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面积约3.6万平方千米，包括台湾岛、澎湖列岛、绿岛、钓鱼岛、兰屿、彭佳屿和赤尾屿等，隔着一个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两岸最窄处仅130千米。
据史籍记载，隋大业六年（610年），汉人开始移居澎湖地区。到宋元时期，即960～1368年之间，汉族百姓在澎湖地区已有相当数量。
汉人开拓澎湖后，又开始向台湾发展，带去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泉州知府汪大猷派水军造屋200间屯守澎湖，并把澎湖划入泉州府辖下的“编户”管辖，这是大陆封建政权首次在澎湖地区常年驻军，进行有效统治。
从此台湾开始开式纳入中国封建王朝的势力范围。
1 出海
公元1624年，中国还是朱氏的天下。坐在龙椅之上的，是大明王朝第15位皇帝朱由校，年号天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位因父亲朱常洛刚登基一个月就匆匆离世而突然龙袍加身的少年天子，对于江山与权力的兴趣，竟然远远不及刀锯斧凿的木工活计，热衷于刨木料、刷油漆、制作精巧木器，甚至于起梁搭架盖房子。当堂堂天子终日仅津津有味地埋头于自己的木匠手艺之时，木料飘香的皇宫里，所有朝政大事，就悉数归入宦官魏忠贤之手。
在后世画家笔下，魏忠贤往往被绘成马脸、哭丧眉、鼠眼、八字唇，横溢的奸相令人生恶。但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家伙真不是一点本事都没有，据说他箭法精准，能左右手挽弓，这是武的一面；回过身也有足够的智力步步为营往上爬，并在刀刀见血的宫廷拼杀中，一把攀上了巅峰……
玩弄起权术来，魏忠贤真是无人能及，并且肆无忌惮，胃口极大，铲杀起东林党人更是心狠手辣，一时之间北京城里鸡飞狗跳鲜血四溅。而此时期，却并非国家安定边关祥和的锦绣时光，辽东彪悍的后金已经崛起，他们在能征善战的努尔哈赤率领下，正剑拔弩张地向南边蚕食而来，关外已是一片不堪。如此百般困扰之中，倘若魏忠贤能够在擅权敛财、斩伐异己中抽出一点空隙，将目光往东南海面外眺望，他会看到什么呢？
这一年是明天启四年（1624年）。农历六月十五日，13艘船只先后从日本长崎离岸，驶往茫茫大海。坐在船上的不是日本人，而是20多个结拜成兄弟的中国海商以及他们的随从。为首的那个人被称为盟主，叫颜思齐，福建漳州海澄人，而年纪最小的则是泉州南安石井人郑一官，即郑芝龙，当时他不过20岁。
朱由校
明光宗朱常洛长子，1620～1627年在位，年号天启，故又称天启帝。在位7年，因嬉乐过度成病，于1627年服用“仙药”而死，终年23岁，谥熹宗，葬于德陵。
按《明史纪事本末》的说法，郑芝龙的父亲是泉州府的一名库吏，仕途平平，却生有五子，并且胃口极大地按龙、虎、豹、麟、凤来取名。然而，还不待儿子们成年有作为，父亲就黯然早逝了，家境顿时陷入困苦。尚年少的郑芝龙因为排行老大，一下子就成了家中的顶梁柱，他带着弟弟郑芝虎、郑芝豹赴广东香山澳（即今天的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
对郑芝龙而言，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出行。
黄程在澳门经商，不是一般的小商，而是海商。这个身份在当时并不怎么光鲜，明王朝称之为“海寇”，他的很多生意都与日本有关。
日本那时正处于江户时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在江户（即现在的东京），建立了幕府政权，铁腕治理国事。1623年，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职，下令锁国。除了开放长崎等个别港口外，一律禁止外国人来日本，也禁止日本人远渡海外。侨居长崎开展海上贸易的颜思齐、郑芝龙等人对德川幕府不满，试图举事，掀翻德川幕府，占领长崎。不料未及行事，先败露了消息，遭德川幕府追捕，于是仓皇出逃。
这件事记载于清康熙年间泉州人江日升所著的笔记小说《台湾外记》之中。都知道小说可以虚构，可以将一点捕风捉影的事实夸张或者改头换面，但时间已经抹去了很多纹路，时间让人们的眼光变得宽容或者迷糊，于是后人还是很愿意将书中内容广泛地当史实加以引用。
明代倭寇
14～16世纪侵扰劫掠我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的统称，后来日本海盗与内地勾结的奸民也被称为倭寇。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地部一》中称：“亦使浙直诸军士因之习于海战，倭寇之来，可以截流而御之。”《明史·外国传三·日本》记载：“有捕倭寇数十人至京者，廷臣请正法。”
但真正的史实又是怎样的面目？它的眉、它的眼如何飘忽闪动？没有答案，一切都已经深锁在岁月的烟雾中，而无法明辨了。
台湾北港（早期叫做“笨港”）至今仍醒目地矗立着一块颜思齐登陆纪念碑。
史学界通常却更倾向于另一种说法：天启四年（1624年），那个叫郑芝龙的年轻人，并非与颜思齐一起因造反之事败露而逃离长崎，而是被侨居长崎的大海商李旦所派，动身去澎湖，替占据那里的荷兰人当翻译。他动身的时间也并非农历六月，而是那年的一月。
颜思齐
字振泉，海澄县人，生性豪爽，仗义疏财。史籍记载他身材魁梧，精熟武艺。他最早率众纵横台湾海峡，招徕漳泉移民，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拓垦，因而被尊为“开台王”、“第一位开拓台湾的先锋”。至今，颜思齐依旧受人敬仰。在《台湾通史》列传中，他被列为第一位。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郑芝龙于天启四年（1624年）离开日本，其实是由李旦所派赴笨港与颜思齐交易。时间有点远了，许多真相都已经被历史烟雾隐藏，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让今天的我们无能为力。
颜思齐可能在天启元年（1621年）就已经在台湾笨港登陆了，然后开始从对岸的漳州泉州两地陆续招收了3000多个汉人，开始了拓荒垦地。
今天台湾省嘉义县水林乡的颜厝寮，被认为曾是颜思齐的主寨。当年聚在这里的全是来自漳州的颜姓乡亲，村子因此得名。除颜厝寮以外，那些从大陆招来的垦民还相继分成左寨、右寨、先锋寨、后寨、肖船寨、海防寨、抚番寨、粮草寨、北寨等，总共十寨，并发给耕牛和农具，开始了汉人在台湾最早的开荒拓垦。而同时，海上贸易也持续展开。这其实是颜思齐的老本行了，据说这次去了一万多名官兵，由武贲郎将陈稜及朝请大夫张镇州率领，从广东义安，即现在的潮州起航。船抵达时，当地人起初以为来的不过是中原的商船，彼此颇为友好。后来的气氛却恶劣了，传说是因为陈稜与当地酋长谈判，最终没谈成，双方刀枪相向。关于隋军的3次台湾之行，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其实并不太多，但彰化市有一条街，至今仍与陈稜的名字连在一起，街名就叫“陈稜街”。
泉州德化县浔中乡宝美村《德化星坊南市族谱》里，记载着关于当地苏姓家族的迁移：“苏氏一族于南宋绍兴年章节分支仙游南门、兴化、涵江、泉州晋江……台湾，散居各处。”很显然这份族谱是后人所著，因为那时的台湾其实还被称为“琉求”。
而到了明中叶，漳州人林道乾以及出生于广东省潮州饶平县的林凤等数个海盗集团，又以台澎为据点，呼啸在海上，风里浪里驾船驰骋。他们的随从，从几百至上万人不等。以澎湖为基地的林凤，最盛时据说曾拥有船舰300多艘，人员40000人以上。
如果时光往前追溯，会看到另一种景象。
早在13世纪时，因为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写的那本《马可·波罗游记》，而使东方的富裕与神秘深为欧洲人所眼热。15世纪初期，欧洲国家开始了对外的扩张，通往印度新航路被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了，欧洲与亚洲的距离刹时缩短，世界进入了海权时代，原为欧洲大陆边陆的几个大西洋沿岸国家，借此登上世界舞台。而远东海面，至17世纪初，则已成为欧洲三国角逐的形势：葡萄牙租下明帝国的澳门，西班牙殖民菲律宾吕宋岛，荷兰盘踞爪哇。重商、攫取财富，他们各自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远东海面展开商业和殖民的竞争。而台湾，因为恰好处于三角争斗的范围之内，于是成了几大帝国角逐的猎场。
相对于西班牙与葡萄牙，荷兰人是最晚来东亚的。但此时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已经在跨越重洋的征战中养成了强大的势力与胃口。
但这难不倒郑芝龙。
他开始学做生商，开始跟葡萄牙人交往，眨眼间也能叽哩呱啦地把葡语说得顺顺溜溜了。不知是为了经贸方便，还是因为与信奉天主教的葡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久了，在不知不觉间也受到影响，总之郑芝龙也接受了洗礼，成为天主教徒，“尼古拉”是他的教名。
但郑芝龙最终并没有在澳门扎下根，命运常常会因了一个偶然的契机而蓦然拐弯改变：某日其舅又遣他乘李旦的船只，押送一批糖、奇楠、鹿皮等货物从澳门驶往日本，他蓦然发现那里有更广阔的世界与更缤纷的机会。而李旦也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机灵、勤快、上进的小青年，他让郑芝龙留下来，协助自己经商。
郑芝龙如鱼得水。
天启四年（1624年）的那个春天，尚青春年少的郑芝龙在樱花千朵万朵璀璨中，孤身离开日本长崎，登舟向茫茫海天远行。他所背负的使命，与阉党横行的朝廷关系不大，无论是忙于引绳削墨的明熹宗朱由校，还是埋头于独揽朝纲、结党营私的魏忠贤，肯定都不屑将其看进眼里。可是中国东南面一座岛屿的历史，日后却悄然间因他而改变。
那座岛就是台湾。
2 郑一官
台湾面积约3.6万平方千米，包括台湾岛、澎湖列岛、绿岛、钓鱼岛、兰屿、彭佳屿和赤尾屿等，隔着一个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两岸最窄处仅130千米。
据说早在6亿年前的古生代晚期造山运动开始，台湾海峡地区出现了一个“台湾滩”，这是海峡中的最高处，深度仅20米，但海峡两岸间许多地区仍然连为一体。到1.9亿多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和白垩纪之间，两岸间发生剧烈的地壳运动，台湾才开始成为陆地。此时，在两岸间分别出现喜马拉雅山脉和中央山脉，但是两岸间还是相连的。白垩纪和古新世时期，也就是在约5400万年前，水逐渐漫上来，中间成为浅海，开始形成海峡。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台湾海峡之间曾有一条浅滩，从福建东山岛向东偏南延伸，经台湾海峡至澎湖列岛，然后再到台南。在1200万年前，它曾是连接两岸的桥梁，台湾的早期哺乳动物、早期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就是通过它，从祖国大陆的华南地区渐渐东迁入台，直到8500年前它才被海水最后吞没。1981年，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系林观得教授在美国世界海平面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东山陆桥”的概念。
1970年，台南县左镇菜寮乡发现了一个20岁左右青年男子的顶骨化石，被称为“左镇人”。考古学家认为，左镇人是在3万年前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的，与福建考古发现的“清流人”、“东山人”同属中国旧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有着共同的起源。
被定为台湾一级文物古迹的圆山遗址，位于基隆河下游的台北盆地，距今已经4000年左右。这里出土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也曾在福建和广东发现过。
《临海水土志》这本书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书的作者叫沈莹，三国时期吴国丹阳的太守。黄龙二年（230年）春，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一万名官兵浮海东渡，首航台湾。据说此次台湾之行历时一年，风高浪涌，礁石林立，好不容易抵达彼岸，最后却因为疾病流行，水土不服，官兵死伤十之八九，最后回来时并不是空着双手，而是将数千名台湾人顺便带到大陆。如此千难万险的一次行程，回来后总会向人反复说道。应该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几十年后，吴国临海郡太守沈莹就是根据这些从台湾返回的吴国官兵以及他们带回来的台湾人所介绍的情况，在264～280年间写下了《临海水土志》一书。
那时台湾被称为“夷洲”。
《临海水土志》中称，“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
过了数百年，至隋朝时，台湾的名称又有了变化，被称为“流求”。史载，隋炀帝曾三次派人赴流求。第一次是607年，去流求是为“求访异俗”，就是了解风土人情；第二次是608年，派人去是为了“慰抚”；第三次是610年，早在日本时，他正是在这个行当上风里来雨里去地辛苦搏杀而渐渐富足起来的。
台湾省嘉义县新港乡妈祖宫前的思齐阁和怀笨楼，是后人为怀念颜思齐所建。300多年过去，“开台王”、“第一位开拓台湾的先锋”这样的桂冠仍然归属于他。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天启元年（1621年）颜思齐赴台，其实正是李旦在背后策动主导的结果，李旦不仅出钱出力，第二年还把自己的儿子李国助也送抵台湾。日本学者一度认为李旦与颜思齐经历相似，可能是同一人，而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认为两人除了有经济往来之外，其余的互不相干，李旦是同安人，而颜思齐是漳州海澄人。
历史不忍细看，愈看竟愈纷扰杂乱。
关于李旦这个人，其面目其实一直并不太清晰，而且周身笼罩神秘色彩。关于他的记载，多见于荷兰人的史料之中。据说他早年曾在马尼拉经商，后来与占据该地的西班牙人有了矛盾，财产土地被没收，便赴日本定居。究竟他经的是什么商？不详，等到其姓名与行为见诸文字时，已经是个拥有一支相当壮观的武装船队的大鳄了，气魄不凡地纵横驰骋在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地的一大片海域间，偶尔出手抢一抢别人的货，或者像正经生意人似的自己运一些货卖。
台湾、澳门等处都是李旦船队经常抵达的地方。一般每年李旦所属的船队都会数次到台湾，运来的是日本的工艺品和金属，交易走的是丝绸、瓷器、茶叶、鹿皮。有人计算了一下，那一船货物价值，大约有十万两白银。
那年，还是单薄稚嫩少年的郑芝龙，携带着更单薄更稚嫩的两位弟弟，怯生生地抵达澳门时，澳门已经是葡萄牙人与中国贸易的热闹商港。高鼻深目金丝卷发的洋人满地行走，洋腔忽来窜去，灯光五颜六色，眼前的景象与他家乡真是大相径庭。郑芝龙站在那块陌生的土地上，欣喜、兴奋也心绪纷乱，他说的只是一口保留有许多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汉语语言特点的闽南语，其余的语言一概不会。160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它首先是一个殖民与军事组织，其次才是一个经济组织。1603年8月，东印度公司在荷兰出售了1200大捆来自中国的生丝，获利250万荷兰盾，实际上，这批货物是同年2月25日船长希姆斯柯克在柔佛（即今新加坡）海面的一艘葡萄牙轮船上抢来的。同年7月，韦麻朗船队在澳门附近又截获了一艘驶往日本的葡萄牙船，船上的中国生丝后卖得140万荷兰盾。这两次抢劫事件所获利润相当于东印度公司原始资本的56%。更重要的，中国物资居然可以获如此厚利，也让他们目瞪口呆，胃口跟着也膨胀起来了，然后更急切地要把手伸出去抢夺。
荷兰人在爪哇岛的落脚点是巴达维亚城（现在的印尼雅加达）。最初几年，贸易的发展没有预想的顺利。为了更方便地开展东方贸易，他们认为必须在中国本土或附近的岛屿建立一个据点。中国沿海几个地方进入他们筛选的视线：第一是已经被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第二是九龙江河口、围头湾内的厦门岛与金门岛，第三是澎湖，第四才是台湾。
按照这个序列，他们首先对澳门下手了。
东印度公司
在欧洲历史上，有许多被简称为东印度公司的企业，他们是英国、法国、荷兰等继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扩展后，17世纪新兴的殖民国家为了处理在殖民地区的一些事务而成立的机构。其中，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最有名，拥有贸易独占权和军队，对殖民地进行残暴的政治统治以及经济掠夺，甚至贩卖奴隶和毒品，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立下了汗马功劳。
1622年6月24日，荷兰出动千余人，发动了与葡萄牙争夺澳门的战争。衔在葡萄牙人嘴里的那块肥肉，荷兰也想抢啊。显然荷兰人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葡萄牙人也不是软主，一番交手，荷兰人以失败而告终。
就是这之后，澎湖岛进入荷兰人的视线里。
澎湖居于台湾海峡中央，由64个岛屿组成，西面距厦门75海里，东面距台湾岛最近处仅24海里，是东亚海运的咽喉部位。据史籍记载，隋大业六年（610年），汉人开始移居澎湖地区。到宋元时期，即960～1368年之间，汉族百姓在澎湖地区已有相当数量。汉人开拓澎湖后，又开始向台湾发展，带去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泉州知府汪大猷派水军造屋200间屯守澎湖，并把澎湖划入泉州府辖下的“编户”管辖，这是大陆封建政权首次在澎湖地区常年驻军，进行有效统治。从此台湾开始正式纳入中国封建王朝的势力范围。
到了1290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巡检司，级别不高，属九品，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隶属于泉州路的晋江县，是大陆封建政权第一次在澎湖地区设立行政机构。
茫茫大海间的一座孤岛上，天高云淡，黄发垂髫都怡然自乐，本来并无须为之耗费多少精力，就能够永保平安无事了，但人算不如天算，事情还是来了。
1604年，正是郑芝龙在泉州安南石井村出生的那一年农历七月，荷兰东方舰队副司令官韦麻朗率三艘战舰向这里驶来了。当时，明朝军队守卫澎湖分春、冬二汛，春汛之后、冬汛之前的夏季，恰好是明驻军撤回大陆期间，所以韦麻朗到来时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这么顺利地拥有一个荷兰据点，让韦麻朗喜不自禁，他马上号令伐木筑舍。
占领澎湖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澎湖不过是一块跳板，他们真正要窥视的是中国大地丰沛的物产。韦麻朗派先前结识的李锦、郭震、潘秀3位华商去跟福建官员谈通商一事，遭拒，又派通事林玉往福州贿赂税监高宷。
高宷是宦官，从朝廷里摇摇摆摆而来，不觉间就认为自己头上顶有光环，看人睹事便有了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不知是不是真有谁给他撑腰，总之福州人看到他胃口非常大，胆子更大，只要有钱，一切好说，不行也马上变行。见荷兰人来求，高宷钱眼又开了，一开口就是三万金。这件事眼看就要成了，不料福建巡抚徐学聚却不乐意，脸一黑，拒绝了。
这一年11月18日，参将施德政与都司沈有容被徐学聚派去澎湖。
沈有容是万历七年（1579年）的武举人，他出行的目的倒并非交战，而是打算以语言的力量谕退荷兰人。一边文绉绉地去，另一边施德政则已经集结了50艘战船，并做好了火攻的准备。12月15日，韦麻朗见局势不好，稍有犹豫，最终还是带着舰队离开了澎湖。韦麻朗肯走，据说是因为沈有容气势如虹，他没想到明朝有这样的武将。临行前，韦麻朗特地找来画师为沈有容画了一张像，并将铜铳、铳弹以及一些特产当成礼物，送给沈有容。
没有找到如何“谕退”场面的记录，你来我往的角力，针尖锋芒的角逐都凝结到一块石碑上了。碑如今嵌在澎湖天后宫后殿柱壁间，已经陈旧斑驳，上刻“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被称为“台湾历史第一碑”，是目前台湾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块石碑。碑何人所立已经不详，或许真是神佑，1919年澎湖的这座天后宫进行维修时，有人无意间在祭坛下发现了它，一段历史浓缩其上。
柔软之舌，竟成为锐利武器，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退强悍之兵。一个文人在古碑前多看了几眼，一恍惚，突然有了个奇怪的联想：它应该是沈有容那个不烂之舌的雕塑吧？
有勇有谋，能言善辩，这个叫沈有容的人在澎湖便有了自己的地位。
就这样半点利益未得就悻悻退出澎湖，荷兰人还是不甘心的。1622年7月，另一个叫雷耶斯佐恩的荷兰舰队司令，又率领7艘战舰近千士兵再登陆澎湖。与18年前一样，这时也是夏季，恰好又是明朝驻军撤回大陆的空白期。而此时的荷兰，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在马六甲海峡击败西班牙、葡萄牙联合舰队而气势如虹，已经掌握了远东大部分海域的制海权，实力非同一般。当时有人统计，荷兰船舶总吨位已经相当于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四国之和了。
大约是将18年前那次无功而返当做了前车之鉴，这一次荷兰人摆出来的架势明显不一样了。从登上澎湖的第二个月开始，他们就开始在澎湖兴建红木埕要塞，后来又在白砂、八罩附近兴建类似的堡垒。这些堡垒多为每边56米的方形城堡，每堡安置火炮29门。红木埕要塞历时3个月完工，1150名华人劳工在期间一半病死累死饿死，幸存的571名被贩卖到巴达维亚，最终抵达的也只有65名，其余均死于途中。
外人打上门来，并且理直气壮地在你的地盘上筑窝建巢，这样的一桩事可谓大了，应该足以吸引朝廷的目光了吧？偏偏此时北方战事吃紧，后金势不可挡地攻城拔寨，努尔哈赤几乎兵临北京的门户山海关了，而各地揭竿而起者也此起彼伏，已经持续了200多年的大明江山岌岌可危。不过据明史记载，福建巡抚商周祚还是派人去巴达维亚找荷兰人谈判，请荷兰人立即从澎湖退走，理由是：“因为这岛是中国皇帝的财产。”但荷兰人不肯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大致有二：一要跟中国通商，二要中国禁止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通商。
谈判后来又来来往往谈了几回，却是越谈，荷兰人越是增兵添将。而福建巡抚的口气也一直未改变，坚持只有荷兰人离开中国管辖多年的澎湖岛以外的地方，双方才有商可通。
因此僵住了，彼此都没有退让的意思。
剑拔弩张的时候，接下去一场战争往往就紧随而来了。
明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新到任不久的福建巡抚南居益决心用兵，福建水师40艘舰船运着2000多将士在澎湖北部的吉贝屿登陆，突入镇海港，筑城自守。六月，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福建总兵俞咨皋率水师的增援部队又登上澎湖岛，对荷兰施加更大的压力，终于使退守风柜尾的荷兰人无法再坚守下去。双方议和，荷兰人从澎湖退走，退往台湾大员（即现在的安平）。据说李旦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很大作用。
年初时他的义子郑芝龙离开日本平户抵澎湖，而他在这一年八月也来到这里。因为通荷语，闽南话又是他的母语，荷兰人竟让李旦作为他们的代表，与清政府进行谈判。李旦很卖力地在海峡上驶来驶去，经过调解，这一年8月22日，双方达成协议。4天后荷兰人开始撤往台湾，而郑芝龙也与他们一同动身。
荷兰人在大员登陆后，欣喜地发现，这里并非荒芜一片，比他们想象的好，好很多，不仅有生机，还有资源。1625年2月19日，荷兰首任台湾长官宋克给上司的报告就这样描绘道：“……土地肥沃，出产非常丰饶，有鹿、山羊、猪等野兽，野鸭、野兔亦悠游其间……”
那个春天，20岁的郑芝龙离开日本长崎，到澎湖给占据岛上的荷兰人当翻译，因为聪颖好学，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青年，在与外国人经商贸易的几年中，竟学会了数种外语。但他肯定志不在此。无论如何，小小的通事之职，都不可能与他踌躇满志的内心契合起来。那期间，并没有太多需要他出面翻译的机会，荷兰人反而数次派他到台湾海峡上，参与对往来商船的截击抢夺。相信这种活对郑芝龙来说肯定比当翻译更充满刺激。但抢了半天、夺得半死，一切财物却并不在他手中停留，转眼间已经全部归属了荷兰人。这个过程估计也令他颇为感慨并浮想联翩。
德韦特是荷兰第二任台湾长官，他还在澎湖任职时，曾在一封信中写道：“经过雷约兹司令的批准，我们每天都期望能够在这里集中二三十艘中国帆船，通事一官被派往北方去截击与俘获一些船只。”
这里所说的“一官”，就是郑芝龙。
3 郑芝龙
明政府历来严禁对日贸易，即使在弛禁时期日本也不在开禁之列。倭寇太猖獗了，朱元璋无奈之下，甚至“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但也正因为此，对日贸易的利润极为丰厚，所谓“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因此许多人不顾政府的明令禁止，私下里提着脑袋血脉贲张地从事对日贸易。据《大日本史料》记载，自万历四十二年至崇祯十七年（1614～1644年）间每年在长崎登陆的中国商船数为：1621年60艘，1625年90艘，1631年80艘，1641年97艘，1643年34艘，1644年54艘，对日贸易成为屡禁不绝之事，中国商人从中获得了可观的利益。日本西部的矿山盛产银，西方人称日本是“银岛”，中国、葡萄牙、荷兰等国商人从长崎将银运往澳门再运回中国购买货物。有学者认为，“在17世纪……从日本载运出口的白银每年可达150000～187500公斤……最终还是流到中国大陆”。
1625年，郑芝龙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直提携帮助他、并被他认作义父的大海商李旦于这一年8月25日在日本平户去世了。而在台湾笨港安营筑寨的颜思齐，在这一年的9月，因为去诸罗山打猎，感染伤寒，也猝然而逝，年仅37岁。简直难以置信，在短短的时间内，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这两个人竟然相继去世了，郑芝龙在悲痛之中，心头估计也难免掠过一些暗喜：李旦与颜思齐在台湾的资产，包括海上贸易所必需的船只，也由他全盘接管了过来。
一夜暴富，必定同时潜藏着万千玄机与角斗。
1633年9月，李旦之子李国助曾给荷兰驻台湾的长官普特曼斯写过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李旦在1624年“曾主持荷兰人从佩斯卡多尔迁至福摩萨”。佩斯卡多尔指的是澎湖，而“福摩萨”则是葡萄牙语“美丽之岛”的意思。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葡萄牙一支殖民船队在漳州人的领航下驰往日本，途经台湾，远远望见岛上山川雄秀，草木葱茏，不由发出Formosa的感慨，后来福摩萨就成为许多外国人对台湾的称呼。另外，李国助在信中也抱怨了郑一官，说在父亲李旦死后，李家大部分财产都被那个叫郑一官的人侵吞了。
其实在荷兰人从澎湖迁到台湾后的第二年，郑芝龙就已经不再担任荷兰人的小翻译，而是自立山头了。他这样的人，哪里甘于永远蜷曲在别人翅膀下，俯看万众、一呼百应才真正符合他的胃口。据江日升的《台湾外纪》中记载，那时郑芝龙从福建招徕了郑兴、郑明、杨耿、陈晖、郑彩等人，将部下分为十八先锋，结为“十八芝”，而他自己的名字，也从“郑一官”正式改为“郑芝龙”。单这些部将，人手肯定不够，老家还有数千人也陆续紧随而来，除了耕耘颜思齐、李旦留下的那些田产，同时也开始着手拓垦新的荒地。此时的郑芝龙已经羽毛渐丰，他的胆量与欲望都在风浪的锤打中渐渐壮大膨胀起来，在海上也挂起大旗，建立起武装集团，为部将加上参谋、总监军、督运监守、左右谋士等官衔。
有衣穿，能裹腹，穷苦汉人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贪求？来投奔的人一直络绎不断。初时郑芝龙的船只不过数十条，至第二年，已达120条。再一年，已多达700条，而队伍也迅速扩大到3万余人。
势头相当好，越来越壮大的队伍从容地在闽粤间呼风唤雨。官军虽多次追剿，却哪里剿得了？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明崇祯元年（1628年），一支共有43艘戎克船的船队从福建漳州出发，转眼间却被郑芝龙劫去20艘。而在这前一年，朝廷其实就已经向郑芝龙招手示好了。出面招抚的是曾任泉州知府的蔡善继。然而当郑芝龙欣欣然率众到泉州见到蔡善继时，却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热情与诚意，这让郑芝龙与一同前来的两个弟弟都感觉很不好。
招抚失败了。
郑芝龙其实是愿意到帝国的金字塔中谋得一官半职的。动荡漂泊虽也咤叱风云，毕竟非正统，毕竟没有名分可以理直气壮地光宗耀祖。交战的官军败在他手下，他抓了俘虏，好酒好菜招待了一场，然后又客客气气送人家回去，走时特地捎上话：“某非敢拒官军，不得已耳，苟得一爵相加，当为朝廷效死力，东南半壁可高枕矣。”
这个姿态再明白不过了，他很愿意归属朝廷，但朝廷得给他一官半爵。
1627年，朝廷上天崩地裂，那位终日沉迷于制作木工活的天启皇帝，终于重蹈其父光宗皇帝的覆辙，因服“仙药”，在八月间突然暴死，年仅23岁，在位仅7年。保护伞一没，百官马上上书弹劾宦官魏忠贤。魏忠贤末路到了，人人喊打声中，他自知难有好下场，3个多月后也上吊自尽了。
宫廷内的天翻地覆，离郑芝龙毕竟有些遥远，但摆在面前的许多末世乱象他必定会看进眼里。年景不好，凶象叠出。有资料显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时，福建的人口仅为391万人，到了明后期，已经在500万人以上了，而耕田面积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时为146259顷，到万历六年（1578年），却仅有134226顷，也就是说与人口不断增长相反，可用来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少。加上那场从天启六年（1626年）起的大旱一直在各地持续蔓延，闽南地区也久未见甘霖，许多村落连草根树皮都被人剥光吃尽。
大灾之年，却成为郑芝龙大展身手之时。他趁机招揽泉州数万饥民赴台拓垦，扩大自己在台的产业，竟应者如蚁。
明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校的四弟、17岁的朱由检坐到龙椅之上。新皇登基，并不能给天下带来奇迹，天灾依旧，人祸不断。这个千疮百孔的王朝，已经拖着年迈的双腿，走得越来越蹒跚艰难、摇摇欲坠了。这年七月，朝廷再次招抚郑芝龙，这次出面的是福建巡抚熊文灿。熊文灿显然吸取了泉州知府蔡善继的教训，即承认郑军攻荷有功，诏授郑芝龙为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同时授权让郑芝龙负责扫荡在台湾海峡一带横行的海盗。官衔郑芝龙喜欢，而后面那个权限更令他动心——将其他海盗势力消灭了，余下的就是郑家的天下了啊！郑芝龙窃喜之中顺从了，他离开自己的海上贸易根据地台湾，坐镇闽海。此时，他的部众已达3万多人，船只则逾千艘，真可谓人多势众兵强马壮了。
新皇登基了，但天象仍是恶劣，各地都比赛似的恶劣，福建大旱已经整整三年，没有雨，没有水，许多田地早已颗粒无收。靠什么果腹？这事让福建巡抚熊文灿一筹莫展，真的头疼啊，饥民的怨恨之火快烧着乌纱帽了。
恰在此时，郑芝龙很及时地献上一个计策：召饥民赴台垦荒。有记载说，此次招荒民赴台，“一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他在台湾不是曾有“十八芝”吗？不是有大片大片的田产吗？所以他很清楚，那里确实太富庶了，而且雨水丰沛，气候湿润，最夸张的说法是“插根扁担都能成活”。
农人从来无法抗拒土地的诱惑。之前，虽早有大陆百姓三五成群零星东渡，并陆续留居下来，开垦种植，生儿育女，但有组织有规模的移民，却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一艘艘船舶从大陆离岸，穿越海峡万顷波涛，将饥肠辘辘的人们一批批载离故土。前方岛屿上那许多抛荒空置、无人问津的大片沃土，终于等到了苏醒的时刻。
而盘据台湾的荷兰人，那时期也一直为扩大土地种植面积而向大陆招徕垦民。1636年9月，荷兰人甚至发布了一项奖励政策，就是在往后4年里，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大米，贮入粮仓里，这样，他们的驻台部队就无须再向岛外购粮了。据荷兰人写的《大员商馆日记》中记载，1636～1638年的两年间，从大陆到台湾的船只每年大约有三四百艘，经商或者是捕鱼的，船从对岸来时，往往也会把招徕来的汉人带到岛上。1637年时台湾已经可以年产糖一二十万公斤了，这一年7月10日，两艘贩糖的商船从厦门驰抵大员时，船上曾载有600位来台湾耕种的人。一个多月后的9月4日，另一艘从厦门贩运绢丝的船，也运来180人。而在另一本《热兰遮城日记》中，荷兰人记载了从1655年3月至1658年2月间，乘船往台湾去的移民共有33808人，其中16241人是男人，17567人是妇女。
抛荒袒露的土地开始了春华秋实，这令一些在东南亚谋生的华侨也看到台湾的商机。
厦门同安人苏鸣岗在20岁左右即赴印尼谋生，在西爪哇万丹经商，稍有积蓄后，又迁居巴达维亚。那时印尼也属荷兰殖民地，为了“以华治华”，能文能武、并且通晓马来语和葡萄牙语的苏鸣岗，被荷当局破例第一个任命为“甲必丹”。所谓“甲必丹”，是日本人对葡萄牙语“Capitáo”这个词的音译，它其实是欧洲人在南洋殖民地上采取的一个制度，就是赋予原有地方上的地主、贵族以权力，通俗一点说，大约相当于一方的小头目，或者说是“侨长”。后来苏鸣岗又被聘为评政院议员。在当地，已经算是相当有名望的显赫之人了。1635年，50多岁的苏鸣岗动了落叶归根的念头，他辞去甲必丹职务，次年离开巴达维亚城。本来台湾他只是路过，目的地其实是厦门，不料那时明朝海禁非常严厉，回老家困难重重，于是只得暂且在台湾留下了，不想，一留就是3年多。
这个被认为“政治手腕比生意高明”的生意人，在台湾期间向荷兰人申请了一大片土地，然后回大陆召来大批百姓，主要以开垦种植稻米、甘蔗为主。与苏鸣岗类似，先是向荷兰人申请土地，再从大陆招徕来大批农民进行开垦种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在渐渐增多的炊烟中，岛的生机丰盈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