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萨缪尔在他的卧室里哭泣，哭得无声无息，免得被母亲听见。这是一场小规模的哭泣，只是踮着脚尖在真正哭泣的边缘行走，也许是轻轻的啜泣，伴随着普普通通的断续呼吸和挤扁的面孔。这是一级哭泣：小小的，能隐藏住，有时候甚至能控制住。它们是满足自我、发泄情绪的小小哭泣，往往只是眼睛里泪汪汪的，泪水未必会真的流下来。二级哭泣更加情绪性，由尴尬、羞愧或失望引发。这就是一级哭泣很容易因为其他人在场而升级为二级的原因：他因为哭泣、因为他是个爱哭鬼而尴尬。这个事实会催生一种新的哭泣：面红耳赤、涕泗横流的呜咽，但还没有发展成扯开嗓门大哭的三级。三级哭泣的特征包括雨点大的眼泪、一下下的抽噎、痉挛般的倒气和想立刻挖个地洞藏起来的本能欲望。四级哭泣是流泪加抽泣的痉挛性发作，而五级简直难以想象。学校的心理顾问鼓励他使用这些名词，就像科学家对待龙卷风似的给哭泣分级。
那天他觉得他想要哭泣。他对母亲说他要去自己房间看书，这倒是很正常。他大多数时候都一个人待在卧室里，读他在学校流动图书车买的“选择你自己的冒险”系列。他喜欢这些书摆在一起的样子：同质性——红白两色的书脊，《失落亚马孙》《巨石阵之旅》或《恶龙星球》之类的书名。他喜欢书里分岔的小径，每次遇到特别难以决定的选择，他会用大拇指夹住那一页，继续往下读，判断他能不能接受这个选择。他觉得这些书给了他现实世界中几乎缺失的透彻和对称。有时候他乐于想象自己活在一本“选择你自己的冒险”里，只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就能让故事变得完满。他在其他绝大多数环境中发现的世界变幻莫测、难以预料，而这样似乎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易于理解。
他对母亲说他要去读书，但实际上他在享受一场小小的一级哭泣。他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哭，只知道待在家里不知为何让他想躲起来。
这幢屋子最近让他觉得越来越难以忍受。
屋子似乎将所有东西都困在室内——炎热的天气，他们的体味。夏末的热浪吞噬了他们，伊利诺伊州的一切都在融化。所有东西都快烧起来了。空气是黏稠的胶水。蜡烛在原处化作一摊。茎秆不再能够支撑花朵。所有东西都在枯萎。所有东西都垂头丧气。
现在是1988年8月。接下来的那些年里，男孩回想过去，会将这个月视为他还拥有母亲的最后一个月。到8月末，她就已经消失了。然而此刻男孩还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想为某些抽象的原因哭一场：天气酷热，他忧心忡忡，他母亲表现得很奇怪。
于是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哭主要是为了排解哭泣的欲望。
然而她听见了。彻底的死寂中，她能听见儿子在楼上哭泣。她推开他的卧室门，说：“亲爱的？你没事吧？”他立刻哭得更凶了。
母亲知道在这些瞬间，她绝对不能就他更猛烈的哭说任何话或有任何反应，因为表现出注意到了就会给哭泣以养料，从而进入可怕的恶性循环，有时候最后——某些时候他哭个没完没了，她忍不住允许恼怒浮现在脸上——会让他变成泪流成河、换气过度、一团孩童大小的烂泥。于是她尽可能安抚地说：“我饿了。你饿不饿？咱们出去吃饭吧，你和我。”这个主意似乎让他平静了下来，足以换好衣服，上车时只剩下了哭泣后的轻微抽噎——直到他们来到餐厅，母亲看见汉堡包“买二送一”的活动海报，说：“哦，好的。我给你买汉堡包。你想吃汉堡包的，对吧？”萨缪尔一路上满心都是炸鸡块和芥末酱，但担心若是不顺从这个新计划或许会使得母亲失望。于是他点头说好，待在热烘烘的车里，等母亲去买汉堡包。她离开后他想着汉堡包，努力说服自己他想要的一直是汉堡包。但他做不到。他越是想，就越是觉得汉堡包难以忍受——放软了的面包，酸乎乎的泡菜，永远切成蛆虫大小的碎洋葱。她还没带着汉堡包回来，想到要吃那东西他就已经有点恶心想吐了。开车回家的路上，他尽量压抑几乎不可能抗拒的哭泣冲动，而母亲注意到他在吸鼻子，说：“亲爱的？有什么不好的吗？”他只来得及说出一句“我不想吃汉堡包！”，就消失在了三级哭泣的深渊里。
费伊一个字也没说。她掉转车头开回餐厅，而他把脸埋在热烘烘的乘客座里痛哭。
回到家，他们默默地吃饭。萨缪尔和母亲坐在热烘烘的厨房里，他瘫坐在椅子上，嚼着最后一块炸鸡。窗户开着，期待的凉风迟迟不来。电扇将炽热的空气从一个地方吹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望着一只苍蝇在头顶上嗡嗡乱飞，贴着天花板转圈。这只昆虫，它是房间里唯一的生命迹象。它撞在墙上，然后撞在纱窗上，然后忽然无缘无故地从他们头顶上掉了下来。它直挺挺地下坠，落在厨台上，势头沉重得像颗弹珠。
他们望着两人之间那小小的黑色尸体，然后对视一眼。表情像是在传达同一个问题：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吗？萨缪尔表情惊恐。他又在哭泣的边缘上了。他需要转移注意力。母亲必须插手。
“咱们出去走走，”她说，“拿上你最喜欢的九件玩具，装进你的小车。”
“什么？”他说，惊恐的大眼睛里已经有泪珠在打转了。
“相信我，快去。”
“好吧。”他说，事实证明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好消遣，管用了大约十五分钟。费伊觉得这就是她当母亲的首要职责：创造转移注意力的手段。萨缪尔会开始哭泣，她必须围追堵截。为什么是九件玩具？因为萨缪尔是个谨慎、有条理的肛门期性格的孩子，他会在床底下放个“十件最佳玩具”的盒子。里面的东西都是《星球大战》玩偶和风火轮小汽车模型这种路数的。他时常修正清单，用一件玩具代替另一件，但盒子永远在那儿。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完全清楚自己最喜欢的玩具是哪十件。
因此她让萨缪尔选九件玩具是由于她的好奇：他会放弃哪一件？
萨缪尔没有考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是九件玩具？为什么要带它们出去？不，母亲给了他一个任务，他必须完成它。他很少会怀疑命令是不是过于专断。
哄骗这个男孩竟然如此容易，她因此感到悲哀。
费伊多么希望他能稍微聪明一点，不这么容易上当。她有时候希望他多顶顶嘴，希望他能多打架，能变得更强健。但他没有。他听见一个命令就会乖乖遵守。官僚体制下的小机器人。费伊望着他清点玩具，试图在同一个玩具的两个版本里做出取舍——一个是天行者卢克拿着望远镜，另一个是天行者卢克手持光剑——他心想她应该为他自豪。自豪于他这个孩子多么一丝不苟，多么乖巧可爱。但他的可爱伴随着代价，代价就是这个孩子特别神经质。他很容易哭泣。他脆弱得简直愚蠢，仿佛一碰就破的葡萄皮。反过来，她有时候对他过于苛刻。她不喜欢他谨小慎微地过完一生。她不想看见自己的弱点如此清晰地在儿子身上反映出来。
“我好了，妈妈。”男孩说，她在小车里数出了八个玩具。八个，不是九个——结果他把两个天行者卢克都留下了。玩具只有八件，而不是九件。他甚至无法执行如此简单的一条指令。此刻她都不知道她能指望他什么了。他盲目地遵从命令让她生气，但他没有正确执行命令同样让她生气。她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咱们走。”她说。
室外的空气同样静滞，黏腻得难以想象。没有任何动静，只有屋顶和柏油路面源源不断地散发热浪。他们走在宽阔的街道上，这条路蜿蜒穿过他们这片城郊，时而分出一条条断株般的岔路，通向死路，有去无回。前方，邻居家的草地遍地枯黄，车库门和房屋遵循相同的建筑方案：正门向内深陷，车库门向外伸展，就好像屋子企图躲在车库背后。
那些光滑的米色车库门，它们似乎捕捉住了这个地方的某种本质，大约是城郊住宅区的孤独感。宽大的前门廊带你走进外部世界，但车库门将你与外部世界隔开。
世界那么大，她为什么会被拴在这儿？
她的丈夫，这就是原因。亨利带着全家来到溪林镇，芝加哥诸多毫无特征的城郊居住区之一，搬进橡树谷弄的这幢屋子。在此之前，他们住过一系列狭小的两居公寓，位于中西部的各个农工业偏远城镇，因为亨利在他选择的领域内顺着企业阶梯向上爬，这个领域是预包装冷冻餐。他们搬到溪林镇时，亨利坚称这是最后一次搬家了，因为他已经得到了“梦想中的工作”——冷冻食品事业部的研发副总。搬来的那天，她说：“我看就是这样了。”然后扭头对她八岁的儿子说：“我看这就是你未来的老家了。”
溪林，此刻她心想：没有溪，也没有林。
“你说这些车库的门……”她问，扭头却发现男孩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的柏油路面，聚精会神地看着什么，但她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他没有听见她说话。
“算了。”她说。
男孩拖着小车，塑料车轮咔拉咔拉地滚过街道。有时候石子会卡住一个车轮，小车忽然停下，那一拽会让男孩几乎跌倒在地。每次发生这种事情，他就觉得自己让母亲失望了。因此他每时每刻都在寻找各种各样的砾石，踢开石块和大大小小的树根和树皮，下脚的时候他特地少用力量，担心他的鞋会戳进地面的裂缝，而他会向前栽倒，没有绊到任何东西，只是步伐出了问题，他同样担心这样会让母亲失望。他努力跟上母亲的步伐，因为他要是落后太多，她就不得不停下等他，她也许会因此而失望。然而他也不能走得太快，因为八个玩具里会有一个失去平衡掉出小车，显得他格外笨拙和愚钝，他非常确定他母亲会感到非常失望。因此，他必须保持正确的步伐以跟上母亲，遇到路面开裂和不平整的地方就放慢脚步，见到碎石不但要踢开而且要看起来不像在踢石子儿，假如他能做到上述所有事情，那今天就是个好日子了。他就能够挽救这一天了。他也许能够不那么让母亲失望。他也许能抹除先前发生的事情——再一次变成了一个特大号的白痴哭包。
此刻，他想到这个就觉得很难过。他觉得他肯定能吃下汉堡包，只要他稍微哄骗一下自己，假如他能给汉堡包一个机会，它就肯定能成为一顿可以接受的午餐。他对整件事都觉得很愧疚。此刻，他觉得母亲开车回去给他买鸡块的行为是那么伟大和良善。那种良善是他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境界。他觉得自己很自私。他的哭泣会引来关注，让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尽管这未必是他的本意。他努力思考有没有办法能告诉母亲：假如他能够决定，他保证再也不会哭泣，她再也不需要花几个小时安慰他，满足他毫不顾及他人感受的轻率欲望。
他想这么说。他在脑海里组织文字。与此同时，他母亲在仰望树木。邻居家前院的一棵橡树。这棵树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显得没精打采、干枯而悲哀，枝杈向地面耷拉。树叶不是绿色，而是被炙烤成了琥珀黄。周围万籁俱寂。没有虫鸣，没有鸟叫，连狗都不乱吠，孩童也不嬉笑。母亲仰望这棵树。男孩停下脚步，也抬起头。
她说：“你看见了吗？”
萨缪尔不知道母亲要他看什么。“这棵树？”他问。
“快到最顶上那根树枝的地方，看见了吗？”她指给男孩看，“一直往上。那片树叶。”
他顺着母亲的手指望过去，看见有一片树叶和其他树叶不太一样。绿色的，很厚实，直挺挺地立着，像鱼儿似的翻腾摆动，就好像置身于旋风之中。整棵树上只有这片叶子是这个样子。其他叶子都静静地垂在死寂的空气中。这条路上没有一丝风，但那片树叶却在发疯似的翻腾。
“知道那是什么吗？”她说，“是鬼魂。”
“鬼魂？”他说。
“那片树叶被附体了。”
“一片树叶也能被附体？”
“所有东西都有可能被附体。鬼魂能待在其他地方，也能住在一片树叶里。”
他望着那片叶子原地旋转，像是连在风筝上。
“它为什么要那样？”他问。
“那是一个人的灵魂。”她说，“我父亲告诉我的。他的老故事之一。来自挪威，他小时候听来的。那是一个人，没有好到能上天堂，但也没坏到要进地狱。于是卡在了两者之间。”
男孩从没考虑过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他停不下来，”她说，“他想向前走。也许是个好人，但做了一件非常坏的事情。也可能做了许多坏事，但觉得非常抱歉。也许他不想做坏事，但无法阻止自己。”
听见这个，萨缪尔又哭了。他感觉到自己的脸蛋皱了起来。眼泪来得太快，完全无法阻止。因为他知道他做过坏事，一遍一遍又一遍。母亲注意到他哭了，她闭上眼睛，用手捂住脸，使劲按摩太阳穴。男孩看得出这是毁掉母亲这一天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他因为做了坏事而哭泣，这本身又是一件坏事。
“亲爱的，”她问，“你哭什么？”
他还是想说全世界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不再哭泣，但他说不出来。他能做到的只是在眼泪和鼻涕之间断断续续地挤出一句话：“我不想变成叶子！”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她说。
她拖着男孩回家，整个街区只听得见车轮的咔拉咔拉声响和他的哭声。她带萨缪尔回到他的卧室，叫他收好玩具。
“还有啊，我叫你带九件玩具，”她说，“你只带了八件。下次多用点心。”她声音里的失望让他哭得更凶了，甚至无法说话，因此也就无法告诉她，他之所以放了八件玩具在小车里是因为第九件玩具就是小车本身。
2
萨缪尔的父亲坚持周日夜晚应该是“家庭时间”，他们必须共进晚餐，三个人一起坐在餐桌前，亨利搜肠刮肚地寻找话题。他们吃亨利从办公室冰柜里拿回来的预包装饭菜，试验性和供市场测试用的食品就保存在那个冰柜里。这些食品往往比较大胆，更有异国风情——杧果取代烤苹果，甘薯取代马铃薯，甜酸肉取代猪排，还有乍看之下不怎么适合冷冻的东西：比方说龙虾卷、烤芝士或金枪鱼三明治。
“知道冷冻餐有趣在哪儿吗？”亨利说，“在斯旺森决定叫它们‘电视餐’之前，冷冻餐完全没有流行起来。冷冻餐已经存在了十几年，名字刚改成‘电视餐’就轰隆一声，销量直线上升。”
“嗯哼。”费伊说，直勾勾地盯着她的奶酪火腿鸡排。
“就好像人们必须得到许可才能在电视机前吃饭似的，明白吗？就好像人们早就想在电视机前吃饭了，但他们在等着谁支持他们这么做。”
“真是超级有意思哦。”费伊的语气让他立刻闭上了嘴。
沉默一直持续到父亲问大家今晚想做什么为止，母亲建议他去看电视好了。父亲问她要不要一起看。母亲说不看，她要洗碗。“你去看你的吧。”然后望着乱糟糟的碗碟，夸张地喟然长叹。父亲会问需不需要他搭把手。母亲会说算了，你只会碍事。父亲说不如你休息一下，我来洗碗。母亲这时候会开始光火，起身说：“你都不知道东西该放在哪儿。”父亲会瞪着她，像是想说点什么，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萨缪尔觉得他父亲和母亲结婚就好像调羹和垃圾处理机结婚。
“我可以走了吗？”萨缪尔问。
亨利看着他，有点受伤。“这是全家团聚的晚上啊。”他说。
“你可以走了。”费伊说。萨缪尔跳下椅子，冲出屋子。他感觉到了熟悉的想藏起来的欲望。每次家里的紧张气氛在他身体里淤积，他就会有这种念头。他躲在树林里，这个住宅区背后的可怜小溪旁有一小片树林。几棵矮树从烂泥里长出来。一个池塘，顶多齐腰深。一条小溪，这个住宅区的所有泄洪口都通往这条小溪，因此每次下雨后就会多一层缤纷的油膜。从大自然的角度说，这片树林实在可悲到了极点，但树木浓密得足以遮蔽他的身影。他来到这里就成了隐形人。
假如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会说“玩”，但这个字并不足以总结他的行为。他坐在草丛和烂泥里，躲在树叶中，把种子扔到半空中，看着它们盘旋下落，这难道能被称为玩吗？
那天萨缪尔的念头是去小溪边躲几个小时，至少躲到睡觉时间。他在寻找合适的地点，一小片洼地，能够给予他最大的掩护。躺在那儿，再盖上几根枯枝和几把落叶，别人就找不到他了。正当他四处收集用来盖在身上的大小树枝，在一棵橡树下扒开枯叶和橡子寻找树枝时，上方忽然响起了咔嚓一声——树枝折断、木头开裂的声音，他抬起头，刚好看见一个人从树上跳下来，重重落在他身旁的地上。一个男孩，和萨缪尔差不多年纪。他站起身，如同一对猫瞳的绿色双眼圆睁着，恶狠狠地瞪着萨缪尔。他不比萨缪尔更强壮或更高大，外形方面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但他占据空间的方式有着某种难以描述的感觉。他的身体有一种存在感。他走向萨缪尔，他面庞瘦削，棱角分明，两颊和额头抹着鲜血。
萨缪尔扔下树枝，他想逃跑。他命令自己逃跑。那男孩走向他，从背后拔出一把刀，一把沉甸甸的银色屠刀，萨缪尔见过他母亲用这种刀劈砍带骨肉块。
萨缪尔开始哭泣。
他就站在那儿哭泣，两只脚像是扎了根，等待不知名的厄运降临，他向命运屈服了。他直接进入三级哭泣，绝望地化作一个湿漉漉的泪人。他感觉到面庞在收缩，眼珠开始凸出，就好像皮肤从后脑勺抽紧。另一个男孩站在了他面前，血迹清清楚楚地映入萨缪尔的眼帘，他看见鲜血还没有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滴血顺着面颊淌到下巴，又沿着脖子流进衬衫里，萨缪尔甚至没有思考血是从哪儿来的，仅仅因为它存在这个恐怖的事实就号哭起来。男孩的红发剪得很短，视线有穿透力但死气沉沉，他长着几粒雀斑，拥有运动员那种冷静的掌控感，动作非常流畅，他缓缓地将屠刀举过头顶，摆出嗜血狂魔的杀人姿势。
“这就是所谓成功的伏击，”男孩说，“假如在打仗，你就已经是尸体了。”
萨缪尔聚集起他所有的痛苦，通过一声哀号发泄出来，用凄惨的尖叫祈求帮助。
“真要命，”男孩说，“你哭的时候可真难看。”他放下刀。“别害怕。你看。开玩笑而已。”他说。
但萨缪尔停不下来。歇斯底里已经压垮了他。
“好啦，”男孩说，“没事的。你不用说话。”
萨缪尔抬起手臂擦拭鼻子，拉出一道黏糊糊的鼻涕。
“跟我来，”男孩说，“给你看一样东西。”
他领着萨缪尔来到小溪旁，顺着河岸走了几米，来到靠近池塘的地方，这儿有一棵树倒下了，树根和泥土之间有一大块凹陷之处。
“看。”男孩说，指着泥土中的一个地方，他将那儿的泥土按平，做成了一个盆。盆里有几只动物：数只青蛙，一条蛇，一条鱼。
“看见了吗？”他说。萨缪尔点点头。他看见那条蛇没有头部。青蛙从腹部或背部被切开。青蛙有八九只，只有一只活着，四条腿在空中像蹬车似的踢腾。鱼被从腮部割掉了头部。盆底蓄起了一摊黏糊糊的鲜血，它们躺在其中。
“我打算用喷火器烧它们，”男孩说，“你知道的，杀虫喷雾加打火机。”
他用手势比画：擦打火机，将喷雾口凑近火焰。
“坐下。”他说。萨缪尔乖乖地坐下，男孩伸出两根手指放进血泊。
“咱们得帮你坚强起来。”他说。他将鲜血抹在萨缪尔脸上，眼睛下面两道，额头一道。
“看，”他说，“现在你上道了。”男孩把屠刀插在泥地里，让它立在身旁：“现在你真正活着了。”
3
太阳正在西沉，白昼的炎热逐渐消退，成群结队的蚊子嗡嗡叫着飞出树林，两个男孩钻出林木线，浑身泥水。他们走在萨缪尔从未见过的土地上，他逐渐远离了他所在的居住区，来到了另一个居住区：威尼斯村，这是它的名字。两个男孩的脸亮晶晶、湿漉漉的，他们在池塘旁洗掉了沾在脸上的动物血。尽管两人身高相同，年龄相同，体格也差不多相同（简而言之就是不高、十一岁和瘦巴巴的，就像完全绷紧的绳索），但无论谁看见都知道他们之中谁说了算。他叫毕晓普·福尔，也就是从树上跳下来的伏击者和动物杀手。他正在对萨缪尔说，他迟早会成为美国陆军五星上将。
“责任，荣誉，国家，”他说，“把战火烧到敌人家里。这是我的座右铭。”
“什么战斗？”萨缪尔说，他打量着威尼斯村的房屋，他从没见过这么宽敞的住宅。
“无论什么战斗，”毕晓普说，“遵命。”
他打算在军校毕业后以军官身份加入陆军，然后成为少校，然后上校，最后总有一天要成为五星上将。
“五星上将的安全保密级别比总统还高，”毕晓普说，“我会知道所有秘密。”
“你会告诉我吗？”萨缪尔说。
“不行。保密的。”
“但我保证不告诉别人。”
“国家机密。对不起。”
“求你了？”
“没门儿。”
萨缪尔点点头：“你会成为一名好将军的。”
结果，毕晓普在那一年被他就读的私立学校开除，他来到萨缪尔那所公立小学的六年级，成了萨缪尔的同学。圣心学院之所以开除毕晓普，是因为他自称“老子不服管”，也就是他用随身听放AC/DC乐队的磁带，叫一位修女“死开”，碰到任何一个愿意奉陪的人都要干上一架，哪怕对方是高中生，甚至是神父。
圣心学院是一所天主教K-12预科学校，假如你想让孩子进东海岸的精英大学，那么它就是这附近唯一的选择了。几乎威尼斯村所有家长都送孩子去那儿念书。萨缪尔从没进过威尼斯村，但平时骑自行车远途旅行时偶尔会经过威尼斯村的大门。那道大门由黄铜铸就，高三米。大门里的房屋是罗马式的豪华别墅，平屋顶，陶瓦，环形车道绕过夸张的喷泉。房屋之间的距离至少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每家后院都有游泳池。有的车道上停着外国运动轿车，有的停着高尔夫电瓶车，有的两者皆有。萨缪尔想象着住在这儿的会是什么人：电视明星，职业棒球运动员。但毕晓普说主要是“无聊透顶的办公室职员”。
“那家伙，”毕晓普指着一幢别墅说，“有一家保险公司。”“那家伙，”指着另一幢别墅说，“有一家银行还是什么的。”
威尼斯村有十九幢独门独户的房屋，每一幢都是标准的三层建筑物，六间卧室，四个全套卫浴设施的浴室，大理石厨台，五百瓶容量的酒窖，私人电梯，抗龙卷风级的防爆玻璃，运动室，能容纳四辆车的车库，每一幢的面积都是相同的四百九十平方米，建造时使用了一种经过特别处理的黏合剂，因此散发着淡淡的肉桂气味。房屋的完全相同事实上是个卖点，因为总有家庭会担心他们住的不是这个街区最好的屋子。房产商经常说，在威尼斯村你再也不需要“与阔气邻居比排场”。虽说能住进威尼斯村的家庭永远是他们原先居住地区的“阔气邻居”。然而，等级还是在其他方面悄悄地体现了出来。有些人家的后院加盖了凉亭或带纱帘的两层门廊，甚至灯光绿土网球场。特大号的卫星天线据说连莫斯科的信号都能收到。每幢房屋都是从同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但装修各不相同。
举例来说，毕晓普走到一幢别墅前停下，说这家后院有个咸水热浴盆。
“圣心学院的校长就住在这儿，”毕晓普说，“一个死胖子。”
他煞有介事地表演了一番，又是摸下体，又是朝屋子亮中指，最后从排水沟里捡起一块小石头。
“看好了。”他说，把石块扔向校长家。两个人还没来得及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就发生了。石块忽然出现在半空中，他们望着它飞向校长家，时间仿佛暂时停顿，而两个少年意识到石块百分之百会击中房屋，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扭转这个事实。石块飞过晴朗的天空，此刻起决定作用的只有重力和时间。石块划出向下的弧线，勉强错过车道上森林绿色的捷豹跑车，几乎击中正门上方昂贵的花玻璃墙饰，最后砸在捷豹车背后的铝合金车库门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两个男孩互视一眼，既得意又惊恐，石块砸中车库门的声音在他们耳中仿佛是全世界最响亮的声音。
“我肏！”毕晓普说，被捕食动物的自然冲动驱使着他们撒腿就跑。
两人跑过住宅区里唯一的街道，威尼托街，它大致沿用了野鹿在这里还是自然保护区时踏出的弯曲小径，这条小径连接了北边的小人工湖和南边的大排水沟，这两个水体足以支持一个中等数量的鹿群熬过伊利诺伊州的严冬。这个鹿群的后代依然在威尼斯村生活，喜欢践踏精心培育的开花植物和花园。鹿群非常惹人讨厌，因此威尼斯村的居民每个季度付钱请一家灭鹿公司来放置含有毒药的盐砖，盐砖放在高度足以让成年鹿够到的柱子上（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居民所养十一公斤及以下的犬只够不到，因此不会有误食的危险）。毒药不是立刻致命的，而是会在鹿的体内逐渐累积，到死亡本能起效的时候，鹿通常会远离群落去等死——真是皆大欢喜。因此，威尼斯村除了标准的贡多拉风格邮箱和前院灌溉机械外，还有一种随处可见的公共设施：摆放盐砖的柱子，挂着危险。有毒。请远离。的标牌，使用的衬线字体得体而优雅，威尼斯村所有的正式指示牌用的都是这个字体。
若不是芝加哥的三名投资人利用了一个法律漏洞，这个住宅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开发威尼斯村之前，这里曾经是乳草自然保护区——得名于在这里蓬勃生长的一种植物，每年夏季都会引来数量巨大的美洲王蝶。市政府想找个私人组织（最好是个非营利和/或慈善组织）管理保护区，包括保护区内的多条自然小径、总体状况和生物多样性。市政府起草的契约声明买家不得开发这片土地，也不得将土地出售给可能会开发它的其他人士。但合同没有规定买家（上文中的第二个买家）能将土地出售给谁。因此，三个生意伙伴中的第一个买下土地，卖给另一个，很快又转卖给第三个，第三个立刻和前两个成立了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开始砍伐森林。他们围绕往日的乳草保护区建起结实的铜质围栏，向热衷于出入苏富比拍卖行的高端客户打广告，他们有一句口号说得好：“奢华与自然的交界。”
威尼斯村的三位创始人之一还住在这里，他是一名大宗商品交易员，在芝加哥股票交易所和华尔街都有自己的办公室。他叫杰拉德·福尔，是毕晓普的父亲。
除了两个少年，整个住宅区里只有杰拉德·福尔看见了那块石头击中校长家。他望着毕晓普和萨缪尔沿着缓坡跑向威尼托路向南的终点，他站在车道上，黑色宝马的车门开着，他的右脚已经踩在车上，左脚还在车道上，装填车道的高釉光卵石花了他不少钱。他正要出门，却看见了儿子朝校长家扔石块。两个男孩只顾奔跑，直到踏上车道才看见他，脚步急停时的吱嘎摩擦声很像篮球运动员在体育馆地板上发出的声音。毕晓普和父亲互相打量了片刻。
“校长生病了，”父亲说，“为什么要打扰他？”
“对不起。”毕晓普说。
“他病得很厉害。他是个病人。”
“我知道。”
“要是他在睡觉，被你吵醒了怎么办？”
“我一定会向他道歉的。”
“记住了。”
“你去哪儿？”毕晓普问。
“机场。很快就会去纽约的公寓。”
“又去？”
“我走以后你别打扰你姐姐，”他看着两个男孩的脚，他们从树林里出来，鞋子湿漉漉、脏兮兮的，“别把烂泥带进屋里。”
说完，毕晓普的父亲完全坐进车里，狠狠地带上车门，引擎呜呜启动，宝马拐出车道，轮胎和抛光卵石摩擦的声音像是怪物在尖叫。
来到室内，福尔家的庄重感让萨缪尔什么都不敢碰：亮闪闪的白色石板地面，满是水晶装饰的枝形吊灯，又高又细一碰就会倒的玻璃瓶里插着鲜花，墙上挂着带框的抽象画，嵌在凹处的小灯照亮画作，厚重的木制陈列箱里展示着二十几个雪景球，桌面擦得能当镜子用，大理石厨台同样光可鉴人。每个房间和每条走廊都用安放在古希腊科林斯式廊柱上的宽阔拱顶隔开，顶上的花纹细致复杂得几近混乱，像是回火炸裂的步枪枪膛。
“这边走。”毕晓普说，领着萨缪尔来到一个只能称之为“电视室”的房间，因为房间里有一台大屏幕电视，让萨缪尔觉得自己矮了几分。电视比他更高，比他伸开双臂还要宽。电视底下是乱糟糟的线缆，连接着几台家用游戏机，这些游戏机随便叠放在一个小柜子里。游戏卡带胡乱扔在游戏机上，就像用完的炮弹壳。
“喜欢《银河战士》《恶魔城》还是《超级马里奥》？”毕晓普问。
“不知道。”
“我打《超级马里奥》一条命都不死就能救出公主。我还打穿了《洛克人》《双截龙》和《光神话》。”
“咱们玩什么都行。”
“好吧，也行。它们差不多就是同一个游戏。基本目标相同：向右跑。”
他从小柜子里掏出完全被线缆缠住的雅达利游戏机。
“我更喜欢经典游戏，”他说，“各种套路建立前开发的游戏。《大蜜蜂》《大金刚》还有《鸵鸟骑士》也是我最喜欢的，虽说有点怪。”
“我没玩过。”
“嗯，确实很怪。鸵鸟什么的。翼龙。还有《蜈蚣》，还有《吃豆人》。《吃豆人》肯定玩过吧？”
“对！”
“真他妈特有意思，对吧？玩这个。”毕晓普抓起名叫《导弹指令》的卡带插进雅达利，“先看我玩，然后你就知道怎么玩了。”
《导弹指令》的任务是保护六个城市不被雨点般落下的洲际导弹炸烂。假如一枚导弹落地，抹掉六个城市中的一个，游戏就会发出难听的爆炸音效，画面上会多出一团无可名状的东西，按理说应该是蘑菇云，但看着更像一块石子或青蛙打破池塘的平静水面。游戏音效大多是数码转制空袭警报，比特率只有八。毕晓普将瞄准十字放在来袭的导弹前方，然后揿下按钮，地面射出一个小光点，缓慢爬向目标点，每次都能命中徐徐落下的核弹。毕晓普直到第九关才失去一个城市。萨缪尔最后已经不记得关数了，等天空中塞满了飞速坠落的导弹时，他根本不知道毕晓普打通了多少局。毕晓普的面容从头到尾都异常平静，毫无表情，就像一条鱼。
屏幕上亮起“游戏结束”的文字，毕晓普问：“要看我再打一盘吗？”
“你赢了吗？”
“赢是什么意思？”
“你拯救了所有的城市？”
“你不可能拯救所有的城市。”
“那这个游戏的任务是什么？”
“毁灭无可避免，任务是推迟它。”
“让居民逃出去？”
“当然。无所谓。”
“再玩一遍。”
第二把，毕晓普打到了第六或者第七关，萨缪尔盯着的不是游戏画面，而是毕晓普的脸——他的面容竟然这么平静、专注和镇定，即便导弹坠落在他保卫的城市周围，即便他的双手这样那样猛拉操纵杆——就在这时，萨缪尔听见房间外传来了另一个声音，先前没有的一种声音。
音乐。清澈，干净，不像此刻电视里的声音那样粗糙和数字化。音阶练习，某种弦乐器，顺着一个音阶上上下下。
“那是什么？”
“我姐姐，”毕晓普说，“贝萨妮。她在练习。”
“练什么？”
“小提琴。她会成为一位世界闻名的小提琴家。她确实万里挑一。”
“我就说！”萨缪尔脱口而出，语气似乎有点过于热忱，就两人的对话来说有点不成比例。但他希望毕晓普能喜欢他。他尽量想变得讨人喜欢。毕晓普好奇地瞪了他一眼，视线随即又转向前方，呆呆地抬头望着电视屏幕，游戏打到第十关、十一关，等等，而外面的声音从基础音阶练习变成了真正的音乐，一段连绵不断、极具穿透力的独奏，萨缪尔不敢相信那是真人发出的声音，而不是来自收音机。
“真是你姐姐？”
“没错。”
“我想去看看。”萨缪尔说。
“等一等，先看这个。”毕晓普说，一击同时消灭了两颗核弹。
“就看一眼。”萨缪尔说。
“但我一个城市都还没丢掉过。我说不定能打出《导弹指令》有史以来的最高分。你说不定会看到历史性的大事件。”
“我去去就来。”
“好吧，”毕晓普说，“你的损失。”
萨缪尔离开房间，前去寻找音乐的来源，他跟着音乐穿过拱顶下的主走廊，穿过闪闪发亮的厨房，来到别墅靠后侧的一个专用房间，他小心翼翼地把鼻子伸过门框，望向房间里，第一次看见了她，毕晓普的姐姐。
他们是双胞胎。
贝萨妮拥有毕晓普的面容，同样的对钩形状的眉毛，同样的平静而专注的气质。她就像“选择你自己的冒险”系列图书封面上的精灵公主，永远年轻、美丽和睿智。脸颊的锐利角度和鼻子更适合她。同样的五官让毕晓普显得怒气冲冲，在她脸上就变得端庄而均衡。她浓密的赤褐色长发，因聚精会神而皱起的眉头，修长的颈部、优雅的双臂、挺拔的脊背，还有尽管自知没有旁人但依然谨慎的裙装坐姿，全都洋溢着得体、优雅和淑女式的成熟，萨缪尔爱死了这一切。他喜欢她随琴而动的身姿，从头部到颈部到躯体跟着琴弓滑过琴弦的动作像流水般轻轻摇曳。她和萨缪尔学校乐队的孩子完全是两个极端，那些孩子机械地从乐器里挤出声音，与乐器搏斗，将乐器视为必须要用蛮力征服的怪物。而她的演奏是那么轻而易举。
此刻他还不知道，但这将成为他一辈子的审美模板。他见到任何一个姑娘，都会在脑海中对比眼前的这个女孩。
她拉完一个长音符，她的手法令人赞叹，琴弓前后拉动，发出的声音却没有中断，而是水银泻地般的连续长音。她睁开眼睛，径直望向萨缪尔，两人互相凝视了令人惊恐的一瞬间，最后她将小提琴放在大腿上，说：“你好。”
萨缪尔从未体验过如此让他坐立不安的渴望情绪。他的身体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的刺痒：腋下冒出冷汗，嘴巴忽然显得太小，舌头突然变得巨大而笨拙，肺部的恐慌感像是一口气屏了太久，在男孩身体里积蓄的这些东西是某种过度觉知，是将他拖向憧憬对象的奇异吸力，与他碰到其他人就想视而不见或躲藏的态度大相径庭。
女孩在等他开口，双手搁在膝头的小提琴上，脚腕交叉，那对灼人的绿眼睛——
“我是毕晓普的朋友，”萨缪尔总算能说话了，“毕晓普带我来的。”
“好。”
“你弟弟？”
她微笑道：“对，我知道。”
“我听见你在练琴。在为什么做准备吗？”
她疑惑地盯着萨缪尔看了几秒钟。“为了让手指熟悉那些音符，”她说，“我快要开音乐会了。你觉得怎么样？”
“非常美。”
她点点头，像是在思考他的评语：“第三乐章的双音实在很难不跑调。”
“啊哼。”
“第三页的那段琶音也很难。另外我必须拉十度音程，那个很怪的。”
“对。”
“我觉得我总是跟不上，第三乐章。从头到尾都磕磕绊绊的。”
“听起来不像。”
“就好像我是一只鸟，被钉在了椅子上。”
“对。”萨缪尔说。这个话题让他觉得很尴尬。
“我需要放松，”她说，“尤其是第二乐章。第二乐章里有许多很长的旋律线，演奏时要是带上了太多的个人情绪，就会破坏整部作品的音乐性。你必须保持冷静，但独奏时你的身体最不愿意的就是冷静。”
“也许你可以，我说不准，呼吸？”他说，因为每次他进入难以控制的四级哭泣状态，他母亲总是这么对他说：呼吸就好。
“知道怎么做有用吗？”她说。“想象琴弓是一把刀，”她拿起琴弓指着萨缪尔，装出恶狠狠的样子，“然后想象小提琴是一条黄油。现在假装你在用刀切黄油。感觉应该和这个差不多。”
萨缪尔只是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是怎么认识我弟弟的？”她问。
“他从树上跳下来，吓了我一跳。”
“哦，”她说，就好像这种行为完全符合逻辑，“他正在玩《导弹指令》，对吧？”
“你怎么知道？”
“他是我弟弟。我能感觉到。”
“真的？”
她盯着萨缪尔看了几秒钟，然后咯咯笑道：“不，我能听见。”
“听见什么？”
“游戏。你听。听不见吗？”
“我什么都没听见。”
“你必须集中注意力。仔细听。闭上眼睛，用心听。”
他闭上眼睛仔细听，房屋里的各种声音开始彼此分离，混合在一起的嗡嗡声逐渐有了不同的细节：空调在墙壁内的某处运转，气流呼呼穿过通风管，室外的风吹拂房屋，冰箱和冷柜，萨缪尔识别出这些声音，将它们一一推开，让注意力向房屋深处延伸，从一个房间蜿蜒蛇行到下一个房间，忽然间，他寻找的声音从寂静中跳了出来：模糊而微弱的空袭警报声、导弹爆炸的隆隆声、火箭发射的嗖嗖声。
“我听见了。”他说。然而等他睁开眼睛，贝萨妮已经不再看着他了，而是扭头面对房间里的大窗，窗外是后院，后院外是树林。萨缪尔跟着她的视线望过去，看见就在暮色下的林木线边缘，大概四十五米开外，有一头成年鹿。浅棕色的皮肤，长着花斑。属于动物的黑色大眼睛。它走得跌跌撞撞、踉踉跄跄，摔倒，挣扎，起身，继续向前走，摇晃，摆动。
“它怎么了？”萨缪尔说。
“吃了毒盐。”
鹿的前腿再次失去力量，后腿使劲蹬地，推得身体腹部着地。它重新爬起来，但脖子已经无法伸直，因此它只能原地打转。它惊恐地瞪大眼睛，鼻子里冒出粉红色的血沫。
“这种事经常发生。”女孩说。
鹿转向森林，踉跄着跑进树丛。两人望着它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直到枝叶完全挡住它的身影。万籁俱寂，只剩下屋子另一侧传来的微弱声音：炸弹从天而降，夷平整座城市。
4
学年开始，有一件新鲜事开始发生：萨缪尔坐在课堂上，无论鲍尔斯小姐在教什么——美国历史、乘除、语法——都勤勤恳恳、详详细细地做笔记，认真思考课堂内容，努力理解它们，担心鲍尔斯小姐随时有可能叫他起来，就她刚讲完的内容向他提问，事实上她确实经常这么做，而且还会嘲笑回答错误的同学，在接下来的一小时中建议他们回五年级去，而不是赖在六年级。萨缪尔聚精会神地听讲，绝对不让大脑溜号，坚决禁止自己去想女孩，或者做任何与女孩有任何关系的事情，但这件事依然会发生。刚开始是某种暖意，一阵刺痒，就像别人即将挠你痒痒时你的感觉，一种可怕的期待感。然后你忽然意识到了某个身体部位的存在，这个部位迄今为止只是背景的一部分，只是我们关注焦点之下的某种感觉，就像衣物两肩的布料、袜子的衬底、胳膊肘此刻放在哪儿。绝大多数时候，这部分身体都在焦点之外。但最近，天晓得为什么，他的阴茎会突然竖起，发生频率远远超过萨缪尔的意愿。在课堂上，在课桌前，它会宣告自己的存在。它顶着他的裤子，进而顶着本学区统一尺寸的课桌那坚不可摧的金属底面。问题在于，这种升起、肿胀和压迫虽然让他苦闷，但纯粹从肉体的角度来说，却非常令人愉悦。他希望它消失，同时也不希望。
鲍尔斯小姐知道吗？她能看见吗？她知道课堂上每天都有几个男孩陷入幻想、表情呆滞吗？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载着他们魂游天外。她就算看见了，也什么都没说。她也从不叫处于这种状态的男孩起立回答问题。对鲍尔斯小姐来说，这似乎仁慈得非同寻常。
萨缪尔望向挂钟：离课间休息还有十分钟。他觉得裤子太紧了。他觉得自己被卡在了座位里。有关女孩的景象不由自主地在眼前闪现，脑海里积累的这些画面都是他不小心在这儿那儿瞥见的片段：商场里一个女人弯下腰，乳沟一闪而过；女孩在餐厅坐下，小腿、裙底和短暂亮出的大腿内侧；最后又多了一个画面：贝萨妮在她的房间里，坐得笔直，两膝并拢，身穿薄棉布裙，小提琴抵着下巴，她望着他，绿眼睛仿佛猫科动物。
下课铃声响起，他假装课桌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找不到了。等其他人都走出教室他才起身，要是有人看见，会觉得他的动作像是一个没套呼啦圈的人在缓慢地转呼啦圈。
孩子们排成一队走向操场，步伐坚定而缓慢，但身体里积蓄的能量已经濒临爆炸，十一岁的身躯在鲍尔斯小姐威严的目光下直挺挺地坐了几个小时。他们不发出任何声音，贴着走廊最右侧排成一队前进，经过教职员工贴在白色水泥墙上的标牌，其中有一两个传达的是学习真有趣！之类的信息，但绝大多数都是严格的行为指示：手脚别乱动；只准小声说话；请勿奔跑；耐心等待；使用礼貌用语；请勿浪费厕纸；先吃再说话；注意餐桌礼仪；尊重个人空间；有事请举手；点到再发言；排队；犯错就要道歉；遵从教导；正确使用肥皂。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在学校接受教育仅仅是买一赠一的赠品。对他们来说，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教你在学校里举止得体。让自己适应学校那些苛刻死板的规矩，比方说，定时上厕所。没有什么比学生的大小便更受到严格管制的了。想搞到一张如厕许可单，你必须经历一整套复杂的仪式，你首先要低声下气地请求，说服她相信你确实有这个紧迫的需要，而不是企图溜出去抽烟喝酒吸毒，然后她才会开出一张足有美国宪法那么长的许可单。她会写下你的姓名、离开时间（详细到秒）和——最恐怖的——你要去干什么（也就是大号还是小号），接着她会命令你大声朗读许可单背后的文字，那些文字列举了你的“权利和限制”，主要有你离开课堂的时间不得长于两分钟，承诺只靠着走廊右侧行走，径直去离教室最近的卫生间，不和任何人交谈，不在走廊里奔跑，不进行任何破坏，不在卫生间里进行任何违法行为。然后你必须在许可单上签字，听着鲍尔斯小姐向你解释你刚签订了一份契约，破坏契约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绝大多数时候，孩子们瞪大眼睛听她训话，心惊胆战，跳着不安的憋尿舞步，因为计时已经开始，鲍尔斯小姐多宣讲一秒契约法，宝贵的两分钟就会被多扣去一秒，因此等他们终于走进走廊，就只有大约九十秒可以去卫生间、完成任务并返回教室了，同时不能奔跑，而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另外，你每周顶多只能得到两张许可单。
然后还有饮水机的规定：课间休息回来后，学生在饮水机前喝水的时间只有每人三秒钟——本意大概是想让孩子理解合作和无私——可是，一群孩子刚刚趁着课间休息疯狂地发泄完积累多时的焦虑，回来时当然一个个气喘吁吁加筋疲力尽，再加上最近热浪来袭，而他们又极少被允许中途去上厕所，因此这些浑身臭汗、被太阳晒伤、热得几乎中暑的孩子一整天只能靠几个短短的三秒钟补充水分。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不讲理的双重难题，假如他们在课间休息消耗掉了能量，就需要在干渴和疲惫中熬完一天，假如不去消耗，到下午三四点就会陷入过度活跃的状态，几乎肯定会因为行为不当而惹上麻烦。于是大多数学生趁着课间休息拼命玩耍，然后在短短的三秒钟内灌下尽可能多的水。一天结束，他们会变成一具具了无生气的脱水僵尸，这正是鲍尔斯小姐要的效果。
就这样，她俯视着他们，大声读秒，每个孩子数到三就必须抬起头，下巴滴着水，摄入的水分对潮热得可怕的中西部夏季来说还差得很远。
“太扯了，”排队的时候，毕晓普对萨缪尔说，“你看好了。”
轮到毕晓普了，他趴在喷水口上，揿下按钮，直视鲍尔斯小姐的眼睛，鲍尔斯小姐数着：“一。二。三。”见到毕晓普没有停止喝水，她又说了一遍“三”，语气变得更重，但毕晓普还是没有停下，她说：“你喝完了。下一个！”这时大家已经看明白了，毕晓普打算喝到他舒服为止，在排队的大多数孩子看来，毕晓普根本没有在喝水，而是让凉丝丝的水流过嘴唇，他依然直视鲍尔斯小姐的眼睛，到最后她终于意识到这个转学生不是不知道校规，而是在直接挑战她的权威。她对挑衅的回应是摆出强硬的姿势——双手叉腰，抬起下巴，用降了一个八度的声音说：“毕晓普。你给我停下。立刻。”
毕晓普用毫无生气的厌倦表情看着她，这个表情实在太胆大包天、太难以想象了，排队的孩子纷纷瞪大眼睛，发狂般地哧哧怪笑，因为毕晓普再过两秒钟就要挨板子了。一个人胆敢如此藐视校规，下场必定是挨板子。
这个板子很有名。
板子就挂在校长办公室的墙上，全校最热衷于执行纪律的人就是校长，他不幸名叫劳伦斯·拉奇[10]，却是个矮小而肥胖得出奇的男人，体重几乎全长在腰部以上，双腿瘦得皮包骨头，但上半身硕大无朋。他看着像是一个鸡蛋插在筷子上。你忍不住要担心他的脚腕和胫骨会像铅笔似的折断。他的板子是一块约八厘米厚的木板，宽度如两张作业纸拼在一起，上面钻了十几个小洞。孩子们猜想钻洞是为了符合空气动力学，能让他挥得更快。
他打板子以力量而闻名，也以能产生足够力量的技法而闻名。举例来说，那股力量曾经震碎了布兰德·博蒙德的眼镜，这段史实见于六年级学生的口头，据说拉奇一板子打在博蒙德的屁股上，无比巨大的力量顺着可怜孩子的身体传导，震碎了他厚如瓶底的眼镜。拉奇能够巧妙地转移重心，打出摧枯拉朽、连运动员也比不上的恐怖一击，堪比职业网球手时速二百二十公里的一发得分重炮。没错，偶尔会有父母抱怨校长这原始的惩罚体系，但既然打板子是预防和矫正行为不检的终极手段，因此极少会被动用，绝对不会引起家长教师会的声讨。知道屁股有可能遭受毁灭级痛击，连最顽劣的孩子在学校里都会多多少少地保持安静，尽量压低嗓门，陷入提心吊胆的半痴呆状态。（家长有时候会向老师抱怨他们回到家里就会一阵一阵地抽风犯多动症，老师总是平静地点点头，心想：关我屁事。）
每个老师对反叛行为都有自己的标准，过了一定的时间点就不再容忍下去。对鲍尔斯小姐来说，十二秒就是这个时间点。毕晓普在饮水机上趴了十二秒。他盯着鲍尔斯小姐看了十二秒，对她的命令充耳不闻，最后她终于忍无可忍，揪住毕晓普的衬衫使劲一拉，她抓住的是他靠近脖子的位置，衣服开线的声音响彻教室，有一瞬间毕晓普被她提着离开了地面，她押着他走向拉奇校长那恐怖的办公室。
孩子挨完板子通常是这么回来的：送走十到二十分钟后，教室门会被轻轻敲响，鲍尔斯小姐过去开门，拉奇校长站在门口，一只大手按着学生的背部，学生小脸通红，淌着鼻涕，啜泣不已。刚挨过板子的学生都是同一副面容：板着脸，脸颊湿漉漉的，眼睛擦得通红，鼻涕流个没完，垂头丧气。反叛的劲头不见了，故作勇敢的架势也没了。就连最吵闹、最想引人注意的男孩在这一刻似乎也想蜷缩在课桌底下死个一了百了。然后拉奇会说“我看这位同学准备好回来上课了”，鲍尔斯小姐会说“希望他得到了教训”。就连只有十一岁的孩子也能理解这段对话纯粹是演戏，两名成人不是在互相交谈，而是在说给孩子们听，很容易听懂的言下之意是别过线，否则你就是下一个。挨板子的孩子会得到许可返回座位上，第二轮惩罚随即开始，因为坐在本校区的硬塑料椅子上会使他早已肿胀、如伤口般敏感的屁股感到剧痛，按照他们的说法，就像又在挨板子似的。于是孩子在座位上凄惨地掉眼泪，鲍尔斯小姐会说“对不起，我没听清。你对我们在讨论的问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孩子会摇头表示没有，神态是那么可怜、颓丧、凄惨，全班学生都知道鲍尔斯小姐只是想让大家看见他在哭，用消极攻击的手段进一步让他感到尴尬和羞耻。公开地，当着他的朋友的面。鲍尔斯小姐的残忍是她那些性别不清的蓝色套头衫都难以容纳的。
那天，所有人都在等待毕晓普回来。他们非常兴奋，迫不及待地想要接纳他——经过这场洗礼，现在他知道他们都经历过什么了。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了。于是他们等待着，准备迎接毕晓普归来，原谅他的哭泣。十分钟过去了，然后是十五分钟，就在时间来到十八分钟的时候，不可避免的敲门声终于响起。鲍尔斯小姐夸张地说：“会是谁呢？”然后将粉笔放在黑板底托上，大步走过去开门。他们站在门外，毕晓普和拉奇校长，但她震惊了，全班同学都震惊了，因为毕晓普不但没有哭，反而在明明白白地微笑。他似乎很高兴。看不出痛苦或受伤的迹象。拉奇的手没有放在毕晓普背上。事实上，校长站在毕晓普的一米开外，就好像这孩子携带着什么传染病。鲍尔斯小姐盯着拉奇校长看了几秒钟。拉奇没有按平时的剧本说毕晓普可以回来上课了，而是用士兵谈论战争的漠然语气说：“好了，让他回去吧。”
毕晓普走向他的座位，所有的孩子望着他过去坐下，他特地跳起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恶狠狠地抬起头，像是在问：还有谁想来让老子难受一下？
这幅景象留在了目睹这一刻的所有六年级学生心里。他们中的一员走进最严酷的成人世界却得以凯旋。从此再也没有人找过毕晓普·福尔的麻烦。
5
母亲向萨缪尔讲述魅魔（Nix）的故事。她父亲的另一个鬼故事。最吓人的一个。她说，魅魔是一种水妖，它会沿着海岸线飞行，寻找孩童，尤其是喜欢冒险、单独出行的孩子。要是魅魔找到了，就会以一匹大白马的形态现身。没有鞍辔，但很驯顺。一匹友善的大马。它会尽可能地弯下腰，让孩子爬到背上。
刚开始孩子会很害怕，但到了最后，他怎么可能拒绝呢？属于他自己的一匹马？他跳上马背，马站起身，孩子离地面足有三米，他欣喜若狂——第一次有这么大的东西在乎他。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他踢马，让它跑得更快一点，于是马开始轻快地小跑，孩子越是喜欢它，它就跑得越快。
然后孩子会希望别人能看见他。
想让朋友嫉妒地望着这匹崭新的大马。他的马。
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被魅魔荼毒的孩子刚开始总会觉得害怕。然后是幸运。然后是迷恋。最后是骄傲。他踢着马，让它跑得更快一点，直到它四蹄翻飞地奔跑，孩子抱着它的脖子。这是他遇到过的最好的好事。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如此重要，如此充满喜悦。永远在这个时刻，在速度和欢愉的顶点，孩子感觉完全控制住了这匹马，感觉完全拥有了它，在他最想因此闻名从而享受第一等的虚荣、骄傲和自豪的时候，马会突然拐下通往城镇的道路，奔向俯瞰大海的悬崖。它全速奔向峭壁，底下就是惊涛骇浪。孩子尖叫，拉扯马背的鬃毛，哀号哭泣，但都无济于事。马跳下悬崖，开始坠落。哪怕在坠落的时候，孩子也会死死抱住马的脖子，假如他没有在石头上摔死，也会在冰冷的海水里淹死。
费伊从父亲那里听来了这个故事。她所有的鬼故事都来自弗兰克外公，他身材瘦高，性格极其孤僻，口音很难听懂。大部分人觉得他沉默时让人害怕，但萨缪尔反而觉得很舒服。感恩节或圣诞节时，他们会难得一次地去艾奥瓦州看他，全家人围坐在桌前一言不发地吃饭。他的回应不是点头就是用“唔”表示否定，想要交谈恐怕有些困难。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默默地吃火鸡，直到弗兰克爷爷吃完，起身去隔壁房间看电视。
弗兰克外公只有在讲述故国故事的时候才有可能活跃起来：古老的神话、传说、鬼故事。他在他长大的地方听着这些故事长大，那是挪威最北端极圈内的一个小渔村，他长到十八岁就离开了。他对女儿讲完魅魔的故事后，说其中的道理是不要相信美好得不可能成真的事情。但她慢慢长大，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她在出走前一个月告诉了萨缪尔。她先讲完同一个故事，但最后加上她总结的道理：“你爱得最深的东西，有朝一日会最严重地伤害你。”
男孩当时并不明白。
“魅魔现在不会变成一匹马了。”她说。两人坐在厨房里，希望似乎永无止境的热浪能放过他们，冰箱敞着门，电风扇将凉气吹向他们，两人喝着冰水，杯壁上的冷凝水在桌面留下湿漉漉的圆圈，“魅魔从前会变成一匹马，”她说，“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它现在是什么样子？”
“不同的人不一样。但通常是一个人。通常是你认为你爱的某个人。”
男孩还是不明白。
“人们会因为许多原因爱上彼此，并不是每个原因都很美好，”她说，“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相爱很容易，或者因为习惯，或者因为已经放弃，或者因为害怕。人们能够成为彼此的魅魔。”
她喝了一口水，然后将冰凉的杯子贴在额头上。她闭上眼睛。这是一个漫长而沉默的星期六下午。亨利去办公室了，费伊和他又吵了一架，这次是脏盘子问题。家里1970年代生产的鳄梨色洗碗机这个星期终于罢工了，亨利一次也没有主动提出过帮忙清理厨房，锅碗瓢盆和玻璃杯从水槽里溢了出来，已经占据了大半个厨台。萨缪尔怀疑母亲是存心让这座小山失控的——甚至比平时贡献了更多的餐具，只需要用一个锅的时候特地用了几个锅——把它当作一场测试。亨利会注意到吗？他会帮忙吗？他既没有注意到也没有帮忙，她从这个事实推断出了某些重大的意义。
“就像我又回到家政课教室了。”那座小山终于让人无法容忍了，费伊对亨利说。
“你在说什么？”亨利说。
“就像高中的时候。你寻欢作乐，我做饭和打扫卫生。什么都没变过。二十年了，真的什么都没变过。”
亨利洗完了所有餐具，然后说办公室有急事，又一次扔下费伊和萨缪尔两个人单独待着。他们坐在厨房里，各读各的书。费伊读的是难懂的诗歌。萨缪尔读的是“选择你自己的冒险”。
“我在高中认识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姑娘，”她说，“非常聪明和风趣。她在学校里爱上了一个叫朱尔斯的男生。英俊的小伙子，样样在行。所有人都嫉妒她。结果朱尔斯就是她的魅魔。”
“为什么？她怎么了？”
母亲把水杯放回它在木台面上留下的那摊冷凝水里。“他消失了，”她说，“她被困在镇上，再也没离开。我听说她还在那儿，在她老爸的药房里当收银员。”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魅魔就喜欢这么做。”
“她看不出来吗？”
“自己很难看出来。不过有条原则你该记住，你成年前爱上的任何人都很可能是魅魔。”
“任何人？”
“很可能是任何人。”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老爸的？”
“学校里，”她说，“我们十七岁的时候。”
母亲望着白昼仅存的黄色暮霭。电冰箱隆隆、嗡嗡、咔嗒咔嗒地运转，忽然冒出一声滋滋的电流声，然后就停止运转了。灯也暗了。厨台上的电子收音机时钟随即熄灭。母亲环顾四周，说：“保险丝断了。”意思是让萨缪尔去合上断路器，因为配电箱在地下室，而母亲不肯进地下室。
手电筒在他手里沉甸甸、硬邦邦的，铝质波纹手柄裹着胶皮的大圆头似乎很适合在抓捕时使劲砸人。他母亲不去地下室是因为地下室是家宅精灵的居所。至少故事是这么说的，这个故事依然来自他外公：家宅精灵住在地下室，会纠缠你一辈子。他母亲说她小时候遇到过一次，吓得够呛，从此就再也不喜欢地下室了。
但她坚持说她的家宅精灵只会对她显形，只会纠缠她一个人，他是百分之百安全的。他去地下室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他哭了。轻轻地、柔和地啜泣，因为要么地下室里有个残忍的精灵在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要么他母亲的脑子不太对劲。他在水泥地上拖着脚向前走，将注意力聚拢在前方的光束上。他尽量对那一团亮光之外的所有东西都视而不见。他终于看见了房间另一头的配电箱，他闭上眼睛，尽可能笔直地向前走。他向前迈步，将手电筒伸在身前，一直到他感觉手电筒的头部碰到墙壁为止。他睁开眼睛。配电箱出现在眼前。他合上断路器，地下室的灯亮了。他望向背后——什么都没看见，只有地下室的那堆破烂。他多待了一会儿，振作精神，停止哭泣。他坐在地上。下面比上面凉快多了。
6
这个学年的头几个星期，毕晓普和萨缪尔很快就结成了同盟，因为毕晓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萨缪尔总会跟着他。如此分配角色对两个人来说都很轻松。他们根本没有讨论或者口头认可过这件事，而是自然而然地站上了各自的位置，就像硬币落进自动贩卖机里的沟槽。
他们在池塘附近的林子里碰头玩战争游戏。毕晓普总会为游戏准备好背景故事。他们和越南时的“老共”作战，和二战时的纳粹作战，和内战时的邦联军作战，和独立战争时的英国佬作战，和法印战争时的印第安人作战。除了在尝试重现1812年战争时有点摸不着方向[11]，他们的战争永远有明确的目标，两个男孩永远扮演好人，敌人永远是坏蛋，胜者也永远是他们。
要是不玩战争游戏，他们就在毕晓普家玩电子游戏，这是萨缪尔更中意的选项，因为他有可能会碰到贝萨妮，也就是他的爱恋对象。不过现在他大概还不会称之为“爱”，而更像是一种关注与悸动成倍放大的精神状态，生理方面体现为说话时声音起伏变小。每次见到她，尽管不愿意也不希望，但他总会变得像个自我封闭的苦行僧，还有用大拇指和食指轻捻她的衣物的迫切欲望。毕晓普的姐姐让他喜悦，也让他畏惧。贝萨妮很少搭理他们。她对自己的影响力似乎浑然不知。她练习音阶，听音乐，关着门。她去外地参加各种音乐节和比赛，小提琴独奏赢得的绶带和奖杯最终都挂在了她卧室的墙上，与其做伴的是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音乐剧海报和一小套象征着悲剧与喜剧的瓷质面具。还有干花，来自她数不胜数的独奏音乐会，谢幕时观众会献上大捧的玫瑰花，她仔细干制后粘在了墙上的床头位置，鲜绿色的枝叶与嫩粉色的花朵完全符合床单、窗帘和墙纸的配色。一个百分之百的女孩房间。
萨缪尔之所以了解她的卧室，是因为他曾躲在树林里一个安全的地方偷看过两三次。他在日落后走出家门，顶着颜色越来越深的紫色天空，来到小溪旁，踩着泥地穿过威尼斯村背后的树林。他经过种着玫瑰花和紫罗兰的花园，花朵正在夜幕下悄然合拢；他从犬舍和温室背后走过，闻着硫黄和磷肥的气味；他从圣心学院校长家背后走过，校长有时候会躺在定制的室外盐水按摩浴缸里舒展身体。萨缪尔会走得谨慎而缓慢，一方面要留神脚下，免得踩中枯枝或成堆落叶，另一方面还要盯着校长，从这个距离望去，校长是一团模糊的白色影子，身体的许多部位（腹部、下巴和手臂底部）只是因为沉甸甸的赘肉才能被分辨出来。绕过整个街区，穿过这片树林，来到街道的尽头，萨缪尔躲在福尔家背后那些树木的须根之中，离草丛与森林的分界线只有三米左右，他穿着黑色衣裤，黑色兜帽压得离地面还不到三厘米，因此全身上下露在外面的只有一双眼睛。
他在那里默默观察。
橘黄色的灯光，人们的影子在室内移动。贝萨妮出现在她卧室的窗框里，渴望如电流般在他的下腹炸裂。他更用力地贴近地面。她穿薄棉布裙，她总是穿成这样，她永远穿成这样，永远显得比其他人更有格调一点，就像刚去过高级餐厅或教堂。她行走时裙子微微摆动，她停下时裙子轻轻落回身上，流畅地滑回原处，仿佛羽毛优雅地飘落。萨缪尔愿意欣然淹死在那裙摆之中。
他只是想看见她。只是想确认她事实上真的存在。这就是他的全部愿望，只要看见了她，他很快就会离开，早在她换衣服之前就会离开，不至于被控行为不端。只有这一件事情——看见贝萨妮，与她分享这个宁静而私密的时刻——能够安慰他，帮他熬过又一个星期。甚至两三个星期。她和他不在同一所学校，她在房间里待那么长时间，花那么多时间外出旅行，这些都让萨缪尔觉得不公平和不平等。其他男孩爱恋的女孩永远在场，就在班级里你的前方，就在食堂里你的身旁。贝萨妮总是那么遥不可及，萨缪尔因此认为他偶尔偷窥也就有了正当性。他有这个资格。
一天，在福尔家，毕晓普正在玩《导弹指令》，萨缪尔坐在特大号的豆袋沙发上，贝萨妮径直闯进电视室，倒在同一张沙发上。她坐下的时候，一小块肩膀和萨缪尔的一小块肩膀贴在了一起。忽然之间，他感觉全世界的意义都集中在了那几平方厘米之中。
“好无聊。”她说。她身穿黄色太阳裙。萨缪尔能闻到她洗发水的气味，蜂蜜、柠檬和香草的浓郁香味。他一动不动，害怕他要是动了她就会离开。
“来一把？”毕晓普把游戏操纵杆推向她。
“不。”
“捉迷藏？”
“不。”
“踢罐头？闯城门？”
“三个人怎么玩闯城门？”
“出主意而已。头脑风暴。唾沫球。”
“我不想玩闯城门。”
“跳房子？投圆片？”
“你这就是存心犯傻了。”
萨缪尔感觉肩膀与贝萨妮肩膀相接的地方在出汗。他僵硬得像一尊雕像。
“女孩子玩的奇怪游戏？”毕晓普说，“叠纸，猜你会嫁给谁，生几个宝宝。”
“我不想玩那个。”
“你不想知道自己会生几个宝宝？十一个。我猜。”
“闭嘴。”
“可以玩大冒险。”
“我不想玩大冒险。”
“大冒险是什么？”萨缪尔说。
“真心话或大冒险去掉前一半狗屁。”毕晓普说。
“我想去另一个地方，”贝萨妮说，“没有任何原因。我想去另一个地方，只是因为可以去那里而不是待在这里。”
“公园？”毕晓普说，“海滩？埃及？”
“没有任何原因不去一个没有任何原因要去的地方。”
“哦，”毕晓普说，“你想去购物中心。”
“对，”她说，“购物中心。对，我想去。”
“我要去购物中心！”萨缪尔说。
“我们父母不肯带我们去购物中心，”贝萨妮说，“他们说购物中心廉价又庸俗。”
“被逮住穿这些衣服我就死定了。”毕晓普鼓起胸膛，尽可能扮演他父亲。
“我明天要去购物中心，”萨缪尔说，“和我妈妈。我们要去买新洗碗机。我会给你带点东西。你要什么？”
贝萨妮陷入沉思。她望着天花板，手指轻敲颧骨，认真考虑了好一阵，最后说：“给我个惊喜。”
那天晚上和整个第二天，萨缪尔都在思考他该给贝萨妮买什么。有什么礼物能完美地表达他想让她知道的所有心意呢？这件礼物必须精炼出他的感情，将爱恋、承诺和绝望的热忱凝聚成强有力的一剂，装进小小的包装盒送给她。
他知道这件礼物的所有要素，却看不清它的样子。那一夜他没怎么睡。完美的礼物就在购物中心千百万个货架上的某处等着他。但到底是什么呢？
坐在车上，萨缪尔很安静，他母亲却焦躁不安。去购物中心的路上，她总会变成这个样子。她憎恶购物中心，每次不得不去购物中心的时候，她对所谓“城郊购物中心文化”的批判就会格外残暴和粗鲁。
拐出他们那片住宅区，开上主干道，它和任何一个美国城郊的任何一条主干道没有任何区别：千篇一律的镜厅复制品。你在城郊得到的就是这个，他母亲总是说，小小欲望的满足。得到你甚至不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更大的超市。四车道的公路。更大更好的停车场。新三明治店或录像带出租店。比其他麦当劳更近一丁点儿的又一家麦当劳。麦当劳隔壁是汉堡王，马路对面是哈迪快餐，同一个地段还有摇摇牛排、波南萨牛排馆和能吃多少就吃多少的庞德罗莎自助餐。换句话说，你得到的是选择。
或者更准确一些，选择的幻象，因为这些餐厅的菜单本质上都一样，只在马铃薯和牛肉上有些细微的区别。就好比你走进超市，站在意大利面的货架前，看着十八个细面条品牌。她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十八种细面条？说真的。”她问。萨缪尔耸耸肩。我们为什么需要二十种咖啡？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种洗发水？望着乱糟糟的燕麦货架，你很容易忘记这几百种选择其实只是一种选择。
来到购物中心——巨大、明亮而宽阔，开着空调，威严如大教堂——他们在看洗碗机，但其他家用电器吸引了费伊的注意力：方便储存剩饭菜的东西，方便碾碎食物的东西，避免食物粘锅底的东西，方便冷冻食物的东西，方便重新加热食物的东西。母亲望着每一样物品，发出惊讶的啊啊叫声，她仔细打量它们，拿在手里翻来覆去，阅读包装盒上的文字，说：“真不知道这是谁想出来的。”她见到这些东西总是很警觉，生怕有人会在她心里创造出某种需求，或者识别出本就存在但她不自知的某种需求。家居与园艺区有一台自走式除草机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富有雄性气息般巨大，外壳是炫目的亮红色。“我都没想到过我会有草坪，”母亲说，“但我忽然非常想要这东西了。有问题吗？”
“不，没问题。”后来她在购物中心的另一家厨房用品店里说，重新拾起这个话题，就好像从来没有中断过。“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我说不准，我觉得好像——”她停下来，举起一个白色塑料物品盯着看，这个小装置能够切出完美的蔬菜丝，“感觉荒谬吗？我是说我能买这东西？”
“我不知道。”
“这真的是我吗？”她说，盯着她像保护幼鸟似的笼在手里的那件东西，“真正的我？我难道变成了这么一个人？”
“能给我一点钱吗？”他问。
“为什么？”
萨缪尔耸耸肩。
“别为了买东西而买东西。买东西本身不是重点。”
“我不会的。”
“我想说的重点是，你不是必须要买任何东西。没有谁真的需要这些东西。”
“我知道。”
她从手包里拿出一张十美元的钞票：“一小时后在这儿见。”
萨缪尔攥着钞票，跑进购物中心的炫目白光。这个场所巨大得超乎认知。它像一头会呼吸的庞然巨兽。某处一个或多个孩子的模糊叫声或哭声成了无处不在的喧嚣的一部分，他不知道这个声音来自何处，孩子在什么地方，是快乐还是悲伤——仅仅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声学现象。你很难想象购物中心的商铺还不够多，但显然有人认为应该再补充一些，因此每条过道的中央都支起了单独的货摊，销售特殊甚至只是噱头的商品：玩具小直升机，销售员操纵它们从头顶飞过担忧的人群；钥匙链，用激光将你的名字刻在上面；新型卷发器，萨缪尔根本看不懂；礼盒装的香肠；玻璃立方体，里面似乎有3D全息画；新型束腰，能让你显得比实际上更瘦削；帽子，当场绣上个性化的文字；T恤，激光烫印你的照片。购物中心似乎用数以百计的商铺和货摊给你一个简单的承诺：在这儿你能找到你需要的一切。一些看似离奇的东西也不例外。比方说，牙齿美白，不像是你会在购物中心买的东西。还有瑞典式按摩，还有钢琴，但你确实能在这儿买到它们。购物中心压倒性的存在就是为了取代你的想象力。别费神去梦想你的欲望了，购物中心已经替你做好了梦。
企图在购物中心寻找完美的礼物就像读一本选项缺失的“选择你自己的冒险”。他必须猜测应该翻到哪一页。快乐结局肯定存在，但隐藏在某个地方。
萨缪尔走过蜡烛店，吸了一两口肉桂的香味。美甲店熏得他头疼了一小会儿。糖果店装硬糖的塑料盒呼唤着他，但他抵抗住了诱惑。购物中心的音乐和各家店铺的音乐混在一起，感觉像是汽车驶进驶出无线电波的覆盖范围。歌曲淡入，歌曲淡出。先前播放的是欢快的摩城音乐，现在是《扭扭舞》，恰比·切克。他母亲最不喜欢的歌曲，萨缪尔不知道他为什么知道这个事实。他想着音乐，听着商铺里飘出来的音乐，看见了美食广场对面的唱片店，这个点子总算跳进他的脑海，他不敢相信他居然花了这么久才想到它。
音乐。
贝萨妮是音乐家。他跑进唱片店，心情有点尴尬，因为他一直在问自己他能给她买什么，却忘了思考她实际上想要什么。这种行为似乎过于自我中心和自私了，回头必须要好好反思一下，但不是现在，现在他必须在十分钟内找到完美的礼物。
于是他跑进唱片店，看见流行乐盒带的标价都在十二美元左右，超出他的预算，他一时间有点沮丧。但绝望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他瞥见商店最里面有个箱子，箱子上写着“古典音乐”，底下是“半价！”。简直是天意。箱子里的盒带六美元一盘，他非常确定其中之一就是完美的礼物。
然而等萨缪尔开始翻看清仓箱里那堆凌乱的盒带时，他意识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难题：他对这种音乐一无所知。完全不懂。他不知道贝萨妮会喜欢什么、已经有了哪些。他甚至分不清好坏。有些名字很熟悉，例如贝多芬、莫扎特，但大多数都非常陌生。有些是不知道怎么读的外国名字。他正要选择一个他听过的著名人物——斯特拉文斯基，但他不记得他为什么会知道——却想到假如连他都知道斯特拉文斯基，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贝萨妮早就有了全套斯特拉文斯基，现在多半已经厌倦了，于是他决定要找一些更现代、更有意思、更新鲜的音乐，能够彰显他妙不可言的品位，能够表现出他有多么与众不同和独立自主，不像其他人那样随波逐流。因此他挑出了最有意思的十个封面。没有作曲家肖像，没有古老油画或拥挤的乐团照片，没有手握小棍的指挥家。他选择的是概念画：泼溅的色彩，抽象的几何形状，让人眼花缭乱的螺线。他拿着它们走到柜台，堆在收银员面前，问：“哪一盘从来没人买过？”
收银员，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助理经理，长着一张感性的脸，扎着马尾辫，听见这个奇怪的问题连眼睛都没多眨一下，而是认真地看了一遍这十盘盒带，拿起其中一盘摇了摇，开口时带着权威的气息，萨缪尔顿时信任了他，他说：“这盘。从来没有人买过。”
萨缪尔放下十美元的钞票，收银员将盒带装进一个口袋。
“非常现代的作品，”收银员说，“真的超乎想象。”
“好。”萨缪尔说。
“同一部作品，反复录了十遍。怎么说呢，真的很古怪。你喜欢这东西？”
“非常。”
“那就好。”他说，给萨缪尔找零，萨缪尔还剩下四美元。他跑向糖果店。完美的礼物在包装袋里摆动，敲打着他的大腿后侧，想到他要买的水果硬糖，他的嘴里冒出了口水，各种白日梦在脑海里东冲西撞，每次他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每个故事都有最完满和最快乐的结局。
7
毕晓普·福尔是个校霸，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霸凌者。他不对弱者下手。他不碰皮包骨头的男孩和羞涩笨拙的女孩。他讨厌轻而易举的事情。强壮、自信、沉着、有力量的那种孩子才会引起他的注意。
本学年的第一场赛前动员会上，毕晓普对安迪·伯格产生了兴趣，后者是所有以蛮力称雄之事的常胜将军，六年级只有他一个人长出了黑乎乎的腿毛和腋毛，他是本地软弱、窝囊、矮小的孩子的克星。第一个叫他“冰山”的是体育老师，这个外号有时候被简称为“山哥”，原因是他的块头（庞大）、速度（缓慢）和步态（无法阻挡）。山哥是最标准的那种小学校园恶霸：比同学高大和强壮许多，似乎是智力方面有些低下（这也是他身上唯一低下的地方）所造成的愤怒心魔催长的结果。他身体其他部分的基因已经飞跃到了成人阶段。六年级的他比女老师还要高和重。他的身体不是注定会成为运动健将的那种强壮，而是会变得臃肿。他的躯干状如啤酒桶，手臂仿佛牛腿。
这场赛前动员会一如既往，一到六年级的学生走进气味古怪的塑胶地面体育馆坐上看台，助理校长特里·弗勒斯特（顺便说一句，他打扮成了一只一米八高的红白两色大鹰，这是本校的吉祥物）带领他们练习一系列助威套路，开场白和平时一样：雄鹰！身体健康不吃药！
然后，拉奇校长让大家安静，发表他千篇一律、华而不实的演讲，什么他对言行举止的标准，什么他绝对零容忍、无废话的教育哲学，大多数学生早已溜号，直愣愣地盯着各自的脚尖，只有一年级的孩子除外，他们第一次听见这些话，一个个自然吓得魂不附体。
动员会以弗勒斯特先生不变的“雄鹰，咱们上！雄鹰，咱们上！”结束。
学生跟着欢呼鼓掌，热情大概只有助理校长的四分之一左右，但依然足以淹没安迪·伯格与众不同的叫声，只有他周围的几个学生才能听见他在喊什么，萨缪尔和毕晓普就在其中：“小金，是基佬！小金，是基佬！”
叫声当然是冲着可怜的金·韦格利去的，他站在山哥左边两步的地方，毫无疑问是整个六年级最容易被取笑的对象，属于前青春期的所有不幸都降临在他们身上的那种孩子：鹅毛大雪般的头皮屑，显眼的牙箍，慢性脓疱病，高度近视，对坚果、花粉和麸质严重过敏，中耳炎让他脚步蹒跚，面部湿疹，隔月犯一次的红眼病，痦子，哮喘，甚至还在二年级发过头虱，大家绝对不会让他忘记这件事。另外，他从头到脚加起来大概就是十八公斤汗津津的皮包骨头。而且，他有个女孩的名字。
遇到这种时刻，萨缪尔知道“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保护金、阻止欺凌和勇敢地抵抗巨人安迪·伯格，因为每年健康课上发的小册子说霸凌者遇到反抗就会退缩。当然，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去年布兰德·博蒙德真的挺身反抗了山哥，因为他没完没了地嘲笑布兰德厚如防弹玻璃的眼镜，布兰德一时间搭错神经，居然在食堂中央对上他，说：“闭上你那张大嘴，你个胖混蛋！”山哥确实退了下去，那天直到放学也没来收拾布兰德，所有目击者都喜气洋洋，因为他们现在似乎安全了，小册子似乎没有骗人，乐观的情绪笼罩全校，布兰德成了小英雄，然而山哥在他回家的路上找到他，一顿拳脚严重得甚至招来了警察，警察盘问布兰德的朋友，但他们已经学到了重要的教训：别他妈多嘴。霸凌者绝对不会退缩。
那年关于山哥的头号传闻（由山哥本人煽风点火）是，整个六年级他率先摆脱了处男之身。对方是个女孩，他说，是个前保姆，她吃不够我的大鸡巴。这种传闻当然无从核实。牵涉的高中女生和她对山哥身体的兴趣都无从核实，但也无人质疑。更衣室内能听见山哥吹牛的人都不敢冒受到伤害的风险直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高中女生不可能对六年级男生产生兴趣，除非她精神有问题、丑得恐怖或情感严重受创，或者三者兼具。总之就是不可能。
然而。
然而山哥描述性交的方式让男生们不得不有所怀疑。他描述的细节是那么详尽，具体得全无浪漫色彩。正是这一点让他们踌躇犹豫，让他们在夜里辗转反侧，有时候甚至会妒火中烧，因为他说不定是在说实话，他说不定真的搞了一个高中女生。假如这是真的，他们只需要这一点证据，就足以确认世界不公和上帝不存在了。或者就算上帝存在，也肯定憎恨他们，因为全校没有谁比安迪·该死的·伯格更不配享受性爱了。他们默默忍受每一节体育课，听他说什么他必须抽他老爸的雪茄来掩盖姑娘下体的气味，什么他这个星期没做爱因为姑娘来大姨妈了，什么有一次他射爆了安全套因为他就有那么猛。这些画面让孩子们做噩梦，还有更抽象的恐惧——恶心的安迪·伯格已经在疯狂做爱了，而其他人最近刚和父母谈过“那件事”，与女孩做爱的整个概念依然显得那么恐怖和粗鄙。
或许正是山哥在动员会上奚落金的方式刺激毕晓普采取了行动。他本来觉得这件事过于容易、过于显而易见——金不敢还击，他弯腰驼背的消沉站姿表现出他百分之百地接受了这里的等级划分。金站在那里，本能地准备好了接受欺凌。或许是这种摊手等死的态度激起了毕晓普怪异的正义感、以暴虐手段消灭对手从而保护无辜弱小士兵的欲望。
学生们排队走出体育馆的时候，毕晓普拍拍伯格的肩膀：“听说了你的传闻。”
山哥低头看着他，有点生气：“是吗？什么？”
“说你睡过姑娘。”
“你他妈最好相信。”
“那么，传闻是真的了？”
“我戳过的屄多得你都数不过来。”
萨缪尔小心翼翼地跟着他们。他通常不敢离山哥这么近，但中间隔着毕晓普，他觉得很安全。毕晓普天生会吸引全部的注意力，就好像毕晓普掩盖了萨缪尔的存在。
“好的，”毕晓普说，“我有好东西给你。”
“什么？”
“给比较成熟的那些人的东西。比方说你。”
“到底是什么。”
“这会儿不想说。会被别人听见的。好东西，而且这玩意儿是非法的。”
“你他妈到底在说什么？”
毕晓普翻个白眼，左右看看，像是在确定没有人偷听，然后靠近山哥，勾勾手指，示意他弯下腰，等他巨大的脑袋凑过来，毕晓普用密谋者的语气悄悄地说：“黄书。”
“不可能！”
“小声点。”
“你有黄书？”
“好大一堆。”
“真的假的？”
“我一直在考虑，这儿有谁已经成熟得能看这些东西了。”
“好极了！”山哥说，顿时有了兴趣。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网络还没有让色情物品变得唾手可得因而陈腐老套，那时候也没有个人电脑，对于他这个年纪的孩子，对于在1980年代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对于认为色情物品依然是有形之物的最后一代男孩，拥有色情物品就仿佛拥有超能力。色情物品会让你立刻成为其他孩子的榜样和好友。差不多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个卑微的孩子找到了父亲珍藏的色情杂志，社交地位顿时扶摇直上，直到他惹上麻烦为止，那通常是一天到几个月以后的事情，取决于这个孩子的性格。绝望地乞求关注和渴望被喜欢的孩子往往会偷走整堆杂志，换取短暂的名气，但等他们的父亲发现色情物品不翼而飞、想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明星就会在一天之内燃烧殆尽。其他的孩子，更能控制住冲动和不那么拼命寻求认可的那些孩子，在窃取色情物品时会比较慎重。他们只会从一堆杂志里取走一本，比方说从最底下数第二本或第三本，按理说他们的父亲已经仔细翻看、享用、消化和抛弃了这本杂志。他们会把这本杂志带到学校，让所有人欣赏，一两周后将它放回原处，再从靠近底部的位置取一本杂志，就这样周而复始。这些孩子能够长期维持名望，有时过了几个月才会有教师注意到一群男孩总是动也不动地窝在操场上，他会过去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因为小学男生不像苍蝇似的跑来撞去时就等于出了什么岔子。
换句话说，孩子们接触色情物品的时间终究有限，所以山哥的胃口才会一下子被吊了起来。
“在哪儿？”他说。
“大多数孩子只会吓一跳，”毕晓普说，“他们不会明白他们到底在看什么。”
“快给我看。”
“你就不一样了，我看你肯定把持得住。”
“太他妈对了。”
“那好，咱们放学后见。等所有人都走了。食堂后面的楼梯口，卸货台旁边。我给你看我把东西藏在哪儿了。”
山哥同意了，推开众人走出体育馆。萨缪尔拍拍毕晓普肩膀。
“你干什么？”他问。
毕晓普微笑：“把战火烧到敌人家里去。”
那天晚些时候，放学铃响过，学校大巴来了又离开，教学楼里空无一人。毕晓普和萨缪尔等在学校背后，你从马路上看不见学校的这个部分：全都是水泥建筑和柏油路，看上去就像地区级高吞吐量航运中心，工业、机械、自动化、末世感。你会看见巨大的空调机组，风扇在铝质外壳内旋转，外壳上结着来自废气的黑色烟炱，风扇呼啸得像准备离开但就是无法起飞的武装直升机编队。风将纸屑和纸板碎片吹进每一个角落和每一条缝隙。你还会看见工业级垃圾压缩机：敦实的金属物体，尺寸如垃圾车，漆成废物处理车辆的那种森林绿，从上到下覆盖着黏糊糊的垃圾残渣。
紧靠着抬高的水泥装卸台，在装卸台远离垃圾压缩机的另一侧，有一条楼梯通往一扇无人使用的地下室门。没有人知道那扇门通往何处。楼梯的一侧被装卸台的水泥墙挡住，另一侧是高得不可能攀爬的铁栏杆。楼梯的顶端也有一扇门，但从不锁也从不关。这条楼梯是个建筑学的谜题，你费神想上几分钟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铁栏杆无疑表达了禁止人们进入的愿望，但就算顶上的门锁着，从装卸台跳到楼梯上也没什么难度。但楼梯底下的地下室门只能从内部打开，外面连个门把手都没有。因此这扇门唯一的用途就是将人困在里面，不但从建筑学角度说非常奇怪，而且发生火灾时会极为危险。总而言之，从这条楼梯上积累的尘土、枯叶和乱扔的塑料包装袋与烟头的数量来看，它有好些年未曾被使用过了，吸引孩子们的正是这一点。
他们在这儿等山哥，萨缪尔对整件事觉得又是害怕又是紧张，因为毕晓普打算把安迪·伯格锁在楼梯井里晾他一夜。
“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该这么做。”他对毕晓普说，毕晓普在楼梯最底下，用枯叶、泥土和碎石掩埋一个黑色塑料袋。
“放松，”他说，“不会出事的。”
“但万一出事怎么办？”萨缪尔说，光是想到安迪·伯格会因为这个傻乎乎的恶作剧报复他们，一场二级哭泣就已经在爆发边缘了。
“咱们快走吧，”萨缪尔说，“趁他还没来。大家平安无事。”
“我需要你完成你的任务。你的任务是什么？”
萨缪尔皱起眉头，摸着他口袋那个铁疙瘩似的金属挂锁：“等他走到楼梯最底下就关门。”
“无声无息地关门。”毕晓普说。
“对，这样他就不会注意到了。”
“我给你打信号，然后你就关门。”
“什么信号？”
“我会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什么？”
“一个特别显眼的眼神。你看见了就会知道。”
“好吧。”
“关门以后呢？”
“上锁。”萨缪尔说。
“这是整个计划中最要紧的一环。”
“我知道。”
“至关重要的一环。”
“我锁上门，他就没法出来揍我们了。”
“你必须像士兵那样思考问题。注意力必须完全放在任务上。”
“好吧。”
“我没听见。”
萨缪尔踢着地面说：“我说遵命。”
“这就对了。”
今天很温暖，空气潮乎乎的，影子正在拉长，阳光呈深橘红色。雷暴云在地平线上聚集，就是中西部那种犹如飘浮雪崩的巨型云团，意味着晚上会有雷阵雨或无声闪电或两者兼有。树木间吹来阵阵狂风。空气中有电荷和臭氧的难闻气味。毕晓普总算藏好了黑色塑料袋。萨缪尔练习如何无声无息地以最快速度关上铁门。最后，两个孩子爬上装卸台开始等待，毕晓普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背包里的东西，萨缪尔用手指摸着口袋里那沉重挂锁隆起的部分。
“哎，小毕？”
“什么？”
“校长办公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意思？”
“你去挨板子。到底发生了什么？”
毕晓普暂时停下了乱翻背包的动作。他抬起头，先是看着萨缪尔，然后扭头望向远方。猫一样的眼睛射出锐利而专注的视线，就仿佛他在此时此地再次看见了当时发生的所有事情。他做出一个萨缪尔越来越熟悉的姿态，身体盘起绷紧，双眼眯成窄缝，眉毛皱成对钩形状。这个姿态代表着挑衅，萨缪尔见过好几次：在校长面前，在鲍尔斯小姐面前，在福尔先生面前，在毕晓普朝校长家扔石块的时候。其中的激烈和坚决在十一岁孩童的身上相当常见。
但这次它很快就散去了，因为安迪·伯格绕过教学楼的拐角，迈着他沉重而笨拙的大步，拖着脚指头向前移动，就好像双脚离他小小的脑子过于遥远，他的身躯过于庞大，他的神经系统难以发挥功能。
“他来了，”毕晓普说，“准备好。”
山哥身穿他通常的行头：黑色运动裤，没商标的白色运动鞋，T恤上印着幼稚的玩笑话，今天这件是“牛肉在哪儿？”，全班只有他穿超市廉价品牌鞋不会被嘲笑。庞大体形和暴力倾向让他在时尚方面可以为所欲为。他对当下潮流也有所了解的唯一证据是他正在留鼠尾辫，全班有四分之一的男生正在追随这个时尚。正宗的鼠尾辫需要男生剪短头发，只留下后脑勺正中间的一小块自由生长。山哥到目前已经留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黄色短索，顺着脖颈和后背绵延约十几厘米。安迪·伯格走近装卸台，两个少年跷着腿坐在比他略微高一点的台面上。
“你来了。”毕晓普说。
“基佬，快给我看。”
“首先请向我保证，你不会一惊一乍的。”
“你他妈闭嘴。”
“很多孩子会吓一跳，他们不够成熟。这可是实打实的硬货。”
“我受得了。”
“真的吗？”毕晓普用戏谑和嘲讽的语气说。就是那种你分不清他究竟是在和你开玩笑还是在侮辱你的语气，让你觉得你的脑子转得比他慢一两拍。这份领悟写在山哥脸上，他犹豫起来，忽然不知如何是好。他不习惯孩子在他面前表现出任何勇气或骨气。
“好吧，就当你受得了，”毕晓普继续道，“就当你不会一惊一乍的。反正没什么是你没见过的，对吧？”
山哥点点头。
“因为你见得多了，对吧？你在搞的那个高中生？”
“她怎么了？”
“我只是想啊，你这会儿有什么好着急的呢？你有个想搞就能搞的姑娘。为什么还需要黄书呢？”
“我不需要。”
“但你还是来了。”
“你根本没有。你骗我。”
“让我不得不琢磨，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们？比方说那姑娘很难看。比方说她根本不存在。”
“去你妈的。你到底给不给我看？”
“好吧，我先给你看一张图。要是你没被吓一跳，我就给你看其他的。”
毕晓普在背包了翻了一会儿，最后取出一张叠了好几次的纸，这张纸边缘参差不齐，显然是从一本杂志里撕下来的。他将它小心翼翼、慢吞吞地递给山哥，山哥一把抢过去，毕晓普的百般做作让他生气。山哥打开那张纸，还没完全展开，他的眼睛就瞪大了一点，嘴唇也微微分开，喜笑颜开的面容不复平时的蛮横和冷酷。
“哇啊，”他说，“噢，不错。”
萨缪尔看不见是什么画面让伯格如此欣喜，他只能看见这张纸的背面——好像是宣传某种棕色烈酒的广告。
“牛屄。”山哥说，像极了一条小狗盯着你的食物。
“好是很好，”毕晓普说，“但离牛屄还差得远呢。也就是小菜一碟。要我说，其实挺可笑的。”
“你从哪儿弄来的？”
“和你没关系。想看其他的吗？”
“太他妈想了。”
“你保证不告诉别人？”
“在哪儿？”
“你先发誓。保证不说出去。”
“行啊，我发誓。”
“认真点说。”
“快给我看。”
毕晓普抬起胳膊做了个投降手势，然后指着底下的楼梯井说：“底下，我放在底下了，台阶最底下，埋在土里。”
山哥扔下手上的那张纸，打开铁门，跑下楼梯。毕晓普望向萨缪尔，点点头：信号。
萨缪尔跳下装卸台，跑到山哥刚才站的地方。他走过去，按照先前的练习，以极慢的速度关上铁门。他能看见楼梯最底下的山哥，他难看的鼠尾长辫，他肥壮的后背，他蹲在地上，扒开泥土和枯叶，发现了毕晓普藏在那儿的塑料袋。
“这个？塑料袋里？”山哥说。
“对，就是它。”
铁门终于关上，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咔嗒一声轻响。萨缪尔将沉重的挂锁套在铁栏杆上扣好。挂锁内部零件闭合的清脆响声让他感觉踏实和满足。决定性的感觉。无法撤销。他们做到了。已经没法回头了。
仅仅两三米开外，毕晓普给山哥看的那张纸在风里扑腾。晚风在装卸台四周形成了涡流，吹得它轻轻旋转，使得它沿着先前叠了三次的折缝重新合起。萨缪尔抓住它，打开它。在图片中的形状化作可识别的人体之前，这张照片给他的第一印象——最显眼的特征，似乎定义了这张照片，差不多是萨缪尔日后记住的唯一要素——是毛发。许许多多黑色的鬈曲头发。包围着女孩的头部，炸开形成一道漆黑的瀑布，看起来沉重得难以承受，勾成小卷的头发一直垂到她身体底下的土地上，她半坐半靠在地上，压开了生面团似的光滑臀肉，一条手臂在背后用肘部撑住地面，另一只手伸向下体，用两根手指掰开自己，手势像是倒放的和平标志，露出那一小块鼓起的鲜红色神秘嫩肉，另一团蓬勃生长的黑色毛发包围着那里，这团毛发向上到接近肚脐眼处时浓密而卷曲，但在她长着丘疹的大腿内侧却变得纤细稀疏，就像男孩企图留小胡子和络腮胡时长出的软毛，毛发向下蔓延到身体与地面接触之处，她坐在某个不知名的热带丛林布景中，萨缪尔望着照片，想同时看清所有细节，想厘清其中的头绪，想像安迪·伯格刚才那样享受乐趣，但得到的只有好奇和些许反感或恐惧：成人世界似乎是个可怕的地方。
他把那张纸叠成一个小方块，努力忘记刚才见到的东西，忽然听见山哥在楼梯底下喊了起来：“他妈的搞什么？”
就在这时，一道炫目的明亮白光突然一闪。毕晓普拿着一台宝丽来相机，相机嗡嗡作响，咔嗒一声吐出一方胶片。
“他妈的搞什么！”山哥再次喊道。萨缪尔爬上装卸台的竖梯，跑向毕晓普，毕晓普站在装卸台的边上，望着底下的山哥，像摇扇子似的挥动照片，笑得乐不可支。山哥身边有好几张照片，应该就是他在塑料袋里发现的东西，他大概将袋子翻过来，抖出了所有照片。萨缪尔看得清清楚楚——几乎所有照片都是特写拍摄的勃起的巨大阳具。成年人的阳具，成年人，阳刚气十足，可怕地充血，紫得发黑，有几个湿漉漉地在滴液体。阳具，有些来自色情杂志，有些是宝丽来快照，照明良好的柔焦特写，不知名的阴茎从暗处浮现，从层层叠叠的松垂腹部底下伸出来。
“他妈的搞什么？”安迪·伯格似乎找不到其他的词儿了，“这他妈是什么？”
“你看看，我就知道，”毕晓普说，“你吓坏了。”
“这他妈搞什么？”
“你还是不够成熟啊。”
“老子他妈要宰了你。”
“从发育的角度说，你还有段距离呢。”
山哥一步两级地跑上楼梯。他的体形实在庞大，他的动作实在有破坏力，你似乎不可能挡住他。他们难道真以为一个小小的挂锁就能保护他们？萨缪尔想象挂锁从中折断的样子。想象山哥如发疯的马戏团动物般撞破牢笼。萨缪尔后退一步，站在毕晓普背后，一只手放在毕晓普肩膀上。山哥跑到楼梯顶上，抬起胳膊想推开铁门。但铁门纹丝不动。结实的铁门挡住了山哥的巨大冲量，退缩的是两者之中的弱者：他的手臂。
他的手腕向后弯曲，肩膀诡异地扭转，发出咔一声清脆的声音，那种恐怖的液体炸裂声。山哥弹回去，重重地落在楼梯上，向下滑了几级台阶，直到在靠近最底下的地方停住，他抱着折断的手臂，呻吟哭号。铁门贴着挂锁震荡不已。
“噢，我的天，”山哥哀号，“我的胳膊！”
“咱们走吧。”萨缪尔说。
“快好了，”毕晓普说，“最后一件事。”
他沿着装卸台的边缘走到山哥正上方，脚底离山哥的头顶大约两米。
“你看，现在我要做什么呢？”毕晓普的声音盖住了山哥无力的哭声，“我要对你撒尿，而你拿我没办法。还有，从今往后，不许你欺负任何人了。因为我有这张照片。”毕晓普朝他挥舞那张宝丽来：“你也该看一眼。你和一大堆基佬小画片。你希望这张照片出现在学校里每个人的柜子里吗？贴在所有人的课桌底下？夹在每一本课本里？”
山哥抬头看着他，困在庞大的成人躯体里的六年级孩童心智终于浮现，他显得是那么惶恐、痛苦、可悲、哀伤，像一只动物惊讶得无法动弹，因为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挨了一脚。
“不。”他在哭声中吼道。
“那么我希望你能给我乖乖的，”毕晓普说，“别再招惹金了。别再招惹任何人了。”
毕晓普解开裤带，拉开拉链，拨开内裤，像他说的那样，朝着安迪·伯格痛快淋漓地撒了一泡长尿，后者又哭又叫，转来转去躲避。他蜷成一团，毕晓普的尿浇在他的后背、T恤和鼠尾辫上。
两个男孩收拾东西离开，一路上没有说话，直到分手各自回家。毕晓普在这里穿过树林去威尼斯村，萨缪尔继续向前回他家。毕晓普拍拍他的胳膊，说：“尽你所能，士兵。”然后飞快地跑掉了。
那天夜里，热浪终于退烧。萨缪尔坐在卧室窗口，望着雷暴雨洗刷外面的整个世界。狂风吹得后院的树木东倒西歪，闪电一次次划破天空。他想象暴风雨里的安迪·伯格，依然受困，浑身透湿。他想象安迪·伯格瑟瑟发抖，孤独惊恐。
第二天上午，空气中有了秋天的第一丝凉意。安迪·伯格没有到校。流言是他昨晚没回家。家里人报了警。父母、邻居、朋友四处搜寻。早晨，终于有人在装卸台旁边的楼梯井里发现了湿淋淋、病歪歪的他。现在他进了医院。没有人提到照片。
萨缪尔猜测山哥被雨淋出了感冒，甚至流感。但毕晓普的看法不同。“他必须要处理掉那些黄色照片，对吧？”那天课间休息的时候，他说，“明白吗？他肯定不希望被人发现时身边有那种照片。”
“对，”萨缪尔说，“但怎么处理呢？”
他们坐在秋千上，但没有荡秋千，望着操场另一头，金·韦格利也在玩游戏，这可真是罕见，因为金平时总是避开操场，事实上他不敢去有可能撞见伯格的公共场合。此刻他玩得很开心，有些忘我。
“山哥在医院里，”毕晓普说，“很可能中毒了。”
“为什么会中毒？”
“被他吃掉了。那些照片。他就是这么处理掉它们的。”
萨缪尔努力想象山哥吃宝丽来照片，使劲嚼硬塑料，被锐利的边角噎住。
“被他吃掉了？”他问。
“百分之百。”
操场的另一头，金望向他们，朝毕晓普无力地挥挥手。他也朝他挥挥手。然后，他哈哈大笑，喊一声“遵命”，起身跑去参加游戏，他的步伐是那么轻快，脚底几乎不沾地面。
8
最近人们常会看见圣心学院的校长拖着沉重的双脚，沿着威尼斯村里唯一的道路短距离散步，时间通常选在太阳刚落山的时候，他缓慢而小心地移动庞大的重量，就好像双腿随时有可能化为齑粉。他手里的拐杖是新购置的物件，校长似乎很喜爱拐杖为他增添的那份威严。说来也是难以置信，这么简单的一根拐杖居然能给他佝偻的身躯和痛苦的跛行带来那么大的帮助。校长如今像个高贵的负伤者了，像个战争英雄。拐杖杆是橡木质地的，抛光成光润的黑檀色。顶部固定珍珠手柄的白镴轴环上刻着浅浮雕花纹。见到他添置了拐杖，邻居纷纷松了一口气，因为拐杖使校长的痛苦不再那么显而易见，他们也就不再必须问他感觉怎么样了，于是就避免了又一场有关病痛的对话。这个话题在过去六个月间聊得实在无法再聊了。校长已经向所有邻居讲述了他的病痛，他那种神秘的病症，没有任何医生能够确诊，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治愈。症状在整个街区早就家喻户晓：胸口发紧，呼吸急促，大量出汗，难以控制地分泌唾液，腹部抽筋，视觉模糊，疲劳，没精打采，全身虚弱，头痛，眩晕，食欲缺乏，心率缓慢，皮肤底下的肌肉怪异地不自觉抽搐和起伏，要是在交谈时恰好犯病，他就会向邻居展示那恐怖的画面。症状往往在中午或子夜突然出现，持续四到六小时后像变魔术似的自行消失。说到病况的细节，他坦诚和直白得令人惊愕。他的语气就像经历了灾祸般重病的那种人，绅士对体面和隐私的追求被病痛蚕食得干干净净。他会描述他既要呕吐又想腹泻时考虑孰先孰后是多么难以取舍。邻居频频点头，紧张地微笑，尽量不让表情泄露听他说这些有多么恶心，因为他们的孩子在上圣心学院（事实上，威尼斯村所有的孩子都在圣心学院上学），而校长能动用一些神秘关系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校长打个电话给普林斯顿、耶鲁、哈佛或斯坦福的招生负责人，就能把一个学生的入学概率提高大概百分之一千。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所以只能忍受校长惟妙惟肖地描述医疗过程及其对身体的影响，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在投资孩子的教育和未来。因此，对，他们知道他无数次的求医旅程，他看过各种昂贵的专科医师，过敏科、肿瘤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外科，知道他的核磁共振、CT扫描和令人不快的组织切片研究结果。每次他都要开同一个玩笑，说他到目前为止花得最值的一笔钱就是拐杖。（就拐杖本身而言，所有邻居都不得不同意它确实精妙绝伦。）他坚持认为最好的治疗就是出门活动，所以他每晚外出散步，每天在后院的盐水热浴缸里泡澡两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他说这是他人生中所剩无几的乐趣之一。
有些心眼不那么好的邻居私下里认为，他每晚出门散步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逮住一个人抱怨个把小时的机会，因为他实际上是个寻求同情的混球暴君。他们不会对其他人这么说，顶多告诉自己的配偶，因为他们知道这话听起来有多么自私、无情和没人性，某种神秘怪病确实在折磨校长，给他的肉体和精神带来了可怖的痛苦；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感觉他们受到了侵犯，因为他们被迫听校长讲述那些事情。那些夜晚，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深陷重围，整整六十分钟被拴在校长身旁，好不容易才能摆脱他，躲回家里的娱乐室，尝试从晚上剩余的时间里挤出一丁点儿乐趣。他们打开电视，新闻在报道又一场该死的人道主义危机，在某个荒凉的国度又发生了内战，受伤的难民或挨饿的儿童出现在画面里，苦涩的愤怒在他们胸中油然而起，因为这些儿童侵犯和毁坏了他们一整天仅有的放松和私有时间。邻居们这时候会有点义愤填膺：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很艰难，却没有人愿意听他们抱怨。每个人都有难题，他们为什么不能闭上嘴悄悄地处理掉呢？不麻烦别人？有点自尊好不好？为什么非要把所有人都牵涉进来呢？搞得好像邻居能帮助你似的。内战又不是他们的错。
当然了，他们不会大声说出这些话。校长也不可能怀疑他们有这种念头。不过，住得离他最近的邻居已经养成习惯，他们会关掉家里的灯，坐在朦胧的暮色中，直到看见他走过去。其他人会趁着校长还没开始散步的时候出门去餐厅吃饭。街区尽头的几户人家避而不见的技艺日趋完美，因此校长有时候会一直走到死巷的尽头，敲开福尔家大门问能不能进来喝杯咖啡，萨缪尔第一次得到许可在毕晓普家过夜那天就是这样。
他第一次在外过夜。他父亲开车送他，在威尼斯村厚重的青铜大门前停车时，他显然惊呆了。
“你朋友住在这儿？”他问。萨缪尔点点头。
门卫请他父亲出示驾驶执照，填写表格，签署弃权声明书，解释来意。
“我们又不是要进白宫。”他对门卫说。这不是开玩笑。他的语气里有怨恨。
“有什么抵押物吗？”门卫问。
“什么？”
“你没有事先得到过批准，所以我需要抵押物，以免发生物品损坏或人身伤害。”
“你以为我会干什么？”
“这是规定。有信用卡吗？”
“我才不会给你我的信用卡。”
“暂时的。我刚才说过了，仅用于抵押。”
“我只是来送我儿子，送到就走。”
“你儿子要留在这里？”
“对。”
“哦，那就可以了。”
“什么可以了？”
“作为抵押。”
父亲开车向前走，保安驾着高尔夫小车跟着他。父亲放下萨缪尔，搂了他一下，说“乖乖的”和“有事打电话给我”，憎恶地瞪了一眼保安，回到车上。萨缪尔目送父亲和高尔夫小车沿着威尼托路开远。他抱着背包，里面有过夜的衣服，最底下是他在购物中心为贝萨妮买的磁带。
今晚他要把礼物送给贝萨妮。
福尔全家都在，毕晓普、贝萨妮、他们的父母，他们在同一个房间里等他，萨缪尔第一次看见他们全家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但房间里还有别人，这个人坐在钢琴前，萨缪尔认出了他：校长。将毕晓普开除出圣心学院的校长，此刻在贝森朵夫小型三角钢琴前，占据了琴凳上的全部空间。
“你们好。”萨缪尔说，打招呼的对象不是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房间里的所有人。
“所以你就是他在新学校里的朋友了？”校长说。
萨缪尔点点头。
“那就好，很高兴看见他融入了集体。”校长说，评论的是毕晓普，却是对毕晓普的父亲说的。毕晓普坐在带软垫的古董木椅里，显得有点渺小。就好像校长的庞然躯体挤占了这个房间。他属于身体与脾性完全相符的那种人。嗓门大。身体大。他庞大地坐在那里，双腿分得很开，胸膛向外凸出。
毕晓普坐在离校长最远的地方，他抱着胳膊盘着腿，蜷成愤怒的一小团。他缩在椅子的最里面，像是想躲进去或与椅子融为一体。贝萨妮坐得离钢琴比较近，和平时一样笔直地坐在椅子边上，脚踝交叉，双手搁在大腿上。
“咱们继续！”校长说，转身面对钢琴，抬起一只手搁在琴键上，“不许作弊。”
贝萨妮从钢琴前转开脸，径直望着萨缪尔。萨缪尔胸口发紧，她的视线蕴含着巨大的电流。他按捺住望向别处的冲动。
校长弹了一个音符，强硬，黑暗，低沉，萨缪尔能在身体里感觉到它。
“是个A。”贝萨妮说。
“正确！”校长说，“再来。”
又一个音符，这次靠近最右侧，纤细的叮咚一声。
“是个C。”贝萨妮说，依然盯着萨缪尔，面无表情。
“又对了！”校长说，“来个稍微有点挑战性的。”
他同时按下三个琴键，声音刺耳而难听，像是幼儿在胡乱敲打钢琴。贝萨妮的视线略微松开了一瞬间，就仿佛意识暂时离开身体，眼神变得呆滞而遥远，但她立刻恢复了正常，说：“降B，C，升C。”
“了不起！”校长欣然鼓掌。
“我能走了吗？”毕晓普说。
“什么？”他父亲说，“你说什么？”
“我能走了吗？”毕晓普说。
“你似乎应该学一学怎么说话。”
毕晓普终于抬起头，望着父亲的眼睛。他们对视了令人不安的几秒钟。“能允许我告退吗？”毕晓普说。
“好的，可以。”
来到游戏室，毕晓普明显不想说话。他把《导弹指令》插进雅达利游戏机，板着脸一言不发，将火箭弹射上天空。玩了一阵，毕晓普越来越生气，说：“去他妈的，咱们看电影。”他开始播放一部他们看过好几遍的电影，讲一群少年抵抗俄军突袭，保护家园小镇。看了二十分钟，贝萨妮打开门，钻进房间。
“他走了。”她说。
“很好。”
每次近距离看见她，萨缪尔都不敢相信他的胃里居然能翻腾成这样。甚至是此时此刻，他的内心正在挣扎，不确定自己究竟应不应该待在这儿，毕晓普无疑想一个人待着，萨缪尔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一直在琢磨要不要打电话叫父亲来接他，尽管有一肚子古怪的情绪，但看见贝萨妮走进房间，萨缪尔依然高兴得像是上了天，就仿佛她抹除了所有次要的东西。萨缪尔不得不克制住冲动，没有伸手触碰她，搅乱她的头发，拍打她的胳膊，拨弄她的耳垂，总之就是男孩恫吓他们所爱女孩的那些青春期举动，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在用他们知晓的唯一方式进行身体接触，却蛮横得像是一个个小原始人。但萨缪尔对此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知道这不是长期相处的良好策略，所以他坐在他平时坐的豆袋沙发上一动不动，希望贝萨妮会再次在他身旁坐下。
“他是个混球，”毕晓普说，“死他妈胖子混球。”
“我知道。”贝萨妮说。
“他们为什么放他进来？”
“因为他是校长。还有呢？因为他有病。”
“太讽刺了。”
“要是他没病，也就不会出门乱走了。”
“有个词专门形容这种事：讽刺。”
“你没有懂我说的，”贝萨妮说，“要是他没病，你就不会见到他了。”
毕晓普坐起来，对姐姐皱眉道：“你到底什么意思？”
贝萨妮站在那里，双手放在背后，啃着或者咬住腮帮子，每次她聚精会神就是这个样子。她的头发绾成马尾辫。她的眼睛绿得能刺穿身体。她身穿着裙摆渐变成白色的黄色太阳裙。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贝萨妮说，“要是他没病，就不会出来散步，你也不会看见他了。”
“我不太喜欢你想说的意思。”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萨缪尔说。
“没什么。”他们用双胞胎特有的那种异口同声说道。
三个人在不自然的沉默中看完那部电影，美国少年成功击退俄国侵略者，结尾的大团圆不像平时那样喜气洋洋，因为某种怪异的紧张气氛和不言而喻的冲突感淹没了整个房间，萨缪尔觉得就像他在家里和正在冷战的父母共进晚餐。电影结束，毕晓普的父母来叫孩子们准备睡觉，他们洗脸刷牙换睡衣，萨缪尔被领进客房。正要关灯的时候，贝萨妮轻轻敲门，脑袋伸进萨缪尔的房间，说：“晚安。”
“晚安。”他说。
她看着萨缪尔，迟疑了一瞬间，像是还有话想说。
“那时候是在干什么？”萨缪尔说，“前面在钢琴边。”
“哦，那个，”她说，“客厅戏法。”
“你在表演？”
“算是吧。我能分辨一些东西。有人觉得很了不起。我父母喜欢向客人炫耀。”
“什么东西？”
“音符，音高，振动。”
“钢琴的声音？”
“所有声音。钢琴最简单，因为每种声音都有一个名字。但我能听清所有声音。”
“‘所有’是什么意思？”
“每个声音实际上都是许多个声音的组合，”她说，“三和弦，和声。音质，泛音。”
“我不明白。”
“敲墙。拍玻璃瓶。鸟叫。轮胎摩擦街道。电话铃声。洗碗机的转动。万物之中都有音乐。”
“你能从所有这些里听见音乐？”
“我们家的电话音有些刺耳，”她说，“每次一响我就不舒服。”
萨缪尔拍了拍墙，听着声音：“我只听见砰的一声。”
“比砰的一声要复杂得多。你听。尽量分隔单独的声音。”她使劲敲了敲门框。“有木头发出的声音，但木头的密度并不均匀，因此会有几个不同音高的声音，彼此非常接近，”她又敲了一下，“此外还有黏合剂的声音，周围墙壁的声音，墙里空气共振的嗡嗡声。”
“你全都能听见？”
“它们就在这儿。加起来听上去像是砰的一声。这种杂音像是棕色。你把水彩调料盒里所有的颜色化在一起，得到的就像这个声音。”
“我听不见你说的那些。”
“真实世界的声音比较难听清。钢琴经过调律，但房屋没有。”
“太厉害了。”
“大多数时候很烦人。”
“为什么？”
“唔，比方说鸟叫。有一种鸟，唐纳雀，叫起来大概是吱—叽里—叽里—叽里。明白吗？一种夏鸟。”
“嗯。”
“但我听见的不是叽里叽里，而是降A大调的第三音和第五音。”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是一个C平滑换成降E，舒伯特的一首独奏曲里有它，柏辽兹的一部交响乐里也有，还有莫扎特的一部协奏曲。因此只要这种鸟开始鸣叫，就会引出以上所有乐句。在我的脑海里。”
“真希望我有这个本事。”
“不，千万别。非常可怕。会毁灭你周围的一切乐趣。”
“但你的脑袋里有音乐，而我的脑袋里只有担心。”
她微笑道：“我只想能够一觉睡到早晨，但我的窗外有一只唐纳雀。我希望能关掉它。或者关掉我的脑袋。反正两者之一。”
“我有东西要给你，”萨缪尔说，“一件礼物。”
“是吗？”
“购物中心买的。”
“购物中心？”她困惑道，但等她想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她顿时露出了笑容，“噢！购物中心！对。”
萨缪尔从背包里翻出盒带。它亮闪闪的，塑料包装依然紧紧地裹着它。萨缪尔忽然发觉这是个多么小的东西——尺寸和分量都像一摞扑克牌。太小了，他心想，不可能像他希望的那样充满意义。惊恐攥住他的心灵，他以最快的速度将盒带塞给贝萨妮，动作又快又重，免得自己临阵退缩。“就是这个。”他说。
“这是什么？”
“给你的礼物。”
她接过盒带。
“在购物中心买的。”他说。
在他最近的白日梦里，贝萨妮此刻会绽放欣喜的笑容，搂住他，表达她多么不敢相信和惊讶于他选择了这么完美的礼物，说他肯定从内心深处了解她，知道她的脑袋里在想什么，他和她志趣相投，也有一个热爱艺术的灵魂。然而逐渐出现在贝萨妮脸上的不是这种表情。她的眼角和额头渐渐皱了起来，就是人们努力理解难以听懂的含混口音时的那种困惑表情。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她说。
“非常现代的东西，”他重复收银员的话，“超越时代。”
“真是不敢相信，居然会有人录制这部作品。”她说。
“他们录了十次！”他说，“同一部作品，录了十次。”
贝萨妮放声大笑。这个笑声表达的不是萨缪尔渴求的感激和爱意。不，这个笑声让他忽然知道了，由于某个他不明白的原因，他做了蠢事。他缺少一点最关键的信息。
“有什么好笑的？”他问。
“这部作品，”她说，“其实是个玩笑。”
“什么意思？”
“它完全，呃，完全是沉默。”她说，“整部作品就是……沉默。”
他盯着她，没有听懂她的意思。
“这部作品没有音符。”她说，“钢琴师只是坐在钢琴前，什么都不做。”
“他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做？”
“他只是坐在那儿数拍子。然后就结束了。这部作品就是这样的。真是不敢相信，居然有人录制这部作品。”
“录了十次。”
“其实算是个恶作剧。非常有名。”
“所以整盘磁带，”他说，“都是空白的？”
“我猜这也是玩笑的一部分。”
“该死。”
“不，很好，”她把盒带抱在胸口，“谢谢你，真的，你想得非常周到。”
非常周到。萨缪尔一直在想她说这句话的样子，哪怕是她离开后很久，他已经关灯，用毯子盖住全身和脑袋，蜷成一团哭了一小会儿。无情的现实驱散白日梦的速度是多么快啊。他在黑夜里苦涩地想着他的期待，想着结果怎么会如此事与愿违。毕晓普不想看见他，贝萨妮反正无所谓。礼物是个失败。破灭的失望，他心想，这就是希望的代价。
他大概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因为几小时后他醒来时依然在毯子底下蜷成一团，热得浑身是汗，毕晓普在黑暗中摇醒他：“醒一醒，跟我来。”
萨缪尔晕晕乎乎地跟着他。毕晓普叫他穿鞋，叫他爬出一楼电视室的窗户。萨缪尔在半梦半醒间迷迷糊糊地照着做了。
他们来到室外，毕晓普说：“跟我走。”他们在彻底的黑暗和寂静中爬上威尼托路的缓坡。大概是凌晨两点，也许三点，萨缪尔不确定。这个时间透着一种诡异的沉寂——没有声音，没有风，甚至感觉不到大自然的存在。偶尔能听见草坪洒水头启动的咔嗒声，还有校长家热浴缸的呜呜运转声。自动、机械的声响。毕晓普走得很专注，好像还有点傲慢。他此刻的步态与他们在树林里玩战争游戏时截然不同，他没有躲在树木背后或钻进灌木丛，不让身影暴露在敌人面前。此刻他走得正大光明，就走在马路中央。
“给你，用得上。”他说，递给萨缪尔一副蓝色塑胶手套，就是做园艺活儿的那种手套。戴在手上松垮垮的，肯定属于毕晓普的母亲。手套向上拉到萨缪尔的肘部，每根手指都有两三厘米的活动空间。
“到了。”毕晓普说，领着萨缪尔来到校长家附近的一个地方，茂盛的草坪与野生树林在这里相接。草坪上有一根金属柱，高度与他俩的身高差不多，顶上有一方白色盐砖，表面光滑，有一些棕色斑点。盐砖顶上是个黄铜固定碟。毕晓普伸手抓住固定碟，想把它扭下来。
“帮我一把。”他说，两个男孩使劲拽固定碟，最后总算弄松了它，发出的吱嘎一声在寂静中犹如枪声。在这么近的距离上，气喘吁吁的萨缪尔能闻到这东西散发着野生动物的气味，但盐砖本身还散发出另外一种气味，类似硫黄的臭鸡蛋味。他离柱子很近，能看见固定在半中腰的标牌：危险。有毒。请远离。
“毒死野鹿的就是这东西，对吧？”萨缪尔说。
“抓住你那一边。”
他们将盐砖从柱子上搬下来。它沉重和致密得惊人。他们抬着盐砖走向校长家。
“我好像不想这么做。”萨缪尔说。
“快到了。”
他们走得很慢，像消防员似的抬着那块沉重的灰色盐砖，他们绕过校长家的游泳池，爬上通往热浴缸的两级台阶，浴缸冒着蒸汽，水流在缓慢旋转，底部亮着一盏蓝色小灯。
“扔进去。”毕晓普用下巴指了指热浴缸。
“我好像不想这么做。”
“数到三。”毕晓普说，他们向前荡，然后向后荡，一次，两次，三次，松手。他们将盐砖扔进浴缸，盐砖溅起一团水花，随即消失在水里，紧接着传来低沉的咚的一声，它落在了浴缸底部。
“干得好。”毕晓普说。他们望着沉到水底的盐砖，闪闪发亮的水扭曲了它的影像。“到早上就化掉了，”毕晓普说，“谁也不会知道。”
“我想回家。”萨缪尔说。
“走吧。”毕晓普抓住他的胳膊，两人沿着马路向回走。来到毕晓普家，他打开电视室的窗户，然后停了下来。
“想知道当时在校长室发生了什么吗？”毕晓普说，“我为什么没有挨板子？”
萨缪尔尽量憋住眼泪，用睡衣袖口擦鼻涕。
“其实非常简单。”毕晓普说，“你必须明白一点，每个人都有他害怕的事情。只要你能搞清楚这个人最害怕什么，你就能随便摆布他了。”
“你做了什么？”
“他拿起他的板子，明白吗？然后他叫我趴在桌上，明白吗？于是我脱掉了裤子。”
“你什么？”
“我解开皮带，脱掉裤子，外裤内裤全脱掉。我光着下半身对他说，‘喏，这是我的屁股。想要吗？’”
萨缪尔瞪着他：“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问他喜不喜欢我的屁股，要不要摸一摸。”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后他就变得很奇怪了。”
“是吧。”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叫我穿好裤子。然后就送我回去上课了。就这样。简单吧！”
“你怎么会想到要这么做的？”
“总之，”毕晓普说，“今晚谢谢你帮忙了。”他爬进窗户。萨缪尔跟着他，穿过黑洞洞的屋子，回到访客卧室，爬上床，然后又爬下床，找到卫生间，洗手，三次，四次，五次。他无法判断手指上的灼热感觉来自毒盐还是他的想象。
9
邀请函出现在信箱里，一个正方形信封，分量很足的奶油色纸张。萨缪尔的名字写在信封正面，精致的少女笔迹。
“这是什么？”费伊问，“生日会邀请？”
他看看信封，望向母亲。
“披萨派对？”她说，“在旱冰场？”
“别瞎猜了。”
“谁寄给你的？”
“不知道。”
“不如打开看看？”
里面的邀请信印在昂贵的卡板纸上。纸张闪闪发亮，就好像纸浆里加入了银丝。文字像是用金叶子打出来的，盘卷迂回的连笔草书写着：
欢迎光临圣心学院礼拜堂
欣赏贝萨妮·福尔演奏
布鲁赫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萨缪尔从未以这种堪称奢华的方式被邀请过。在学校里受邀参加生日派对是稀松平常的小事情，文字写在印着小动物或气球的廉价薄卡片上。这份邀请信掂量起来沉甸甸的。他递给母亲。
“我们能去吗？”他问。
她端详着邀请信，皱眉道：“这个贝萨妮是谁？”
“朋友。”
“学校里的？”
“算是吧。”
“你和她很熟，所以她会请你去听音乐会？”
“我们能去吗？求你了。”
“你难道喜欢古典乐？”
“对。”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可不是个答案。”
“妈妈。”
“布鲁赫小提琴协奏曲？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妈妈。”
“我只是问问而已。你确定你能听懂？”
“这部作品非常难，她已经练习了好几个月。”
“你怎么知道？”
萨缪尔发出愤怒而抽象的怪声，用来表达他的难为情和不愿继续讨论这个女孩了，这个声音大致是“咕啊”。
“好吧，”母亲说，脸上掠过一丝笑容，颇为满足，“咱们去。”
音乐会的那天晚上，母亲叫他打扮得漂亮点。“就当这是复活节。”她说。于是他穿上了衣柜里最好的一身行头：最挺括也是最让脖子发痒的白衬衫，像绞刑锁套一样勒人的黑色领结，一动就会爆静电的黑色宽松长裤，亮闪闪的正装皮鞋，他好不容易才用鞋拔子把脚塞进去，硬如花岗岩的皮革蹭掉了脚后跟的一层皮。成年人为什么要在最欢乐的场合穿上最不舒服的衣服，真是一个不解之谜。
他们赶到的时候，圣心学院礼拜堂已经熙熙攘攘，拱顶下的宽敞门厅里站满了身穿正装和绚烂礼服的男女，排着队等待进入礼拜堂。从停车场就能听见乐手练习的声音。礼拜堂模仿欧洲的大教堂而建，但缩小到了三分之一的大小。
来到室内，宽阔的中央过道两侧摆着木质长椅，沉重厚实的木板上雕着花纹，漆成黑色的表层闪着水光。长椅外的石柱顶上插着火把，在人群头顶上约五米处绽放光亮。孩子的父母和其他孩子的父母聊天，男人礼节性地轻轻亲吻女人的面颊。萨缪尔望着他们如蜻蜓点水般亲吻，很快发觉男人并没有真的亲吻女人，而是在颈部周围的区域内模仿亲吻的动作。萨缪尔不知道女人会不会觉得失望——她们在等一个吻，等到的却是空欢喜。为什么不吻上去呢？
两人落座，研究节目单。贝萨妮的节目在下半场。上半场都是短小的作品——室内乐片段和独奏小品。贝萨妮的节目显然是全场的精华。压轴大戏。萨缪尔的鞋底紧张地拍打柔软的地毯。
灯光变暗，乐手停止混乱的练习，观众全部就座。一段漫长的等待过后，木管乐器吹出一个干净清晰的音符，其他乐器纷纷效仿，根据这个音符定调，咬住这个定点不放，他母亲似乎哽咽了一下。她深深吸气，抬起手按住胸口。
“我以前就做这个。”她说。
“做什么？”
“定调。我吹双簧管。那曾经是我的任务。”
“你演奏音乐？什么时候？”
“嘘——”
事情就是这样，这是母亲保守的又一个秘密。她的生活对他来说仿佛一团迷雾，他诞生前的一切都那么神秘，锁在她令人捉摸不透的耸肩、半心半意的回答、模棱两可的概括和箴言背后——她会说“你太年轻了”或者“你不会明白的”，还有特别让他挠头的“以后再说吧，等你长大了”。但偶尔也会有一星半点的秘密泄露出来。所以，他母亲曾经演奏过音乐。他把这一点放进脑海里的仓库：母亲的身份。她是乐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他不知道的？毋庸置疑，她有数不清的秘密。他总觉得她有什么事情瞒着他，有什么东西藏在她半心半意的淡漠视线背后。她时常表露得像是脱离了现实，就仿佛她只把三分之一的注意力放在你身上，其余部分在关注她深锁在脑海里的天晓得什么东西。
最大的秘密几年前曾不小心泄露，萨缪尔当时还小，可以问父母一些荒唐的问题。（你们进过火山口吗？你们见过天使吗？）或者是他还足够天真，有权相信一些惊人的事情。（你们能在水下呼吸吗？所有驯鹿都能飞吗？）或者是他在寻求关注和称赞。（你们有多爱我？我是世界上最乖的孩子吗？）或者是他想确认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你会永远是我的妈妈吗？你和爸爸以外的人结过婚吗？）然而当他提出最后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母亲陡然坐直，居高临下地用正式而严肃的视线望着他，说：“事实上……”
她没有说完这句话。萨缪尔等着她，但她忽然停下，陷入沉思，露出那种冷淡而漠然的表情。“事实上什么？”他问。
“没什么，”她答道，“当我没说。”
“你以前结过婚？”
“没有。”
“那你本来想说什么？”
“没什么。”
于是萨缪尔去问父亲：“妈妈以前和别人结过婚吗？”他父亲望着他的眼神仿佛他来自外太空。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就是问问而已。”
“没有。天哪。你都在胡说什么？”
他母亲经历过什么事，他非常确定。某些神秘玄奥的事情，即便多年以后的现在也依然占据着她的注意力。它有时候会淹没她，让她暂时脱离尘世。
另一方面，音乐会正在上演。高中毕业班男生和女生一生一次的演奏会，五到十分钟的小作品恰好都选在各个学生的能力范围之内。每个节目结束后必定掌声雷动。欢快、轻松、悦耳的音乐，以莫扎特为主。
中场休息。人们起身走向别处：外面，抽烟，去附近的冷餐台取奶酪。
“你演奏了多久乐器？”萨缪尔问。
他母亲在研究节目单，对他的问题充耳不闻：“这个姑娘，你的朋友，她多大？”
“和我一样大，”他说，“同一个年级。”
“但她和高中生同台演出？”
萨缪尔点点头：“她真的很厉害。”他感到一股自豪油然而生，就仿佛与贝萨妮相爱也使他变得重要起来，她的成就让他也得到了奖赏。他永远不会是什么音乐天才，但有可能成为音乐天才的爱人。他意识到这就是爱的恩宠，她的成功经过某些古怪的折射也会属于他。
“老爸也很厉害。”萨缪尔忽然说。
她望着萨缪尔，困惑道：“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只是，你知道的，他很厉害。在工作上。”
“你这么说可真奇怪。”
“真的。他非常厉害。”
她盯着萨缪尔看了一会儿，大惑不解。
“你知道吗？”她低头继续看节目单，“这部作品没有帮作曲家挣到任何钱。”
“哪部？”
“你的朋友很快要演奏的那部。作曲家，马克斯·布鲁赫，他写这部作品一分钱也没挣到。”
“为什么？”
“他被骗了。事情发生在一战前后，他破产了，于是把作品交给了两个美国人，他们应该把酬劳寄给他，但他们一直没寄。这部作品消失了很长时间，最后从J.P.摩根的保险库里冒了出来。”
“那人是谁？”
“银行家。产业巨子。金融大亨。”
“超级有钱。”
“对。从很久以前就是了。”
“他喜欢音乐？”
“他什么都喜欢，”她说，“这个故事太经典了。艺术家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强盗资本家反而得到了更多的钱财。”
“他死的时候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萨缪尔说。
“他破产了。连这部作品都不属于他。”
“他有关于这部作品的记忆。”
“记忆？”
“对。他依然记得它。这已经很好了。”
“我宁可要钱。”
“为什么？”
“因为假如你只剩下了对一样东西的记忆，”她说，“你能想的就只有你是怎么失去它的了。”
“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
“你还小。”
灯光再次变暗，周围的人们纷纷就座，闲聊的嗡嗡声渐渐消失，一切都变得那么黑暗和宁静，整个礼拜堂像是凝练成了祭坛中央的一团亮光：单独一盏聚光灯照亮了一小片舞台。
“开始了。”母亲悄声说。
所有人都在等待。非常难熬。五秒，十秒。拖得太久了！萨缪尔心想会不会是他们忘了通知贝萨妮。或者她把小提琴忘在了家里。但就在这时，他听见前方某处响起咔嗒一声开门声。然后是脚步声，软底鞋踩着硬地板的脚步声。最后，贝萨妮终于出现了，优雅地飘进那团亮光。
她身穿修身绿色长裙，头发向上绾起，她第一次显得这么娇小。她站在舞台最前面，被这么多成年人和高中生包围着，颠覆了萨缪尔心中的大小比例。此刻的贝萨妮像个孩子。萨缪尔为她担忧。这太过分了，这整件事。
观众礼貌地鼓掌。贝萨妮拿起小提琴，用下巴夹住。她舒展颈部和肩膀。没有任何指令，乐队开始演奏。
开始时是低沉的隆隆声，仿佛远处响起的闷雷，乐队后面远离灯光之处的微弱鼓声。萨缪尔感觉它渗入了身体和指尖。他在出汗。贝萨妮连乐谱都没有！她只能凭借记忆演奏！万一她忘记了怎么办？万一她脑子里一片空白怎么办？他忽然意识到音乐是多么可怕，多么势不可当：无论贝萨妮记不记得她要演奏的部分，鼓声都会滚滚向前而去。木管乐器轻柔地加入了演奏——并不引人注目，只是一再重复的三个音符，每一个都比前一个低沉。这不构成旋律，更像一种准备，就像在为声音打扫圣殿，就像这三个音符是召唤音乐现身的必需仪式。这还不是音乐，而是音乐的锋缘。
贝萨妮挺直身体，将琴弓摆出合适的角度，显然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她准备好了，听众准备好了。木管乐器吹出一个绵长的音符，渐弱淡出，就像太妃糖拉丝最后拉成虚无。就在这个音符消失的那一刻，就在黑暗将其吞噬的那一刻，一个新的音符从贝萨妮手中迸发而出。这个音符渐强渐响，这时她成了整个音乐厅里唯一的声音。
没有任何声音能比它更加孤独了。
它仿佛集合并凝聚了一个人漫长生命中的全部心跳。开始时比较低沉，渐渐变得高亢，上几个台阶，退回几步，如此往复，犹如舞者旋转着飘向音阶的顶点，速度越来越快，在最高峰大声宣布弃绝和荒芜。贝萨妮一边爬向高峰，一边扭曲最后这个音符——听起来像哭声，像某个人在哭泣。多么熟悉的声音，萨缪尔觉得他坠向这个音符，逐渐抱住它。就在他以为贝萨妮已经来到顶点的时候，另一个更加高亢的音符出现了，它细若游丝，琴弓最边缘轻轻触碰最细的琴弦，只是一声呢喃：清澈，高贵，柔和。贝萨妮微微抖动手指，就仿佛这个音符有生命，在搏动。音符变弱、凋零，它虽然活着，但已经奄奄一息。听起来不像是贝萨妮的演奏变得轻柔，更像她正在快速离去，仿佛有人夺走了她。无论她去向何方，他们都无法跟随。她是正在前往另一个国度的鬼魂。
然后乐队做出回应，这个声音饱满而浑厚，仿佛他们需要全体成员齐心协力，才能配得上这个身穿绿衣的娇小女孩。
后面的音乐会像走马灯似的过去。贝萨妮的动作不时让萨缪尔惊叹：她能够同时拉响两根弦，两个声音都那么动听；她能够根据记忆奏出几百个完美的音符；她的手指动得令人眼花缭乱。她做到的事情超出了人类极限。第二乐章演奏到一半，萨缪尔得出结论，他不可能配得上她。
观众欣喜若狂。他们起立欢呼，献上的玫瑰花束大得让她难以保持平衡。她用双臂抱着花束，几乎被花束淹没了，她挥手，屈膝行礼。
“所有人都喜欢神童，”他母亲说，她同样起立鼓掌，“神童让我们暂时忘记平庸的日常生活。我们告诉自己，我们不特殊是因为我们没有天赋，这是个极好的借口。”
“她不间断地练习了几个月。”
“我父亲喜欢对我说，我没什么特殊的，”她说，“看来我证明了他说得对。”
萨缪尔停止鼓掌，扭头看着母亲。
她翻个白眼，拍拍他的脑袋：“当我没说，忘了吧。不去和你的朋友打个招呼？”
“不去。”
“为什么？”
“她很忙。”
她确实很忙：表示祝贺的人、朋友、亲戚、父母，以及其他乐手包围了她，庆祝她的成功。
“你至少该过去说一声她演奏得好，”母亲说，“谢谢她邀请你。这是礼节。”
“有很多人在对她说演奏得好了，”萨缪尔说，“咱们能回家了吗？”
母亲耸耸肩：“好的，你说了算。”
他们转身离开礼拜堂，但走得很慢，因为他们被卷进了同样在离开的大股人流，萨缪尔贴着人们的大腿和休闲西装外套，忽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贝萨妮在喊他的名字。他转过身，看见贝萨妮挤过人群追了上来，她来到萨缪尔面前，俯身靠近他，面颊贴着他的面颊，萨缪尔以为他应该像成年人那样假装亲吻她，但她的嘴唇一直凑到他耳畔才停下，她轻声说：“晚上来我家，悄悄溜出来。”
“好的。”他说。他的面颊热得发烫。她说什么他都愿意照做。
“我有东西要给你。”
“什么东西？”
“你给我的磁带。不完全是沉默。还有其他的声音。”
她抽身后退，两人回到面对面的位置，她显得不再像在台上那样娇小，而是恢复了贝萨妮平时的模样：优雅，世故，富有女性色彩。她望着萨缪尔的眼睛，露出微笑。
“你必须听一听。”她说，转身快步走向父母和欢腾的仰慕者。
母亲怀疑地盯着他，但他假装没看见。他径直从母亲身旁走过，来到礼拜堂外的黑夜中。皮鞋硬如岩石，他稍微有点瘸。
那天夜里，他躺在床上，等待家里的响动完全消失——他母亲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忙碌，父亲在楼下看电视，父母卧室的门呼的一声拉开，母亲上床休息。电视关闭，发出啪嗒一声。水流声，马桶冲水声。然后是寂静。以防万一，他又等了二十分钟，然后才打开房门。他紧抓住门把手，慢慢地正转反转，免得发出金属碰撞的咔嗒声。他踮着脚尖穿过走廊，跨过会吱嘎作响的几块楼板，萨缪尔很清楚它们的位置，摸着黑也能避开。他走下楼梯，尽可能贴近墙壁落脚，减小发出咯吱声的危险。他花了整整十分钟才打开前门——轻轻一拉，轻轻一抖，寂静，然后再一下：一抖——门打开了不到一厘米，直到门缝的宽度足够他钻出去。
终于自由了，他拔腿就跑！呼吸着清爽空气，跑过整个街区，奔向那条小溪，钻进隔开威尼斯村和其他一切的树林。整个广阔的世界里只听得见他的脚步声和喘息声，每次感到害怕——被逮住、森林中的危险动物、疯狂的利斧杀人狂、绑架者、巨魔、鬼魂——他就投向贝萨妮温暖湿润的呼吸吹拂耳垂的记忆。
来到福尔家，贝萨妮的卧室黑着灯，关着窗。萨缪尔在外面坐了漫长的几分钟，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扫视周围，安慰自己说他们的父母都睡了，不会有邻居看见他鬼鬼祟祟地穿过后院。穿过后院的时候，他动作飞快，踮着脚尖奔跑，免得发出声音。他蹲在贝萨妮的窗户底下，用食指指肚轻轻拍打玻璃，直到她在黑暗中隐约浮现。
夜色如墨，他只能看见她部分面孔：鼻梁的弯角，一缕头发，颧骨，眼窝。她仿佛悬在墨水里的一组身体零件。她打开窗，他爬上去，翻过窗框，金属窗框硌住胸口，他疼得龇牙咧嘴。
“安静。”有人说，但不是贝萨妮，声音来自黑暗中的另一个地方。片刻错愕后，萨缪尔认出了这个声音：毕晓普。毕晓普也在房间里，萨缪尔对此既气馁又感激。因为假如真和贝萨妮独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但另一方面他知道他想那么做——无论那么做是怎么做。和贝萨妮独处——他渴望能够和她独处。
“嗨，小毕。”萨缪尔说。
“我们在玩游戏，”毕晓普说，“这个游戏叫‘倾听寂静直到你无聊得脑袋爆炸’。”
“闭嘴。”
“还叫‘听磁带静电噪音直到昏睡’。”
“不是静电噪音。”
“就是静电噪音。”
“不止是静电噪音，”她说，“还有其他声音。”
“随你怎么说。”
萨缪尔看不见他们——房间里没有一丝光亮。两个人更像是空间中的印记，黑暗中颜色较浅的影子。他尝试确定自己的位置，凭借记忆构造她房间的地图：床，衣橱，墙上的花。萨缪尔忽然第一次注意到，天花板上点缀着能够在黑暗中发亮的星星。衣物摩擦的声音，脚步声，床架的吱嘎声：应该是贝萨妮坐在了床上，靠近毕晓普在的地方，靠近磁带播放机，她经常在夜里用它听音乐，独自听，播放，倒带，再播放，总是听某部交响乐的某几个段落，萨缪尔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一直在偷窥贝萨妮。
“你过来，”贝萨妮说，“必须靠近听。”于是他走到床边，慢慢地向他们移动，笨拙地伸手乱摸，抓住了一样冷冰冰、瘦骨嶙峋的东西：肯定是一条腿，但不知道属于谁。
“听，”她说，“仔细听。”
磁带播放机咔嗒一声响，贝萨妮坐回床上，织物在她周围起了皱，盒带开头的短暂空白过后，真正有录音的部分开始，播放器里响起了静电噪音。
“听见了？”毕晓普说，“什么都没有。”
“等着。”
那声音模糊而发闷，就像屋里某处拧开了水龙头，远处隐藏在墙里的水管里响起了水流声。
“这儿，”贝萨妮说，“听见了吗？”
萨缪尔摇摇头，随即意识到她看不见。“没有。”他说。
“就在这儿，”她说，“你听，在声音底下，你必须往声音的深处听。”
“你胡说什么啊。”毕晓普说。
“别管你能听见的声音，去听其他东西。”
“什么东西？”
“它们，”她说，“人群，观众，建筑物。你能听见的。”
萨缪尔抻着耳朵听。他侧着头凑近扬声器，眯起眼睛——就好像这么做有用似的——企图在静电噪音中捕捉到哪怕一丁点儿有意义的声音：交谈、咳嗽、呼吸。
“我什么也没听见。”毕晓普说。
“你没有集中精神。”
“哦，好吧。这就是问题。”
“你必须集中精神。”
“好的。让我尽量集中一下。”
三个人听着扬声器里传出的嘶嘶声，萨缪尔对自己有点失望，因为他依然什么都没听见。
毕晓普说：“我已经集中得不能更集中了。”
“你闭嘴行不行？”
“我这辈子都没这么集中过。”
“求，你，闭，嘴。”
“集中精神，你必须，”他说，“感觉原力，你必须。”
“不想听可以出去，明白吗？门在那儿。”
“谢天谢地，”毕晓普说，爬起来跳下床，“二位好好享受你们的啥也没有吧。”
卧室门打开，关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了。萨缪尔和贝萨妮，单独在一起，终于，可怕。他坐在那儿，像块石头。
“现在你仔细听。”她说。
“好。”
他凑近静电噪音传来的方向。不是尖细高亢的那种静电噪音，而是比较低沉的那种。麦克风像是悬在空旷而巨大的体育场上方，得到的寂静有一种完整感。仿佛有实质的寂静。不是空房间的那种寂静，而是一个人煞费苦心制造出的压倒性的虚无。它拥有人造的特质。给人以造物的感觉。
“他们就在这里，”贝萨妮耳语道，“听。”
“人群？”
“对。”
“你能听见？”
“他们就像墓地里的幽灵，”她说，“用普通方式听不见他们。”
“描述一下。”
“他们听起来很烦躁。还有困惑。他们认为他们上当了。”
“这些都是你听出来的？”
“当然。声音里的僵硬感，就像钢琴最右边那些特别短、特别紧的琴弦。几乎不振动的那几根。白键的声音。人们听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像冰块。”
萨缪尔努力去听，想在持续不变的静电噪音中找到她描述的声音，某种高亢的嗡嗡声。
“但它会变，”她说，“注意听它的变化。”
他继续倾听，但只能听见听起来像其他声音的声音：自行车轮胎的泄气声，小风扇的转动声，关闭的门背后的水流声。他没听见任何原生的声音，只有从他脑海储藏库里反弹回来的声音。
“这里，”她说，“声音变得温暖了。听见了吗？更温暖和完整。更盛大和蓬勃。他们开始理解了。”
“理解什么？”
“他们也许没有上当。也许没有被捉弄。他们也许不是局外人。他们开始明白了。明白他们也许就是这场演出的一部分。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来这儿不是为了听音乐，开始意识到他们就是音乐。他们来就是为了发现他们自己。这个念头让他们感到喜悦。你能听见吗？”
“对，”萨缪尔撒谎道，“他们很高兴。”
“他们很高兴。”
萨缪尔觉得自己也相信他确实能听见了。同一种主动的自我致幻机制让他半夜在床上想象家里有入侵者和鬼魂，房屋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在证实他的幻想。还有他实在没有勇气去学校的时候，他就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你生病了，最后他会真的难受起来，身体感觉不舒服，他会陷入沉思：既然他只是想象自己生病了，又为什么会真的感到恶心呢？此刻的聆听也是这样。他越是想，静电噪音就变得越温暖，确实变成了一种欢快的静电噪音。这个声音似乎在他脑海里拓展，绽放，燃烧。
这就是她的秘密吗？萨缪尔心想。她只是想听见其他人无法听见的声音？
“我现在能听见了，”他说，“只要仔细搜寻就能听见。”
“对，”她说，“就是这个道理。”
他感觉到贝萨妮的手抓住他的肩膀捏了捏，又感觉到她靠近他，感觉到床垫的振动和下陷，听见她侧身靠近他时床架发出的轻微吱嘎声。她离他这么近。他能听见她的呼吸，闻到带着牙膏香味的气息。但更重要的是他能感觉到她就在身旁，像是取代了空气的位置，似乎有某种电流围绕着她，你能感觉到另一个身躯的贴近，就像是某种磁力，她的心跳在加大马力，所有这些都在逼近他，那是空间中的一个印象，是意识描绘的一幅地图，是直觉的结论，最后才是真正存在的物质，她的脸孔已经近得他能够看清楚了。
他忽然意识到，他们要接吻了。
不，不对，是她要吻他了。这就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他只要别搞砸好事就行。但这个时刻，在意识到她即将吻他和她吻上他之间的几秒钟之内，似乎存在着几百万种搞砸好事的可能性。萨缪尔突然觉得他必须清一清喉咙，挠几下脖子后面颈部和肩膀相接的地方，每次一紧张那儿就会痒得难受。他不想凑上去迎接这个吻，因为房间里很黑，一不小心他会撞上贝萨妮的牙齿。但正因为他害怕撞上贝萨妮的牙齿，所以他觉得自己似乎后退了一丁点儿，这是个矫枉过正的动作，他担心贝萨妮会误以为后退的意思是不想接吻，从而停止她的动作。然后还有呼吸的问题。简而言之：该呼吸吗？直觉的反应是屏住呼吸，然后意识到假如她慢慢接近或吻了很久，肺里的空气或许会用完，吻到一半时他会不得不呼吸，会把憋了很久的一口气全吐在她脸上或嘴里。这些念头几乎同时在接吻前的瞬间跃入脑海，萨缪尔最本能的行为，身体最无意识的功能——坐直，静止，呼吸——由于这个吻的即将发生而变得无比困难，因此当这个吻真的顺利开始时，那份感觉就像神赐的奇迹。
接吻时，萨缪尔最强烈的感受是他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个吻确实发生了。另外就是贝萨妮的嘴唇很干燥，有些皲裂。这个琐碎的细节。贝萨妮的嘴唇有些干裂。他吃了一惊。在他的想象中，贝萨妮似乎超越了这些愚蠢的凡俗琐事。她似乎是个嘴唇永远不可能干裂的女人。
那天夜里回家的路上，他诧异地发现万事万物依然是原先的模样，完全找不到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迹象。
10
萨缪尔的第一本书是个“选择你自己的冒险”类型的故事，名叫《不归城堡》。他创作故事并绘制插图，共有十二页。设定如下：你扮演勇敢的骑士，要在闹鬼城堡里杀出一条血路，拯救美丽的公主。很老套，他知道。他肯定在塞满卧室书架的许多本“选择你自己的冒险”丛书里见过类似的故事。他认真努力过，想要想出一个更好、更原创的故事。他盘腿坐在卧室地上，盯着面前的那些书，最后得出结论：它们代表了人类世界全部的可能性，涵盖了全部的故事类型。其他有可能被讲述的故事已经不存在了。他想到的点子不是在模仿已有的故事就是愚蠢的。但他的书绝对不能愚蠢。要冒的风险太高了。这是一场全班竞赛，每个孩子都在写自己的书，老师会亲自朗读赢家的作品。
对，《不归城堡》是老调重弹。也只能这样了。希望同班同学还没有看烦这个古老的套路。希望故事的熟悉感能安慰他们，就像他们偶尔藏在书包里的旧玩具、旧毯子和旧洋娃娃。
接下来的问题是情节。他知道“选择你自己的冒险”的故事线会在这里或那里分支，然后再次分支，周而复始，每个故事到最后会变成一个叙事整体：一个故事蕴含着许多故事。但他的《不归城堡》初稿更像一条有六个死胡同的直线，选项不会引发争辩和惊愕：你想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左转就是惨死！）
假如他能想出一些特别好玩、有创意和娱乐价值的死法，他希望同学们能原谅他的缺点：抄袭的设定，缺乏内在联系的多重情节。他做到了。事实证明，萨缪尔有这个天赋，能够以好玩的方式杀死角色。在一种可能的结局中，主角穿过活板门掉进无底深渊，他写道：“你在坠落，你将永远坠落，哪怕你合上这本书，吃晚饭，上床睡觉，明天起来，你依然在坠落。”——这个创意让他欣喜若狂。他还借用了母亲讲过的鬼故事，让他毛骨悚然的那些古老挪威故事。他写一匹白马突然出现，邀请主角骑一程，假如读者决定上马，很快就会遭遇可怖的死亡结局。还有活在树叶里的鬼魂，去天堂不够好，去地狱又不够坏。
他用母亲的旧打字机敲出文字，留下绘制图画的空间，用蜡笔和钢笔绘画。他用纸板装订书页，在封面贴上蓝布，用尺子打上直线，写出《不归城堡》的书名。
或许是因为插图，或许是因为出色的蓝布装帧，或许（他在脑海里留下了容纳这个可能性的空间）是因为写作本身：富有创意的死法，想象的统一性，用“序言”代替“开场白”——他在同义词词典里查到了前者，觉得念起来特别带劲。他不敢肯定究竟是什么打动了鲍尔斯小姐，但她确实被打动了。他获胜了。老师向全班同学朗读《不归城堡》，他坐在座位上听着同学们一次一次又一次惨死，努力不笑出声来。
这是他从小到大做过的最棒的事情。
所以，一天清晨，母亲走进他的卧室叫醒他，问了他一个奇怪的问题：“你长大后打算做什么？”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依然鼓舞着他，他非常坚定地回答道：“小说家。”
外面的天空是疲惫的蓝色。他眼皮沉重，睡眼惺忪。
“小说家？”母亲问。
他点点头。对，小说家。夜里某个时候，回顾今天的伟大成就时他做出了这个决定。公主得到拯救时他们开心地鼓掌。他们的谢意，他们的爱。看着他们在他的故事里游荡——在他想吓唬他们的地方吃惊，在他想愚弄他们的地方犯傻——他觉得自己像是巨型迷宫的建筑师，是正在俯视什么都不知道的凡人的神祇，只有他知晓所有终极问题的答案。这让他感觉自己拥有力量，受到重视，让他感觉自己被喜爱。这种感觉能够支撑他，充实他。他决定了，当小说家能够让人们喜欢他。
“那好，”他母亲说，“那你就该当小说家。”
“好的。”他半梦半醒地说，还不太明白这一刻有多么奇怪，他母亲打扮得整整齐齐，天还没亮就进来问他有什么人生计划，她以前从来没和他讨论过这个话题。但萨缪尔完全接受了，没有任何异议，就像一个人会接受梦境的奇异设定，事后很久才会意识到当时有多么奇异。
“你写书，”她说，“我会读的。”
“好。”他想给母亲看《不归城堡》。他要给她看他画的白马。他要给她看无底深渊的故事。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她说，语气正式得怪异，似乎她私下里练习过无数次了，“我要离开一阵子。我不在的时候，我希望你能乖乖的。”
“你要去哪儿？”
“我必须要去找一个人，”她说，“很久以前认识的一个人。”
“朋友？”
“大概吧，”她把冷冰冰的手掌放在他脸上，“但你不用担心。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不需要再害怕了。我想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别害怕。能为我做到这个吗？”
“你的朋友失踪了？”
“不算失踪。我们只是分开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
“有时候。”她说，忽然停下，转开视线，皱起面孔。
“妈妈？”他说。
“有时候你拐错了弯，”她说，抓住萨缪尔的肩膀，“有时候你会迷路。”
萨缪尔觉得想哭，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尽量克制住冲动。
她搂住他，说：“你这么敏感。”然后摇晃他。他贴着她柔软的皮肤，直到啜泣停止，他擦了擦鼻子。
“你为什么要现在走？”萨缪尔说。
“因为到时候了，亲爱的。”
“但为什么呢？”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她说，望着天花板，露出无助的表情，然后似乎又鼓起了勇气，“我有没有说过看上去像石头的鬼魂的故事？”
“没有。”
“我父亲告诉我的。他说你有时候能在老家的海滩上发现它。看着就像一块普普通通的古老石块，覆盖着绿色的绒毛。”
“那你怎么知道它是个鬼魂？”
“你不知道，除非带它出海。要是有人带它出海，你走得越远，它就变得越沉重。要是你走得真的很远，鬼魂会重得弄沉你的船，害死所有人。人们管它叫溺死石。”
“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愤怒。也许是它过去遭遇过厄运。重点在于，它最后会变得无比巨大，直到你终于无法承受。你越是想承受它的重量，它就会变得越发巨大和沉重。有时候它会钻进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你承受不了。你再也没法抵抗了。你只能……沉没。”她站起来，“听懂了吗？”
“应该吧。”他点点头。
“你会懂的，”她说，“我知道你会懂的。记住我对你说的话就好。”
“我不需要再害怕了。”
“这就对了。”她说，俯身亲吻萨缪尔的额头，紧紧地抱住他，像是要记住他的气味。“现在继续睡吧，”她说，站起身，“一切都会好的。记住我的话，别害怕。”
他听见母亲的脚步声沿着走廊远去，听见她费力地搬着沉重的东西下楼梯。他听见汽车发动，车库门打开又关上。他听见母亲驾车离开。
萨缪尔努力服从母亲的命令。他想继续睡觉，但觉得很害怕。随着难以忍耐的惊恐越来越高涨，他跳下床，跑向父母的卧室，发现父亲睡得正香，背对房间蜷缩身体。
“爸爸，”萨缪尔摇晃父亲，“快醒醒。”
亨利眯着眼睛看儿子。“什么事？”他睡眼惺忪地咕哝道，“几点了？”
“妈妈走了。”萨缪尔说。
亨利抬起沉重的脑袋：“啊？”
“妈妈走了。”
父亲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另外半边床：“她去哪儿了？”
“不知道，她开车走了。”
“开车走的？”
萨缪尔点点头。
“好，”亨利说，揉揉眼睛，“你先下楼。我马上就来。”
“她走了。”萨缪尔说。
“我听见了。你就先下楼吧。”
萨缪尔在厨房里等父亲，直到听见父母的卧室里传来哗啦一声，他跑上楼，推开房门，看父亲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他从未见过父亲的脸涨得这么红。费伊的衣橱门开着，她的几件衣服被扔在地上。
但萨缪尔后来记得最清楚的不是那哗啦一声，也不是小花瓶的碎片——小花瓶显然被巨大的力气砸在了墙上。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父亲的脸色，哪怕过了几十年依然历历在目：紫红色，不仅仅是面颊，而是整张脸，脖子、额头，一直到胸口，那是一种凶险的颜色。
“她走了，”他说，“她的东西全没了。她的东西都去哪儿了？”
“我看见她拎着一个手提箱走的。”萨缪尔说。
“去上学。”父亲说，没有看他。
“可是——”
“别顶嘴。”
“可是——”
“快去！”
萨缪尔不明白他母亲“走了”是什么意思。
去哪儿了？去了多远的地方？什么时候回来？
上学的路上，萨缪尔觉得他离周围的环境很遥远，就好像在用颠倒的望远镜看世界。他在车站等车，他登上公共汽车，他坐下望向窗外，对身旁孩子的嬉闹声充耳不闻，盯着窗玻璃上的一小块水渍，窗外模糊的风景一闪而过。萨缪尔觉得恐惧感正在积蓄，他将注意力集中在非常小的东西上，例如此刻的这块水渍，似乎这样就能暂时抵挡住恐惧了。他必须去学校。他必须找毕晓普聊聊，告诉毕晓普发生了什么。他知道毕晓普能够挽救他。毕晓普肯定知道该怎么办。
但毕晓普不在学校里。不在储物柜旁，不在课桌前。
走了。
毕晓普走了。
又是这个词：什么意思？走了？所有人都在消失。萨缪尔坐在座位上，仔细查看课桌的木纹，甚至没听见鲍尔斯小姐在叫他的名字，一次，两次，三次，甚至没听见全班同学的紧张笑声，也没听见鲍尔斯小姐慢慢地走向他，没看见她站在自己的面前，而全班同学都在她背后叽叽喳喳。直到她触碰他，伸出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猛地一缩，才中断了用视线分辨木纹这项令人沉迷其中的精神练习。听见鲍尔斯小姐用她典型的嘲讽语气说“欢迎回到人间”，听见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他甚至不觉得害怕。甚至不觉得尴尬。就好像他的痛苦吞没了其他一切，埋葬了他平时所有的苦恼。走了。
比方说：课间休息，他走了。他走向最偏僻的秋千，然后继续向前走。他就是不想停下。他以前根本没想过他可以不用停下。所有人都会停下。但面对母亲的离去，这个世界全部的正常规则分崩离析。既然她可以离开，他为什么不行？于是他也离开了。他起身就走，简单得让他惊讶。他沿着人行道向前走，甚至懒得奔跑或躲藏。他大摇大摆地走出学校，走向通往威尼斯村的马路。没有人拦住他。没有人说任何话。他飘然而去。这是个崭新的世界。离开居然这么简单，他心想，也许他母亲也发现了。走吧。是什么让人们停留在原处，保持在平时的轨道上？此刻他第一次意识到，不存在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任何人在任何一天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一直向前走。他走了几个小时，眼睛盯着人行道，在心里一遍又一遍重复“脚踩一条缝隙，你妈摔断背脊”的游戏歌谣，终于来到威尼斯村的黄铜大门前，他从栏杆之间钻进去，一眼也没有看保安室，只是继续向前走，就算保安看见了他，也什么都没说，萨缪尔不禁怀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他会不会变成了隐形人，因为这个世界很奇怪地没有任何反应，他打破了所有规则，这个世界却置若罔闻。他想着这些，走在威尼托路平坦的柏油路面上，他爬上住宅区的缓坡，望向马路尽头，看见毕晓普家门口停着两辆警车。
萨缪尔停下脚步。他首先担心的是警察在找他，但另一方面也算一种解脱，还有安慰。因为这意味着有人在乎他的失踪。他在脑海里想象那个场景，学校打电话给他父亲，他父亲担心得发狂，打电话报警，警察问萨缪尔有可能去哪儿，他父亲说毕晓普家！因为他父亲知道毕晓普，送过萨缪尔去毕晓普家，他记得这些，因为他是个有爱心的好父亲，不会撇下萨缪尔离开。
这个念头让萨缪尔心碎。他对父亲做了什么？他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痛苦。他父亲在家里等待，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妻子和儿子在同一天失踪。萨缪尔走向毕晓普家，脚步匆忙：他要自首，警察会送他回家，他会和父亲团聚，他父亲现在肯定担心得要死要活。他知道他应该这么做。
然而，他刚走到校长家就见到了另一样让他停下脚步的东西。曾经放着一块毒盐砖的柱子周围拉着亮黄色的带子。带子绕在四根插在地上的小棍上，围着空荡荡的柱子组成一个四方形。带子上印着文字，尽管它扭了几圈，有些文字上下或前后颠倒，想传达的信息依然一目了然：警戒线，请勿越过。
萨缪尔望向校长家的热浴缸，看见那儿也拉着带子，围住了整个游泳池和露台。他脑海里的画面陡然一变：警察确实在找他，但不是因为他逃学。
于是他跑了。跑进树林，跑向小溪。他踩着岸边的烂泥奔跑，呼吸带着树叶腐烂气味的潮湿空气，他跑在湿漉漉的沙地上，鞋底落下，压得河水汩汩涌出地面。头顶的枝叶挡住阳光，树木呈现出中午那种雾蒙蒙的蓝色。他看见毕晓普就在他猜想中的地方：池塘旁的大橡树，藏在结实的第一条枝杈上，身体被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脚，萨缪尔之所以能看见，是因为他在寻找它们。毕晓普爬下大树，落在地面上，周围的树叶上下纷飞，萨缪尔刚好跑到树下。
“嘿，小毕。”他说。
“嘿。”
两人对视片刻，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不是应该在学校吗？”毕晓普说。
“逃学了。”
毕晓普点点头。
“我从你家过来，”萨缪尔说，“警察在你家。”
“我知道。”
“他们来干什么？”
“不清楚。”
“和校长有关系？”
“也许。”
“热浴缸？”
“可能。”
“咱们会怎么样？”
毕晓普微笑。“你的问题太多了，”他说，“咱们去游泳。”
他没解鞋带，直接踢开两只鞋，脱掉袜子，把内外翻转的袜子扔在地上。他解开皮带，皮带扣叮当作响，他脱掉长裤和衬衫，跑向池塘，尽可能避开树枝和尖锐的石块，他甩开瘦骨嶙峋的胳膊和腿，内裤迎风翻飞，灰绿色的迷彩三角裤，大了两个尺码。他跑到池塘旁，踩着树桩跳出去，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发出响亮的扑通一声，他浮出水面，喊道：“士兵，跟我上！”
萨缪尔跟上他，但小心翼翼：他解开鞋带，把鞋放在不会弄湿的地方。他脱掉袜子塞进鞋里。他脱掉牛仔裤和衬衫，叠好后轻轻地放在鞋上。他在这方面很注意。一向如此。他走到池塘边，没有跳进去，而是蹚水走进去，冰冷的感觉先是抓住脚腕，然后是膝盖和腰部，然后池水浸没他的内裤，寒意向全身扩散。
“直接跳进来反而更简单。”毕晓普说。
“我知道，”萨缪尔说，“但我做不到。”
水淹到脖子，痛苦逐渐消退。毕晓普说：“好，很好，场景是这样的。”他简述他们要玩的游戏的背景故事。时间是1836年，地点是美墨边境，也就是如今的得克萨斯州。事件是得克萨斯独立战争。他们是美国战斗英雄戴维·克罗克特部队的侦察兵，正在刺探敌情，但被困在了墨西哥封锁线的另一侧。他们掌握着有关墨西哥方面桑塔·安纳的部队人数的重要情报，必须送到克罗凯特手上才行。阿拉莫城的命运取决于他们。
“但到处都是敌人，”毕晓普说，“配给所剩无几。”
他了解美国历史上的所有战争，无所不知的劲头让人害怕。玩战争游戏的时候，他会全身心地投入。他们在池塘这一带彼此屠杀了多少次？数以百计的死亡，数以千计的子弹，子弹像雨点似的狂扫，他们从嘴里发出机关枪的突突突枪声，口水的白沫喷得满天飞。他们躲在树后，高喊：“我逮住你了！”池塘是他们的圣地，地面是圣所，池水是圣水。他们在这里感觉到一种仪式感，就像你走进墓地的感觉，他们想象中自己的无数次死亡就发生在这里。
“有人来了，”毕晓普说，手指前方，“墨西哥巡逻兵，要是被他们抓住，他们会拷打我们盘问情报。”
“但我们死也不会开口。”萨缪尔说。
“对，不会。”
“因为我们受过训练。”
“说得好。”毕晓普向来坚称美国军人接受了高级而神秘的训练，别的暂且不说，抵抗疼痛、恐惧、诡雷和溺水肯定不在话下。萨缪尔不知道一个人该怎么受训才能保证不被淹死。毕晓普说那是机密。
“隐蔽。”毕晓普说，钻到了水面以下。萨缪尔望向他刚才指的小溪上游，但什么都没看到。他努力想象敌方士兵走向他们，唤起平时在这种游戏中感到的恐惧，他尝试想象坏蛋，这在今天之前从来都轻而易举。想看见坏蛋，无论他们那天的敌人是谁——苏联间谍、越共、英国佬、冲锋队——他们只需大声说出来，坏蛋就会出现在眼前。他们的想象力与真实世界合二为一。这个花招实在太简单了，萨缪尔以前根本没思考过，直到此时此刻，因为它忽然不起作用了。他没有看见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感觉。
毕晓普从水里探出脑袋，看见萨缪尔盯着树木。
“哈喽？士兵？”他问，“咱们要被抓住了？”
“不转了。”萨缪尔说。
“什么不转了？”
“我的大脑。”
“怎么了？”毕晓普问。
他觉得大脑被压垮了。他只能看见他的母亲，她的消失。她就像遮蔽了一切的浓雾。他甚至无法假装不在乎。
“我妈妈走了。”他说，话刚出口，他就感觉到哭泣即将来临，熟悉的束缚感扼住喉咙，下巴像烂苹果似的收紧和皱缩。有时候他真的很讨厌自己。
“走了，是什么意思？”毕晓普说。
“我说不清。”
“离开了？”
萨缪尔点点头。
“会回来吗？”
他耸耸肩。他不想说话。再说一个字，泪水就会决堤。
“所以她有可能不会回来了？”毕晓普说。
萨缪尔又点点头。
“知道吗？”毕晓普说，“你很走运。我说真的。我希望我父母能一去不回。你现在也许不懂，但你母亲帮了你好大一个忙。”
萨缪尔无助地看着他，从嘴唇里挤出三个字：“为什么？”这三个字背后有着巨大的压力。他觉得喉咙像是打了结的消防水管。
“因为现在你可以当个男人了，”毕晓普说，“你自由了。”
萨缪尔没有回答，只是垂下脑袋。他的光脚在底下的淤泥里踩进踩出。似乎有点用处。
“你并不需要父母，”毕晓普说，“现在你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但你其实不需要任何人。她给了你一件礼物。这是个好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你就能成为另一个人，一个更好的新人。”
萨缪尔的脚在池底摸到一块光滑的小石头。他用脚趾夹起来，然后放开。
“就好像你在接受训练，”毕晓普说，“艰难的训练，但最后会让你变得更强壮。”
“我不是士兵，”萨缪尔说，“人生也不是游戏。”
“不，当然是，”毕晓普说，“所有事情都是游戏。你需要的只是决定你想赢还是想输。”
“太傻了。”萨缪尔摸索着走出池塘，来到放衣物的大树旁。他坐在泥地里，将膝盖提到胸口，用胳膊抱住双腿，前后轻轻摇晃。不知何时，他开始哭了。鼻涕流淌，面孔皱成一团，肺部痉挛抽搐。
毕晓普跟着他上岸：“这会儿我不得不说你输了。”
“闭嘴。”
“此刻你身上有一种认输的气质。”
毕晓普站在他面前，站得很近。萨缪尔睁开眼睛就是他滴水的内裤，内裤可笑地悬在两腿之间。毕晓普抓住裤腰向上提了提。
“知道你应该怎么做吗？”毕晓普说，“你必须找个人替代她。”
“不可能。”
“不是另一个母亲，只是另一个女人。”
“随你说吧。”
“你必须找个女人。”
“干什么？”
“干什么？”毕晓普大笑，“让你揩油啊，你懂的，让你为所欲为。”
“我不想那么做。”
“有很多女人愿意让你这么做。”
“没用的。”
“当然有用。”他又走近了一步，微微俯身，用手掌抚摩萨缪尔的面颊，他的掌心冰冷而潮湿，同时也柔软而温柔，“你没和女孩亲热过，对吧？”
萨缪尔抬起头看着他，依然抱着双腿。他开始打寒战了。“你呢？”他问。
毕晓普又大笑道：“我什么都做过。”
“比方说？”
毕晓普沉默地站了几秒钟，然后收回他的手。他走到大树旁，靠在树上，提了提湿透的内裤：“学校里有很多姑娘，你可以约一个试试。”
“没用的。”
“肯定有个什么人的，对吧？你爱上谁了，说说看？”
“谁也没有。”
“肯定是骗人。告诉我。肯定有什么人的。等等，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胡说。”
“我当然知道。你就老实交代吧。”毕晓普向萨缪尔走了几步，双手叉腰，伸出一条腿，这是个征服者的胜利姿势。“贝萨妮，对不对？”他说，“你爱上了我姐姐。”
“不，我没有！”萨缪尔说，但他知道自己的语气毫无说服力。他说得太着急，太大声，太抗拒。他不擅长骗人。
“你爱上她了，”毕晓普说，“你想搞她。这种事我看得出来。”
“你错了。”
“没关系的。听我说，你得到了我的许可。”
“我该回家了。”萨缪尔说着站起身。
“说真的，约她出来。”
“我老爸多半在琢磨我去哪儿了。”
“别走，”毕晓普说，抓住萨缪尔的肩膀，不让他离开，“请留下。”
“为什么？”
“有些东西你应该看一看。”
“我该走了。”
“一秒钟的事。”
“什么东西？”
“闭上眼睛。”
“我闭上眼睛了你怎么让我看？”
“相信我。”
萨缪尔吐出一口长气，表达他对整件事的不耐烦。他闭上眼睛，感觉到毕晓普松开了他的肩膀，听见毕晓普在他前方挪动身体，一只脚落下，然后是另一只脚，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落在地上。
“睁开眼睛的时候，”毕晓普说，“请只睁开一丁点儿。一条缝就好。”
“好的。”
“只能睁开一条缝。可以吗？来吧。”
他睁开眼睛，但仅仅睁开了一丁点儿。刚开始只有难以分辨的光影，白昼的抽象明暗。面前的毕晓普模糊不清，是一团粉红色的肉球。萨缪尔的眼睛又睁大了一丁点儿。毕晓普站在一两米外。萨缪尔发现他赤身裸体，湿内裤扔在脚边。萨缪尔的视线飘向了他的裆部。这种事情不由自主，在更衣室、小便池前一次又一次发生，只要有机会将自己的身体与其他男孩的身体对比时就会发生：谁的比较大？谁的比较小？这种问题似乎无比重要。此刻也不例外。但毕晓普的阴茎不在它应该在的地方，萨缪尔什么都没看见。毕晓普的身体从腰部向前倾斜，双腿从膝盖微微弯曲，姿势像是半鞠躬或行屈膝礼。他把阴茎藏了起来，萨缪尔意识到，他把阴茎夹在两腿之间，因此萨缪尔只能看见一片光滑而柔软的草丛。
“这就是她的样子，”毕晓普说，“我姐姐。”
“你在干什么？”
“我和她是双胞胎。她就是这个样子。”
萨缪尔盯着毕晓普的身体，他的躯干瘦骨嶙峋，皮肤底下的肋骨清晰可辨，但另一方面也很结实，肌肉紧绷而发达。他望着他双腿之间的三角区。
“你可以假装我是她。”毕晓普说。他走向萨缪尔，迈着小碎步，只动膝盖以下的小腿，他走到萨缪尔身旁，直到面颊贴着萨缪尔的面颊，他咬着萨缪尔的耳朵说：“假装我是她。”萨缪尔感觉到毕晓普的双手抱住他的腰部，感觉到这两只手扯掉他的内裤，感觉到湿漉漉的内裤落在脚上，感觉到自己的阴茎微微摇晃，寒冷使得他的下体缩成一团。
“假装我是贝萨妮。”
毕晓普转过身，萨缪尔眼前只剩下他苍白而瘦削的肩膀和背部。毕晓普抓住萨缪尔的双手，引导它们抱住他的臀部。他向前俯身，身体紧贴萨缪尔，脱位和超然的感觉再次袭来，就像那天早晨他在公共汽车站的心情，他仿佛在遥远的地方看着这个世界。他低头望去，觉得很荒谬。这底下甚至都不是我，他心想，只是从未放在一起的两个身体部位的怪异结合。
“你在假装吗？”毕晓普说，“有用吗？”
萨缪尔没有回答。他身处远方。毕晓普使劲贴上他，然后放开，然后再贴上他，找到了一种缓慢的节奏。萨缪尔觉得自己是一尊雕像，除了保持这个姿势，他什么都没法做。
“假装我是她，”毕晓普说，“让它成真，在你的思想里。”
毕晓普贴上他，萨缪尔感觉到了时常在课桌底下勃发的冲动，那份喷薄而出的张力，神经抽搐的爆发性暖意，他低下头，看见自己变大变粗了，他知道自己不该变大变粗，但事实如此，他无力阻止，他知道这东西似乎澄清了一些事情，回答了有关他、有关他今天遭遇的重要问题，他忽然无比确定，所有人都知道他此刻在干什么。他母亲，他父亲，学校的老师，贝萨妮，警察。萨缪尔非常确定这是真的，以后的许多年他都会这么认为，他母亲的离开连同这一刻锁定在他的记忆中，他和毕晓普在树林里，以这种方式连接在一起，有节奏地彼此撞击，萨缪尔不怎么喜欢但也不怎么讨厌，从头到尾都在想他母亲很清楚他在干什么，而她消失了。
他认为，这就是她离开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