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耕出来，物产也接连有好收成，一茬茬沉甸甸的粮食令千辛万苦东渡来台的人有了丰收的回报。然而荷兰人眼却红了，他们开始强征重税，这样那样、此项彼项，总之是生着法子发狠掠夺。凭什么？当地人与大陆移民忍了很久，最终没忍住，反抗相继展开，各地战火此起彼伏。
1662年6月14日，郑成功将台湾改名为“东都明京”。
荷据时期所有的体制与机构全部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按大陆旧有政权的体制机构，设置了一府二县，府即承天府，取泉州佛寺承天为名，府署就设在赤崁城内，这是明朝在南京设立应天府、在北京设立顺天府之后，第三个以“天”命名的都城；而二县即天兴县与万年县。至于官制，则仍沿用明旧制，设了吏、户、礼、兵、刑、工六官，并置六科都事及察言、承宣、宾客等司。
这是中国在台湾本岛上设立的第一个行政机构。
1 郑成功
公元1624年是日本的宽永元年。
这一年的8月27日，一个被称为田川氏的日本孕妇在长崎平户海滩捡拾贝壳海菜时，忽然感到阵阵腹痛，于是避到一块岩石旁，生下一个男孩，孩子的父亲就是郑芝龙。
几个月前，当郑芝龙离开长崎往台湾去时，他所娶的日本妻子田川氏已经有孕在身了。
明天启四年（1624年）那个炎热的夏季里，年轻的郑芝龙正在千里之外的澎湖岛上，给占据那里的荷兰人当着小小的翻译，男婴清脆嘹亮的啼哭声根本无法传递到他的耳畔。这是郑芝龙的第一个儿子。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匆匆在日本海滩上降生的男婴，38年后，竟然挥师数万，东渡海峡，一举将荷兰人逐出台湾。
男婴初名福松，在日本生活了6年。
6年里福松在日本还有了一个弟弟，取名七左卫门，生于1629年，比福松小5岁。他是否也是郑芝龙之子呢？似乎存有疑义，因为没有资料表明郑芝龙1628年曾再返日本。明崇祯三年（1630年）的五月，腰包已经丰厚的郑芝龙派族弟郑芝燕赴日本，打算把田川氏母子接回泉州安平老家，遭拒。那时期日本正实行锁国政策，幕府发布政令不准百姓尤其是妇女出国，包括福松和田川氏。郑芝龙曾因此勃然大怒。他已经手握十万大军以及千艘船舰，俨然是东亚海面上的巨无霸了，却不能将自己的妻儿接走，哪里能咽下这口气？民间有一种演绎，说郑芝龙派船接妻儿，不是派一艘，而是几十艘船舰呼啦啦直抵日本，罗列成行，蔚为壮观，这股阵势终于吓着幕府，于是只好放走福松。
另一种说法是，郑芝龙虽然派得出几十艘战舰，但他其实只是让另一个族兄弟郑芝鹗带数十人再赴日本平户。除了带上大量礼物之外，郑芝鹗身上还携带了一张“军威图”，图中所绘的是郑家水军平定四海的威武场面。什么意思？一手软，一手硬，幕府不会看不懂：如果执意不放人，将挥师而来，兵刃相见。
幕府做了妥协，同意让福松走，但田川氏和七左卫门暂时留下。
郑芝龙同意了，毕竟长子回来了，他没有失面子。
回到泉州老家的福松，取名郑森。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财力已经非常雄厚的郑芝龙，开始在晋江与南安交界处一个叫安平的地方，动工兴建自己的豪华府第。府第占地9公顷多，西抵西港，北达西垵头，南临安平桥头，直通五港口岸，大张旗鼓修建了三年零两个月才完工。那不是一般房子，高檐耸立，镏金错彩，甚至大船可以通过一条宽阔的水道，霸气十足地直接驶进郑氏的大院落之中，让人瞠目结舌。
“五虎游击将军”，这是1627年郑芝龙被朝廷招抚后所获得的一个头衔。1628年任海防游击，1630年加署总兵，1640年又擢升为福建总兵官。官也算不小了，关键是重兵在握，又有钱又有权，恰好又有机会。机会就是他的雄厚资本，连那时官方血淋淋的海禁都禁不到他头上。为什么？因为把持着那一带海面的人，就是他自己，所以他高挂郑氏旗号的船队，仍然可以昂然航行于中国大陆沿海和日本、菲律宾等地之间，叱咤风云，高歌猛进，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经济贸易，财源滚滚，富可敌国。有一份资料表明，单生丝出口日本，在1641～1643年间，郑氏家族的生意就占了整个中国输出量的62%～79%之间，丝织品占了30%～80%间。
而此时，大明王朝却往另一种相反的境地迅速滑去。
除了东北方强悍后金的呼啸南下，各地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也潮水般汹涌叠现，仅陕西一境，就有起义军100多支。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大明的气数真是走到尽头了。连许多戍守边疆的官军，因为拿不到军饷而哗变，居然枪口一转，也加入到起义军队伍中，一起将王朝的基座拱得犹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只破船。年少的崇祯皇帝虽有挽社稷之心，然而千疮百孔的江山，此时却早已病入膏肓、气若游丝了。
崇祯皇帝
明思宗朱由检（1611年～1644），明朝末代皇帝，明光宗第五子，熹宗之弟。在位共17年，年号崇祯。李自成攻破北京后于煤山自缢身亡，终年35岁。崇祯皇帝卒后，南明弘光年间谥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隆武年间谥为威宗。清廷改为守道敬俭宽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庄烈愍皇帝，庙号怀宗。葬北京昌平思陵。
一边是家族财富潮水般暴增，一边是王朝气象晚秋落叶般迅速衰败，这个奇怪的景况，反差之大、对比之强烈，逐一进入了从日本归来的小男孩郑森眼中，并随着他的成长而愈演愈烈。1644年三月十九日，闯王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在将自己妻女杀死杀伤之后，逃到紫禁城后的煤山，在一棵树上上吊自尽了。
一个王朝就这样结束在一根哀伤绝望的绳子之上了。
但南逃而去的皇裔王孙以及文武遗臣们却仍存有残喘之心。这一年五月，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
郑森就是在这期间去的南京。
朱由崧给郑森的父亲郑芝龙封了一个南安伯后，郑芝龙的三弟郑鸿逵，即郑芝凤，也获得一个镇江总兵、镇海将军的头衔，并统领6000兵马扼守长江。而20岁的郑森正是在此时跟随三叔的这支队伍，离开家乡到达南京，进入国子监，拜东林党首领、礼部尚书钱谦益为师。据说，钱谦益还替郑森取了一个字，叫“大木”，寄寓了“大木撑天”之意。
钱谦益
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虞山先生。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常熟人。明史说他“至启、祯时，准北宋之矩矱”。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一甲三名进士，他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在明末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为礼部侍郎。
镇江处于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扼南北要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数重山之外的镇江，成为南京的一个屏障。而武进士出身的郑鸿逵，被委任到镇江时，内心究竟有没有涌出“千古兴亡多少事”、“天下英雄谁敌手”之类的感叹呢？即使有，其实也无济于事了。草草垒起的金銮殿已经危如累卵，根本难以再支撑下去。仅过了一年，南京城就被清军攻破，朱由崧被俘，然后被杀。
不过郑鸿逵却侥幸没事，清军一过长江他就知道守不住了，于是带着队伍南撤。撤到杭州时，遇上了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唐王朱聿键。
1645年农历闰六月十五日，朱聿键在福州一幢宽大的老房子里称帝，年号隆武，升福州为天兴府。那幢房子据说在宫巷，当年是福州大理寺衙门，现在的房子外面则挂着一块牌子“林聪彝故居”。林聪彝，是林则徐的第三子。
那年，鼎力捣鼓唐王朱聿键登基称王这件事的，除了郑鸿逵外，还有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以及郑鸿逵的大哥郑芝龙。
朱聿键
唐定王朱八世孙。崇祯五年（1632年）袭封唐王。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自行在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招兵数千，亲自统领着寻找农民军作战，被打得大败。朝廷因他违反国法，降罪而废为庶人，囚居于凤阳。福王朱由菘称帝后，将他释放，又怕他争帝位，命迁居广西平乐府，不久流亡于福建。弘光帝于1645年五月被俘，他于同年闰六月受郑鸿逵、郑芝龙、黄道周等人的拥立，称帝于福州，改年号为隆武。后清军攻破福建，被俘后绝食而死。
此时整个中国宛若一团乱麻，战乱与饥荒这两把大火，几乎将所有人的平静生活都焚毁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闯王李自成虽然顺利拿下京城，一举结束了大明王朝，并斗胆登基称帝，但眨眼之间，他的帝王梦就被从关外浩浩荡荡涌进来的清军辗碎了，北方大地迅速成为旗人的天下。
而遥远的南方，龟缩在福州的小王朝虽是战战兢兢，却仍然怀着某种侥幸，指望能够苟且生存。已届中年的朱聿键六神无主地舞动手中破破烂烂的小皇旗，他能够做的就是把廉价的乌纱帽，一顶顶慷慨地封赐出去。
几乎掌控隆武朝整个军政大权的郑芝龙被封为太师平国公。他从泉州前往福州拜见朱聿键时，颇具心机地把自己已经从南京回到老家的儿子郑森一同带上了。此时，已经21岁的郑森文武兼备，相貌堂堂，谈吐不凡，“问之，对答如流”。朱聿键一见之下，颇为欣赏，只恨自己没有女儿可以许配，便当场封他忠孝伯，并赐他改郑姓为国姓朱，而名字，则由森改为成功。与帝王同姓，在那些时代，向来是无尚的荣光，他“国姓爷”的称呼就由此而来。
但后世的人们却并不习惯称其为朱成功。郑成功，人们更愿意这样称呼他。
2 北伐
1646年八月，清兵大举南下，本来被隆武朝赖以御敌抵抗的郑芝龙，此时却动了归顺清朝廷之心。他不是从书斋里熏陶出来的，风里浪里的日子没有把士大夫关于操守、礼义、忠君之类的理念装进他脑子，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对他而言似乎有点远，他是实际的、直接的、功利的。既然当年归顺大明王朝时曾尝过甜头，那么“招安”这个词在他看来就有了另一种解释，可以与种种花团锦簇的形容词画上等号，所以就很自然地依照惯性得出乐观的判断。何况，这个曾被许多人批为枭雄的人物，永远是那么趾高气扬地自信，一刻的不自信似乎都对不起自己超人的胆略、才情与天生的霸气。
讲义气、重友情、爱面子，这更符合郑芝龙的逻辑，因此很多人相信，郑芝龙之所以生出离心，还与一件事及一个人有些关联。
那个人叫陈谦。
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前半年，弘光帝朱由崧赐给郑芝龙“南安伯”的敕印，就是由陈谦从南京送到福建的。赐的本来是“南安伯”，但抵达福建后打开印一看，才发现错了，“南安”刻颠倒，竟成了“安南”。南安不过一个小地方，而“安南”却可以覆盖闽广，格局霎时不一样。陈谦没有把印立即收回，而是教郑芝龙将印先收好，待他回朝将敕文改过再更换。但陈谦尚未回到南京，弘光王朝已经溃散了，“安南伯”终究没有改回“南安伯”。就是因为这件事，郑芝龙与陈谦成了朋友。
第二年陈谦再来闽，这次不是为郑芝龙而来，他的主子也由唐王朱由崧换成了鲁王朱以海。鲁王跟隆武帝朱聿键一样，也是明太祖的后裔，他在南京被清军占领，弘光朝解体后，被迎为监国，把1646年定为监国鲁元年，却并不把在福州称帝的唐王朱聿键当回事，更不奉隆武年号。两人就针尖麦芒干上了，为谁才是明正统水火不容。
被鲁王委以特使来闽的陈谦，其实预感不好，他心有恐惧，怕有不测。他派人问郑芝龙，郑芝龙却胸脯一拍，说“我在，无妨也”。结果并非无妨，隆武帝竟将陈谦杀了。没有其他原因，无非陈谦呈上一封信，信是鲁王写的，上面对隆武帝的称呼不是“陛下”，而是“皇叔父”，隆武帝大怒，怒火波及陈谦，陈谦成了阶下囚，接着又迅速被斩。
整个陈谦被囚被斩的过程，郑芝龙其实都没有不闻不问，他一直心急如焚地问、想方设法地问、火冒三丈地问，但隆武帝还是没给他面子。陈谦身首异处后，郑芝龙伏尸痛哭，是真真切切一场愧恨交加、肝肠寸断的大悲恸。“有我，无妨也”，这话犹在耳，可是他还在，对他的话信以为真的陈谦却死了。
他觉得自己在江湖上脸面扫地，信义全失。恼怒、内疚、怨恨，那些日子，类似的情绪将郑芝龙团团笼罩，恰好此时清军使出诱惑的手段，许以闽、粤、浙三省广阔的土地。他脚一跺，投奔而去了。
郑芝龙的举械，导致了南明隆武朝的迅速崩溃。朱聿键被俘就顺理成章了。而身为隆武朝御营军都督、挂招讨大将军印的郑成功却不愿与父亲同进共退。父与子在改朝换代之际，竟不能同心，各执己见地站在了两个不同阵营之上。郑成功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用词已经相当决绝：“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父不听儿言，儿只有缟素而已。”
清朝廷授予郑芝龙闽粤总督的官衔，郑芝龙笑纳了。一切看来很顺利，当年高官厚禄的情节似乎马上又要重复上演一次。但是这一次郑芝龙错了，错得离谱。他从泉州来到福州后，很快就被押往北京，随即软禁起来。而他在泉州安平的老家，则迅速遭受洗劫。那时，他的妻子田川氏正在安平。1630年他只接回大儿子，直到1645年冬妻子田川氏才离开日本跟随他身边，但仅仅几个月，郑芝龙降清了，郑芝龙被软禁北上了，留下孤独无援的她。清兵洪水般涌来，为免受羞辱，她剖腹自尽，时年40岁。
家仇国恨沉甸甸地挤压在郑成功心头，1646年这个多事之秋，22岁的郑成功经历太多的骤然变故。他有兵权了，他挂起帅旗了，但王朝灰飞烟灭了，接着家破人亡又赫然展现。刀光血剑宛若一场连天的大雨，一下子将他的生活完全淋透。
埋葬了母亲田川氏之后，传说郑成功曾有一个焚烧儒服之举。他来到泉州市郊一座孔庙里，先恭恭敬敬地磕拜先师，然后又将从前捧卷苦读时所穿的青衣长衫点一把火烧毁了。他不再是书生，不再文弱地躲进书房与笔墨经卷为伍。他要拉起队伍，从此走入血腥岁月，走上反清复明之路。
厦门岛，那时还不过是一个荒凉的边陲小城，而距厦门仅2300多米之遥，面积14.6平方千米的小金门，成为郑成功最初的立足之地。作为孤臣孽子，他已经没有退路。严酷的局势已经把他逼到人生的悬崖边上，他只能以一己之力，在这个苍茫的海天之间、这个小小的岛屿之上，开始了遥远而艰辛的跋涉之旅。如果这是一场赌博的话，他已经把自己的未来一丝不留地全部抵押了进去。
当然，另一种说法是郑成功起兵应该在安平，而非小金门。无论如何，一面旗子在那个阴郁幽森的年代里好歹竖起来了——招讨大将军。这曾是那位已经被清朝廷所杀的隆武皇帝朱聿键赏赐给他的一个封号，这时索性就在天地间张扬起来吧。1656年，他甚至将厦门改为“思明州”，公开昭示怀念并欲恢复明朝之意。
渐渐有人往这面旗子下聚集了，沿海各地不愿归顺异族的百姓以及郑芝龙残留的余部，他们各自带着忐忑不安与隐约的期许一拨拨投奔而来。武装队伍壮大得非常快，并且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很快就在中国东南沿海土地上生长拔节，成为令清王朝坐立不安的一根利刺。
无海即无家，这曾是郑芝龙一贯的理念，现在轮到郑成功将其继承与发扬了。
除了按明朝例，在厦门建立政机机构，委任吏官、户官、礼官、兵官、刑官、工官等官职外，郑成功还在厦门、苏杭等地设立商行，把内地货物集中到厦门上，然后贩运到日本。当时设在台湾的英国商馆估计，台湾每年平均有十四五艘大船赴日本贸易，另有五六艘大船赴马尼拉贸易。经济的强盛，令他的兵马迅速扩大。鼎盛时期，他所拥有的水陆精兵达到了20多万，战舰5000余艘。
顺治十五年（1658年）五月，接受吏官渊庚钟、工官冯澄世、参军陈永华等人的建议，郑成功率17万大军开始浩荡北伐。他的目的地是南京。作为明朝开国京城以及南明政权的定都之地，南京在郑成功心目无疑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如果能够攻下南京，并且再趁机收复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广阔地区，即可以凭半壁江山与清对峙。
正是怀揣着这样的一种理想，郑成功出发了。
这是一支壮观的队伍，据说“连樯八十里，见者增栗”。然而队伍行进得并不顺利，农历八月初十，船队在羊山突遇飓风，船翻百余艘，人亡数千名，甚至6位姬妾以及他的第四子郑睿、第七子郑裕、第八子郑温也一同葬身鱼腹。
第二年五月，他再率大部队北上，一路挥马扬帆水陆并进，先后攻下了瓜洲、镇江、芜湖等一大片地区，再抵崇明，入长江，七月初七逼近南京。很顺利，一切指日可待。他太兴奋了，眺望钟山，思绪万千，挥笔写下了《出师讨满夷自瓜洲至金陵》：“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这应该是郑成功起兵以来最辉煌的时刻，如果他能够接纳部下意见，一鼓作气，那么将守军兵力薄弱的南京城一举拿下，已经是瓮中捉鳖了。胜利离他确实仅一步之遥了，偏偏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起骄心了，竟然轻敌，猫戏老鼠般对南京城仅仅围而不攻，不料竟因此铸成大错——人家哀哀示弱，不过是使用了缓兵之计，聪明绝顶的郑成功竟两眼迷离，没有看出来。
然后，清军的大批援兵排山倒海地来了。
七月二十日，被困南京城内的清军伺机突围，居然成功。而各地赶来的大队人马也闻风而动，相继发难，已经松懈下来的郑军顿时大败，损失镇将以上14人，而整个陆军则损失了大半。七月二十八日，万不得已，郑成功只好班师，一点点往南撤去。九月初七悻悻回到老根据地厦门。
这是一次伤筋动骨的失利，令好不容易积攒起力量的郑家军元气大伤。仰天长叹，郑成功悲从心生。命运真不是自己可以任意左右的东西，已经拼上血性竭力了，似乎树渐绿花渐开，美景可期，突然一阵莫名的雨打来风刮来，功败垂成，再回头已是一地败絮。每每午夜梦回，锥心刺骨之痛必定令这个相当自负的男人悲从心生。但军事上的受挫并不是唯一令他忧心如焚的。3年前，清王朝曾针对沿海频繁迭起的反清活动，给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天津各地督抚下达了一个禁海敕谕，要求禁海迁界、坚壁清野，严禁任何船只入海贸易，其目标直指郑成功，目的就是为了动摇郑氏军队的根基，令其弹尽粮绝自动消亡，可以“不战而坐看其死”。
海禁不是顺治皇帝的首创，早在明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有了“寸板不许入海”的规定，浩瀚无垠的大海对那位农民出生的皇帝来说太没有安全感了，关起门来他才觉得有底气掌控这个偌大的江山。洪武七年（1374年），他甚至下令撤销了自唐朝以来就已存在的专事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宋元时期曾兴旺得银元光泽令人夺目的海外贸易戛然而止了。
3 借父胁子
郑成功帅旗高扬期间，被软禁的郑芝龙正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折磨主要不是来自肉体，而是来自心灵。之前的几十年，郑芝龙目中何时有人？有的最多只是老天爷的脸色——天气的优劣决定了他生意是否顺利。但他那个不听话的儿子，在中国南方动静弄得实在太大了，清朝廷已经被震得头皮发麻，鞭长莫及之下，手中只剩下一张牌了，这张牌就是他——郑芝龙。驰骋万里海疆时，他可以生龙活虎，而一旦被关进笼子，他就不过是只死老虎了，一声呵叱过来，立马就得给远方的儿子苦苦写去信，招降的信一封又一封。
当然，办法并非只有一种，顺治皇帝还拿出最传统的加官进爵的方式，下诏册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靖海将军。高帽一顶顶送出来，施恩普惠之后，紧跟着还有威胁恐吓，恐吓仍然冲着郑芝龙，有一次郑芝龙甚至被放到案板上，行刑官高高举起大刀，凶神恶煞地做欲砍下状——连这样猫玩老鼠的游戏都用上了。那一瞬间，不难想象郑芝龙的表情与心情都是何等不堪。
“借父以胁子”，这一招确实够狠。
一个曾在万里海天恣意纵横、一呼百应的枭雄，曾有过多么八面威风唯我独尊的风光日子，到如今却落得如此不堪的际遇，能救他于苦海之中的，也唯有当年被他寄予厚望的长子郑成功了。然而远在南方的郑成功却已经凝成一块石，此时无论软的还是硬的，他眼一闭，将对父亲的愧疚与心痛都一股脑儿忍下了，就是不予理会。“儿只有缟素而已”，这话他在父亲决意降清时已经说过了，他不能原谅父亲当初的一意孤行。但不理会不等于他漠视兵源、粮源日渐枯竭的窘境。他双眉紧锁，远眺海面。
海的对岸，就是台湾。
1624年荷兰人从澎湖退到台湾安营扎寨，30多年过去，竟仍未离开。以利诱与武力这两把大刀，他们一步一步在台湾将势力扩大。
1650年时荷兰人在台南，花了15匹棉布的价格，向当地人购下一块地，建起了一个防御性城堡，叫“普罗民遮城”，可屯兵700余人。因为城楼是用红色砖瓦所砌，所以当地人又称之为“赤崁楼”。
赤嵌楼
位于台南市中区赤崁街与民族路交叉口上，原为荷兰人所建。早期的汉人称荷兰人为红毛，所以也把赤崁楼叫做红毛楼，或称番仔楼；目前赤崁楼被列为国家一级古迹，也是台南代表性的名胜，赤崁楼的文物与建筑历经荷兰、明郑及满清时代。该楼初建于1650年，其建材据说皆由荷兰人自海外运来，称为普罗民遮城，系荷兰人在汉人起义抗荷的郭怀一事件后所兴建的。在郑成功攻占台湾以后，曾经改普罗民遮城为“东都承天府”，并以赤崁楼作为全岛最高的行政机构，隔台江与今安平古堡相对，重要的具有历史与文化价值。
现在的赤崁楼已不复当年模样了。同治元年（1862年），它毁于一场大地震。光绪年间，在废墟的基础上，建起了文昌阁与海神庙等建筑。不过文昌阁与海神庙之间，却留下一个半圆形的石井，当地人称之为“红毛井”。往下探看，幽幽不见底。关于这口井，曾传说它其实是个神秘通道，从井口这一头下去，穿过一个宽阔的湖底，出来的那一头，便是荷兰人兴建的另一座城堡，叫热兰遮城。
安平古城外当年有一个能泊船上千的内海，叫台江。而台江的外围，是一连串从南至北列队成行的沙洲，因为在潮水的涨落之中，这些沙洲时浮时没，宛若游动的大鱼，便有了形象的叫法：鲲身。最北端的大鲲身全长13.9千米，宽约1.4千米，1623年荷兰人就是把他们的热兰遮城建在大鲲身上的。
大鲲身的北面，与之隔着一条水道相望的，是北汕尾岛。北汕尾岛的这一头是大员港，那一头则是鹿耳门港，而外面则是浩瀚的台湾海峡。
在荷兰语中，“zee”是海的意思，而“land”则是陆地。作为“海陆之城”，热兰遮城地理位置确实是十分险要的。当时这道墙共砌了3道，四周还建有往外突出的部分，称为“稜堡”，是17世纪欧洲城堡的典型建筑。当年，这里是荷兰驻台湾总督府所在地。而东面200米外则是以棋盘式布局建起的大员市镇，镇中有法院、医院、孤儿院、税务所，甚至还有货物检验所和妇女感化所，相当欧化。而且，为了防止火灾，荷兰人还禁止用木材、茅草等易燃物建房修屋，大部分房屋都采取与热兰遮城一样的红砖修砌。居住其中经商谋生的，除了中国人、荷兰人，还有一部分日本人。
这期间，另一个西方列强也曾到台湾分过一杯羹，那就是西班牙。
早在1565年，西班牙就已经在菲律宾建立了第一个东亚殖民据点，它千里迢迢盯上这里，一则为了财富，二则为了传教。1624年荷兰占据台湾后，西班牙海上航行的经济贸易受到威胁，于是，1626年，西班牙驻马尼拉总部就派遣提督安敦尼率舰队，开进台湾北部基隆港。恰如荷兰人为了长期落脚，在安平修建了热兰遮城、在台南修建了赤崁城一样，西班牙人也修起了一座基隆城。两年后，又一批西班牙舰队开到台湾西北岸的沪尾（今天的淡水），修建起一座圣多明哥城。之后，他们再沿淡水河而上，渐渐占据了台湾北部的大片土地。
但西班牙人在这里呆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仅16年。他们本来指望凭借北台湾展开对日贸易，获取东方财富，不料推行锁国政策的日本并不准许西班牙船只靠岸，钱挣不到，却还得依靠马尼拉提供金钱维持北台湾驻军的花费，这笔账算一算确实有些亏，西班牙只好渐渐将这里的驻军人数减少。
这是占据台湾南部的荷兰人非常乐意看到的，他们很高兴，因为有了可趁之机。
1641年8月，荷兰人率领3艘战舰和300多人抵达基隆，要求西班牙人投降，未果。1642年8月，荷兰人再次派兵北上。这次不仅增加了兵力，并且不再磨嘴皮，干脆来硬的，将炮口朝向城内，直接射击。
西班牙人无力抵抗，仅仅坚持了10天，就开城投降了。
西班牙人一走，北台湾也尽归荷兰人手中。偌大一个台湾，都成了荷兰人天下，鹿皮、樟脑、槟榔、米、砂糖，这里丰富的物产令他们获利颇丰，每年从台湾输出的货物价值都达几百万荷兰盾。1638年，单输往日本的鹿皮，就有15万张之多。“台湾真是公司的一头好奶牛”，这是当时他们的一个总督在喜不自禁中说出的话。
那些年，除了1628年郑芝龙组织大陆移民赴台垦地开荒外，零星来台的汉人一直持续不断。同宗兄弟或者同族、同村的亲戚熟人相互帮衬，一起搭船东渡，这在闽南各地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宗族观念根深蒂固于他们的脑海里，在披荆斩棘的艰苦岁月里，彼此为盾，互相取暖，也尤为重要。从有限的记载里可以看到，单1637年下半年，就有19艘船运载了1953人到台湾，1638年1月至11月，则有31艘船只运载了3263人到台湾。1646年清兵入关后，战乱与饥荒又使大量大陆百姓往台湾迁去。据荷兰东印度公司1647年统计，单赤崁附近的耕地，就比两年前增加了近一倍。
这一时期，在台湾的大陆移民已经有2万人左右了。
地耕出来，物产也接连有好收成，一茬茬沉甸甸的粮食令千辛万苦东渡来台的人有了丰收的回报。然而荷兰人眼却红了，他们开始强征重税，这样那样、此项彼项，总之是生着法子发狠掠夺。凭什么？当地人与大陆移民忍了很久，最终没忍住，反抗相继展开，各地战火此起彼伏。不就是一条破命吗，豁出去拼一拼，说不定就能改变点什么。
郭怀一就是这么想的。
泉州同安人郭怀一传说曾是郑芝龙的旧部，当年郑芝龙归顺明王朝，将队伍一把拉回大陆，但郭怀一却没有跟随，他已经习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更愿意留在山高皇帝远的台湾，在今天的台南县永康市一带从事拓荒垦殖。但自由的日子终于还是被荷兰人毁掉了，荷兰人每月都对在台湾劳作的汉人征收高额人头税，越收胃口越大，1651年，人头税平白无故突然又提高了整整一倍。
真是忍无可忍。
1652年农历八月，郭怀一召集1000多位乡民举行起义。这是一个不对等的武装冲突，郭怀一这边仅有几条火枪，大多数人只能手握大刀、木棍、竹竿，而荷兰军队却有先进的枪炮。虽然起义军攻下赤崁城，并且得到台湾许多地方百姓的响应，一度使起义队伍壮大至四五千人，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约有3000多起义人员饿死或被杀死，而郭怀一则中弹而亡。之后，荷兰人展开残酷的报复性屠杀，赤崁地区被俘被杀或最终饿死的汉人达3000多之众。尸陈遍地，哀鸣不绝。
这个事件震动全岛，一海之隔的郑成功必定也有所听闻。但那时，他的队伍还在与清军苦苦作战，他一门心思还花在如何北伐之上。北伐失败了，转过身，他的目光终于有暇落到对面的台湾岛上了。
他想起一个名叫何斌的人。
祖籍漳州的何斌跟郭怀一一样，传说也曾是郑芝龙的部下，而且早年也曾去日本经过商，而后又随郑芝龙去了台湾。郑芝龙被明朝廷招降时，何斌是想跟随的，但天不作美，他从台湾动身前往投奔途中，竟遇海盗，千辛万苦捡回了一条小命，一腔腾达之欲却已经被浇灭，心情沮丧中何斌便只好折回台湾。因为通高山族语言，又很快学会荷兰语，于是他便在荷兰人那里谋了一个通事，也就是翻译，一干二三十年。
何斌与郑成功见上面是在1657年夏季。
清朝廷虽有海禁之令，但真正对占据台湾的荷兰人构成威胁的却是凭借强大武装控制东南沿海的郑成功。顺治九年（1652年），因为荷兰殖民者怀疑郭怀一起义是郑成功所策动，即对郑成功到台的船只严加检查，并在海上将郑氏的商舶拦截缴获。这事换个人或许也罢了，但郑成功却不能罢了，他被惹恼了，桌子一拍，立即下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由是禁绝两年，船只不通”。
这等于断了一门心思巴望来东方发横财的荷兰人的财路。
荷兰驻台总督揆一于是想出一招。1657年夏天，他让通事何斌渡海到厦门，找郑成功商谈通商之事，表示愿意“年输银五千两，箭柸十万枝，硫黄千担”，请求恢复通商。就是这次，何斌突生奇想，提出一个建议，他让郑成功去台湾，将其父郑芝龙当年盘踞开发起来的台湾重新夺回来。
但那时郑成功眼中更急切的任务是夺回大明江山，他要先北伐。
通商要求郑成功倒是应允了，但他又暗地托何斌代他在台湾向一切进口船只货物征收商税，这事并非白干，也有利可享，而且利不小：郑成功允许何斌可以从中提取一定数量作佣金。两头受命，两边服务，聪明机灵的何斌无形中就成了“双面间谍”。他后来每年向郑成功缴纳税银达到了18000两，一笔不大却也不小的财富。这件事虽然力图做得隐秘，小心再小心，一年多后荷兰人却还是发觉了。何斌在东印度公司的职务立即被解除，并被判处缴纳20万元罚金。局势恶劣起来，立足已经险象环生，何斌觉得该为自己另寻出路了。他寻机将鹿耳门至赤崁城的水道探测清楚，连同荷兰人在台湾的布防情形，绘制成一张地图。那时荷兰人已经将他盯起来了，明着逃是无法脱身的，必须金蝉脱壳。大年初一那天晚上，何斌在家中大张花灯，把荷兰总督与酋长们请来赴宴欢饮，而一只船此时已秘密停泊在附近了。半夜潮水将退的时候，何斌假装腹部绞痛难忍急着上厕所，中途一拐，由院子后门溜下船，驶向厦门。
那张精心绘制的台湾地图，也悄然带上了。
恰巧此时，京城巍巍宫殿之中正人心惶惶：时年不过24岁的顺治皇帝，在正月初七那天夜里突然在养心殿驾崩。4个多月前，因为最宠爱的妃子董鄂妃的病逝，让这个多愁善感的多情皇帝如雷轰顶，抑郁难忍中再染上天花，终于在养心殿里撒手归天了。
关于顺治皇帝的结局，其实还有另外的版本，除了出家当和尚一说外，还有人认为是在那年率军南征时，被郑成功部队一炮轰中，当场毙命。清朝廷不想让这个耻辱公之于众，于是假借天花病来掩饰。至今泉州南安郑成功宗亲郑梦彪手中，还珍藏一本年代久远的手抄本，名为《延平王起义实录》。就是在其中，记载了顺治被郑成功炮击身亡的过程。此事的真实性虽为史学界所不屑，但闽台民间却一直盛传，并对此津津乐道。皇帝亲征，然后被土炮击中而亡，既赔性命又丢面子，这么跌宕的情节确实太富传奇性了，却未必与事实相符。
不过顺治反正是死了。国丧期间，朝廷通常没有大动干戈外出征战的惯例，也就是说，那期间，咄咄逼人的清兵，只忙乎着为自己的主子披麻戴孝，而不会再燃烽火，大兵压境。
郑成功大喜过望。感谢苍天，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啊！
4 东渡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仍未回暖的寒风中，金门岛料罗湾战船密布，旌旗猎猎，400艘船舰和25000名将士，在郑成功的亲率之下，向着海峡对岸出发了。这是一场志在必得的战役，说到底郑成功与他的军队此时也没有再输一场的资本了。
作为向导，何斌也一同东去。
次日凌晨，郑氏大军抵达澎湖，四月初一浩浩荡荡的郑家舟师又在薄雾之中驶进鹿耳门，从赤崁楼以北的禾寮港登上了台湾岛。
这一天是1661年4月30日。这个日子后来被历史记住了。
从鹿耳门外海进港其实有两条路：南航道口宽水深，但有荷兰军舰停泊那里，岸上又有重炮捍御航道；另一条航道就是鹿耳门了。
有一张1626年西班牙人绘制的台南港口古地图，勾画出了当年鹿耳门地势之险要——狭窄、细长，而港道下的暗礁更是幽深莫测。郁永河在《裨海记游》中也曾这样写道：“鹿耳门内浩瀚之势，不异大海，其下实皆浅沙。若深水可行舟处，不过一线，而又左右盘曲，非素熟水道者不敢轻入，所以称险。”正是由于鹿耳门航道水浅礁险，水路却长达数十里，之前荷方又以破船将水道堵塞，只有涨潮之时，才能容船通过，所以，荷方掉以轻心了，认为郑氏军舰根本不可能从那里通过，便只在南航道上备有大炮。
熟读兵书的郑成功决定铤而走险，避开南航道，从北航道长驱直入。行动前，他特地焚香祈祷：“成功受先帝眷顾，敢不竭力，无如寸土未得，依然孤岛危居。今天冒波涛前来收复台湾，苍天如保佑我，富假我潮水，助我行舟。”
4月29日黎明时分，热兰遮城上的荷兰哨兵发现海面上突然冒出一片船舰，慌乱之下连忙向揆一禀报。揆一登城后，持望远镜察看一番，竟然笑了。这时候他还是自信的，认为自己有枪有炮，并且部队训练有素，再多的“唐船”又如何？它们照样落得葬身此处的下场。
郑成功率部果然向南航道驶来，并且喊声震天，炮火不断，做出将要冲过南航道的架势。而北航道上却毫无动静。用孙子兵法作解，这叫声东击西。荷兰人果然上当，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南航道上。不料午后海水突然大涨，而那些摆出架势大有向南面进攻的郑家船舰，却突然掉转航向，向北而去。
有何斌所绘的地图引路，在薄雾四起中，这些船只顺利从鹿耳门陆续驶入了。
郑成功以手加额，兴奋地慨叹一句：“此是天哀怜孤家！”
当时荷兰驻守在赤崁城中的军人约400人，而驻守在热兰遮城内的也只有1100人左右，兵力虽不多，但武装先进，城堡坚固。在登陆后不到两小时，郑成功军队就占据了有利地形，并扎营修工事，将互为犄角的赤崁楼与热兰遮城分隔开来。他又用上了自己最喜欢的老战术——以静制动——先将赤崁城团团围住，切断水源，隔绝供给。
零星的交火持续进行，荷军数次组织进攻，最后都无功而返。
7天之后，赤崁城里的荷兰人撑不下去了，放弃城，乘船离去，离去时他们从郑成功那里得到了80袋米、10只活猪、10只绵羊与山羊等物品。这是怀柔政策，郑成功让赤崁城里的荷兰人动员热兰遮城里的荷军也放下武器。
揆一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最后一任长官。1615年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进入荷属东印度公司后，经历各种职阶。1645年在巴达维亚升任为高级商务，1647年被任命为日本出岛商馆馆长，1656年为台湾长官。1662年为郑成功军队包围而投降离台。揆一回到巴达维亚后，立刻因为投降而受到审判。之后被软禁于班达群岛（Banda），1674年在威廉亲王特赦下回到荷兰，以后住在阿姆斯特丹。1675年出版《被贻误的台湾》一书为自己辩护，谴责东印度公司高层玩忽职守，贻误时机，才使他失去台湾。
然后，郑成功部队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热兰遮城形成合围。
热兰遮城共3层，最底层在地下3米多的深处，周长600多米长的城墙上，是用糖水调石灰制成的砖砌成的，那砖竟比石头更坚更硬。而墙头上则设置了30门大炮。与赤崁城相比，无论规模、武器、人员，还是粮草的储备，这里都更充裕厚实，于是就需要更充心的耐心和韧性来与之周旋。
这个城，郑成功围了近9个月。
并不是枯守死等，郑成功一边接连给城中的荷兰驻台湾总督揆一写信，告诉对方只要乖乖离去，既保存了性命，还可以带走私人财宝，一边下令南北各路人马开始屯垦拓荒，按镇分地，按地开荒。尽管5月底，他的部下黄安等人带着一些粮草从金门抵达台湾，而这一次，同时也带来了6000将士。加上先前到来的25000人，3万多张嘴的吃饭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
当时一个叫菲力普·梅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土地测量师留下一本日记，叫《梅氏日记》。郑成功夺下赤崁城后，菲力普·梅被俘，他在战俘营里目睹了郑氏军队屯田垦地的情形：每个将官手下有1000～1200人，在山脚和每个能开垦成水田的土地上，每一两百人为一群，很认真地耕种土地。他们种很多番薯，多到足以食用3个月。每个角落都用来耕种，甚至道路也不例外……
食不果腹当时确实成为郑家军最大的困扰，但热兰遮城内的荷兰人境况却更为不堪。
郑成功给揆一写信，他非常有耐心，信不是写一封，而是接二连三地写，都是动员揆一认清形势赶快投降。其实早在1661年4月27日，当郑军大队人马还在澎湖候风时，郑成功就已经给揆一写过信，告诉对方台澎两岛所居住的都是中国百姓，那是中国的土地。
饱读诗书出身的郑成功，仍旧认为文字是有力量的，是可以征服人的。
但揆一并不以为然。他其实是瑞典籍的，出生于斯德哥尔摩，受雇为荷兰卖命，他不相信荷兰会轻易放弃在台湾的利益。而不放弃台湾，就意味着不放弃他，所以他抱有幻想，以为增兵迟早要来，于是对郑成功的拒绝也是接二连三。
执事率数百之众，困守城中，何足以抗我军？而余尤怪执事之不智也。夫天下之人固不乐死于非命，余之数告执事者，盖为贵国人民之性命，不忍陷之疮痍尔。今再命使者前往致意，愿执事熟思之。执事若知不敌，献城降，则余当以诚意相待。否则我军攻城，而执事始揭白旗，则余亦止战，以待后命。我军入城之时，余严饬将士，秋毫无犯，一听贵国人民之去。若有愿留者，余亦保卫之，与华人同。夫战败而和，古有明训；临事不断，智者所讥。贵国人民远渡重洋，经营台岛，至势不得已而谋自卫之道，固余之所壮也。然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若执事不听，可揭红旗请战，余亦立马以观，毋游移而不决也。生死之权，在余掌中，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唯执事图之。
——郑成功致荷军总督揆一招降书
援军确实来过。
46岁的揆一那时其实已经被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撤职，1661年6月东印度公司派检察长克伦克率两艘战舰驰往台湾接替揆一的职务，不料船近台湾时，才发现洋面上已经布满郑军战船。克伦克逃回巴达维亚，将台湾的情况报告公司。几天后公司拼凑了700多名援军分乘10艘战舰驰往台湾。他们7月5日出发，却是在一个多月后的8月12日才抵达台湾海面。但双方并没有马上交火。那些日子海上风狂浪大，荷军不敢贸然前行，所有船只都停泊到港外，远远观望。直到9月8日，风浪平息了，枪炮才突起。
荷军开始出击了，但他们并没有如愿。
虽然武器落后，但凭借着人多势众，郑军以火攻、以埋伏、以密集的炮弹攻击荷舰，总能以巧制胜。这场交火时间拖得有点长，一直到年底，来增援的荷军已经仅剩下2艘战舰了。见大势已去，他们悻悻地掉转船头驶回巴达维亚。
困守在热兰遮城里的揆一，眼睁睁地看着飘着自己所供职的那个国度旗帜的船只渐渐远去，内心充满恼怒、失望、无奈。
郑成功也看到了。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机会来了。
接下去的日子，一场又一场猛烈炮火从郑家军这方接连向热兰遮城发射。这是来硬的，软的也有，将翻译李仲派往热兰遮城，再次把自己的意思告诉揆一：“然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他要重申的是，台湾不是荷兰国土，而是先前郑芝龙练兵的场所，所以，他渡海而来，予以收回。
1662年1月27日，热兰遮城里的荷军召开了一场“台湾评议会”，商讨自己的去留。没有太多的争执与犹豫，29位成员中，有25人同意立即投降。
也只有这样的一条路摆在他们眼前了。
1662年2月1日，双方在离热兰遮城100多米外的大员市税务所签订了缔和条约。虽然各自提出的条约建议有出入，但最终还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了一致看法：一、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忘记仇恨。二、荷方将城堡、大炮、军用物资、商品和现金交给郑家军。三、荷兰人可携带一切返回巴达维亚必须使用的食物、工具等物品。四、荷兰士兵得以扬旗、鸣炮、荷枪、击鼓、列队上船。五、双方释放所有俘虏。
十几天后，揆一带领下属离开台湾。延续38年之久的荷据时代终于结束了，而这一年，郑成功也恰好38周岁。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写下这首《复台》诗时，郑成功内心必定有欣喜，有感慨，有对自己部将生死相随的感激之情。但在兴奋之余，他也难免悲愁交织。翘首东望，他必然会想到自己的父亲郑芝龙。此时广阔的大陆已经进入清康熙元年，顺治皇帝的第三子、年仅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在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的辅佐之下，开始了自己漫长而辉煌的帝王生涯。为了更彻底地斩断内地抗清民众与郑成功之间的联系，顺治皇帝在临终前已经签署了一个迁界令，于是清王朝开始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勒令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50里，并尽烧船只，片板不准下海。为了让迁界令得以彻底实施，清朝廷还派出4位大臣，分赴各省监督执行，违者立即施以严刑。派到福建来的是兵部尚书苏纳海，他不折不扣地执行朝廷命令，清空界内，将沿海的船只和界外的房屋什物全部烧毁，城堡全数拆除，越界者不论远近立斩不赦。据《福建省志》记载，1661年福建全省19州县滨海共有25940顷土地都被划为界外，那基本上都是最适合百姓居住与耕种、捕捞的好地方。
30～50里的不毛之地，给清王朝的权力统治建构了一道防火墙，却使当地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当然，它也确实将郑成功部队阻隔在了海峡对岸。
海禁的建议是一个叫黄梧的人献上的。
黄梧原是郑成功部将，镇守海澄。海澄位于漳州九龙江下游江海汇合处，从海澄镇顺九龙江而下至海门岛的这段河道，“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所以古时海澄又有“月港”之称。
月港出名很早，最初是因为造船。丰富的河流与遍地的巧匠，令其在宋代时造船业就极为兴盛，以至于能够与福州、兴化、泉州的造船业齐名。放眼一望，这里的水运条件真是太好了，江面开阔，水深浪平，进一步是浩瀚的大海，退一步是无垠的陆地，舟来船往，贸易终于在明景泰四年（1453年）应运而生了。明成化、弘治年间，当地已经出现了“风回帆转，实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世贾，竟骛争持，以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的繁华。而到了万历年间，在1573～1620年的40多年里，月港更是进入了“四方异客，皆集月港”的全盛发展时期，拥有7条往西洋、3条往东洋的直接航线，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对外交通贸易中心和当时从中国至美洲的主要起航港，输出货物主要有丝绸、布匹、瓷器、茶叶、砂糖、纸张、果品等；输入有香料、珍宝、番米、椰子、绿豆、番被、番藤席、草席、番纸、番泥瓶、番镜、火炬、粗丝布、西洋布、漆及皮货、矿货等。月港成为当时中国最繁荣的外贸港口，征收船舶税占福建省税银的大半。
月港的风光历时250年，在17世纪中叶厦门港兴起后，终于衰亡，但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仅仅从军事角度上看，易守难攻这一特点，就注定了它的重要性。
清军大举南下后，郑成功孤守金门厦门，而海澄则是拱卫金门、厦门的屏障，是最重要的外围据点。不料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黄梧却献城降清，将郑氏军队贮存在海澄的粮粟25万石和无数军器、衣甲以及各将领的私蓄，一并献上。
久攻不下的闽南，突然豁开了一个大缺口。郑成功痛心疾首，他太悲愤了，简直暴跳如雷，不仅为那些支撑军队衣食的大量物资痛心，更痛心的是自己竟看走眼，将那个位置交给这样一种人：“吾意海澄城为关中河内，故诸凡尽积之。岂料黄梧如此悖负？后将如何用人？”
仰天长叹，世事确实太难料、人心确实太叵测了啊。
那时期，虽然郑氏军队降清者无数，却不是每个人都能给郑成功当头一棒。此去了，彼又来了，生生不息，源源不断。但这个黄梧却不一样，黄梧太聪明了，脑子比别人转速快几圈，降清后他很快做出两件事，事情不大，似乎也没费多少劲，却如同两把利刃，深深刺伤郑成功的命脉：其一，他向清政府举荐当时还不被重用的施琅；其二，他献出“平海五策”，建议内迁居民、拆除房屋、斩断郑氏根基。
不过是县衙一名普通小差役出身的黄梧，用这两个建议，证明了自己看人断事的眼光是如何又准又狠。而他的另一个奏议则更狠更绝：他认为郑芝龙是一切的“恶首”，“必先断绝芝龙，使之音问不通，则成功只海上匹夫尔……请密奏剪除芝龙，以绝盗根”。
密奏是1657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呈的，清朝廷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不予采纳，他们仍把郑芝龙当成手中的一张牌，用以制控郑成功。但这事总算被挑起了头，4年后，即1661年十月初三，在郑成功挥师渡台之后，清朝廷终于想起黄梧的那个密奏，于是动用了屠刀，将郑成功父亲郑芝龙以及三弟郑世恩、四弟郑世荫、六弟郑世永等全家11口人，以“谋叛律族诛”，全部斩杀于北京。紧接着，在各处的郑氏祖坟，凡能找到的，都被掘地挖开，尸骸弃之荒野，任日曝狗啃行人践踏，极尽侮辱。
最亲近的人，才能有最致命的伤害。
黄梧表出这样的忠心，当然令清朝廷十分受用。顺治皇帝一高兴，授他以“海澄公”，给予敕印，并追封其祖上，赐金在他家乡霄岭建造宗祠，似乎很光宗耀祖了；顺治十七年（1660年），又晋太子太保。顺治死后，康熙帝仍然对他重重加恩：康熙六年（1667年），授其一等公，准袭12次，并赐予金匾。
但人生苦短，他其实并无福享更多的荣华富贵，康熙十三年（1674年）病逝于漳州，终年57岁。在他死后第二年，从台湾西征而来的郑经攻下漳州城，马上将他的灵柩一把砸开，又把他及儿子黄芳度的尸体拖出来车裂，再将黄家在漳州的数十口人一并杀死，以泄郑家在心底憋闷许久的一腔忿恨。
这当然都是后话了。
5 安平城
母亲自尽了，父亲被杀了，祖坟被毁了，郑成功家国两失，回去的路已经条条断绝，余下的，只有脚下这座千辛万苦从荷兰人手中夺回来的岛屿了。
1662年6月14日，郑成功将台湾改名为“东都明京”。荷据时期所有的体制与机构全部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大陆旧有政权的体制机构，设置了一府二县，府即承天府，取泉州佛寺承天为名，府署就设在赤崁城内，这是明朝在南京设立应天府、在北京设立顺天府之后，第三个以“天”命名的都城；而二县即天兴县与万年县。至于官制，则仍沿用明旧制，设了吏、户、礼、兵、刑、工六官，并置六科都事及察言、承宣、宾客等司。
这是中国在台湾岛上设立的第一个行政机构。
荷兰人建的热兰遮城被改名为安平城，成为郑氏府第。安平，这正是郑成功年幼时从日本回到泉州后的居住地，父亲郑芝龙曾在那里盖起高阔气派的郑氏府第，就将它的名字移植至台湾，多少抚慰一下乡愁，寄托一点对父亲的愧疚与怀念吧。同时他下令文武各官及总镇大小将领把自己的家眷从大陆移来，暂住于此。妻儿团聚在前，一个家才完整，才可以落下根来，并往下绵延。
在这之前的1662年5月18日，郑成功已经颁发了一条告谕：“各镇及大小将领官兵，派拨汛地，准就彼处择地起盖房屋，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也就是说，郑氏军队从部将到士兵，都可以圈地开垦，土地属于私人所有。寓兵于农，一旦战事再起，又可以迅速召集起来。
这些将士开屯起来的田地被称为“营盘田”。
而“文武官田”则是由文武官员们圈地招募佃农耕作开垦出来的，这些人包括郑氏宗族以及追随郑成功来台的明王朝遗室们。
台湾彰化秀水乡有个村子叫陕西村，村里土地的开发与一个叫马信的人有关。马信原是清台州守将，后加入郑成功队伍，先被授“中权镇”，挂“征虏将军印”，后擢升为“提督亲军骁骑镇”，做先锋登陆攻台。他大约由于皮肤黝黑，所以有“乌面将军”的外号。1662年，在将荷兰人赶走后，马信率领部下来到这里垦殖定居，不久突然暴死，安葬于此。而他的部将则渐渐在此定居，繁衍至今。由于马信是陕西人，于是他的祖籍地便成了这个村的名字。村中还建有一座乌面将军庙，至今仍香火不断。
台南林凤营庄的得名，跟一个叫林凤的人有关。曾是郑成功“亲军虎卫镇”一员猛将的林凤，福建漳州人，当年随郑氏军队入台后，奉命在台南曾文溪北面屯兵垦荒。其部队所在的地方，后来便以“林凤营”作为地名。
林圯埔与林凤营有几分类似。
泉州同安人林圯曾在郑成功麾下任过参军之职，随郑军入台后，奉命率200多人在云林县浊水溪畔的斗六门屯兵垦荒。这里原先是少数民族游猎之地，土地肥沃，水量丰沛，却又地势险要，山高林深。林圯是目前所知最早到斗六门的拓垦者，他们历时两年多，从斗六门逐渐东进拓垦至竹山镇。1668年，当地少数民族倾社来袭，将林圯等官兵团团围困，最终林圯与他部下因粮尽被俘，接着被杀。
林圯墓至今仍留在台湾云林县浊水溪旁。那年当地少数民族退去后，林圯被大陆移民收尸埋葬，该地取名为“林圯埔”。而后续的垦民络绎到来，至乾隆年间时，这里已经有街市出现，街市之名也称为“林圯街”。经过300多年的繁衍发展，这里单林姓居民就已经达数万人之众了，街上有座取名“崇本堂”的宗祠，就是当地林氏乡亲修建的，祠里供有林圯的神像，上写“清开辟水沙连右参军林圯公一位神主”。
而今天台中县成功岭附近的王田、台南官田乡、台南乡新营等地名，追溯起来，也都与当年的那一段历史有关。
那些被将士以及文武官员圈下的土地，其实主要的劳作者并不是他们自己。大量土地被开垦后，需要大量的劳力进行耕作。此时，海峡对岸迁界海禁正愈演愈烈，深受其苦的百姓饥肠辘辘又怨气冲冲。郑成功便趁机派人悄然渡海招募，并将他们陆续运载来台，“收沿海之残民，移我杂土，开辟草莱，以相助耕种”，竟很快就有两三万人鱼贯而至。这些人不仅带来了丰沛的劳力，也把大陆先进的农耕工具与生产技术一同携来。同乡同村的，相互毗邻而居，彼此照应，渐渐就有了许多新的村落次第出现。
1662～1666年，仅仅用了4年时间，开垦就大见成效。1667年7月，甚至开始有能力遣商船到大陆港口购买船料，运往台湾，用以制造船只，再让船只装载白糖、鹿皮等货物，上通日本，下贩东南亚各处，“从此台湾日盛，田畴市肆，不让内地”。
船只赴日本不仅是贸易，还带去另一项任务，就是铸造名为“永历通宝”的钱币。
沈光文
字文开，号斯庵，出生于浙江鄞县，是一位南明时期的文人、官吏；后半生因故流寓台湾，备受郑成功礼遇，并被赐予田宅。郑成功死后，因对郑经不满，于是落发为僧，避祸“罗汉门”。他晚年定居目加溜湾社，为当地居民看病、传播文治教化。他著述颇多，留下了若干纪录当时台湾风土民情的第一手资料，被誉为台湾古典文学之祖、海东文献初祖。
委托日本铸造永历钱并不是郑经的首创，早在清顺治八年（1651年）12月，尚驻扎在厦门的郑成功，就遣使日本，请求代铸紫铜质的永历钱。这些钱直径达2.7～2.9厘米，重量则在5.7～8克之间，不仅比当时内地流通的宋、明时期制造的钱币轻便，连外观上也精致许多，很受欢迎，并随着贸易的开展，一直从岛内流通到日本、东南亚一带，甚至连江浙粤等地，也时能见到。
那时期有一个文人非常受郑成功器重，他叫沈光文，字文开。
在郑成功之前，沈光文其实就已抵达台湾了。他是浙江鄞县人，曾是明朝国子监学生，擅长诗文、卜卦、医理。明亡时，他曾奔赴南京弘光小朝廷中任职，授太常博士，并曾参预军务，晋升为工部郎。南明弘光帝被杀后，他颠沛流离，四处漂泊。1652年秋，他乘船途中，被台风刮到台湾，从此留居下来。将荷兰人驱走之后，郑成功意外听说沈光文在台，非常欣喜，特以隆重礼仪召见了他。
沈光文留下了《台湾舆图考》、《草本杂记》、《流寓考》、《台湾赋》、《文开诗文集》等一系列有关台湾的著作。他前后在台30多年，以自己的笔记录了所目睹的当时台湾状况，为后世了解与研究台湾历史，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台湾通史》中称颂他为台湾文献鼻祖，又有人称他为台湾的孔子。台南善化至今仍保留着光文里、光文路的地名，即是当地人对他的纪念。
那时，不愿降清的明朝遗臣士大夫，有800多人也接连渡海赴台。愤怒与悲伤都容易出诗人，这些人满腹锦绣文章、一腔经世辅政之能，却不幸恰逢动荡之秋。大家为大明王朝消亡而涕泪滂沱痛不欲生，催生了泉涌的才思，或著书立说，或结社吟诗，于是岛上墨香顿起，扑面而来。这肯定令郑成功颇为欣喜。他本来就是一介书生，14岁就考中秀才，又赴南京国子监求学过，万卷诗书曾寄寓过他万千理想。是动荡坎坷的世事，使他走入刀光剑影之间，身沐血光，心绪颠簸。此时，在自己所效忠的大明王朝烟消云散之时，他退到这座孤岛之上，胸中仍有那么多的不甘与期待、那么多的幻想与激情。他要赋予这座岛屿以新的生命，让它田野遍地，物产丰美，生机勃勃。
但连他自己也不曾料到，他的生命竟会在这一年端午节后的第三天戛然而止了。
一年前，他率军登上台湾岛，最先攻下的荷据城堡就是那座赤崁城，后来改为承天府所在地。不料，正值盛年的他也突然命断城内。
关于他的死，有暴病一说，有被毒杀一说，除此以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被儿子郑经的乱伦活活气死的。郑经与四弟郑睿的乳母陈氏通奸，生下一子。郑成功得到消息，痛不欲生，很快气绝。诡秘真相如今都深埋在历史深处，已经无法细究了。一代雄才，壮志未酬，却英年早逝了。
这一天是1662年6月23日，农历五月初八，距他收复台湾仅仅4个多月。
他最初的墓地位于台南县永康市盐行里，即今天的盐洲村洲仔尾。墓地很简陋，几乎不加修饰，潦潦草草就将一个生命覆盖了。1681年，在他死后19年，长子郑经也葬在了侧旁。父子各有谥号，郑成功为武王，郑经为文王。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在郑成功逝去37年后，郑氏父子的灵柩又被清朝廷掘起，然后一同迁回泉州南安老家，葬于水头镇康店村覆船山上的郑氏祖坟里。“朱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话说得虽很悦耳，事实上仍是隐隐不安，明里暗里，郑氏父子都已经成了反清复明的精神领袖。人死不能复生，但潜藏于民间的那股反抗情绪却随时可能死灰复燃。
而以这样的方式归葬故土，对郑成功来说究竟是欣喜还是无尽的耻辱？
无论如何，郑成功最终还是离开台湾了，但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台湾却没把他遗忘。他死后，竟渐渐成为台湾本土性的一个神明，被当地百姓广泛祭拜。至今台湾供奉祭祀这位“开台始祖”、“开台圣王”的庙宇竟然多达170多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