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95年
汉高祖以太牢祭孔，
开皇帝亲祭孔子之先河。
孔子十九代孙孔僖接驾汉章帝时表示，这不是孔家的光荣，而是皇帝的光荣。
9月28日，自民国以来就被认定为孔子的生日，照例要举行祭孔大典。在海峡对岸，这一天还是教师节。
如果是在雍正时代，孔子诞辰这天，从皇上到全国军民，还要致斋一日，“不理刑名，禁止屠宰”。
在传统中国，孔子之教既是政教的指导原则，也是社会的凝聚力。这一点，不仅雍正很明白，绝大多数帝王也不会不知道，从不断拔高孔子地位，到尊崇孔子后人，再到将孔庙祭祀逐渐升格为国家大典，历朝曾有多位帝王亲临曲阜孔庙朝圣祭孔，足见皇权与孔子的亲密关系。黄进兴先生在《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中记录了大量此类故事。
即使是素有焚书坑儒之恶名的秦始皇，对孔家也不薄。孔子的第九代孙孔鲋因为“博通六艺”，被秦始皇拜为少傅，据说这还是孔子后裔享有爵封之始。不过，历史上并未有秦始皇祭祀孔子的记录。
汉高祖刘邦对儒家显然没有那么友好，不仅打心底地轻慢儒生，还曾有“尿溺儒冠”的黑历史。但正是刘邦，开了帝王祭孔的先河，更别说，他还亲自到了曲阜孔家。
《史记》中说：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孔子。太牢，就是猪牛羊的意思，在古时是最高规格的祭祀。刘邦封孔子的九世孙孔滕为“奉嗣君”，黄进兴先生称为“孔家奉祠后裔领有官方身份之始”。
刘邦初定天下，无论他如何看不上儒生的高谈阔论，都无法否认孔子与儒家在现实政治中的影响力，所以他还是去了曲阜孔家。据说刘邦离开后，官场上行下效，“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在整个西汉时代，孔子所受的政治待遇总体上并未超出刘邦定下的基调，这固然有汉初行黄老之学的缘故，即使是“独尊儒家”的汉武帝，在尊孔祭孔上也没有重大理论突破，按照黄进兴的定义，此时孔子地位只能说是“尊而不贵”。武帝末年，诸侯鲁恭王竟然还制造了为扩建王宫而拆迁孔子旧宅的丑闻，所幸由于在墙壁中惊现秦皇焚书时代所藏的儒家经书（古文经书），才将丑闻变为了奇闻。
无论王莽在历史上名声如何不堪，还是他突破了刘邦留下的尊孔范式，将尊孔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王莽还未称帝时，他就操控西汉朝廷（汉平帝），封孔子后裔为“褒成侯”，专奉孔子之祭，孔子后裔的封爵自此开始“世袭化”，这也为后世受封的“衍圣公”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同期，王莽还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也开启了孔子本人被追封王爵的常态，此后爵位与日俱增。
后世对王莽尊孔争议颇多，这取决于你是如何看待王莽此人。如果你认为王莽是个步步为营的野心家，那么他的尊孔当然是利用孔子的考量多一些，以尊孔增强篡汉的合法性；如果你认为王莽是一个笃信儒家原教旨主义的乌托邦空想家，那么他尊孔也就是一个儒家信徒对教主的顶礼膜拜罢了，他衷心相信尊孔可以庇佑他的复古改制成功。但问题是，在真实历史中，王莽很可能是这两种人格的合体，视情境的不同而特别彰显某一方面。
光武帝刘秀建政东汉之后，虽然在政治上，他是王莽政权的对立面，但在尊孔上，刘秀基本上是王莽路线的忠实追随者，唯恐落于人后，也亲自到曲阜祭孔。而在东汉时代，皇权对孔子也相较西汉热络了许多，除了光武帝之外，汉明帝、汉章帝和汉安帝也均亲赴曲阜朝圣。
这其中，最有名的是汉章帝那次。汉章帝除如刘邦那样以太牢祠孔子之外，还首开祀孔门七十二弟子之例，大会孔家子孙，命儒者讲《论语》。志得意满之余，他对孔子第十九代孙孔僖说：“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谁料孔僖的作答非常不卑不亢，认为这不是给他们孔家的光荣，而是给皇帝的光荣。（“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鄙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
孔僖此言道破了皇家祀孔的潜在用意，章帝多少可能有些尴尬，只得以大度自求排解，“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
唐代也是孔子地位全面上升的一个重要时期，孔庙祭祀逐渐进入朝廷礼制，被列为四大国家祭典之一。先是唐太宗，贞观四年（630）下诏将孔庙祭祀从曲阜孔府推行到全国州县，这在祭孔史上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自此孔庙文庙遍布天下，至今仍“香火”不断；而后是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七年（739）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子从此走上了逾千年的封王之路。
在宋代，孔子的文宣王“王号”被进一步加码，宋真宗加谥其为“至圣文宣王”。尊孔渐渐演化成了一场王朝与皇帝间的文化竞争，宋真宗加谥孔子，儿子宋仁宗则加封孔子后嗣，正是从仁宗时代起，孔家嫡嗣有了“衍圣公”这个过于著名的封号，这个封号一直传袭到民国，至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为止——孔德成由于时代变迁，主动要求放弃“衍圣公”，1935年被注重道统的民国政府改封为“奉祀官”，这也正是身在中国台湾的第七十九代嫡孙孔垂长目前所居之位。
进入有轻贱儒生恶名的元代，孔子的地位竟也如秦始皇和汉高祖时一般，被明显更相信藏传佛教的蒙元统治者们所尊崇。元武宗登基仅两个月，就下诏在孔子封号“至圣文宣王”前加“大成”二字，是为孔子后世最有名的封号“大成至圣文宣王”，诏书写得如儒家死忠一样，“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也是孔子在历代正统王朝中得到的最高级别的封号，为何要加正统呢？因为西夏曾追封孔子为“文宣帝”，大有身居域外、心怀孔圣的悲壮感。
元武宗在诏书中还说了一句挺重要的话，“尚资神化，祚我皇元”，还是如前代汉家帝王一样，无论自己对孔子是否有真实感情，总还是特别相信尊孔可以增强本政权的合法性。但到了明朝，事情似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先是朱元璋，尽管他没有在明面上放弃尊孔的立场（虽然他因为孟子说过“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就狭隘地将孟子逐出孔庙），但对尊孔始终有种挖墙脚般的暧昧。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下令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孔克坚到南京觐见，谁料遭到了孔克坚的称病婉拒，朱元璋当即就回了一封很不客气的笔谕，“尔若无疾称病，以慢吾国不可也”。洪武二年，朱元璋更是下诏废除了自唐太宗时代便通行至今的孔子“天下通祀”，“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朱元璋这一震惊天下的举动简直是将自己主动置于全体读书人的对立面上，因此即使硬挺也只坚持了十几年，到了洪武十五年，又下诏天下通祀孔子。
朱元璋对孔子的打压态度自然不是因为他与孔家的“私怨”，用黄进兴先生在《优入圣域》一书中的说法就是，“志在打击孔庙在文化象征上的普遍意义”，令其无法与政治威权抗衡。
而这一立场也被他的子孙所继承。嘉靖九年（1530），嘉靖帝“悍然”启动了对孔庙与祭孔的改制。除了“毁塑像，用木主”“祭器减杀”“从祀者一律削爵称”等降格措施之外，对文官集团最有杀伤力的一条是，“孔子不称王”，改称“至圣先师”。也就是说，自唐玄宗时代的“文宣王”开始，到宋仁宗和元武宗的不断“加持”才形成的“大成至圣文宣王”，不能再叫了。嘉靖认为太祖朱元璋的德行功业远高于孔子，他甚至说“王者之名不宜伪称，王者之德不宜伪为”。
对于朱明王朝的打压，无论是文官儒生集团，还是孔家本身，虽不敢与皇权正面对抗，但在私底下却非常不以为然。张岱在明亡之前曾拜谒孔庙，他在《陶庵梦忆》中写道，“庙中凡明朝封号，俱置不用”，暗示孔门对于明朝“废王”的做法深感屈辱。
据说，孔门在私底下还有这样的说法：天下有三大家，一个是代表皇家的“凤阳朱”，一个是代表道教的“龙虎张”（龙虎山张天师一系），还有一个就是“曲阜孔”。而真正的第一大家其实是两千多年一系到底的孔家。
但“凤阳朱”又怎么甘心呢？黄进兴先生将嘉靖时代的孔庙改制视作“唐初以来孔庙发展的逆转”，“可以显现专职君主如何操纵文化系统的解释，以压制‘道统’所象征的制衡力量，并打击文人集团的士气”。
嘉靖朝对孔子孔庙的贬抑，有明一代始终未获“平反”。反倒是到了夷狄之君的大清朝手中，孔子才一举恢复了往日荣耀。
对于清朝此类非汉族王朝，借由尊孔而增强易代及统治合法性的动力本就远较明朝这种汉族王朝要强。清帝希望通过服膺儒家文化突破族群藩篱，以强化“文化意义上的正统”来超越“种族层面上的正统”。
但与同样强调尊孔而文化层次一般的蒙元帝王不同的是，清帝不仅本身就熟读儒家经典，而且可能真的在某种程度上也算得上是孔子的信徒。也就是说，清帝的尊孔固然是“利用”的因素居多，但也部分有“信徒”的真诚。
最典型的是康熙。康熙也曾亲自去曲阜孔庙拜谒，这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前代帝王也有过不少次，但请注意，康熙是第一个以“三跪九拜”之礼晋谒孔庙的帝王，还留下了“万世师表”的御笔。对此，作为陪侍官的孔子后人孔尚任觉得是孔家莫大的光荣，拜谒的礼节实为历代帝王所不曾有。在孔家看来，康熙的亲临更算是彻底洗刷了在嘉靖时代所受的政治屈辱。
雍正除了在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将孔诞日定为“致斋一日”之外，在尊孔上还多有建树。他在即位的第一年（1723）就下诏追封孔子以上的五代先祖王爵，与嘉靖形成了鲜明对比。雍正曾在一封上谕中点出了他大力尊孔的原动力，“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尊孔）在君上尤受其益”。
而乾隆晋谒孔庙次数则位居历代帝王之冠，前后曾有九次之多，超过了他最有名的“下江南”。要知道，根据黄进兴先生的研究，历代帝王亲临孔庙的总次数也就三十几次。还有一种说法是，乾隆还将自己义女嫁给了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
但无论清帝如何尊孔，那种道统伸张的状态再也回不去了。但我们还是可以努力不去遗忘孔僖接驾汉章帝时所表现的那种不卑不亢：这不是给我们孔家的光荣，而是皇帝的光荣。
延伸阅读：
《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
黄进兴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皇帝、儒生与孔庙》
黄进兴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月版
《圣贤与圣徒》
黄进兴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
雷闻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