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所谓的美国制造体系的维系与生存，却似乎不能够做如此解释，虽然也曾有人试图用此种观念解释过。在当时的军工业中，对自动化的追求与其说降低了生产成本，毋宁说提高了成本，甚至其质量也有所下降，因为熟练工人的手艺要远远好过那些粗糙的半自动化设备：它们笨重，容易出故障，无法精细生产，而且需要投入更多的管理。研究者指出，许多在南北战争时期发明的新技术，只到19世纪末才达到盈亏平衡点——此时距它的发明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军火商对自动化的热情，这使得他们根本不是按照成本收益的经济估算来行事。在美国制造体系的起源之初是如此，在此后的每一次技术进步，也莫不是如此。一项对19世纪末木工业的研究中指出，“在自动化设备的热潮中”，制造商在他们的机器中大量采用机械动力进给，尽管熟练工人的手动进给“在成本与质量上”都远远优于前者。戴维？诺布尔对美国数控机床业的研究，则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事例。今天，美国追求国际防御体系和战区防御体系，在一些军事专家看来，无异于追求不可能的梦想，无论从作战效费，还是研制成本而言，目前似乎找不出要这么做的理由。可是美国人就这么做了，似乎义无反顾。技术史专家戴维？诺布尔指出：“创造美国制造体系的主要动机并不是经济的，而是军事的；推动这种新型制造方法的主要推动者并不是自我调节的市场，而是站在市场之外的美国陆军军械部。”
这些美国人，也够疯狂的了。美国的经济学天下无敌，将经济人理性发挥得不留任何一点余地，连伟大的政治事业、温情的爱情与婚姻，都给撕裂开，用冷冰冰的经济人理性来填充。但真到自己做事的时候，经济人理性便给抛在天外了。
好像有人说过，只有偏执狂才能够生存。莫非真的是这样？
暂时撇开美国的历史，我们来比较德国与苏联，发觉军工生产的作用其实奥妙无穷。
一战败后，德国面临着巨额的战争赔款。而不多时，上个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更给这个国家以巨大打击。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初，失业率高达33.4%，一个今天想都不敢想象的比率。但是没过几年，德国不仅大幅度降低了失业率，还在西方国家中以最高的速度实现了经济的增长。至1938年，德国的经济水平比危机前的1929年提高了25％，恢复速度远高于英、美、法。二战爆发之初，德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如果希特勒当时收手，不去攻击苏联与英国，今日世界的版图，恐怕得完全改观。
德国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大力发展军工。希特勒用“金融奇才”沙赫特博士的办法，用大发钞票的办法来重整军工。结果，军工生产成了“药引子”，没有多少时间就消灭了恐慌和失业。从国民收入的增长来看，这一办法的所得大大超过了当时军工的投入数。纳粹德国后来败亡，这种大办军工的办法为苏联学得。
苏联的备战要追溯到1926年的工业化。作为利用“一战”乱局革命成功的唯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和平建设带有超强的备战色彩。1928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苏联工业化的全面展开，1931年世界机器设备的出口总额有1/3是苏联购买的，次年更高达50％，这一年工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上升70.7％。1933年开始的“二五”计划建成工业企业4500个，工业总产值增加1.2倍，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苏联工业所以发展得如此之快，与它的军工投资分不开，二战前十三年，苏联累计国防开支1701亿卢布，只略低于1850亿卢布的工业投资总额。正是这种超强度的军工投入，才得以保证苏联最终扭转了苏德战争的进程，并最终成为战胜国。此后，苏联军工也跟随着苏联经济一同成长，到80年代之初，其经济规模与军工规模都约等于美国的六七成。遥想当年，苏联是何等风光，直到它解体前，苏联军事机器都压得西欧国家喘不过气来。甚至美国，也因此不得不在世界范围内退缩。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但若将红旗落地的原因归咎于苏联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这实在是冤枉。以斯坦福研究所、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研究结果而论，虽然数据略有差异，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间，苏联用于国防支出的金额约为70％左右（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比例更低，为50％左右），与同期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的比例相当。批评者谓苏联穷兵黩武，不如说苏联、美国都穷兵黩武才对，更何况，苏联并不比美国更穷兵黩武。看看今天的俄罗斯，它在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仍然是前苏联留下来的军工摊子。
军工引领的作用，在强国的身上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后来的史家们总以为军工经济过于庞大，会拖累国民经济。确实如此，但实在不怨军工，只怨那些没有利用好军工的决策者。更确切地说，怨失败者的军工科研体制。
德国与苏联通过军工尝到了甜头，但终究在利用军工一块却远逊于美国。所以两者后来输掉竞赛，固然有各种原因，其军工体制不如美国，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块。
美国发展军工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用军工技术引领民用，将军工用于民用生产。以跟踪控制技术而论，最早的跟踪控制技术是19世纪托马斯？布朗夏尔（Thomas Blanchard）发明的仿形切木车床，军械制造商用它来生产枪托。一旦将一部成品枪托作为原型，仿形车床就跟踪一个指针运动，并引导一个切削器具在工作件上复制出相同的断面。机器能够自动而准确地控制整个断面的切削过程，从而不必让机械工在工作中停下来检查切削是否精确。这种技术其实就是今天在大街小巷到处可见的电子配钥的原型，美国军械部率先资助，最终引发了自动跟踪技术在机床中的广泛应用。
早期美国军方的合同，还未明确树立美国的军工体制。只有在二战期间，美国特色的军工体制才得以树立。二战期间，当时范讷瓦？布什（Vannevar Bush）任科学研究开发局局长，主持战时的军事科技研究。这位布什曾任麻省理工学院的系主任，是雷神公司的创建者之一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董事。他不仅在科研方面硕果累累，更重要的是，他在军工科研合同的发放方面极力引向非政府机构，包括各个私人企业和大学。在1940年，政府科研项目的70％都是由政府科研机构来实施，而到了1944年，70％的科研项目都是由非政府机构来完成——其中私人企业占50％，大学人员机构占20％。此时，政府用于研究上的支出高达7亿美元，是1938年的10倍。更重要的是，美国已经牢牢确立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科研体制，其中允许科研合同的承包者可以拥有此种专利，也就是说，可以自由利用此种军事技术应用于民用工业方面。这一私人机构承包军工科研合同的体制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奠定了当代美国新经济的基础。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与前苏联对比一下。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的科研实力与美国相比，弱不到哪里去，有些方面还领先一步。加加林成为太空第一人，可以说让美国人受到强烈震撼。美国与苏联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用高强度的政府资金来维持军工科研。但是由于苏联经济体制中不存在市场，科研机构不存在将军工科研成果转化为民用的动力。而一旦国家财政紧张，削减拨款，科研项目就得滞后或下马。但在美国的体制下，政府资助私人企业和大学的结果是，各种各样的新技术迅速扩散到经济中的各个产业，并涌现了一大批军民两栖企业，IBM、通用电气、波音公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企业一方面拿着政府的军工合同来从事研发，同时又将这些科研成果转化为民用，可谓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正是在这样的科研体制下，各种高科技应用在二战后迅速爆发，引发了新技术革命。当代在新经济中出尽风头的大公司未必都最初起源于政府的军工科研，但或多或少都与美国的军工科研合同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
顺便说一下，允许政府的资助科研成果为私人拥有专利，确实是大胆。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似乎是侵吞国有资产。如果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这是极不合理的。但是历史似乎从来不那么为公平着想，偏生这种专利体系对于后来的新技术革命有着莫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如果美国军方将专利权紧紧锁在自己的抽屉里的话，现在世界有没有新经济，有没有互联网，还大可以怀疑。想当初，IBM还认为全世界对计算机需求量只有5台呢。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将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基础合为一块儿，成为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将一个国家民用工业基础奠定在一个杀人武器的生产行当上，看上去似乎有些荒谬，但历史就是如此。因为美国从军工中尝到的甜头大了，深得其中三味，而不会像德国与苏联这般着眼于短期的军工利益。
由此可见，发展军工并没有错。那些因为所谓穷兵黩武而败下阵来的国家，错的不是发展军工与技术，而是发展军工技术的方式。美国人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确有它的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