他日复一日地登入，每周游戏时间超过四十小时，精心打扮他的精灵角色，为今天这样一个夜晚做好准备：与网上的匿名伙伴集结，携手杀死某个凶恶的大家伙。
今晚的目标是一条巨龙。
他们身处地下室、办公室、光线昏暗的书房、隔间和工位、公共图书馆、学生宿舍和客房，从厨台上的笔记本登入，从呜呜排出热风、咔嗒作响的电脑登入，就好像有人在塑料电脑机箱里煎炸食物。他们戴上麦克风耳机登录，在游戏世界里现身，他们再次聚首，就像过去这几年的每个星期三、星期五和星期六。他们几乎全都住在芝加哥或芝加哥周边。他们玩的游戏服务器是遍布全世界的几千台服务器之一，位于芝加哥南城的一座前肉类加工厂仓库之中，基于延迟和反应时间的考虑，《精灵征途》总是把你放进最靠近登录地点的服务器。因此他们全都是货真价实的邻居，只是从没在现实生活中碰过面。
萨缪尔登入游戏，有人用语音打招呼：“嗨，道奇。”
嗨，他输入道。他从不在游戏里说话。他们以为他不说话是因为没有麦克风。其实他当然有麦克风，但他害怕万一他在做任务时开口，而走廊里恰好有同事经过，结果听见他说什么龙不龙的。因此公会对他毫无了解，只知道他从不缺席任何一个任务，另外就是他喜欢拼全字词，不使用已被接受的互联网缩略语。他真的会写“马上回来”而不是更常用的“brb”（be right back）。他会写“不在键盘前”而不是“afk”（away from keyboard）。其他人不清楚他为什么坚持这种与别人唱反调的不合时宜。他们以为“道奇”这个名字和棒球有关，但实际上他是在引用狄更斯[5]。没人看懂这个引用，萨缪尔因此觉得自己很聪明和高人一等——他需要用优越感来抵消羞耻感，因为他花了太多时间玩一个十二岁孩童也玩的游戏。
萨缪尔竭力提醒自己，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也玩游戏。每块大陆都有。一天二十四小时。每次他想到自己活成这个样子，难受得撕心裂肺，他就提醒自己，无论哪个时刻，《精灵征途》的在线人数都差不多等于巴黎总人口数。
他在现实生活中从不告诉别人他玩《精灵征途》，原因之一是他们说不定会问这个游戏在玩什么。他该怎么回答？屠龙和杀半兽人。
你也可以在游戏里扮演半兽人，那么目的就变成了杀精灵。
然而这就是要点，这就是情节，这就是基础设定，最本质的阴和阳。
他从精灵一级打起，花了近十个月打到九十级。一路上有过许多冒险，游历了几块大陆，认识了各种人物，找到宝藏，完成任务。打到九十级后，他创办公会，和加入公会的伙伴组队屠龙宰魔，不过主要杀的还是半兽人。哎呀呀，他杀了那么多半兽人。每次击中半兽人的颈部、脑袋或心脏，每次他将匕首送进半兽人的要害，屏幕上就会闪现“致命一击！”。每次发生这种事情，游戏里就会响起好玩的音效，半兽人的惊恐尖叫。他逐渐喜欢上了这个音效。他渴望听见这个音效。他的角色属性是盗贼，意味着他的特别技能包括偷盗、制造炸弹和隐身，他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潜行进入半兽人聚集的领地，在路上埋雷，等半兽人策骑经过就炸他们一个稀巴烂。然后他会劫掠敌人的尸体，搜集武器、钱财和衣物，只留下失败者赤裸裸的尸首。
这种事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引人入胜？他实在说不清楚。
今晚将是十二个全副武装的精灵对战一条龙，因为这条龙特别巨大。牙齿利如剃刀，还会喷火，浑身覆盖着厚如钢板的鳞片，要是你的显卡足够好，就能看得清清楚楚。龙似乎在睡觉，像猫似的蜷缩在遍地熔岩河的巢穴里——可想而知，场景设置在一座中空的火山内。龙穴的屋顶非常高，足以让一条龙飞来飞去，因为龙会在战斗的第二关跃入半空，绕着他们盘旋，朝他们头顶抛掷会爆炸的火球。这将是他们第四次尝试杀死这条龙；他们还没打穿过第二关。他们想杀死它是因为它把守着巢穴另一头成堆的财宝和武器，劫掠龙穴和劫掠半兽人一样令人心旷神怡。亮红色的岩浆如血管般在岩石地表下闪闪发亮。地表会在战斗的第三关，也是最后一关中裂开，但他们还没见过那幅景象，因为他们怎么都过不了闪避火球这一关。
“发给你们的视频都看过了吗？”任务领队问，这位精灵战士名叫庞纳吉。几个玩家的角色点点头。他用电子邮件发给大家的是其他公会成功击败这条恶龙的通关视频。庞纳吉希望他们看看其他玩家是怎么闯过第二关也就是空袭关的，秘诀似乎是不停移动和避免扎堆。
咱们上啊！！！斧人写道，他的角色正在虚操一面石墙。庞纳吉再次解释战斗要点，几个精灵原地跳舞。
萨缪尔用办公室电脑玩《精灵征途》是因为学校的网速比较快，能够将他在这种任务中的伤害输出提高两个百分点——通常如此，除非遇到网络阻塞，比方说学生一窝蜂地登记课程的时候。他在紧靠芝加哥北部的一所小型大学里教文学，主干道到这儿都会分出岔道，通往各种大型百货商店和办公园区，三车道的公路上塞满车辆，驾车的都是送孩子去萨缪尔那所学校念书的父母。
就是劳拉·波茨坦这种孩子——金发，有几粒淡淡的雀斑，穿紧身背心和热裤，背心上印着颜色鲜艳的图案，热裤的臀部位置印着各种字词，主修市场营销和商务沟通。而她今天恰好出现在萨缪尔的文学导论课堂上，交了一篇抄袭而来的文章，然后问她能不能离开。
“要是有测验，”她说，“那我就不走。但要是没测验，我就真的非走不可。”
“有急事吗？”他问。
“没，我主要是不想丢分。今天错过什么事情会扣分吗？”
“我们正在讨论阅读材料。说不定有什么你想知道的内容。”
“不参加会扣分吗？”
“不，应该不会。”
“那就好。我真的非走不可。”
他们在读《哈姆雷特》，萨缪尔凭经验知道今天肯定很难熬。学生会被文本的语言搞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他布置的小论文题目是分辨哈姆雷特思考中的逻辑谬误，连萨缪尔本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作业狗屁不通。他们会问为什么非得做这个，读这个古老的剧本。他们会问：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难道真有必要知道这些吗？
他对这堂课不抱任何希望。
每逢这种时刻，教授往往在想他曾经有多么风光。二十四岁那年，杂志刊登了他的一个短篇。不是随便哪份杂志，而是那份杂志。他们出了一期年轻作家的特刊。“二十五岁以下最优秀的五位作家，”他们是这么说的，“美国下一代的伟大作家”。他就是其中之一。那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结果也是他发表的唯一一篇小说。杂志上有他的照片、小传和了不起的文学成果。第二天，出版业的大人物打来了五十来通电话。他们想要他的其他作品。但他没有更多的作品了。他们不在乎。他签了一份合同，得到好大一笔钱，但他到现在都没动笔写那本书。那是十年前了，早在美国陷入如今的金融泥潭之前，早在房贷和银行业几乎粉碎世界经济之前。萨缪尔有时候觉得他的职业生涯和全球金融急转直下的走势差不多：回头再看，2001年夏天的美好时光仿佛一场令人愉快但异想天开的白日梦。
咱们上啊啊啊啊！！！斧人再次写道。他不再虚操洞穴岩壁，这会儿在原地蹦跳。萨缪尔心想：九年级，满脸青春痘的倒霉蛋，多动症，日后说不定会出现在我的文学导论课堂上。
“你们怎么看《哈姆雷特》？”今天劳拉离开后，萨缪尔当堂提问。
呻吟。皱眉。后排的一个小子高举双手，两根肉乎乎的大拇指齐齐指向下方。“太蠢了。”他说。
“根本说不通。”另一个孩子说。
“太长了。”又一个孩子说。
“太他妈长了。”
萨缪尔向学生提问是希望能激发讨论，随便什么讨论都行：你们认为幽灵是真的还是哈姆雷特的幻觉？你们认为乔特鲁德为什么那么快就再婚？你们认为克劳狄斯是坏人还是哈姆雷特性格糟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没有。毫无反应。他们只是傻乎乎地望着各自的大腿或电脑。萨缪尔对电脑无能为力，他没法关掉电脑。每一间教室的每一个座位都配备了电脑，寄给父母的所有宣传材料里必然会提到这一点：联网的校园！帮助学生为二十一世纪做好准备！但在萨缪尔看来，学校其实是在帮助学生为分神做好准备。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坐着假装学习。做出聚精会神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查看赛况、读邮件、看视频或发呆。说起来，这或许是学校在美式工作场所方面能教给他们的最重要的一堂课：如何安安静静地坐在位置上上网并保持精神正常。
“你们有多少人读完了整个剧本？”萨缪尔问，全教室二十五个人里只有四个举起手。他们的手举得缓慢而羞涩，因为完成了他布置的作业而感到尴尬。其他人好像在斥责他：轻蔑的眼神，软瘫的身体，都在宣布他们的百无聊赖。他们像是在把他们的冷淡归咎于他。要不是他布置了这么愚蠢的作业，他们也不会选择不去完成它。
“上！”庞纳吉说着，手持巨斧扑向恶龙。任务小队的其他人跟了上去，学着他们在电影里见过的中世纪战争狂呼乱喊。
在此要多说一句，庞纳吉是《精灵征途》的天才玩家。他是电子游戏的大师。今晚这十二个精灵里有六个由他同时操控。他有整整一个村庄的角色供他按战斗内容组合和匹配，这些人物形成了一整个自给自足的微型经济体系。他用一种先进得难以想象的技术同时操纵多个人物，这种技术名叫“多开多控”，也就是将多台联网电脑接到一台中央指令电脑上，他通过键盘和十五键游戏鼠标做出预先设置好的组合动作。庞纳吉对这个游戏可谓知根知底。他将《精灵征途》的秘密变成了自我思想的一部分，就像长在树篱旁的一棵树最终成为树篱的一部分。他屠戮半兽人，使出致命一击时总要高喊他的标志性台词：老子庞你一脸啊菜鸟！！！
战斗的第一关里，他们要当心的主要是甩来甩去拍打岩壁的龙尾。全体队员只需要上去砍龙和闪避龙尾，坚持几分钟，等龙的血条掉到六成，这时候龙就会腾空而起。
“第二关。”庞纳吉冷静地说，声音经过互联网的传输，变得像是来自机器人，“火球要来了。别站错位置。”
火球开始落向玩家。尽管很多人觉得这是个挑战，需要在履行战斗职责的同时躲过火球，但庞纳吉的六个角色都毫不费力地做到了，他们向左或向右轻轻挪动脚步，火球在几个像素外擦身而过。
萨缪尔努力闪避火球，但脑子里想的主要是今天他在课堂上搞的突击测验。劳拉离开后，他确定这个班级没有完成他布置的阅读作业，惩罚的心思油然而起。他命令学生就《哈姆雷特》的第一幕写一份不少于二百五十字的阐释。呻吟声此起彼伏。他本来没打算搞什么突击测验的，但劳拉的态度让他有了消极攻击的念头。这门课是文学导论，但她关心的不是文学，而是分数。在她眼里，重要的不是这门课的内容，而是它的产值。这让萨缪尔想起了华尔街的交易员，他今天会买咖啡期货，明天会抵押资产债券。重要的不是交易了什么，而是如何衡量交易。劳拉的想法就像这样，一个股票经纪人，只在乎能够量化的东西。她在乎的只有及格线和她的成绩。
萨缪尔以前会批改学生的论文，甚至用红笔勾画。他曾经教他们“放”和“躺”的区别，什么时候该用“那个”什么时候该用“那东西”，“效果”和“结果”有什么不同，“然后”和“然而”真的是两码事。等等等等。但有一天他在校门口的加油站给车加油，抬头看见加油站的牌子——“讯速进出”——他望着牌子，心想：
有什么意义呢？
说真的，你说实话，他们为什么非要知道《哈姆雷特》呢？
测验结束，他提前三十分钟下课。他累了。他面前是一群毫无兴趣的人，大多数只顾盯着电脑屏幕或手机，他觉得他体会到了可怜的哈姆雷特在第一段独白里的感受：缥缈如幻。他想消失。他希望自己的血肉能消融成一滴露水。这种事最近经常发生：他觉得他比自己的躯体更渺小，就仿佛他的灵魂开始萎缩，坐飞机会把扶手让给邻座，走在人行道上永远是他给别人让路。
这种感觉恰好符合他最近在互联网上搜索贝萨妮照片的行为——唔，过于明显，没法骗自己。每次他在做什么让自己感到内疚的事情时，他的念头就会转向贝萨妮，就最近而言，这几乎就是每时每刻了，一层又一层难以穿透的负罪感紧紧束缚着他的整个生活。贝萨妮——他最爱的人，他最对不起的人——据他所知，她依然住在纽约。一位小提琴家，参加过所有重要比赛，录制过个人专辑，进行过世界巡演。在网上搜索她就仿佛打开了他内心这个难控的闸门。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惩罚自己，几个月一次，从傍晚到深夜望着贝萨妮美丽的照片，她身穿晚礼服，抱着小提琴和大把玫瑰花，被爱慕她的乐迷团团包围，无论是在巴黎、墨尔本、莫斯科还是伦敦。
她会怎么看待现在的我？她当然会失望。她会认为萨缪尔根本没长大，还是那个在黑暗中玩游戏机的小男孩。还是他们刚认识时的那个孩子。萨缪尔想到贝萨妮的感觉就像其他人想到上帝时那样。换言之：上帝会如何裁断我？萨缪尔也有同样的念头，只是他把上帝换成了另外这个巨大的不在场之物：贝萨妮。有时候，假如他想得太久，就会掉进一个深渊，仿佛在一步一步地体验他的人生，就好像他不是在过自己的生活，而是在估量和品评某个人的生活，只是非常诡异和不幸，这个人凑巧就是他。
公会伙伴的咒骂将他拖回游戏里。精灵们正在迅速死去。巨龙在半空中咆哮，小队尽其所能释放远距伤害——箭、枪弹、飞刀，还有巫师徒手发出的闪电。
“道奇，火球朝你来了。”庞纳吉说，萨缪尔意识到他即将被击中。他向一旁飞扑。火球落在他身旁。他的血条几乎掉到零。
谢谢。萨缪尔写道。
欢呼四起，龙缓缓落地，第三关开始。刚开始的二十名战友只剩下几个：道奇，斧人，小队的治疗牧师，庞纳吉的六个角色里的四个。他们以前还从没打到过第三关。这是他们在这条龙身上打出的最佳战绩。
第三关很像第一关，但龙开始到处移动，撞破地面下的岩浆河，摇下洞顶能插死人的巨大钟乳石。《精灵征途》的大多数关底都是这么打的。考验的不是技巧，而是模式记忆和多线操作：你能不能避开脚下溅起的岩浆，躲过从洞顶坠落的岩石，盯着巨龙的尾巴，免得被它扫到，跟着巨龙在巢穴里跑动，不停用剑使出特定的十操作组合攻击技，得到最高的每秒伤害输出，尽快让龙的血条降到零，否则等它体内的十分钟计时器到头，就会进入狂暴模式，发疯般地干掉洞窟里的所有人。
殊死搏斗的紧要关头，萨缪尔觉得畅快极了。但事后没多久，哪怕胜利的是他们，压倒一切的失望依然会席卷而来，因为他们赢得的财宝只是数据，抢来的武器和盔甲只能帮他们走到这一步，因为随着玩家对这条龙的战胜率越来越高，开发者就会引入新的怪兽——更难杀死，守护着更高级的宝藏：一个永不结束的循环。不存在真正取胜的办法。他看不见尽头。有时候，游戏的空洞和虚无会自己显现出来，就像此时此刻，他望着牧师帮庞纳吉维持生命，巨龙的血条缓慢爬向零，庞纳吉大喊：“上啊上啊上啊！”他们即将取得史诗级的胜利，但萨缪尔心想，实际上发生的只是几个孤独男女在黑暗中猛敲键盘，向芝加哥地区的服务器发送电子信号，服务器处理后返回的一坨坨小小的数据。除此之外的所有东西——巨龙、龙穴、流淌的岩浆、精灵、他们的剑和魔法——都只是橱窗里的陈列品，虚假的表象。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他心想，哪怕他被龙尾拍死，坠落的钟乳石插死了斧人，牧师掉进熔岩裂缝，被烧成灰烬，只剩下一个精灵还活着，公会想赢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庞纳吉坚持活下去，耳机里响起了公会成员的欢呼声，龙的血条缓慢地降到百分之四、三、二……
有什么意义呢？萨缪尔心想，尽管他们离胜利只有咫尺之遥。
我在干什么？
贝萨妮会怎么想？
3
庞纳吉在黑洞洞的客厅里跳舞，动作像是橄榄球运动员触地得分后在球门区跳的各种舞步的大杂烩。他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个动作：双拳在身前画圈——好像叫“搅奶油”来着。
“庞纳吉牛屄！”有人高喊。精灵伙伴长时间地欢呼庆贺。赞美的叫声通过大型家庭影院隆隆震响。六台电脑的显示屏在用六个不同的角度展示龙的尸体。
他开始搅奶油。
他握拳挥舞，像在启动割草机。
还有那个下流的动作，像在拍打正前方很可能是屁股的物体。
精灵的鬼魂返回躯体，队友一个接一个从洞窟地面冒了出来，他们复活了，你会在电子游戏里死去，但永远不会真的死去。庞纳吉走到洞窟尽头搜刮战利品，分给公会伙伴——长剑、巨斧、板甲、魔法戒指。这么做让他觉得自己慷慨仁慈，就像在圣诞节打扮成圣诞老人一样。
其他人纷纷下线，他向每一个公会伙伴道别，感谢他们的绝佳表现，尽量挽留他们再多待一会儿，他们会抱怨说时间太晚了，明早还有正事要做，末了他会说是啊，确实该上床睡觉了。他会退出游戏，关闭所有电脑，上床合眼，然后意识就会开始闪现——又一次连续十二小时在《精灵征途》世界中狂欢之后，充满了精灵、半兽人和恶龙的幻觉片段在脑海里源源不断地倾泻而下。
他今天并不打算玩游戏，更没有要玩这么久的念头。今天应该是新健康食谱的第一天。今天是他开始良好饮食的第一天——水果、谷物、全蔬、精益蛋白质、无反式脂肪和精加工食品，适量，营养丰富而均衡，就从今天开始。全新的健康饮食生活习惯始于清晨剥开一颗巴西坚果，咀嚼几口并吞下去，因为根据他买的那本健康饮食书籍的说法，巴西坚果是“你再怎么吃也不为过的五种最佳食物”之一。那本书的续作、相关饮食方案及手机app通通倡导一种原始狩猎部落式的饮食——动物蛋白质和坚果占据了食物的大部分组成。他想象巴西坚果所富含的对心脏有益的脂肪、抗氧化物和综合营养素正在涌入身体，起到有益身体的效果，例如清除自由基和降低胆固醇，最好同时还能提升体力，因为今天他有那么多事情要做。
厨房迫切需要维修。台面开裂，边角卷曲。洗碗机去年春天就罢工了，垃圾处理机已经坏了一年左右，炉台上四个灶头里有三个无法点火。冰箱最近像是发了疯，冷藏区动不动就停止制冷，害得热狗、午餐肉和牛奶都腐败变质了，而冷冻区则三天两头过度制冷，把他看电视时吃的晚餐冻成了硬邦邦的冰块。厨具柜也需要清理，里面塞满了因为年代久远而发黄的各种微波炉餐具、被遗忘的小袋水果干、坚果或薯片，还有许多装药草和香料的圆柱形小容器，密密麻麻地垒了好几层，是他以前尝试健康饮食的证据。每次尝试都必须购买一整套新的药草和香料，因为随着时间流逝，上次认真尝试时购买的药草和香料已经在瓶子里脱水结块，无法使用了。
他知道他应该打开每一个储藏柜，扔掉所有东西，确保最遥远、最黑暗、最里面的角落也没有细菌和虫子栖息，但他并不是很想打开柜门查看有没有虫子，因为他害怕他会发现的东西——所谓的虫子[6]。因为假如柜子里有虫子，他就必须熏蒸灭虫，用塑料布遮盖各种物品，在别处腾出空间，制造一个所谓的“临时区”，用来堆放必需的物品（搭建橱柜的材料，硬木地板，新餐具，各种锤子、锯子、成盒的钉子、螺丝钉、PVC管道和彻底改造厨房所需的其他狗屁东西），然而环顾四周，他意识到这个想法有多么难以实现：比方说，客厅绝对不能有任何建筑垃圾，免得未来的某天晚上需要接待不速之客（也就是莉萨）。她肯定不会觉得成堆的工具和塑料管有什么诱人的浪漫气息；卧室也一样，同样不适合充当临时区，理由相同，虽说他不得不承认，莉萨有很长时间没来过了，主要是因为她坚持要和他在两人关系的这个新阶段里保持“距离”。话虽这么说，但她还是一样叫他开车送她上班，跑腿去各种小购物商场，因为离婚不等于他就能扔下没有驾照和车子的她自生自灭了，尽管他知道大多数男人都不会理会莉萨的要求，但他受到的教育不是这样的。
因此，唯一可行的临时区就只有备用卧室了，不幸的是这个愿望同样不可能实现，因为备用卧室已经塞满了各种杂物，扔掉它们是个连想都不能想的念头：成箱的高中奖状、奖章、奖杯、奖牌、证书，某处还有个写着一部小说的头几页的黑色皮面日记本，他向自己保证过，他很快就会抽出时间开始写作——因此他必须整理这些箱子，分门别类收拾好，然后才能清理出一块临时区，有了临时区，他才能翻新厨房，但前提是他真要开始全新的健康饮食计划。
另外，还有预算问题。也就是说，他该怎么为全新的健康饮食计划买单，尤其是他已经掉进了深不可测的债务深渊，因为他必须花钱养他的许多个游戏账号和新的智能手机。是的，假如你并不依赖于顺畅访问电子网络来谋生，那么购买一部四百美元的智能手机和不限短信、通话及流量的套餐无疑显得过于奢侈，尽管事实上购买这部手机后，他收到的绝大多数短信都来自手机制造商——问他对这次购买是否满意，向他推荐保险计划，鼓励他尝试公司的其他软硬件产品——除此之外的少数短信来自莉萨，说兰蔻专柜突然要她去一趟，或者她在兰蔻专柜提前下班或是要加班，或者是今天不需要他来接送，因为有“同事”邀请她“出去”。这些短信让他嫉妒得浑身颤抖，因为它们模棱两可得让人生气，他会蜷缩在沙发上啃着自己松脆尖锐的指甲，思考莉萨是否还忠于他。当然，他已经没有资格期盼莉萨还忠于他们的婚姻了，他明白离婚为他们的关系画上了句号，但他也知道她并没有转投入他人的怀抱，他依然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一部分的他认为，只要他对莉萨足够有用，提供足够多的帮助，出现足够多的次数，她就永远不会真的“离开他”，由此可证，他需要这部智能手机。
还有，无论他要开始什么样的正确饮食计划，这部手机上的膳食与锻炼应用都是必不可少的。他可以用这些app记录每天的饮食摄入，软件会分析他在热量和营养两方面的动态。举例来说，他记录下他在普通情况下一天内的饮食，据此设定某种“基准线”，用来精确对比他未来的健康膳食。软件说他早餐的三倍浓缩咖啡（加糖）共计一百大卡，午餐的六倍浓度拿铁咖啡和布朗尼又是四百大卡，而他每天的热量上限是两千大卡，因此还剩下不到一千五百大卡，意味着晚餐可以吃两包甚至三包冷冻美洋鲑鱼墨西哥卷，每包里都有切得整整齐齐、看似炸薯条的蔬菜馅料和一袋名叫“西南辣酱”的红色咸味调料，他往往会在调料里再加一小勺食盐（膳食应用说盐的热量为零大卡，他觉得这是味觉的巨大胜利），他总是狼吞虎咽地几口吃掉这些冷冻快餐，尽量忘记微波炉加热食品有多么不均匀，青椒烫得舌头生疼，而比较大的鲑鱼块依然冰凉，咬开时就像在啃湿树皮，整体而言口感差劲得简直难以置信，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用鲑鱼卷塞满冰柜，不仅因为包装上印着超级低脂，还因为7-11便利店总是给他五美元买十包的清仓大特价（限购十包）。
总而言之，手机应用分析他摄入的食物成分和营养素，对比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建议的重要维生素、酸类、脂肪类和其他成分的每日摄入量。假如他的饮食足够健康，那么结果图表就应该是一条平缓的绿线，但事实上那条线的颜色却像报警按钮一样鲜红，因为他严重缺乏维持器官健康所需的全部重要营养素。他不得不承认，最近他的眼球和发梢染上了令人惊恐的黄色，指甲变得越来越薄脆，经常啃着啃着就突然垂直劈裂到根部。最近他的指甲和头发完全停止了生长，有些地方开始后退甚至向后翻卷，以前戴手表的位置长出了几乎是永久性的皮疹。一方面，他每日热量摄入往往远不足两千大卡，另一方面，他也明白自己需要的健康饮食完全是另一种热量，也就是新鲜的天然有机食品提供的热量，但考虑到智能手机及捆绑的短信与流量套餐给每月信用卡账单带来的压力，那些食品对他来说昂贵得遥不可及。他明白其中的矛盾，花钱买一台教他如何健康饮食的机器却害得他负担不起健康饮食，这实在是个讽刺的结果。还有，对，手机及套餐是他用信用卡买的，信用卡的欠款正在令人痛苦地增长，付清的可能性就像大陆漂移似的逐渐远离。房贷按揭也一样，债务持续增加，因为地产经纪人几年前（当时芝加哥乃至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没有这么一团糟）说服他通过“负摊销抵押贷款”[7]的方式申请了新的房贷，当时让他发了一笔横财，他买了高清电视、几台高级游戏机和昂贵的家用电脑工作站，现在却成了巨大的财务灾难，按揭金额令人惊愕地不断上涨，而房屋价值已经崩溃，跌到了一个可怕的极低点，就好像他家经历了什么毁灭性的冰毒作坊爆炸。
他因此感到精神紧张，加上其他的财务和生活费问题，压力大得让他的心脏变得不太正常，悸动抽搐，就像有人从内部机械地敲打他的胸腔。正如莉萨说的：“没了健康，你就什么都没了。”他靠这句话来为自己辩解：他购买高级电子产品和电子游戏正是在帮自己减轻压力。
这正是今天的转折点。在他完成为新饮食计划做准备的种种琐事之前，他决定先完成他的另外一些琐事——《精灵征途》：每天必须完成的二十个任务，帮他获取非常酷的游戏奖励（例如能骑的狮鹫兽、巨大得难以想象的斧子、让他的角色四处走动的时候显得衣冠楚楚的套装）。这些任务——通常是杀死某个小敌人，跨越险恶地形送信，寻找丢失的重要小玩意儿——一日不断地连续四十天完成这些任务就能以数学上最优的时间解锁奖励。这本身就是一项奖励，因为每次成功做到就会焰火齐放，鼓乐大作，名字登上《精灵征途》最强玩家榜，联系列表里的所有人都会发来恭贺和赞美的留言。在游戏里，这个待遇就像婚礼上的新郎。庞纳吉控制的不是一个角色，他的角色加起来足够组成一支棒球队，等他的主角色完成二十项日常任务后，他还要为备用角色重复这些任务，因此他必须完成的每日任务有两百个左右——甚至更多，取决于他想让多少个备用角色升级。这意味着整个日常任务时间加起来要花他五小时左右；尽管他知道玩五小时游戏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超出了最高忍耐限度，但这五个小时于他仅仅是正式玩游戏前的先决条件，只是真正行动前的热身活动，是享乐开始前必须克服的小小障碍。
就这样，等磨人的每日任务结束，天已经黑了，连续五小时机械运动后，他的大脑只感觉眩晕和渺远，像便秘似的塞住了，他丧失了完成更高等级工作（例如购物和烹饪）所必需的注意力、驱动力和体力。于是他待在电脑前，用六倍浓度的拿铁咖啡和冷冰冰的墨西哥玉米饼补充体能，继续玩了下去。
到了此刻，他已经玩了那么久，他想睡觉，闭上眼却发现幻觉闪得更厉害了，睡眠离他还远着呢，因此庞纳吉只好下床，重新开机，看有没有哪个西海岸的玩家还在线，再开一盘任务。几小时后，他会登入澳洲的服务器，再次屠龙。然后凌晨四点，日本的铁杆玩家总算上线，他的运气终于来了，他会和他们组队，再杀两次恶龙，到最后杀龙带来的感觉不再是喜悦，而是例行公事甚至有点沉闷。往往在印度人现身的时候，幻觉平息成了麻木而模糊的一团，他觉得世界朦胧一片，就好像脑门离脸隔了将近一米远，但这会儿他睡不着，他需要时间来舒缓精神，于是他取出一张看了无数遍的DVD塞进播放器（他的想法是放着电影，他可以打打瞌睡，因为他太熟悉这部电影了，根本不需要过脑子），电影是他收集的大毁灭灾难片之一，地球在这些电影里被毁灭了无数次——陨石、外星人、地磁异常活动——没过十五分钟，他的意识就变得模糊。看到主角搞清楚政府一直在隐瞒事实，明白大难即将临头，这时候庞纳吉的大脑逐渐放空，回想这一天，茫然之间想到今天下午他正准备开始健康饮食，也许是因为到头来发现今天并不适合开始健康饮食而感到愧疚，他又剥开一颗巴西坚果，心想循序渐进也许更好，巴西坚果是他目前生活方式和未来健康饮食生活方式之间象征性的桥梁。他大脑放空，盯着电视的茫然双眼仿佛属于一条死鱼，他吞下咀嚼过的一团巴西坚果，望着足有加州那么大的石块落向地球，能够融化骨头的烈火扫灭万物，杀死人类，彻底湮灭一切。他从沙发上起身，外面已经是黎明时分，他思索着整整一天都去了哪儿。他跌跌撞撞地走进卧室，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泛黄发白的头发，眼球因为疲惫和脱水而充血。然后他爬上床，他不是“坠入梦乡”，而是一头扎进了突然吞噬一切的黑暗。在近乎昏迷的状态下，他努力留在脑海里的记忆是他在跳舞。
他想记住这种感觉：超验的喜悦瞬间。他第一次打败了恶龙。他的芝加哥伙伴都在欢呼。
然而，此刻能让他忘我跳舞的感觉却迟迟不来。庞纳吉努力想象他在跳舞，但感觉却很超然，就仿佛那是他很久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东西。按照此刻的感觉，他怎么都不可能搅奶油、发动割草机、拍打幻想中的屁股。
明天，他发誓。
明天将是新饮食计划的第一天，真正的、正式的第一天。今天也许只是真正开始新饮食计划那一天的热身、演习或排练，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那种生活很快就将开始，他会每天早早起床，吃一顿健康的早饭，修缮厨房，清理橱柜，去超市购物，远离电脑，整整一天都过得无懈可击。
他发誓。他保证。那样的一天必将改变一切。
4
“你认为我作弊？”劳拉·波茨坦说，她念大二，屡教不改的习惯性作弊者，“你认为我作弊？你认为我的论文是抄袭的？”
萨缪尔点点头。他想对整个局面露出哀伤的表情，就像不得不惩罚孩子的父母。我比你还要痛苦，萨缪尔想做出同样的表情，尽管内心根本没有这种感觉。内心深处，判学生不及格总是让他暗自欣喜。他不得不给他们上课，这就像是他报复的机会。
“能听我说一句吗？就一句？那—篇—论—文—我—没—有—抄—袭。”劳拉·波茨坦说的那篇论文几乎从头到尾都是抄袭的。萨缪尔之所以知道，是因为那套软件是这么说的。学校购买了这套极为出色的软件包，用来分析学生的每一篇文章，程序将文章与巨型档案库里的其他文章进行比较，档案库里包括了所有被分析过的文章。全国各地高中生和大学生写下的数百万字构成了软件包的大脑。萨缪尔有时候对同事开玩笑说，假如这套软件获得了科幻小说里的人工智能的智慧和意识，肯定会立刻冲去墨西哥坎昆岛度春假。
软件分析劳拉的论文后，发现百分之九十九的内容是抄袭的，除了署名“劳拉·波茨坦”之外，没有一个单词属于她自己。
复合问题
（即“既定观点问题”）
“我不知道那软件在发什么疯，”劳拉·波茨坦说。这位大二学生来自伊利诺伊州的绍姆堡，主修商务沟通和市场营销，身高一米五八上下，头发的暗金色在萨缪尔办公室阴郁的绿色光线下变得像是拍纸簿的浅黄色，白色薄T恤似乎是某个派对的宣传资料，那个派对举办时她肯定还没生下来，“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出故障。它经常出错吗？”
“你想说是电脑弄错了？”
“实在太奇怪了。我不明白。它为什么那么说？”
劳拉像是在风洞里吹过身子，头发干枯而蓬乱。她穿着一条磨破边的法兰绒短裤，比咖啡滤纸大不了多少，你很难假装没看见。她晒成古铜色的双腿同样吸引眼球。她脚上是一双拖鞋。毛绒玩偶拖鞋，卷心菜的黄绿色，因为在户外穿得太多，所以脚垫四周沾着一圈棕灰色的尘土。教授心想，她大概是穿着睡衣来办公室见他的。
“软件不会出错。”他说。
“你的意思是绝对？绝对不会出错？你说它永不犯错，没有缺点？”
教授办公室的墙上自然挂着他的各种文凭，书架上塞满了名字很长的书籍，昏暗的房间散发着典型的学者气息。办公室里有一把皮椅，劳拉此刻就坐在这把椅子上，一下一下地轻轻踢着她穿拖鞋的双脚。门上贴着《纽约客》的漫画。窗台上摆着几个小盆栽，他用一品脱的喷壶浇水。三眼打孔机。台历。印着莎士比亚的咖啡马克杯。一套高级钢笔。一幅完美的学者办公室图景。挂衣架，以备不时之需的粗花呢上衣。他坐在人体力学椅子上。劳拉正确地使用了“永不犯错”这个词，他一时间有点开心。办公室里的霉味或许是劳拉的睡眠体味，也可能是他自己的体味，昨晚他打《精灵征途》直到深夜，气味到现在还没有散掉。
“根据软件，”他看着劳拉论文的分析结果说，“这篇文章来自一个名为‘免费学期论文’的网站。”
“看见没？我就说吧！根本没听说过。”
萨缪尔这种年轻教授，还会打扮成或许会被学生视为“时髦”的样子。衬衫下摆垂在裤腰外，蓝色牛仔裤，某个时髦品牌的运动鞋。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好品位的表现，但也有人会认为这是内心软弱、缺乏安全感和走投无路的征兆。他偶尔会在课堂上说脏话，因此看上去并不古板。劳拉的法兰绒短裤印着红色、黑色和海军蓝的花格。她的T恤薄得出奇，有些褪色，不过很难说是因为穿过太多次还是生产商存心做成这样的。她说：“显然我不可能从网上复制什么傻乎乎的文章。我是说，没可能啊。”
“所以你想说这是个巧合。”
“我不知道电脑为什么那么说。实在太，怎么说，奇怪了？”
劳拉时常会提高句尾的声调，因此连陈述听上去也像疑问。萨缪尔发觉这个习惯和很多种口音一样，你很难不去模仿。他还发觉她在整个撒谎的过程中都能保持眼神接触和身体放松，这个本事真是了不起。说假话时人体会有许多不由自主的反应，但她一个都没有表现出来：她以正常节奏呼吸；坐姿放松而倦怠；双眼直视教授的眼睛，没有转向右上角，否则就会证明她在使用与创造与性关系密切的脑区；面部没有不自然地硬挤出表情，表情恰如其分地闪过面部，大体而言自然流畅，不像一般撒谎者那样，面颊肌肉企图机械地塑造出合适的表情。
“根据软件的分析结果，”萨缪尔说，“这篇论文三年前就提交给绍姆堡镇高中了。”他停顿片刻，等待这条消息沉入心底：“那不是你的老家吗？你不就是从那儿来的吗？”
窃取论点（即“循环论证”）
“知道吗？”劳拉在座位上动了动身子，收起一条腿，这大概是她第一个象征紧张的身体信号。她的睡裤实在太短，身体在皮椅里挪动时，你能听见肌肤与皮革摩擦的吱嘎声，或者是湿润皮肤剥离椅面的吸吮轻响，“我什么都不想说，但我真的觉得很受侮辱。都是什么事啊？”
“确实如此。”
“呃，是——吗？你问我有没有作弊？实在很，怎么说，没礼貌？”
劳拉的T恤衫，萨缪尔已经确定它是用染色剂或化学药品或紫外线或研磨工具人工做旧的了，正中央用蓬松的复古字体印着“拉古纳海滩派对，1990年夏”，背景是手绘的大海和一道彩虹。
“你不能随便说一个人作弊，”她说，“这是污名化。有人做过研究好不好？你越是说一个人作弊，他们作弊的总数就越多。”
作弊的次数就越多，萨缪尔希望她能这么说。
“再说你不该为作弊而惩罚一个人，”她说，“否则他们就只能继续作弊了。为了通过这门课？就好像”——她的手指在半空中画个圈——“恶性循环？”
劳拉·波茨坦总是在提早三分钟和迟到两分钟之间走进教室，永远选择最后一排靠左边角落的座位。在这个学期，有好几个男生曾缓慢地改变各自的选座习惯，逐渐靠近她的轨道，像软体动物似的从教室右侧爬向左侧。大部分会在她旁边坐两到三周，然后忽然一天蹿到了教室的另一头。他们像带电粒子似的碰撞和弹开，萨缪尔猜想在课外肯定没少上演性心理情节剧。
“你从来没写过这篇论文。”萨缪尔说，“论文是你在高中时买的，然后在我的课堂上又用了一次。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只有这个。”
劳拉收起了两只脚。腿从亮闪闪的皮革上剥开，发出湿漉漉的啵的一声。
诉诸同情
“太不公平了，”她说。她能够轻松流畅地挪动双腿，这象征着年轻人的柔韧性或认真的瑜伽训练或两者兼有，“你要我交一篇《哈姆雷特》的论文，我给你的就是啊。”
“我是要你写一篇《哈姆雷特》的论文。”
“我怎么知道？你有一堆稀奇古怪的规定又不能怪我。”
“不是我的规定。所有学校都有这些规定。”
“根本没有。我在高中用过这篇文章，得了一个A。”
“这就太糟糕了。”
“所以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对。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做不对？没人教过我这么做不对。”
“你当然知道这么做不对。你刚刚想撒谎骗我。要是你觉得你没做错，就不会撒谎了。”
“但我就喜欢撒谎啊。这是我的习惯。我忍不住。”
“那你该管管自己了。”
“但我不该因为同一篇文章被惩罚两次。既然我在高中已经因为抄袭被惩罚过了，那现在就不该再被惩罚一次。那不是，怎么说，双重控罪[8]吗？”
“你好像说过你在高中得了个A。”
“不，我没有。”
“我很确定你说了。我很确定你刚刚这么说了。”
“那只是个假设。”
“不，我记得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我最清楚。哼。”
“你又在撒谎吗？这会儿你正在撒谎吗？”
“没有。”
两人互瞪片刻，就像两个都在虚张声势的扑克玩家。这是两人最长的一次眼神接触。课堂上，劳拉几乎总是盯着大腿，也就是她放手机的地方。她觉得只要把手机放在大腿上，就能避开萨缪尔的视线。她不明白这种行为是多么显而易见。他没有在课堂上阻止她看手机，主要是为了能在学期末施舍“参与分”时折损她的成绩。
“呃，”他说，“无论如何，双重控罪不是这个意思。重点在于，你交作业的时候有个最基础的前提，那就是这是你的作业。你本人的作业。”
“是我的啊。”她说。
“不，不是，是你买的。”
“我知道，”她说，“所有权是我的，属于我。”
他忽然想到，假如他把这件事视为“外包”而非“作弊”，那么她说的还挺有道理呢。
错误类比
“其他人做的事情比我差劲多了，”劳拉说道，“我最好的朋友？她付钱给代数家教帮她做作业。我是说，这恶劣得多，对吧？她根本没受过处罚！为什么我要挨罚，但她不需要？”
“她不在我的班上。”萨缪尔说。
“那拉里呢？”
“谁？”
“拉里·布罗克斯顿？我们班上的？我很清楚他交给你的作业都是他哥哥写的。你没有处罚他。不公平。那要恶劣得多。”
萨缪尔想起了拉里·布罗克斯顿——大二，主修不明，玉米色平头，总是穿大码银光篮球短裤和单色T恤来上课，T恤上印着某个连锁服装品牌的标志，你能在全美国的尾货卖场里找到这个品牌——悄悄爬近劳拉·波茨坦但最后飞速逃离的诸多男孩中也有他一个。拉里·他妈的·布罗克斯顿，皮肤惨白，甚至带点恶心的菜色，就像切开的老土豆，企图留金色的小胡子和络腮胡，但可悲地，更像是脸上星星点点地撒了些面包屑。他有点驼背，性格孤僻而内向，出于某些原因，教授看见他就会想到只能在暗处生长的小型蕨类。拉里·布罗克斯顿，从没在课堂上发过言，脚生长的速度超过了身体发育的速度，因此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双脚就像是两条又大又平的河鱼，他总是穿着笨重的黑色凉鞋，萨缪尔很确定这东西只会出现在公共浴室和游泳池。也就是这个拉里·布罗克斯顿，每次教授在课堂上分出十分钟做“自由写作和头脑风景”时，他就会无所事事、漫不经心、无意识地抠挠生殖器。他和劳拉·波茨坦在一起坐了两个星期，几乎每天下课往外走时都会逗得劳拉哈哈大笑。
滑坡谬误
“我只是在说，”劳拉继续道，“假如你要判我不及格，那你就得判所有人不及格了。因为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然后你就不没人可教了。”
“没人可教。”他说。
“什么？”
“然后你就没人可教了。不是不没人。”
劳拉瞪着他，要是有人用拉丁文和她说话，这个表情倒是挺好用。
“双重否定等于肯定，”他说，“不和没。”
“随便你。”
他知道纠正别人的口语文法是个缺乏风度且居高临下的坏习惯。就像在派对上批评其他人不够博学——真别说，萨缪尔入职的第一周就遇到了这种事，他去院长家吃饭，就是让大家认识一下你的那种员工餐会。院长女士在一步登天坐上如今的行政管理宝座前，曾经是英文系的一名成员。她通过典型的捷径铸造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了解一个极小领域内的所有细枝末节（她的领域是瘟疫期间关于瘟疫的文学作品）。吃饭时，她问他对《坎特伯雷故事集》某个特定段落的看法，他一时语塞，于是她说，声音稍微有点响：“你没读过？呃，哎呀呀，我的天哪。”
不当结论
“还有？”劳拉说，“我认为你搞课堂测验真的很不公平。”
“什么测验？”
“你搞的课堂测验啊？昨天？《哈姆雷特》？我问你今天有没有测验，你说没有。然后一转头就搞了个测验。”
“那是我的特权。”
“你骗了我。”她说，受到伤害的哀痛语气来自千百部八点档电视剧。
“我没有骗你，”他说，“只是改变了主意。”
“你没有对我说实话。”
“你不该逃课。”
拉里·布罗克斯顿到底为什么特别惹萨缪尔生气？每次看见他们两个坐在一起、笑成一团、一起回去，他为什么会产生切实的生理性厌恶？部分原因是他觉得那小子一文不值——他的衣着方式，他漫不经心的无知态度，他地包天的长相，他在课堂讨论时沉默得像是一堵墙，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他这坨有机质对课堂和整个世界都毫无贡献。是的，这些因素让萨缪尔烦恼和气愤，气愤又被成倍地放大，因为他知道劳拉会允许这小子对她动手动脚。允许他触碰她，主动摩挲他坑坑洼洼的皮肤，允许他皲裂的嘴唇贴上她的嘴唇，允许他、他的双手、他那咬得参差不齐、渗着紫红色黏液的指甲抚摩自己。她甚至会走进他肮脏的宿舍，闻着臭汗、隔夜披萨、泥垢和陈尿的气味，主动帮他脱掉大码的篮球短裤，她会主动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不会因此感到痛苦，而萨缪尔正因此而为她感到痛苦。
后此谬误
“不能仅仅因为我逃课，”劳拉说，“就判我不及格啊。实在太不公平了。”
“判你不及格不是因为你逃课。”
“我是说，只是一节课而已。你没必要这么，怎么说，炸毛吧？”
更让萨缪尔痛苦的是，他觉得劳拉和拉里能走到一起多半是因为他们都讨厌他，他就像两人之间的胶水，他们都觉得他无聊而乏味，这件事足以构成闲聊的话题，能够填补耳鬓厮磨之间的空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他的错。他的课堂上正在上演一部性爱惨剧——后排，左侧——萨缪尔觉得他必须为此负责。
诉诸中庸
“咱们这么办吧，”劳拉忽然坐直，弯腰凑近他，“我承认我抄论文不对，你承认你突击测验不对。”
“好。”
“所以咱们折中一下，我重写论文，你让我补考。皆大欢喜。”她摊开手掌，抬起胳膊，微笑道，“就这样！”
“这算什么折中？”
“我看咱们就别讨论‘劳拉有没有作弊’了，开始讨论‘该怎么向前走’吧。”
“所有好处都让你占了，这个不叫折中。”
“但你的愿望也满足了啊。我完全为我的行为负责。”
“怎么负责？”
“我说了啊。就说”——她竖起手指做个引号手势——“我完全为我的行为负责”——引号完。
“你为你的行为负责，做法应该是面对后果。”
“你的意思是判我不及格。”
“我的意思，对，就是不及格。”
“但这太不公平了！你不能既判我不及格又要我完全为我的行为负责。只能二选一。这样才对。还有一点你知道吗？”
转移注意力
“我甚至都不需要这门课。我甚至都不该上这门课。现实生活中，我什么时候会需要这些鬼东西？什么时候会有人问我懂不懂《哈姆雷特》？这种东西什么时候会变成关键信息？你能告诉我吗？啊？告诉我，什么时候我非得知道这些事情不可？”
“和我们讨论的事情无关。”
“不，非常有关。不可能更有关了。因为你做不到。你说不上来我什么时候会需要这种信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答案是我不可能需要。”
萨缪尔知道她说的多半没错。让学生在《哈姆雷特》里寻找逻辑谬误实在愚不可及。然而自从某位教务长掌权后，信誓旦旦地要在所有课程中推广自然科学和数学（原因是我们必须引导学生进行这些方面的训练，否则怎么可能和中国人竞争？大致如此吧），因此萨缪尔每年都要在述职报告里描述他如何在文学课上推广数学。教逻辑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姿态，此刻他只后悔自己教得不够透彻，因为若是他没数错，这次谈话进行到现在，劳拉大概已经犯了十种逻辑谬误。
“听我说，”他说，“又不是我逼你选这门课的。没人强迫你坐在这儿。”
“不，你强迫了。你们都强迫我坐在这儿读什么傻乎乎的《哈姆雷特》，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用得上它！”
“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退课。”
“不，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
诉诸冗赘
“这门课我不能不及格，因为我需要人文学科的学分，这样我的秋季课表就能选统计和微观经济学了，这样我明年夏天需要实习学分的时候就能领先一步了，这样我就能在三年半之内毕业了，我必须在三年半之内毕业，因为我父母存的学费基金不够四年了。以前基金里有很多钱，但他们不得不用了一部分请离婚律师，他们解释说‘每个家庭成员在这个艰难时刻都必须有所牺牲’，而我的牺牲就是要么贷款念完最后一个学期，要么麻溜地提前毕业。所以要是你逼我重修这门课，我的整个计划就完蛋了。我老妈离婚后本来就过得不好，但现在又发现一个肿瘤？在她的子宫里？医生下周要动手术摘掉？我必须每周回一次家，为了引号陪护她引号完，但我们从头到尾只是和她那群傻朋友玩骰子游戏。我奶奶一个人住，自从爷爷去世后她变得很糊涂，不知道哪天该吃什么药，照顾她成了我的责任，我要给她装好一周七天的药盒，否则吃错药她就会昏迷什么的。我不知道下周谁能去照顾奶奶，因为我要做三天社区服务，这件事也很傻，因为那个派对上所有人喝的都不比我少，但只有我因为公共场合醉酒被捕，第二天我问警察凭什么因为公共场合醉酒逮捕我，他说我站在马路中央大喊‘我醉得不行了！’，但我根本不记得我这么做过。这还不算完，我的室友是头猪，一个懒婆娘，每天偷我的健怡可乐，不给我钱，连一声谢谢都不说，每次我打开冰箱就又少了一罐健怡，她把她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还想给我健康饮食的建议。她是个一百一十多公斤的肥婆，但她自认是什么节食天才，因为她以前体重将近一百六十公斤，一开口就是请问你有没有减掉过五十公斤的经历？然后我说我从来都不需要，但她没完没了唠叨她怎么减掉了超过五十公斤的肥膘，自从走上减肥之路就彻底改变了人生，反正哇啦哇啦减肥之路这个减肥之路那个。她实在太烦人了，她在墙上贴满了减肥日程表，我连一张海报都贴不下，因为我好像是支持她的一分子？好像我的任务就是问她有没有完成今天的卡路里燃烧任务，假如完成了就恭喜她，不把引号自毁食物引号完带回来诱惑她，明明是她的问题，受到惩罚的却是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还是照做了，尽管我爱吃，但从不买玉米片零食和果酱馅饼，也不买小包装的斑马蛋糕，因为我想当个积极的好室友，我唯一允许自己买回来的就是健怡可乐，恐怕也是我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事实上她一口也不应该喝，因为她说在走上减肥之路前，碳酸饮料是她的食物双煞之一，但我说健怡可乐一罐只有两卡热量，喝就喝了没问题的。还有——哦，对了——我老爸上周在一个泡泡派对上被人捅了。虽说他现在没事了，但我发现我很难在学校里集中注意力，因为他被捅了啊，再说他妈的他为什么会去参加泡泡派对啊，这个问题他完全拒绝回答，我一问他就当我是我老妈，开始装聋作哑。我男朋友在俄亥俄州上大学，动不动要我拍几张下流照片发给他，因为他说这样他就不会去想身边的漂亮姑娘了，我担心要是我不发给他，他就会去和某个俄亥俄小婊子睡觉，那岂不成了我的错？所以我只好拍照片，我知道他喜欢姑娘剃光光，我愿意为他这么做，结果我长了好多红色小疙瘩，又痒又难看，有一个还感染了，你想象一下我走进卫生室，向一个九十岁的老护士解释说你剃阴毛的时候刮破了自己，所以需要开个药膏吗。我还没说完呢，我的自行车轮胎瘪了一个，厨房的一个水槽堵了，淋浴房里到处都是我室友恶心的头发，粘在我的薰衣草香皂上，我老妈送走了我们的比格犬，因为她现在承担不了这个级别的责任，我们的冰箱里全是低脂火腿块，放了三个星期，都有味儿了，我最好的朋友刚堕胎，我的网断了。”
诉诸情感
不用说，劳拉·波茨坦已经哭了起来。
假两难推理
“这下我只能退学了！”劳拉哀号道，把每个字用单调的哭腔喊出来，全都挤在一起，“得到一个F，我就会失去财务支持，就付不起学费，就只能退学了！”
此刻的问题在于，萨缪尔只要看见别人哭泣就会产生哭泣的欲望。从记事以来，他就是这个样子了。他觉得自己像托儿所的婴儿，用哭泣换取其他婴儿的同情。他觉得当着其他人的面哭泣是袒露缺陷和脆弱的行为，见到别人这么做他会觉得羞耻和尴尬，反过来又触发了本人的羞耻和尴尬，孩童时的自我厌恶层层叠加，他长成了一个巨型的爱哭鬼。每次看见别人哭泣，心理医生对他的所有治疗和童年时的所有矫正措施就会冲上萨缪尔的心头。就好像他的身躯化作了一个大大的未愈合的伤口，一丝最细微的风也会给肉体带来伤痛。
劳拉哭得无拘无束。她没有克制哭泣，反而像是用哭泣把自己包裹住了。这是一场全面的哭泣，涕泗横流，伴随着标准的吸鼻子和打嗝式换气，整张脸向内收缩，面颊和嘴唇被拉紧，像是在做龇牙咧嘴的皱眉表情。她眼睛通红，面颊闪烁泪光，一小团黏液可怖地悄悄爬出左鼻孔。她拱着肩膀，瘫坐在椅子里，盯着地面。萨缪尔觉得他离跟着哭只差最后十秒了。他无法忍受眼看着别人哭泣。因此同事或远亲的婚礼对他来说会是一场灾难，因为他哭泣的样子与他和新郎新娘的亲近程度完全不成比例。去电影院看催泪电影也是个问题，尽管他看不见其他人哭泣，但他能听见他们在抽鼻子、擤鼻涕和急促呼气，据此从他脑子里浩瀚的哭泣场景档案里推断出每一个人的哭泣种类，然后亲自上阵“尝试”。要是他凑巧在约会，而他又对约会对象的情绪状况无比敏感和关注，他最担心的莫过于她也许会靠过来寻求安慰，却发现他哭得比她伤心十倍不止。
“我还要退还所有奖学金！”劳拉哭喊道，“要是你判我不及格，我就只能退还奖学金了，我家会破产，流落街头，饥寒交迫！”
萨缪尔知道这是谎言，因为奖学金并没有这样的规定，但他无法开口，因为他在拼命遏制哭泣。冲动已经爬进喉咙，正在攥紧他的喉结，小时候天崩地裂疯狂哭号的记忆席卷而来，他毁掉的生日派对，半途被打断的家庭聚餐，全班同学震惊地坐在那儿，默默地望着他跑出教室，饱含寓意的恼怒叹息，来自老师、校长和他母亲，尤其是他母亲——唉，他母亲多么希望他别再哭了，她站在那儿尽量安抚他，在他发作时按摩他的肩膀，用她最温柔的声音说“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完全不明白让他哭泣的正是她对他哭泣的关注和理解，这反过来又让他哭得更凶了。他能感觉到冲动已经顶住喉咙，于是他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在脑海里念叨“我能控制住，我能控制住”。这个办法暂时有用，直到他的肺部感到灼痛，乞求得到氧气，他觉得眼睛像是被榨尽油的橄榄，因此他必须在两个选项里选一个，要么在劳拉·波茨坦面前肆无忌惮地迸发出一声啜泣（尴尬得难以想象，完全暴露他的弱点），要么使出大笑的把戏，这是他的高中辅导员教他的：“哭泣的反面是大笑，假如你想哭，那就大笑，两者会互相抵消。”这个办法当时听起来很可笑，但事实证明，在无可救药的情况下还颇为有效。他知道现在只有大笑才能避免一场天崩地裂的号啕大哭。他没怎么考虑此刻大笑代表着什么，只知道无论怎样都比大哭要好一万倍，因此看着可怜的劳拉（弯腰驼背，痛哭流涕，显得脆弱而痛苦）边哭边说：“明年我就没法回来上学了，我会变成一个穷人，无家可归，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做什么。”萨缪尔的回应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人身攻击
这恐怕是个错误的决定。
他看见了大笑对劳拉表情造成的影响，先是诧异和惊讶如涟漪般逐渐扩散，但立刻就凝固成了愤怒甚至憎恶。他笑得那么肆无忌惮和缺乏诚意，堪比动作电影里疯狂的邪恶天才，他明白这种笑法实在很残忍。劳拉的坐姿变得僵硬、戒备而警醒，表情冰冷，哭泣的一切征兆都烟消云散。不必强调这个变化有多么迅速。萨缪尔想起卖场里袋装蔬菜标签上的一个短语：速冻。
“你为什么这么做？”她问，声音冷静淡漠得异乎寻常。这是一种濒临失控的怪异态度，有着危险的锋刃，就像一名黑帮刺客。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她打量萨缪尔的面容，这个瞬间漫长得令人痛苦。鼻孔底下的那滴鼻涕已经消失。她的转变真是无与伦比，她哭泣过的肉体证据通通不见了。连面颊都是干的。
“你嘲笑我。”她说。
“对，”他说，“是的。”
“你为什么嘲笑我？”
“对不起，”他说，“这么做不对。我不应该的。”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我不恨你。说真的，劳拉，我不恨你。”
“为什么所有人都恨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不，没有的事，不是你的错。所有人都喜欢你。”
“他们不喜欢我。”
“你非常讨人喜欢。所有人都喜欢你。我喜欢你。”
“真的？你喜欢我？”
“是的。非常。我非常喜欢你。”
“你保证？”
“我当然喜欢你。对不起。”
此刻的好消息是，萨缪尔不再担心他即将痛哭流涕，身体放松下去，向劳拉露出他特有的无力微笑，他的感觉好极了，局势已经平定，回到一个从情绪角度来说均衡而中立的水平上，他觉得他们刚刚携手闯过了一片变幻莫测的狗屎海洋，就像两个好战友，或者是飞机邻座，而这架飞机刚穿过了一团极其糟糕的湍流。他觉得和劳拉有了同志情谊，于是他微笑着点点头，甚至使了个眼色。此刻他觉得特别放松，因此真的使了个眼色。
“哦，”劳拉说，“哦，我懂了。”她跷起腿，向后一靠，“你看上我了。”
“你说什么？”
“我早该知道的。明摆着啊。”
“不，我认为你弄错了——”
“没关系。不是第一次有老师爱上我了。挺好玩的。”
“不，说真的，你弄错了。”
“你非常喜欢我。你亲口说的。”
“对，但不是那种喜欢。”他说。
“我知道接下来是什么。陪你睡觉，否则就不及格。对吧？”
“你扯得太远了。”他说。
“你从一开始就是这么盘算的。整件事的目的就是要睡我。”
“不！”他怒道，感觉到了这个指控带来的刺痛，受到指控总会让你觉得（哪怕你是清白的）有点负罪感。他起身走过劳拉，打开房门说：“现在你该走了。我们谈完了。”
稻草人谬误
“你知道你不能判我不及格，”劳拉说，完全没有起身离开的意思，“你不能，因为有法律规定。”
“这次会面结束了。”
“你不能判我不及格，因为我有学习障碍。”
“你没有学习障碍。”
“我有。我很难集中注意力和赶上截止期，我没法阅读，也没法交朋友。”
“不是真的。”
“是真的。你去查查看。我的档案里有记录。”
“你的学习障碍具体是哪一种？”
“他们还没给它起名。”
“还真是方便。”
“《残疾人法案》要求你向被确诊为学习障碍的学生提供特别照顾。”
“劳拉，你不费任何力气就能交到朋友。”
“不，不行，我没有交到任何朋友。”
“我看见你一直有朋友的。”
“没一个长久的。”
萨缪尔不得不承认这是真的。此刻他只想对她说点刻薄话。某种侮辱，拥有足够的修辞学分量，可以抵消她声称他看上了她的指控。假如他能深深地伤害劳拉的感情，假如可以足够强烈地侮辱她，那么她的指控就无效了。假如他能说出一句特别刻薄的话，那他就不可能看上她，这是他的逻辑。
“你认为你应该享受，”他说，“什么样的照顾？”
“通过这门课。”
“你认为颁布《残疾人法案》是为了保护作弊者？”
“那就让我重写论文。”
“你具体得了哪一种学习障碍？”
“我说过了，他们还没给它起名。”
“‘他们’是谁？”
“科学家。”
“所以科学家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
“对。”
“有什么症状？”
“哦，非常可怕的症状。每一天都，怎么说，像活在地狱里？”
“展开讲讲，有什么症状？”
“好吧，随便你，我在大多数课堂上过了差不多三分钟就没法集中精神了，我通常不听教导，从不记笔记，记不住人名，有时候我把一张纸从头读到尾却不知道它在说什么。我总是忘记我读到了什么地方，有时候会一跳四行，自己甚至都不知道，大多数图表在我眼里毫无意义，我非常不擅长解谜，有时候让我记东西我会真的头疼。哦，有时候我想说这个结果却说了那个，我写字比狗爬还难看，我一直不会拼aluminum这个词，我不知道‘躺’和‘放’有什么区别，有时候我对室友说我一定会打扫房间里我的那一侧，但其实根本不想做这件事。我在车上总是很难判断距离。我根本没法告诉你正北在哪儿。我听别人说‘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去年一年就丢了八次手机，遇到了十次车祸。每次我打排球，球都会打中我的脸，虽然我根本不希望它打中我。”
“劳拉，”萨缪尔感觉到他的时候到了，感觉到侮辱正在聚集和冒泡，“你没有学习障碍。”
“不，我有。”
“不，”他说，演戏似的暂停片刻，决定要非常缓慢而仔细地说出接下来的这句话，以确保对方能完全听清和理解，“你只是不太聪明。”
恐吓论据（即“诉诸威胁”）
“真不敢相信你居然会这么说！”劳拉说，她站了起来，把包拿在手里，准备愤怒地冲出他的办公室。
“是真的，”萨缪尔说，“你不太聪明，为人也不太好。”
“你不能这么说！”
“你没有学习障碍。”
“我可以让你被开除！”
“你需要知道这个。总得有人告诉你。”
“你太粗鲁了！”
萨缪尔发现其他教授开始注意到这番吼叫了。走廊里的房门纷纷打开，一个个脑袋探了出来。有三个学生席地而坐，书包放在身旁，估计正在做集体作业，此刻也抬起头盯着他。羞耻厌恶的本能陡然启动，片刻之前还能感觉到的勇敢荡然无存。他再次开口，音调低了三十分贝，而且有点怯懦。
“我看现在你该出去了。”他说。
富贵论据（即“诉诸富贵”）
劳拉跺着脚从他的办公室冲进走廊，转过身对教授吼道：“我付了学费！我付了真金白银！我付了你的工资，你不能这么对待我！我父亲向这所学校捐了很多钱！比你一年挣的都多！他是律师，他会起诉你！你把这事闹到另完全一个层次去了！我会要了你的命！”
说完，她再次转过身，跺着脚向前走，拐了个弯，消失了。
萨缪尔关上门。坐下。盯着窗台上的盆栽——可爱的栀子花这会儿显得有点蔫。他拿起喷壶朝它喷了几下，喷壶发出嘎嘎轻响，有点像一只非常小的鸭子。
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他此刻很想哭。劳拉·波茨坦说不定真能让学校开除他。他的办公室里有股臭味。他在浪费生命。还有，天哪，他多么痛恨另完全一个这种说法[9]。
5
“你好？”
“你好！请问能找一下萨缪尔·安德烈森—安德森吗？”
“我就是。”
“安德烈森—安德森先生。我很高兴能找到你。我是西蒙·罗杰斯——”
“其实叫我安德森就好。”
“先生？”
“萨缪尔·安德森。就是安德森，加上前一半很拗口。”
“好的，先生。”
“您是哪位？”
“我正要说，先生，我是罗杰斯与罗杰斯律师事务所的西蒙·罗杰斯。我们事务所在华盛顿特区。也许您听说过我们？我们专精于备受关注的政治动机罪案。我代表您母亲打电话给您。”
“你说什么？”
“您肯定明白，备受关注的罪案往往具有左翼色彩，以伸张正义为目标。我想说的是，您听说过用铁链把自己锁在树上的那些人吧？他们就是我们的客户。举例来说，还有针对捕鲸船采取的某些行动，录像后在有线电视上播放——这就是我们最拿手的案子了。还有找共和党官僚吵架，放在网上让几百万人观看，你懂我的意思吧？我们为政治参与家辩护——当然了，保证足量的媒体曝光。”
“你刚才好像说我母亲怎么了？”
“哦，对，先生，你母亲。州政府对你母亲提起诉讼，先生，我为她辩护，你看，案子是我们从芝加哥公共辩护人办公室接过来的。”
“州政府的诉讼？”
“我将在法庭和媒体两方面代表她的利益，至少在资金用完前如此，这件事我们以后恐怕要深入讨论，但今天不需要，刚认识就谈钱未免太庸俗了一点。”
“我没听懂。什么资金？她为什么会上媒体？她叫你打电话给我？”
“这些问题里，先生，您希望我先回答哪一个？”
“到底发生了什么？”
“呃，先生，如你所知，先生，你母亲被控袭击和伤害他人。由于，呃，咱们实话实说，证据压倒性地不利于她，先生，她恐怕只能认罪和协商轻判了。”
“我母亲袭击了别人？”
“呃，哦，好吧，咱们从头说。我还以为你已经听说了呢，先生。”
“听说什么？”
“你母亲的事。”
“我怎么会知道我母亲的什么事？”
“上电视新闻了。”
“我不看新闻节目。”
“本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全国电视台、报纸、通讯社都报道了，还有很多喜剧节目和脱口秀也在说。”
“我肏。”
“还有，先生，互联网。这次袭击在互联网上流传极广。网络媒体你也不看的吗？”
“什么时候的事情？”
“前天。不妨说她已经达到了病毒传播的程度，先生，网络热搜的程度。”
“她袭击了谁？”
“谢尔顿·派克，先生。怀俄明州的谢尔顿·派克州长。你母亲袭击了他。用石块。多块石块，先生。投掷石块。”
“开玩笑吧？”
“庭审的时候我肯定不会称之为石块。多半会说石子儿，或者小石子，其实我觉得砾石大概更恰当。”
“你在骗我。你到底是谁？”
“我前面说过了，先生，我是罗杰斯与罗杰斯事务所的西蒙·罗杰斯，你母亲在等待开庭。”
“因为袭击了一名总统候选人。”
“严格地说，目前还不是候选人，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所有的新闻频道白天晚上都在播这个消息。你没听说？”
“我很忙。”
“你只带一门课，文学导论，先生，每周两节，每节一小时。希望你不会觉得我过于冒昧或者手伸得太长，先生，但贵校网站上就登着呢。”
“我明白。”
“因为从这件事爆发到现在，你有差不多四十个小时的闲暇时间，先生，我不禁要想，你的这段时间都花到哪儿去了？”
“我在电脑上。”
“这台电脑联着互联网，对吧？”
“我一直在，你知道的，写作。”
“这会儿的国民情绪，怎么说呢，就像‘求你了，咱们能说点除了费伊·安德烈森—安德森之外的话题吗？’，已经过饱和了，我不得不说。因此我觉得很诧异，你居然对此一无所知，而且事情还和你母亲有关。”
“我们并没有联系，她和我。”
“媒体给她起了个好记的名字：派克袭击者。她算是出名了。”
“你确定那是我母亲？听着不怎么像她。”
“你是萨缪尔·安德烈森—安德森对吧？这是你的正式全名吧？”
“对。”
“你母亲是费伊·安德烈森—安德森，对吧？”
“对。”
“她住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对吧？”
“我母亲不住在芝加哥。”
“那她住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二十年没和她说过话了！”
“因此你不知道她目前的住址，先生，我说的对吗？”
“对。”
“因此她有可能住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应该吧。”
“因此这位被羁押的女士有可能确实是你母亲，这就是我想说的重点，目前她的住址并不重要。”
“而她袭击了州长——”
“咱们还是别用这么强烈的字眼为好。不是‘袭击’，而是通过象征性地抛掷砾石以行使第一修正案赋予她的权利。我听见了敲键盘的声音，所以你是不是正在网上搜索？”
“我的天。到处都是啊！”
“一点不错，先生。”
“还有视频？”
“已经被观看过几百万次了。还有人重新混音和剪辑，制作成了一首很好玩的嘻哈歌曲。”
“真是不敢相信。”
“不过，先生，那首歌你就略过别听了，至少等事情平息一点再说。”
“我看见有一篇社论拿她和基地组织相提并论。”
“是的，先生。非常肮脏。他们在新闻里说的话，那真是可怕。”
“他们还说了什么？”
“这个嘛，还是你自己去看比较好。”
“举个例子给我听听。”
“紧张情绪，先生，你要知道，紧张情绪和暴民激情正在逐步升高。因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案件有政治动机。”
“他们到底说什么了？”
“她是嬉皮激进派恐怖分子妓女，先生，允许我引用一个非常低级但很有代表意义的例子。”
“妓女？”
“嬉皮激进派恐怖分子，对，你没听错，先生，妓女。请允许我说一句，她受到了恶毒的诋毁。”
“为什么说她是妓女？”
“她曾因卖淫被捕，先生，在芝加哥。”
“你说什么？”
“被捕，但没有受到正式指控，先生，我必须补充一句。”
“在芝加哥。”
“对，先生，芝加哥，1968年。你出生前，中间隔了好几年，足以让她回归正轨并皈依上帝，这一点我肯定会在法庭上着重提出。当然了，我说的卖淫就是性交易。”
“呃，你看？这不可能啊。1968年她根本不在芝加哥，而是在艾奥瓦州。”
“根据官方记录，1968年年末的三个月期间，先生，她待在芝加哥，也就是上大学的那段时间。”
“我母亲根本没上过大学。”
“她没有从大学毕业，但在1968年秋季学年进入了芝加哥的一所大学就读。”
“不，我母亲在艾奥瓦长大，中学毕业后就待在了那里，等我父亲退役回家。她根本没离开过老家。”
“官方记录不是这么说的。”
“她没有离开过艾奥瓦，直到，怎么说，1980年代。”
“根据官方记录，先生，1968年她曾积极参与反战活动。”
“行了，这完全就不可能嘛。我母亲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我必须告诉你，先生，事实如此。有照片。有影像证据。”
“认错人了。肯定搞混了。”
“费伊，原姓安德烈森，1950年出生于艾奥瓦州。要我念一下她的十位社保号码吗？”
“不要。”
“因为我有她的号码。”
“不要。”
“所以可能性就非常高了，先生。我想说的是，除非你拿得出相反的证据，或者有某个极其荒谬的巧合玩弄了我们，否则这位被羁押的女士恐怕就是你母亲。”
“随便你。”
“极有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确定。在合理的怀疑范围之外。板上钉钉，无论你多么不愿意相信。”
“我明白了。”
“这位被羁押的女士即为‘你母亲’。这方面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可好？”
“好。”
“如我所说，你母亲恐怕不可能得到无罪判决，对她不利的证据可以称之为确凿无疑。我们能做的，先生，就是寄希望于认罪和轻判。”
“我看不出你为什么需要我的帮助。”
“人格证人。你可以写信给法官，解释你母亲为什么不该蹲监狱。”
“法官凭什么要听我的？”
“他很可能不会，先生。尤其是这位法官，查尔斯·布朗法官。大家叫他查理。不开玩笑，这是他的真名。他本来下个月就能退休，但为了审理你母亲的案件而特地延期。我猜是因为案件影响力巨大。全国闻名。另外，他对抗第一修正案的记录实在多得可怕。就这么说吧，查理·布朗法官大人对反面意见没什么耐心。”
“既然他不会听我的，那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写信？你为什么浪费时间打电话给我？”
“因为你算是有个可敬的头衔，先生，你还是个中等知名的人物，而我愿意尽职尽责地帮助我的委托人，直到资金用完为止。我有我的名声。”
“什么资金？”
“你能够想象，先生，谢尔顿·派克州长在某些圈子里非常不受欢迎。你母亲在特定的圈子里算是个民间英雄。”
“因为她扔石块。”
“一位对抗共和党法西斯分子的勇敢战士，我收到的一张支票上这么写着。资助她请辩护律师的钱滚滚而来。足够聘请我至少四个月了。”
“然后呢？”
“我对在此之前达成认罪交易抱乐观态度，先生，你愿意帮助我们吗？”
“凭什么？我凭什么要帮她？实在太想当然了。”
“什么想当然，先生？”
“我母亲的整个大谜团——上大学、抗议、被捕——我完全不知道。她从不告诉我的秘密又多了一个。”
“她肯定有她的理由。”
“但我不在其中。”
“必须要说，你母亲现在迫切需要帮助。”
“我不会写那封信，我不在乎她坐不坐牢。”
“但她是你母亲啊，先生。她生了你，先不说太煽情的，她哺育了你。”
“她抛弃了我和我父亲。一个字也没留下。就我所知，那以后她就不再是我母亲了。”
“一丁点儿家庭团圆的愿望都没有？内心深处就不想要一个母性角色，填补因为缺少她而变得空洞而虚无的人生？”
“我得走了。”
“她生了你。她亲吻你碰疼的地方。把三明治切成小块，免得你噎住。你希不希望生命中有一个人，会在你过生日的时候寄贺卡给你？”
“我要挂电话了。再见。”
6
收到第一条与劳拉·波茨坦有关的短信时，萨缪尔正在机场咖啡店听做卡布奇诺时发出的汩汩声音。发信人是院长，那位瘟疫文学的专家。见了你的一名学生，她写道，对你做出了异乎寻常的指控。你真的对她说她很蠢吗？萨缪尔略读完剩下的内容，觉得身体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座椅。你的不恰当言论让我震惊莫名。我看不出波茨坦小姐哪里蠢了。我允许她重写论文以争取全部学分。我们必须立刻讨论此事。
这家咖啡店正对登机门，飞往洛杉矶的午间航班即将在大约十五分钟后开始登机。他来这儿见盖伊·佩里温克尔，他的编辑兼出版商。他的头顶上是电视机，处于静音模式，屏幕上的新闻节目正在播放萨缪尔的母亲朝派克州长扔石块。
他尽量视而不见，听着周围各种各样的声音：点咖啡的叫喊声，公共广播宣布近期危险等级如何如何和请不要让行李离开视线，孩童哭闹，泡沫和蒸汽，牛奶沸腾。咖啡店旁边是个擦鞋摊，两把抬高的椅子仿佛王座，擦鞋的男人坐在底下，是个黑人，正在看书，打扮成这份工作需要的样子：背带裤，报童帽，一身大致二十世纪初的行头。萨缪尔在等佩里温克尔，佩里温克尔想擦鞋，但正在犹豫。
“我是个衣着入时的白种男人，”佩里温克尔望着擦鞋的男人说，“他是少数族裔，身穿降格的服装。”
“所以这有什么关系？”萨缪尔说。
“我不喜欢这个画面。我讨厌这个视觉呈现。”
佩里温克尔今天下午待在芝加哥，但行程目的地是洛杉矶。他的助理打电话说要见萨缪尔，但时间只够他在机场碰头。于是助理给萨缪尔买了张机票，一张去密尔沃基的单程票，助理说萨缪尔愿意飞当然可以飞，但主要目的只是让他通过安检。
佩里温克尔打量着擦鞋男人：“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吗？问题是手机拍照。”
“我这辈子还没让人给我擦过鞋。”
“你别穿运动鞋了。”佩里温克尔说，甚至没看萨缪尔的脚。意思是他们在机场见面才几分钟，他就看见并明白了萨缪尔那双鞋很廉价的事实。另外几点多半也没逃过他的眼睛。
萨缪尔在他的出版商身边总有这种感觉：相比之下不怎么体面，有点衣衫褴褛。佩里温克尔看上去四十来岁，但其实和萨缪尔的父亲差不多年纪——六十五岁左右。他似乎战胜了时间，靠的是比时代更酷。他昂首挺胸，姿态僵硬，带着帝王气度，就好像他当自己是昂贵且包装精致的生日礼物。他的薄皮鞋毫无折痕，像是意大利货，鞋尖略微上翘。他的腰围比机场的其他成年男性小至少二十厘米。他的领带扎得比橡果还要紧还要硬。他略显灰色的头发剃成完美的一厘米平头。站在他身旁，萨缪尔总觉得自己那么肥那么大。他买的都是成衣，不合身，多半大了一码。佩里温克尔的贴身正装将身体塑造出利落的角度和笔直的线条，而萨缪尔的形体显得松松垮垮。
佩里温克尔就像手电筒，照亮了你的全部缺点。他让你有意识地想到你外在投射的自我形象。举例来说，萨缪尔在咖啡店通常会点卡布奇诺，但坐在佩里温克尔对面，他却点了一杯绿茶。因为卡布奇诺似乎太俗套，而且他认为佩里温克尔会给绿茶较高的评价。
然而，佩里温克尔点的却是卡布奇诺。
“我要去洛杉矶，”他说，“莫莉在拍新MV，我得去片场。”
“莫莉·米勒？”萨缪尔说，“那个歌手？”
“对。她是我的客户。总而言之。她在拍新MV。新专辑。客串某个肥皂剧。准备参加一个真人秀。还有一本名人自传，我去就是为了这个。暂定名是‘迄今为止我犯过的错误’。”
“她好像只有十六岁吧？”
“官方数据是十七岁，但其实二十五岁了。”
“不是开玩笑吧？”
“现实归现实，你别说出去。”
“那本书讲什么？”
“有点不容易操作。你希望它足够老套，以免损害她的形象，但又不能无聊，因为必须写出她的魅力。你希望它足够有智慧，以免人们说那是卖给十二岁小孩的泡泡糖音乐，但也不能太有智慧，因为十二岁小孩确实是主要受众。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所有名人传记都需要揭露一个大秘密。”
“是吗？”
“百分之百，对。反正就是能在出版前交给报刊的内容，用来聚集人气。必须足够有料，可以引起讨论。我去洛杉矶就是为了这个。头脑风暴。她正在为音乐录影带做录音。几天后就要推出。蠢到家的屎烂歌。和声部分是这样的：‘你必须表达！’”
“朗朗上口。你想好要揭露什么大秘密了吗？”
“哦，当然。我强烈倾向于一小段纯真的女同性恋戏码。高中时的小小尝试。一个特别朋友，几次亲吻。你明白的。不足以让父母大惊失色，但应该能帮我们搞几个彩虹旗奖项。她已经抓住了前青春期市场，但要是也能抓住同性恋市场？”说到这里，佩里温克尔用双手做个手势，一个小东西炸成一个超级巨大的东西，“轰隆。”
正是佩里温克尔给了萨缪尔重大突破，是佩里温克尔将萨缪尔从籍籍无名中发掘出来，和他签了一份慷慨的合约。当时萨缪尔还在念大学，佩里温克尔正在走访全国各地的校园，寻找作家签约，做一个书系以推广年轻天才的作品。他只读了一个短篇就招募了萨缪尔。然后他让那个短篇登上了一本重要杂志。然后他抛出了一份合同，付了一笔堪称天价的稿酬给萨缪尔，而萨缪尔只需要写出一本书就行。
当然了，他到现在还没写出来。那是十年前了。几年来，这是他第一次和他的出版商交谈。
“出版生意怎么样？”萨缪尔问。
“出版生意。哈。好笑。我做的已经不完全是出版生意了。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他从手提箱里翻出一张名片。盖伊·佩里温克尔：兴趣制造者——没有公司徽标，没有联系方式。
“我现在从事的是制造业，”佩里温克尔当时说，“我生产东西。”
“但不是书。”
“当然包括书。但以制造兴趣为主。关注。吸引力。书只是包装，仅仅是容器。这就是我领悟到的道理。出版业人员常犯一个错误，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制造优秀的容器。你说你从事出版业，就好像酿酒商说他从事酒瓶制造业。实际上我们制造的是兴趣。书只是趣味使用的形态，充当我们的衡器和杠杆。”
头顶上，派克袭击者视频播放到了安保人员冲向萨缪尔的母亲，她即将被撂倒。萨缪尔转开视线。
“我做的事情不妨称之为多模式跨平台协同营销，”佩里温克尔说，“我的公司很久前被另一家出版社吞并了，它又被一家更大的公司吞并了，以此类推，就像保险杠贴纸上的达尔文大鱼吃小鱼。现在我们归一家跨国联合企业所有，他们涉足的领域包括普版书籍出版、有线电视、电台广播、音乐录音、媒体发布、电影制作、政治咨询、公共形象管理、公关、广告、杂志、印刷和版权，还有航运，好像？反正是差不多的业务。”
“听上去很复杂。”
“假如各种媒体运营是一场龙卷风，那我就在风平浪静的正中央。”
佩里温克尔望向两人上方的电视，看着重播到第十几次的派克袭击者视频。屏幕左下角的小视窗里，节目的保守派主持人正在说话，天晓得他在说什么。
“喂！”佩里温克尔对咖啡馆的店员喊道，“声音能调大点吗？”
几秒钟后，电视被取消了静音。他们听见播音员问派克遇袭是孤立事件还是预示着更大规模的袭击。
“哦，无疑预示着更大规模的袭击，”一名嘉宾说，“自由主义者被逼进墙角就是这个反应。他们会发动袭击。”
“其实和，怎么说呢，1930年代末的德国没什么区别。”另一名嘉宾说，“就好像，你们知道的，他们首先抓的是爱国者，我没有发声。”
“对！”主持人说，“假如我们不发出声音，等他们来搞我们，就没有人能发出声音了。”
众人使劲点头。插播广告。
“哎呀我的天，”佩里温克尔摇头微笑，“派克袭击者。真想多知道一点那女人的事情。这个故事我很想听听看。”
萨缪尔喝了口茶，没有说话。茶包泡得太久，茶水有点苦。
佩里温克尔看看手表，望向登机门，已经有几个人在门口徘徊——还没开始排队，但都摆好了姿势，一旦有队可排就扑上去。
“工作怎么样？”他转向萨缪尔，“还在教书？”
“暂时还在。”
“在那个……地方？”
“对，同一所学校。”
“挣多少来着，三万？我给你一个建议吧。能听我给你个建议吗？”
“当然。”
“出国吧，朋友。”
“什么？”
“我说真的。找个舒服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保证你挣得盆满钵满。”
“我能做到？”
“对，百分之百。我弟弟就这么做。在雅加达教高中数学和带足球队。之前在中国香港。再往前是阿布扎比。私立学校。学生以政府人员和商业精英的孩子为主。他一年挣二十万，外加住房外加车子外加司机。你在你那所学校有带司机的车子吗？”
“没有。”
“我对天发誓，一个人只要受过半拉子教育，居然会留在美国教书，就肯定有什么精神错乱的毛病。中国、印尼、菲律宾、中东，他们发疯似的要你这种人。你随便挑地方好了。在美国，你工资低，成天加班，政客侮辱你，学生讨厌你。去了那些地方，你他妈就是英雄。这就是我的建议，送给你。”
“谢谢。”
“你应该接受。因为啊，哥们儿，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
“是吧。”
深深的叹息，小丑般的夸张皱眉，佩里温克尔点点头。“对不起，但我们必须撤销和你签的合同了。我找你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你承诺过给我们一本书。”
“而我正在写啊。”
“我方买你一本书，给了你很大一笔预付金，但你到现在还没交付这本书。”
“我遇到瓶颈了。作家的小小障碍。我能熬过去的。”
“我方要履行合同里的无法交付条款，也就是假如所购产品始终无法交付，出版商可以要求退还全部预付款项。换句话说？请你还钱。我只是想面对面亲口告诉你。”
“亲口告诉我。在一家咖啡店。在机场。”
“当然了，假如你无法退还款项，我们就只能起诉你了。我们公司下周将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交法律文书。”
“但那本书一定会有的。我又在写作了。”
“恭喜你，真是个好消息！我们会放弃与这本书相关的所有权利，因此你可以随意处置它。允许我们奉上最真挚的祝福。”
“你们起诉我要我退多少钱？”
“预付金全款，加利息，加诉讼费用。好在我们没有在你身上损失钱，我们近期有许多其他投资就没这么走运了。因此你不需要太担心我们。那笔钱还在吧？”
“不，当然不在了。我买了一幢屋子。”
“那幢屋子花了你多少钱？”
“三十万。”
“现在值多少？”
“呃，八万？”
“哈！只有在美国才会出现这种事情，对吧？”
“听我说。非常对不起，拖了这么长时间。我很快就会完成那本书。我发誓。”
“我怎么说你才能听懂呢？其实我们只是不想要这本书了。现在跟咱们签合同的那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怎么个不一样？”
“首先，你没名气了。我们必须趁热打铁，而你这块铁，我的朋友，早就不热了。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已经往前走了。你写童年纯爱的趣致小说很适合前9·11时代，但现在？对时代来说太平静，太散漫了。还有——恕我直言？——对你这个人就更加没兴趣了。”
“谢谢。”
“别误会。一百万人里只有一个拥有我们专精的那种兴趣点。”
“我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啊。”
“小事情而已，哥们儿。撤销房屋的赎回权，隐藏资产，宣告破产，然后搬去雅加达。”
广播响了起来：前往洛杉矶的头等舱乘客现在开始登机。佩里温克尔抚平正装上衣。“说的是我，”他大口喝完剩下的咖啡，站起身，“听我说，我也不想闹成这样。真的。我真的不愿意这么做。要是你能拿出点什么东西就好了，能吸引兴趣的东西。”
萨缪尔知道他确实还有一样东西，而且价值非凡。这是他能献给佩里温克尔的唯一一件东西。此时此刻，也是他身上唯一的有趣之处。
“要是我告诉你，我有一本新书，”萨缪尔说，“完全不同的一本书呢？”
“那我会说，我们的民事诉状里就要多一条内容了。你签约为我们写书的同时还秘密为其他人写书。”
“不，我没有写。还一个字都没动呢。”
“那这个‘书’又从何谈起？”
“不，不是书。更像个点子。想听听我的点子吗？”
“行啊。说吧。”
“大致是个名人大揭秘。”
“好，这位名人是谁？”
“派克袭击者。”
“当然。派克袭击者。我们派了个探子去，但她一句话也不肯说。走不通。”
“要是我说她是我母亲呢？”
7
计划很快就谈妥了。两人在机场一拍即合。萨缪尔履行与出版商签订的合同，方法是写一本有关他母亲的书：一本传记，幕后故事，大揭秘。
“充满性爱和暴力的龌龊传奇，”佩里温克尔是这么说的，“作者是她抛弃的儿子？好得很，这本书我卖得出去。”
这本书将揭露费伊·安德森的肮脏历史，从抗议运动开始，讲述她的卖淫过往，如何抛弃家庭，东躲西藏，直到向派克州长发动恐怖袭击才浮出水面。
“咱们必须在大选前搞出这本书，理由显而易见，营销，”佩里温克尔说，“派克必须被塑造成一个美国英雄。来自乡间的救世主。你没问题吧？”
“没问题。”
“其实这部分内容已经写好了。”
“写好了是什么意思？”萨缪尔问。
“和派克有关的内容。代笔作家写的。已经完成了。有一百来页。”
“怎么可能？”
“你知道很多人还没死讣告就已经写好了吧？原理相同。这位州长显然迟早会受到袭击。因此我们提前做足了准备。换句话说，你的半本书是现成的。另一半是你母亲的材料。她当然是这本书里的大反派。你明白的，对吧？”
“明白。”
“你能写吗？你能从这个角度描绘她吗？道德和伦理上没问题吧？”
“我要以亲人身份公开羞辱她。我们谈好了。我明白。”
不会太困难，萨缪尔心想，因为这个女人一句话都没说、一个预兆都没有就离开了，留下他单独面对没有母亲的残酷童年。他心想，这就好像蓄积了二十年的憎恶和痛苦终于第一次找到了出口。
于是，萨缪尔打电话给母亲的律师，说他改变了主意。他说他愿意写信给法官为她求情，于是律师把他母亲在芝加哥的住址发给他，安排两人第二天会面，因此萨缪尔彻夜未眠、神经紧张、过度激动，想象着自从她多年前消失后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感觉很不公平，因为他有二十年没见过她，但现在只有一天时间可以准备。
他想象了多少次这样的场景？他用多少个团聚的幻梦麻醉过自己？在那成千上万次、几百万次会面中，他每次都向母亲证明了他有多么成功和睿智。多么重要、成熟和稳重。多么世故和快乐。他的人生是多么非同凡响，缺少了她是多么无关紧要。他想让母亲看一看他有多么不需要她。
在团聚的幻想中，他母亲总是在乞求他的原谅，而他一滴眼泪都没掉。每次都是这样。
但他该怎样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在现实生活中？萨缪尔毫无概念。他用谷歌搜索。他把大半个夜晚花在为被父母疏远的孩童开设的支持论坛上，这些网站大量使用大写字母、粗体字、微笑表情图、皱眉表情图、泰迪熊和天使的动图。浏览这些网站的时候，最让萨缪尔吃惊的是人们遇到的问题是何其相似：被遗弃孩童那强烈的羞耻、困窘和负罪感；对父母中离开者那既爱又恨的感觉；伴随孤独的自毁式隔绝欲望；等等等等。就像在照镜子。他的心魔全都公然现身，萨缪尔为此感到羞愧。见到其他人完全表达出了他内心的情绪，他不得不觉得自己是那么老套和平庸，根本不是他必须向母亲证明她不该抛弃的那个令人惊叹的男人。
将近凌晨三点，他发觉他盯着一个动图看了足足五分钟——一只泰迪熊正在做所谓“虚拟拥抱”的动作，小熊反复开合手臂，意思按理说应该是拥抱，但在萨缪尔眼中更像是挖苦和充满敌意的鼓掌，就好像小熊在嘲笑他。
他扔下电脑，断断续续地睡了几个小时，天亮时起床洗澡，喝了差不多一整壶咖啡，然后上车驶向芝加哥。
尽管住得很近，但萨缪尔最近很少来芝加哥，此刻他记起了原因：随着他越来越接近城区，公路越来越让他感觉充满了恶意，像是在打仗——“之”字形前进的司机强行变道、咬车尾、按喇叭、闪大灯，他们所有的个人创伤被公开放大无数倍。车辆的洪流化作缓缓流淌的仇恨，他只能随波逐流。他感觉到了无法在接近出口时开上转弯车道的低烈度持续焦虑。旁边车道的司机见到他打转弯灯就加速，占领他企图利用的空当。全美国没有哪个地方比高峰时间的芝加哥高速公路更缺乏公共精神，更不讲合作和兄弟情谊，更欠缺损利共担的信条。想验证这个结论，最好的办法就是观察一百辆车在最右车道排队的情形，而那正是萨缪尔要下高速公路的那条车道。人们会插队，钻进前方车流中的缺口，欺负所有耐心等待的司机，而他们会气得怒火万丈，因为每个人需要等待的时间就又长了一点，他们还有另一种更强烈的、来自内心更深处的愤怒，因为那个混蛋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受苦，他们心里还藏着一股邪火，因为他们这些白痴都在乖乖排队。
因此，他们怒吼，打下流手势，把车开得离前车的后保险杠只差几厘米。他们不给企图抢道的人留下一丝缝隙。他们不给任何人让路。萨缪尔同样在这么做，他觉得只要他放一辆车插到他前面去，那就等于让背后所有的车都来插队。于是，每次车流有动静他就猛踩油门，确保不会出现任何空当。他们就这么挪向出口，直到某个时刻，萨缪尔正在后视镜里寻找有可能强行变道的车辆，前方忽然出现一个空当，他很确定左侧有辆该死的宝马忽然加速，企图插到他前面去；萨缪尔踩离合器时有点马虎，车向前一蹿，轻轻碰了一下前面的那辆车。
一辆出租车。司机跳下来，尖叫：“我肏你！我肏你！我肏你！”他指着萨缪尔，像是要强调必须挨揍的就是萨缪尔，不是其他任何人。
“对不起！”萨缪尔说，举起双手。
车流停了下来，背后的车辆齐声哀号，其中混杂了喇叭声、愤怒和厌恶的叫喊声。插队车辆瞥见机会，纷纷开到停下的出租车前面去了。出租车司机走到萨缪尔的车窗前说：“我他妈肏死你个该肏的肏蛋货！”
然后吐了一口痰。
司机身体后仰，像是要为这口痰助推，然后吐出了一口黏糊糊的浓痰，这口痰可怕地落在萨缪尔的车窗上，贴在那儿就此不动了，甚至不往下流，而是留在原处，就像粘在墙上的面糊，这团黄兮兮的黏液里有星星点点的食物残渣和恐怖的血丝，就像你有时候敲开生鸡蛋偶尔会见到的半成胚胎。出租车司机对他的成就颇为满意，跑回车上开走了。
他母亲住在南环路，剩下的车程里，黏痰像另一位乘客似的陪着萨缪尔。感觉就像他开车带了一名刺客，而他不想和刺客有任何视线接触。他能从眼角看见那团模糊的白色不规则影子，他开下高速路，开过一条几乎空无一人的窄街，阴沟里点缀着快餐店的口袋和餐盒，他开过一个公共汽车站，开过一片野草横生的荒芜空地，那里似乎本来要盖一座高楼，但刚打完地基就被废弃了，他开过一座桥，底下是许多错综复杂的铁轨，曾经服务于附近密集的屠宰场，他行驶在芝加哥市区最南侧的区域里，能看见昔日全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他行驶在曾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肉类分装产业区里，前往他母亲的住址。他发现那是一座古老的仓库，离铁轨不远，挂着跃层公寓出租的巨大标牌——从头到尾，萨缪尔的四分之一注意力始终放在车窗外的那口浓痰上。他逐渐惊讶于它居然会纹丝不动，活像用来修补塑料物品的环氧树脂。人类躯体能够做到的伟业让他深深折服。这片区域让他精神紧张。人行道上真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他停好车，再次核对地址。公寓楼的正门口有个电子门铃。门铃旁边有张泛黄的纸条，褪成浅粉色的墨水写着他母亲的名字：费伊·安德烈森。
他按下门铃，但没有听见任何声音，加上它显而易见的年龄、斑斑的锈迹和外露的电线，他不禁怀疑这东西是不是坏了。门铃的按钮顽抗了几秒钟，最后终于屈服于他手指施加的压力，发出清晰的咔嗒一声，他不得不怀疑这个按钮是不是很久没被人按过了。
萨缪尔突然意识到他母亲这么多年一直住在这儿。名字就写在这张纸上接受日晒雨淋，无论谁路过都能看见。这种事简直不可容忍。对萨缪尔来说，她离开后就应该不复存在。
随着磁铁松开的沉闷声响，门打开了。
他走进大楼。过了玄关和装有成排信箱的门厅，看上去似乎还没完工。铺着瓷砖的地板忽然让位于毛坯地面。白色墙壁似乎没有刷涂料，而仅仅是平整过。他爬了三段楼梯，找到那扇门——光秃秃的木门，没有刷漆，没有抛光，就像你在五金店见到的半成品。他不知道他应该看见什么，但肯定不是这么一块什么都没有的空白。这么一面毫无特征的门板。
他敲敲门，里面响起一个声音，他母亲的声音。“门开着。”她说。
他推开门，从走廊里看见公寓被阳光照得亮堂堂的。光秃秃的白色墙壁。有一股熟悉的气味，但说不准究竟是什么。
他犹豫了。他无法立刻让自己走进这扇门，回到他母亲的生活中。过了一会儿，她再次开口，声音从里面某处传来。“没事的，”她说，“别害怕。”
听见这句话，他几乎崩溃。他在奔涌而来的记忆里看见了她，她在他的床边徘徊，那是个朦胧的清晨，他十一岁，她即将走出家门，一去不返。
这几个字烧穿了他，跨越几十年的时光，鼓励那个胆小的男孩。别害怕。这是当时她对萨缪尔说的最后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