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作家，其创作过程是极其个性化的，私秘化的，是容不得第三只眼睛的。
曹雪芹在香山脚下写《红楼梦》，那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尚未形成队伍，不成气候，即使有所著述，多属个体行为。所以，我不相信红学家们的妄想，似乎在曹雪芹的身边，有一个类似团契性质的脂砚斋，构成某种批评家群体，在指导着他的创作。
按时下红学家们的演义，这个脂评家集团，人数应该有七八个人或者更多一些的样子，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如果曹雪芹有义务要管他们饭的话，这一桌食客真够他一呛。
也许我们这班小角色，需要指导；而且也有人乐于指导，生怕我们没有指导，会产生缺氧的高原反应而休克。所以，这一辈子，指导员的谆谆教诲，不绝于耳，真是一种很“幸福”的痛苦，也是一种很“痛苦”的幸福。但曹雪芹，这位文学史上真正的大师，他能容忍在他创作空间里的第三只眼睛么？他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写和写什么吗？那真是岂有此理之事。如果他也像芸芸众生的我辈，一天到晚，向各种身份的指导员，其中不乏这类不三不四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鞠躬致敬，诺诺连声，他还是个大师吗？
这种原本虚妄，逐渐坐实的附会，无论红学家们怎样自圆其说，也是对一代大师的亵渎。
脂砚斋，是胡适从魔瓶中释放出来的怪物，竟成不可收拾之势，这位始作俑者，恐怕也是估算不到的。自打他弄出一部来历不明的“甲戌本”，据那些闪烁其词，蛛丝马迹的脂评，发潜阐幽，倡“自叙传”说，树新红学门派，闹腾到不但红学，连曹学、脂学，都成了一门显学。于是，按市场决定商品的供求关系，手抄本纷纷出笼，脂砚斋层出不穷。
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这样，红学家有事好干，有话好说，有饭好吃，有钱好赚，皆大欢喜。看来，按国人喜欢起哄架秧子的习性，和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方面的才气，估计，二十一世纪也消停不了，说不定从哪座旧王府的夹壁墙里，找到全部曹雪芹亲笔缮写的真本《红楼梦》，是不必奇怪的事。但愿我能活到那一天，看到某些无聊红学家达到的这个作伪高峰。
红学家应该给脂砚斋请功，他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他给《红楼梦》一书的发行，增添多少效益。假如曹雪芹能够收取版税，脂评诸公有理由要求分成，二八，或者三七，不算多。
胡适虽然敢于“大胆的假设”，认为评者与作者可能有着某种关系，但并未确证，只是心存疑窦而已。而他的门徒，门徒的门徒，牵强附会，弄假成真的能力，远胜于胡。积五十年的鼓吹，加之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悖心理的影响，言之凿凿，神乎其神，最后造成这样的假象，好像这班人都进入了《红楼梦》的写作班子，好像那个叫作曹雪芹的“菜鸟”，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一字一句，一笔一画，完成了这部不朽之作。连绝顶聪明的作家张爱玲，也一时糊涂起来，“近人竟有认为此书是集体创作的”，看来，她也被此说迷惑了。
这才是埋葬大师最恶毒的手法。
文句不通，白字连篇，蚁附于《红楼梦》的书眉和正文夹缝之中，眼泪鼻涕，滥情不已，假戏真做，扑朔迷离，只言片字，望风扑影，装疯卖傻，若有其事，极具欺骗性的脂砚斋，剔不走，抠不掉，还拿他真没办法。正如盲翁陈寅恪氏治史的名言那样，证明其无，要比证明其有，更难。所以在红学家久而久之的煞有介事下，大家也就将信就疑地认可脂砚斋与曹雪芹的联系。
其实，这是极其荒谬的假设。
历史上有过久讹成真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的曾参老娘，一次不信，二次不信，第三次听得人说，她儿子杀了人，就当真了，吓得投杼踰墙而走。这就是法西斯理论家希姆莱的“真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能使人确信不疑。
脂砚斋就这样无凭无据地被坐实了。
如果曹雪芹生前，真有这帮脂砚斋，或扬长于前，或尾随其后，或紧逼盯人，或长传短吊，那可真是他的梦魇了。
据说，胡适晚年，对其红学滥觞，也意兴阑珊。而俞平伯，却有了最后的觉醒，发出振聋发聩的智慧之声，使人在红学研究的迷雾中，看到了一丝希望之光。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这场捧脂大戏中，俞平伯曾经为第二号人物，是抬轿子的主将，嗣后的红学研究，无不缘起于胡的《红楼梦考证》和俞的《红楼梦辨》。五十年代，在毛泽东发动的《红楼梦》批判运动中，对远走高飞的胡适，鞭长莫及，无计可施，惟能缺席审判。可西方人爱搞的这名堂，喜欢看戏的中国人，不习惯台上没有角儿的演出。于是，恰巧在眼皮子底下的俞平伯，还梗着脖子不服，那好，拉将出来，替胡适出庭，站在被告席里，接受口诛笔伐。
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比较文明，声严色厉是有的，痛批猛揭是有的，但动手打人，令被运动者受到皮肉之苦，倒不多见。至少1957年打右派时，虽说右派是“打”出来的，但鄙人大会小会熬了过来，倒不曾挨打。被唾弃者吐沫星子溅得我脸上开花，是有的，被揭发者狗血喷头吓得我目瞪口呆，是有的，被义愤填膺者搞车轮大战，罚站得我昏昏欲倒，是有的，但托老天的福，倒没人碰过我一指头。到十年“文革”期间，就完蛋了，说是“文革”，其实倒是结结实实的“武”革，真是“几度疑死恶狗村”啊，至今，我的肋骨在X光片里，一边高，一边低，就是那场革命留在身体上的“胜利成果”了。
所以，我对“文革”中遭难者，便有“身受感同”的共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张贤亮每来北京，常住在俞先生家，我去看张时，发现这位新红学二号人物，那不良于行的样子，颇觉心酸。估计老先生在“武”革时期受到的磨难，大概要甚于批《红楼梦》那阵。因此，只能摸索着在室内蹒跚行走，凡他老人家扪过的墙壁，都留下了指纹和掌模的斑渍。环视室内，这一圈污秽的印迹，似乎能够体味到这位知识分子在垢辱中度过的那些日子。
悲剧就在于俞平伯代人受过的同时，其实他对脂评的看法，早已与老拍档胡适分道扬镳。可在人们心目中，一提新红学，这两位就捆绑在一块，正如俗话说的那样，一根绳子拴两只蜢蚱，谁也蹦不开谁，他也就不得不扮演这个反面角色到底。
到了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不知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还是他觉得再不说，也许永远没机会说了。所以，1978年他对余英时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以‘自传说’著名的学者，我根本就怀疑这个东西，糟糕的是‘脂砚斋评’一出来，加强了这个说法，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你看，二十年代以后，我根本不写曹雪芹家世的文章。”1985年他对《文史知识》谈话中：“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这些石破天惊的话，和他一百八十度的急转，使得那些赖红学、曹学、脂学谋生的人，沸反盈天起来。
“您怎么啦，俞先生，你走就走好得了，何必临走临走，还要砸俺们的饭碗，害得我们无以为生呢！”
这就是小师和大师的不同之处了：小师形而下，求实，大师形而上，尚虚。求实，则重眼前，为适应利害，必然会训练出许多小聪明，小机智；尚虚，则高空邈远，浮想连翩，有所思考，便有所颖悟，心灵的自由要高于物质的一切。列宁说过，鹰有时会落到后院里来，但它属于天空，最终是要翱翔在丛山峻岭之上的蓝天白云里，那些在垃圾堆里觅食的鸡，无论它怎么飞，也飞不出后院的篱笆。
小师的目光，常常集中在饭碗之内，大师的视线，有时就会超越到饭碗之外。小师生怕饭碗打翻，饿肚子，大师哪怕饿肚子，敢扔掉饭碗。这就是为什么俞平伯，敢于否定自己，敢于与从前的我决裂而毫不顾惜；时下的红学家除了穿旧鞋，走老路，陪着脂砚斋一条道走到黑，不可能有太大作为的原因所在。
功夫在书外，这是从有《红楼梦》研究起的一条歧路，一条永远走不到头的路，也是离红楼梦文本越走越远的路。
我们仔细回想红学研究中的几个大热门，诸如索隐派和自传说，脂评本和线索探秘，程甲本和程乙本，曹雪芹身世和生卒年考，江宁织造和李煦家族，敦诚敦敏兄弟和香山，辽阳包衣和丰润曹氏，曹雪芹著作和手迹，西山故居和通县张家湾墓碑，等等等等，都和《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无太大的关联。即或是秦可卿天香楼的疑窦，贾宝玉与史湘云的结合，怡红院夜宴座次排列的推算，《风月宝鉴》与《石头记》的残迹，两套年龄体系的谬误，列藏本，蒙古王府本的差异，八十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脱榫……也与作家“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高度艺术成就，无直接的干系。但所有红学家仍孜孜不倦地发掘，都希望挖出一个金元宝来，无不乘兴而来，扫兴而去，或者，从此在红学迷宫里走不出来，一直到死拉倒。
数十年来，有了红学，客大欺店，也就完全削弱了《红楼梦》；有了脂评，喧宾压主，也就冲淡了曹雪芹。我记得利希滕斯坦的《格言集》里这样说过，“世上有关莎士比亚伤口的研究工作，大多已由莎士比亚本人完成。”据《歌德谈话录》的作者爱克曼说，歌德盛赞莎士比亚，这位大师承认，“不过，我们对莎士比亚简直谈不出什么，谈得出的全不恰当。”然而在中国，没有一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除外）表现出这种求实求真的精神。
你能指望这些小师们，从后院垃圾堆里跳出来么？
我一直认为引得红学家走火入魔的脂砚斋，大概像鲁迅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过的一位阔少，读《红楼梦》太深，陷入角色不能自拔，便到四马路的会乐里，清末民初，那是上海滩的红灯区，发出七八张堂会局票，然后，黄包车拉来一群花枝招展的姑娘，莺莺燕燕地围住了他，便派定自己是宝哥哥那样的自作多情，才生出那么多的感喟吧？有的红学家竟拾俞平伯的余唾，认为这位太滥情的脂评主角，非小说中人史湘云莫属。如果真是这样，《红楼梦》岂不是曹雪芹和他太太开的夫妻店里的产品？
这类滑稽透顶的笑话，都是以今人行事的准则，去度量古人的结果。只有在市场经济，追求钞票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妻子写出了名，先生也搭起了顺风车，儿子成了神童，老爹也跟着老王卖瓜的抓钱一族。曹雪芹没落，但并不堕落，他可以赊酒，但绝不揩油。古人也有小人，曹还不至于是，就冲他一部原稿辗转借走传抄，弄得七零八落的这样轻信于朋友，可见他君子风，大于小人气。如果，他有一位红袖添香夜著书的夫人，果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史湘云，为他当家作主，不但借阅困难，传抄就更无可能，那么，全书原璧留存后世，岂不使红学家无事可干，无文可写，等着下岗吗？
如果按红学家之见，脂砚斋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高参，那岂不是有点像别林斯基主持《祖国纪事》时，他和他周围作家那样的关系了吗？即或真的如此，别林斯基不会坐着驿车，从彼得堡赶往乌克兰，到果戈理的家乡大索罗庆采村，不识相地介入其写作过程之中。但今天的红学家，偏要把脂砚斋一伙，装进面包车，拉到香山脚下的黄叶村（其实那也是一个红学伪作），与曹雪芹一起写这部不朽之作。
我不知道红学家，是有意识回避，还是完全茫然这个属于常识性的问题，真正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过程是极其个性化、私秘化的。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的过程中，不可能有一个全天候包围着他的脂砚斋集团，按红学家的想象，曹写出一回，脂集团轮流传阅一过，予以点评，曹再进行改写，是一条流水作业线。这想法的形成，实属不可思议，但细想想，红学家也非凭空而来，是根据生活经验，是有所本的。
时下电视连续剧的编剧方式，不就是这样工厂化生产的嘛！我的一位年青文学朋友，被一个剧组从西安请来，住在丰台某机关招待所。那五层楼全被剧组包了下来。一楼是编故事的，二楼是写本子的，他在三楼，是写人物对话的，四楼还有一个车间，是将他的台词，再改写成京片子那种油嘴滑舌的土话，因为那是一出写老北京的电视剧。
我开玩笑地问他，五楼可有畸笏叟在，他说，有人送稿件来，有人取稿件走。上家是谁，下家是谁，都很懵懂，很有一点地下工作的劲头。不过，有时候，已写好的某一集，又从一楼、二楼传上来，重新改过。他说，也许五楼会有什么脂砚斋之类的权威，如导演，如老板，因为有时候能闻到雪笳和咖啡的香味，在那里终审，自然有资格“命芹溪删去”，这样，楼下的他们就得返工。
听到这里，我为红学家心目中的曹雪芹一哭。同时，我也想到，香山黄叶村那里，在曹雪芹与脂砚斋中间穿针引线者，跑来跑去，脚都跑肿了的，当为史湘云莫属了。幸好张爱玲考证出来，大观园里那些女孩子，执行满洲风俗，不缠足。虽然这位最后孤独死在美国的女作家说：“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性小说。”但她并不特别反感“集体创作”说，令我纳闷。后来，我终于悟道，她在美国新闻处打工的时候，也曾经当过写作机器的。
胡适、俞平伯则不然，胡一号倡“自传说”，认为小说的内容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有某种联系，但从未断言字字有据，事事皆真，从未断言《红楼梦》即曹雪芹的家传，可当信史来看的。而创史湘云为脂砚斋说的俞二号，也始终未敢大言不惭他这判断百分百地准确。这两位，固然是红学家，其实更是文学家（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红学家可以想当然，文学家则懂得作家的写作，与照相馆里按快门的师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很难想象在黄叶村伏案疾书的曹雪芹，身边有脂砚斋这样一个小舰队的事实。为什么当下的红学家会如此确信不疑呢？我认为，这不是红学家的错，除了以上这种电视剧工厂化生产的启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文学中实行的抹煞个性的集体创作方式，也把红学家们迷惑住了。
我在工程队劳动改造那阵，曾经在苦水区修过路，当地老乡喝到我们深井打出来的甜水，咂咂舌头，倒觉得没有什么滋味似的不以为然。这就是惯性，谬误被习以为常以后，正确就会视作反常。他们以为纠合几个笔杆子，关在宾馆或者招待所里，进行集体创作；以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是天经地义的创作方式。
样板戏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朝霞》时期的什么《虹南作战史》等热昏作品，也是这样出笼的。“大跃进”那阵的《红旗歌谣》，更是早期集体英雄主义的“胜利凯歌”。除了郭沫若、周扬这两位编者的大名外，绝大部分的作品，不知作者为谁。在过去五十年里，小说，戏剧，诗歌，很多都是这样以集体创作署名。好一点的，加上一个括号，括号内写上某某某执笔字样，就是了不起的恩典了。
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中，成了被膜拜的圣人，可他当年在样板戏的写作班子里，连在括号内露一露脸的资格也没有。正因为如此，到了讲求版权的后来，集体创作就成了一笔缠夹不清的糊涂账。汪曾祺差点被告上公堂，就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堂堂正正的样板戏《沙家浜》的作者。他这样“觉得”也的确没有错，样板戏《沙家浜》，主要是他写的，但《沙家浜》前身《芦荡火种》，却是上海沪剧团集体创作，而且是标有执笔人名姓的。汪曾祺不写明这孩子是抱来的，就认定为自己嫡生，编入文集之中，难怪要起纠纷了。
这都是集体创作害的，也害了红学家，他们以为这种泯灭创作个性的做法，是理所应当的正确行径，想当然曹雪芹也应该接受这样的安排，作一个括号里的执笔者；想当然脂评集团的那七八个人，像电视连续剧草台班子里的编创人员，起策划、创意、编剧、出点子的作用；因而也就想当然《红楼梦》是曹雪芹和脂砚斋天衣无缝的合作成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匪夷所思的念头，归根结底，红学家是学问家，不是文学家，基本上不甚谙熟文学创作的规律，不甚了然形象思维是怎么一回事的基础上，曹大师堕落成为三楼四楼的普通写作机器，而脂砚斋却是在五楼上抽着雪笳，喝着咖啡，有权“命芹溪删去”的主创人员。
幸好，五十年的文学实践，集体创作的名声，已经一蹶不振，在小说领域里，尤其如此。有的合作者，最后弄得反目成仇，有的夫妻档，最后索性各干各的。看来，别的艺术门类也许能够精诚团结，文学，大家很难坐在一张写字台上，而小说这一块，恐怕更不能集体的。因此，很难想象在曹雪芹的写字台旁，坐着七八个爷们，还有一两个娘们，在那里评头论足，说三道四。那时，既没有雪笳，也没有咖啡，光这些批评家的口臭，也早就把我们的大师熏死了。
据说，“文革”期间，样板团在“旗手”江青“同志”的关照下，每人每天有一块巴掌大的巧克力可吃，援此例，黄叶村里的曹雪芹，更该愁肠百结，无以聊生了。一来没有银两，二来无处可买，怎么对付畸笏叟、棠村、梅溪、松斋、鉴堂、绮园、立松轩、左锦痴道人……这些死缠不放的脂评家，可真让他苦恼透顶。
如果，曹雪芹尚健在，肯定会恳求红学家，你们做做好事，开辆面包车来，把这些批评家先生、女士从黄叶村拉走，哪儿凉快，就请他们到那儿凉快去吧！
拜托了！大师会一揖到地，吁请不已。
人有病，要治，文有病，要评；治和评，这两者，工作对象不同，工作性质却是相同的。不过，治人病者曰医生，曰大夫，治文病者曰批评家，曰评论家，称呼上有所不同罢了。据我所知，中国作家身体健康者有的是，但作品是否也很健康，谁也不敢打保票，因此，如病人需要医生一样，作家需要批评家和评论家，更需要前瞻性的文学理论家。
清人唐甄在《潜书》中说：“一饮之而不良，再饮之而无效，三饮之而疾不去者，必庸医也。”文学家对于评论家的好心指点，哪怕他字号再老，名头再大，也要具有这点最起码的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