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字季高，另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汉族，1812年出生在湖南湘阴县，晚清时期在官场叱咤风云的人物之一，从小就天资聪慧，喜好读书，1827年到长沙参加府试，考取第二名，但是在后来三次连续的会试中都不幸落榜，为了自己的志向，他另谋出路，留意农事，空闲时饱览群书，潜心钻研兵法军策，最终将自己锻炼成了晚清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左宗棠还是湘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引领洋务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后来更是成功镇压了陕甘回变，并一举收复了新疆，得到皇帝的重大表扬。
在抗击太平天国的时候，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位晚清重臣发生了直接冲突，导致两人从此结下梁子，几乎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那就是在李鸿章为了避免“金陵抢功”而转战浙江一带的事情上，双方发生了争执，其实在这件事上，站在双方不同的立场上都有可以解释的理由，在上一节已经提到，李鸿章不愿和曾氏兄弟把关系闹僵，一是为了避嫌，而是遵守圣旨发兵。可是，他忽略了大局，忽略了战斗的情况，仗着兵多粮广就在浙江肆意攻打，这也是让左宗棠最为不满的原因。
既然说到了两人的恩怨，那就不得不提两人曾经在湘军幕府中共事时发生的事情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两人就有些不对眼了。早在湘军幕府时，幕僚大多数是湖南籍贯，李鸿章身为安徽人不免有些孤立，感到排挤，李鸿章当时还很年轻，面对资格较老的左宗棠，他总是心里犯怵，因为左宗棠的为人狂傲在湘军是出了名的，就连曾国藩都不放在眼里，直呼名讳，李鸿章常常被左宗棠挑三拣四，但他是新人，没有资格反对，只能逆来顺受，心中的不满却暗中发芽。
攻打天京时，李鸿章已经今非昔比，他组建了在各方面都丝毫不弱于湘军的淮军，地位也水涨船高，开辟了自己的幕府，招纳了许多贤将良才。而左宗棠的处境却是悲惨了许多，在朝廷催促李鸿章援助曾国荃攻打天京之前，左宗棠就被授命为浙江巡抚，被派往浙江抵御太平军。
于是，他带着干巴巴的几千人攻入浙江，浙江同苏州一样，也是太平军的战略要塞，由数十万太平军镇守，双方兵力悬殊太大，这场仗几乎不用进行就能判断输赢。这种情况下，必须进行扩军，可是碍于军饷不足，粮草也受到节制，在这两者的约束下，军队人数就要受到限制，扩张的计划难以为继，而且浙江曾发生过多场战役，到处都是战斗留下的荒败景象，朝廷把这个烂摊子交给左宗棠，后者也是满脸愁容，因为所过之处，钱财粮食都不充足，百姓过着沿街乞讨、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不仅筹不到军饷，反而还要从军饷和自己的俸禄中拿出钱财粮食救济百姓。
所以，之后的两年内，很多士卒都中途退出，攻克杭州后，原本拥有八十多万居民的杭州只剩下可怜的几万人，城内百姓的尸体堆积成山，差不多有几十万具，尸体的腐臭味提醒着这里的战争，提醒着人们的辛酸苦痛，单单是大冢就掩埋了五十多个，占地上百亩，左宗棠向朝廷提出申请，要求浙江地方官府每年都要对战争中亡故的百姓进行祷告公祭，以慰其在天之灵。左宗棠的军队也只剩下两万多人，这两万多人大多是左宗棠的旧部，对他忠心耿耿，即使拖欠了很多军饷报酬，他们依旧誓死追随，左宗棠非常感动，承诺打完仗一定论功行赏。
李鸿章相对左宗棠的军旅条件要好了成百上千倍，因为当时的上海基本上成为了淮军壮大发展的基地，而且上海是最大的通商口岸，名副其实的聚宝盆，从来没有被战争破坏过，淮军在这样富裕的条件下，军饷、粮草充足，装备先进，军队的整体实力已经和强大的湘军不相上下了，比起左宗棠来更是强大无比，从全局来看，江苏的溧阳、句容和安徽的广德都还在太平军手中，将来肯定会有很多太平军从这些地方逃跑，为剿匪造成困扰。
为此左宗棠曾经三次禀告曾国藩这种情况，要他注意这些问题，尤其是广德地区，可是这些忠言根本没有被曾国藩放在心上，李鸿章更不会听信左宗棠的一面之词，他攻入浙江后横冲直撞，大肆搜刮，本来富裕的淮军更加富裕，原本贫穷的左部越来越穷，两军差距天壤云泥之别，左宗棠领导的军队不但被太平军欺负，还被李鸿章所看轻，在后者看来，左宗棠的两万多军队还不如他属下的一支分队，在浙江地区，仿佛只有他掌握实权，一家独大，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李鸿章几乎可以决定地方官员的罢免与否，影响力甚大，可是李鸿章忽略了行军过程的潜在失误，因为没听从左宗棠建议，后来导致大批太平军残余部队从广德逃出，大大延迟了消灭太平军的时间。
在李鸿章的压榨下，左宗棠几乎筹集不到军饷，这让他怒火中烧，性格倔强耿直的他直接一封奏折呈上金銮殿，状告李鸿章“越境掠功”，对此李鸿章回应道：“此间军事粗称顺手，欲保苏、沪不得不分攻常、嘉，而左公忌嫉之深，不以保土相谅，揆古例今，殊非常情。”
李鸿章惹怒左宗棠是个失误，在浙江做的那些事更是有些不堪，但同时他也立下了不少战功，拿下来不少城池，最终左宗棠的抗议也无声无息间被遗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