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筹设中国通商银行
钱庄业是一种典型的传统金融业，也是宁波帮经营的支柱产业之一。钱庄业的经营既有助于宁波帮商业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亦有助于宁波帮银行和近代金融家的产生。宁波钱庄业曾长期实行“过账制度”，这使宁波帮商人在中国钱庄业中作用显著，影响突出。受李鸿章的器重，严信厚曾以候补道身份长期担任上海道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同时被聘为华新纺织新局协理。还在上海创办源丰润票号，资本银为100万两。源丰润票号信用颇高，资力雄厚，在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设立分号17处，票号曾遍布大江南北，形成较为新型的钱庄网络。严信厚创办或投资的钱庄还有上海恒隆、德源，杭州寅源、崇源，汉口裕源，兰溪瑞亨、宝泰，金华裕亨慎和宁波的信源、衍源、永源、五源、泰源、鼎恒、复恒、泰生等。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开设通商口岸，开展对外贸易，洋商银行相继在上海登陆，这使勇于开拓的宁波商人觉察到钱庄、票号、典当等旧式金融必将被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投资等现代金融所取代，于是，他们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审时度势，捷足先登，成功地超越传统，完成了自身的现代转型。在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进程中，宁波帮商人的作用和地位是令人瞩目的。严信厚先生除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华兴保险公司外，在钱庄业向银行业发展和转型这一艰难的起步中，勇于创新求变，率先担当重任。为打破当时外国银行独霸中国金融市场的局面，严信厚先生在盛宣怀的支持下，花费许多心血，发起创建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6年11月6日，严信厚在关于设银行、发行钞票的条陈中提道：“中国钞票不行已久，如设立官银行，章程一切悉照西法，则钞票即可通行。……中国借款向由洋商银行转借，其中中饱甚巨。”通过认真学习，反复研究，多次商讨，他引进国外最新金融制度和经营管理方式，于1897年1月12日和1月20日分别拟定了我国最早的银行章程——《银行条议办法》和《中国银行说》。
《银行条议办法》有“银行不领官本，招集华商股份五百万两，先由招商、电报两局筹拨股本银二百万两，以为之倡，其余三百万两，选举各省董事，分别认股。”等共10条。《中国银行说》有“银行宜延请商董八人，妥议章程相助为理，并招集股份，再请买办一人驻行经办，随同总董相辅行事。其各省汇解公款，文牍往来，交接官场，并各口岸分行等事，均由总董、经理随时呈商督办。待数年后，再在商董八人中调举驻行总董一人，轮流接办，庶免日久玩生之弊”等共17条。而后又拟订了《中国通商银行分行办事章程（草案）》。
1897年5月27日，经督办全国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奏准清廷后，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现代金融业开天辟地的大手笔，为国人自办银行之嚆矢。据该行1897年股份统计共有4.2627万股（银213.135万两），其中招商局1.6万股（银80万两），电报局首次缴2千股（银10万两，第二次又缴款银10万两），盛宣怀1.46万股（银73万两），张振勋2千股（银10万两），严信厚1千股（银5万两）。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初，即发行银圆、银两两种钞票，从此开始可见本国纸币与外商银行纸币分庭抗礼，金融大权不再为外商银行所把持。该行还代收库银，并在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处设立分行，业务极一时之盛。严信厚作为该行首任总董，在中国通商银行的兴办、资金的筹措、具体的管理中起过重要作用，为使中国通商银行信用扩大并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