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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推开县医院住院部1409病房的门,贺世忠并没有看见躺在病床上的老伴,也没有看见儿子媳妇、女儿女婿等任何亲人。病房里另一张床上躺着一个病人,也是个女的,三十多岁,脸色跟死去的人差不多。她像是睡过去了,长长的睫毛盖着眼睛,一根塑胶管子插在她的鼻孔里。塑胶管子是从她床头一个铁罐子上面牵过去的。贺世忠先以为铁罐子是一只装煤气的气罐,可细看又不像,因为上面还有一只表盘。紧挨着那个铁罐子的,还有一个输液架,上面挂着药瓶,也将管子插在了病人的手背上。床头柜上,还有两只机器,一只四四方方像“老板”屋子里那台叫什么微波炉的机器,一只像电脑的显示器,都分别牵了管子插在病人身上,机器的屏幕上不断闪着起起伏伏的、水纹波浪一样的线条。还有一根管子,从病人身上被子里牵出来,插到床底一只塑料胶盆里去了。

病人身旁坐着一男一女像是家属一样的人。男人坐在一把小椅子上,抓了病人的一只手,轻轻地在手背上不断抚摩。一边抚摩,嘴里一边呢喃地说着什么。贺世忠听不清他的话,因为他的呢喃声很轻,像猫的叹息。贺世忠看不见他的面目,也不知道他有多大年龄,因为他只是背朝着他。但贺世忠却看见他瘦削的背影和一头刺猬似的浓密头发。女人歪着半边屁股坐在病人床沿边上,因为侧面坐着,贺世忠能看见她的半边面孔。这女人的年纪已经不小了,顶着一头灰白的头发,像是下了霜的样子。贺世忠估计她的年纪大约和自己不相上下。一张微圆的、有些像是虚胖的脸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皱纹,脸色发灰,嘴唇苍白。她没有像坐在椅子上的男子那样,去抚摩病人和喃喃自语,只是紧紧地盯着病人那张苍白的、没有任何反应的面孔,然后不时地去掖病人身上的被子,好像担心她会着凉一样。当她伸出手臂去掖病人被角的时候,贺世忠看见了她手背上暴突的几条青筋,和手背上的两块像没有洗干净的泥土似的褐色老年斑。

听见贺世忠推门的声音,病人连眼皮也没动一下,仍是一副无知无觉沉睡的样子。陪护的家属却像受了惊吓,倏忽回过了头,瞪着又红又肿的眼睛,用了打量天外来客的目光,好奇而不解地看着贺世忠。贺世忠这才看清了坐在椅子上的男子,也三四十岁的样子,颧骨很高,山峰一样,下巴有些尖。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眶里,像是两口干枯的深井。他朝贺世忠瞥了一眼,瘦削的肩膀往上耸了一下,又回过头去。老妇人同样也只是淡淡地瞥了贺世忠一眼,两片薄薄的嘴唇只是稍微动了一动,却没有发出声音,然后也回过了头去。

贺世忠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又退回去朝门牌上看了一眼,门牌上确实写着“1409”几个阿拉伯数字,于是他再一次走进病房,对着那个老妇人问了一声:“老嫂子,请问有个叫田桂霞的病人,是不是住在这个病房里?”

老妇人听了这话,才又一次回过头,这时贺世忠看见了她满脸的悲戚。她在贺世忠脸上和他背上鼓鼓囊囊的蛇皮口袋上打量了一下,像是有些怀疑和警惕似的,最后伸出舌头,舔了舔干燥开裂的嘴唇,才对贺世忠问:“你是她啥子人?”

贺世忠说:“我是她老头子!”

老妇人听了这话,目光闪出了一点光芒,甚至还咧开嘴角艰难地笑了一下,然后才抬起那只有着褐色老年斑的手,朝他身边那张病床指了一指,说了一句:“那不是,就住在那张床上!”

贺世忠顺着她的手指,朝那张病床看了一下,果然看见床头上方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田桂霞”三个字。贺世忠看见病床犹在,却没有看见人,一丝不祥的阴影突然笼罩住了他的心灵,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脸上最后一抹血色随着寒战迅速褪去,变成了死灰的颜色。过了一会儿,才哆嗦着嘴唇对老妇人又问了一句:“她、她、他们人、人到哪、哪儿去、去了……”

老妇人又朝贺世忠看了一眼,半天才慢悠悠地说:“可能做透析去了吧!”

“透析?”贺世忠轻轻重复了一声这两个字,心里“咚”的一声,一颗石子落了地。过了一会儿,他才笑了起来,原来他的女人还活着!他想起兴菊给他打电话时,也说了这两个字,并且说透析一次就是一千多块钱。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治疗方法,怎么要那么贵,治一次就要一头大肥猪的价钱?无端地受了一场惊吓,他立即就想要看到女人,并且看看是怎样个“透析”法,于是便又不好意思地对那女人问:“老嫂子,你给我说说,在哪里透析?”

老妇人现在回过了身子,目光又继续落在了病人的脸上。听了贺世忠的话,连头也没回,只是小声地回答了一句:“透析室有点远,你自己去问吧……”

贺世忠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她内心里深深藏着的悲伤、苦恼和烦躁不安的情绪,便不再说什么了。他从背上取下蛇皮口袋,使劲往那张空床底下塞,因为床脚太低,没法全部塞进去,反而将床弄出了“咯吱咯吱”的响声。这时,那一直在抚摩着病人的手、嘴里呢喃有声的男子,像是背后长了眼睛似的,突然有些不耐烦地说了一句:“随便放在哪里吧,没人会动你的东西!”

听了这话,贺世忠红了一下脸。他又将塞了一半的蛇皮口袋从床底下取了出来,朝屋子里看了一下,脸上却浮现出一副不放心的样子。想了一想,又干脆把它往肩上一搭,重新背到背上,这才去拉病房的门。

可就在这时,女儿兴菊手里拿着一大把单子,忽然一步跨了进来。父女俩的目光在空中相遇,却都像是不认识似的愣住了。过了一会儿,兴菊才颤动着嘴唇,似是惊喜,似是嗔怪,又似是满腹怨恨地喊了一声:“爸,你……回来了……”

一语未了,泪水便占据了兴菊的眼眶,起初她还紧紧咬着嘴唇,努力忍着不让泪水往下掉,可随着嘴皮的不断哆嗦,最后泪水像决堤似的顺着脸颊滚落了下来。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从那天给你打、打了电话后,电、电话也打、打不通了,人也不、不见回来,可让我、我们担、担心死了……”

贺世忠看着女儿那两只红肿的眼睛,听着女儿那些话,心里同样流起泪来。他记得自己才出去打工的时候,女儿那张脸还光滑得像一匹绸缎,洋溢着青春的光芒,可现在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细密的鱼尾纹,脸上的皮肤也呈现出了粗糙的、没有光泽的憔悴的颜色。贺世忠想,兴菊今年才三十三岁,可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大得多,像是四十岁的人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于是便十分愧疚地说:“这怪老汉,这怪老汉,老汉让你们担惊受怕了……”

兴菊没等他说完,便擦了一把脸上的泪水,然后盯着他问:“你、你的手机呢,怎么一打就是关、关机?”

贺世忠嘴皮哆嗦了一下,他本想告诉她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不想在女儿面前丢脸,想了一会儿便撒谎说:“手机……遭小偷偷了……”

兴菊一听,像是有些相信了。可过了一会儿,还是有些不满地责怪说:“就是遭小偷偷了,你找一个公用电话,也该给我们打个电话嘛!你不晓得,我起码给你打了几十个电话,一打是关机,再打也是关机,我和哥哥还以为你也出事了,又不敢跟妈说,害得我们两个晚上都没敢眨眼……”

说着,兴菊眼角又流出了泪珠。贺世忠觉得对不起儿女,便又说了一句:“这都是老汉不好,老汉老糊涂了!”

兴菊听了父亲这话,不再说什么了,过去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将手里的单据放到了里面。这时,坐在椅子上的男子突然起身,从病人的床下扯出那只塑料盆子,端着出去了。路过贺世忠身边的时候,他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尿臊味。

男子刚走,老妇人抬起了头,看着兴菊问:“你妈在透析了?”

兴菊说:“还没有,王姨,我刚把费缴了,不缴费医生不给透析!”

叫王姨的妇人说:“医院这是捏着公鸡叫,不见兔子不撒鹰!”

兴菊说:“就是,王姨!”

说完这话,又指了贺世忠对她说:“王姨,这是我爸!”

王姨脸上又浮现出一丝苦笑,说:“我们刚才就认识了!”

兴菊又看了看病床上的病人,对老妇人说:“王姨,姐还没有醒?”

王姨的嘴角歪了几下,似是要哭的样子,却又强忍住了,声音幽幽地说:“醒啥?要是像是你妈那样,能够说话,可以去透析了就好了!”

听了这话,兴菊急忙安慰她说:“王姨,你别担心,吉人自有天相,姐一定会醒过来的!”

正说着,那个端尿盆出去的男子又推门走了进来,重新把盆子放到床底下,又将那根从病人被子里牵出的胶管子接到了盆里。王姨也停止了和兴菊说话,兴菊便回过头对贺世忠问:“爸,你还没吃饭吧?”

贺世忠说:“老汉现在龙肉都不想吃,只想去看看你妈,你先带老汉去看看吧!”一边说,一边就急不可待地朝门边走去。

兴菊一见,急忙喊住了他,说:“爸,你把背上的口袋放下吧,还背着口袋做什么?像个逃难的一样!”

贺世忠听了这话,突然像是想起了似的,说:“你不说,老子倒忘了,我这口袋里还有东西呢!”

说着,就把口袋从肩上放了下来。兴菊忙问:“有啥东西?”

贺世忠也不答话,急急忙忙地解开口袋上的尼龙绳子,手伸进去扯了半天,扯出一床用胶皮带子左一道、右一道,反反复复缠了好几道的被子。他把被子放到床上,用粗大的手掌去解胶皮带子,胶皮带子却打了死结,怎么也拉不开了。他正想低下头用牙齿去咬时,兴菊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一把削水果的刀子,一下给他把胶皮带子割断了。贺世忠把胶皮带子解下来,将被子打开。一股浓重的汗酸味和潮湿的霉味立即在屋子里弥漫开来。兴菊知道这气味是从父亲的被子里发出来的,便有些生气地走过去,想把父亲这床脏得连颜色也看不出的、黑魆魆的烂被子塞到床下。可此时贺世忠的手却伸进了被单里,正在掏着什么。掏了一阵,掏出了一个纸包,便带着一种骄傲的神色,往兴菊手里一塞,说了一句:“给!”

兴菊把纸包打开,原来是一沓钱。正要说什么,见父亲提出口袋,将里面的衣物一齐倒了出来。接着,贺世忠从一件半新旧的工装口袋里,变戏法地也掏出了一沓钱。又从一件衬衣口袋里,掏出了几张,又从一只破袜子里,抽出一卷用皮筋扎着的钱,又从一条内裤口袋里掏出几张。这样掏了七八个地方,看来是把钱掏完了,才对兴菊说:“你数数,看是不是三万五千块?”

兴菊没有数,她想象着父亲在外面受的苦,眼眶又情不自禁地湿润了,但她这次没让泪水掉下来,过了一会儿才说:“爸,你直接打到卡上,回来再取,多安全!”

听了这话,贺世忠想起了要钱的事,心里又有点难过起来,便说:“老子哪里有时间?”说完这话,像是要掩饰自己一样,急忙又去将床上的东西往蛇皮口袋里塞。

兴菊急忙过来说:“我来吧,爸!”说着,便将手里的钱又向父亲递了过去。

贺世忠忙说:“你拿着吧,我专门拿回来给你妈治病的,给我做啥子?”

兴菊说:“你等会儿下去交给哥哥吧!这回给妈治病,所有的钱都由哥哥开支,他是儿子,免得他今后说这个钱出少了,那个钱用多了!”

贺世忠听了这话,觉得女儿考虑得很周到,便把钱接了过来,撩起外衣,揣进了贴身的衬衣口袋里,又用手使劲地按了按。兴菊过来把父亲那些杂七杂八、像是烂油渣一样的东西重新裹在了那只蛇皮口袋里,塞到了床底下。然后对那个叫王姨的老妇人说:“王姨,我们出去了!”

王姨朝兴菊父女点了点头,兴菊便和父亲一道走出了病房。

走出屋子,贺世忠看见一些病人家属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在走廊里来来去去,一个个都显得忙忙碌碌的样子。经过他身边时,又都向他投过来匆忙和奇怪的一瞥。贺世忠被他们的目光看得有些发起烧来,他想起兴菊刚才说他像个逃难的,便不由自主地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厚厚的手掌立即被满脸的胡子扎了一下。他这才想起自从听到兴菊打电话告诉他妈病了的消息后,他都没有刮过胡子了。不但胡子没刮,从上火车以后,他还没洗过脸。又几个晚上都没睡个好觉,眼泡一定浮肿得很大,眼角也有什么黏糊糊的,衣服又脏又皱,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他知道正是这副邋遢相,才引得众人向他投来奇怪和鄙夷的目光。他感到面颊有些发起烧来,但又一想,自己要钱时那样大的丑都出了,现在还顾得上啥体面?这样一想,心稍稍安定了一些。倒是兴菊,看出了父亲心里的几分窘迫,便找话对他说:“爸,我们病房里那个躺在床上的女人,病情比妈妈还严重得多!”

贺世忠听了这话,忙问:“是啥病?”

兴菊说:“也和妈一样,昨天送来时就不省人事,到现在还没有醒。不但没醒,医生说她的肾功能还在急剧萎缩,根本无法正常排尿……”

贺世忠不听女儿说完,便说:“怪不得她床底下搁了一个塑料盆,原来是接尿的!”

兴菊说:“正是!王姨是她的妈妈,听说只有她一个独女。那个男人是她的丈夫,两口子都是教书的,医药费可以报销。”

贺世忠听到这里,又好奇地问:“那他们怎么不住重症监护室,要住普通病房呢?”

兴菊说:“重症监护室住不下了,所以才安排到普通病房里来。再说,普通病房费用也低些。”

贺世忠说:“他们不是可以报销吗?”

兴菊说:“听说只能报百分之七十,不能全报。”

贺世忠听了这话,又想起了自己讨工钱的事,便愤愤地说:“老天爷不长眼,怎么不让那些有钱有势的杂种得这些怪病呢?小老百姓生了这些病,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兴菊听了这话,说:“阎王爷才不管哪个有钱无钱,该生病照样生病!”

说完又嘱咐父亲说:“爸,回到病房里,说话可要小心些!一是声音不要高了,免得吵到病人,二是不要当着病人家属说些丧气话。病人还没醒过来,王姨他们心里本来就又焦急又难过,你如果一说丧气话,他们就会更加伤心。”

贺世忠说:“老汉这一大把年纪了,说啥丧气话?”

兴菊说:“我怕你一不小心,就说出来了。”

说着话,父女二人来到了楼下,经过中间走廊,到了另一幢楼下面,又乘电梯到了六楼。刚走出电梯,贺世忠一眼便看见了靠墙而坐的儿子兴涛。兴涛手支在膝盖上,捧着下巴,眼睛落到地上,像是在想什么心事一样。兴菊过去喊了一声,他才像受了惊似的,一下将头抬了起来,这才看见了站在面前的父亲。兴涛先是嘴皮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接着眼睛里闪出了两道又惊又喜的光芒,半天才喊出声来:“爸,你回来了?”

贺世忠看着儿子,见儿子也比以前瘦了许多,也黑了,两只眼睛陷进眼窝里,眼仁布满了血丝,头发蓬松凌乱,像顶着一只鸡窝,满脸疲惫、焦虑的神色。他喊了一声后,便张着嘴,两眼有些木讷地看着父亲,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贺世忠知道儿子从小就笨嘴拙舌,不像兴菊,便说:“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你妈呢?”

兴涛说:“透析去了。”

贺世忠正想问在哪儿透析,却突然想起了,急忙解开外面衣服的扣子,手伸进里面衬衣的口袋里,将刚才揣进里面的钱全部掏了出来,塞到兴涛手里说:“一共三万五千块,全部交给你,你好好保管起来!”

兴涛的目光落到那叠厚厚的钞票上看了一阵,突然说:“就三万五千块呀?”

听了这话,贺世忠以为是儿子嫌少了,便没好气地对兴涛说:“老子又不会偷,又没有胆量去抢,又没个技艺,年龄一大把了,能挣多少钱?开头出去那两年,一年换几个地方,连饭钱也没挣回来。后来好了一点,一个月也不过一千来块钱,除了吃饭和寄给你妈打零杂开支外,能剩几个钱?你以为外面的钱就那么好挣?老汉有这三万多块钱,也不错了……”

兴涛知道自己话说错了,忙说:“爸,我哪里是说你钱挣少了?我是说进了这医院的门,花钱就像流水一样,缴一次费就是上万块,两三万块拿到手里,还没有焐热,就花出去了。不信你问兴菊嘛!”

贺世忠心里的气还“咕嘟咕嘟”地没有消,听了兴涛这话又说:“老子就一分钱不拿,你们就不治你娘的病了?生你们做啥子?”

兴涛嚅动着嘴唇,看样子又要答话。兴菊一见,便向兴涛眨了眨眼睛,然后拉了一下父亲的手,说:“爸,你不是要看妈吗?我们过去看看吧!”

贺世忠听了这话,又朝兴涛瞪了一下,果然跟着女儿一道去了。

透析室就在旁边一间大屋子里,可是大门却关着。走到门边,兴菊对贺世忠说:“爸,透析室不让进去,你只能从门上面的玻璃往里面看。”

贺世忠就把脸贴到门玻璃上,果然就看见了正在做血液透析的老伴儿。老伴儿躺在一张病床上,身上覆盖着雪白的床单,只露出一只脚。靠着病床立着一架机器,两根连着针头的塑料胶管,插在女人那只脚上的血管里,管子里流淌着从她身上抽出的鲜红的血。那些血被送到那架机器里。机器一边转动,一边发出“哧哧”的声音,鲜红的血液也在机器里不停地流动。然后又通过一根塑料管子,把机器里的血送进病人脚上的血管中。贺世忠不知道把病人身上的血,这样送来送去做什么,便对兴菊问:“这是做啥子?”

兴菊说:“爸,这就是透析!那机器就是透析机,管子把妈身上的血都抽出来,送到透析机里过滤一遍,然后再给妈输回去,妈身上的血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贺世忠还是不解,说:“都是一根血管,过滤了的血和没有过滤的血,不是又混在一起了?”

兴菊说:“不,爸,医生说抽血的那根管子是插在人的动脉血管里的,过滤后的血,是经过静脉血管输回人的身子里的,所以不会混在一起。”

贺世忠听了女儿的解释,不作声了。他又朝女人看去,也不知是头顶灯光,还是四周一片白色的缘故,他看见女人闭着眼,面孔也苍白得和身上的白被单一样,鼻孔大大地张着,像是呼吸困难的样子。贺世忠心里便疼了起来,于是便又担心地对兴菊问:“你说你妈这个样子,难受不?”

兴菊说:“医生说不会难受。”

贺世忠说:“医生不说不难受,还会说难受?”

说完又补充说:“平时把手割道口子,流点血还难受,那么多血从身上抽出来,还会有不受罪的?”

兴菊知道爸看见妈这个样子,心里不好受,老夫老妻了,怎么会不心疼?她知道血液透析还要过一会儿才能完成,为了不让父亲继续待在这儿难过,便对他说:“爸,你不是还没吃饭吗?你出去吃点饭吧,这儿有我和哥哥看着就行!”

贺世忠还是昨天晚上在火车上泡了一包方便面吃,这会儿肚子早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听了兴菊的话,也知道女儿是一片良苦用心,于是便说:“那好吧,我出去找点吃的,吃了就回来!”说完这话,贺世忠果然便转身下楼了。

来到楼下,走过一排低矮的房子,便出了大门,从一条小街横穿过去,进入一条直直的巷子,走过巷子,便进入大街了。巷子尽头,有一家卖油条、油饼、油茶和豆浆的小店。还在老远,贺世忠便闻到了油条、油饼和豆浆的香气,口水便顺着喉咙涌了上来。他使劲忍了一下,粗大的喉结一滚,又将涌上来的馋涎吞了下去。走到店门口,正想进去,一摸口袋,这才记起刚才把所有的钱都给兴涛了。那些零钱在车上也用光了,现在口袋里连角票也没一张。他不禁愣住了。他想回去向兴涛、兴菊要,又怕在儿女面前丢了面子。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时间已经不早,要不了多久就该吃午饭了,于是心一横,便打消了吃饭的念头。他再次往肚子里咽了一口涌上来的口水,迅速离开了小店。

可是他不知道往哪儿去。如果马上回去,一定会引起兴涛、兴菊的怀疑,问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为了不让儿女怀疑,他必须要在外面磨蹭上一会儿。可是他又没有在大街上没事溜达的习惯,再加上肚子里唱“空城计”,他又觉得腿有些乏力,就更不想在街上瞎转了。幸好没走多远,贺世忠便看见大街左边有一家药店,药店门口有几张铁椅子,便往那里踅过去了。

为了抵御肚子里的饥饿,坐下来后,贺世忠尽量不去想那油条、油饼和豆浆的香味,也不朝大街上张望。他觉得出去这几年,县城的变化也很大。最大的变化就是大街上人多了,车多了,也嘈杂喧闹多了。当然,汽车跑起来的灰尘也多了,一种有点呛人的辣味,像小虫子似的直往人的鼻孔里钻。他只把两眼盯着自己面前一两尺远的地下,从一只只迅速晃过的小腿和脚,判断着从自己面前经过的红男绿女。那些小腿浑圆结实、皮肤光滑如玉,走路“咯噔咯噔”,像是往前弹跳着的,一定是非常年轻的姑娘。而那些小腿表面虽然仍旧圆润,但皮肤已经开始松弛粗糙、看上去黯淡无光者,肯定就是已经不年轻或不太年轻的、但仍然还想留住青春的半老徐娘。而那些小腿上套着瘦瘦的牛仔裤、尖头皮鞋擦得油光锃亮的,无疑是些年轻男士。至于那些裤脚宽松、鞋面上蒙着灰尘、步履有些蹒跚者,不说年纪比他大,至少不会比他小很多。他还从那些飘进鼻孔里香水和脂粉的味道,想着从身边路过的女人的年龄。他觉得十七八岁的女孩,是不会往脸上打粉和往身上喷香水的,因为她们用不着。而往自己脸上使劲抹粉和巴不得把一瓶香水都泼在衣服上的女人,肯定都是些脸上在起皱褶或不太安分的女人。他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但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肚子安静了下来,不那么饿了。

正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一声叫喊:“这不是老贺吗,你怎么在这儿?”

他猛地抬起头,这才看见他面前站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这人五十四五岁的样子,白净面皮,挺着一个啤酒肚,一身西装套在身上,因为肚皮向外挺着,有些滑稽的样子。贺世忠看了一会儿,才认出来,立即惊讶地叫道:“哎呀,原来是李书记!”说着,立即笑盈盈地站了起来,向叫李书记的人伸过了手去。

李书记犹豫了一下,这才去拉住了贺世忠的手,一边摇晃,一边仍是叫着说:“几年不见,你怎么变……变得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

贺世忠说:“出去下了几年苦力,老了,落魄了,还好,老领导还把我认出来了!”

李书记摇了摇头,说:“当年县上处分你以后,我听说你到外面打工去了,可没想到……唉……”

贺世忠说:“就是呀,老领导!那年赵副乡长带着人到贺家湾来‘拔钉子’,可是你亲自安排的,到头来板子却打在我的屁股上……”说到这里,贺世忠眼里闪出一股不平的怨气来。

李书记一见,忙说:“怎么只打到了你一个人的屁股上?我不是一样也受了处分吗?”

贺世忠说:“你受了处分不假,可调回县上,也是做了一个二级局的局长,不久又升了啥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主任,不但级别和原来一样,还从糠箩篼里跳到了米箩篼里!”

李书记一听这话笑了起来,说:“啥从糠箩篼里跳到了米箩篼里哟?不过是混口饭吃罢了!”

说完这话,李书记忽然显出有些愤愤不平起来,又接着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把我弄到人大吃闲饭了,原来准备安排个办公室主任的,可后来只安了个副主任兼人大信访办主任!我开先想不通,可又一想,副主任就副主任,兼就兼嘛,只要我的正科级没变,该领多少皇粮仍领多少皇粮,反正还有三四年就退休了!”

说完,才像想起什么似的,看着贺世忠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贺世忠说:“我老婆得了肾功能衰竭症,在县医院住院,我出来走走。”

李书记听后,又马上叫了起来:“啥,老嫂子病了?她身体那么好,怎么就得了这种病?这可不是一般的病……”

贺世忠不等他说完,便又苦笑了一下,说:“这就是命嘛!人各有各的命,有啥子办法?”

说完这话,也看着李书记问:“老领导你这是……”

李书记忙说:“我也是来买点药,肠胃有点毛病!”

说完这话,李书记一边夸张地揉了揉肚子,一边跨进药房去了。

贺世忠见李书记进了药房,本想转身离开,可转念一想,毕竟在他手下工作了那么多年,人家又主动和自己打了招呼,如果自己不辞而别,多少有些不够意思。这么一想,便仍在门口站了下来。没一时,李书记果然拿着两盒药走了出来,可还没有等贺世忠给他打招呼,便又主动拍了拍他的肩,说:“老贺,进城赶集什么的,就到我办公室来坐坐!一个时期一个政策,当年你确实是背了冤枉,可我们那时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想给你说话也说不起,实在没有办法!”

贺世忠一听这话,心里掠过一丝感动,便立即说:“老领导知道我冤枉就行了,我也不怪人,怪来怪去还是怪我自己。”

说完这话,停了一会儿才接着说:“老领导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些给你跑过腿的虾兵蟹将,我们就感激不尽了!”

李书记又马上说:“怎么会忘呢?怎么会忘呢?有时间了一定来坐坐,啊!”说完便朝前面走了。

贺世忠望着李书记逐渐远去的背影,脑海里忽然又涌现出许多过去的事,一时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他觉得自己的心情已经够糟了,为了不让那些已经过去了的、不愉快的事情再给自己堵上添堵,便使劲地摇起头来,似乎想把那些烦心事甩到一边。一边像吃了摇头丸似的摆动着脑袋,一边又往医院住院部去了。

贺世忠想把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甩开,可那些事却像影子一般,始终紧紧地跟着他,不但没甩开,还纷纷从藏身的角落里跑出来,争先恐后地往他的脑海里涌着。贺世忠只好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

那时贺世忠还是贺家湾村的支部书记,李书记是他的顶头上司——乡党委书记。那年刚把小春粮食点完,一天晚上,贺世忠洗了脚,都快睡觉了,院子里的狗忽然涌前涌后地咬了起来。贺世忠急忙开门一看,原来是乡上的魏副乡长和财政所余所长来了。贺世忠急忙把狗唤住,把两位领导让到屋子里,才问:“这么晚了,两位领导来有啥急事?”

魏副乡长一听,便说:“当然是有十万紧急的事,要不然我们连夜赶晚来做啥?”

贺世忠一听,忙问:“有啥事需要我做,两位领导尽管吩咐……”

话没说完,余所长便说:“贺支书有这样的态度,那我们也就明人不说暗话了!县上要求各乡镇要提前完成全年财政税收任务,好迎接省上的达标检查。县上今天把李书记通知去开特别会议,因为我们乡农业税下欠最多。县委吴书记给李书记下了死命令,要么这两天完成任务,要么就交官帽子!李书记现在被吴书记扣着还没回来,李书记急了,打电话回来,让张乡长和家里的同志必须连夜想法,把我们乡今年下欠的农业税全部收齐,明天交到县上去……”

余所长话还没说完,贺世忠便叫了起来:“天啦,这样大一晚上了,你叫我到哪儿去给你们收农业税?”

魏副乡长听了,没等余所长答话,便说:“也不是叫你去收,刚才张乡长主持召开了一个乡党委和乡政府的紧急会议,按照李书记的指示,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向各村借一点钱!今晚上乡上领导和所有的同志都下去了,你们村又是全乡下欠农业税和‘三提五统’款最多的,所以乡上决定,你今晚上务必要给乡上借五万元钱……”

贺世忠一听这话,头脑“轰”的一声,就像要爆炸似的,立即说:“天啦,五万元,你叫我到哪儿去借呀?明给你们说吧,湾里几户日子稍为好过一点的,像贺世财、贺世绪、贺美奎、贺正轩这些,往年农业税收不起来,到年终为了完成乡上的任务,我已经向他们借了好几万了,条子还是由村上和我给他们打的!现在老账还没还,又要去借,你叫我茅坑边捡根帕子——怎么好开(揩)口?再说,还不晓得人家有没有钱呢!”

说完又带着哭腔补了一句:“这不是憋到牯牛下儿吗?”

魏副乡长一听,便冷着脸说:“我不管你到哪儿去借,反正这是乡党委和乡政府的死命令,你必须完成五万元的借税任务!吴书记给了李书记两条路,李书记同样给了我们两条路:要么完成任务,要么就交帽儿……”

话没说完,贺世忠便说:“那你们免我这个村支书好了……”

可魏副乡长同样没等他继续说下去,便打断了他的话道:“你倒想得安逸,免你的官帽子?你那官帽子值几个卵钱?明跟你说,你完不成任务,连我这个包村干部一起免!”

说完,魏副乡长就做出了一副可怜相,继续对贺世忠说:“贺哥,不看僧面看佛面,你也晓得老弟混到今天不容易,就看到老弟一家老少的分儿上,你就救我一次吧!”

说着,魏副乡长站起来,毕恭毕敬地对贺世忠作了一个揖。

贺世忠见了,埋着头没吭声,余所长这时又说:“贺书记,为了免除你们的后顾之忧,刚才的会议也做出了决定。这次借钱,不再由村上借,是乡上借!由乡上给你们打借条,还认高利息,每月三分……”

听到这里,贺世忠仍说:“你出再高的利息,可要借得到嘛!”

余所长又说:“我晓得,大家不愿借钱,不就是担心乡上还不出吗?可这次领导说了,借的钱可以在年底收起来的农业税和‘三提五统’款里抵扣……”

贺世忠一听,又忙问:“要是年底收不起来呢?”

余所长还没答,魏副乡长忙说:“今年没法抵扣,明年大春粮食卖了后,难道不晓得从农业税和‘三提五统’款里扣出来?反正你放心,乡政府保证还大家的钱!”

贺世忠听了这话,停了一会儿才说:“此话当真?”

余所长说:“领导还会说着玩?”说着,就打开随身带来的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张打印纸,递到贺世忠面前说:“你看,借条乡上都统一印好了,只等往上面填名字和数字!”

贺世忠接过一看,果然是一份印好的借条,上面写着:

借条

为完成200×年全乡农业税任务,兹借到 村 人民币 元(大写 元),月息3分。此款可从当年或次年村上交乡农业税和“三提五统”款中抵扣。

经手人

200×年×月×日

“年月日”上盖着乡政府的大红印章。

贺世忠看了一阵,仍然没吭声。余所长便说:“怎么样,贺支书,我晓得你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现在该相信了吧?如果你有钱,也可以借出来!黑字白纸摆在面前,不愁乡上还不起钱。退一万步说,即使你年底把下欠的农业税和‘三提五统’款收不起来,明年那几万块钱还收不起来?”

魏副乡长也说:“这事我给你担保,以后把农业税和‘三提五统’款收起来后,先把你借的钱揣到自己包包里后,再来给乡上结账!”

说完又说:“你捏着鸡公叫,还有啥不放心的?”

余所长又看着贺世忠说:“贺支书,3分月息呢,比存银行强多少了,你想想吧!”

贺世忠在他们左右夹击下,终于有些动心了,便说:“这样大一晚上,不说别人不肯借,就是肯借,你让我家家户户去敲门?也不哄两位领导说,我兴菊和兴涛在外面打了好几年工,每年都寄了点钱回来。娃儿挣点钱,不容易,他们还有自己的终身大事没办,我们都给他们留着的……”

话没说完,魏副乡长便叫了起来:“老贺,你真不够义气!早知道你有钱,说一声不就完了!”

说着,拿过余所长手里的借条,一边朝贺世忠抖动,一边说:“政府又不是白要你的,打个短借,到时乡上连本带息都还给你,你怕啥嘛……”

贺世忠没等他说完,便说:“可是钱也没在家里,在信用社存着呢……”

余所长马上说:“这还不好办?有多少,你拿出来看看,你现在把存单给我们,我们把借条填好给你!明天一早,你到信用社来把它们取出来不就行了?损失了多少利息,我们给你补就是!”

魏副乡长听了这话,便紧紧看着贺世忠。贺世忠话已出口,想收也收不回来了,便说:“我去把存单拿出来看看就晓得了!”

说着,果然去拿出一叠存单来,一清,共四万二千元,魏副乡长说:“四万二就四万二,余下的,我这个包村干部认倒霉,自己掏腰包垫足五万就是!”

说着,魏副乡长也不等贺世忠同意,急忙把存单一把捋过来,塞到自己口袋里,叫余所长给贺世忠打借条。余所长果然将刚才那张借条拿过来,填上贺世忠的名字和借款金额,又在“经手人”一栏中,填上魏副乡长和自己的大名,然后将借条交给了贺世忠。事已至此,贺世忠想拒绝也来不及了,只得接了借条,将魏副乡长送出了门。

快过春节的时候,贺世忠到乡上去找李书记,对李书记笑着说:“领导,今年我们村的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任务算是完成了!一年到头了,村上几个干部让我来问问,我们的那点草鞋钱和乡上应返还村上的钱,啥时能给我们?”

说完又像是讨好地补了一句:“我们都靠铁打钉呢!”

李书记听了,脸立即黑了下来,不客气地对贺世忠说:“今年你们完成了,可是往年呢?不瞒你说,你们村历年还欠好几万!历年欠款没完成,乡上哪来的钱返还你们……”

贺世忠听了这话,有些不满地叫了起来:“那怎么办?我们一年到头,鞋子都跑烂几双,还领不到一分钱呀?”

李书记见贺世忠满脸沮丧的神情,有些心软了,便把语气放轻了一些,说:“那我也没办法,贺支书。你也是晓得的,今年县上逼我们提前完成任务,乡上到处借钱,还认高利,乡上哪来的钱?只有靠把历年的款收齐了,才有钱还你们!我现在踩着火石要水浇,正说要开个村干部会,拜托你们加大收历年尾欠的力度呢!”

说完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只有把历年的尾欠收起来了,你我的日子才好过,这个道理你还不懂?”

贺世忠想起在村民中收款的困难,便苦起脸说:“李书记,不是我们没努力收,而是实在收不起来。好多人都是整家整家地出去打工了,我们连他们人在哪儿都不晓得,怎么去收?”

李书记说:“你说的情况,我们也知道,也向县上反映过,可县上并没有因此叫我们少收一些款。不但没少,反而年年还在涨,你叫我们有什么办法?县上压我们,我们只好压你们!”

说着,李书记把头仰靠在椅子背上,像是思考什么似的。过了一会儿,突然抬起头盯着贺世忠问:“你刚才说一些人整家整家地外出了,他们欠的农业税和提留款不好收,除了这些人外,在村里的还有没有欠款不交的?”

贺世忠说:“那样大一个村,怎么会没有?一些人明明有钱,可看见别人没交,自己也便不交了。”

李书记说:“那好,哪些人欠款最多,你给我报一个名单上来,乡上到你们村来开展一次大会战,帮你们拔两户‘钉子’!春节快到了,那些外出打工的人也都要回来,正好杀一儆百,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看哪个还敢欠皇粮国税!”

说完又说:“钱收起来了,你借的那四万多块钱,才能收回去!你难道不想把借的钱早点收回去?”

李书记以为贺世忠听了这话,会显得很高兴,可贺世忠却突然埋下了头,不吭声了。原来所谓的大会战,就是乡上组织若干个流氓、地痞、混混到村里来逼迫那些欠款户缴款。如果欠款户不缴,就进屋抄家产,如挑谷子、扛柜子、牵猪羊、抱电视。总之哪样值钱便拣哪样。然后把这些东西送回乡政府,让欠款户拿钱来赎。贺世忠虽然知道乡上来开展大会战,倒是容易把村民手里下欠的农业税和提留统筹款收起来,过后自己却是要被村民谩骂。他不是像李书记这样屁股一拍就可以走人的国家干部,也不是一个有虎狼蛇蝎之心或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人。他是一个农民,要世世代代生活在村里,并且一笔难写两个“贺”字,都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因此更不想把事情做绝。可现在李书记主动提出来帮助村上开展大会战,又不好拒绝,想了半天,才想出一个金蝉脱壳的主意,于是便对李书记说:“怎么不想,领导!说句实话,我把钱借给你们后,心里一直悬吊吊的呢!不过我是管行政的,村里哪个欠款最多,要会计才清楚!我回去叫贺劲松查一下,让他来给你汇报!”

说完,贺世忠便回家了。

过了几天,乡上赵副乡长果然带了二十多个“烂龙”、混混来贺家湾“拔钉子”。也不知怎么回事,贺劲松开上去的名单有几十户,乡上不知怎么就鬼使神差地拿了贺世凤来开刀。拿贺世凤开刀倒也罢了,偏那些“拔钉子”的又像被鬼摸了脑壳一般,青天白日的,把贺世凤大哥贺世龙的家产,当作贺世凤的给“拔”了。贺世龙去追自己的东西,又被“拔钉子”那帮“烂龙”和混混,连人带车上的粮食、电器一齐颠进了水塘里。贺世龙的儿子贺兴成带着贺家湾人,把那些“拔钉子”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逼迫赵副乡长脱了衣服裤子,亲自带人下到臭水塘里去把世龙老汉的粮食、电器给捞起来。赵副乡长回去一汇报,李书记觉得乡上丢了面子,于是联合派出所,把贺兴成等一伙人抓到乡上给关了起来。贺世龙和贺世凤是贺世海的哥哥,贺世海是贺家湾前任支部书记,偏又是被贺世忠使手脚,给弄下台自己取而代之的。不做支部书记后,贺世海到城里帮老同学打点房地产生意,几年下来,自己也成了全县有名的民营企业家,和县上的头头脑脑,关系都十分密切。听说了大哥被“拔钉子”的事后,立即找人给李书记施加压力。李书记事先并不知道贺世龙、贺世凤是贺世海的亲哥哥,现在知道了,便忙不迭地放人赔不是!事情如果到此为止,解释明白,至多也仅是一场误会而已。但贺世凤、贺兴成却一口咬定这事是他贺世忠在从中使坏,要不然村上这么多欠农业税和提留统筹款的人,乡政府怎么会独独来拔他们家的“钉子”?因此便联合那天晚上被派出所和乡政府抓过的人,向县委吴书记写了一封《农民的救命呼声》的告状信,把贺家湾这些年农民负担加重和乡上来“拔钉子”的胡作非为,全部加在了贺世忠头上。也活该贺世忠倒霉,这封告状信到达吴书记手上时,正碰上全国大力整治加重农民负担的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开会,要求各地都要曝光和处理一批加重农民负担的典型案件!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吴书记自然不敢怠慢,于是亲自下令严肃查处。就这样,贺家湾浩浩荡荡地来了一大帮县上的官员,还有扛着摄像机的县电视台的记者。事情的经过不难调查明白,没两天,一纸处分决定传到乡上,贺世忠撤销贺家湾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开除党籍。李书记党内警告处分,调回县上,换了一个地方仍旧做他的官。

这就是当年发生在他贺世忠身上的那件倒霉事。庄稼人务实,他对上面撤销他支部书记的职务,并没有感到有啥特别难过的。说心里话,当了这些年村干部,没有捞到一点好处不说,成天催粮催款,刮宫引产,还得罪了不少人。不当这个劳什子干部也罢,省得顶起碓窝耍狮子——费力不好看!他想不通的是心里那份冤屈。觉得辛辛苦苦地为上级卖了这么多年的命,到头来是爹不疼、娘不爱。更重要的是,他想起自己借给乡上的四万多块钱,不知道啥时才能拿回来?还有由他出面向贺世财、贺世绪、贺美奎、贺正轩这些人借来垫了全村农业税尾欠的钱,人家打酒只问提壶人,一旦向自己要起账来,他拿什么去还?这样一想,第二天天还没亮,便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蛇皮口袋出了门,混入年轻人打工的队伍中去了。这一走就是好几年,原盼着在外面能像贺世海一样混出个有头有脸的人样儿了,才回贺家湾。没想到人样儿没混出来,为一万多块工钱还在成百上千双眼睛下,上演了一台假自杀的戏,把原来老脸上那点面子都丢尽了。这真是应了古人的那句话:人的命,天注定呀!

回到医院,贺世忠径直上了透析室的楼。走到那里一看,兴涛、兴菊都没在椅子上了,又走到透析室隔着玻璃朝里面看,屋子里也没了人。贺世忠便知道女人已经透析完毕,可能回病房去了。于是折身又下楼来,上了病房的大楼。

回到病房一看,田桂霞果然已经在病床上躺下了,护士正在她的手腕上寻找输液的血管,兴涛、兴菊站在两边,目光紧张地落到护士一双莲藕般的纤纤玉手上。另一张床上的那个病人,仍如先前一样安静地睡着。病人的丈夫没在屋子里,那个王姨现在坐在了床前的椅子上,也像那男子一样,将女儿的手捧进自己的手里,一边轻轻摩挲,一边偶尔小声地呢喃一句。

贺世忠看见护士给女人找血管,便没有立即走过去。护士在病人的手腕上又是拍,又是压,找了半天,终于找着了血管,将一根针头插了进去,于是一丝鲜血便从针头冒进胶管里。护士急忙将药瓶挂到旁边的输液架上,洁白的药滴便又一滴一滴地缓慢地滴进女人的静脉中。护士挂好药瓶,对兴菊嘱咐了一句什么,端起床头柜上的药盘,出去了。

等护士出去以后,贺世忠这才走了过去。兴菊一见,急忙一边往旁边让着,一边说:“爸,你回来了!”

贺世忠没有答话,径直走到女人床边坐了下来,这时他才看清女人的面容。也许是换了地方的缘故,他看见女人的脸色比在透析室里面好了一些,但仍然呈现出一种僵硬的白里透青的颜色,像是死里逃生一样。他觉得女人比几年前明显的瘦了、老了,两颊深深地陷落了下去,颧骨挺得很高,满脸皱得像一个核桃壳般。从女儿给她戴上的一顶用毛线织成的深灰色帽子四周,露出的灰白色的头发,像贺家湾山坡上干枯的蓑衣草一样,没有一点湿润的颜色。看着看着,贺世忠的眼膛忽然慢慢地湿润起来。他觉得女人就像一棵从地里拔出来,正在失去水分的白菜,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失去她。

一想到这里,夫妻间几十年相濡以沫的日子又潮水般涌上了贺世忠的心头,他的心禁不住一阵疼痛,忍不住伸出自己那双宽大粗糙的手,将田桂霞那只扎着针头、露在被子外面的手,捉在了自己手里。

正在这时,病人像心有灵犀一样,突然睁开了眼睛,一见是他,两只深陷在眼眶里的眼睛,突然飞出了两道奇异的光芒。两瓣干瘪的、苍白的嘴唇先是张了一下,像是很吃力似的,接着上下动了几下,最后终于发出了一个既是惊喜、又似乎是酸楚的声音:“他爹,你回来了?”

贺世忠听了田桂霞这话,嘴唇也嚅动了几下,却没有立即回答,只把她的手抓得更紧了,仿佛害怕女人马上就会离开他一样。接着,从他的眼角慢慢沁出两滴浑黄的泪珠,却没有掉下来,挂在了鼻梁两边。

田桂霞看见了,像是埋怨地说了一声:“你哭啥?”

然后又哄孩子似的说:“你别哭!”

一边说,一边从贺世忠的手里抽出了自己的手,慢慢地抬了起来,将贺世忠鼻梁两边的泪水擦去了。又颤抖着,将手掌移到了他的额角上,又仿佛母亲亲抚自己的孩子一样,一路慢慢地抚摩下来。先摸到了左边脸颊,落到颧骨那儿停了一会儿,然后又顺着往下摸,手掌最后在他那有些瘦长的下巴那儿停住了,然后才听见她问:“他爹,你在外头苦不苦?”

贺世忠听了这话,急忙将她的手掌拿了下来,仍然捧在自己的手里,才说:“不苦!”

可田桂霞眼里露出了不相信的神色,说:“不苦你怎么这样胡子拉碴的,又黑又瘦?有些像个野人了!”

贺世忠心里又涌起一阵酸楚,却强挤出了笑容说:“瘦了好嘛,没听说过吗?有钱难买老来瘦呢!”

说完又说:“真的不苦,外面一条活路,就是上班下班,比家里好多了!”

但田桂霞压根儿没有相信他的话,鼻子一酸,急忙将另一只手伸过来,搭在了贺世忠那只手上说:“我连累你们了!你们把我抬回去吧……”

贺世忠没等她说完,便像怕冷似的打了一个哆嗦,然后盯着她说:“抬回去做啥子?”

田桂霞闭了一会儿眼,然后睁开,才接了刚才的话说:“我听说了,这不是一般的病,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哪儿治得起?到时候把几家人都拖下水,一辈子都翻不了身……”说着,眼泪突然“扑簌簌”就掉了下来。

贺世忠一见,急忙做出生气的样子,打断了她的话,说:“说些话,吃五谷、生百病,生了病治就是嘛!”

兴菊听了母亲的话,眼泪也一下溢了出来,却忍住了说:“就是,妈,世界上哪里会有人不生病的?各人安心养你的病,再不要说那些了!”

田桂霞却没有理会女儿,仍然对贺世忠说:“生死有命,不说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治,就是有,也是往医院白扔钱。我就是等你回来,叫他们把我抬回去!我不想再拖累你们了……”

听了这话,贺世忠和儿女们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那个王姨忽然转过头来,对田桂霞说:“大妹子,你病都在松了,怎么能不治了?牛死不断草,人死不断药,再没有钱,也得治呀!不治难道眼睁睁看着死不成?”

说着顿了一下,才又接着说:“像我这丫头,到现在还没有醒,还不知是死是活,可只要还有一口气,还得治呀!”

说到这里,她的嘴唇瘪了瘪,泪水突然从两只眼眶里奔涌而出,开始轻轻抽泣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又补了一句:“她要是像你一样可以坐起来就好了……”

正在这时,那个男人进来了,身后跟了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医生大约四十多岁的样子,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他一走进屋内,就朝田桂霞看了一眼,然后问了一句:“你现在感觉好些没有?”

田桂霞听见医生问,急忙咧开嘴唇笑了一下,说:“好些了!”

大夫说:“好些了就好!”说完目光在贺世忠、兴涛、兴菊脸上扫了一遍,又嘱咐他们,“好好照顾,瓶子里的药水完了就喊一声!”

说完不等兴涛、兴菊答应,便转身朝那张病床去了。王姨早离开了椅子,到一边站着了。大夫走到病人床边,先是躬下身子认真看了看床头柜的两个机器,一边看,一边在纸上记着。记完,他轻轻揭开病人身上的被子,将听诊器探进病人的衣服里听了一阵,然后又给病人盖上被子,转身对身旁的护士说了几句什么,说完便往外面走。经过田桂霞的病床边时,又给贺世忠他们点了点头。贺世忠他们也都非常感激地对他笑了笑。大夫一走,护士就过去抬起病人的一只手,从她身上抽了血,又拿出一只小瓶子,给了那男人,转身也出去了。男人等护士走后,便把病人床底的塑料盆取出来,往小瓶子里倒了一点黄色的尿液,抽了几张餐巾纸包着,又出去了。等人一走,贺世忠和王姨又都到先前坐的地方坐了下来。

病房里一时安静了下来,仿佛谁也不想去提起刚才的话头了。但这种安静谁都感到有些沉闷和尴尬。不管是贺世忠还是兴菊,都想打破这种沉闷,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正在这时,田桂霞把手按在病床边缘,往上撑了一下,兴菊一见,急忙过来问:“妈,你要做啥?”

女人说:“我想起来坐一会儿!”

兴菊和兴涛听见,急忙过来把她的枕头垫高一些,然后又轻轻地将她扶了起来。贺世忠一见女人背后没什么垫的,急忙从床底下扯出了自己那只蛇皮口袋,从里面拿出那床被子,兴涛、兴菊又把母亲扶正,贺世忠便把那床散发着霉味和汗味的破棉被,给垫到女人的背后去了。田桂霞任凭儿女和丈夫摆布着,等坐好了,才看着贺世忠说:“回来了就不要出去了!”

贺世忠听了,像是找到了话,于是愧疚地说:“是,我就在屋里陪你了!真的,你就安心养病吧!”

女人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似乎很满意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才又像母亲开导孩子一样,对贺世忠说:“不出去了就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不要再去争啥闲气了!就好好地在家里把那点地种起,饿不到肚子就行了。”

说着停了停,才又接着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处处难,有个啥病病灾灾,也没个人来问候一声,一个人孤单单的,这么大的年纪了,何必要受那份罪?”

说完怕贺世忠记不住似的,又十分郑重地叮嘱了一句:“你就把我的话记住,外面就是再多的钱,也不要出去了……”

贺世忠听完田桂霞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觉得女人有些像在说临终遗言,一时心里像打翻的五味瓶,涌动着说不出的酸楚、痛苦和内疚。他的眼眶又禁不住慢慢湿润起来,恨不得像年轻时一样,一把将妻子抱在怀里。可当着儿女的面,他又什么都不能做。不但不能做,心里涌动的千言万语,也一时不知该从何处说起。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又把女人的手攥在自己的手中,举到自己脸边轻轻碰了一下,这才放下来,像一个听话的孩子般地说:“好的,我不出去了,等你好了后,你在屋里养几只鸡鸭,养只猪崽,我在外面把那两亩庄稼种起,我们过几年安乐的日子!”

田桂霞等贺世忠说了以后,脸上再次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然后疲倦地将眼皮合上了。

兴涛和兴菊都知道妈妈说了半天话,累了,现在需要休息,便又走过来,轻轻地将母亲扶端正,又叫父亲将母亲背后的被子扯出来,放平了母亲的枕头,将病人放平了。做完这一切后,兴菊一边往后退,一边对父亲努了一下嘴。贺世忠心领神会,目光最后在女人脸上看了一眼,又将她身上的被子往上提了提,掖好了被角,才和儿子女儿一起轻轻地退了出来。

三人正准备到一边休息会儿,忽然一个年轻的医生推门走了进来,大声说了一句:“谁是63床的家属,请到医生办公室去一下!”

贺世忠、兴涛、兴菊一听,互相看了一眼,接着兴涛和兴菊都像没听明白似的,同时盯着医生又问了一句:“你是说我们?”

医生的目光在兴涛和兴菊的脸上又扫了一遍,然后才像有些不耐烦地说:“你们是不是63床嘛?是63床的那就是你们嘛!”说完便出去了。

这儿兴涛和兴菊又愣了一下,便往外走。贺世忠也要跟着去,兴菊一见,急忙回过头对父亲说:“爸,你就不去了嘛……”

贺世忠见女儿的目光有些躲躲闪闪的,便立即问:“老汉怎么去不得?”

兴菊说:“万一妈等会儿醒来了,要翻个身啥的,都走了,哪个来照顾她?”

贺世忠一想女儿这话也有道理,便又在床边坐了下来。可是没过一会儿,女儿却又推开病房的门,站在门边对他招了招手,并且轻声说:“爸,你来一下。”

听了这话,贺世忠急忙站了起来,拉开门,来到了走廊里,这才看见兴涛也站在一边,脸上挂着一种像霜打了的神色。贺世忠一见,心里便“咯噔”地跳了一下,两只眼睛先在儿子的脸上扫了扫,接着又落到了女儿脸上,看了一阵,又移到兴涛脸上,盯着他眨着眼睛问了一句:“医生跟你们说了些啥?”

兴涛张了张嘴,可还没有等他嘴唇发出任何声音,兴菊朝母亲病房的门看了一眼,立即抢在了哥哥前面说:“我们走远点说!”

说着,也没有等父亲和哥哥同意,便带头朝前面走了起来。兴涛一见,也马上跟着兴菊走了。贺世忠等儿女在走廊尽头靠着墙壁站住以后,这才满腹狐疑、犹犹豫豫地跟了过去。

到了兴涛和兴菊面前,贺世忠的目光再次在他们脸上扫了一遍,这才有些瓮声瓮气地问:“啥事这样神神秘秘的,生怕传到你妈的耳朵里了?”

兴涛和兴菊互相看了一眼,欲言又止。过了半天,兴涛像是忍不住了,鼓起勇气,伸出舌头在干燥的嘴皮上舔了一下,这才对父亲说:“医生叫我们商量一下,妈妈需不需要人工换肾!如果需要,就尽快把钱交了,他们好想法到外面联系肾源。大夫说,现在肾源非常紧张,不早点联系,恐怕一时买不上。”

说完这话,兴涛两眼便紧紧地落到了父亲脸上。

贺世忠一听,有些不明白,便对兴涛、兴菊问:“啥叫人工换肾?”

兴涛看了兴菊一眼,兴菊便说:“大夫说,妈的两只肾已经坏了,就像机器一样,不能正常工作。现在需要从别人那里去买一只健康的肾回来,移植到妈的身上,这便是人工换肾。”

说完又马上接着说:“医生说了,只要给妈换一只健康的肾,妈就能像正常人一样,不需要经常来透析,也不需要吃药了!”

贺世忠听完,惊得瞪大了眼睛,接着像是不相信似的,盯着儿女又问了一句:“换了肾你妈真能像正常人一样?”

兴涛说:“医生就是这样说的!”

贺世忠一听,突然在大腿上拍了一巴掌,然后高兴地叫了起来:“既然能像正常人一样,那还有啥说的?”

说完便像下决心地说:“换!谁说不换!”

兴涛和兴菊听了父亲的话,突然像是吓了一跳似的,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愣愣地瞪着父亲。贺世忠见女儿瞪着自己,有些不明白起来,便也看着兴涛、兴菊说:“你们这样看着老汉干啥子?老汉哪儿说错了?”

兴涛听了这话,把目光移到脚下的地板上去了。兴菊的眼皮一阵眨动,慢慢地弥漫上了一层潮湿的雾气状的东西,最后才用了颤抖的声音,看着父亲突然问了一句:“爸,你晓得换一只肾要多少钱?”

贺世忠惊了一下,马上说:“多少钱?”

兴菊将眼皮垂了下来,盖住了自己的目光,然后才像说给自己听一样说了几句:“医生说了,现在买一只肾,最低也要六七万元,加上做手术和术后治疗,少说也要八九万将近十万元……”

兴菊还没说完,贺世忠便像怕冷似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接着又仿佛被什么吓住了,瞪着一双大眼直直地看着女儿,半天嘴里才吐出一句:“要这么多钱呀?”

说完又盯了兴涛、兴菊半天,才又突然问:“那你们的主意呢,究竟是给你们妈换还是不换?”

兴涛、兴菊听见父亲问,不但没回答他,还把头越发低了下去。贺世忠见儿女们不答,突然一下生起气来了,便提高声音吼了起来,说:“说呀,装啥哑巴了?你妈把你们生下来,一把屎一把尿带大,难道八九万块钱都不值?”

吼完犹觉得心里的气没出完,便又愤愤地骂了一句:“良心遭狗吃了的东西,也不怕老天爷劈了你们?”

兴涛听见父亲骂,像是不好意思地用手捧了头,顺着墙壁蹲了下去,只将一头像刺猬般的头发对着父亲。兴菊先是嘴角抽动了几下,泪水便夺眶而出,顺着脸颊大滴大滴地滴落下来。接着肩膀一耸一耸,一边抽泣着一边对父亲说了起来:“爸,也不是我们不孝,要是妈要吃我身上的肉,要割哪里我就割哪里,可……你是晓得的,我们昨年才建了房子,还差十多万元的债,三亲六戚都借光了,再也借不出钱来了……”

说着说着,兴菊实在忍不住了,索性“嘤嘤”地哭出了声。

贺世忠一见女儿伤心,心中有些不忍了,便说:“哪个在说你?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你要有那份孝心,隔三岔五地回来看看你妈,就不错了!”

说完又盯着兴涛问:“兴涛,你怎么说嘛?那个王姨都晓得再没有钱都要治的道理,难道你这个当儿子的就眼睁睁看着你妈死不成?”

兴涛听了这话,把头夹在两只膝盖之间,埋得更低了,半天才听见他说:“爸,你也不要生气,是我没出息!妈住院的几万块钱,我们借了好多地方才凑齐。现在不说亲戚们没钱,就是有钱,恐怕也不会再借给我们了……”

听到这儿,贺世忠又忙生气地问:“那你妈就不治了?”

兴涛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抬起头对父亲说:“叫医生摘我的肾吧,我的肾不要钱……”

话没说完,贺世忠心里像是被人扎了一刀似的,身子又抖了一下,突然又盯着兴涛吼了起来:“你的肾摘了,又到哪里找肾?”

兴涛带着哭腔说:“我就不要肾了嘛!”

贺世忠又一下火了,又大声吼道:“你吃锅巴放胡屁!你不要肾了,哪个给你养婆娘娃儿……”

兴涛听到这里,突然一下站了起来,瞪着血红的眼睛,像是要和父亲拼命似的,冲他恶狠狠叫了一句:“那你说怎么办?”

贺世忠一见儿子这样子,忽然愣住了。眼睛直直地盯着儿子,嘴唇哆嗦了半天,却没有发出声音来。兴菊一见,忍了泪水过去拉了他一下,说:“爸,你不要生气,哥哥是一时气的!”

兴涛发了脾气后,见父亲直眉瞪眼说不出话来,一时心里愧疚起来,便又顺墙蹲下去,一如先前一样把头埋在两只膝盖之间,目光痴痴地看着地板。

贺世忠嘴唇和身子抖动了一会儿,突然像是做出了决定一般,不抖了,然后对兴涛喊了一声:“起来!”

兴涛从膝盖上抬起头看了父亲一眼,果然又双手抱着怀,怕冷似的站了起来。

贺世忠看了看儿女,目光变得有些柔和和坚定了,说:“是我没出息,不该怪你们!你妈要不是你们,这时早进土里了!你们辛苦了……”

说到这儿,贺世忠的眼眶也被一层潮湿的雾气蒙住了,他觉得自己确实错怪了一对儿女,有些愧疚得说不下去了。兴菊一见,忙说:“爸,你有啥话就直说吧……”

贺世忠又朝儿女们看了一眼,果然接着往下说了:“老子也晓得你们家里日子都不太好过,不管是你妈住院还是以后的其他开支,你们都把账记好,由老子来还!只要老子还有一口气,就是出去讨,也要把钱讨回来将账还清!”

说到这里,贺世忠见兴涛和兴菊想说什么的样子,便马上制止了他们,接着说:“你们妈苦了一辈子,老了不说让她享福,至少也要让她多活几年。话又说回来,儿女们看着父母能医不医,也说不过去!就是外人不说,自己良心也会不安!所以老子现在求你们一件事,就是不管你们去借也好,卖家产也好,你两兄妹再给老子一人凑一万块钱,其余的老汉去想办法……”

话还没说完,兴菊瞪着大眼忽然叫了起来:“爸,你到哪儿去想法?”

贺世忠说:“这你们就不要管了嘛,反正老汉不会去偷,也不会去抢!”

说完见女儿们还是有些不明白的样子,便提醒他们说:“你们忘了,老汉当年借了四万多块钱给乡上交农业税,原说的从第二年村里上交乡上的税款和‘三提五统’中扣出来。但还没有等到第二年,我便被人告下去了,乡上和村上到现在都没还我钱,如果能把那钱收回来,不说利息,就是本钱也有四万多块……”

兴涛和兴菊一下明白了,还没等父亲说完,兴涛便打断了他的话说:“爸,那钱你收了好几年,都没收回来,这回……”

贺世忠为儿子这话,突然又生起气来,便又大声地冲兴涛说:“平时收不回来,现在要救命,还收不回来?”

兴涛一见父亲这样,便马上不吭声了。兴菊和哥哥的担心完全是一样的,本也想说点什么,但见父亲抢白了哥哥,便也把张着的嘴闭上了。贺世忠瞧了瞧儿女霜打了的样子,心里又不忍起来,觉得儿子的提醒也是一片好心,自己不该把气撒到他们头上。于是想了想便说:“就这样了,你们去对医生说说,让他们去联系肾源吧!”

话刚说完,兴菊便说:“爸,医院是要先交钱,他们才会去联系肾源的!”

说完这话,仿佛是害怕父亲又生气一样,马上又补了一句说:“这你是晓得的!”

兴菊怕父亲又生气,但贺世忠听了女儿的话,还是生了气。他瞪着女儿说了两句:“能行不能行,让你们去说一下,又不要你们拿钱买!”

兴涛见父亲冲兴菊发了脾气,想了一想,然后便尽量放轻语气,对父亲说:“爸,医生那儿,我们随时都可以去说,不过我还是劝你先回村里或乡里去问一问,看你垫出去的钱能不能要到再说吧!”

贺世忠一听兴涛的话,觉得在理,不由得又看了儿子两眼,心里说:“这小子平时看起来笨嘴拙舌,一副老实憨厚的样子,没想到乌龟有肉——还在肚子里头呢!”这样一想,心头又有几分高兴起来,却又不愿在儿子面前表露出来。过了一会儿才故意嗔着脸说:“老子不晓得,还要你提醒?”

说完这话,又突然看着兴涛问:“你世财、世绪叔,还有贺美奎、贺正轩在家里没有?”

兴涛一听这话,把父亲看了一眼,这才说:“世财叔和双蓉婶,都到成都双流县去跟旭东哥哥住了,世绪叔在城里带孙子,贺美奎和贺正轩,都出去打工了!”

贺世忠一听,脸上立即露出了一种释然的表情,嘴里说了一句:“这我就放心了!”

可是话音刚落,兴菊便看着他问:“爸,你问这些做啥子?”

贺世忠听了女儿的话,便回过头看着她说:“啥?当初村上交农业税和提留统筹款,你老汉出面,用村上的名义向他们借过钱,当时也承诺给他们高利息。可后来他们也跟你们老汉一样,不但利息没看见一分,连本钱到现在村上也没还他们。虽说钱是村上借的,可毕竟是老汉出的面,打酒只问提壶人,现在我回去了,要是他们来向我要钱,怎么办?”

兴菊一听,这才明白了,说:“爸,你也真是,别人当干部捡便宜,你不但没得到啥便宜,还惹一身麻烦!”

贺世忠听出女儿话里责备的意思,便也没好气地说:“那有啥法,世上又没有后悔药卖!”说完,才转身朝病房走去了。

三个人回到病房里,田桂霞还没醒来。病房里刚才拿尿液出去化验的男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这时正拿了一只饭盒子往外走。兴涛一见,便对兴菊说:“医院食堂开饭了,兴菊你也去打饭。”

兴菊一听,目光又望了望父亲一眼,然后对兴涛说:“忙啥,爸才吃了早饭不久,等一会儿去打吧……”

贺世忠听见儿子说医院食堂开饭两个字,立即感到肚子一阵绞痛,似乎就要呕吐的样子。可他又不好意思对兴菊说自己刚才没有吃饭的话。因此没等兴菊说完,便沉了脸对她吼了起来:“到了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嘛,你管老子做啥?”

兴菊看了看父亲的脸色,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又无端地对自己发起火来了。自己可是为他着想呀!可她哪里知道父亲早已经饿得无法忍受了,以为父亲还在为母亲换肾的事生他们兄妹俩的气呢!于是也不再说什么,只是委屈地提起床头柜上的饭盒往外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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