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北京的周老三建人一度心情不佳而愁眉苦脸，跟充满温馨欢愉的大家庭气氛有些不相合。两位哥哥哎，你们忙上班忙教书忙著述忙出名，也忙忙我呀。是你们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我因此辞了工作。如今，你们总要为我想想吧。咱兄弟永不分离不分彼此，我不反对，赞成，但让我无所事事地吃现成饭？我不干。我要工作。
找工作？无文凭，无学历，无工作经验，你去找找看，能找到什么体面又挣钱的工作？
三缺一，不行，何况周建人只有工作经验，三缺二，更不行。
大哥苦口婆心，三弟啊，别急着找工作，家里开支有我和你二哥呢，没问题。你老早不是就想读书吗，你不是一直遗憾当初没有上大学吗，不如趁现在无牵无挂没有生活负担，去找个学校读读书吧。
不错，这是个好主意。
到学校读书，并不一定非要考试入学做注册学生。旁听，一样可以学到你想学的东西。三十多岁的周建人不可能重走复习迎考的老路，他理智地选择了旁听。
到哪儿听？北大。有一个哥在北大当教授，去当个旁听生还不是轻而易举。
听什么？他原先自学的是植物学，属于自然科学。现在看来，中国教育的弊端之一就是学理工的写不出锦绣文章也不懂艺术，学文艺的又少了一份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了一定自然科学基础的周建人，聪明地选择了旁听社会学和哲学课程。哲学教授是谁？胡适。
他读书读得高兴，他老婆芳子不乐意了。她抱怨，你读那书，有什么用，是能当饭吃，还是能生出钱来。他说，眼光不要那么短浅嘛，多读点儿书，将来总是有好处的。芳子完全不认同。可那是将来，现在呢，你要明白，你是有家有口的人，要养老婆孩子，白读书你拿什么养，我们一家人总不能一辈子吃哥的喝哥的吧，你好意思，我还不好意思呢。
芳子头发长见识短吗？不，她这么说反而是一种自尊的表现。所谓大家庭生活不分彼此，并不是说有人挣钱有人白花，而是大家挣钱大家花。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盆里喝汤，但还是国中有国、家中有家——大家中有小家的。真正的一家人，还是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对于芳子而言，她的家，是她和丈夫和孩子组成的；她理所当然依靠的还是丈夫，而不是丈夫的哥。
周建人理解芳子，吃闲饭的他又何尝心安理得呢。唉，那不是一时没办法嘛。我想多读点儿书，能多写点文章，既挣了稿费，又为日后找工作积累些资本。
对于小弟的心思，智慧的两个哥哥不可能察觉不到。他们能做的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拉他一把。
三弟，你既然在北大旁听了社会学，不如在这方面找些课题研究研究，如何？好啊，哥哥们帮忙拿个主意。妇女问题吧，怎么样？
在家里，三兄弟讨论过妇女问题。他们在绍兴老家，看多了妇女们的不幸遭遇，仅身边这样的女人，就有继奶奶蒋氏、潘庶祖母和表姐妹们。最亲近也最典型的莫过于朱安了。这个方面，他们要说的话很多。
周作人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写过关于妇女选举权问题的文章，回国后还翻译过日本作家写的《贞操论》，引发过大讨论。鲁迅紧随其后，写了《我之节烈观》加以响应。北京的“妇女问题研究会”，就是周作人和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的。既然决定研究妇女问题，周建人也加入了这个研究会。
当然，在研究会是拿不到工资的。对周建人来说，想养家就得多写稿。“写稿”包括原创和翻译。他翻译了一篇短篇小说《犹太人》，拿去给哥哥们校阅。周作人负责校世界语译，鲁迅负责校德语译。忙了三四校，最后由周作人个人署名为这篇译作写了“附记”，这才得以在《小说月报》12卷9号上发表了出来。
两个哥哥对小弟，鼎力相助。
看《犹太人》变铅字的过程就可以发现，发表一篇文章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想养活妻儿老小，更是奢望。
可怜的周建人就是如此。
其实三兄弟中最先拿工资的就是周建人，他早已适应靠工资生活，也过惯了自食其力的日子。如今，他手无半毛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换作别人可能会偷着乐，可他不行，强烈的自尊不允许。
早年在老家时，为了照顾母亲照顾家，他听从了哥哥们的安排，放弃了出外读书的机会，可以说，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现在，为了哥哥们永不分离不分彼此的大家庭生活理想，他又放弃了自己得心应手的工作，来北京过所谓大家庭生活。可以说，他又牺牲了一次。
吃饭不说，家里反正是二嫂当家，饭食由她负责，可给自己买件衣服，给老婆买个头花，给孩子买只玩具，甚至在外应酬、偶尔叫个黄包车、在路边摊吃碗豆花等等，三十出头的他都得向掌管着经济大权的二嫂伸手要钱。
我是男人哎！
是啊，这让一个男人，一个有强烈自尊心的男人如何受得了。何况三个兄弟三个小家，大哥家人口最少，只两人；二哥家人口最多，两个大人外带三个小孩；他家次之，两个大人外带两个小孩（那时，老三还在他妈肚子里）。虽然他家比二哥家少一人，但问题是，二哥挣钱呀，挣得还不少，他挣钱给他老婆孩子花，谁能有意见？而他呢，一个子儿不挣，还养了那么些孩子，谁知会不会有人在背后说闲话？
对于三弟一家吃闲饭，大哥二哥都不会有意见。他们难道还会忘了“挣钱大家花永远不分家”的诺言吗？不会的。大嫂朱安不问事，当然也不会说三道四。何况她在周家尴尬的地位，也不容许她指手画脚。那么，当家的二嫂呢？信子即使有微词，也不会多说什么。为什么？弟妇芳子是她的亲妹妹。那三个孩子，说起来是她丈夫的亲侄，其实也是她的亲外甥。
周作人会说，我养我亲弟亲侄，我愿意。
信子也会说，我拿老公的钱养我亲妹亲外甥，我乐意。
可是别人不说，自己的老婆会说，自己的自尊心会说。
有一天，信子、芳子相约带孩子们出去郊游。周建人以为也带他去，开心地跟着。女人、孩子都上了车，他刚迈脚准备也上车，坐在车里的老婆芳子冷冷地给了他一句：“你也要去吗？”
什么意思？他一只脚悬在半空。跨上去？收回来？像美尼尔综合症突然爆发，一阵眩晕让他的意识短暂丧失。
芳子的意思大概是：姐姐她带我和孩子们去玩儿，你个男人跟着做什么，不花钱吗？你有钱吗？——她越来越不能忍受老公的赋闲了。有哪个女人能忍受呢。尽管大伯二伯姐姐愿意养他们，可她还是不能忍受丈夫闲在家里。
芳子的要求其实不算过分。她不过是想让老公真正承担起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过上男主外女主内的平凡生活罢了。
周家如果不死守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各人结婚成家后早早分家单过，那么，周建人就不会有在北京的尴尬生活。本来他尽可以在家乡过一种有男人尊严的生活，可是生活往往是单向的，他回不到故乡生活了。他去央求哥哥设法替他谋职。
小弟有求，大哥自然尽力，他托了蔡元培。
