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西藏“3?14”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事件发生后，网络上、现实中都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反弹。这都是正常的情绪反应，只要在理性的范畴里，文明地表达，怎么愤怒都不为过。只是，在民族主义愤青愤怒地谴责法国、抵制法货的同时，有一个声音格外熟悉刺耳：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这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观念，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化身，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西方世界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军事包围……这种冷战思维到现在仍然在愤青中有市场，只不过，基本上改成这样的说法了：现在中国富裕起来了，帝国主义着急眼红，想尽千方百计来压制我们，就像一个穷邻居忽然间富有起来，原本跟他要好的富邻居心里很不是滋味，由妒生恨，恨不得抠他双眼。
这是典型的“中国邻居”式思维，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比自己好了，就不开心。放眼国际，我们怎么就没有看到韩日富裕起来后，美国会很不高兴呢？相反，朝鲜这么穷，为什么美国担心得要死？气愤得很？还是用脑子去想想吧。
全世界有多少资本主义国家？有多少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又包括多少个国家？世界上那么多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真的要“亡我”，岂不是很轻而易举的事？光是美国等几个发达国家联合起来直接出兵攻打中国，中国就可能招架不住，更不要说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一起来“亡我”。
帝国主义没有这样做，说明帝国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资本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西方世界更不是铁板一块，就像我们讲社会主义阵营、东方世界不是铁板一块。如果真是铁板一块，就不会有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裂，苏联撤走专家，陷中国经济于困境；也不会有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越南的战争。既然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这种撕破脸皮、兵戎相见的事都常有，凭什么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看成团结一致、统一敌视中国呢？除非中国把这些国家的“利益奶酪”都动了一圈，人家才会联合抗中，我们也不会傻到这份儿上啊。
如果西方国家真的如我们所描述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就解释不了中国在遭遇汶川大地震时，为何那么多西方国家伸出援手来支援，为什么他们要捐款捐物，派遣救援队和医疗队，他们的领导人还到中国大使馆吊唁。如果敌视到恨其不能立刻消亡，那么对手遭受天灾正应该是自己幸灾乐祸的时候，何必要去扶其一把？如果我们确信“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那我们为何不像唐山大地震那样，就算遭受惨重损失也要坚决拒绝外国援助？
不排除世界上有敌视中国的力量，但“打了盆说盆，打了碗说碗”，不能笼而统之地称为“帝国主义”，如果把“国际斗争扩大化”，我们恐怕又要回到30年前闭关锁国的老路上。与发达国家为敌，与先进文明脱钩，无异于将中国30年融入世界的努力化为乌有，将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成绩全盘否定，中国领导人与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是不会同意的。那么，这些口口声声骂“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人，到底是在爱国，还是在误国，就不言而喻了。他们的口水爱国主义，实际上最不珍惜国家利益。
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相似的，是民族主义愤青大谈“反华势力”。他们说反华势力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感到如芒在背、如鲠在喉，蠢蠢欲动。然而就像“帝国主义”需要界定一样，天天喊反华势力，也要先把“华”解释清楚。著名杂文家鄢烈山在《少贴“反华”的标签为上》一文中对此有过精辟论述：
首先搞清楚什么叫“反华”。如果这个“华”是指“中华民族”、“华人”，那么“反华”就是搞种族敌视、种族歧视，比如“黄祸论”等。当今之世，在国际社会，在任何文明国家，种族歧视都是违背“政治正确”的。人家心里要怎么想你没办法，人家不承认歧视华人，你总不能逼人家“反华”吧？如果发现有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反华”、辱华，你针对这个具体的人和事向国际社会讨公道就是了，不要愚蠢地慷慨派送“反华”的帽子。
如果“华”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则更不能滥贴“反华”标签。西方大国都与中国建立了邦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包括台湾省在内的中国领土上唯一合法的政府，其中不少人特别反感的美国和日本，还先后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一单单解决争端。抗议也是一种表达情感态度的交流，但不要动辄扣“反×”的帽子。把事情推向对峙的极端，无助于纠葛的解决，徒然互生厌恶。
即便那些没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的国家，也不要给人家轻易派送“反华”的帽子，以留下转圜的可能。（原载2008年6月12日中国江西网）
中国以前是树敌太多，发展只能一切靠“自力更生”。现在，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局面。中国民族主义愤青为冷战招魂，全球树敌，仇恨文明，主张决裂，是会断送这个大好局面的，会把中国推下深渊。对这样的民族主义愤青，我们要坚决说：不！对这样的逆流，我们要表示：不高兴！
如果将那些对中国提出善意批评的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视为反华势力，那就更没理由了，我们兼听则明的胸襟到哪里去了？如果听不得批评和反对的意见，还谈什么从容大国？
当年，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国际国内形势有一个争论。陈独秀基于当时的形势判断，提出两个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胡适赞成第一个目标，反对第二个目标。他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说：“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主义’作辩护……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是的，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帝国主义、反华势力要“亡我”。他们把中国搞垮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中国一垮，必然大乱，一个有13亿人口的中国动乱起来，对世界简直是一个噩耗，他们就不怕“黄祸”殃及自己的池鱼？中国的富裕和平是世界的福音，那样的话，才谈得上到中国来“有财大家发”，没有必要把他们假想成中国最大的敌人。即便为了本国资本和人员在中国的安全计，他们也不愿意中国动荡不安，投资国的和平安宁，是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与安全所在。
没有敌人，然后假想出大量的敌人；没有敌人，然后满世界去找敌人、树敌人，这不是有病吗？俗话说，朋友不怕多，冤家怕一个，“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在社会上朋友越多越好办事，敌人越多越麻烦，国家亦如此。这个最基本的道理愤青就是不懂：“喜欢把什么都看成是‘敌我关系’。这些‘爱国者’，最擅长树立敌人，美国是敌人，法国是敌人，日本是敌人，德国是敌人，俄罗斯是敌人……敌人，敌人，敌人，到最后全世界就剩下他自己不是自己的敌人。在当下语境中，他们动辄把意见不合的同胞看成是汉奸、卖国贼——反正都是敌人。我很佩服他们的二元思维：要么好人，要么坏蛋；要么爱国，要么汉奸。把别人当成敌人的人，首先是把自己当成别人的敌人。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总有一些人仿佛患上了‘被迫害狂想症’，这种症状总不是与生俱来的吧？”（徐迅雷《爱国、闹爱国及伤爱国》，摘自2009年《观察与思考》第8期）
一个讲道理的人，一般情况下，多数人会愿意跟他交朋友，一个狭隘、偏激、极端的人，也可能会有几个朋友，但一定是相对较少的。人家怕你一极端就伤害他，所以要离你远点。我们不妨放眼世界，哪些国家朋友少，而哪些国家朋友多？再看一看他的外交政策，就一目了然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个道也可以说是朋友之道。
鲁迅说过：“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宣传帝国主义、反华势力如何“亡我之心不死”，未尝不是要人们更容易忍受权贵们对自己用种种方式来残暴地“打”，这种驭民术极具欺骗性，不容易让人发现。
这是野蛮时代的政治理论，通过宣传异族的残暴来制造敌人。通过制造敌人来让国人产生恐惧，国人因为害怕外部的恐惧而团结起来，因为团结而让专制主义获得拥护，这一整套逻辑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相背离，这一整套逻辑应该被抛弃。应该相信，人类不需要制造敌人，也一样可以在共同信仰的信念之下，和平友好幸福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讲过一句话，“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这是向世界发出和谐共处，而不是互为敌人的声音。愤青没有权力代表13亿中国人民不高兴，更没有权力给13亿中国人民制造敌人。他们居心叵测地为13亿中国人民制造敌人，那么他们就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