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用中国公立大学的扩张冲动来说明中国公有制企业的扩张冲动，其立足点是：一个名义上的事业单位尚且如此，则企业自不待说。回过头来，不妨以自己所见所闻就中国的大学筹资体制多说几句。
我的老师原来曾负责一个学院，今年赴澳门理工学院任副院长。跟我们聊起两地学校的差别时，说那边是一个全额拨款单位，其最大的特点是不需要筹资，甚至立法规定不容许学院以各种名目筹资。这一点显然让我的老师感慨甚深。在北京时，他为了学院的学科发展，再至后来学院大楼的建设操劳过多——其中最头疼的就是筹资。师门聚会时，每每看到老师疲惫的神情，让学生们心疼而又爱莫能助。及至去了澳门，几个月后再相聚时，精神与以前焕然有别，虽然仍然从事行政管理一块，但说自可轻松对付，并且有意写点东西——在过去的几年来，因为行政事务过多，老师虽然满腹学问，却一直缺乏机会写出来。
我敢肯定，中国的公立大学的筹资压力远比西方那些公立大学要严重得多。在某种程度上，公立大学确实扮演着一种企业的角色。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应当看到，这与政府教育拨款的不足有关。但恰恰在这些方面，政府的不足事实上构成了大学创新的动机。大学要扩张，但资金不足，于是筹资（不管是办班、募捐抑或其他手段）已经成为大学校长和二级学院院长的头等大事。
从军队的经商史可以推断，公立大学的筹资与扩张冲动应当属于某种过渡时期的现象。当国家财政有足够的资源时，并且自身扩张到达顶点后，公立大学的扩张冲动就会停下来，转而致力于质量的提高。因此，无法认为，公立大学永远有着不歇止的扩张冲动。因此，最近几年大学为扩张而投入的资本事实上构成了大学为国家资本的增值。
尽管扩张过程中，因为数量骤增而质量下降，大学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甚至一部分大学老师也缺乏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来做科研与学问，但长期来看，这些缺点以扩张所带来的成就抵销而绰绰有余。毕竟，如果不是由大学自身赚钱，很难设想中国能够在这么几年内实现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大幅上升。这些年来，公众对大学的批评骤增。在很多人的看法中，大学扩张是一种失败。这可能是过于苛求了，没有必要认为每件事情都能做得非常完美。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大学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如何形成一种与政府、社会的良性互动，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一种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应该说，中国公立大学还是做得不错的。2006年10月30日，杨振宁在东南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献大”。我以为，这是可以成立的，虽然两者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还无法相提并论。
许多年后，人们必将把公立大学的扩张视为一种成就。
这是一个反问句，作为一个疑问，它反映了提问者潜意识里的一个判断：公有制企业效率低于私有企业。事实上，我得承认，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抱有的论断。
当然，我是有根据的。不管是在别人的调查报告中，还是自己亲身经历的调查，我都遇到太多的类似判断。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这样一个老板说他们做投资决策的依据。如果某个行业里只有两三家国有企业，他就不投资；相反，如果这个行业中有几十个国有企业，投资进去必定赚钱。事实上，过去近三十年的发展轨迹也可以看得出，在全部这个时段里，私营企业的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公有制企业。因此，认为公有制企业效率低于私有企业，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然而，西方学者的研究却表明，没有任何证据认为公有制企业发展的效率低于私有制企业。撒彻尔夫人卖国有企业的理由与其说是合理的证据，毋宁说是一种信念。中国学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应当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但恰恰在这个方面，弗雷德里克？普赖尔（2004）指出，在存在着剧烈的国际竞争领域，英国的国有企业比美国的私有企业要做得更好。因此，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效率低并不成立。
事实上，中国原有的公有制企业效率低更多应归咎于激励问题，而不应当怪罪于所有制。设想，对于一个企业的员工来说，董事长究竟是来自于政府任命，还是因为继承遗产，这有什么本质意义的区别？能够让他努力工作或者偷懒的，更多的是企业的考核与升职机会，而这与所有制并无区别。考虑到现在的多数公有制企业已经股份化，认为公有制与效率负相关的判断更难以成立。
撇开那些为公众所批评的垄断型企业，目前中国仍然有许多做得相当优秀的公有制企业，比如联想、海尔、中兴、伊利。很难认为，这其中的公有制成分构成了阻碍它们过去几十年高速成长的因素。
倒是有必要考察一下，私营企业主的边际储蓄倾向。在我做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在许多知名企业家的成长经历故事中，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如何节衣缩食，如何减省成本，最终如何成就一个白手起家的传奇。在这个白手起家的故事中，边际储蓄的倾向是极其高的。于是，我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中国企业家打拼经历中证明了这个道理：国富的根本途径是节俭。
我相信那些勤俭起家的故事的真实性，但是这些故事似乎并不能证明私营企业的边际储蓄倾向高于公有制企业。因为，反过来，我们也同样看到太多的暴富者挥霍无度，迅速衰败的故事。有数据指出，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经构成了全球第二大市场。
我有理由认定，私人企业主的边际储蓄倾向要远远低于同行业的公有制企业。当然，这句判断是在目前的所有制格局下才得以成立。上世纪80年代，公有制企业遍地皆是，它们按照劳动法中规中矩地生产，而且倾向于发奖金和福利。那时不用算可知，私人企业的边际储蓄倾向高于公有制企业。而且，私人企业在成本节约方面应该比公有制企业具有优势，因为节约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流进了私人企业主的口袋中。这里，我无意批评私人企业主的“残酷剥削”，那是道德和法律问题。不管血汗工厂是如何受到了何种攻击，在国际竞争的过程中，中国的私人企业毕竟为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不过，我怀疑那种通过节约成本而提高储蓄率的做法，仅仅只是在那些中小型企业中才可以成立。事实上，一旦成为大企业，具有董事会、职业经理人、监事会之类的复杂治理结构，私人企业能否仍然保持这样的节约能力值得探究。这并非对私人企业主的能力有怀疑，而是指的这种情况，一旦所有者与管理者分开，一切在公有制企业中所可能出现的问题，照样可能出现在私人企业。
企业一做大，私人企业主的边际储蓄倾向就会远远降低。除了少数企业家能够将不停歇地赚钱视为一种伟大的事业，大多数私人企业主做到一定程度，就更愿意过一种舒适的生活，只求守成，惧怕变动。而恰恰到了大企业，公有制企业有着比私人企业更大的动机去扩张。因为如果私人企业主投资失败，不仅赚不到钱，甚至原有的地位与财富也将随风而逝。在这个时候，私人企业主就会踌躇再三了。因为此时的投资，除了一些折旧率之外，一旦涉及到大项目，其成败已经不再是项目本身，更牵涉其个人的身家了。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似乎任何一个人随便投资什么都会赚钱，但现在，谁也不可能持这种信念。自打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投资有风险的观念相信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就跟边际效用递减，边际生产率递减，私人资本的边际储蓄倾向递减，完全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由于私人企业往往存在着一个继承的问题，这使得边际储蓄倾向递减的问题更为突出。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富不过三代”。这种现象，不论中西，概莫能外。富家子弟往往过惯纨绔生活，念完书后，顺理成章加入企业担任高层工作。虽然受教育水平大抵高过上代，但因为自小没有吃过苦，其储蓄意识远不如上代，加上闲余兴趣又多，其消费的范围与能力往往高于上代许多。因此，这使得富家每每衰败，守成者少，而推陈出新者更为罕见。而在这方面，公有制企业显然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因此，可以推断，在蕴含重大风险的投资方面，公有制企业的边际储蓄倾向要高出私人企业。
再回到储蓄率上。现在谈论储蓄率的流行观点都对高储蓄率感到不安，认为它挤占了消费，使消费不足。报上更耸人听闻地打上“高储蓄率灼伤中国经济”之类的标题。有些作者甚至引用美国的零储蓄率来证明中国人太抠。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在为如何降低高储蓄率出谋划策。众口铄金，在这个时候为高储蓄率辩护确实需要勇气。
但有必要强调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高积累决定高增长。在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中，假定资本收益率不变，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外生给定，则国民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唯一因素。这个模型极其简单，还有许多因素没有考虑在内，但确实存在。以后的索洛只是在某些方面作了修正，比如引进技术，从而使得改变了资本收益率。这里我们不去深究。世界银行仍然使用多马增长模型，不是没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