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曹操有一个著名的人设：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这话还真的不是罗贯中发明的，“版权”要归于东汉末年的许劭、许靖兄弟。
许氏兄弟评价曹操的话出自“月旦评”，在每个月的初一，他们二人会召集名士，对天下各路人物进行评点，不虚美，不隐恶，成了那个时代最权威的人物评价标准。
曹操也很喜欢点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他与刘备最有名的一次对话大概就是“青梅煮酒”了，那句“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也成了中国人历史记忆中最激扬的一句知人论世之语。
在曹操口中，袁绍、袁术、刘表、刘璋等人都算不上英雄，那么，他们是什么？
需要一个定义。
在写这本书时，我对于这个定义想了很久很久，在那么多历史重要人物中，除了正面形象的英雄之外，自然还有小人奸臣，但更大多数的恐怕是“非正非邪”之人，我们怎么统称这些人呢？
思来想去，还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非常之人”最为精当，所谓“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据说汉武帝听了司马相如这段话之后，激赏不已，在举贤诏书中也借用了这段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汉武帝自己就是一个“非常之人”。在我这本小书中，我也写到了他。汉武帝是不是一个盖世英雄，见仁见智，部分取决于你的世界观，至少以我的狭隘之见，他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皇帝，如果让我穿越到那个“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时代，我实在不敢。
但我不得不承认，汉武帝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非常之人”，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深远的影响，参与定义了什么叫作“汉人”，什么叫作“中国人”。你可以去质疑他，去批评他，但不可以去漠视他，去绕开他。
我在书中写到了20个像汉武帝这样的“非常之人”，他们未必每个都像武帝那样“雄才大略”（个人认为是中性词），但却都在各自的时代对历史产生了关键影响，这些影响或许是正面的，或许是负面的，但也有千年后仍然复杂到难以评价，充满争议的。
书里的这20个人，未必都有“非常之功”，但即使是“非常之过”，也必待“非常之人”。功过背后，有太多的“非常精彩”，值得我们的“非常关注”。
古人喜欢说“盖棺论定”，但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历史上的“非常之人”，你就和这个时代的公众人物一样，要被剥夺很多正常的权益，比如，他的棺材板可能永远都盖不下去，要接受后人一代又一代的凝视，无论目光是崇敬的，还是怨怒的。
但无穷尽的凝视绝对不代表什么“翻案”。我对“翻案”这个词严重缺乏兴趣，如果你对历史人物不持有盖棺论定的态度，又有何“翻案”可言？
对于历史人物，我并不反感“道德视角”，一个人上千年来都被说成“奸臣”总是有原因的，古人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迂腐。“道德视角”也参与构建了历史，甚至可以说也是历史本身，比如，你可以认为贾似道不是一个奸臣，但不能否认他在历史上的确被视作奸臣，并且，去研究、去尊重古人的此种“道德感”也是有意义的。
但是，道德视角只是视角之一。我们最终还是要深入历史现场，通过一个个充满矛盾的史料，通过不同时代的后人充满争议的评价，去认真审视那一个个“非常之人”。
这本书里我没写秦桧。按照我个人的理解，秦桧自然是一个奸臣，去翻案纯属为翻而翻。但是，秦桧奸在何处，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历史上，秦桧反对抗金被过分道德化了，大有主和之人都是奸臣的意思。但如果我们将“和战”视作一个中立的政策选项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认为，秦桧之奸并不在于主张什么，而在于他为了贯彻他的“主和”意志，利用自己的权倾朝野压制主战者的言论，乃至最后基于莫须有杀了岳飞等人。主和并不天然有错，但主战就活该被杀了？
一个定性没有争议的忠臣奸臣或明君暴君，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仍然有可以深入的争议。
争议永远不是问题，我们读历史的目的不是解决争议，而是了解争议，基于自己的思想资源、世界观和个人偏好，建构自己的“月旦评”。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要多读书，空口无凭的“月旦评”只是信口雌黄，所以在这本小书中，我不敢让自己已经尽量控制的个人好恶去影响您，附上了一些尽力挑选的参考读物，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起阅读，一起思考，一起端正地凝视“非常之人”们。
最后，我想感谢一些人。感谢这本书里供我参考的作者们，没有你们，我一个学术圈外人的写作与信口雌黄无异；感谢一些媒体好友们，“腾讯·大家”的贾嘉和赵琼两位女史，“澎湃·私家历史”的饶佳荣兄，“搜历史”的曲飞兄、“网易历史”的沧浪兄，谢谢你们的鼓励与支持；感谢这本书的编辑樊诗颖，没有你的耐心和春风化雨的压力，这本书还在外太空。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没有你们的宽容，就没有这本书。女儿的名字就用典自《为萧扬州荐士表》中的“理尚栖约，思致恬敏”，和这本书很有缘分，也是一句论人之语。不过，我真的不想让她成为一个“非常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