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先不妨脱开身，讨论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那就市场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按照一个传统的说法，市场的自发运行将导致促进技术的进步。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采用新技术——它通常自动化程度高，并且有助于大规模生产——的厂商由于具有成本上的因素，以更低的价格与更好的质量来提供产品，从而击败那些在技术上固步自封的厂家。这样做的时候，技术的进步与福利的改进相辅相成，实现人类进步。
如此，从制度来看，人类的进步依靠于市场的运转。但是，美国的事例告诉我们，这种相信技术会自动进步的观念未免太幼稚了。如果没有军方的推动，那些新技术似乎极难以形成一种击败旧技术的力量。在纯粹的市场机制下，所谓的创新可能早就被市场扼杀掉。所谓自动化成本愈高，从而带来大规模生产的低成本，与其说是一种事实，毋宁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就跟民主必然会带来高效、廉洁与平等一样。如果没有政府与军方，那些新技术早已湮没无闻。
由此联想到古代中国。四大发明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国却没有掀起任何实质意义的变化。为什么这些技术引起工业革命，为什么中国人宁可不采用可以降低劳动消耗的技术，而宁可尽可能多地使用人工的简单工具？布罗代尔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劳动力丰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低，企业主使用简单工具而具有价格优势。因为劳动力的过于廉价而使得先进工具没有用武之地，这似乎不能怨谁。但既然所谓美国制造体系也是在同样的情况下——新技术的高额成本——得以诞生，那么，我们只能怨中国政府没有尽到推动工业化、奖励先进技术之责了。
如果说，在工业化之前和之初，技术创新更多只是一个单个人的行为。到了21世纪，真正重要的技术发明已经不再是单个人所能够实施的，其成本也不再是单个企业所能承受的，国家更应当承担起组织科研，承担相关成本的任务。
曾看到一篇文章，分析中国合成牛胰岛素与西方的同类研究的比较。那文字里说明的是，中国所以合成是因为举全国之力来做，而西方只是凭几个研究者独立地完成。字里行间，似乎中国胜之不武。其实这恰恰证明了中国科技组织的优点。一个落后国家不如此去赶超，又如何去实现崛起？更何况，现代的科技研究，都是以大规模的项目组织来完成。要想独立自主地联合而完成宇宙飞船的研制，你去试试看？也许还真做得成，其组织成本不知得高到几许，而时间可能在几百年后吧。只可惜，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的权利。当年英国纺织业资本家通过剥削童工而打垮中国和印度的土布产业，何不去谴责一番呢？即使道义得胜，又能怎样？恐怕也无法改变事实了。一些中国人盲目地崇拜西方与市场，竟至于此！
人类前进的历史，绝不是由市场独自完成的。而这其中政治组织的作用，绝不可以低估。
讨论了一些抽象的判断，让我们再回到美国。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结构比任何外部偶然的事件更深刻、更稳定地决定着政治。我看不出这一判断有什么错误，虽然在具体的事例上总是存在着反例。美国能够一直这样坚持它的军工体制与好战倾向，就是因为它内部有一个强大的利益，即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1961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说中提出这个概念时，仅仅指国防部与军工企业的联合体。现在它已经演变成一个由军事部门、军工企业、部分国会议员和国防科研机构所组成的庞大的利益集团，它有200多万军事人员、100余家军工企业、几十个科研机构，影响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军队要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更高的待遇，军工企业要更多的订单，科研机构要更多的科研经费，一些国会议员想让他选区内的军事基地和军工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获选票，正是以靠发战争之财为共同的目的，使这些利益集团走到了一起。军工复合体的存在与继续扩展，已经构成美国经济结构中最稳定的力量。
二战期间，美国军事工业发展成美国经济的主导力量，一些高科技制造业，如飞机、电子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如1939年，飞机制造和相关零部件（机身、发动机和各种配件）的生产工人只有6.3万人。在战争期间，就业人数达到创纪录的顶峰，为13万多人。而电子工业在战争期间的销售额比战前几乎增加了20倍，就业人数则增加了4倍。战后，除电子工业外（电子工业所以能够繁荣，也与美国军方对雷达的庞大需求有关），几乎所有军事工业都处于回落状态，而美国经济由于受军事工业影响过深，也步入一个艰难的时期。朝鲜战争以及冷战的登场激活了美国的军工产业，让美国经济再度繁荣起来。
从那时到现在，虽然世界大战并没有发生，但局部战争从来不断，而且几乎世界上绝大多数战争都有美军的身影，从朝鲜、越南，再到海地、利比亚、巴拿马、格林纳达，到海湾战争、科索沃、阿富汗，又到伊拉克。在一个整天宣传民主和平论的国家里，出兵几乎成为吃饭穿衣一般常见。除了这些实战的操练，预防世界大战——它的目标，不言而喻针对的必然是世界大国——的借口更被军工复合体挂在嘴边，推动着美国军费的节节看涨，也促使着美国军事工业的一波波扩张升级。当然，假想的大战未必总能让人心服口服，而现实的战争才真正是军工的福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属于美国纳税人买单的经济增长。至于几十年来小规模武装冲突不断，更让美国军工可以满世界地推销军火。
冷战结束后，一个流行的观点以为，世界将可以逐步裁减军备，人们从此就可以永享“和平红利”。但是，过去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美国政府的军事扩张行动让这种论调彻底破产。军工复合体的力量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远为强大。从海湾战争、波黑战争，到最近的反恐、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哪一处不是美国军事力量的杰作，而哪一次不让军工复合体吃个盆满钵满。军工复合体已经主宰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使它服从于一己之私利。当前正处于漩涡当中的伊朗核危机，不过是一个现成的借口。
撇开种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战争已经成为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谋生手段。如果天下太平，这个嗜血动物将无法生存。因此，如果没有战争，也必须制造战争。如果没有威胁，也必须制造威胁。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威尔逊说，对通用电气公司有利的，对美国也有利。再没有比这个军工巨头的话更真实的了。战争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内生因素。华尔街的繁荣，是建立在其他国家的血泪之上的。
如果仅仅将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影响限于美国的防务政策，那未免小觑了它。军事工业影响已经深入美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经济上，美国西部经济在二战后繁荣，就得益于军事工业。政治上军工复合体对美国政治尤其是防务政策的操控，固不待言。就是意识形态与文化业，也不例外。好莱坞，也被印上军工的烙印。如果说早年好莱坞最成功的类型片是西部片的话，现在，好莱坞已经不再讲求开拓殖民时期的单打独斗，而以全面推销高科技战争场面的科幻片当做自己的旗帜。而更重要的是，军事工业确立了美国的新经济模式。
如果说，在二战以前，美国工业是以福特公司的大规模生产作为其基本特征的话，二战后，美国的工业模式已经被军事工业彻底改观。今天被新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温特制（微软和英特尔公司联合垄断的经济模式和企业制度）已经取代了原有的经济模式。
如此，新经济的起源可以描述为军工复合体通过自身对政府的控制，将公共资金围绕着军事科技目标投入高强度的研发，然后在此基础上将军事高科技转为民用，以此带动大规模的相关民用科技研发。而在军转民的过程中，军工复合体及其相关的民用企业借助知识产权以及相关的企业体制（比如微软与英特尔联盟）实现市场的垄断，从而维持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垄断地位，并实现美国经济的高度繁荣。二战后核电工业、民用客机、计算机产业、软件产业，当今美国任何一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民用产业，无不与美国的军事工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新科技革命以及由此诞生或壮大的IBM、微软和英特尔等高科技公司更是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推向了顶峰。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和军工经济并不是一种与美国社会相对立的力量，而是构成美国社会的主体力量。以微软、英特尔、google等民用企业执掌世界新经济的牛耳，但若无美国政府几十年高强度的科研投入以及美国较为开放的军工科研体制，新经济也无法演进到这一步。今天虽然一些民用企业占尽风头，而且研发投入似乎也居高不下，其实背后都有五角大楼的影子。IBM号称每年的研发费用达几十亿美元，手头没有资料可以分析。但我可以打赌，其中必然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来源于美国国防部。
虽然新经济的主体是一种民用经济，但其发动机却是那嗜血的军事工业及其相关的科研。军工复合体已经构成了美国经济的发动机，美国自身已经无法熄停。如果削减军费，美国经济便失去了高科技研发的根本动力，甚至有可能一蹶不振。
从故事的讲述过程不时跳出来讨论一些一般性的问题，似乎在文气上有些不甚通畅。但没有办法，因为抽象地就概念讨论概念往往没几人爱听。而这些概念却极其重要，它们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就以利益集团来说吧。最近几年来，利益集团这个概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文里面。当我们使用利益集团的时候，语气里就自然而然地带有一种贬义，只仿佛这个集团利用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与优势而从公众那里夺走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仅如此，利益集团不但在道义上受人鄙弃，而且还有诸多可恶之处，最大的问题就是阻碍技术与社会的进步。在后面这个问题上，已经不仅仅是人们的直觉，而且有奥尔森等学者的理论为之张目。
上述这种不甚准确的概括很能说明国人的心态。但这些表述一来不准确，二来也不正确。因为利益集团是普遍存在的，既然有利益集团得利，也自然有另外的利益集团损失利益。既然有阻碍进步的利益集团，自然也就有推动进步的利益集团。一棍子打死所有的利益集团实不可取。
批评者可能会修正其饰词，而将其批判的对象改为：既得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既得”与“垄断”两字加于其上，这两类集团的历史退步和与公众为敌的性质就更为突出。但是我仍然怀疑这种立场。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美国军工复合体，这显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有权势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但可惜却为美国的扩张起了最大的作用。虽然在道义上，我们无法找到为这个集团辩护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