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像一个朋友对我说的，你想扮一个执法的工商人员去解救那些像“精神传销”一样的愤青，他们非但不领情，还要围攻你。我当然不敢说自己去解救谁，我自己都还在拼命救自己呢。我只是想深究一下虚妄的表演的成因和现象。朋友说这也没有必要，“当你看透这些把戏后，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我想也许是吧，跟虚妄的表演较真，自己也可能很虚妄起来。
把演戏做得跟真的一样
鲁迅先生说过，国人惯于把做人和做戏混起来，在生活中也演得很卖劲。以前我对此颇为不解，人都想活得真实，为什么跟演戏似的呢。生活与人生一旦进入“演”的状态，必有虚假的成分。我们偏好“演戏”，岂不说明我们对虚假也有偏好吗？
现在，经过那么多年对人情世态的体味和观察，我觉得鲁迅先生真是洞若观火，中国人确实喜欢“演戏”，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世上少有。
中国人平时在生活交往中，为着面子，那种你勒紧裤带弄点排场给我看，我打个胖脸给你看的例子就不必拿来说了，虽然有些东西搞得假惺惺的没劲，但毕竟难违“人之常情”。
我想说那些下面演给上面看、上面演给下面看的戏，觉得此中更见表演功夫。下面演给上面看的戏，多得很。我们身处某个单位、某个乡镇、某个城市，经常会有一级级的领导来视察、考察、调研、学习，这时就能看到下面是如何演戏给上面看的，看出演戏的功夫何等了得。
一般来说，这种表演必然地包括倾巢而动打扫卫生，保持环境干净整洁，“欢迎领导莅临检查工作”，这是第一要务，并不是为满足单位职工、城乡居民正常生活工作的需要，而是做（表演）给领导看的。
有些地方，演技更好一点，会把有碍观瞻的断壁残垣粉饰一新，或专门修些长长的、粉刷漂亮的墙壁，把那些丢面子的贫民窟、破落户挡起来、藏起来，唯恐破败的景象影响领导的视线，败坏视察的好心情。
更高水平的表演，就不光讲硬件，还特别注意软件，诸如见人就笑等“市民十准十不准”之类的“文明礼仪”，在“活动期间”会被着重强调，尽管活动一结束一切都回到从前。有时候，为了确保演出万无一失，清理可能上访的民众也是十分必要的。
下面演给上面看，演得认真，演得完美，会获得高度评价，会被安排更重要的“角色”；演得不好，对不起，此君缺乏艺术才华，连目前的“角色”都有不保之虞。所以，即便是个棒槌东施，此时也要不惜血本化装成西施，给我演好喽。
上面需不需要演给下面看呢？也是需要的，要演出清廉、正气、高大的形象，直到看上去无可挑剔，才能让人敬仰啊。至于落马后被发现原来是个“双面人”，如何之贪腐、卑鄙、龌龊，那就不管了，在台上一天，就要演好一天，也还算有点敬业精神。
除此之外，还有国内演给国外看、国外演给国内看的戏。不过，后者超出了我的见识范围，不敢乱说，前者的情况熟悉一点，可以一说。
稍远的例子举1972年尼克松访华，看看我们如何演戏给老外看：“尼克松来，北京做了充分准备，可以说是全城动员。许多访问单位都大搞清洁卫生，粉刷一新。市面上多了一些水果、蔬菜、食品、百货一类。王府井一带，市招（招牌）为之一新，认得出哪家铺子是卖什么东西的，是一大改观。书店里陈列了《红楼梦》等书，供外人选购。治安保卫，更是抓得很紧。尼克松的群众性活动只有两次，一次是看戏，一次是看体育比赛。体育比赛原定是（观众）每五人中有一人鼓掌，后来临时改为全场起立鼓掌，首尾共两次。”（摘自北大教授罗荣渠回忆录《北大岁月》）
这样的戏让国人看了熟悉且对胃口，以为外国朋友也会喜欢，岂料他们并不领情。结果，我们习以为常的表演，在一些外国观众那里被喝了倒彩。这不是因为我们演得不好，而是我们演得太好太投入，好到以假乱真。而这一点，恰恰是外国朋友无法接受的，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喜欢、不容忍将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活动弄成演戏。他们对于真与假，做人和做戏，分得很清楚。
在种种或大或小的演戏之中，或多或少的国人粉墨登场，久而习惯。如此，演戏的人假戏真做，看戏的人假戏真看，配合默契，慢慢地把演戏与做人，把看戏和看事混搭起来，即便演“假把戏”时也全情投入，即便看“假把戏”时也心领神会，形成了全民演戏的大好局面。
“照你的说法，如果你的母亲被强奸了，你也要在一旁看着叫好吗？”
当有人站出来批评愤青非理性爱国的冲动时，这句话就从愤青的嘴里吐出来，差不多成了驳斥别人的屡试不爽的“挡箭牌”。
我不主张抵制法国货，愤青听了很恼火，将那句“如果你母亲被强奸”的话改装了一下来回敬我：有一天廖保平看到自己的妻女被歹人非礼，廖保平站在边上想，让他们去非礼吧，我不能去阻止更不能打啊，阻止或者打了，歹徒也会反击，搞不好我也会受伤。如果抵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这种只要面子不顾死活的反抗不要也罢。想到这个结果廖保平就默默地走开了……
弄不明白，为什么将国家与母亲（妻女）画上等号？将理性与冷漠画上等号？愤青大约不会愿意跟人讨论他们嘴里那些拙劣的比喻、混淆的概念，而是要强调别人没有骨气，没有血性，同时表明他们是有骨气、有血性的。
他们应该是有骨气和血性的，在中学课本里学习了吴晗老先生的《谈骨气》（在那个饿死人，样样不如人的年代，大约也只能靠谈骨气来给人打气了），欣赏了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就是没有骨气，也要给自己打点气。
他们真的那么有骨气和血性吗？他们要是真的像他们标榜的那样有骨气和血性，那么他们如此仇恨洋货，为什么不像当年的义和团那样，表现得更为“骨气”和“血性”一点，把在中国的洋货统统销毁掉？当然，先是把自己家里的洋货统统清出门户。自己没有胆量清理自家的洋货（清理了洋人发明的网络，就不能坐在电脑前骂人了），只剩下骂同胞没有骨气和血性的份儿。莫非骂同胞更能显示自己有骨气和血性？
他们真的那么有骨气和血性吗？他们要是真的像他们标榜的那样有骨气和血性，那么他们就不该“奉旨爱国”、“奉旨冷静”，对权力毕恭毕敬，信奉为了当大爷先当孙子的厚黑学，就该“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该“天子呼来不上船”。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发现，富人说得最多的是脸面，而穷人说得最多的是骨气。为什么穷人偏好讲骨气？我寻思，这是因为穷人除了骨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维系自己的面子了。这骨气成了最后的堡垒，把拼尽这一把骨头争个体面的东西看得格外重要。要是最后的堡垒也被攻下，整个人的精神支柱就垮了，那就人将不人了，因此就要有血性来助骨气之力。
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撑脸面的了，只好用骨气来撑，由于这是最后的支撑点，因此格外地看重，死死地守住。为了守住，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去死，何况血性。因此，在穷人这里的骨气，具有无比自戕而悲壮的色彩，或者说，将自戕和悲壮进行了审美化。眼看要饿死了，也“不食嗟来之食”，明明螳臂当车，也要为骨气而粉身碎骨，多么悲壮，多么令人陶醉！
这精神当然是很可贵的，但是为了骨气，为了血性，非得要这样自戕而悲壮吗？非要头破血流吗？我们的先人要是都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恐怕早就消亡了。为什么这样讲？一次次外族入侵，一次次地骨气血性到底，那只有一条路——死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还会存在吗？我们的祖先都为骨气和血性而献身去了，还会有我们吗？还会有我们在这里讨论骨气和血性吗？没有了，早就没有了。
历史上也有一些看起来没有骨气的人在被后人赞扬嘛。那个越王勾践被抓去给吴王做车夫，受尽侮辱，要是讲骨气和血性，就该一头撞死东墙，也就没有卧薪尝胆的故事了。那个韩信，要是讲骨气和血性，受不了胯下之辱，中国的历史说不定要改写呢。你说勾践和韩信的行为叫有骨气有血性呢，还是叫没骨气没血性？我真的说不好。如果把骨气血性简单地看成是不需过大脑的行为，我对此持保留意见，毕竟，人不光要补钙，还得补脑，不光只有情绪，也得有理性。
关于骨气和血性，我觉得有一个网友说得特别好。他说，骨气和血性绝不仅仅是喊在嘴边的口号，而是你血液里奔涌的那种精神，那种倔犟，并因之而产生的向上的动力，去学习，去奋斗，或传播文化，或投笔从戎，或在平凡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国家的建设努力（最起码不要危害国家）。
说实话，我常常被愤青的骨气和血性所感动，一个国家要是没有一些有骨气和血性的人，将会变成一个“矮人国”。千百年来，中国人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应该一部分有赖于骨气和血性。看到愤青的热血行为，我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哀莫大于心死”，“不再年轻”？这种反省让我认识到，骨气和血性本质上并不是坏东西，但是，把这个东西理解错，就可能做错。
我认为愤青嘴里的“骨气”和“血性”经常偏离了对“骨气”和“血性”的正确理解。如果把谦虚谨慎视为没有骨气和血性，把客观冷静视为没有骨气和血性，那么，我们就是一颗炸弹，一点就爆炸，世界玩完。它只是一种破坏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建设的力量。
我这样说，并不是赞同奴颜婢膝、汉奸逻辑，我认为，我们这个重面子的文化从来就不缺少能挣来面子的骨气（缺不缺少血性还不好说，要说血性，中国人比不比得上日本人很值得商榷），但是却十分缺少工具理性和务实精神，喜欢飘在空洞的价值上说话，玩味几个高蹈的名词满足虚伪的民族自尊心，自我膨胀到一定程度，骨气变成了傲气，血性变成了毒性。这种民族确实会生产几个令人敬佩的有骨气的人，比如伯夷、叔齐、文天祥、方孝孺、朱自清等。倘若作为个人的修养而言，是值得称赞的，但要就一个民族而言，会因此而自以为是地故步自封，不能进步，不一定值得大加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