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去长隆欢乐世界旅游。
这是雾气沉沉的早上，我和丈夫走在“官厅”旁边的巷道里。我们遇见一只老鼠和一只猫，那只猫我们喊它“黑眼睛”——我写了一篇关于“黑眼睛”的小说——那只耗子我们称它为金格先生。它们对立站在巷道两边，它们之间隔着雾。我和丈夫之间也隔着雾。现在这天气越来越坏，雾气把每个人都隔开了。我睁大眼睛，发现眼睫毛粘着雾水，把我的眼皮压得快要掉下去。但我的眼力还不算太坏，我看见他的胡子这一天刮得非常干净，搭配上我前几天给他购买的雅戈尔保暖衬衫，看着还蛮清爽的。这一天他一点也不像个工人，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看上去书生味十足。
我来东莞三年，三年来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散步，唯一没有和他一起走这条他每天必走的上班之路。这条路他走了七年，每天一个来回。路上有个墓园，修得清静雅致，他每天要穿过这片墓园去上班。这条路不算长，可是每天走也不短。我气喘吁吁跟在他后面。
经过那片墓园时，我把目光锁在脚下，心里凉飕飕的。但我还是鼓起勇气看了一眼这片墓园，树林下摆满了罐子，一个挨着一个，这地方和我想象的样子相同，风景虽好但荒草萋萋。也许它本来就应该荒草萋萋。一个中年男子甩着胳膊在墓园的台阶上上下下锻炼身体。我猜他每天都来，因为他上下台阶的脚步娴熟，好像那儿的每一颗石子他都知道怎么避让。
我们离开了那片墓园，它在我们身后很远了。我扭头看了一眼，那中年男子还在墓园的台阶上跳来跳去，我收起心情，也投入到这次旅游的状态中去。
我们到了厂区门口。我第一次看见他上班的地方。门口已经站了不少他的同事。他们像过节一样高兴，有人手中端着一碗街边买的炒面，站在旅游大巴旁边吃得津津有味。灰尘就在这所厂房的旁边飞扬，那儿正在修路。往常我在夜市上看见他们都穿着蓝衣服，有些疲惫但又无限轻松的模样走在街上，或者坐在哪个烧烤摊喝啤酒。
“嫂子。”他们之中有人这样喊我。有人咧嘴笑一下，表示招呼。
我认识的那个四川老乡端着面条在一棵树下吃，他头也不抬，有点狼吞虎咽。他知道我在写东西，有一次他跟我说，要和我讲一讲他的往事，但希望我尽量给他写得帅气潇洒，因为他还打算找个人结婚。他前一段婚姻破裂了，家中有个留守儿童。三年来我在他的腾讯空间看见三条类似的“说说”：明天儿子6岁生日，可惜我不在家，祝他生日快乐，儿子，爸爸这辈子对不住你。
他今天穿着休闲黑西装，吃完那碗炒面之后看上去风度翩翩，很有几分潇洒之相。他好像没有看见我。我坐在旅游大巴上，隔着一道雾蒙蒙的窗玻璃。
我在车上等着我丈夫的同事们，他们还在不断赶来的路上。这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工业区，不断有人来上班。与我丈夫上班的厂子挨着就是另一家厂，差不多全是女工，她们下穿不太合身的灰白裤子，上穿蓝色工作服，等她们把自行车停好以后，就从塑料袋拿出蓝色的帽子往头上戴去。这时候她们看上去身材肥大，面无表情。她们经过那道厂门，稍稍停一下脚步，不用抬头地将手中的上班卡照到那个机器前。
“都到齐了吗？”有人上车点名。
车子开动了。
途中，导游给每个人发了一瓶矿泉水和一顶蓝帽子。这帽子和刚才那些上班的女工戴的帽子差不多，无非是前面印了这家旅游公司的名字。
他们之中大多人把帽子戴了起来，我顺着过道望过去，全是帽子，虽然不是很壮观，但这么多帽子看上去也很惹眼，那帽子下的每一张脸都笑眯眯的。他们有些人在高声说话，有些在听导游从那支破响的喇叭里发出的声音。
我睡着了一会子。等我醒来已经到了景点。太阳已经出来，雾气没有之前那么浓。所有人都下了车，蓝帽子走到广场上，手中都拿着免费矿泉水。
他们在景点门前拉开一条公司准备的横幅，前面是公司名字，后面是某景区一日游。所有的蓝帽子都站到那横幅后面去了，他们抬头挺胸，阳光照亮了帽子也照亮了帽子下面的笑脸。
这是个近期大力宣传的景点，里面花花草草，桌子椅子，踩高跷，十环过山车，剧场等等，专等着这些蓝帽子前来享受。
一进景区，帽子们就走散了。不过是三五成群地走散。我和丈夫时不时看见几个帽子，那帽子已经不戴在头上了，全部挂在他们随身带来的背包带子上。一个包上挂好几个人的帽子。这些不戴帽子的人因为不穿厂服的缘故，精神抖擞，声音响亮。我不认识他们，但我只要见到别在他们身上的蓝帽子就知道他们来自哪里。那些帽子是他们的标志。就像我的肤色是我来自大山的标志。我看见一两个蓝帽子就赶紧跟丈夫说，看，你的亲戚。
蓝帽子们只用了一个上午就把这个景区设计的游戏玩得差不多了。我跟着他们到了十环过山车脚下，看见他们把帽子压进裤兜或托给别人，然后坐上那架过山车，在空中大喊。他们大喊的声音从空中轨道掉进我的耳朵，有些人声音苍老，像在夜市上匆忙喝下去的啤酒的咕嘟声，有些人声音还算年轻，但音色断断续续，像常年熬夜加班时发出的疲惫叹息。
我想听一听我丈夫在过山车上发出的大喊，他虽然之前在诗歌中大喊过，但那些声音的力度穿透了纸张却没有被更多人听到，他是内敛又信心不足的人，他的诗歌的喊声只让自己一个人听。这就像我当年在山间放羊，我大概想让山外的人听到我的声音，所以趁有风的时候就会站在那些悬崖上大喊，可是听到我声音的从来就只有羊群，而且我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又不想喊给他听了。我丈夫大概也不想喊了。这十多年他终日上班，想在诗歌中呼喊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了。我想今天他是游客，这个日子是专门让他来大喊的，于是我怂恿他去坐过山车，像这个城市众多的青年那样用最疯狂的速度把声音从胸腔里喊出来。那些轨道上发出来的声音的故事，是可以让轨道下面倾听的人有所感触的。至少我会有感触。我是一个晕车的人，我害怕过山车的速度，所以我没有这个机会到高空去大喊。我想他可以替我实现这个愿望。可是他没有坐到过山车上，他在那里傻乎乎排了一会子队，快到他时竟然拎着那顶蓝帽子回来了。
“为什么不坐呢？”我问他。
“算啦。”他仰头望着空中轨道。
后来他去坐了摩托过山车。这也是我怂恿的结果。我站在那轨道旁边的地方认真听他的声音，可什么也没有听见。我无法在众多的声音里辨别他的声音，就像他们一旦戴上蓝帽子，所有人的面孔就都是一个样子。
很快他从另一个出口下来了。走路有点眩晕的样子，但情绪高涨，脸上还挂着摩托过山车上留下来的紧张感。
“太快了！比十环过山车还快！”他声音比之前高两倍。
“你喊了吗？”
“喊啦！这么快的速度，不喊出来心里会难受。”
这么快的速度……我联想到青春的速度，十多年如过山车一样的速度。他回忆给我的他年少时候的样子，那时不像现在胡子拉碴，那时一天上十二小时夜班真不算什么事情。
我们找了一张石桌子坐下，在那里说了很久关于摩托过山车的速度和那途中的呼喊。
午饭时间，所有的蓝帽子又聚集在一起了。他们拿着旅游公司提供的免费餐券去打饭。饭盒里有几片莲花白，一块鸡肉，一根火腿肠和几块油煎土豆。他们一致夸赞那盒饭的味道比食堂厨师的手艺好。
到下午四点半，这场旅行就到了尾声。所有的蓝帽子都走出了这道景区大门，我也跟着走了出来。我看见他们之中有些人还很怀念，不停地回头看那景区里面正开着的鲜花。我突然觉得，那些鲜花就像他们的青春年华，在那高大的门墙内茂盛地开着，可是他们必须离开，谁也不是这鲜花永远的主人。
我们回来时天已黑尽。旅游公司分给我的帽子被我忘在车上，只有丈夫还戴着他那顶帽子回到房间。他将它与工作服放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