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创办我国首家机器轧花厂
1887年3月，地处湾头（现属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的通久源轧花厂正式开工，这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机器轧花企业之一。它也是宁波创办最早的颇具规模的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是近代宁波帮造福桑梓、推动家乡现代化建设的典范，成为宁波近代化开始的重要标志。该厂创办人就是著名实业家严信厚先生。
创办缘起
严信厚先生积累的大量财富，为其投资近代工业打下了物质基础。他和晚清洋务重臣李鸿章及其得力助手盛宣怀的密切关系，为他投资办厂创造了有利条件。他在家乡创办近代企业时，之所以首选机器轧花厂，其原因主要在于宁波是浙江省最早的商埠，附近各县农村普遍栽培棉花。1886年，宁波港出口原棉66万磅，次年出口原棉增加一倍，多达138万磅。棉花的大面积生产，使弹花、纺纱、织布等行业均较发达，“机杼之声，毗户相闻”，这里成为浙东手工棉纺织业的中心。而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辟为全国“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对外开放，西方商人接踵而来，洋货特别是洋布充斥宁波市场。如宁波港1885年进口的英国棉纱为21担，到1891年骤增至3006担，六年间猛增140多倍。一斤洋纱几乎等于一斤棉花的价值，这使当时的宁波“巡行百里，不闻机声”，手工棉纺织业也因此受到沉重打击。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严信厚联络专做日本生意的新生泰洋布店老板汤仰高，集资5万银两，把湾头下江村（现属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一个原为手工轧棉花的工场改建为机器轧花厂，称“通久源轧花厂”。
企业概况
1887年3月开工的通久源轧花厂，使用日本制造的蒸汽发动机和锅炉，建有洋式砖楼，内设轧花间、晾干间、打包间及办事处等，整个厂区沿着余姚江北岸，共有200英尺长。轧花间内安装了40台日本产的新式大踏板轧花机，排居4行，每行10台，一个工人操纵一台。这项工作非常繁重、辛劳，操作时工人常得把全身力气都放在踏板上。该厂聘用日本技师指导生产，共有工人三四百名，工人每日劳动时间最长时竟达到18小时。工厂每年从慈溪、余姚、镇海、上虞、绍兴等产棉区收购大批籽棉，用船运至厂内，然后轧成布棉，大部分运往日本。英国领事官司格特在1887年6月至1888年8月曾代理宁波领事，他在任期间曾亲自到该厂察访，认为：“除了与外国人无干的官办兵工厂、煤矿及轮船之外，它将是中国为工业制造而使用动力机器第一次成功的尝试了。”1888年8月4日《捷报》（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曾报道此事：“输进的是一些较大的机器与发动机器的蒸汽所需的锅炉和发动机。……这件事有它的重要意义。”通久源轧花厂整年日夜不停地开工，生意一直非常兴旺，至1891年已达年产皮棉3万担的能力。由于获利较丰，又从英国添购了更加先进的发动机和锅炉，自日本购置轧花和纺纱的机件，工厂由此进一步扩大，到1893年年产皮棉达到6万担。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美国人墨贤理，曾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中国留美学生监督和上海税务司等职，他于1891年至1896年担任宁波海关税务司，他在所撰的《1891年宁波海关贸易报告》中就提及：“使用洋机器轧棉花所取得的成功在当地工业史上是件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事。不仅仅是机器遍及附近地区，拥有40台机器的蒸汽轧棉公司也一直在离宁波口岸2英里的河岸边运行。这个机器公司属通久源所有，他们拥有资金5万两。籽棉花每担4.30元，3担籽棉花可获得1担净棉，每担大约14.20元。包括轧下棉籽的价钱，每担净棉可赚1.60元。”
1894年，严信厚又与周晋镳、汤仰高、戴瑞卿等沪甬巨商富贾集资45万银两（其中源丰润票号向该厂投资8.4万两），创设了浙江省第一家纱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购置进口锅炉、发动机、纺纱机，开始纺纱，并使轧花、纺纱、织布相连为一，而以纺纱为主，亦称通久源纱厂。《捷报》曾报道通久源纺纱织布局的建立：“一只大烟囱耸立在那里，和城市的宝塔一样惹人注目，强大的机器还在安装，前途充满希望，将成为与洋布为敌的有力竞争者。”该厂于1896年6月正式开工生产，有柔钢锅炉3台以生蒸汽用，拥有1.1万枚纱锭和230台布机，抽纱筒共有11048个。雇佣工人1200人，24小时日夜开工，分两班，各12小时。早、晚6时换班，仅在午饭时休息1小时，而夜间则不停工。另雇女工350人在清花部，小工250人在厂外劳动。由于机器生产使分工达到极细的地步，工人们必需担任的已只是最简易、最单调、极容易学会的动作。所以，雇用工资比男工低廉得多的女工和童工，对于资本家来说，是最便宜不过的。因此，该厂雇用的女工和童工占全厂工人总数的70%以上。上海媒体对通久源纱厂相当关注，除英文报纸《捷报》外，创办较久的一家著名日报——《中外日报》（前身为《时务日报》，创办人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汪康年，馆址设在上海大马路集贤里内）也在1898年9月21日报道该厂：“开设有年，生意亦畅，现因新添纺织机器，所有前次所用女工，不敷工作，因此招募女工，……闻近日女工向该厂报名者颇多。”通久源纱厂每月能生产“龙门”牌10支、12支、14支、16支棉纱25万磅（折133.4吨）。1899年3月15日在宁波出版的《甬报》第二版曾刊登过“龙门”牌棉纱每小包价目，具体为：10号二元二角二分五，12号二元二角七分五，14号二元三角二分五，16号二元三角七分五。严信厚还通过关系取得一项特权，该厂每年向清政府缴纳7000元“厘税”后，可免除关税，直接通过浙海关出口。于是，该厂生产的“龙门”牌棉纱畅销甬绍温和福建各地，生意畅达，获利甚丰，几年后又扩大了6千枚纱锭。通久源纺纱织布局的成绩亦为外商注目，他们认为这是当地工业界“最值得注意的事”。
对通久源纺纱织布局来说，1904年是喜忧参半的一年。喜的是事业有了更大的拓展：严信厚等在纺纱厂的厂地上建立了一家以蒸汽作动力的面粉厂，即通久源面粉厂，这是我国早期的机器面粉工业之一。该厂使用的发动机和其他机器均由一家英国公司提供，初期资本为10万元，日生产能力600包，年产面粉近百吨。因所产面粉质优，市场销路曾一度看好。面对轧花厂轧下的大量棉籽，通久源纱厂动出了利用棉籽榨油的脑筋，对轧花厂的副产品棉籽进行再加工，大大提高了原料的利用率和利润率。忧的是投资办厂的大股东严家和戴瑞卿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通久源股东戴瑞卿的上辈为经营北方物资往来的“北号”巨头，戴瑞卿本人拥有大量土地和商号，是宁波有名的大富豪。虽然他与严家造成分歧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但矛盾冲突相当激烈。戴瑞卿财大气粗，又深知开设棉纺织厂是当时获取厚利的捷径。故在冲突发生后，他毫不示弱，决意退出通久源纱厂，准备另起炉灶。1905年3月，戴瑞卿和时任宁波招商局总办的顾元琛等集资银圆60万元，在面临甬江的宁波江东冰厂创办了和丰纱厂，戴瑞卿任总经理，顾元琛担任董事会首董。该厂占地面积80多亩，建筑面积12630平方米，其中生产车间占5684平方米，1907年投产时纱锭为11200枚，生产6支纯棉纱，1914年扩锭至24000枚。厂房分两层，楼下为轧花、清花、筒供等一二道并粗工序车间。楼上为三道粗纱、摇纱、细纱、打包工序车间。全厂设备齐全，厂内各交通要道设有小铁轨，通向江边码头。厂内购置的锅炉、引擎等设备，足够3万枚纱锭之用。和丰纱厂的开办，打破了在宁波“通久源”一枝独秀的局面，两家纱厂竞争相当激烈。1902至1911年的《宁波海关十年报告》曾提到：“一些洋式企业在十年间建立起来，本地第一家也是最重要的一家是通久源棉纺厂，建于1892年。拥有2万个纱锭。虽然它的资本并不大——银40万两——该厂有几年成绩卓著，创始人获利颇丰。第二家工厂（和丰纱厂）建于1906年，拥有巨额资本，即银60万两，后来又增加到银190万两，这样它就有能力与对手竞争，终致两败俱伤。两家工厂一直维持到1911年，那一年由于棉花收成不好均被迫关闭。虽然没有一家声明破产，但剩下的资金使他无法再继续生产，除非到适合重建的时候。”
1911年，通久源纱厂因为原材料缺乏（棉花歉收）而停业一年，次年重新开工。1917年3月，通久源纱厂因清花间起火，纱厂、面粉厂等一起被焚。次年，宁波和丰纱厂以24万元的高价，把远在几十里路外的“通久源”余烬连同以前用来“包围”和丰的90亩地皮一起买了下来。“通久源”自此归并于和丰纱厂而延续至今。“通久源”的遗址，现今为宁波市水上运动基地、村民住宅和蔬菜地。历经百年沧桑，只有通过尚存的纱厂池及残留在蔬菜地中的混凝土基座才能依稀看出“通久源”昔日的辉煌。
影响久远
轧（棉）花是纺织业的先行，通久源轧花厂开办后获利颇丰，影响很大。此后，在上海又先后出现棉利轧花厂、源记轧花厂、礼永和轧花厂等。1897年，杭州通益公纱厂和萧山通惠公纱厂建成投产，资本都超过50万，雇佣工人均为1000多人，与宁波通久源纱厂并称“三通”。“三通”是当时浙江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三家民族近代资本工厂。浙江民族工业发展史上颇有名声的“三通”，在当时浙江民族工业中是首屈一指的，对封建末期的浙江经济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浙江近代史》《浙江近代经济史稿》和《浙江百年大事记》等书籍均加以记载并给予充分肯定。1907年，浙江全省一共有四家机器纺纱厂，共计拥有纱锭59930枚（通久源17000枚、通益20360枚、通惠11370枚、和丰11200枚）。
以严信厚为代表的企业家开始在家乡创办通久源轧花厂等首批宁波近代企业，从而开启了宁波经济发展的近代化之门。此后，大批宁波帮企业家纷纷仿效“通久源”，在家乡投资兴建了一批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和金融、保险、交通、轻纺等企业。1900年至1912年，通利源榨油厂、正大火柴厂、立新针织厂、厚丰布厂、明丰玻璃厂、宁波自来水公司、永华布厂、和丰纱厂、光明皂烛厂、傅泰记米厂、顺记铁工厂、五美袜厂、华兴机器厂和四明电灯公司等18家工厂先后创办，其中规模最大的为和丰纱厂。1914年年底，永耀电力公司在北门外北斗河畔创办，最初资金为13万元，有25千瓦发电机和蒸汽引擎各1台。虞洽卿任公司董事长，董事有孙衡甫、刘鸿生、史悠凤、戴瑞卿等人，由周仰山董事任经理，张鸿卿董事任工程师。有人曾用宁波有“三支半烟囱”，来形容新中国成立前宁波工厂规模小得可怜。其中和丰纱厂、太丰面粉厂（其前身为通久源纱厂股东戴瑞卿等人于1931年集资30万元创办的立丰面粉厂）、永耀电力公司各占一支，另外半支是指通利源榨油厂。通利源榨油厂于1907年在城区濠河街投产，是宁波第一家用机器榨油的棉籽油厂。该厂以棉籽为原料，生产棉油和棉仁饼，是当时宁波规模最大的食品企业，固定资本8万银圆。严信厚之子严子均主持的源丰润票号曾向该厂投资2200两。这家浙江省内资本最大的油厂，购置了176马力蒸汽机和柴油机各1台、发电机1台、锅炉4台、磨籽机2台、水压榨油机5台等设备。在1920年下半年曾加工棉籽6500吨，产棉油550吨。但由于通利源榨油厂长期开工不足，一年之中约有半年烟囱不冒烟，故只能算半支。在宁波的“三支半烟囱”中，除永耀电力公司外，其余两支半烟囱与通久源或行业相同，或在经营人员及原料使用等方面与通久源在一定程度上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可见开近代宁波工业化端绪的通久源轧花厂，其社会影响之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