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在其传教活动中,带来了教会音乐。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张和欧洲侨民移居中国的增多,特别是教会学校的兴办,西洋音乐被相当系统地输入中国。伴随着学堂音乐的发展,还出现了李叔同、沈心工等著名的音乐教育家。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促使中国音乐文化走向近代化。
晚清的一些外国来华人士带来了教会的赞美诗、欧洲社交活动中的一些音乐小品以及一些初级的钢琴作品。同治十一年(1872),基督教传教士狄就烈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圣诗谱》,载有360多首宗教赞美诗乐谱,并附有乐法启蒙,讲解西洋乐理,使用五线谱记谱。此书所载曲调都是欧洲流行的宗教乐曲。光绪九年(1883),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刊印出版《小诗增》,采用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民歌曲调作为练习曲,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宣扬宗教思想。
上海的租界,很早就有洋人举办的音乐演奏会。咸丰七年(1857),上海有了交响乐队。光绪七年(1881),“上海工部局乐队”成立,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军乐队,在租界和洋人中,颇有名气。后来这支军乐队逐渐扩展为编制比较完备的管弦乐队,成为中国第一支交响乐队,即现在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光绪十一年(1885)前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出资组建了一支由8名中国人组成的军乐团,光绪十六年(1890)增至10人,后来扩充至24人,成为当时京城著名的乐队。后来这支乐队成为北洋政府总统府军乐队的班底。光绪二十五年(1899),袁世凯接受德国顾问高斯达的建议,把军队中的长号筒换成西洋铜喇叭,组织一个军乐队。光绪二十九年(1903)袁世凯在天津曾开办军乐学校,共办3期,每期80人,另组织一个旗人乐队,约50人。袁世凯还派人去德国专门学习音乐,成立过一个20人的西洋铜管乐队。此后在一般中小学里也逐渐开展起业余的军乐队活动。这时钢琴也开始传入中国,教会、师范学校和某些私人教学中已逐渐使用。
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大量出现,音乐教育逐渐受到重视。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程。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寿田、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办“上海贫儿院”,除了读书以外,还兼授小提琴、管乐等西洋乐器。
晚清末年,伴随着学堂音乐的发展,出现了几位音乐教育家,以李叔同、沈心工最为著名。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原籍浙江平湖。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东渡日本留学,学习西洋绘画和音乐;宣统二年(1910),毕业回国。李叔同一生创作歌曲50余首,他的早期作品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的情绪。如光绪三十一年他采用民间传统曲调填写的《祖国颂》发表,引起强烈的反响,各地学堂都将其选入音乐教材。他的作品,在词曲配合和意境创作等方面,都超过了同时代的学堂乐歌。沈心工(1869~1947),开办的南京两江师范学校,专门聘请日本教师教授音乐课。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颁发的“女子小学堂章程”中已把音乐列为“随意科”。同年有一个在中国学堂任音乐教习多年的日本人,收集京剧曲谱多种,用五线谱记录整理,刊印为《清国俗乐集》两集。光绪三十四年(1908)曾志态、高原名叔逵,又名庆鸿,上海人。辛亥革命前,他在上海务本女塾、龙门师范学校任教,是国内学堂乐歌教材的最早编辑者。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沈心工先后编辑出版《学校唱歌集》三集,辛亥革命后又出版了《重编学校唱歌集》六集、《民国唱歌集》四集等。他采用外国歌曲曲调编配新词,作为中小学生和学前儿童的唱歌教材。其代表作有《何日醒》、《革命军》、《同胞同胞须爱国》等,表现了对晚清统治的不满和不屈的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