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体史籍首开风气
中国史籍最早的编纂形式是按年月编排史事的编年体。按时间顺序记载史实，是编写历史最基本的手段。
孔子编次的《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史学著作，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籍。《春秋》一书是孔子在春秋末期依据鲁国国史——《鲁春秋》，兼采列国史料，以鲁国12位君主世系为序整理编纂而成的，所以它不单纯是鲁国一国的历史，而是把春秋一代天下大势的演变做了全面记载。《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撰方法，初步创立了编年体史书的规模。它通过人物、地点、时间、事件等要素有机结合的记述，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过程。《春秋》是一部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史书，具体表现在孔子用“春秋笔法”来贯彻他的思想主张，讲究“属辞比事”，字里行间渗透“微言大义”，蕴含褒贬意图。这种写史方法影响了后来两千年的史家，也反映了史籍由低级向高级渐进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
继《春秋》之后出现的编年体史著是流传于战国中后期的《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左传》本是一部独立的史籍，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左氏春秋》；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姅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今存《左传》是西晋杜预按《春秋》经文重新编排过的，因此是一部按鲁君十二王的次序记载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春秋历史的史籍。《左传》无论在编撰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编年体史籍不断完善的一次飞跃。从编撰方法上看，《春秋》记事非常简略，《左传》在叙述历史活动时则有概述、有详述，对主要历史事件必交待其前因后果，给人以完整清晰的印象；在叙述事件的同时，还重视记述人物的言行，反映生动的历史情状。可以说，《左传》已突破了此前史书分别记言、记事的格局，做到了“言事相兼，烦省合理”。从内容上看，《左传》的取材比《春秋》更为广博，其记载范围也不仅限于政治、军事、外交活动，而是涉及到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许多方面。《左传》还创造了“君子曰”等史评形式，表述作者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看法，这种“史论”的方式为后代许多史著所继承。
早期编年史，还有《竹书纪年》。其记述自夏、商、周三代至战国魏襄王二十年（前299）的历史，突出记载魏国的史事。《竹书纪年》是西晋人在汲郡发掘魏王墓所得的古书，流传至宋亡佚。今本《竹书纪年》已非原书，但清代有学者对古本《竹书纪年》作了辑校。
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问世以后，纪传体史籍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但是史家对编年与纪传两种史体孰优孰劣，仍一直存在争议。这期间，也有一些史家以自己的著述努力完善和恢复编年史的地位，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东汉荀悦所作的《汉纪》。
东汉末，献帝以纪传体《汉书》文繁难省，让荀悦依《左传》体例改写《汉书》，略举其要。荀悦经三年而成《汉纪》30卷，18万字，仅为《汉书》五分之一，“辞约事详”，于是大行于世，以致“历代褒之，有逾本传”。《汉纪》在编纂学上对编年体作了改进和完善，采用类叙、追叙、补叙的方式使记事相对集中，并顺便将与之有关的政事、人物、典制、少数族等内容加以介绍，扩大了容量，克服了编年体流水记事的缺陷，增强了可读性。《汉纪》作为典型的编年体断代史，又一次激起史家对编年史的兴趣，于是魏晋南北朝期间又先后有一批编年体史籍问世，如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孙盛的《晋阳秋》，干宝的《晋纪》；梁朝裴子野的《宋略》，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等。直至唐初官修八部前朝史，纪传体史书体裁得到充分发展，编年史才退居次要地位。
但是编年史这种古老的史体并没有由此消寂，而是在宋代由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简称《通鉴》）达到自《左传》以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通鉴》全书294卷（含《通鉴目录》、《通鉴考异》为354卷），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的历史。它网罗宏富，体大思精，是我国一部成熟完备的编年体通史，可与纪传体通史《史记》相媲美，因此后人将两书的作者司马迁和司马光并称“史学二司马”。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迁叟，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仁宗时中进士甲科，任职于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编撰《通鉴》的目的有二：一是为皇帝便览资治；二是为重振编年史的优长，成一家之书。他认为“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1500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能举其大略”（《资治通鉴表》），因此“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通鉴外纪自序》）。由此可见他改造纪传体、重建编年史的立意。《通鉴》的编撰始于仁宗嘉枯年间，司马光首先编了一部上起战国下至五代的大事年表，名为《历年图》，分五卷；接着又写成《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秦二世三年。英宗对此很重视，便于治平三年（1066）命司马光自选馆阁英才，共修《历代君臣事迹》。此后神宗又将书名定为《资治通鉴》。协助司马光修史的史学家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他们将编写的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编写丛目，即按年月日顺序标出事目，再选出史料附注于事目之下；第二步是组织长编，即依丛目撰写正文，这实际是全书的草稿；第三步是笔削定稿，这一步由主编司马光负责进行考辨异同，删繁就简，统一体制，最后成书。《通鉴》编修长达十九年，其组织方法在史书编纂学上堪称集体合作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典范。
《通鉴》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它的材料来源除纪传体正史外，还有杂史、谱牒、文集、碑状等不下330种。它取材严谨，考证精详，建立了优良的考史方法。《通鉴》融会多种史体，发展了编年体裁。它以正史的本纪为经，列传为纬，析志之大端入相对之年，又充分运用迫叙、插叙和附叙、带叙等方法交待人物或事件之本末，以系年为主，兼取诸体之长，从而使编年史臻于完善。它在历史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作者独运匠心，将千古史事，“叙之井井”，尤其赤壁、淝水等大战的场面描写，虽为记史而独成名篇佳作。
《通鉴》的成就，体现在作者所撰与本书相关的姊妹篇中。这类著作有《稽古录》20卷，《资治通鉴目录》30卷，《资治通鉴考异》30卷，《通鉴举要历》80卷。《资治通鉴考异》原与《通鉴》别行，宋末元初胡三省作《资治通鉴音注》，将“考异”散人所考之文下，但今仍有单行本。《通鉴举要历》则已亡佚。
《通鉴》的划时代意义，在于整整影响了编年史后期的全部发展。《通鉴》的问世，重新掀起撰写编年史的高潮。尤其在南宋，出现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熊克《九朝通略》与《中兴小历》、徐度《国纪》、陈均《宋九朝编年备要》、蔡幼学《宋朝编年政要》、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及宋元间无名氏所作的《宋季三朝政要》等一大批当代编年史书。其中以李焘、李心传、徐梦莘三家较为突出。《通鉴》的问世，还引发了编年史变体——纲目体史书的出现。纲目体史书创始于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后续著作有明代商辂的《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南轩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清代康熙的《御批通鉴纲目》、乾隆的《御批通鉴辑览》。《通鉴》对后世最重要的影响，是治史者群起效法，补作续作，形成了“通鉴学”。例如刘恕的《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元初金履祥的《通鉴前编》18卷，都是补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以前史事。续后者，则数量较多，如宋代有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15卷；明代有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薛应旃《宋元资治通鉴》157卷；清代有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184卷及毕沅的《续资治通鉴》227卷。清代还有夏燮的《明通鉴》90卷，则是因《通鉴》义例而续记明史。
纪传体史籍的“正史”地位
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记载中心，是继编年体而兴的史书体裁。编年体史籍虽然有脉络清楚、时间明确的优点，但每一时间单位则不可能容纳太多的内容；纪传体正是克服了编年史这种缺陷，以多种史书结构囊括了各方面史事。这种综合布局的史书体裁覆盖面广，历史内容丰富，很符合封建帝王的“大一统”思想，所以得到提倡，被视为“正史”，在各类史籍中处于主导地位。
纪传体是由西汉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编撰《史记》所创造的。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他38岁时继承父志，开始撰著《史记》，凡十七八载，加之删削改订，历时约20年。《史记》原称《太史公》，又称《太史公书》《太史公记》，三国以后才有此名。
《史记》一书，共130篇，526500字。以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庞大的结构，宏富的内容，适应了汉代大一统的繁荣气象。它对汉以前历史文化的整理和记载，符合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回顾、总结历史文化的需求。司马迁曾将《史记》的编撰宗旨概括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是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之间的关系；“通古今之变”，目的在于“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总结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成一家之言”，则是司马迁根据自己的历史观认识，在史实基础上，总结反映当时逐步形成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和理想人格。
《史记》在史学上的主要成就，首先是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编撰体例。纪传体的一些体例，虽然在《史记》之前有些史书已经有过，但是司马迁不仅有所独创，而且最早将这些不同的体例有意识地组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一杰出的创造前无古人，后传百世，为纪传体史书在史籍中的权威地位打下了基础。其次，《史记》是一部信史。在写作中，司马迁除了搜求大量古史经传、诸子杂著，还周游各地，亲身考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对于丰富的材料，又作一番排比考订；对不能审定的史实，就“疑者传疑”或“疑者阙焉”，而不虚构滥加。所以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史记》载史有详近略远的原则，全书贯通300年，而重点则在汉代，全书130篇，专记汉史的有62篇，兼记秦汉的有11篇。不仅篇章比例如此，在写通贯的史事时，也把重点放在汉代。这种详近略远的记史原则，更利于现实的参考借鉴，成为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史记》的魅力，还在于以动人的文采传神。举凡大如攻城掠地、金戈铁马的战斗场面，小如一颦一笑、举杯投箸的细微动作，都能给以生动的描写，再现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
《史记》问世以后，纪传体史籍得到了连续不断的发展，首先是东汉班固，他继承《史记》的体例，进一步完成了纪传体的正统化和规范化。《汉书》100卷，专记汉代历史，纪传体由《史记》的通史变为《汉书》的断代史，由于断代史具有起迄断限分明、兴衰过程清晰的优点，所以成为后世纪传史遵循的成法，自《汉书》以后，断代史成为纪传体史籍的主流，并获得正史的地位。“正史”之名，首见于《隋书·经籍志》，其“正史类”小序曰：“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纪传体史籍被定为“正史”，说明统治者利用纪传史来宣传正统史观的明确指向，因此自唐代开始，官修断代纪传史成为改朝换代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历代继作，前后相续，形成了一套系列纪传史丛书——“二十四史”。它包括由《史记》至《明史》等24部纪传体史籍，凡3294卷，约四千万字。“二十四史”是清朝乾隆皇帝“钦定”作为正史刊行的。所以《四库总目》说：“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令法典，莫敢私增，所由稗官野记异也。”“二十四史”的地位被提高到类如经书，被认为是记载古代历史最权威的史著。
“二十四史”的形成，有其历史过程。最初人们把《史记》、《汉书》和《东观汉纪》称为“三史”，三国时的孙权就劝导他的将军吕蒙要读“三史”。刘宋范哗的《后汉书》问世后，人们又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西晋陈寿的《三国志》称为“四史”。这四部史书都是私人修撰，没有官修史书的某些弊病，再加上历久成书，千锤百炼，无论是史笔还是文采，都堪称一流，在“二十四史”中水平最高。“四史”之后，唐代有“十史”的说法，宋代有“十三史”的说法，而尤以南宋文天祥回答元丞相的那句话：“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更为著名。“十七史”即“前四史”加上唐代房玄龄的《晋书》、梁代沈约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唐姚思廉的《梁书》和《陈书》、北齐魏收的《魏书》、唐李百药的《北齐书》、唐令狐德蔡《周书》、唐李延寿《南史》和《北史》、宋代欧阳修《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到了明代，国子监在“十七史”的基础上再加元代脱脱主编的《宋史》、《金史》、《辽史》和宋濂主编的《元史》，刊刻为“二十一史”，世称“监本”。清代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完成后，乾隆皇帝语命刊行“二十二史”；不久，又令将后晋刘晌《旧唐书》补入，形成“二十三史”；修《四库全书》时，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代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乾隆又诏令将它刊人正史，于是形成了“二十四史”。
除“二十四史”外，还有两部重要的纪传体史书。一是清末学者柯劭玨所作的《新元史》，曾被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定为正史。另一部是民国初由赵尔巽、柯劭志等人编修，专记清代历史的《清史稿》。
“二十四史”的体例虽然各有变化，但是基本一致的。人物记载是纪传体的中心，由于“本纪”和“列传”是其不可缺少的内容，所以才称之为纪传体。“二十四史”都有“本纪”和“列传”，其中记载帝王事迹的“本纪”被看作是纪传体史书的骨架，位于其他内容之首，成为全书的纲领。刘知泜在《史通·本纪》中解释“本纪”体例时说：“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本纪”是按编年体的形式记载的，叙述的虽以各朝帝王的言行政迹为中心，但系以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大事，所以犹如一部简明的编年史。自司马迁《史记》创立“本纪”这一体例后，各史相沿不变，但不同之处在于谁应该人本纪，则帝王的正统问题。在《史记》中，项羽没有当过一统天下的皇帝，不过是号为西楚霸王的一方诸侯而已。但司马迁为了肯定他灭秦的功绩，将他列入“本纪”。《晋书》为开国皇帝司马炎之前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立纪，为史家所讥；《魏书》别立《序纪》，追记道武帝先祖，则为《金史》所仿。每当列国分立相争之后，本纪中以何方为正统就是一个大问题，往往争议不休。元初修宋、辽、金三史，就因为正统问题争论了十几年，迟迟不能开修，最后决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争议才算罢休。总之，对于“本纪”记载对象的安排，可以看出作者的历史观倾向。
“世家”一体是用来记载诸侯历史的。司马迁立世家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特点。在秦以前，诸侯割据，专制一方，他们既与天子有别，又不同于一般大臣，所以必须立“世家”以示区别。实际上，世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史通·世家》）。它可说是诸侯的本纪。《史记》立世家以记诸侯，但实际撰写中又有新意，如以孔子学术贡献之大，尊为世家，皆有独到之处。班固《汉书》取消世家，尽人“列传”，为后代史家所仿效。但有些史书也承袭《史记》立世家的作法，或稍作变异，如《晋书》立“载记”以记十六国史，类如世家；《新五代史》以“世家”记十国历史，《辽史》以“外纪”记西夏、高丽的历史，也可看作是世家的变体。
“二十四史”中的“书”或“志”是记载典章制度的，《史记》称“书”，《汉书》称“志”，以后各史皆称“志”，只有《新五代史》称“考”。“二十四史”中《三国志》、《南史》、《北史》无“志”。梁、陈、齐、周、隋五史合“志”，归于《隋书》之中，这是避免重复的好办法。“书”“志”所记的内容非常广泛，具体地说，“礼志”或“礼仪志”记国家典礼仪式；“乐志”记音乐和乐器；“历志”或“律历志”记历法；“天文志”记天文星相；“郊祀志”或“祭祀志”、“封禅书”记祭祀天地、祖宗之事；“河渠志”或“沟洫志”记水利工程、江河变迁；“食货志”或“平准书”记农业、工商业制度和政策的沿革变化；“刑法志”记法律制度；“五行志”记自然灾害，其中有不少天人感应的内容，也有一些自然科学史料；“地理志”记物产、地理沿革与行政区划；“艺文志”或“经籍志”记本朝和历代图书；“百官志”或“职官志”记官吏品秩和职权范围；“舆服志”记皇帝、王公大臣的车马服饰制度；“符瑞志”或“祥瑞志”记灾异和祥瑞与人事的关系；“选举志”记学校、科举制度，以及官吏的选拔、考核和管理；“兵志”或“兵卫志”记军事制度。此外，《魏书》还有“释老志”记佛、道二教。这许多志书的名目，《二十四史》中并不是每史都具备的，有多有少，有的即付阙如，其中最多的是《宋史》，有十五志；最少的是《新五代史》，只有“司天考”和“职方考”。
“列传”，主要是指人物传记。它在“二十四史”各史中占有较大的篇幅，“列传”在《汉书》以后各史皆称“传”。“传”的类型分几种：一是“专传”，即一人一篇传记，用来叙记一些较重要的人物，如公卿将帅或大奸大恶者；二是“合传”，二人或数人合一篇传，《史记》的合传较多，如《老子韩非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三是“类传”，把同一类人物合记在一篇传记中，多者可达百数十人，各史常有的《循吏传》、《酷吏传》、《儒林传》、《孝义传》等即是；四是“附传”，即一篇以一个人的传为主，在后附载同一家族或事迹相近的人物传记，一般主传内容多，附传内容少。
“表”的作用在于省简文字，便于检寻。“二十四史”中有九部史书有表，其中《史记》十表，《汉书》八表，《新唐书》三表，《新五代史》有一份年谱，《宋史》二表，《辽史》八表，《金史》二表，《元史》六表，《明史》五表。这些表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以人为主，表列世系，如《史记》的“三代世系表”、《汉书》的“诸侯王表”；二是以国家和部族为主，表列重要事件的，如《史记》的“六国年表”、《辽史》的“部族表”；三是表列制度沿革变化的，如《汉书》的“百官公卿表”、《新唐书》的“藩镇表”。
纪传体史书除本纪、列传、世家、书志、表五种主要体例外，“论赞”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内容，自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太史公曰”引发史评后，“二十四史”中大都有这类评论。或曰“赞”、或曰“评”、或曰“论”。以论赞为名义的史评，大都附在本纪和列传篇末，世家和书志也有一些，它们与所在的篇章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史文中的论赞，不仅以使读者加深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认识，而且也是研究作者史观、史法的重要材料，因此值得重视。
“二十四史”中各史的版本很多，宋以前的抄本今已不存。“十七史”有南宋刊本。明代南、北监分别刊刻“二十一史”，明代毛晋也有私刻的汲古阁本“二十一史”。清代有武英殿“二十四史”刻本。民国时期有百衲本“二十四史”。本世纪七十年代由中华书局出齐的“二十四史”标点铅印本，是最完备、最精善、最实用的版本。中华书局同时也将《清史稿》标点出版。
纪传体史籍虽然不少，但以“二十四史”和《新元史》、《清史稿》最为重要，价值最大。
纪事本未体史籍兼采二体之长
纪事本末体是继编年、纪传体之后出现的第三大史书体裁。它以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为起端，是一种以记事为主，每事一篇，独立标题，自具首尾的编纂形式。因为它专记一事，始末了然，故称之为“纪事本末”。
在纪事本末出现以前，编年、纪传二体己流传了很长时间，这两种史书体裁虽各有优点，但也有不足之处。唐代史学家刘知泜在评论二体优点后又指出其各自的缺陷，如编年体对人物“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而纪传体则将相同的一事“分在各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史通·二体》）。又有人认为阅读编年、纪传史书不容易看到完整的历史事件记载，编年是“年不一事”，纪传是“事不一人”，“欲求一事之本末，原始而要终，则编年者患其前后隔越，纪传者患其彼此错陈”。袁枢创造的纪事本末体，正是以记事为特长，解决了编年体将一事分载数年而纪传体则在本纪、列传、书志中反复叙述一事的缺陷。
袁枢（1131～1205），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人。他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试礼部词赋第一，出任温州判官，后为太学录，因与宰相不合，在乾道九年（1173）出为严州教授，《通鉴纪事本末》就是在这个时期编写的。此后他又历任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做过工部、吏部郎官和常德、江陵知府等。《宋史·袁枢传》说：“枢常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袁枢的本意原来是想通过精简《通鉴》帮助读者解决阅读这部浩博史书的困难，但却因此创造了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史体。
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将294卷的《通鉴》，剪裁改编为42卷；将《通鉴》所记1362年的历史总括为239个题目（另附相关事件六十六项），每题一事，每事一篇，详记始末，使“根干枝叶绳绳相生，不待反复它卷而了然在目中”。全书将秦以前历史分立为“三家分晋”秦并六国“豪杰亡秦”三目；两汉分立为“高帝灭楚”至“袁绍讨公孙”四十三目；三国魏晋分立为“曹氏篡汉”至“魏灭仇池”六十二目；南北朝分立为“刘裕篡晋”至“隋灭陈”四十三目。隋唐分立为“隋易太子”至“朱温取缁青”六十五目。五代分立为“朱温篡唐”至“世宗征淮南”二十三目。《通鉴》全书约五百万字，袁枢书仅200万字左右，其选录材料不及《通鉴》一半，但其书行世以后，却从未有人指责它遗漏了《通鉴》什么重要史实。可见袁枢选录剪裁具有敏锐和严密的眼光，其因类排纂、组织零碎史料为一完整事件的才能更是不可埋没。清代学者章学诚称誉袁枢的创造是“化臭腐为神奇”，他赞扬纪事本末的体例是“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文史通义·书教下》）。从实际效果来看，纪事本末体以简练的文字，克服了编年、纪传的弱点，将各个历史事件的全貌集中反映出来，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章氏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自袁枢创造纪事本末体裁以后，续作的纪事本末体史籍接踵而来，这些续作继承、发展了纪事本末的体例，其进程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仍属“抄撮它书”的旧法，但取材的范围有所扩大。在宋代，继续从编年体史书改编成书的有杨仲良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0卷，此书全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每事一篇，共345篇。此外，还有章冲依《左传》编成的《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明代陈邦瞻编写的《宋史纪事本末》109卷和《元史纪事本末》27卷，依纪传体史书《宋史》《元史》改编，扩大了这类史书的取材范围，使纪事本末体史书中有了“礼乐仪”“正雅乐”“治河”“学校科举之制”“道学崇黜”“佛教之崇”等反映思想文化、典章制度方面的专题。当然这些专题也是作为事件来叙述的。
第二阶段的进步比较明显，此期的《明史纪事本末》摆脱了对它书的依傍，独立创作，走在正史的前面。《明史纪事本末》80卷，清初谷应泰撰，凡八十目，记事始于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起兵，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克北京。该书比官修纪传体《明史》早80多年成书，当时遗留的明代史料较多，可供写作时采用，因此其史料价值较高。书中有些内容是《明史》没有的，有些史实又是两书不同的，所以《明史纪事本末》可以补《明史》之不足，也可以发挥考史的作用。此前的纪事本末史书，仅在体裁上发挥优势，简明易读，便于普及历史知识，而《明史纪事本末》又兼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它对于推动纪事本末史籍的发展，影响巨大。
第三阶段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具有考辨史实、进行体裁形式改革的特点。这类史书的代表是清代高士奇编的《左传纪事本末》53卷，李有棠编的《辽史纪事本末》40卷、《金史纪事本末》52卷。《左传纪事本末》按周、鲁、齐、晋、宋、卫、郑、楚、吴、秦等11国排列，在各国下又选取大事标目成篇，分国标举大事，更容易让人在春秋列国纷繁的史事中把握事件发生发展的头绪。然而更重要的是，编者在正文之外，博采《公羊传》《觳梁传》《国语》《史记》等20多种先秦、西汉典籍，以“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等五种形式增加了考辨内容。所谓“补逸”，是利用其他典籍的内容补《左传》之不足；“考异”是编撰者考出其他典籍与《左传》记载的不同，以便读者参考；“辨误”是以《左传》的记载去证明其他史书的错误；“考证”是利用其他史料为本书提供进一步的佐证和补充；“发明”是用来阐明《左传》内容的含义或表达编撰者对史实的评论。《左传纪事本末》的考辨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五十，正是这些内容保证了自《明史纪事本末》以后这类史书在考史方面的参考价值和学术风格。稍后的《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的“考异”内容更丰富，分别占全书的一半以上，各书的参考引用书都多于五六百种。“考异”的范围十分广泛，有同名异名考、地理沿革考、史实异同考等。
纪事本末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是涌现出大量的专题性著作，并逐步向近代史籍过渡。专题纪事本末不同于记叙一个朝代的断代史本末，也不同于记叙几个朝代的通史性本末，它是专就一个历史问题编撰成书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如清代杨陆荣的《三藩纪事本末》4卷，专记“南明”的历史活动，分“三藩僭号”到“杂乱”等22个标题，一一叙事。清代编写的专题性纪事本末很多，它们是后世专史研究的先驱。其中有两大类较为突出，一类是记清朝武功的“方略”“纪略”书，如《平定准噶尔方略》等二三十种；另一类是记清王朝与列强交往的屈辱史，如《中法兵事始末》、《筹办夷务始末》、《各国立约始末记》等等。
如以朝代性纪事本末体史书来说，举其较有代表性的12部著作，按所记时代先后排列，便已通贯古今、在史籍编纂学上自成系统了。如：《绎史》160卷，清代马磷编，辑录上古至秦末史迹，每事一题；《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清末李铭汉编，据毕沅《续资治通鉴》改作，记北宋至元110件史事、《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西夏纪事本末》36卷，清代张鉴撰；《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80卷，清代黄鸿寿撰。
纪事本末体史书为我国史籍的多样性、连续性特征增加了新的内容，是继编年、纪传体史籍以后的一大流派，值得重视和加以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