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崩坏，“红巾军”起义，义军分支众多，其中刘福通势力最大。
这家伙深谙“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真趣，“红巾军”的创建者韩山童战死后，他便拥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帝，在安徽亳州建龙凤政权，号“小明王”。从此之后，刘福通就成了“大龙头”自居，以韩林儿的名义行檄天下。
郭子兴死后不久，他即遣使到和州招抚，给郭子兴的身边人个个派官做：任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郭子兴有三子，长子战死，此是次子；第三子未受加封，可能是不堪大用），任郭子兴的小舅子张天佑和干女婿朱元璋为副元帅。据说朱元璋不干，长声慨叹：“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不过转念一想，韩林儿正势力旺盛，正好借这棵大树来靠靠，所以“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
实际上，他们当时正想找一条粗腿来抱抱，哪怕就是做强盗，也最好是混上一个名号，一个是心理上让自己不那么理不直气不壮，另一方面，可以四处抢杀攻掠的时候，有那么点仗恃。如果朱元璋真说过这话，不是一时愤激，就是想端端架子，然后再来一个见好就收。
所以事实就是，朱元璋别扭了一会会儿，就“勉强”接受了刘福通的册封，任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想找棵大树来靠，这棵大树自己靠过来了，瞌睡碰上个枕头，这且不说，下面的要紧事，就是想办法在内部夺权了。
郭子兴死后丢下的两个儿子，除了给他爹吹吹风，阴谋小害一下朱元璋之外，论权谋、论手段，都没有朱元璋的本事，自然也不是朱元璋的对手。
早在滁州的时候，他们就看朱元璋不顺眼，想邀他赴宴，酒里下毒，把他害死。朱元璋不知道从哪儿得的消息，事未到眼前，又不能说穿，否则告密的人也难办，哥俩再一口否认绝无此意，朱元璋就把自己搞得被动了。他又不傻，才不会呢。所以就若无其事乘马前行，跟着两兄弟有说有笑前去赴宴。结果走到半路啦，忽然勒马跃起，往复再三，然后又中了邪一样冲着天上嘟哩嘟噜一大串，好像还有问有答，好像在和人说话，还说得煞是热闹。那两个兄弟都看直了眼。良久，朱元璋一下子变了脸，冲大小干舅子开骂：“你们这两个王八蛋！我朱元璋做什么事对不起你们，你们要害我！”两兄弟面面相觑：这还没下手呐，这话从哪儿说起？连忙抵赖：“没有啊，没有啊。”“还说没有！刚才天上的神人都跟我说啦，说你们要把毒药下在酒里面！”哟，连细节都给透露出来了，这两个傻子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乖乖，朱元璋有神灵保佑啊，以后还是别动什么心思的好，要不然不挨他的收拾，也得挨神仙的收拾。
这才算消停。
郭子兴一死，这两个草包儿子控制不住局势，“郭家军”基本上就算姓了朱。
经过苦心经营，朱元璋势力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引得四方勇士来归，其中就有神勇之将虹县人邓愈、怀远人常遇春。
邓愈，名友德，字伯颜，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二月十五生。稍长即怀平定天下之志，16岁即掌兵权，亲率人马与元军作战。足智多谋，身高体壮，每战均身先士卒，元兵多不敢触其锋。他率部投奔朱元璋，朱元璋命其为管军总管，赐名愈，时年方18岁。
此时的朱元璋早在对内对外斗争中历练得日益成熟，深谙驭人之道。
邓友德好办，是领自家之兵来投奔，常遇春则不同。
常遇春（1330—1369），字伯仁，濠州怀远（今安徽怀远县）人。相貌奇伟，勇力绝人。元末豪杰蜂起，常遇春的家乡有豪帅刘聚拥众自保。二十三岁的常遇春跟了刘聚两年，觉得这人“多抄掠，无远图”（《续资治通鉴？元纪三十》），终不能成大事，所以决定投奔朱元璋。
当常遇春来投奔时，朱元璋就说：“唉呀，你来投奔我，我很高兴，可是你的旧主子还在，我怎么能夺人爱将呢？这是不道德的呀！”
常遇春说：“我不希待跟那个胸无大志的强盗头子混了，是我自己要来投奔你的呀，不是你硬挖刘聚的墙角，这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而且还用力表决心：“我常遇春如能效力于您，是我一生的光荣，就是死也死得光荣！”
朱元璋满意了。
自己收获了一匹多么强健的驴子呀，现在，他要给这匹驴子的鼻子前面栓一根胡萝卜：“我要渡江发展，你愿不愿意跟着我？攻取太平后，看跟着我有本事，有发展前途，再归降我也不晚。”常遇春慨然应允：“末将愿效犬马之劳！”不用朱元璋再多废话，他自己就拼着命冲上前去了。
当时朱元璋之所以一直想渡江开辟新地盘，是因为一江之隔的那岸是鱼米之乡，自己的军队缺少补给，如能把那里占了，那就是吃穿不愁了。那是个可以饿得死人的年代，有可以吃穿不愁的军队可以管自己一天两顿饱饭，更可吸引一大批人来投，至于扩大发展更不成问题。
问题是，越急着渡江，越找不着渡船，急得他团团乱转。
奈何朱元璋命好，老天爷很看顾这个小乞丐，他正没辙的时候，廖永安、俞廷玉一伙人来投，这是一帮于巢湖结水寨自保的强盗，他们是不会缺船的。朱元璋大喜：“此天意也，机不可失！”亲自率兵到巢湖与廖永安等人会合。
渡船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事情就好办，认准一个目标前进就行。他乘船而进，在黄墩大败元军水师蛮子海牙的军队，打通了通向长江的水路。
1355年七月，正是骄阳似火的盛夏时节。朱元璋集结军队，进攻采石。常遇春这家伙践了前诺，身先士卒，在牛渚矶更是神威大显，一个人持着兵刃就跳上了岸，一马当先一通猛砍猛杀，别人也有样学样，结果所向披靡，采石很快拿下。然后朱元璋大军乘胜追击，径冲太平（今安徽当涂），元朝太平路平章完者不花等人毫无斗志，丢弃城池，有多远逃了个多远。
朱元璋的地盘也扩大了，粮草补给的问题也解决，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自己收罗了一员虎将，从此更对常遇春刮目相看，倍加重用。
第二年，朱元璋又在太平定下攻取金陵的方略，又得了儒士陶安、汪广洋等人，仍用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红色”，他不再是贼啦，也不是强盗，俨然是一支超正规的红巾军。
不过，太平虽名为“太平”，当时可一点也不太平。城四周的元朝军队密密匝匝，随时准备乘虚而入。元将蛮子海牙用巨船拦截住采石，中闭姑孰口。陈野先是元朝地方上民兵武装的头头，可能是立功心切，进攻最积极了，和他的手下将领康茂才分成水陆两陆，给元军当先锋，打算直杀进太平城。
结果朱元璋鬼得很，哪会束手就擒，早早就做好准备了。于是徐达、邓愈从他们的身后冒了出来，襄阳桥还设的有伏兵，陈野生进退不能，被俘。
朱元璋对猛将有一种收集癖，可能所有的打天下的人都对猛将有收集癖，所以他对陈野先真是喜欢得紧，一心想要招降。既舍不得杀，那就放。陈野先倒也表示愿意投降了，可是他的心里却打着另一番主意。所以当他写信给蛮子海牙等部还有屯在集庆路附近的元军，以身示范，演“招降”的戏码的时候，表面上是满口说的投降吧投降吧，实际上却是想用激将法，让这些人的热血澎湃誓死不降，来一个奋起反攻，痛扁朱元璋。可是各路元军没他想得那么带种，大部分人还是想着保命要紧，一见这名猛将都已经投降了，咱们不降，更待何时。
所以结果就着实令陈野先气结。许多元军元将都来啦，向朱元璋投降。
这个家伙后悔得够呛，又提供了另一种“贰心”模式：告诉自己的老部下，等红巾军攻打集庆的时候，不许他们卖命，“至于我嘛，”他说，“一有脱身机会，我肯定重投元军。”
算起来，思想可能有点糊涂，立场还真鲜明。
朱元璋听说了，也不杀他，也不恨他背叛，倒可能敬他的忠勇之心，于是就把他给放了。
其实朱元璋此举并不说明他具有什么侠义的骑士精神，若是陈野先能凭一己之力翻浪，那他宁可杀之而后快。如今只不过看陈野先是失了势的凤凰不如鸡，捻死他如捻死个臭虫，放了他也不过如放了一只跳蚤，没什么打紧。再说，陈野先反迹未明，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还付诸实际行动，只是活动活动心眼，此时杀他，恐怕寒了那些来投诚的将士的心。
而且，朱元璋心机深沉，还想着借陈野先的手，干掉郭天叙和张天佑。因为这俩家伙实在太让人费心了，老是拉拢人和自己作对。说是亲戚，其实已经沦为窝里反的仇敌。
郭天叙按说应该在老巢呆着，现在看朱元璋势如破竹，他也就想建一番功业，扩大一下自己的声望。朱元璋高兴，想杀他杀不着，自己送上门来了。当然，他不会蠢到自己动手，那就成了天下人耻笑的残暴之人了。但他想办法拱着，也就是激着郭天叙去攻集庆。无非是说元军厉害，集庆难下，我都没办法，你就别去了，太危险啦如何如何。
越这么说，郭子兴的这个蠢儿子越要逞血气之勇，非去不可。
朱元璋叹口气，算啦，你非要去，我一定全力支持，将来建了功业，也好让老人家泉下有知，心生欣慰。
郭天叙和张天佑都差点哭了。
于是他们就一步步踏上陈野先布好的鬼门关。
其实陈野先被释放后，并没有回归元军的身份，表面上还是红巾军的盟友。不过内里在秦淮河附近集结，暗中和元军守集庆的主将福寿联络，打算来个里应外合。
郭天叙和张天佑这对倒霉催的，就踏进套里了。
他们领兵和陈野先会合，然后对集庆展开攻击，陈野先干叫唤不出力，郭天叙和张天佑手下又没有常遇春那样拿得出手的猛将，于是一里一外，双方就呈现胶着状态。
然后，陈野先就挑了一天，说请郭天叙郭元帅和张天佑张副帅来我帐中饮酒，大家共商伐集庆的大计。这两个人欣然就去了－－朱元璋明知陈野先身在曹营心在汉，根本就没有事先对这二人出声示过警，让他们好作防备，所以他们还以为人家真是好意，为的公事，也为的叙友情，谁知道刚一落座，寒暄的话还没落地，郭天叙就被事先埋伏好的刀斧手给砍翻在地。
这下子陈野先痛快了，斩杀朱元璋的元帅和副帅，足够当作自己重回元军的厚礼。他这么想的，也就这么做了，叫人把郭天叙的脑袋砍下来，然后抬着捆成粽子的张天祐，一并送进集庆城中，献给福寿。
元将福寿一见城外有变，马上也就发兵攻打，红巾军没了主帅，来了个兵败如山倒，被陈野先一路追到溧阳。
问题来了。
那时候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溧阳的元朝地方武装还只当陈野先是投降红巾军的叛贼，一听他一路杀过来了，立马埋伏人马，等他入套。陈野先也大意，一见元军装束就自来的心中亲切，疏于防范，也没有来得及表明身份，就被对方来了个乱箭齐飞，可怜陈野先对元朝一片忠心，却死在自己人手里。
朱元璋失了郭天叙和张天佑，跟少两弯小指甲没什么两样，根本咋地也不咋地，1356年4月，照原来计划，亲率诸将，水陆并进，猛攻集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