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虽然扩大内需总是在讲，但储蓄率却一直在走高。有资料显示，1995年的国内储蓄率为42%，1997为45%，至2005达51%。相形之下，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中国的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当然，也有人给出略有差别的数据，但高储蓄率这一事实是不用置疑的。2006年3月15日，央行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5.12万亿元，不免又激起一番讨论。
有关中国储蓄率的讨论已经是旧闻了。一直以来，中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令观察家们坐卧不安。他们不知如何去解释中国人异于其他民族的储蓄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对高储蓄率所导致的消费不足和银行风险也忧心忡忡。所有这些分析与评论，给人造成一种普遍的印象，将储蓄率降下来，越快越好。不过，这种流行的立场与观点很值得怀疑。
有关高储蓄率，中国的秘密之处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几乎被人遗忘的制度使得储蓄成为一种内在的倾向。这并不是坏事，毕竟要增长就是靠储蓄。很有可能，它将构成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独门利器。
早些年，人们把这一现象归结为文化传统，认为东方文化崇尚节俭，而西方文化鼓励消费。东亚的经验和事实似乎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支撑。因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都曾是高储蓄的主要发生国。但这种看法无法解释近期日本储蓄率的下降，以及其他有着类似文化基础的亚洲国家的“正常”储蓄。而且举出反例也不难，比如上个世纪中期，意大利的储蓄率甚至比日本还要高。现在这一观点已经不流行了。
另一种观点所依据的是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它认为，自上世纪70年代起实行的计划生育影响了中国的人口结构。目下，中国15岁以下的人口同就业人口的比率从70年代中期的0.61猛烈地下降到世纪之交的0.33，人口红利使得经济中进行正储蓄人群的比重增加，并提升了储蓄率。此外，计划生育改变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这迫使父母减少对子女的依赖，增加储蓄以自我养老。这种观点要比文化传统观要合理多了，应该承认它的部分解释力，但是它仍然不能让人满意。生命周期理论解释储蓄率的基本依据是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的比重，也就是劳动力人口在全部人口的比重这一数据。但问题是，中国的这一比重在全世界来讲，无论如何都不算最高的，至少比我们的邻国印度低，为什么就偏偏世界第一的储蓄率的“桂冠”就给了中国？
更为流行且为大众和官方所接受的观点是从制度上来讨论。这种观点认为，造成我国储蓄率高增长的根本原因并非居民收入增加，而是因为社会保障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不到位，居民对未来风险和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他们对现期消费产生后顾之忧，很多人宁愿存钱不愿花钱。国家不但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要千方百计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持这一论点的，不仅仅是网上的无名大众，就是官方也承认了。
周小川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中国应该加快养老、医疗保障和教育体系改革，以便将过高的居民储蓄率降下来。他认为，高储蓄率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诸多因素有关，但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使老百姓不敢花钱是重要原因。不过，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只是暂时的，政府应该通过加快养老、医疗保障和教育体系改革，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从而使储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到正常水平。
最后一种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来探讨高储蓄率的观点流传最广，它包含两个未加反思的判断：原因上，认为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制度的不完善是高储蓄率的根本原因；在政策含义上，认为高储蓄率不可取。下面我将对这种观点提出一种批评，而提出足以替代该解释的因素。
上述观点的基本逻辑是将高储蓄率简单地转换成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有钱了，为啥不敢花呢？这个问题直观而形象，却混淆了实质。在这一表述中，主语“中国人”既可以指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又可以指作为众多个体的中国人。如果作为整体的中国，这一设问就过得去，但在接下来的原因分析中，流行观点却将这个整体中国直接分解成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在此基础上，再来分析单个人的储蓄行为。如此，就得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住房、医疗和教育“三座大山”压顶的结论。
但是，这一逻辑混淆了国家储蓄率的概念。如忽略净出口，国民总产出从使用上看，则只有两个去向：投资与消费。消费、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叫消费率、投资率，在长期均衡分析中一般认为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因此储蓄率等于投资率，储蓄率与消费率之和等于总收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用的概念叫积累率，其含义相同。对于单个个体而言，储蓄率固然可以描述为个人存款、投资（包括人力投资）与总收入的比重，但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并不简单是个体储蓄率的加权平均。它取决于整个国家的投资。
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假设国家不存在或者仅仅是一个维护市场秩序的机构，它本身并不参与到消费与投资中去。这样，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最终而言，取决于个人的消费偏好与投资偏好。其中企业虽然也有积累，但终究可以分解为股东个人的投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个人的消费偏好来分析国家的储蓄率。但是，没有一个现代国家是完全依照这个模式的，几乎任何国家都有一些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所赚的利润，如果完全摊到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上，那么，前述模式仍然有效。但如果国有企业可以有自身积累，并且国家即使取走利润，也并不是全部投入到社会福利上，这将对储蓄率的计算造成影响。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有企业数量较少，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也不大。并且，即使它创造了许多利润，也往往都上交政府，而用途也多数属于社会福利。这使得在计算储蓄率的时候，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2005年中国GDP是18万亿元，51%用于储蓄就是9.18万亿元。2005年底储蓄存款余额为14万亿元，相比上年底增加2万亿元。这2万亿元虽然很大，但相对9.18万亿元来说，仅仅只是一小部分。换句话说，居民个人即使将其收入全部花光，中国用于储蓄的资金仍然高达7万多亿元，储蓄率仍然有40％，仍然可以排在世界前列。
由此可以推断，因此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源于个人不敢消费，并不准确。即使因为所谓“三座大山”而导致不敢消费，也要看到，这里所指涉的主体主要是市民阶层，或者说中国的中产阶级。而对于人数更为众多的农民来说，由于收入基数低，他们不得不把收入的大部分都要在当年消费掉。
中国的高储蓄率有多个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一些是其他一些曾经的高储蓄率国家所共有的，比如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市场拓展等因素。但中国能够将储蓄率做到空前之高，却有一些日本、韩国、新加坡、意大利这些曾经有过高储蓄率的国家所不具备的因素，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公有制。在中国，虽然私人部门的产出已经占据了相当比例，但公有制的比例，尤其是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的比例，要远远超乎其他市场经济体之上。当一个国家的几个关键行业由公有制企业主导时，对投资和消费的取舍就不再单单取决于个人的消费偏好，而是取决于政府的投资偏好，以及公有制企业自身的投资偏好，其中后者更为重要。
我们不妨拿中石油来说事。根据《人民日报》2006年1月14日的报道，2005年，中国石油集团全面超额完成了各项生产经营指标，实现收入6720亿元、税费1410亿元、利润总额1756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7.8%、30.8%和36.3%。中石油事实上成为当年亚洲最赚钱的公司。这个高达1756亿元的利润怎么分，又在网上惹发了一番讨论。其中一些主张国家应该改变过去的做法，应从中提取利润的看法说明了这么一个事实，在过去的一些年来，国家一直未提取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这里的利润事实上每一分都用于企业积累，从而抬高国家储蓄率。当然，如果中央决定将这1756亿元全部提走，并用于社会保障方面，这将降低储蓄率。
也就是说，针对公有制企业，除非政府仅仅允许它在总产出中留出一部分折旧资金，并且将全部利润用于福利方面，才有可能完全消除公有制企业对于储蓄率的影响。在当前中国，政府的偏好总体上还倾向于投资，而在社会福利方面支出所占的比例总体不大。由于这一政府的投资偏好，对于拉高中国的储蓄率有着正面的影响。
但是，即使不论政府的偏好，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内生地有一种扩大投资的冲动，这使得政府事实上不那么容易从公有制企业提走利润。我们用一个名义上不是企业的大学来说明这一点。中国许多目前的私立大学事实上成为一种营利性质的企业，这是我们不难通过事实来观察得到。陕西金叶公司在2005年成功申办西工大明德学院，首届招生1178名本科学生，为公司取得投资收益1145万元。这意味着什么呢？一名学生贡献近1万元的投资收益。私立大学利润之高，可想而知。而对于这些利润，私营企业主大可以自由决定如何使用。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全部用于消费，即使去投资，也必然很慎重。总的来说，其储蓄率，在全社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一定的情况下，取决于他个人的投资与消费偏好。但是，公立机构就不同了。
中国的公立大学事实上也有许多赢利部门，这也是大家看得到的，比如办自考，办MBA，办各类培训。利用现成的资源，赚钱是很容易的。问题是赚了钱，怎么办？我们不妨为那个办班赚钱的公立单位的负责人设身处地想一想。给职工发奖金，平时吃吃喝喝，何乐而不为？但即使如此，放着那么多的利润，吃一点喝一点，仍然用不光。揣到自己口袋里吗？为了这些钱把命赔进去，不值得。账上明明白白，利润数就摆在那儿。难道我就真的将它交给国家，或者留给下一任负责人？才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去建楼，上新项目！钱少了，去贷款，还不清，那也不干我的事，我任期一到，让下任负责人去挑这个担子吧。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下，某些中国公立大学事实上也演变成公有制企业，有着无法遏制的扩张冲动。这些年来，大学的圈地事件，有其内在的逻辑。
一个大学尚且如此，企业扩张，更是不难理解。扩而充之到整个中国，当中的关键性产业由公有制企业把持着的时候，投资扩张冲动更是必然的。原来科尔内所讲的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确实对于公有制企业有了许多约束，原来的一些软约束也开始硬化。它们仅仅是外在因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在投资冲动终究没有改变。从这个角度来探讨，中国的高储蓄率之谜也就迎刃而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